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1974）
第三章 斯大林在集体化和工业化时期的错误
弗·伊·列宁不止一次指出，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巨大困难和在这项事业中犯各种错误及缺点的不可避免性。这不仅是因为我国落后和缺乏足够数量的有文化的人才，而在更大的程度上因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还没有探明，必须沿着一条新的没有人走过的道路前进。
这一切必须在分析集体化和工业化的成绩和缺点时考虑到，特别是在分析这些根本性革命改造的最初时期。从事如此复杂的事业，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能使我们不去最认真地研究所有的错误和歪曲。还应该指出，到二十年代末期在党内已相当巩固了自己地位的斯大林的领导不是有助于避免和改正所犯的错误。恰恰相反。热衷于命令主义、暴力和用压服代替说服，在解决复杂的政治问题时的简单化和机械化；经验主义和不善于预见这样或那样行为的后果；粗暴和过分虚荣——斯大林的这一切品质使我国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这些已经极为复杂的问题就更难以解决。
简单地回顾一下斯大林在集体化和工业化时期的歪曲和错误，对理解斯大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及以后年代的对内政策是有极大意义的。
一、农业集体化的前提
众所周知，二十年代后半期苏联工农业发展中发生了明显的比例失调。国家工业化的开始、城市的扩大和居民的增加，外贸的活跃——这一切都需要大量的商品粮。然而，国家粮食征购增长得很缓慢，远远落后于许多其它农产品。到1927年农业总产值比起革命前总产值最高的1913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但是这一增长主要是靠畜牧产品和技术作物。至于粮食作物，不论是耕作面积还是总产值都未达到战前水平。尤其急剧下降的是商品粮的生产。如果说1909—1913年间商品粮平均年产量是十亿一千八百万普特，[1]那么1923—1927年间这个数字降到五亿一千四百万普特。[2]
造成商品粮的这种状况有很多原因。例如，过低的粮食征购价格，使粮食经济的发展得不到刺激。如果说1926—1927年畜牧产品征购价格指数为百分之一百七十八（1913年为百分之百），技术作物为百分之一百四十六，那么粮食征购价格指数仅达到百分之八十九。[3]
但是，问题显然不仅仅在于征购价格。粮食这一基本农作物征购价格的提高又要求大大扩大农民所需要的各种商品的供应量。农民所需要的不是钱，而是用这些钱可以购买的消费品和机器。当时国家的工业生产还不能消灭城乡的商品匮缺。
我国十月革命后形成的新的农业结构也阻碍了商品粮生产的迅速发展。第一，地主经济——不久前还是商品粮的主要供给者——被消灭了。富农经济在革命和内战期间也大大削弱了，而他们以前也向市场提供大量的商品粮。十月革命后，中农和贫农的小农经济成了粮食、包括商品粮的主要生产者。到二十年代末这些农户生产了四十亿普特的粮食，而革命前是二十五亿普特。但是，这些农户提供的商品粮不多——总共只有四亿四千万普特（商品率仅为百分之十一）。这主要地也造成我国粮食战线的巨大困难。
当然，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最初时期就可以预料到这一切困难。不管怎样，列宁在1921—1922年清楚地看到出现这类困难的必然性，因此他极其明确地提出了克服这些困难的途径。
列宁首先指出，必须全力帮助贫农和中农的个体经济，使它能发挥潜在的力量。在农村实行新经济政策第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正是在于支持贫农和中农经济的生产活动。
但是，也不能忽视富农经济。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初期，富农生产有些加强和发展，这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没有什么威胁。因此，“新”反对派和“联合”反对派由于农村富农的一些发展而发出的那些不安的，甚至有时是惊慌失措的叫嚣大部分是没有根据的。列宁多次指出，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年内我国农村的灾难并不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而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还不够。内战结束并转到新经济政策后，正是列宁马上提出把提高农业生产作为主要任务。与此同时，他还建议在这一阶段内全力支持勤奋农民的生产主动性。由于国内缺粮，而农民的生产合作社刚刚迈出了第一步，所以有必要不仅鼓励贫农和中农，而且也鼓励富农生产商品粮。这时列宁认为，甚至可以因増产而奖励富农。当然，列宁所说的奖励富农不是给他们生产资料，而是奖励生活必需品和家庭日常用具。[4]
理所当然，这个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初期是完全正确的政策不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的长期的基本政策。在苏维埃、国家中，如果把农业发展的长期计划建立在发展富农生产的基础上，那是不对的。不能一方面在城市里提倡发展社会主义工业，而另一方面在农村里却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富农显然是社会主义的敌人，所以无产阶级专政同这最后一个剥削阶级的妥协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只是暂时的。因此毫不奇怪，列宁认为，共产党在农村比较长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包括生产合作社。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发展合作社等于发展社会主义。列宁写道：“农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是，必须稳固地保证它能进一步过渡，而进一步过渡就必然使利益最小的、最落后的、细小的、孤立的农民经济逐渐联合起来，组织成公共的大规模的农业经济。”[5]
但是列宁懂得，在原沙皇俄国实现农业集体化是异常艰巨的，所以他的合作化计划并不是打算通过发动一次短期运动来解决，而是通过长期的紧张的劳动，以提高农村的识字水平和文化水平，生产农业机器和拖拉机，逐渐训练农民从事共同的农业生产。列宁于1923年在他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写道：“但是，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个个参加合作社，还须经过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但这终究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如果不经过这一历史时代，不作到人人识字，没有足够的理解能力，没有充分教会居民利用书报，没有这一切物质基础，没有相当的保障，如防荒、防饥等的保障，——没有以上这些条件，我们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6]
当然，认为列宁的合作化计划是一个指出了合作化的确切时间和形式的详细计划，那是不对的。列宁仅仅指出了农业改造的总的方向和原则。其它一切问题要靠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来解决。至于所谓“列宁的党的总路线”也是如此。而斯大林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则是完全歪曲的。其实列宁任何时候都没有想到要为将来描绘什么完全定形的路线，稍稍偏离这条路线便是“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倾向。赫伯特·威尔斯[7]同列宁会见后正确指出：“列宁以极坦率的态度（他这种坦率有时使他的拥护者都大为震惊）不久前逐散了人们最后的幻想，即认为俄国革命是一种什么和进入不断摸索的时代不一样的东西。那些肩负消灭资本主义艰巨任务的人应该明白，今后他们不得不试探一个又一个方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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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关于发展个体经济和合作化农民经济的指示是我党农村政策的基础。但是在前所未有的破产和疲惫的条件下，当需要党不仅表现坚定性，而且要表现最大的灵活性时，实现列宁所拟定的计划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事情。
大家知道，遭到两次战争破坏的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首先是从农业开始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同托洛茨基提出的关于建立“工业专政”的口号相反，它强调指出，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当前阶段正是发展农业是对我国整个经济具有首要的意义。可是就在1923年农业的发展遇到了一系列的严重障碍。
事情就在于农民经济当时还几乎没有什么积累，农村能够支配的剩余农产品是寥寥无几的。但另一方面，销售给农民的工业品的成本和价格都是很高的。所以工业虽然很薄弱，可是国内出现了销售危机，使商品过剩，而这又多次引起一些工业企业停产，职工工资发不出去以至引起罢工。为了阻止普遍的经济危机，需要立即采取一系列能够减轻农民困难的措施。这样的措施实行了。农村所需要的许多工业品的价格降下来了，另外，一系列农产品的价格提高了。在农村中实行了低廉信贷制度，特别是对贫农和中农。富农经济也获得了取得信贷和机器（排在第二位的）的机会。最后，于1925年根据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的建议“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力”通过了关于扩大雇用农业工人权利和扩大租用国家和农民土地权利的法令。这一法令被农村富裕阶层广为应用，使富农和富裕中农有可能大大扩大招用雇工和租用国家和农民的土地。这一法令在某种意义上也有利于贫农，因为它使雇工合法化（1925年以前实际上也广为实行），使雇佣条件有可能受到监督。
在实行以上措施后，消除了销售危机和商品过剩的情况，在发展农业和工业间开始出现一定的平衡。但这一平衡保持的时间不长。就在1925—1926年期间我国国民经济又开始出现新的严重比例失调，但这次来自另外一个方面。事情是这样的。发展农业的各项措施当然要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可能性及工业发展的可能性和要求相符合。没有工业的一定发展，也不可能有多少是长久的和巩固跑农业的发展。可惜的是，在二十年代中期发展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正确和恰当的比例没有得到应有的实现。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议就整个来说继续执行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正确政策，但于1925—1927年推行了一系列虽然符合于新经济政策精神的措施，但不久后的实践表明这些措施是不够适宜的。
例如，当时通过了降低统一农业税的决定。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说为了减轻农业积累过程”必须把统一农业税降到二亿八千万卢布。
实际上农业税在1925—1926经济年度从三亿一千二百九十一万四千卢布降到二亿四千四百八十二万二千卢布。诚然，富农的税收这时降的不多——只有一百万卢布。从中得到好处最多的是中农——他们的税收少了六千万卢布。[9]但是很明显，在1926—1927丰收年期间税收的降低无害于中农，特别是有利于富裕中农，而且对富农也有好处，他们的农产品剩余数量很明显地增加了。
统一农业税的降低和农民购买力水平的提高是同时发生的。根据我们计划和财政机构的统计：农民的购买力水平从1923—1924年的十六亿一千八百万赤卢布[10]提高到1925—1926年的二十五亿九千万赤卢布。如果说1923—1924年交纳农业税的比例占农户购买力的百分之十六点八，那么到1925—1926年只占了百分之十点八。[11]如果如此迅速提高的购买力水平有与之相适应的同样迅速増长的农村所需要的工业品的生产，那么只能说这是好事。
就在这些年代，工业品的零售和批发价格又一次大大降下来了。而这次降价发生在越来越扩大的商品荒的情况下，而不是在商品过剩情况下，这使整个形势和过去有本质区别。第一，在商品匮缺的条件下降低零售价格时常是无法实现的，因为这会使农村消费者无从得到商品。另一方面，批发价格的降低又使工业企业利润下降。在商品荒情况下降低批发价格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批发和零售价格剪刀差的扩大，这就使私商发财致富，因为1927年期间他们手里还掌握了至少是百分之四十的零售商品的流转。[12]
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工业应供给农民比资本主义价格更便宜的商品。但是1925—1927年期间实现这个指示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工业品极少。因此，批发价格虽然很低，但是私商，甚至商业合作社都维持相当高水平的零售价格。结果许多私商的利润增加了，而工业得不到所需要的积累。可是当时工业对积累的迫切需要在急剧增加，这是由于1925—1926年旧工业企业的恢复工作基本上结束了，要着手开展新的建设。
批发价格虽然降低了，但是私商通常并不把工业品的零售价格降下来，然而通过消费合作社系统农村消费者虽不完全地还是会从批发价格下降中得到好处。这又促使农村购买力提高，而国家当时还没有足够数量的工业品，以满足增长的需要。因为增加这些商品运往农村役有提供一切应有的效果，所以按总的数量商品供应增加了，而总价格由于价格下降没有提高。
例如，1927年底和1926年底比较，日用品的生产（降价因素也算进去）只增加了百分之一、二，而与此同时国营工业工人的工资总额增加了百分之十六，农民收入（只算计划收购和减少税收部分）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城乡总的购买总额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13]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斯大林、布哈林和李可夫没有远见的政策，农民首先是富裕农民手里积攒了大量的货币，他们没有办法用这些钱去购买所需要的工业品。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富裕阶层并不急于向国家出售粮食，这并不奇怪。1927年主要余粮户——富农和富裕中农——无论从紧急财政需要上还是从个人的经营利益上都没有尽快出售余粮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数量不大的农业税农民可以用在市场上出售副产品和技术作物所得到的钱去缴纳。（当时副产品和技术作物的收购价格也是很高的。）果然，1927年收购的麻、葵花子、大麻纤维、萝卜、棉花、油类、蛋类、皮革、毛皮、肉类比1926年大大增加了。但1927年底在征购粮食方面的情况则另是一个样子。
二、1927—1928年粮食征购困难和斯大林的政策
斯大林、布哈林和李可夫在经济方面的失误和富农在粮食征购方面的怠工，使我国在1927年底受到粮食危机的威胁。这年是丰收年，但粮食征购比前几年还困难。富农和许多富裕中农力图把余粮保存到春天，然后以高价出售。1927年1月征购的数量是四亿二千八百万普特，而1928年1月所征购的粮食刚刚达到三亿普特。城市和军队的粮食供应发生了严重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党如何克服困难？有不少各种各样的建议。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认为，现在正是利用苏维埃国家机构的全部力量向富农展开坚决进攻的时机。其中，他们建议用暴力剥夺富农和富裕中农的至少一亿五千万普特粮食。这些建议在党内引起了多数人的强烈反对，1927年8月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否决了这个建议。全会1927年8月9日决议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拒绝反对派关于用暴力剥夺余粮的荒诞的，预谋在国民经济发展中造成更多困难的蛊惑性的建议……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委认为，这些建议实际上要推翻在列宁领导下由党制订的新经济政策。”[14]
1927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些建议，而当时粮食征购危机已完全暴露出来了。斯大林在大会的报告中虽然避开了农村所发生的主要困难，但是谈了关于党对富农政策问题，他说：“在农村中富农有一定程度的增长。这是我国经济平衡表上的一个负数。我们是否在采取了一切办法从经济上限制并孤立富农呢？我认为并不是一切办法都采取了。有些同志认为可以并且必须采取行政手段，通过国家政治保卫局去消灭富农，认为下道命令，盖个印，就完事了。这是不对的。这种手段是轻而易举的，但决不会是有效的。我们应该根据苏维埃法制采取经济上的办法去战胜富农。而苏维埃法制并不是一句空话。这当然不是说不能采取某些必要的行政手段去对付富农。但是行政手段不应当代替经济措施。必须严重注意我们合作社机关的实践中在和富农进行斗争方面、特别是在农业贷款方面歪曲党的路线的情形。”[15]
斯大林的许多支持者和助手在大会发言中讲得更清楚得多。例如，莫洛托夫在关于党在农村政策的专门报告中说：“关于‘借债’的建议是对党的整个政策，对新经济政策的直接破坏。那些现在建议我们实行这个强制借债政策，即从占农户百分之十的富农和部分富裕中农阶层手里强制剥夺一亿五千万至二亿普特粮食，不管建议者的愿望如何良好，他们是工人和农民的敌人，是工农联盟的敌人；他们推行的是破坏苏联的路线。”根据速记稿记载，此处斯大林喊了一声：“对”。[16]
米高扬关于粮食征购政策讲得更详细。他说：“至于粮食征购方面，我们现在遇到许多困难，我们应该承认，近半年来，党和我们的机构在这方面的注意力减弱了。我们不能把一切责任推到客观条件去。我们的党如此强大，以至于在客观困难的情况下能及时的扭转局面，使我们不受很大的痛苦而摆脱不可避免的困难处境。去年春夏我们实行了降价政策。我们的整个机构和工作人员全部动员起来了，在商品荒的条件下我们相当顺利地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以后又是党内的辩论，这一辩论使我们两个月注意力不能集中。最后，应该指出：与此有关的一系列错误和疏忽，又使形势恶化了。（插话：“对”。）大批商品在城市堆积，到不了农村，因为无论什么地方对商品的需求都是非常迫切的。为了争取粮食征购的根本扭转，需要采取果断的措施。这一措施应该是：那怕是城市市场暂时（几个月内）无货供应也要把大批商品转移到农村去，使农民能拿出粮食。如果我们实现不了这个扭转，那么我们将面临着影响整个经济的异常巨大的困难。”[17]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米高扬公开承认，粮食征购困难与经济和决策机构的一系列错误和疏忽之处有关。他建议采取一些经济措施以最小的痛苦摆脱困境。他这些建议和想法成为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村政策决议的基础。
大会代表还没有来得及回到地方，莫斯科又发出了完全相反的指示。就在联共（布〉十五大闭幕刚刚几天之后，斯大林在农业政策方面突然来了一个向“左”急转弯，并开始推行那些刚刚被党作为冒险主义措施而坚决给予回击的强制剥夺富裕农民余粮的建议，而大家知道正是这次大会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首领开除了党籍并拒绝在闭幕会上听取“非党的”加米涅夫的声明。还在1927年12月斯大林把对富农采取非常的强制措施的指示发到地方了。这一指示使几乎所有的地方干部毫无思想准备，因为他们不久在大会上听了斯大林、莫洛托夫、米高扬等人的上述发言。斯大林于1928年1月6日又发出一个按它的调子和要求来说都是很特别的指示。这一指示最后对那些在短期内不能实现粮食征购决定性转变的领导人，进行了威胁。
不必多说，1927—1928年冬天在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时，不仅没收了富农的余粮，而且对富农进行了大规模的暴力行动。
但是，1928年春天向国家缴纳粮食的数量又急剧下降。斯大林说：“我们从1月到3月收购了将近三亿普特粮食，当时收购的是农民的机动粮；从4月到6月我们连一亿普特也没有收购到，因为那时我们不得不在收成的好坏还看不清楚的情况下触动农民的防荒粮。但粮食还是必须收购的。于是重新采取了非常措施，产生了强迫命令、破坏革命法制、挨户巡视、非法搜查等等现象，这就使国家的政治状况恶化，给结合造成了威胁。”[18]确实如此，1928年夏夭农村的政治状况极端尖锐化了。
现在对1927—1928年冬春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一事是否有道理的问题不是太容易回答的。前几年斯大林及其顾问们在经济政策方面所犯的错误虽然没有给政治和经济留下多少机动的余地，但是主要用经济的而不是强迫命令的办法、也就是在新经济政策的范围内而不是在军事共产主义的轨道上，看起来，还是有足够的可能性去改变已经形成的局面。
事情就在于，在“大”政策（即国家和党的领导）领域内有它自己的规律和逻辑，如果我们转向另一条道路，那么再想回到原来的道路通常是不可能的。这次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也是如此。
1927—1928年12、1月期间斯大林发出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指示时，他显然并没有准备在以后几年中把这些指示当成农业政策的基础。非常措施不能成为农业政策的基础，因为富农必然会以缩小和减少农业生产来回答这些措施，而这在没有足够数量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情况下要导致全国性饥荒。斯大林用他的这一指示显然只打算吓唬一下富农，使他们顺从，在收购粮食方面更随和一些。1928年春夏间发出的新指示可以证明上述情况，新指示中说：不要再采取非常措施，把从农民手里收购粮食的价格提高百分之十五至二十，扩大供应农村的工业品数量等等。1928年7月斯大林在联共（布）列宁格勒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说：为“防止可能重新发生的粮食收购危机”必须做些什么？ “为此必须：（甲）立刻制止挨户巡视、非法搜查以及任何破坏革命法制的行为；（乙）立刻制止各种各样重新实行余粮收集制的行为和任何封闭集市的企图，同时保证由国家灵活地调节商业；（丙）根据不同的地区和谷物种类，酌量把粮价提高一些；（丁）对粮食收购区组织合理的商品运送……在目前收成良好的条件下，如果能够老老实实地有步骤地实行这些措施，那就会造成一种情况，使在即将开始的粮食收购运动中不必采取任何非常措施。”[19]众所周知，中央七月全会根据斯大林这些指示的精神通过了专门决议，禁止各种非常措施，提高粮价，把商品运到农村去等等。同时1928年下半年党的报刊也登载了许多关于当前绝对不允许采取非常措施的说法。
但是，斯大林不可能顺利实现这个新的急转弯，因为1927—1928年冬天所采取的非常措施实际上向富农宣了战，那就是意味着新经济政策在农村已结束了。斯大林几个月后虽然声明结束对富农的战争，并对农村富裕阶层作了相当实质性的让步，但是回到原来的关系及收购形式已几乎不可能了。这是由于已在1928年春天富农和一些富裕中农为了回击非常措施缩小了耕地面积。许多富农“自行消亡”了，他们出卖了自己的主要生产资料，把钱财藏起来了。所以毫不奇怪，1928年秋天的粮食收购计划又受到了威胁，而这一年是丰收年，夏天又采取了经济让步政策。
1928年中央十一月会议确认，“农业方面计划顼订指标没有完成，粮食方面尤其严重”，这引起了“国家粮食和原料平衡的极度紧张”出口计划的破坏”，“轻工业的开工不足和一些其它部门的一定程度的混乱”。因此，1928—1929年冬天斯大林断然拒绝了“右倾”分子关于从国外购买粮食的建议，完全忘记了自己不久前号召立刻制止非法捜查和没收，挨户巡视，关闭市场等破坏革命法制的各种行为，——这一切没有什么奇怪的。相反，这几个月新的指示发到地方上，其精神是对富农采取更加严厉的非常措施。
1928—1929年冬天对农村富裕阶层再一次采取的非常措施使这几个月内的粮食收购总额增加了。但是到2、3月间，收购工作已很吃力，到1929年4月的收购总额比1928年同期还少。连莫斯科的面包都不能不间断地供应了，市场价格和收购价格之间的差额更大了。其结果各种渠道的粮食投机活动扩大了。与此同时，新的压力使富农又一次缩小了耕地面积，并加速了富农“自行消亡”的新浪潮。当然，这时采取了扩大贫农和中农户耕地面积的措施，但是这不会使国家商品粮有明显增加。1929年虽然是丰收年，但在城市和工人村中不得不实行职工粮食和其它许多产品的定量供应。
这样，1929年中期苏联出现了相当危险的形势。和富农进行的未宣布的战争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很不利的情况下进行的，它造成了整个国民经济完全混乱和饥荒的威胁。需要紧急采取措施，但是斯大林的错误政策给政治和经济机动权留下了比1927—1928年更小的余地。当时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向富农做出相当大的让步。但这是非常艰巨的道路。农村的富裕阶层已不愿再相信新经济政策，所以为了稳定农村的局面要向这些阶层作出相当大的让步。党就是为改正错误也不能走这一条路。
另一条道路是加速农村的集体化运动，也就是在农业中建立相当强的集体农庄成分并消灭富农对商品粮的垄断。
我们知道，党选择了第二条，同样是很困难的道路。在1929年的条件下这显然是正确的选择。遗憾的是，斯大林在实现这一党在农村政策问题上新的转变时（这是2年中第四个转变），也没有能够不犯最严重的和不可饶恕的错误，也没有能够避免过火行为。
三、农业集体化时期政策上的歪曲和错误
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是一个革命性变革，伟大的经济和政治转变和我国社会主义的决定性胜利。集体化的巨大诗史要求艰巨而紧张的劳动——它充满了全党和许多成千上万党员的伟大业绩。这个原来就是异常复杂的关键性转折由于斯大林的无能的冒险主义领导更加复杂化了，现在来描写这段历史是很痛苦的。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二十年代末以前生产合作化的发展是很缓慢的。二十年代合作化的重点是发展供销合作社。到1928年年中时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只有百分之二弱。
大家知道，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我们历史上非正式的称为“集体化大会”。实际上也是如此，正是十五大通过了迅速发展一切形式的合作社包括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大会关于中央工作报告的决议说，逐步把分散的农民经济在合作化的基础上转到大机器生产和集体耕作的轨道上是党的首要任务。[20]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也强调说，“把个体的小农经济联合和改造成为大集体的任务应该作为党在农村的基本任务……”[21]
但是，在大会上谈到农村工作的所有代表都指出，集体化过程应该是缓慢的，谨慎的和逐步的。例如，莫洛托夫在报告中说：“我们知道，个体经济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是缓慢的，长期的。为了使个体经济转变为社会（集体）经济需要许多年。我们知道，个体经济的发展要延续许多年，但我们还是要提出加强农村的社会主义因素的比重和加快它们的成长的任务…… 应该懂得，实行新经济政策七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正如列宁还在1919年说的那样，从党和苏维埃政权方面在农业问题上不能犯任何急躁和匆忙的毛病。在执行农村新任务时，我们很需要记住这七年中我们所学到的许多东西：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习惯就是谨慎、小心、不慌不忙、逐步发展等等。”[22]
大会的许多代表很公道的把集体化的逐步和缓慢发展和国家用来支持集体农庄的资金不足，国家的极度贫穷，特别是农业机械不足联系在一起了。例如，国家在这期间每年最多只能给集体农庄提供一千至二千台拖拉机。格·纳·卡明斯基[23]在大会发言时说：“当我们谈到我国的工业化时，谁也不会想到，在这方面只靠宣传，组织工作和其它什么美好事物就可以取得什么成绩。大家明白，发展工业的问题就是基本建设的投资问题。有人提供这样的办法：多搞组织生活，多搞农业技术工作，更重视宣传工作等等。毫无疑问，这都是需要的。这些工作我们都要加强，但我们不应该漏掉基本问题。合作化过程不仅是组织过程，它同时又是物质过程。如果不解决实现农民经济根本改造所需要的资金问题的话，这个任务也就无法解决。大经济——首先是掌握比小经济更多得多的资金的经济。我应该直截了当地宣布，通向生产合作化道路的运动，一方面依靠的是它本身的很弱小的积累，另一方面，又依靠国家方面很弱小的资金来源。”[24]
大会上也谈到农村中党和苏维埃干部培养不足的问题。约·米·瓦雷基斯[25]说：“现在我们的农村工作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农村支部就其主要部分是薄弱的，政治训练程度差，农村支部的领导干部政治水平低。支部的发展，农村组织的政治成长，他们工作质量的改善不是什么时候都能进行得很快。”[26]
联共（布）十五大考虑到这些情况后指出，集体农庄的发展应和全面帮助个体的贫农和中农经济结合起来，因为“个体所有制的经济……在相当时期内还是整个农业的基础。”[27]联共（布）中央1928年的七月全会决议也讲到这点。斯大林于1928年7月宣称：“有些人认为个体农民经济已经完全没有发展的可能，不值得去支持它了。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种人和我们党的路线毫无共同之处。……我们既不需要个体农民经济的诅咒者，也不需要它的歌颂者。我们需要的是善于使个体农民经济最大限度地发挥它所能发挥的力量、同时善于把个体经济逐渐引上集体制轨道的清醒的政治家。”[28]
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1924年4月）也强调指出，今后几年中农产品的增长主要是靠“个体的贫农和中农经济，这些小农经济过去和现在还没有挖掘自己的潜力……”[29]
第十六次党代会所通过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最佳方案）预订五年中集体化将包括百分之二十三的农民经济，这一公有化成分将占百分之十七点五的耕地面积和提供百分之四十九的商品粮。其中，五年计划第一年（1928年7月—1929年7月）的集体化数字是相当低的，全国集体化水平从百分之一点七提高到百分之二点二。
也许，在1928年这些计划是正确的和符合实际的。但是，到了 1929年，当国内形势急剧尖锐化，当不间断的粮食危机连续三年不停，当国家掌握的商品粮峡乏以至于威胁到全国的出口计划和工业化计划的时候，这样的计划就不合时宜了。
所以毫不奇怪，党中央关于加速发展集体化运动的最初的几项指示全体共产党员都认为是完全正确的指示，他们赞成这些措示。
1929年中期已经可以看到集体化的最初成绩，到6月1日为止，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已达百万以上，而计划数字只有五十六万四千二百户。当然，这还是很小的数字，因为这意味着1929年中期每二十五户农民只有一户参加了集体农庄。
那时候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也相当薄弱。1929年用拖拉机耕的面积只占耕地的百分之十弱，联合收割机只有几百台。农村中几乎没有集体的牲口棚，也没有青贮塔。[30]
但是斯大林并没有正确地估计农村的形势和集体化运动的最初成绩。他又开始冒险。他显然想弥补前几年农业政策中的缺点和失误，想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绩使世界吃惊，所以1929年底他再一次走上了命令主义和专横的危险道路，再一次将我们农业的大轮船来了个大转弯，而没有事先探测一下暗礁和浅滩的情况。
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从1929年下半年起实行了集体化高速度发展的方针，并用各种办法催促地方机构，而他们没有考虑到当时国家的可能性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客观和主观困难。到1929年11月初为止，全国虽然已成立了七万个集体农庄，但这大部分是很小的合作社，它们只包括了一百九十一万九千四百个农户，只占百分之七低六。1929年集体农庄庄员绝大部分都是贫农，只是个别为数不多的村庄和地区，中农也加入了集体农庄。可是斯大林急急忙忙地把这个别事实加以综合，认为这是集体农庄根本的新的转折的开始。他在1929年11月3日发表的《大转变的一年》一文中宣称，“目前集体农庄运动中的新现象是什么呢？目前集体农庄运动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现象，就是农民已经不象从前那样一批一批地加入集体农庄，而是整村、整乡、整区、甚至整个专区地加入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中农加入集体农庄了。这是农业发展中的根本转变的基础，而这个根本转变是苏维埃政权过去一年最重要的成就。”[31]
斯大林从这一显然是仓促而论据不足的结论出发，于1929年秋天提出普遍集体化的口号。在当时集体化运动还处在第一阶段的情况下，这一口号很明显是为时过早的。中农的基本群众在那几个月里还是动摇的，富农还没有中立，没有在中农中特别是富裕中农中被孤立。在这种情况下普遍集体化的口号必然会导致集体化建设中政策的歪曲，会导致对农民的强迫命令和强迫中农意志的现象。这些现象在1929年底——1930年初发生了。
遗憾的是，最近有一些作者又一次力图驳倒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后已被历史科学证明了的在农业集体化中斯大林的冒险主义的领导。例如，Ф·瓦加诺夫写道：“1929年下半年是集体化运动蓬勃发展的标志……这一时期的最显著的特点是中农加入了集体农庄，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参加者。全国已有六万七千四百个集体农庄，他们占有百分之三点六的耕地，交出百分之四点九的农业商品。这一切证明，农业普遍集体化的发展所需要的物质技术和政治前提已经具备。”[32]瓦加诺夫也许是有意识地不举集体化农户所占的比例（百分之七点六）。可是这两个简单数字——百分之七点六和百分之三点六就足以说明，中农还没有加入集体农庄。百分之三点六的耕地和百分之四点九的商品——这两个数字也显然表明，关于立即实行农业普遍集体化所需要的物质技术和政治前提已具备的结论是没有充分理由的。
关于斯大林在领导集体化运动的不良作用，今天还从分析联共（布）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工作中也不难看出。这一委员会是1929年底专门为制订中央《关于集体化速度和支援集体化建设的措施》决议草案而建立的。我们知道，许多中央委员在赞成加速集体化进度的同时反对了过高的速度，反对不必要的赶速度，因为这样做没有主观和客观基础。专门委员会考虑了这些意见。但是委员会所制订的决议草案受到了斯大林的严厉批评。草案根据他的意见被修正了，大不如从前了。斯大林的修改正好是以集体化运动过分快的发展速度为指针的。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决议草案取消了这样的项目，农民牲畜和农具的公有化程度，建立集体农庄公共基金和周转资金的程序。草案取消了下面一个重要原理：“党中央对集体化方面工作效率的评价不仅要根据集体化了的农户数字，而首先根据这个或那个地区能否在生产工具和劳动集体组织的基础上实在地扩大耕地面积，提高收获率和增加牲畜。”在决议最后的定稿中，关于北高加索和中伏尔加的集体化期限缩短了一至两年，关于生产资料和牲畜公有化，农民手中保留小牲畜，工具和家禽的规定也被取消了。同样，关于消灭富农的途径和方法的规定被取消了，委员会关于如果富农服从和自愿履行集体农庄庄员的一切责任的前提下，可以把富农作为劳动力使用的建议也被取消了。决议规定，主要产粮区于1930年秋天，最晚不超过1931年春天完成集体化。其它地区集体化应在1931年秋天或1932年春天完成。许多地区的期限没有什么规定，这更加促进尽快结束普遍集体化。[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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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斯大林弄糟了的决议草案《关于集体化速度和支援集体化建设的措施》于1930年1月5日被联共（布）中央通过了。这个决议虽然规定主要产粮区于1930年秋天或1931年春天（其它地区再晚一年）完成集体化，但是1930年1月许多州和共和国的党组织主动承担了自己完全不能胜任的任务——不是1930年秋天而是春天完成农业集体化。1930年1、2月所有报纸要求克服社会主义的反抗，尽快实现集体化。
我们已经说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并没有谈到普遍集体化问题。因此国家计划中并没有安排组织成千成万集体农庄所需要的物质和财政方面资源。诚然，1月5日决议规定了加快生产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其它农业机器工厂的建设。当时为数不多的机器拖拉机站也转向为集体农庄服务，国家也承担了集体农庄土地规划方面的费用，集体农庄也得到1年的农业贷款——五亿卢布。但这一切措施是以集体化在一至两年内实现为前提的，而不是在一至两个月内。
大部分地方的党政和经济组织对仓促实现普遍集体化没有思想准备，更不用说农民本人。
所以毫不奇怪，为了完成来自上面的书面的，时常是口头的指示，几乎所有州和共和国的党政机关不得不对农民搞强迫命令，甚至对基层苏维埃和党的工作人员也采取强迫命令。农村中实际上形成了非常状态的局面。国家政治保卫局在农村中的作用也得到畸形发展。
这种做法和马列主义根本原理是背道而驰的。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国家对农民的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34]
列宁也不断表达了同样的想法。大家知道，列宁关于农民自愿地联合为集体农庄的原则被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以专门决议的形式通过了。这一决议指出：“只有那些农民自己本着自愿原则建立起来的并被实践证明对他们是有益处的联合组织是宝贵的。这方面表现过分急躁是有害的因为这只能引起中农对新事物的成见。利用直接的或者那怕是间接的方法强制农民参加公社的那些苏维埃政权的代表，应该负起重大责任并把他们调离农村的工作……”[35]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也最坚决地要求在集体化过程审遵守自愿原则。
就是在斯大林本人的讲话中也同样可以找出不少关于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实现渐进和自愿原则的正确思想。1927年他在和外国代表团谈话时说：“我们想采取经济、财政和文化政治方面的办法，逐步地在农业中实行集体制……只有当农民经济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即通过机械化和电气化的方法加以改造的时候，只有当多数劳动农民加入合作社组织的时候，只有当多数农村满布集体形式的农业合作社的时候，全盘集体化才会到来。现在正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但是还没有达到，而且也不会很快地就达到。为什么呢？其原因之一就是需要一大笔钱，现在我们国家还没有这一大笔钱，但是以后一定会积累起来。”[36]这都是对的。但刚过两年，国内经济形势和1927年比较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可是斯大林关于建立集体农庄的说法则完全另一样了。他提出了新的口号——通过大规模的、迅速的、普遍集体化的道路培植集体农庄，而那时候实现这点只能通过命令主义和压制的方法。斯大林在1929年12月说：“要使小农的农村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还必须在农村中培植社会主义大经济，即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作为能带领基本农民群众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的社会主义基地……社会主义城市只有在农村中培植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并按照新的社会主义轨范来改造农村，才能带领小农的农村。”[37]（着重号是斯大林的。）
1929年底——1930年初，在斯大林及其一些最亲密的助手压力下列宁在集体化合作化建设中的自愿原则几乎在所有的地方都被破坏了。农民中间的组织和解释工作被对中农甚至部分贫农的粗暴命令主义和暴力所代替。农民不得不在“作为富农没收土地和财产"的威胁下加入集体农庄。许多州提出这样的口号：“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和强制同时，许多地方机构力图用各种不切实际的许愿引诱农民参加集体农庄。如：许愿给农民拖拉机和巨额贷款。“什么都给，加入集体农庄吧！”许多地区建立的不是集体农庄，而是公社，用强制办法把农民的全部小牲畜，家禽和自留地公有化了。
有些州不但不给农民以财政和物质的帮助，而且实行了所谓的“动员资金月”——强迫个体农户在加入集体农庄前付清所有债务——信贷、种籽贷款、股金。
集体农庄建设中的这些粗暴的歪曲和过火行为引起了农民，特别是中农的极大不满。许多农民在富农的煽动下加入集体农庄前屠宰牲畜、牛、羊、猪，连家禽也杀掉。1930年仅仅两个月（2 —3月）内屠宰的大牲畜的数量是一千四百万，猪——三分之一，羊——四分之一。集体化的比例在加大，光1、2月内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达一千万，但农村的紧张程度也加强了。许多地区集体农庄的敌人煽动农民搞反苏活动。
农村的形势直到斯大林于1930年3月发表《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后才缓和下来，他是由于联共（布）中央要求而写此文章的。在这里斯大林正确指出，在建立集体农庄时存在违犯自愿原则的现象，存在着从劳动组合形式跳到公社形式的现象等等。但是他把犯这些错误的责任全推到地方机构，说他们是糊涂虫。这当然是由于斯大林所具有一贯的不诚实品质造成的，但是这引起了地方工作人员的极大慌乱。实际上正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以及联共（布）中央的一些其他领导人在集体化过程中不断在催促地方。关于集体化的专门简报每七至十天定期的送到每一个政治局委员手里。正是斯大林在1929年底——1930年初支持了一些同志关于提高集体农庄公有化程度的建议，包括公有小型农具、小牲畜、奶牛等。[38]另外，在这期间所有的期刊都充满了关于集体化的材料，关于加速实现普遍集体化的各地区的保证，关于加速建立集体农庄的号召。很难设想，斯大林在此期间不看报不看杂志。所以说，斯大林想把集体化过程中的错误全部推到地方显然是欺骗人的。
德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市的一个工人别利克同志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斯大林同志！我是普通工人和《真理报》的一个读者，我始终注意看报纸上的文章。难道要怨那些不善于在一片有关农业集体化问题和谁应该领导集体农庄问题的宣嚣和叫喊声中辨别方向的人们？我们所有的人——基层组织和报刊都忽略了关于集体农庄领导这一基本问题，那么斯大林同志在此期间也许是在睡大觉，所以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我们的错误，因此同样地也需要纠正你一下。可是现在斯大林同志把所有责任推到地方，面对自己和上层采取保护态度。”[39]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于1930年夏天在莫斯科鲍曼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也同样抗议斯大林的这种不诚实态度。根据这次代表会议代表С·И·别尔季切夫斯卡娅（1919年入苏共）和M·戚穆赫列斯（苏共党员）的证实，克鲁普斯卡娅在讲话中说，我国的集体化不符合列宁原则。这种集体化按其方法和列宁的合作化计划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中央领导在实现集体化时不仅没有和党商量，也没有和基层及人民商量。克鲁普斯卡娅还说，没有必要把中央自己所犯的错误推到地方机构身上去。[40]
还应当指出，斯大林不仅仅把集体化事业中的错误推到地方工作人员身上。1930年春夭我们许多州对地方苏维埃和党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大规模的迫害。许多地区还举行了对“左倾过火者”的审讯。显然，许多被告因在农村中破坏了革命法制而受到十分严厉的制裁，这是应得的。但是使人莫名其妙和感到不平的是许多更高级的大干部并没有承担责任，而地方干部只是执行了他们的指示。
遗憾的是，至今还有一些历史学家企图用荫蔽的形式恢复斯大林的以下观点，即关于集体化过程中对政策的歪曲应由地方机构负责任，用以达到美化斯大林之目的。例如，谢·巴·特拉佩兹尼科夫在他1965年出版的著作中断言，转向普遍集体化不是根据某些个别人物的意志所决定的，象“资产阶级造假的人”所说的那样，而是客观上成熟的条件和前提所决定的。特拉佩兹尼科夫在书中说：“实践证明，党在这一政治步骤上没有考虑不周的错误。”[41]他在本书中关于集体化时期的错误发挥了他特有的看法。他写道，中央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所有指示和原则决定似乎都是正确的，但是在执行过程中无论是地方和中央机构都犯有严重的错误。事实当然不完全是这样。正确的指示应当不仅是及时的，它应该符合地方条件和干部的训练水平，同时它还应该指出在实践中实现它的真正正确的途径和方法。但是1929年——1930年关于集体化建设的指示并不具备这种特点。
Ф·瓦加诺夫在我们前面已提到的文章中也赞成特拉佩兹尼科夫的观点。他写道：“在集体化运动中很快发生了违犯列宁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原则的现象……对党的路线的歪曲有许多原因：这是极为复杂的新事物，中央和地方干部缺乏必要的经验，在极短时间内所发生的事态的规模和速度，对命令主义事实的不良后果估计不足等等。所以我们不能同意一些历史学家的看法，他们不摆出事实和材料，而抽象地认为，犯错误的几乎唯一的原因是个别人物企图用各种手段加速集体化运动。”[42]
Ф·瓦加诺夫在1968年发表的新文章中问道：“如何解释集体化第一时期所发生的严重错误？资产阶级造假的人和托洛茨基及右倾机会主义者一样，幸灾乐祸地断言，歪曲政策和过火行为是来自党的政治路线的实质和个别领导人物的意志。但是，对现实的分析推翻了这些臆测。集体化对全党来说是一件新的和极为复杂的事情。必须从根本上改造成百万个体农业的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如果说关于集体化原则问题通过了正确的决议，但是实际执行是要经过无人探索过的道路，而且如此大的事物尚缺乏必要的经验。”[43]
关于瓦加诺夫的这些议论能说些什么呢？
第一，违犯自愿原则和命令主义现象不是象瓦加诺夫所写的那样，发生在一系列地方，而实际上是普遍发生的。第二，事态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并不是什么自发的现象，而是由领导机构的政策决定的。集体化过程并不是什么没有人指导的过程，这由斯大林发表《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后所发生的事情所证明。所以历史学家关于斯大林责任的看法并不是什么“抽象的”，他们首先依据的是这样的事实：1929—1930年我们的党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就是他向地方发出关于集体化主要的指示，不仅书面，还有口头的。显然，地方机构因对普遍集体化如此迅速的发展没有任何准备，作了不少糊涂事。但是领袖们的任务就在于，当他们提出这样或那样问题时不仅要考虑到客观因素,还要考虑到主观因素，包括执行该任务的干部的才干和训练水平。而斯大林在1929年底并没有考虑到农村的主客观条件。所以在如此大的新事物中确实不可避免的错误和歪曲政策达到了如此广泛，深刻和普遍的程度。许多错误的产生并不是由于这条道路无人探索过，而是由于忽视了人所共知的列宁的指示，甚至忽视了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刚刚通过的决议，还有党的全会和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只是由于全党、工人阶级、农民的巨大努力，我们的农业从巨大损失中，或不管怎样从大灾难中挽救出来了，而这一切是和斯大林的政策是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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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文章发表后不久，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在集体化运动中同党的路线歪曲作斗争》的决议。其中建议停止在集体化运动中采取强制做法，允许农民退出集体农庄。这一决议导致农民大批离开集体农庄。（南方各州的春耕已经开始了，农民离开集体农庄和同时发生的混乱给春播以严重的损失。）
到1930年7月1日留在集体农庄中的农户还不足六百万，只占贫农和中农总数的不到四分之一。有些州1930年几乎所有年初建立起来的集体农庄都解散了。农业集体化的艰难工作在许多情况下要从头做起。
在1930年还没有彻底纠正的过火行为和对政策的歪曲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损失。
农业的集体化本应该导致农业、畜牧业总产量的迅速提高，同时产品的商品率也应有提高。例如，在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规定农业总产值从1927—1928年的一百六十六亿卢布提高到1932—1933年的二百五十八亿卢布，即増加百分之五十以上。这是正确的和有根据的计划。但是在集体化过程中所发生的错误很快使这些打算被打乱了，均衡和迅速发展农业生产的计划也被破坏了。原来估计农业总产值的提高被在整个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不断下降所代替。如果把1928年各种类成分的农业总产值作为百分之百，那么1929年为百分之九十八，1930年为百分之九十四点四，1931年为百分之九十二，1932年为百分之八十六，而1933年下降到百分之八十一点五。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下降最多的是畜产品生产，1933年只占1913年水平的百分之六十五。五年中牛的数量从六千零十万头下降到三千三百五十万头。羊、猪的数量下降三分之二以上。役畜首先是马的数量也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这一损失如此巨大，使三十年代初期开始大量供应农村的拖拉机也不可能弥补。直至1935年农业的牵引资源（包括役畜和机械）才超过了 1928年相应指标。[44]有机肥的资源也大大下降了，而这又影响了整个农业状态。总而言之，1933年农业总产值不仅没有増加到二百五十八亿卢布，反而下降到131亿卢布。[45]和平时期这种史无前例的农业生产下降的严重后果一直到第二、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还可以感觉出来。
附带说明一下，Ф·瓦加诺夫在这些方面也企图用各种巧妙的手法缩小斯大林冒险主义领导的后果。他在其文章[46]中写道，由于集体化运动农业总产值在1937年比1913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这些数字是正确的。但是Ф·瓦加诺夫不知为什么忘记说，如果不但算农业产值，而且也算畜牧业产值，那么农业生产的增长数字1937年和1913年比较不是百分之五十，而是百分之三十四。另外，为了评价集体化的结果更合理地是和1928年比较，而不是1913年。在这种情况下，农业总产值增加的数字不是百分之三十四，而是百分之八。这对十年来说并不多。还应该指出，1937年是少有的丰收年。此外，在1938、1939年中，农业生产供给国家的农业产品少于1928年，而当时耕地面积大为扩大了。总之，战前年代农业总产值只有两次稍为超过了 1928—1929年水平，这就是1937年和1940年。
其实，如果我们把三十年代后半期不同二十年代后半期比较，而同1913年比较的话，那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额也基本上靠较值钱的技术作物和一些副产品，至于基本农产品，并没有任何増加。例如，1933—1940年粮食平均年产量为四十五亿六千三百万普特，而1913年为四十七亿七千万普特。肉的产量下降更严重，特别是如果我们不把小城镇和城市郊区职工所生产的肉食品计算在内的话。
四、消灭富农之为阶级
还应该谈谈和农业集体化同时发生的镇压运动，即消灭富农之为阶级。
大家知道，富农在革命前是俄国农村很强的力量。十月革命后最初几个月内，由于剥夺地主经济，富农的地位更巩固了，当时富农占全体农民的百分之二十，他们的土地在全国占百分之四十。我们也知道，还在1918年夏天富农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富农起义的浪潮蔓延到俄国各地。正是富农起来反对内战条件下必须采取的粮食垄断和余粮征集制度。党为对付富农的怠工组织了武装征粮队和贫农委员会。列宁在这一时期要求同富农进行最残酷的斗争。他在1918年8月写道：“毫无疑问，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或者是富农把无数的工人杀掉，或者是工人把少数反对劳动人民政权的富农强盗的暴动无情地镇压下去。这里不可能有中间道路。”[47]
但是列宁在号召无情地镇压富农暴动的同时，从来没有号召完全剥夺整个富农阶级，更没有号召从肉体上消灭富农并把所有富农连同家庭成员一起迁移出去。列宁于1919年3月12日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说：“我们主张以暴力对付富农，但是不主张全部剥夺他们，因为他们自己经营土地，他们的一部分财产是靠自己的劳动积累起来的。要切实掌握这种区别。对地主和资本家实行全部剥夺；对富农则不能剥夺其全部财产（这样的决议从来没有过）……”[48]列宁于1919年5月23日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对于地主和资本家，我们的任务是完全剥夺。但是对于中农，我们不容许采取任何暴力手段。甚至对于富农，我们也不能象对待资产阶级那样肯定地说：绝对剥夺富农。在我们党纲中是做了这种区分的。我们说：镇压富农的反抗，镇压富农的反革命阴谋。这不是完全剥夺。”[49]
列宁规划新经济政策时，把它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和私人资本之间经济竞赛的整个历史时期。列宁设想主要用经济措施排挤富农。他写道：“如果你们给农民机器，那就能把他们提高起来，当你给他们机器或实现电气化的时候，几万或几十万的小富农就会被消灭掉。”[50]
二十年代中期正层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主张加速农村的阶级斗争和分裂。许多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当时号召在农村中进行新的革命，建立贫农联盟和剥夺富农。当时党内多数人拒绝这类不切实际的冒险建议。还有，在制订农业集体化方针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没有一个代表号召用暴力消灭富农。
1928—1929年期间党的刊物还继续广泛讨论富农问题。这时没有一个作者提岀用暴力剥夺富农和迁移富农问题。争论的主要内容是：是否允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如果允许的话，在什么情况和条件下加入？这问题在第十六次党的代表会议上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代表们的意见不一致，使会议未能制订直接的指示。所以各州的党组织用各自不同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有些组织（西伯利亚、北高加索）通过决议禁止吸收富农加入集体农庄。中伏尔加联共（布）区委于1929年7月主张在一些情况下允许富农入集体农庄。1929年许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加里宁、伏罗希洛夫等）在富农问题上也主张采取较缓和的方案，而他们却不支持所谓的“右”倾。甚至连1929年的中央全会也宣布消灭富农的口号为时过早。
一些有关在苏联富农命运的文章（例如：В·А·希多罗夫的文章[51]）说，关于消灭富农的决定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集体化专门委员会（1929年12月成立）和富农问题专门分会（1930年1月成立）作出的。希多罗夫说，“委员会在研究了关于集体化运动的材料后得出结论说，到了在极短历史期限内消灭富农之为阶级的时候了。”希多罗夫在文章中接着说，委员会在总结了各地同富农斗争经验后，为中央政治局准备了决议草案《关于在普遍实行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此草案由政治局通过了并于1月30日电发所有的地方组织。
В·希多罗夫在这里对下述一件事实保持沉默：还在1929年12月斯大林在农业专家—马克思主义者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没有等待任何委员会的介绍，提出了消灭富农之为阶级的口号，并号召在实行普遍集体化的地区把没收富农的财产作为集体农庄建立和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斯大林没有经过中央全会决定和违背以往各项决定而公布了这一指示。连特拉佩兹尼科夫在自己的书[52]中都写道：如此重要的决定至少应该经过中央全会讨论。大家知道，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地方早在1930年1月30日电报之前就开展了通过没收富农财产的办法达到大规模的消灭富农运动。这时谁也不会想到富农有什么不同类型。因此中央政治局后来关于没收富农财产的程序和方式的决定都只是对早巳开始的经常是自发的消灭富农运动加以整顿的尝试。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专门委员会建议把富农经济分为如下三类：
一类——积极反抗集体化运动并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富农。对这类富农建议逮捕他们并迁移到边缘地区。
二类——虽不是积极但还是对实行普遍集体化的措施予以反抗的富农。对这些富农建议把他们迁出州（区）之外。
三类——服从集体化措施并服从苏维埃政权的富农。委员会建议允许这些富农入集体农庄，但三至五年内取消他们的选举权。
但是，后来根据斯大林的修正，委员会通过的决定不吸收第三类富农加入集体农庄。
因此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议1930年2月4日指示中富农的分类已不是原来的方案。
例如，根据指示的规定，第一类富农是反革命富农的骨干、恐怖活动和暴动的组织者。对这些富农，建议立即对他们进行隔离措施——送进监狱或劳改营，甚至对恐怖活动和反革命暴动的组织者处以极刑——枪决。这些富农的家庭成员要迁移到边缘地区。估计，属于第一类富农有六万余农户。[53]
第二类是最富裕的富农中富农骨干的另一部分。对这一部分建议连家庭一起迁到国家边缘地区或本地区的边缘地方。指示中说，这部分富农约十五万户。
第三类是不太强的富农经济。对这部分富农，建议留在本地区，但是把他们迁到集体化居住区以外并另外分配给他们土地。这些富农要承担一定的生产任务和义务。据估计，这部分是占富农户的多数——约八十万户。
在各项有关的指示和决议中没有谈什么“富农的帮手”和富裕中农问题。
遗憾的是，就连这些较严厉的指示多数州在公布前后都没有遵循。还在1930年由于农村的阶级斗争极端尖锐化被迁移到边缘地区，主要是北方地区，被关到劳改营和枪决的富农比年初计划的数字多得多。
根据联共（布）中央1933年1月全会的数字，1930年初至1932年底被迁出到边缘地区的富农达二十四万零七百五十七户（连同家庭成员一起约一百至一百五十万人）。但是有相当可靠的根据说明这些数字是低于实际的。
在我们的历史学中通常把集体化时期农村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这点仅仅算到富农账上。这是不对的。农村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相当一部分责任应该由那些在集体化建设中犯了极为严重的过火行为和歪曲政策的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来负。集体化刚开始时大家看得很清楚，我们农业的根本改造是违犯富农利益的，因此富农一定会反抗集体化运动。因此，当时党和苏维埃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把中农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孤立富农。显然，在被孤立的条件下富农对集体化运动的反抗会大大削弱，相当部分富农将保持中立并不得不服从苏维埃政府的措施。如果没有成功的希望，没有中农的支持，多数富农就不敢搞反革命恐怖活动，组织反苏暴动，建立匪帮。但是现在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在许多州和地区并没有把富农孤立起来和使其保持中立。由于集体化运动中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些严重错误，相当部分的中农是反对成立集体农庄的，农民群众对富农的反苏宣传变得特别容易接受。在这样的情况下富农得以争取到许多中农跟着他走，他们感到自己的地位加强了，这使他们反抗集体化的力量加强许多倍。而这又同时导致更多的镇压。被镇压的不仅几乎是全部富农，而且有暂时接受了富农宣传或者加入集体农庄时表现动摇的相当部分中农。特别受重大打击的是那些偶尔使用雇佣劳动的各种类型的富裕中农。[54]只是雇佣工人这一项，就经常可以成为“没收富农财产”的理由，而当时在不同季节里使用雇工的不但有富农和中农，甚至也有因种种原因不能耕种自己土地的贫农。[55]
几乎所有的州受到行政命令而迁出的不仅包括许多富裕中农，而且包括部分比较穷的中农、贫农、甚至雇农，因为他们接受了富农的宣传，为了使对他们的迫害更合法化，给他们的称呼是“富农的帮手”。这样，斯大林把惩办机构的打击方向指回了部分劳动农民，而正确的政策是把这些劳动农民从富农影响中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个别地区迁出的数量达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每一个富农后边跟着三、四个被逮捕的中农或贫农。[56]
1930—1931年的党刊中有不少关于在“没收富农财产”时的各种违法乱纪行为的报道。例如，这些报道说，许多地区在集体化运动以前就开始“没收富农财产”了，而当时更谈不上什么前提，因为贫农和中农都没有对这样的行动做好准备。所以说，“没收富农”是突然进行的，用行政办法并导致了不良后果。例如，А·安加罗夫写道：“村苏维埃没收富农的做法是非常简单、机械和形式主义的，可以举很多例子说明这一点。在这过程中个人纳税和取消选举权往往混杂在一起。对中农增加税收通常被看成是个人纳税？而这又引起取消选举权，后者又是‘没收富农’的基本前提。所以很明白，把‘没收富农’强加在中农头上的情况是非常多的。在这方面表现特别突出的是赫尔岑村苏维埃（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它把一系列的中农当成富农没收了。其中理由是各种各样的。例如：一个中农因为过去卖给同村人十几把镰刀而当成富农被没收了；另一个中农是因为出卖了自己的余粮；第三个是因为买了自留地；第四个因为两年前卖了牛；第五个因为卖了鞋底子；第六个因为于1927年把谷草卖给合作社等等。这显然是违犯了和基本中农群众相结合的原则，使富农在争取中农群众方面得到了有力的王牌。在谢苗诺夫斯基村苏维埃（伊万诺沃市）‘有益劳动’集体农庄的一批贫农作出如下决议：‘要成立一个所有富农和中农财产的调查委员会，委托此委员会立即开始工作。’这一批贫农做出的另一条决议说：‘听取了关于登记缝纫机、镜子、壁镜和床的问题；决定登记所有奢侈品。’中农群众很注意观察这一切过火行为，这时他们的动摇性起很大的作用。有时还把牧工当成富农，只因为他的祖父曾是富农或因他抚养了侄子（孤儿）。
巴图林区村苏维埃决定把三十四户当富农没收。检查后发现，其中只有三户是富农，其他全是中农。”[57]这类例子成千上万，是举不胜举的。
有些地区在消灭富农时期宣布处于特别戒严状态。被迁岀的富农连规定的最低的工具和资金数量都不留。连家里有人参加红军的富农户也被迁出，这和指示精神是相违背的，这种过火行为不是个别的，是普遍的。
难道还能够解释说那些（符合指示精神的）把同富农或其帮手一起逮捕全家，甚至其幼小子女的行为是正确的吗？[58]在那些寒冷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的车箱中成千上万的农民、妇女和儿童被运往东方——乌拉尔、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边缘地区。老党员М·兰道1930年在西伯利亚看到这种情况。冬天，严寒夭气有大批富农同他们家庭一起用马车运到本州三百公里的内地。孩子们因饥饿和寒冷而喊叫。有一农民实在忍受不了空吮母亲奶的乳儿的哭叫，从其妻子手里夺过小孩，把他的头往树上乱撞。
在许多情况下首先逮捕和关在集中营或监狱，甚至枪决的是富农本人。富农的家庭成员没有被触动，只是把财产登记一下，这时家庭成员好象作为看守已没收的财产的人。几个月后才迁出全家。
许多原富农和他们的家庭成员在那些人烟稀少的乌拉尔、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和苏联欧洲部分的东北地区里没有几年就死去了。这些地区那时建立成百、也可能是成千的“富农”专门居住区。这些居住区的所有居民都是流放者，所以没有迁移自由。在卫国战争时期，大概不会是在前几个月里，有指示从这些特别户村庄征青年人参加苏军。但直到战后才在这些“富农”村里撤消了警卫，允许这些村的居民有迁移自由。
显然，对人数最多的资产阶级阶层采取如此的残酷措施是没有必要的，在无产阶级国家正确的经济和农业政策下这些措施是可以避免的。
应该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产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他们发展一定的阶段上也要提出消灭富农之为阶级的任务。但是他们都避免了对富农全部剥夺。历史学家Л·И·克雷洛夫[59]写道：“在人民民主国家里没有产生剥夺富农的必要性。在合作化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后，兄弟党认为有可能给相当部分富农参加共同建设性劳动的权利。例如，1956年的捷共代表会议允许政治上和经济上巩固的合作社吸收个别富农加入合作社，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参加领导班子。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东德和匈牙利也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富农和他们的家庭成员加入农业合作社。这样，一个最大剥削阶级的成员有可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和大家一起从事老老实实的劳动并得到改造。”[60]作者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团结和人民民主制度的巩固决定的。但是，这样的解释显然是极不完全的。主要原因在于，人民民主国家在农业改造过程中没有犯那么多的错误，和我国在斯大林领导下的情况不一样。
五、1932—1933年农村中行政手段的镇压和饥馑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生产的下降当然会影响不断增长的农产品征购和收买的计划的完成。
与此同时国内的工业继续发展，新城市在建立，城市人口每年增加二百多万人。结果，虽然建立和发展了集体农庄，但是迅速发展的工业的需要和农业总产量之间的比例失调不但仍然还是很严重，而且是大大増加了。
毫不奇怪，热衷于搞命令主义和滥用权力的斯大林在当时形势下只找到了这样的出路：重新走上用暴力剥夺农村的剩余的（甚至不光是剩余的）农产品。如下数字很说明问题：如果把1926—1929年平均农产品产量当作一百，那么以后十年（1930—1939年）平均农业生产指数为九十五。可是三十年代国家征购和收购的农产品比二十年代后半期增加了许多。例如：粮食方面就增加了一倍。如果说，1932年集体农庄交售给国家的粮食是四分之一多一些，那么1933—1934年是三分之一强，1935年几乎达到百分之四十。这还是1928—1930年间为义务交售制而定的，直到1935年没有变的指示价格[61]，这种价格比粮食和其他一些基本农作物的成本低好几倍。（是指专业农场的成本，集体农庄的成本没有计算，但肯定比农场高。）斯大林在讲话中明显地夸大提高收购价格的危险，说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中的零售价格必然要提高。如果提高粮价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危险，因为收购和零售价格之间的差额已实在太大了。1933—1934年粮食区的小麦收购价格是一公斤三点二至九点四戈比（按当时价格情况）。同时一公斤面粉的零售价格，按购粮卡是三十五至六十戈比，商业价格[62]是四至五卢布。国家统一的零售价格是一公斤三点四卢布，比收购价格多三十九倍。一公斤土豆的收购价格是三至四戈比，零售价格，按购货卡是二十至三十戈比，商业价格是一公斤一点二至两个卢布，国家统一的价格是三十五至五十二戈比，按购货卡价格一公斤三至四卢布，商业价格十至十二卢布。国家统一的价格（在中央各区）为七点六卢布。[63]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从农业集体化最初几年起就实行了一套严重违犯集体农庄庄员在发展社会生产方面的物质利益的政策，一套按随意规定的收购价格强制购买集体农庄粮食的政策。不仅如此，还强制购买许多集体农庄所必需的饲料粮和口粮。
这种从集体农庄强行运出全部粮食和其它农产品的普遍的做法使三十年代初期许多集体农庄的劳动纪律涣散，粮食被大批盗出。绝大多数富农虽已被迁走，但是农村中敌对的反苏鼓动加强了。在这种煽动的影响下我国一系列地区特别是库班、顿河、乌克兰发生了独特的粮食怠工，这就是不仅个体农民，就是集体农庄把耕地面积缩小了，拒绝向国家交售粮食，把粮食埋在地里。斯大林并没有对自己所犯的歪曲政策的错误和过火行为加以改正，而是首先采取强化原来的暴力措施，对盗窃集体农庄粮食的行为实行了极残暴的政策。许多农民由于盗窃了自己种植出来的农业产品而被判处长期徒刑，甚至极刑。1932至1933年间我国的个别地区实行了对农民的真正群众性的恐怖。对没有完成收购计划的地区停止供应商品，国家和合作商店关闭了。地方干部大批被免职，开除党籍，送交法庭审判。个别情况下甚至还用了如此残酷的办法：把整个村庄或村镇连同他的全部人口迁到边缘的北方地区。例如，1932年秋天由于粮食征购困难以卡冈诺维奇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检查团到了北高加索，这个团实际上拥有无限的权力。1932年11月党的边区委员会北高加索局在卡冈诺维奇的参与下通过了如下决议：“由于库班特别可耻地破坏粮食征购工作和秋播工作，责成库班地区党组织完成一项战斗任务：击溃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所组织的粮食收购和秋播的怠工，打退部分农村共产党员的反抗，他们实际上已成了怠工的执行工具，并消灭和党员称号不相容的对怠工的消极态度和调和主义。”[64]根据这个决定北高加索有十六个村镇被迁出到北方地区，其中有波尔塔夫斯卡亚、梅德维多夫斯卡亚、乌鲁普斯卡亚、巴加也夫斯卡亚等村庄在内。这里讲的是全体人口，包括贫农和中农，个体农户和集体农庄庄员的迁出。被“空闲”出来的地方将非黑土地带农民迁进来住。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领导了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所谓“黑榜”[65]地区的迁出行动）农民的镇压。肖洛霍夫[66]写的关于粮食收购人员在维申斯卡亚及其它村镇的使人气愤的行为的那封信很说明问题。1933年4月16日肖洛霍夫给斯大林的信中说：“在收购粮食的过程中对集体农庄庄员使用了极恶劣的做法：刑逼、体罚和打骂。”信中还说：“这些例子还可以举下去。这不是个别的过火行为，这是已在边区成为法定的收购粮食的‘做法’。这些事实我或者是从党员那里听到的，或者是集体农庄庄员亲自讲的，他们都是身受了这些‘方法’之后，来找我并请我在报纸上报导一下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你记得柯罗连科[67]的短文《在被平息了的村庄里》吗？可是现在'消失'的不是被怀疑偷富农东西的三个农民，而是几万集体农庄庄员。而且可以说使用的技术手段更加丰富，方法更加巧妙。”肖洛霍夫请斯大林“过问一下顿河地区所发生的一切，并调查一下那些直接采取这些不能允许的做法的人的事情，也请求调查那些指示他们这样做的人的事情。”[68]
但是斯大林对这类的警告是置之不理的，更甚者，他还企图给反农民的恐怖手段以“理论根据”。他在1932年11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和联共（布）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联席会议上说什么是集体农民？集体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这些农民的大多数是苏维埃政权在农村的支柱。但这不意味着，其中就没有个别队伍在支持对粮食收购的怠工。如果共产党人只因为集体农庄是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而对来自个别集体农民和集体农庄的攻击不给予摧毁性的回击，那么这是很愚蠢的。”[69]
新生的国营农场也受到不少行政手段的镇压。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1932年通过并公布的《关于畜牧业国营农场的工作的决议》。该决议说：“人民委员会议、联共（布）中央和农业人民委员部认为，个别的畜牧业农场领导人企图借口畜牧业农场处在发展最初时期而抹杀自己因没有领导好而产生的缺点，这是不允许的和有害的。”接着列举了三十四名场长的名字，建议撤他们的职并交法院审判；还列举了九十三名场长的名字，建议撤他们的职，但不必交法院审判。在决定后边签字的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农业人民委员雅科夫列夫[70]。
斯大林对有关饥荒的警告也置之不理。饥荒是1932至1933年间由于歉收和大规模的强制征购（包括那些收成在中等水平以下的地区）而发生的。
这次可怕的饥荒蔓延到包括农业人口达两千五百万的广大地区。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被饿死，其他人跑到城市和铁路区域。但饥民几乎是没有得到国家任何救济，在道路和城镇入口处设有哨口，用以制止饥民流进城市。报纸上，包括中央和州的报纸（饥荒蔓延的各州），一句话也没有提到饥荒，也不象1920年伏尔加河地区发生饥荒时组织一些募捐资财的救济工作。在饥荒高潮时期（1933年2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全苏第一次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上也一字未提到饥荒。（在这次会上斯大林提出了“使所有集体农庄庄员富裕起来”的口号。）甚至在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仍拒绝讨论饥荒问题。例如：当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的一个书记Р·捷列霍夫[71]向斯大林汇报关于哈尔科夫州农村因歉收而造成的极端困难局面，并请求发给这个州一些粮食时，斯大林对这一问题的反应是莫名其妙的。他粗暴地打断了汇报者的话，他说：“我们听说，您，捷列霍夫同志是一位很好的演讲者，原来您还是很好的故事员——您编造了关于饥荒的故事，以为可以吓唬住我们，但这是行不通的！您最好放弃州委书记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务，参加作家协会去，到那里编故事，供傻子们阅读吧……”[72]
还应指岀，我们三十年代文学中并没有关于1933—1934年饥荒的“任何故事”，有关这一时期的饥荒一直到1956年我们的报刊都禁止提到它，三十年代许多人由于提到“南方饥荒”几个字就作为“反革命宣传”被逮捕。这一禁区至到现在才有一些作家在自己作品中敢于提及。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夫[73]是这样描写那个1932—1933年可怕的冬夭的：“在富农后边从农村中走出去的是中农，但他们是自愿走的。不知由于谁的命令，所有粮食和饲料被运走了。马大批死亡。33年冬天——可怕的饥荒：整户的人死亡，房屋倒塌，街上没有行人，越来越多的窗户被逃到城里的人钉上木板……阿基木什卡的脸比锻铁炉还黑，只有那发岀白光的眼睛引出人们的疑问：‘这是怎么了？怎么回事，阿基木什卡？我们跟你走了，你是党的人呀？’阿基木什卡尽自己的力量答复，说上面会搞清楚的。斯大林会派人到维塞尔卡来，他会处分那些有罪的人——一切都会好的。但是什么人也没有来，而阿基木什卡这样的人幸好挺住了没有垂头丧气，劳动组合又慢慢地抬起了头。”[74]
В·Ф·坦德利亚科夫
[75]写道：“彼得拉科夫斯卡亚村的牲口因没有材料都死亡了，人们吃的是荨麻草和湖荻做的面包，独活草做的蒸粥。不光在彼得拉科夫斯卡亚是这样。整个国家处在1933年饥荒年之中。在区中心沃霍罗弗城的临近车站的街心小公园里从乌克兰迁出的富农在那里死亡。早上的时候在那里看见死人已成惯例，医院的马夫阿布拉木坐车到这里来收尸体。有些人没有死，他们在满都是尘土的小巷里拖着因水肿而变得象大象腿那么粗的没有血色的发蓝色的腿，用狗般的乞求的眼光探索过路的人。但沃霍罗弗人没有给他们什么，他们自己为了得到购货卡上的面包从晚上就开始排队。这就是33年……”
[76]
克·伊克拉莫夫在自己没有发表的回忆录中描写了 1933年几十万饥民从中亚细亚各地涌向塔什干的情况。所有车站拥挤不堪，人们绕过哨卡进入城市。消瘦不堪的人们在街头上流浪，许多人死在街头。
苏联著名作家瓦·格罗斯曼[77]在他死后国外出版的小说中描写南乌克兰饥荒的悲惨局面：
“粮食往外运，运粮时，白夭黑夜到处是尘土飞扬……人们六神无主了，连牲口都变得野了，总是恐惧，乱吼，狗半夜里唔唔地叫。土地龟裂了。后来秋夭来了，不断下雨，接着是多雪的冬夭。没有粮食，在区中心也无法买到粮食，因为实行粮食配给制。在车站货亭里也买不着面包，因为武装的哨兵不让进去。不用购货卡的面包不供应。
秋天起大家开始吃土豆，没有面包，土豆很快吃完了。圣诞节前开始屠宰牲口，没有什么肉，全是骨头。当然鸡也全杀了。肉很快就吃完了，但是牛奶，一滴也没有了，全村一个鸡蛋也见不着。而主要是没有粮食，颗粒没有剩，全拉走了。春播没有办法进行，连种籽全给拉走了。希望寄托在秋播作物，现在是在雪底下，春夭还没有影子呢，可是全村饥荒已经来临。肉吃光了，黍米吃得一干二净，人口多的家庭土豆也吃光了。一片恐怖。母亲们看着孩子，怕得喊叫起来……怎么办？……夜里醒了，周围静悄悄，没有人声，也没有手风琴声。活象坟地一样，只有饥荒满村转，不睡觉。孩子们从早就哭个不停，要吃东西。母亲们给他们吃什么？雪？谁也帮不上忙……但是冬天真正的饥荒还没有到来。当然大家没有精神了，因吃土豆皮肚子鼓起来了，但是还没有全身肿。后来从雪底下：挖起橡实子，把它烤干了，磨坊主人大转他的磨盘，把橡实子磨成粉，烤成面包，正确地说是烤成饼吃。橡实子面比大麦面还黑，但这也很快没有了。橡树林很少，二个村子都涌到这里来了。可是国家连一粒粮食都没有发给饥民，他们吃的可都是农民种的粮食。难道斯大林不知道这些？所有的道路都设有哨卡——军队，民警，保安部门，不让饥民从农村出来，城市进不去，车站周围都是守卫队，连小车站都有守卫人员……
开始融雪的时候，全村真的全挨饿了。小孩不睡觉，连夜里都要吃的。人们的脸如土色，眼睛也昏了，和喝醉了一样……饥饿在折磨人们。人们已不多走路，总是躺着。他们有着幻觉，好象车轮响了，斯大林从区中心送面包救孩子们来了。妇女比男人更能坚持，活得更顽强。可是她们的负担更重——孩子们向母亲们要吃的。有些妇女亲吻着孩子，劝他们说：‘呵，忍着吧，不要喊了，我从哪里弄吃的来？’另一些妇女和疯子一样，骂孩子：‘别叫，弄死你！'她们随手拿到什么就用什么打孩子们，只要他们不再要吃的就行……猫，狗全没有了，全杀了。把猫狗也煮了，煮了头做肉冻吃。雪融化了，人们饿得全身浮肿，脸肿了，腿和枕头一样，肚子里浮水，不断小便，都来不及到院子里去。孩子们的头和铅球似的，脖子细如同仙鹤，能看得见手和脚上的每块骨头在皮肤下面活动，整个骨架子好象被黄色纱布包起来一样。小孩的脸衰老不堪、筋疲力尽、和七十岁的老头一样，青春时期已不成为脸了，不是人的脸，只有眼睛，上帝啊！斯大林同志，我的上帝，你见过那样的眼睛吗？也可能，他真不知道，他不是写了一篇关于冲昏头脑的文章吗……
全村一个接一个地死亡，起初是小孩和老人，后来是中年人。一开始还埋起来，后来也不埋了。死人就在街上，在院子里，最后的人在房子里扔着。全村安静了——全死光了。”
[78]
作家阿·科斯捷林[79]写道：
“1933—1934年到村镇去很可怕，我在那时到过斯塔夫罗波尔州，顿河，库班河和捷列克河流域，到过萨拉托夫、奥伦堡、加里宁各州的几十个村庄。到处是门窗关闭，院子空空的，田野里是被扔了的农具，和可怕的死亡，特别是小孩的死亡。
田野和自留地无人管，长满野草。库班的哥萨克人讽刺说：我们村庄边上的野草里有狼了。
……人们都象傻了。在普罗赫拉德纳亚村我和农场的积极分子们都百思不解下面的一件事：一个妇女把小麦砌在炕内，可是她饿死在这个炕上。
我在斯塔夫罗波尔的路上遇到一个背包袱的农民。我们停了下来，互相打了招呼，抽起烟。我问他：同志，到那里去？
‘到监狱去’。
我因惊奇连话都说不出来，只是看着他。他约40岁，生着农民的普通的胡子。（我们那时叫这样的胡子是‘加里宁式'的）这个汉子慢慢抽烟，十分淡漠地说：我是中农，由于不愿意加入集体农庄和反对上面来的全权的代表，村的骨干按第58条10节（反动宣传）判了他10年徒刑。村里的民警不愿意也没有时间送他到斯塔夫罗波尔，所以他自己一个人去。
从表面上他对自己的命运是无所谓的，但实际上他有自己的农民的聪明的打算，在监狱里他不至于饿死。那时村里成百成百人地饿死。”
[80]
我们知道，斯大林那时对饥荒的消息是置之不理的，当几千万的苏联农民挨饿的时候，并至少有三百至四百万人被饿死时，斯大林仍坚持把粮食输出到欧洲国家去。1928年出口的粮食不到一百万公担，1929年为一千三百万公担，1930年为四亿八千三百万公担，1931年——五亿一千八百万公担，1932年——一亿八千一百万公担。甚至在饥荒最严重的1933年还出口一千万公担粮食。[81]这时欧洲正处在经济危机，所以苏联的粮食实际上廉价出售。可是1932—1933年出口粮食的一半就足以把我国南方各省从饥荒中挽救出来。
西欧各国的人们在安详地吃苏联粮食，这是从我们的挨饿的和饿死了的农民口里夺过去的。有关俄国发生饥荒的一切消息，无论是苏联宣传机构，还是官方人士都予以辟谣。就连英国著名戏剧家萧伯纳[82]三十年代初期在苏联旅行后回到西方说：俄国发生饥荒的消息是谣言，他可以证实，俄国的粮食供应在他旅行期间比任何时期都好。
这就是那个被“左”派反对派批评为“农民倾向“、“农民意识”，有时还称为“农民神”的人，他对我国农业毫无能力和冒险主义的领导的悲惨结局。
六、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的缺点和错误
在苏联的历史和政治著作中，在文学作品中，对于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的严重错误和滥用权力行为已经有过多次批判。
比较起来，对我国工业化的方法问题，特别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却研究得很少。有这样的一种看法，如果说斯大林在农村中确实犯了不少错误和歪曲了政策，那么在城市中建立工业基础方面就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已经可以指出，对斯大林在工业化方面活动的这样的评价是不对的。
当然谁也不会否定我国人民在联共（布）的领导下二十年代后半期和三十年代初在建立现代工业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所有的党组织在这期间确实作了巨大的工作。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了将近一千五百个大型企业，其中有德聂伯水电站，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和库兹涅茨克钢铁公司，乌拉尔机械厂，罗斯托夫农业机械厂，切利亚宾斯克、斯大林格勒和哈尔科夫拖拉机厂，莫斯科和索尔莫沃汽车厂，乌拉尔化学机械厂，克拉马托尔斯克重型机械厂等。正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建立了沙皇俄国所没有的新工业部门的基础：机床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和拖拉机制造业，化学工业，发动机制造业，飞机制造业，重型轮机和发动机、特殊钢、钢合金、合成橡胶、氮气、人造纤维等的生产。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成千公里的铁路和运河开始通车通航。在原沙皇俄国的民族边缘区建立了工业基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外高加索和中亚细亚、哈萨克斯坦和鞑靼利亚、北高加索和布里亚特蒙古。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工业基地扩大了。在东方开始形成我国第二个钢铁和石油工业基地。这时期我国出现了成百的新城市和工人村。这为苏联进一步发展工业和巩固国防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大家知道，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后在解决经济建设中的一系列复杂问题，在制订和实现党的技术政策方面党的许多活动家起了多么重大的作用：费·埃·捷尔任斯基、谢·米·基洛夫、弗·弗·古比雪夫、格·康·奥尔忠尼启则、扬·厄·鲁祖塔克[83]、弗·雅·丘巴尔、伊·德·卡巴科夫[84]、格·列·皮达可夫等等。斯大林为在苏联建立现代化工业巨大工作中也贡献了自己一定的力量。但现在已经应该指出，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不仅在农业集体化方面，而且在工业化方面常常不象是一个有头脑的国家活动家，而象是一个唯意志论者和空想家。所以在许多情况下“斯大林的领导”不是引向胜利，相反，在我国制造了多余的困难。
这里，我们基本上根据近年发表的材料分析一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斯大林作为工业建设的领导者的活动。
大家知道，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1928/29—1932/33）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制订了两个方案——“基本方案”和“最佳方案”，而前者指标比后者的指标低百分之二十。
国家计划委员会在研制中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最佳方案假定的条件是：1）在此期间农业不发生大规模的歉收；2）和世界经济更为广泛的联系，主要靠增加出口资源，特别是靠大量增加设备和技术援助方面的贷款。此计划需要有两个方案也因为我们的计划机构还没有制订长期计划的足够的经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标是有条件的纯粹是大体上的、初步性的。在五年计划进行中确实出现了 1928—1929年很难预料到的各种新情况（特别是普遍集体化），而这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带来了许多复杂因素。因此，计划的两个方案同时存在是有道理的，也是必然的，而这当中主要的应该是初步方案。但是，在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过程中初步方案的许多拟定数字被看成是对“右”倾的让步。中央委员会实际上要求各级党组织完成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控制数字就是最佳方案的指标。
1929年4月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和苏维埃第五次大会最后通过了五年计划的最佳方案后，全国展开了实施五年计划的巨大工作。苏联人民以极大的热情克服了许多艰难困苦，建立了新的厂矿，电站，油井和铁路。
但是，在前两年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实现最佳方案的一些重要条件还没有成熟。资本主义国家设备和技术援助方面的贷款并没有显著增加，苏联出口也没有增加多少。相反，由于1929—1930年席卷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和农业危机，我们的国家遇到了出乎预料的巨大困难。国外市场上原料价格狂跌。因此，苏联为了从国外购买机器而需要从国内出口比五年计划估价的加倍或加一倍半的商品。同时，1929—1930年农业产品总产值低于1928年。所以毫不奇怪，社会主义建设的规模和热情虽然如此空前高涨，但不是所有领域内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结果都是顺利的。例如，1929年生铁和钢的产量只增加了六十至八十万吨，比1913—1914年水平略高一些。1929年的拖拉机产量仅仅三千三百台。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产量的增长也很缓慢。
我国国民经济的最薄弱环节是运输，特别是铁路运输。
在这种情况下，刚刚通过的最佳方案的完成受到了威胁。所以有必要把控创数字从最佳方案降下来，甚至要求党和经济组织实现基本方案；而不是最佳方案。但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不是采纳这些理智的和符合实际的建议，而是突然建议人民委员会议通过比原来多数控制数字还高几乎一倍的任务。这些建议完全不符合实际、是冒险主义的，但是斯大林坚持通过他们的方案。
斯大林1930年6月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讲到此问题时说：“中央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在加快速度和缩短期限方面修改五年计划并使它更加精确……下面举出中央根据提高建设速度和缩短完成期限的精神修改五年计划的几项重要决议。
在钢铁工业方面：五年计划预定生铁产量在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度达到一千万吨；而中央的决定则肯定这个定额太低，认为应该把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度的生铁产量提高到一千七百万吨。
在拖拉机制造业方面：五年计划预定拖拉机产量在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度达到五万五千台；而中央的决定则肯定这个任务太轻，认为应该把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度的拖拉机产量提高到十七万台。
汽车制造业的情形也是这样。五年计划原定在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度生产十万辆汽车（载重汽车和轻便汽车），而中央则决定増加到二十万辆。
有色金属工业和农业机器制造业的情形也一样。有色金属工业的产量比五年计划初定数字增加一倍多，农业机器制造业的产量也比五年计划初定数字增加一倍多。
至于联合收割机的制造，就更不用说了。它根本没有被列入五年计划，而它的产量在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度至少要达到四万台。”[85]
计划中的这种冒险主义做法引起了许多人的坚决反对，反对的不仅是在我们经济部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的非党专家，而且有许多著名的布尔什维克经济工作者。我们以后还会看见，斯大林是怎样对待那些被他指责为“进行破坏活动的”非党专家的。斯大林也粗暴地驳斥了党员中的批评者。当有色冶金总局局长阿·斯·沙赫姆拉多夫对有色冶金工业方面的惊人的新数字提出有根据和有说服力的批评时，他马上被撤职并下放到基层工作（后来被镇压了）。
当然这些镇压和威胁并不会使工业发展的速度加快。例如，本来规定1930年工业总产值增加的指标为百分之三十一至三十二。[86]但是根据中央统计局年鉴，实际上只増加了百分之二十二。规定1931年工业总产值的新指标增加百分之四十五，[87]实际上只增加了百分之二十。1932年这数字降到百分之十五，1933年下降到百分之五。1932年第十七次党代表会议不得不放弃“为一千七百万吨生铁而奋斗”的口号，有色和黑色冶金及机器制造业方面的许多计划指标也不得不放弃。
大家知道，1933年1月斯大林宣布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在四年零三个月中提前完成。还宣布，早在1932年工业产值就已达到五年计划的最佳方案所规定的1932—1933年度基本指标。根据斯大林在中央一月全会上宣布的材料，1932年底五年计划指标已经完成百分之九十三点七，而“甲”类工业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三点四。
由于1933年所宣布的提前完成五年计划，我国开始掀起相当规模的宣传运动。这次运动的许多参加者确实很诚恳地为取得的成绩而高兴。但是对斯大林来说，这次运动有其重大的政治意义。问题在于正是1932—1933年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危机年代。农产品的产量下降到最低水平，许多州出现了饥荒，工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大大恶化。正是这一切迫使斯大林宣布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以证实人民所作出的巨大牺牲，这些集体化和工业化期间的牺牲在相当程度上并不是因为国民经济的实际需要，而是由于斯大林和他的一些助手的领导得很坏而引起的。
当然，我们的工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所有产品的生产量无论是绝对数字还是相对数字都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经济干部队伍巩固了并取得了经验。但是前进的步伐并不象1933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一月全会所宣布的那样。
而首先不得不指出，斯大林所公布的1928到1932年期间总产值增加的数字不是太精确的。
大家知道，苏联最高国民经济会议所计划的工业总产值1932—1933年比1927—1928年度增加一点八倍，而重工业总产值增加二点三倍。实际上1932年底工业总产值和1927—1928年度相比只增加了一倍多一点，重工业増加一点七倍，比初定计划落后许多。按计划，日用品生产五年中应增加一点四倍，而实际上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88]
但问题还不仅在于这些总产值的指标。
今天我们很了解，光是总产值指标往往欺骗人和不说明问题到何种程度，应该用产品分类来说明，和补充其它许多经济指标来说明问题。
还应该说明，由于五年计划期间所积极推广的生产专业化，工业各部门的总产值在这些年代里经常并不因为实际产量提高而提高。这是由于同一个半成品的价值在计算中算了两次；第一次是计算在半成品企业活动之中，第二次是计算在把这类半成品变为成品的企业活动之中。
如果我们不仅按总产值，而是按实物指标来分析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情况，那么结果会怎么样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的成果远不是我们宣传机构所讲的那样大。确实如此，虽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发展重工业投入了巨额资金，虽然我国人民也尽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几乎所有的最佳方案的控制数字（按实物指标）都实际上没有完成。斯大林在第十六大讲的那些完全不切实际的任务更没有完成。下面我们举这方面的一些例子。[89]
上面已讲过，本来规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生铁的产量为一千万吨。斯大林1930年宣布把这任务提高到一千七百万吨，而1932年实际生产量为六百一十六万吨，甚至在战争前夕的1940年生铁产量只有一千五百万吨，直到1950年才超过了一千七百万吨。
黑色冶金其它指标的计划也没有完成。按五年计划最佳方案1932年钢的产量为一千零四十万吨，实际上生产了大约六百万吨，钢材原定为八百万吨，1932年实际产量为四百四十三万吨。
按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所通过的控制数字电力生产在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应为二百二十亿瓩/小时，1932年实际达到的电力数字是一百三十四亿瓩/小时。煤和泥炭的生产量比控制数字少了百分之十至十五。石油开采量的情况好一些，1931年已达到两千二百四十万吨，比1932—1933年计划数字还高。但是后两年石油开采量又低下来了：1932年为两千一百四十万吨，1933年为两千一百五十万吨。
建筑材料生产也没有完成五年计划最佳指标。例如：1932年计划生产九十三亿块砖，实际生产只有四十九亿块砖。化肥生产情况更不好，计划生产八百——八百五十万吨，而实际生产量1932年为九十二万吨，1933年为一百零三万三千吨（其中过磷酸钙计划生产三百四十万吨，1932年实际生产仅达到十八万两千吨。）硫酸的生产也只完成了五年计划任务的约百分之三十。
机器制造业（包括农业机器）的许多重要指标也没有完成。原定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生产各种汽车十万辆，（1930年斯大林宣布把这指标提高一倍。）实际上到1932年只生产了两万三千八百七十九辆，1933年——四万九千七百一十辆。直到1936年汽车生产才超过了十万辆。拖拉机生产计划数字五万五千台，1932年实际完成的数字为四万八千九百台。至于斯大林所宣布的年产十七万台拖拉机的指标，不但战前没有达到，而且战后10年间也没有达到。斯大林提出的生产四万台联合收割机的完全不切合实际的数字更没有完成。马拉犁，拖拉机犁，播种机和其他许多农业机器的生产比最佳计划控制数字大大地落后了。
至于轻工业和食品工业，那么在这方面的主要工业部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没有什么明显的增长。例如，1928年的棉织品产量为二十六亿七千八百万米，1932年为二十六亿九千四百万米（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计划产量为四十五亿八千八百万米）。毛织品1928年产量为八千六百八十万米，1932年为八千八百七十万米（五年计划最后一年计划为两亿七千万至三亿米）。麻织品1928年产量一亿七千四百万米，1932年为一亿三千三百六十万米（五年计划最后一年产量计划为五亿米）。食糖产量原计划要增加一倍，实际上1932年产量比1928年减少了百分之三十。肉类和牛奶的产量比1928年也显著下降。
1932年国民经济许多重要部门（纸张、胶鞋，铁路运输额等等）的五年计划最佳方案的许多控制数都没有完成。这些任务在1933年也大部分没有完成。
尽管计划的生产指标没有完成，但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工人数量的增加却比原计划的数字快得多。例如：此期间工人数量不是增加了三分之一（计划数字），而是增加了几乎一倍。[90]这是由于事先所没有估计到的因素造成的：许多重大工业项目建设时间迟迟不能完工；由于农村的严重形势大量农民流入城市；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计划没有完成。城市人口迅速增长造成了许多比例失调现象。1930—1932年期间粮食生产虽然下降了，但是统一供应商品粮食的人数1930年为两千六百万人，1931年——三千三百二十万人，1932年——四千零三十万人。[91]
几百万人从农村转到城市，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原来改善了，因为这基本上都是贫农阶层。自然，原失业工人的物质条件也改善了，因为他们都就业了。但是如果比较工人干部1927—1928年的生活水平，那么五年计划末他们的水平不但没有改善，而且是下降了。这当然和五年计划的任务相违背。根据十六次代表会议所通过的五年计划工业产品生产的增长要使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物质福利也不断改善，使苏维埃卢布的购买力水平不断提高。早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的决议上可以找到提出的警告，反对“用侵犯工人阶级切身利益去实现节约”的任何企图。这种做法被看成是对党的政策的歪曲，对这些做法必须开展坚决斗争。[92]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中也同样写道：“正确解决五年计划的中心任务决定着能够保障工人阶级福利改善的国民收入及其分配的增长……保障工资的提高，特别表现在其实际提高方面。”[93]这些重要指示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中都没有付诸实现。
例如，就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卢布行市下跌，私人市场上的价格上涨几倍。1929年起对职工开始实行配给制，包括所有基本食品和许多工业品。开始设立议价商店，[94]在这里可以用高价买到稀缺商品。这一切导至职工实际工资的明显下降。历史学家О·И·什卡拉坦根据列宁格勒的材料作了调查，他的计算表明，1930年所有部门的轻重工业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比1928—1929年低。从1931年起不再公布食品和工业品价格指标。[95]这些商品消费额的缩小证明1931—1932年期间实际工资继续下降。只是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实际工资才开始回升，于1960年才达到1928年的水平。[96]
※ ※ ※
当然，按多数重要实物指标第一个五年计划没有完成，其中有许多原因，包括计划水平还不够高。还有一些客观原因，这些情况在制订计划的时候很难估计到。但是斯大林在对待发展我国国民经济许多复杂问题时所采取的错误的唯意志论态度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例如，为我们工业提出一大堆过高的、显然无法完成的任务，这必然导致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浪费本来并不充足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归根到底不是加速，而是延缓生产发展速度。斯大林是一个“好大狂”，他不仅热心于建立巨大的没有生命力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而且还要建立巨大的工业企业，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许多情况下为建设这些企业还没有准备好相当的积累。其结果，这些企业的建设拖了很多年，他们很长时间不能开工，便巨大的物质财富长期被冻结。经常是这项或那项工程开了工，但是不得不因为资金缺乏而停工。
有关斯大林在我们经济中所使用的“大胆地”计划方法所带来的后果有许多例子可以证明。只要举我国合成橡胶工业的发展历史就够了，第一批合成橡胶企业正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起来的。[97]大家知道，第一批试验性质的合成橡胶是于1931年1月制成的。接着提出建立一两个大工厂的问题。但是所有主要工程师和С·В·列别捷夫[98]院士（合成橡胶是根据他的方法制成的）提出对实际去实现这个计划没有把握。但是参加讨论的人急于尽快发展苏联化学工业决定建立一至两个合成橡胶工厂。但是使专家们惊奇的是，根据斯大林的提议政府决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10个生产合成橡胶的大工厂。列别捷夫本人坚决反对一下子用如此大的规模搞还没有完全安排好的生产项目，因为其中许多问题还有待解决。化学委员会主席扬·厄·鲁祖塔克也反对这十个工厂的建议。但是斯大林拒绝考虑这些合理的意见。于是开始找厂地，运输建筑材料。本来很不富裕的资金分散到十个项目上。1932—1933年终于在三个工厂里开始生产第一批合成橡胶，但是其它工厂第一、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都没有开工。巨额资金长期被冻结。
斯大林这类外行和冒险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使本来就很复杂的工业化遇到了更多的困难。
一些老布尔什维克在自己的回忆中叙述列宁和斯大林在讨论经济问题的会议上的不同作风和整个会议气氛都绝然不同。著名的苏联经济工作者Ю·弗拉克谢尔曼写道：
“列宁从来不会用自己的很高的威望去压服人。在人民委员会议上是一片同志式的气氛，大家觉得很自由。在讨论过程中经常提出一些和列宁不同的意见，他注意听取，并抓住其健全的思路以修正自己的建议。
我还记得我一次不成功的发言。正在讨论劳动和工资法案。列宁不喜欢其中一项提法。他很想把这一项内容提得细致一些，但不知为什么他总是找不到适合的表现形式。伊里奇耐心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当所有同志都发表了意见，而所需要的方案还没有找到，我以为自己找到了所需要的方案，所以我请求发言。伊里奇很高兴地欢迎我的提议。当我讲完自己的方案，伊里奇甩了手说：
‘您说的还是那个意思，只是语言不同罢了’。
同样，我永远忘不了和这完全相反的中央的一个由斯大林主持的会议。那是在1931年。正在讨论的是一个新的大工业公司的组成和布局问题，其中电力起很大的作用，所以叫我参加了。这时我已是电力工程师，是电力中心的副主席。会是白天在人民委员会议厅开的。我坐在旁边挨着窗户，这是我在列宁时代（1918年）通常坐的位置。委员会的委员，奥尔忠尼启则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们都坐在长桌旁。斯大林抽着烟，来回走着。
发言的主要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们。后来斯大林发言了。他坐在主席旁边，面向长桌。讲话声音很低，许多地方听不清楚。一开始大家把手放在耳边，但还是听不清楚。后来大家都伏在桌子边上，想听清斯大林的话。整个发言过程中，大家都保持这种姿势。当他发完言，会议宣布结束，因为最后的真理已说出，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了。
这和列宁时代多么不相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和同志们商量，也解释，讲清楚自己的建议，力图使大家不仅通过，而且懂得了它们。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同志式的集体劳动成果。”
[99]
应该直截了当地说，我国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工业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如果有一个更明智的计划和领导，就不会这么大，在这方面斯大林的领导所起的作用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如果把我们的人民为了工业化而付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同工业化初步结果比较的话，那么应该承认，如果没有斯大林的话，我们的成就可能会大得多。
[1] 一普特等于16.38公斤。——译者注
[2] 《1958年苏联国民经济》，中央统计管理局年鉴，莫斯科1959年版第311页。
[3] 谢·巴·特拉佩兹尼科夫：《列宁主义和土地农民问题》第2卷第55页。
[4] 《苏联历史》杂志1965年第2期第18页。
[5]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275页。
[6]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425页。
[7]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年9月21日——1946年8月13日），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政治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
[8] 赫·威尔斯：《黑暗中的俄国》伦敦1921年版第133页。
[9] 《苏联历史》杂志1963年第4期第199页。
[10] 赤卢布等于10个纸币卢布，是苏联二十年代发行的特殊货币。——译者注
[11] 《布尔什维克》杂志1926年第19—20期第52页。
[12] 《苏共决议案……》第2卷莫斯科1954年版第351页。
[13]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稿》第2卷莫斯科1962年版第857页。
[14] 《苏共决议案……》第2卷莫斯科1954年版第160—161页。
[15]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66—267页。
[16]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稿》第2卷莫斯科1962年版第1222页。
[17] 同上，第1094—1095页。（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
[18]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178页。
[19] 同上，第182—183页。
[20] 《联共（布）决议案……》第2卷1936年版第230页。
[21] 同上，第256页。
[22]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稿》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年版，莫洛托夫的发言。
[23] 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卡明斯基（Григорий Наумович Каминский，1895年10月20日——1938年2月10日），191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任立宪会议议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图拉委员会主席。内战期间任图拉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图拉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南方阵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1921年任阿塞拜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巴库工人红军代表委员会主席。1928—1929年任全俄农业集体联盟主席，大力推进农业集体化。1930—1934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市委书记。1932—1934年任莫斯科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1937年任卫生人民委员。1935—1937年任苏联首席卫生检查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5年平反。
[24]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稿》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年版，卡明斯基的发言。
[25] 约瑟夫·米哈伊洛维奇·瓦雷基斯（Иосиф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арейкис，1894年10月6日——1938年7月29日），1911年开始从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1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1920年任俄共（布）辛比尔斯克委员会主席、辛比尔斯克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辛比尔斯克阵线特别指挥官。1918年领导镇压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1920—1921年任维捷布斯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任巴库苏维埃副主席。1923—1924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1926年任土耳其斯坦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6—1928年任联共（布）萨拉托夫省委书记。1928—1934年任联共（布）中部黑土省委第一书记。1934—1935年任联共（布）沃罗涅日省委第一书记。1935—1936年任联共（布）斯大林格勒省委第一书记。1937年1—10月任联共（布）远东省委第一书记。1937年10月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26]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稿》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年版，瓦雷基斯的发言。
[27] 《联共（布）决议案……》第2卷1936年版，第253页。
[28]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180页。
[29] 《苏共决议案……》第2卷1953年版第459页。
[30] 保藏青饲料并使之发酵的窖或塔。——译者注
[31]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18页。
[32] Ф·瓦加诺夫：《农业的改造》，载《共产党人》杂志1966年第3期第95页。
[33] Н·И·涅马科夫：《共产党是群众性集体化运动的组织者》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98—100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695页。
[35] 《苏共决议案……》第1卷1953年版第448页。
[36]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90、193页。
[37] 同上，第12卷第132—133页。
[38] 见《历史问题》杂志1965年第3期第12页。
[39] 见《历史档案》杂志1962年第2期第194页。
[40] 克鲁普斯卡娅发言后紧接着讲话的是未参加代表会的卡冈诺维奇。他对克鲁普斯卡娅予以严厉斥责。从本质上否定她的批评，同时，卡冈诺维奇宣称，克鲁普斯卡娅作为中央委员没有权利公开批评中央的路线。他说：“让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知道，不要以为她因为是列宁的妻子，就掌握了对列宁主义的垄断权。”安·布勃诺夫也严厉斥责了克鲁普斯卡娅的讲话，他说：“克鲁普斯卡娅是一个不会把我们党引向好结果的灯塔。”
[41] 谢·巴·特拉佩兹尼科夫：《苏联共产党实现列宁合作化计划的历史经验》莫斯科1965年版第197页。
[42] 《共产党人》杂志1966年第3期第97页。
[43]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68年第2期第106页。
[44] 参见《苏联历史》杂志1964年第5期第6页。
[45] 数字摘引自中央统计局年鉴。
[46] 《共产党人》杂志1966年第3期。
[47]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38页。
[48] 同上，第29卷第18页。
[49] 同上，第29卷第176—177页。
[50] 同上，第32卷第214页。
[51] 见《历史问题》杂志1968年第7期。
[52] 谢·巴·特拉佩兹尼科夫：《苏联共产党实现列宁合作化计划的历史经验》莫斯科1965年版。
[53] 为了比较说明一下，在俄罗斯联邦的领土上1928年发生了富农作案的1123起恐怖案件。（见《苏联历史》杂志1966年第1期第96页）所以很明显，中央的委员会在列出反革命富农骨干的数字时只会夸大而不会减小这一骨干的估计数字。
[54] 我国多数地区在消灭富农时把他们个人的非生产性财富也分配给贫农。这种做法自然会促使人们把更多的富裕中农也列为被“没收富农财产”之列。
[55] 关于这种情况的一些很有趣的材料收进了小册子《驳反对派的蛊惑宣传和造谣、实事和数字》，1927年由联共（布）中央宣传部出版。
[56] 《苏共历史》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莫斯科1960年版第423页。
[57] 《布尔什维克》杂志1930年第6期第20页。
[58] 关于被剥夺富农的全家迁出的严酷指示显然首先和这样的事实有关：即1930年苏维埃国家没有掌握为支援迅速产生的成千成万集体农庄所需要的物质和财政的资源。所以才决定把富农户的所有财产实际上移交给新成立的集体农庄。至1930年5月时，半数集体农庄的公共基金中来自富农财产的占百分之三十四。（《苏联农民》杂志，莫斯科，1970年，第237页。）这样，急促的加速集体农庄运动的结果必然导致在对待富农家庭方面的极端残酷性。
[59] 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Леонид Иванович Крылов，1912年7月1日——1982年6月7日），早年加入联共（布）。1940年毕业于加里宁教师学院历史系。1942—1943年任联共（布）加里宁省委书记。1947—1951年任苏共奥廖尔省委第一书记。1950—195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3—1955年任苏联驻保加利亚顾问。1955—1957年任苏联驻阿尔巴尼亚特命全权大使。1978年退休。
[60]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66年第1期第8页。
[61] 即官方规定的收购价格。——译者注
[62] 商业价格即指不用购货卡的高价。——译者注
[63] 见И·Е·捷连宁在《苏联历史》杂志中的文章，1964年第5期第19—20页。
[64] 《大锤报》1932年11月5日。
[65] 所谓“黑榜”地区即指被指控为反苏的村镇，就是说上了黑榜的地区。——译者注
[66]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肖洛霍夫（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Шолохов，1905年5月24日——1984年2月21日），苏联作家。代表作有《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被开垦的处女地》。196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67] 弗拉基米尔·加拉克托维奇·柯罗连科（Владимир Галактионович Короленко，1853年7月15日——1921年12月25日），俄国民粹派作家。
[68] 肖洛霍夫的信是赫鲁晓夫在一次讲话中引用的。（见《真理报》1963年3月10日）
[69] 《布尔什维克》杂志1933年第1—2期第19页。
[70] 雅科夫·阿尔卡季耶维奇·雅科夫列夫（Яков Аркадьевич Яковлев，1896年6月9日——1938年7月29日），191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主席。1918年任弗拉基米尔省执行委员会主席、莫斯科金属工人局局长。1919年1月领导了哈尔科夫武装起义。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9—1937年任农业人民委员。1937年7—8月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1937年10月被捕。1938年遇害。1957年平反。
[71] 罗曼·雅科夫列维奇·捷列霍夫（Роман Яковлевич Терехов，1889年10月1日——1979年1月2日），1912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4—1928年任乌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兼乌克兰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0—1933年任乌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0—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2—1933年任乌共（布）哈尔科夫省委第一书记。1933年向斯大林报告乌克兰大饥荒的情况，受到斯大林的批判。1934年被解除一切职务，改任全苏五金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3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56年退休。
[72] 《真理报》1964年5月26日。
[73] 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阿列克谢耶夫（Михаил Павлович Алексеев，1896年5月24日——1981年9月19日），苏联文学评论家、语言学家。
[74] 米·阿列克谢耶夫：《面包是一个名词》，载《星火》杂志1964年第1期第37页。
[75] 弗拉基米尔·费多洛维奇·坦德利亚科夫（Владимир Фёдорович Тендряков，1923年12月5日——1984年8月3日），苏联作家。
[76] В·坦德利亚科夫：《死亡》，载《莫斯科》杂志1968年第3期第37页。
[77] 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Василий Семёнович Гроссман，1905年11月29日——1964年9月14日），苏联作家、记者。1902年加入崩得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36年被捕，被判处3年劳动改造。1941年入伍，作为战地记者报道卫国战争。60年代初遭到苏斯洛夫迫害，他的书被禁止出版。1964年病逝。死后他的书被偷运到国外发行。
[78] 瓦·格罗斯曼：《时过境迁》。在苏联只有打字稿流传。
[79] 阿列克谢·叶夫格拉弗维奇·科斯捷林（Алексей Евграфович Костерин，1896年3月17日——1968年11月10日），苏联作家、社会活动家、持不同政见者。1916年起参加工会运动。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2年因醉酒被开除出党。1935年加入苏联作家联盟。1938年被捕，被判处5年徒刑。1955年平反。1956年重新加入苏联作家联盟。60年代以后是持不同政见者，立场接近左翼反对派。1968年10月因反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退党，同年11月逝世。
[80] 未发表的手稿。
[81] 《苏联农业》，载1935年年鉴，莫斯科1936年版第222页。
[82] 萧伯纳（乔治·伯纳德·肖）（George Bernard Shaw，1856年7月26日—1950年11月2日），爱尔兰剧作家、评论家。1884年发起成立费边社。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十月革命后，支持苏维埃政权。192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华伦夫人的职业》、《圣女贞德》。
[83] 扬·厄尔涅斯托维奇·鲁祖塔克（Ян Эрнестович Рудзутак，1887年8月3日——1938年7月29日），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7年被捕。1909年被判处15年徒刑。二月革命后获释，并担任全俄纺织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内战期间任莫斯科经济委员会主席、全俄运输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俄共（布）土耳其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工会讨论”期间支持列宁。1920—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24年任俄共（布）中亚局书记。1924—1930年任铁路人民委员。1926—1932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5年平反。
[84] 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卡巴科夫（Иван Дмитриевич Кабаков，1891年11月13日——1937年10月30日），1912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任沃罗涅日苏维埃主席。1922—1924年任俄共（布）雅罗斯拉夫尔省委书记。1922—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1928年任联共（布）图拉委员会主席。1924—1925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8—1934年任联共（布）乌拉尔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1937年任联共（布）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37年6月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85]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300页。
[86] 同上，第13卷第30页。
[87] 同上，第13卷第30页。
[88] 见《苏联工业》第12、13页，《苏联历史简明教程》第2卷《思想》出版社莫斯科1964年版第234页。
[89] 计划任务是按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于1928—1929年出版的三卷集的初定数字和联共（布）十六大材料。实际完成数字是按1956年后苏联每年出版的中央统计局的年鉴。
[90]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67年第2期第53页。
[91] 同上，第2期第53页。
[92] 《苏共决议案……》第2卷莫斯科1954年版第297页。
[93]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稿》第2卷莫斯科1962年版第1450页。
[94] 即非配给制商店。——译者注
[95] 根据Г·С·萨尔基阳书中的材料（《社会主义制度下实际收入增长的水平、速度和比例》，莫斯科1972年版第157页），1940年国家和合作社商业中的零售价格比1928年水平高5.37倍！
[96] 《苏联历史》杂志1964年第3期第34—38页。
[97] 《历史问题》杂志1964年第8期第38—39页。
[98] 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列别捷夫（Серг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Лебедев，1874年7月13日——1934年5月2日），苏联化学家。1932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
[99] 《新世界》杂志1969年第11期第225—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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