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1974）

第二章 关于斯大林同反对派斗争的问题


一、1923—1924年同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
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新”反对派
三、米·瓦·伏龙芝和费·埃·捷尔任斯基的逝世
四、1926—1927年的“联合”反对派
五、斯大林同“右”倾的斗争


　　如果想懂得斯大林主义在我国的产生、发展和巩固的历史，就必须那怕是最简短地和概括地研究一下二十年代中期和末期的联共（布）党内的斗争史。这项任务是很艰巨的，因为我们党史的其它任何一个问题比起同反对派斗争问题，在以后的年代中都没有遭到那样明显的伪造。就是二十年代曾经宣传过的许多现象和事实，以及当时发生的斗争趋向，在公布的时候都是有倾向性的和主观的。还有一种情况促使这种现象的发生，那就是我们党内斗争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异常尖锐的形式，斗争的每一方都力图把自己的对立面说得很不象样子，这样或那样的论点都被歪曲到无法辨认的程度，对错误和不确切之处都加以夸大。粗暴和不实事求是不仅不被阻止，相反，都被双方所提倡。与此同时，我们还要估计到：反对派领导人的许多重要声明和反对派联盟的纲领并没有在苏维埃和党的报刊上发表过，这些文件的手抄本只是半公开地被传播着，今天也只能在“秘密的”档案库里得到它，而本书作者是未得到许可看这些文件的。
　　三十年代期间阐述党内斗争的主观程度更加厉害了。我们且不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那里所有反对派的领导人都被说成是从苏维埃政权最初的年月起就被帝国主义间谍机构招募去充当外国的奸细和特务。
　　今天，这种指控已经不再提了。但是，六十年代所发表的论述苏共党史方面的大多数历史著作和普及读物在叙述二十年代党内斗争时仍然带有片面性和成见，甚至还有公开的伪造。
　　众所周知，联共（布）党内的几乎所有积极参加了反对派的人在三十年代大规模镇压活动中都牺牲了。这些反对派的极少数普通成员在苏共二十大后得以回到自己家里。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在为这个或那个反对派领导人辩护时说，他们在二十年代都正确而大胆地，但不成功地反对了斯大林。对这种观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同意这种观点。斯大林在战胜了反对派后篡夺了国家和党的一切权力，从肉体上消灭了大多数原来的对立面，也消灭了自己昨天的同盟者，但这也绝不能说明，斯大林在和反对派的斗争中统统都是错误的，而他的对立面在一切方面都是正确的。
　　另外，把我党各派之间的斗争，象一些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那样，描写成是一种争夺权力的无原则斗争，说成只不过是为了欺骗劳动人民而披上了各种理论外衣的斗争，也是错误的。不是的，二十年代我们党内不单是发生了争夺权力的斗争，而且也发生了严肃的理论（和实践）分歧和思想斗争，特别是关于当时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道路和方法问题。
　　显然，我们在本章中不可能也不准备对二十年代所有的异常复杂的党内斗争变故加以评论。但是，我们认为这一斗争的某些现象还是应该引起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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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我党发展各阶段中在它的成员之间曾发生过各种意见分歧，而这同时又导致了紧张的党内斗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革命前的历史充满了各种思潮、小组和派别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并没有随着社会民主工党的彻底分裂和布尔什维克党组成为独立的党——不久命名为共产党一事而宣告结束。仅仅在十月革命后的初期列宁就经受了几次斗争：同“左派”共产主义者，同“军事”反对派，同“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之间的斗争，1920—1921年党内发生了关于工会问题的激烈争论。
　　当时布尔什维克对这种几乎不间断的党内斗争气氛不感到有什么异常。他们常常为这种气氛感到自豪，认为这是党的原则性和政治健康的标志。确实如此，真正的政治运动和政党如果没有内部思想斗争，没有这样或那样的争辩和讨论的话，就不能存在。一个政治组织的完全思想统一和一致并不说明它的正确，因为这种情形很难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原则。
　　不用说也清楚，1923年以前正是列宁一直处在我们党内斗争的中心。列宁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和组织者，他同时又是能够把党内大多数人团结在他的口号和主张周围的伟大辩论家。在这些斗争中列宁的态度经常是毫不客气的，有时甚至是粗暴的。这种毫不客气的态度有时在复杂的形势下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而在某些情况下是令人惋惜的。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管这个时期或那个时期的辩论显得如何尖锐，列宁总是力图不把那用来对付党的敌人，即思想和政治对手的形式和方法搬到党员之间的思想斗争中去。
　　在分歧没有涉及党的理论和政策的主要原则之前，列宁仍然把他的对立面看成是党内同志，他耐心地说服他们，详细讲明他们所犯的错误，以便把所有可以团结的人团结在正确口号之下。在这期间，列宁通常力图避开采用做组织结论的手段，设法使犯错误的同志留在党内或党的领导机构中。例如，1921年在俄共（布）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期间在同所谓“工人反对派”进行极为尖锐的斗争之后，列宁不但建议在决议中指出“工人反对派”在反对官僚主义斗争中的功绩，而且安排了反对派的领导人亚·加·施略普尼柯夫[1]进入了中央。列宁说：“吸收‘工人反对派’的同志参加中央委员会，这是表示同志的信任……这在党内可说是最高的信任了。”[2]当施略普尼柯夫提出辞职时，正是列宁建议大会通过拒绝他辞职的决议。
　　列宁对待土耳其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雷斯库洛夫[3]同志所犯错误的态度也很说明问题的。雷斯库洛夫是一个忠诚的和富有忘我精神的干部，他积极参加了在中亚细亚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但是，他于1920年犯了一系列民族主义性质的严重错误。其中包括他坚持建立一个独立的“突厥共产党”和成立“突厥共和国”。列宁建议不批准雷斯库洛夫的报告并把他召回莫斯科。但是，列宁对待党的干部是很谨慎的，他反对对很快就承认了错误的雷斯库洛夫在党内给予任何打击。1921—1922年雷斯库洛夫被任命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人民委员，1922年党提拔雷斯库洛夫担任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议主席。
　　1920年10月，列宁在致中央政治局的信中写道：“对待那些因在苏维埃和党的事业中失败而使心理上十分紧张的所谓反对派代表人物，应采取小心的个别对待的方法，往往就是采取治病的态度，要将这样的态度作为特殊任务介绍给监察委员会。应该努力安慰他们，同志式地把事情讲清楚，寻找（不是用命令的方法）一种适合于他们的心理特点的工作。有关这方面的工作，应该给中央组织部以一些建议和指示等等。”[4]
　　当然，当党员间的分歧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当他们那怕是最著名的领导人的行为超出党性和党的纪律所允许的范围时，列宁毫不犹豫地和自己昨天的党内战友决裂。
　　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也是不记旧恶的。他从本质上就没有任何报复人的思想，他从来不会对承认错误的同志揪住不放，从来不会要求他们作出什么公开悔过的表示。在这方面列宁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评价是很说明问题的。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1917年10月公开反对进行武装起义之后，很快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他们马上在苏维埃政权机构中担任了重要职务。正是加米涅夫在起义期间召开的苏维埃第二次大会上主持了会议并被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诚然，几天后加米涅夫又力图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取得“一致”并建立一个所有“社会主义”政党参加的联合政府。当遭到布尔什维克中央拒绝后，加米涅夫和苏维埃政府其他七名人民委员提出辞职。但是，在加米涅夫和他的拥护者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后，列宁又让他们从事党利苏维埃的负责工作。列宁于1920年致意大利共产党人的信中在讲到这一问题时写道：“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夕及革命后，俄国的一些优秀共产党人犯了大家现在不愿意提及的那些错误。为什么不愿意提呢？因为，如果没有特别需要的话，再提这些已经完全被改正了的错误是不对的。向意大利工人提一下这个错误是有益的。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诺根[5]、米柳亭这样有名的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在此期间表现了动摇，担心布尔什维克会过分孤立自己，进行起义太冒险了，对一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太不做让步了。冲突到了上述这些同志示威性地退出了他们所负责的所有岗位……事情发展到我党中央对这些辞职的同志在报刊上极为尖锐的辩论。但事过几个星期，最多过几个月，所有这些同志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回到了自己最重要的……岗位。”[6]
　　不过，列宁在“遗嘱”中指出，十月事件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来说不是偶然的。但列宁无论如何没有反对过这两位著名布尔什维克作党的领导人的可能性和权利。
　　就是对待孟什维克，列宁也不是采取一概不信任的态度。列宁在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说：“同志们，我观察过孟什维克活动的发生和发展，大概没有别的任何人比我观察得更多更细心了。根据我十五年的观察，我确信……孟什维克的发展，特别是当俄国革命历史上开始了一个伟大的时刻之际，他们之中表现的严重的动摇，从总的方面可以归结为一点：即要他们违背自己的意志去脱离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的偏见是非常困难的。许许多多次他们都勉勉强强地开始朝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向接近，虽然是非常缓慢，但是到底还是朝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向走动，而且再过一年，他们还会走近几步——这一点我是完全相信的。”[7]
　　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虽然列宁同他的反对论者争论时是不讲情面的，然而他的尖刻却绝不毁伤人们的个人尊严，绝不去污辱他们。玛·伊·乌里扬诺娃写过这样的对列宁的回忆，她说：“列宁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善于持宽容的态度，如果这些错误不是出于恶意和有意玩忽职守……这时犯错误的同志总是可以得到列宁的帮助。当人们要求对这个有错误的人进行严厉的处分时，他总是可以得到列宁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可以在自己的身上找到新的力量去改正错误，这比采取严厉措施和追究责任好得多，因为这种方法不会唤起仇恨的感情，不会使一个已经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的人感到压抑……”[8]
　　斯大林对自己对立面和所有不同意见者的态度则完全另一样。
　　还在1918—1923年党内斗争时期，即列宁在世时，斯大林在对待犯了思想或实践错误的同志就表现得特别粗暴和不客气。与此同时，斯大林根本不考虑如何说服自己的对立面和如何吸收他们共同工作。他只是想压服他们，使他们听从他的意志，如果达不到这点，他就毫不客气地把他们抛在一边。
　　列宁善于看到犯错误的同志和敌人之间的明确界限，而斯大林和列宁不同，他把所有反对他的人都看成是自己的敌人，对他们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可以侮辱他们，损害他们的尊严等等。
　　正是斯大林在罗列自己对立面的各种错误和缺点时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他对我党许多著名活动家的功绩完全置之不顾，只知道大摆他的政敌的实际存在的和捏造出来的缺点和错误。结果使大家莫名其妙，他们问：这些人怎么能成为列宁领导我党和革命的最亲密的战友呢？
　　为了更清楚地看到列宁和斯大林在和反对派进行斗争时采取的形式和方法多么不同，我们不妨回忆一下这类斗争的一个事实，即斯大林和列宁于1921年5月18日在工会第四次全俄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讲话。根据А·М·杜尔马什金的回忆，在这次会议上达·波·梁赞诺夫[9]对俄共（布）党中央提出了尖锐批评，要求工会独立于党。他提出一个他自己的、同中央路线相矛盾的决议，决议里蛊惑人心地提出了当时代表们都异常关心的向工资自然形式普遍过渡的建议。这个建议因货币的购买能力急剧下降而得到了支持。党团的大部分成员无意中支持了梁赞诺夫的决议，而没有通过党中央的决议。斯大林来到党团会议并力图改变已经形成的局面。但他的讲话，就问题的本质来说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而且态度粗暴又不耐烦，对托姆斯基[10]和梁赞诺夫以及党团本身进行了粗暴的个人攻击。这引起了到会的人的抗议、喊叫和急躁情绪。当梁赞诺夫反驳时，斯大林不是采取原则批评的态度，而是粗暴的骂了一句：“住嘴，你这瞎胡闹的小丑！”梁赞诺夫跳起来，用同样的语言回敬了他。
　　会议气氛越来越紧张。甚至连那些反对梁赞诺夫决议的代表也对斯大林的讲话表示不满。
　　列宁不得不干涉这次中央和党团的冲突。列宁的讲话同斯大林的讲话只有一个“细微的”差别——就是列宁的讲话有着充分根据和说服力。在讲话中反对托姆斯基和梁赞诺夫的那一部分，列宁和他们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性质是不可调和的。但是，列宁在批评梁赞诺夫、托姆斯基、拉林[11]和哥尔茨曼[12]时，没有进行任何个人攻击和带有侮辱的因素。列宁运用了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不加掩盖地把问题的真实情况摆了出来，结果他取得胜利：刚才以绝大多数的优势通过了那个和中央决议相违背的、梁赞诺夫提出来的决议的大会党团，最后通过了中央的决议。杜尔马什金写道：列宁的这次讲话深深地留在人们的头脑中，它是列宁善于和人们谈话和说服他们的一个鲜明范例。”[13]

一、1923—1924年同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


　　1923年当列宁因病重不能再领导国家和党的时候，年轻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是异常复杂的。工业和运输业还没有摆脱破坏的状态，农业正以极端缓慢的速度从两次战争的灾难和1921年饥荒中在着手恢复。工人和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仍然很艰难。1923年7、8月间许多城市，包括莫斯科、哈尔科夫、索尔莫沃等发生了工人罢工事件，原因是工资有时发不出来，以及严重的经济困难。与此同时，新经济政策开始实施，私人商业在城乡中普遍发展起来，私人工业企业、商店、印刷所、饭店、交易所等开始出现。小企业主、商人和富农抬起了头，都从革命、余粮征集制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造成的休克状态中复苏过来。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整个经济形势的改善，使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容易得到解决了。但是，这种变化同时给党带来了不少复杂的政治问题和困难。
　　1923年西欧的政治形势极为复杂，当时西欧劳动人民正在掀起新的革命高潮。年轻的共产党在等待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党给他们出主意和给予援助。
　　这时俄共（布）党中央就如何克服那些存在的政治和经济困难的途径以及关于这些问题性质方面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因此，新的争论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党的十二大期间，至少在政治局委员间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争论。但是，事过刚几个月，托洛茨基就提出了他的特别纲领（同时用很不隐蔽的方式提出要求党的领导权），他当时是比较出名的党领导人之一。
　　本书还会不止一次地提到托洛茨基，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妨对这个充满矛盾的政治人物作一个简短的介绍。
　　列·达·托洛茨基是在社会民主工党最初几个小组刚刚形成的时候加入党的，他十九岁时被逮捕并流放到西伯利亚，1902年从那里逃到国外。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是和孟什维克站在一起的。他作为彼得堡苏维埃主席积极参加了 1905年的革命。早在那时，托洛茨基就犯了一系列政治和理论上的错误，但不能因此否定彼得堡苏维埃和他作为主席在1905年革命中的整个革命活动。在彼得堡苏维埃成员被捕之后，托洛茨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但他中途逃跑了，并于1907年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的工作。
　　1912年托洛茨基住在维也纳时，组织了所谓“八月联盟”[14]并开始出版《真理报》。据他自己说，他的主要目的是调和社会民主党所有的各派和各种思潮，特别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此时托洛茨基的矛头首先指向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因为他们不愿意和取消派及召回派[15]妥协。列宁自然也予以反击。正是在1912—1913年期间列宁在自己的文章中，特别是在私人信件中对托洛茨基的评价是不好的，态度是不讲情面的，而这些评价在二十年代及后来时期在我们的报刊上广为引用。列宁指责托洛茨基，说他是在直接欺骗工人，因为他没有告诉他们关于取消派的真实情况。列宁说托洛茨基是“最卑鄙的野心家”、“冒险家”、“阴谋家”等等。也正在这时候列宁称托洛茨基为“犹杜什卡·托洛茨基”，把托洛茨基的调和活动和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6]一部小说中的主人公犹大什卡·格洛夫略夫[17]为进行家庭里的和解而作的虚伪的尝试加以比较。
　　1917年二月革命后托洛茨基回到俄国并参加了称为“区联派”[18]的国际主义小组。“区联派”那时在当前革命问题上的立场越来越接近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立场。所以毫不奇怪，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区联派”成员被吸收到布尔什维克党，托洛茨基本人被选迸了中央。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争取到多数之后，托洛茨基担任了主席。
　　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前的几个月里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和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进行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
　　老布尔什维克亚·彼·斯蓬德[19]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总的来说，托洛茨基在1917年发挥了自己的长处。他成为彼得格勒集会上最受欢迎的人，他的政治路线引起了大家对他的好感。当时他简直成了 1917年的丹东[20]。[21]他在各方面表现出他的果断和胆量。但是，他不具备列宁那样的远见卓识和不象列宁那样善于把自己个人的一切感情无限地服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这些东西当时在实践中并没有表现出来……托洛茨基是最优秀的革命演讲家之一。他具有惊人的演说才能，特别善于用通俗的语言阐明很难表达的思想，但他的演说夭才往往和原则性不相一致。”
　　在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前不久，于1917年10月8日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推选参加立宪会议的代表时，列宁还指出托洛茨基有巨大功绩。列宁说：“提名托洛茨基作代表，我看谁也不会提出争论的，因为，第一，托洛茨基一回来，他的立场就是国际主义的；第二，他为‘区联派’成员参加党进行过斗争；第三，在7月艰难的日子里他的工作是胜任的，他拥护革命无产阶级政党。”[22]
　　关于托洛茨基在十月日子里的作用，即关于他在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组织和实践中的作用问题，流传过并正在流传着许多各种各样的神话。（其中一些神话的作者是托洛茨基本人。）
　　一方面，至今有一种夸大托洛茨基在1917年10月的影响和作用的趋势。例如，哈尔科夫的达什科夫斯基[23]教授于1965年给《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写道：“这时期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名字总是并列着，他们不仅在十月革命的旗帜、标语和口号上，而且在党、人民和国家的思想深处都是十月革命的化身……从这个意义上，就全党的成员来说，当时可以在同等的程度上称为列宁党和‘托洛茨基’党。”[24]И·К·达什科夫斯基这种断言显然是不正确的。如果说在广大群众心目中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名字在十月革命日子里并列在一起的话，那么在“党的思想深处”这一点是不可能的。我们党和十月革命只有一个鼓舞者，只有一个领袖，这就是列宁。在我们前面已引用过的在推选参加立宪会议代表时的讲话中，列宁在介绍托洛茨基时还说道：“‘区联派’的成员很少有根据我们党的方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工作的经受了考验的人，这是不言而喻的事（着重点是作者加的），然而，提出托洛茨基做代表，是不会有争论的……”[25]以及其它等等。
　　但是，贬低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日子里的作用也是不对的。列宁和托洛茨基虽然在进行革命的条件和日期方面有分歧，而在这些分歧中列宁往往是正确的，但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实际准备和执行中的作用是异常巨大的。正是托洛茨基是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而从革命第一天起，即临时政府被推翻后，彼得格勒的一切权力移交给了这个委员会。
　　关于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决定性事件中的巨大作用，可以举出许多足以证明的材料。有关这些情况可供引用的有约翰·里德著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26]我们在这里仅提供一个证据，即于1918年11月6—7日《真理报》发表的，署名“约·维·斯大林”的文章《十月转折》。这篇文章写道：“这个转折的鼓舞者始终是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起义的全部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坚定地说，无产阶级很快转到苏维埃方面来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善于作日常工作是分不开的，这些方面党首先并主要应该归功于托洛茨基。而托洛茨基同志的主要助手是安东诺夫同志和波德沃伊斯基同志（斯大林在三十年代初期以前曾把这篇文章收进自己的著作选集中。）
　　我们不再分析布列斯特期间托洛茨基的错误做法。但每个客观的历史学家显然都看到，在这些危机的日子里，在托洛茨基的言行中是连“有意”“叛变”、“投降”和“出卖”的影子都没有的，而这一切指责是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写进历史科学的。[27]
　　关于托洛茨基在国内战争期间的活动也流传着不少神话。有人企图把托洛茨基说成几乎是我们红军的主要创建人，是红军主要胜利的组织者。另一方面，有人企图抹杀托洛茨基全部军事工作的意义，而且不仅后来几十年中的历史学家这样做，就是在当时事态发展的过程中也有人企图这样做。例如，还在1919年7月老布尔什维克和军事干部瓦·安·特里弗诺夫[28]在给他的朋友阿·索尔茨[29]的信中写道：“在南方曾发生和正在发生极大的混乱和犯罪行为，关于这点应该在广场上大声疾呼，但可惜我现在还不能这样做。根据我们这里所流行的风气，我们永远也不能结朿战争，而我们自己因饥饿很快要死去。南方战线是托洛茨基的产儿，南方战线和它的……无才能的组织者有血肉联系。我们的人民应该予以重视，红军不是托洛茨基建立的，而是我们这些普通的军队干部建立的。托洛茨基参加工作的任何地方，每在他来到之后，马上就引起极大的混乱。任何一个应该准确无误地工作的单位不允许这种把事情弄得混乱的人来参加，而军事正是这种单位。”[30]
　　还有奥尔忠尼启则从南方战线给列宁写信道：“出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接近于叛变的现象……规章、纪律和托洛茨基的正规军都到哪里去了？他怎么允许事情发展到一塌糊涂的地步？这简直是不可思议……”[31]
　　关于当时已经和托洛茨基很敌对的斯大林对他的反映，在这里就不必说了。
　　我们认为，真理是在这两者之间的什么地方。应该指出，党和军队的一些干部对托洛茨基有许多意见，都强烈反对他，列宁对此是很了解的，但是他一直对托洛茨基的军事活动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并始终没有提出撤换托洛茨基陆海军人民委员的职务。阿·马·高尔基在回忆列宁时写道：“我对列宁高度评价托洛茨基的组织能力觉得很奇怪。列宁注意到我的惊奇。他说：‘是的，我知道，关于我和他的关系有人在胡说。但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这点我也知道。他就是能把军事专家组织起来。’沉默一下后他又小声和不愉快地补充说：‘但无论怎么说，他不是我们的人！跟我们在一起，但不是我们的人。他太图虚荣。他还有些什么，……不太好的东西，是从拉萨尔[32]那里学来的’。”[33]
　　有关托洛茨基对列宁的态度的神话也不少。众所周知，在革命前的争论中，托洛茨基对列宁的评价常常是粗暴和不公正的。实事证明，从1917年起托洛茨基对列宁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所以帕姆·杜德[34]那样的断言显而易见是错误的。他说，“托洛茨基对列宁，对他的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对布尔什维克，始终怀着刻骨的几乎是病态的仇恨。”[35]老布尔什维克В·Е·格罗莫夫在他未发表的手稿[36]中对列宁同托洛茨基关系的评价是较正确的（当然也不是无可争辩的）。他写道：“托洛茨基是杰岀的革命者。他当然不是列宁主义者，但在我们党内他和列宁一起工作得相当融洽。我们的党是由列宁缔造的，他有能力制止托洛茨基放肆的虚荣心和毫不加掩饰的个人野心……我们党内没有比列宁更加了解托洛茨基的人了。这个充满矛盾的人物所具备的长处和短处都被我们的领袖准确和认真地描绘了。因此，如果想了解托洛茨基的悲剧必须首先读列宁的书。不要相信斯大林写的关于托洛茨基的东西……也许，托洛茨基是唯一没有想躲避斯大林强加给的斗争的对手，因为在列宁去世后，他自认为有可能成为党的领袖。托洛茨基始终对自己评价很高，并十分珍惜自己的名誉。这个虚荣心很强的人总是被他的同时代的人们的鼓掌声所陶醉，但他首先关心的是：后代能把他作为历史人物来承认。这就是所谓进行‘历史的赌博’。他的错误，首先是脱离实际，只关心自己政治名誉的知识分子的错误……列宁自己告诉了当代人和后代人应该如何对待托洛茨基及他的‘非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不仅因为托洛茨基有功绩尊重他，而且在自己致代表大会、即最后一封给党的信中称托洛茨基是‘现时中央最卓越领袖’之一。这不是空谈，而是我党的缔造者对托洛茨基的最后一次，也是最终的评价。列宁曾在异常尖锐、有时捉摸不清的环境中和托洛茨基工作了二十多年……
　　在党内托洛茨基享有很高的威望，特别是在青年中间。但是，在老布尔什维克队伍中，即在地下工作时期进行过反对他的斗争的人们当中，他的威信就不那么高了。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他的威信也是非常高的。在我们革命队伍中，除了列宁，其他任何人在演说才能方面都没有能超过他。”
　　下面我们就转到1923—1924年期间托洛茨基反对派问题上来，不再谈和托洛茨基有关的1920—1921年间的事情，包括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
　　众所周知，这个新争论的中心议题一开始就是党内民主问题。还在1923年9月因为工厂发生闹事和罢工，党内又形成了“工人反对派”，俄共（布）召集了中央全会。在这次全会上捷尔任斯基作了报告，他指出党内出现了党的生活停滞的状况，委派制度代替了选举制度，前者占了统治地位，这种现象在政治上是危险的，这就麻痹了党对工人阶级实行政治领导。中央成立了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委员会，交给他的任务是研究如何改进党内制度并提出具体建议。
　　但是，托洛茨基并不与捷尔任斯基的委员会合作。他于1923年10月8日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发出了一封激烈批评中央工作的信。这封信在提出正确批评的同时，包含了许多没有根据的武断的说法。例如，托洛茨基提出，1923年党内民主少于内战时期，书记等级制指挥一切，不让普通党员发表自己的意见。托洛茨基写道：“十二大以前基本上形成的和十二大以后得到最后巩固和完成的制度离开工人民主比军事共产主义最严酷时期的制度还要远。”和托洛茨基意见一致的四十六名负责干部在10月15日给中央的信中所提出的批评更加尖锐。这封信中写道：“党内所形成的制度已经无法忍受。这个制度扼杀着党的自主性，党被精心安排好的官僚机构所代替。这个机构在平日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在危机关头必然出故障，而在即将到来的严重事件面前可能成为完全不能胜任工作的机构。”此信的作者对俄共（布）中央提岀了尖锐的批评并断言，如果中央继续实行原来的政策，这将导致国家的灭亡和革命的失败。这些信没有发表，只是在党组织内部传阅。1923年10月底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委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谴责了托洛茨基的信和四十六人的信，认为这是向派别分裂活动迈出的一步。但会议决议没有在1923年10月和11月公布出来。这显然是因为政治局领导（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想避开新的辩论。
　　但不久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党的各级组织的情绪使有关党内民主问题的辩论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这时政治局决定把辩论的主动性掌握在自己手里。11月7日《真理报》登了季诺维也夫的一篇题名为《党的新任务》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充满批评精神的，文章中强调指出：“近来，在党内生活中真是太风平浪静了，有些地方甚至简直就是停滞不前。”季诺维也夫写道：“我们主要的灾难往往是：几乎所有重要问题都是上面决定了后再下来。这就使广大党员群众的创造性受到限制，使基层党支部的自主性减少了。”季诺维也夫还号召说为了较满意地解决上述各项任务，为了适应正在引起我们注意的国际事件，为了使党内生活更加积极起来，……我们需要在实践中运用党内工人民主——加强党内关于一般政治、经济及其它问题的自由辩论，特别是把普通党员的注意力集中到有关生产方面的迫切问题上面去。”与此同时，《真理报》号召就季诺维也夫的文章在报刊上和党组织内展开最广泛的辩论。《真理报》从11月13日起开始定期登载有关党内民主问题辩论的各种材料和文章。这一辩论引起了广大读者、一般党员和中层干部的极大兴趣。这时托洛茨基的拥护者和他们的对立面的各种文章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双方都认为党内形成的局面是一种不正常状态，并且号召全面发展党内民主。辩论中提岀了不少积极建议，其中有些至今还未失去它的意义。当然，党内许多积极分子非常明白，托洛茨基对党内民主问题突然表示关心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蛊惑宣传性质。托洛茨基工作作风的行政官僚性质和他对党的纪律的蔑视还在列宁离开党的领导工作以前就已相当清楚地表现出来了。他和许多普通党员及领导干部接触时表现得高傲和自大，使甚至有些他最亲密的拥护者们有根据地称他为老爷。二十年代初期，正是托洛茨基提出了把工会“抖落得干净点”、“拧紧螺丝帽”等口号。那时就在他的拥护者当中开始散布对他个人迷信的因素。
　　但是不管怎样，1923年11月底——12月初发生的党内辩论基本上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它使妥协成为可能。1923年12月5日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这一妥协实现了。在这次会议上对每一处改动都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后还是一致通过了决议，并于12月7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可惜，这项决议没有成为党内生活的基础，而后来也都没有被收进联共（布）和苏共决议汇编里去。决议中写道：

　　“只有经常的、生气勃勃的思想生活，只有经常批判地研究自己的过去，改正自己的错误，只有集体地讨论重要的问题，才能保存我们的党象它在革命成功之前和革命当中刚刚形成时的那样的党。只有这样的方法才能真正地保障那些个别问题，各别时期的意见分歧不至于变成党派的小组织。为了避免派系的产生，就要求党的领导机关倾听党内广大群众的呼声，不要一见到各种批评就看成是派性的表现，否则就会把诚恳的、纪律性强的党员推上缄口不言和派性的道路……必需扩大党内探讨问题的俱乐部网。当党员在自己的权力和义务范围内讨论他们有兴趣的问题和做出结论的时候，不要滥用‘党的纪律’压人。为了能够保证在实现党内民主的基础上真正实现上述的措施，必需不是说空话，而是实际地做起来，建议基层支部、区、县、省的党的代表会议在定期的选举中经常地更新下层机构，把那些在实际上有能力保证党内民主的干部提拔到领导工作岗位上来……今天监察委员会的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党的机关利党的实践中和官僚主义对党政策的歪曲行为进行斗争，对那些妨碍在党组织日常工作中实现工人民主原则的负责干部追究责任（如：限制在会议上的言论自由，或在选举时进行党章未规定的各种限制等等）。”

　　看来关于党内民主问题的辩论很顺利地结束了。但实际上事情并非如此。托洛茨基显然认为，所通过的决议是他和他的拥护者们的胜利，而这为他进一步对政治局的多数施加压力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就在12月8日晚上，在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宣读了托洛茨基以《新路向》为题目的致党的会议的信。从形式上看这是托洛茨基对刚刚通过并发表的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决议的个人解释。但实质上这是新的派别行动，是全党辩论新阶段的开端。就是从派别斗争的角度说来，托洛茨基的信不仅是重大的政治错误，而且在策略上也是错误的。它对托洛茨基派极为不利，因为从这封信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托洛茨基把自己的派别利益置于全党利益之上，关于民主问题的辩论对托洛茨基来说，只不过是改变党领导的手段而已。托洛茨基用自己的行动把他自己同其他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对立起来，粗暴地破坏了刚刚经过艰难斗争达成的妥协。历史学家Ю·戈洛索夫在他那十分吸引人的、内容丰富的文章《党史记事》中，在分析托洛茨基1923年底的所作所为的时候写道：“托洛茨基在这次辩论中的所作所为很代表他这个人，因为这些行为是出于他的某些个人品质。他是一个很有天才的人。如果把他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及在《真理报》上
　　发表的文章同当时其他领导人的讲演和文章加以比较的话，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超过了他们所有的人（除了列宁）。但正象可以经常看到的那样，他的优点按辩证法的规律变成了缺点，他的天才导致过份自信和特殊感，特别是在列宁因病不能工作以后，而他对列宁又尊重又害怕……有趣的是，托洛茨基的自信心往往导致他在党内斗争中的失败，他蔑视说服别人的麻烦的组织工作，他认为，只要是他拿出唯一正确的思想去讲演（他是很优秀的演说家），那么所有的党员马上会转到他这边来。而斯大林正好和托洛茨基相反，他不重视公开演讲，他的演说往往不是很深刻的。斯大林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到机关工作，用各种办法说服和强迫人们站到他这方面来。列宁具备了这两个优点，把讲演和文章的说服力及鲜明性同巨大的组织工作结合起来。”[37]
　　托洛茨基的信于1923年12月11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这封信虽然提出一些正确的和好的主张，特别是关于党机关的官僚化所蕴藏的危险，但总的来说，这封信没有吸引大批新拥护者到托洛茨基方面来。相反，它使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能够在托洛茨基反对派处于最为不利的情况下向后者进行坚决攻击。托洛茨基的对立面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托洛茨基的一些蛊惑人心和模棱两可的说法上。托洛茨基正好在这封《新路向》的信中说，青年是党的最准确的晴雨表，他并且暗示说：“列宁的学生们”蜕变为官僚主义分子了。引人注目的是，连托洛茨基最亲密的一些拥护者和《四十六人来信》的一些参加者拒绝支持他新发表的信并指责《真理报》发表了它。
　　1923年12月后半月和1924年1月上半月，几乎所有的党组织都召集了会议或代表会议，在这些会上绝犬多数党员谴责了托洛茨基反对派，报刊也开展了广泛的讨论，《真理报》两次（1923年12月28和29日）刊登了托洛茨基关于《新路向》的文章——一篇是关于党内派别问题，另一篇是关于党的接班人问题。同时《真理报》登载了当时大部分领导人反对托洛茨基的文章和讲话（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加里宁等）。为了更清楚地看到1923年底党内力量对比的情况，可举莫斯科各党支部表决数字。这些材料是在莫斯科党的代表会议上公诸于众的。[38]莫斯科党委会工作报告宣布，莫斯科四百一十三个工人支部中支持中央的有三百四十六个（九千八百四十三人），支持反对派的有六十七个（两千二百二十三人）。高等学校支部支持中央的有三十二个支部（两千七百九十人），支持反对派的有四十个支部（六千五百九十四人）。在苏维埃机关中支持中央的有一百八十一个支部，支持反对派的有五十七个支部；在军队中支持中央的有七十七个支部，支持反对派的有二十二个支部。在区一级党代表会议上支持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共有百分之三十六的人。[39]这说明托洛茨基在党内还享有相当的威信。后来的任何反对派都没有在普通党员中获得如此多的支持者。但是，无论如何托洛茨基反对派显然遭到了失败。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对这次辩论作了总结。会议上托洛茨基反对派被谴责为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同时又指出这次辩论也有一定的积极成果。这次会议还通过一项决定，将俄共二十大[40]关于团结的决议中的秘密的第七条公布出来，根据这条决议，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有权以三分之二的票数把任何一个违犯党纪和从事派性活动的中央委员从正式中央委员降至候补中央委员，甚至有权开除他。[41]1924年5月，列宁去世后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同意代表会议的决议，并将十三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归入俄共（布）十三大决议案中。
　　1924年上半年在全党范围内的各种会议上托洛茨基拥护者遭受的失败并不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结束。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以各种形式在整个1924年一直继续进行着。在这期间反对派的成员所提出来的问题远远超岀了党内制度的范围。
　　关于俄国革命发展的总前途问题在这时显得特别尖锐。托洛茨基一直认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可能胜利，但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欧洲、特别是社会主义德国直接支持的话，革命是不可能持久的。托洛茨基早在1917年就写道：“现在于如此大有希望的俄国革命开始之后，我们完全有理由希望还在这次战争期间在全欧洲掀起强大的革命运动。显然，它只是以全欧洲形式出现，才能顺利地发展和取得胜利。如果它被限制在国家范围的话，那么它必然会失败……俄国革命只有变为全欧洲性的时候，才能得到挽救……欧洲革命不必等待亚洲和非洲的革命，也不必等待澳大利亚和美国。但是，在俄国或英国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德国革命的话是不可想象的，反之也是如此。”[42]
　　在1917年的时候，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包括列宁在内，都持这一观点。列宁也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俄国开始，但如果没有革命的欧洲支持的话，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俄国取得胜利，可是列宁和托洛茨基论证这一观点时的论据是完全不同的。
　　列宁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如果没有欧洲无产阶级支持的话，就不可能持久掌权，这是因为社会主义俄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军事和经济方面比帝国主义国家薄弱几十倍。如果欧洲的工人阶级不夺取政权的话，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会直接扼杀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知道，实际情况不是列宁所担心的那样。欧洲国家的工人阶级虽然没有取得政权，但他们用自己的压力破坏了资本主义国家对俄国的更广义的干涉。各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尖锐矛盾并没有随世界大战的结束而得到解决。还在1921—1922年就可以明显地看到，苏维埃俄国为自己夺得了和平喘息的机会，它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可能继续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改变了自己关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前途的观点，他制订了有关俄国社会主义长远建设的纲领，这一建设是依靠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对外贸易垄断和农业各种合作社形式的发展。列宁坚定地认为，如果没有外来入侵的话，俄国内部的条件，特别是已形成的工人阶级同劳动农民间的联盟，创造了在我国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足够的条件。
　　托洛茨基接受不了这个观点，因为他认为，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不可能，正是因为内部原因和条件，主要是由于国家经济落后和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利益引起的不可避免的冲突。例如，他在少共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说：“局部的革命，某国的起义绝不能援助我们。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及封锁使我们的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只有引进大批的技术力量，大批的优秀的熟练工人，大批火车头、机器等等，才能对我们有所帮助，而不是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局部的、不成功的起义。同志们！关于苏维埃俄国只能在世界革命存在的情况下继续坚持和发展下去这一点，你们可以在我们历来所写的文章中准确无误地读到。你们可以确信，我们在十五年以前就写过，由于俄国阶级斗争的内部原因，俄国革命必然使俄国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但是这一权力作为胜利的社会主义专政形式只有在下面的情况下才能坚持和得到巩固，那就是它成为国际范围内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出发点和组成部分。这条真理至今还有效。”[43]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托洛茨基在他的讲话里企图使他的“不断革命”论死灰复燃，而他的理论只是从表面上和马克思、列宁的不断革命论有相似之处。托洛茨基革命论的主要缺陷是对无产阶级主要同盟者农民的革命可能性估计不足，这不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这里指的是贫苦农民），甚至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托洛茨基直至二十年代初期还坚持对农民的错误的“左”倾观点，这可以从1922年出版的《1905年》一书的前言中得到证明。在这篇前言里我们可以读到：“在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不仅要和在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他的所有资产阶级派别发生敌对冲突，而且要和协助他取得权力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同样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里，工人政府的矛盾状态只能……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得到解决。”[44]
　　列宁和托洛茨基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前途的不同观点决定他们对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和前途的不同看法。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长远的政策，是社会主义关系逐渐战胜资本主义关系的政策，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整个时期。在托洛茨基眼里新经济政策只是无产阶级政权的权宜之计，是为等待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的讲话中说：“新经济政策是一定空间和时间条件下的产物——这是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工人国家的权宜之计，这个国家坚信欧洲革命运动的发展……我们特别指望欧洲革命运动的发展。新经济政策是适应这种发展速度的办法。”[45]
　　托洛茨基对新经济政策的这一错误看法导致他对党在经济战线上获得第一批成就的偏见。
　　例如，反对派的成员在许多文章和讲话中对党的经济政策持批评态度。托洛茨基反对派在夸大国家经济困难和经济领域领导的缺点时，预言苏联会出现对外积极活动的完全瘫痪，全面经济危机和其它灾难。托洛茨基看不到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可能性，不懂得列宁合作化计划的实质，随便埋怨党有“富农倾向”。与此同时，他首先寄希望于世界无产阶级革俞的胜利，并要求把苏维埃俄国的全部工作都置于这一命题之下。
　　但是，1923年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行动遭到失败。德国工人阶级也遭到失败，而当时正是对德国社会主义革命寄于了特别大的希望。西方国家进入所谓资本主义“稳定”时期。这在联共（布）部分同志中引起了张慌失措和悲观失望的情绪。最恼火的是托洛茨基，他看不到欧洲革命运动衰退的客观条件而一味埋怨德国革命失败的原因首先在于共产国际的领导，而当时共产国际是季诺维也夫领导的。
　　托洛茨基一些有名的支持者因为看到近几年不能指望社会主义欧洲的援助，于是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建议主要借助农民的力量加快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例如，托洛茨基分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46]说什么为了社会主义积累可以实行“无产阶级对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47]的剥削。”[48]这种论点在党内刊物上引起了强烈指责。
　　许多托洛茨基分子把从小商品生产过渡到大的社会主义生产不是设想为对小商品生产通过合作化加以改造，而是设想它应该遭到破产和崩溃。
　　在阐明党史问题方面也引起了党内严重分歧。
　　1924年秋天，托洛茨基出版了他的轰动一时的书《十月的教训》。在这本书中他显然夸大了自己对革命的贡献，同时又歪曲了列宁的立场和作用。但是，托洛茨基的主要矛头是指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而这两个人1917年10月曾反对举行武装起义，列宁当时称他们为“工贼”。托洛茨基在书中认定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立场是党内的“右翼”。
　　《十月的教训》一书导致了党内斗争的新高潮，因为这次辩论的内容主要是讨论十月革命史的问题。托洛茨基的行为受到中央领导的谴责。反对托洛茨基最坚决的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是预料之中的事。列宁格勒州委于1924年底通过了开除托洛茨基出党的决议。（州委的实际领导人是季诺维也夫。）1925年1月，在中央全会上加米涅夫也同意了列宁格勒同志的意见。但是，斯大林坚决反对这一主张，中央的多数人也支持了他。全会只是免除了托洛茨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的职务。托洛茨基被任命为中央租让委员会主席和全苏最高经济会议产品质量特别委员会主席。这些职务当时被认为是次要的岗位。托洛茨基不但没有被开除党籍，而且还保留在联共（布）中央和政治局内。
　　最后，我们还想提出这样的问题：1923—1924年间形成的托洛茨基的观点体系能否称之为“托洛茨基主义”呢？对此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回答。哈尔科夫市的达什科夫斯基[49]强调指出，作为较特定和较完整的思潮的什么“托洛茨基主义”并没有存在过。他写道：在革命不同阶段中，当出现有关党的政策具体问题的分歧时，“托洛茨基拥护者确实有过，但成员是变动的。”那些小组是随着那些争论问题的发生而产生，也随着问题的解决而解体了。他们从来没有组成为什么独立的思潮或“主义”。
　　另一方面，有些历史学家非常夸大托洛茨基主义的作用，认为，它始终是完整的反列宁的观点体系。例如，谢·巴·特拉佩兹尼科夫[50]写道：“在俄国革命一切阶段，托洛茨基主义作为政治思潮是最有害的。托洛茨基主义是无产阶级中异化的产物，是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部分知识分子中吸收的一群各色政客。”[51]托洛茨基主义有时变成一种吓唬人的东西，甚至对于中国当前歪曲马列主义，除了 “现代托洛茨基主义”外，也找不到更为合适的名称。我们认为，在这里无论达什科夫斯基还是特拉佩兹尼科夫都是错误的。
　　实际上托洛茨基主义在二十年代无疑是一个特定的思潮，也不完全是无产阶级异化的产物。这是在国际革命和工人运动中的反列宁主义的左倾思潮。在1917年革命形势最尖锐的条件下及在内战年代，托洛茨基和列宁共处在一个营垒里，这没有什么奇怪。但是在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越来越明显地分道扬镳了，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在这个意义上说，托洛茨基主义的崩溃是完全符合规律的。

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新”反对派


　　托洛茨基反对派刚刚以失败告终，我们党内又出现了以两名政治局委员格·叶·季诺维也夫和列·波·加米涅夫为首的“新”的或称为“列宁格勒”的反对派。
　　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在长时期内都是我党最驰名的领导人之一。早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以前，他只有二十岁时就成了一名布尔什维克并且很快就青云直上了——季诺维也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后来他参加了《无产者报》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国外季诺维也夫直接在列宁的领导下工作。那时列宁把许多重要任务交给季诺维也夫，并认为他是自己党内的最亲密的同志之一。这时季诺维也夫和列宁之间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在二月革命后，季诺维也夫经过和列宁一样的途径回到了俄国，他在1917年最初几个月里积极参加了党的革命工作，七月事件后又和列宁一起躲在有名的拉兹里夫车站的草棚里。
　　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友谊并没有影响列宁在1917年10月的关键性的日子里尖锐又坚决地谴责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行为。十月革命后，季诺维也夫因为主张建立联合的“社会主义”政府而示威性地向中央提出辞职，但后来服从了党的纪律，回到党和苏维埃的重要工作岗位上来。内战时期季诺维也夫是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实际领导人。不能不指出，季诺维也夫在这一时期执行的政策往往是很严厉的，但采取这些措施往往并不都是有理由的。他甚至认为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莫·索·乌里茨基和他的职务相比太“软弱”了。1918年秋天，赤色恐怖在苏维埃俄国的任何一个城市里都没有象彼得格勒那么普遍，这里枪杀人质也广为流行。但是，当尤登尼奇[52]进攻彼得格勒时，季诺维也夫表现得张慌失措并准备疏散城市人口，这引起了列宁的强烈反对。有人说，正在这个时候，季诺维也夫和刚到彼得格勒的托洛茨基发生了激烈冲突，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变成敌对的了。
　　第三国际建立以后，季诺维也夫根据列宁的推荐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同时又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从1924年起改称为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季诺维也夫在十月革命后，同时兼任好几个重要职务，因此否定他对革命的贡献是不对的。但许多对季诺维也夫很熟悉的同志有根据地指出，他的工作很积极，但同时又指出，他的缺点是不择手段、虚荣心、好高莺远，喜好搞阴谋伎俩以及意志薄弱等等。
　　列·鲍·加米涅夫也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年仅二十岁时就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后来他参加了第三次和第五次代表大会并且担任了《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工作。1912—1914年革命新高潮时期加米涅夫被党派回俄国，领导了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工作。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以前他负责《真理报》编辑工作。1914年加米涅夫犯了第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由于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案件，他出席了法庭，但在法庭上他的表现很不象样子，他宣布自己不同意列宁关于“使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失败”的口号。加米涅夫的做法引起了布尔什维克的极端不满，包括受审判后和加米涅夫一起被流放到土鲁汉斯克边疆区的同志们在内。
　　关于加米涅夫于1917年3—4月期间犯的严重错误，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了。同时不能不指出，正是加米涅夫主持了布尔什维克四月代表会议并根据列宁的建议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列宁在阐明他的建议时说，同加米涅夫的争论使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部分布尔什维克党人所持有的错误意见，这样我们就能够为了实现党在正确口号下的统一去制定更有说服力的论据。（诚然，正是列宁在1917年10月要求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从中央和党内开除出去。但这时候是我们革命的决定性时刻，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错误当时不仅带理论性质，而是对整个布尔什维克事业形成了威胁。）
　　1918年加米涅夫已经是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和中央委员了。在这个岗位上加米涅夫仍犯有错误。但对他在十月革命后的整个活动列宁总是给予了很好的评价。例如，1922年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扩大会议上最后的讲话中称加米涅夫为一匹“骏马”，说他同时拉了两辆车——莫斯科苏维埃和人民委员会议。（他是1922年根据列宁的提议被任命为人民委员会议的第一副主席。）米·彼·雅库波维奇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加米涅夫“无疑是天才非凡的人物，他知识渊博，忠于社会主义革命，是能够在极端复杂的政治形势下辨明方向的人。他还具有特殊的文学才能。列宁看到了这点，很了解他，所以他才如此重视加米涅夫，不止一次地让他主持党的代表大会和会议。加米涅夫还是非常善于总结各种思想的人，没有谁象加米涅夫那样能对争论的问题作出总结，而且是如此客观地去做出这些总结。”[53]雅库波维奇还指出，与此同时，加米涅夫对俄国革命的各种事件也暴露了他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观点，他没有列宁那种天才的政治敏感和伟大的革命理论思想。1923—1924年加米涅夫不仅主持了人民委员会议，而且还主持了政治局会议。对他熟悉的同志认为，加米涅夫并不是虚荣心很强的人，他是善于让步的领导人，他无疑是受了政治上的朋友季诺维也夫的影响的。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政治联盟中善于活动的，而且虚荣心很强的季诺维也夫显然起着决定性的领导作用。
　　在列宁不能继续领导党的工作之后，正是季诺维也夫（在加米涅夫支持下）提出由他承担党的主要“领袖”、主要理论家和列宁主义解释人的作用。季诺维也夫认为，当时对他威胁最大的是托洛茨基，而不是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是水平不太高的理论家，在党内也不是很有威望。作为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总是强调，托洛茨基直至1917年才加入布尔什维克党。
　　但是，托洛茨基也不是不回击的。他把批评的主要矛头指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不断提醒党，他们俩人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有投降行为，而列宁曾称他们为革命的“工贼”并要求开除他们出党。
　　因此，1923—1924年尖锐的党内斗争的结果，不仅使托洛茨基反对派遭到失败，而且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政治影响和威信也大为削弱。相反，斯大林在党内领导的阵地则大大加强了。
　　身居联共（布）中央总书记职务的斯大林，在很短的时间内不仅对他的地位所占有的优势作了充分估计，而且进一步利用了这一优势。中央书记处虽然从表面上是从属于政治局的，但这两个中央机构的关系在实际上则是另一种情况。1924年期间，政治局是一周开一次会，而中央书记处是中央的常务工作机关，他支配了中央各个领域的工作，领导了各州和大城市的党的一切组织，有权任命和调动国家和党的许多活动家的工作。而这一切使书记处有可能在实际上实现党的领导。因为书记处给政治局准备开会议程，而且这些应该讨论的问题经常是在形成决议以前，早就事先决定了的。
　　大家知道，列宁同时是人民委员会议和俄共（布）中央的领导人，而且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人民委员会议的工作上，列宁签署的主要指示也是按人民委员会议和劳动国防会议系统传达到下面去。这种情况提高了苏维埃机关的地位和作用。在列宁离开党和政府领导之后，联共（布）中央领导和人民委员会议主席的职权被分开了，联共（布）中央实际领导者不是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加米涅夫，而是总书记斯大林。（这个职务的设置，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最初并不是为了领导全党的工作，它的职权范围只是较狭窄的日常行政工作性质。）
　　因为在我们国家里共产党是唯一执政的党，所以在人民委员会议主席和联共（布）中央领导人的职权分开后，党的领导人的作用就成为主要的了。这样一来，总书记的岗位就成为苏维埃国家最主要和决定性的岗位，而这点最初大家并没有注意到。
　　斯大林很巧妙而灵活地利用了领导机构关系中的所有这些变化。斯大林依靠了党内的许多“武将”和“实干家”，暗地里挑起他们对“理论家”把持党的领导的不满情绪，与此同时，他在政治局内和布哈林——李可夫派结成了联盟。所以1923—1924年间，托洛茨基反对派失败的结果，在中央取得决定性地位的，出人意料的不是季诺维也夫，而是斯大林。同时，斯大林的同盟者李可夫在列宁去世后当了苏联人民委员会议主席。而且在列宁患病期间实际上领导人民委员会议的第一副主席加米涅夫却没有被选上，借口他是犹太人。在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斯大林说：“我们不能不考虑到俄国的农民性。”
　　其实，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后，在新中央第一次全会上一致通过了斯大林任总书记，于是他立即坚决想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挤出党的领导。与此同时，他利用自己在中央机构中的地位企图把这两个人的一言一行置于他自己的控制之下。斯大林同季诺维也夫及加米涅夫三人之间那不久以前还存在的“友谊”现在已被抛到九霄云外了。三周后《真理报》登载了斯大林在中央县委书记训练班上作的《关于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的报告。在这次讲话里，斯大林指责加米涅夫对党的理论不闻不问，说他在一次讲话里歪曲了列宁一段有关将新经济政策的俄国转变为社会主义俄国的引文：说加米涅夫在“新经济政策的” 一词中多加了“ман”字[54]。实际上这个错误是由于记录员和校对员的粗枝大叶造成的，过几夭《真理报》发表了更正。
　　除了攻击加米涅夫，斯大林在同一报告中不指名的批评了季诺维也夫。斯大林说：“我们这里常说'党专政‘°我记得，我们党的一次大会决议里，也许是十二大决议里，也用了这个字眼，当然，这是一种疏忽。显然，我们党内有人认为，我们是党专政而不是工人阶级专政。但是，同志们，这是胡说。”[55]毫无疑问，斯大林很明白，季诺维也夫曾经在俄共（布）十二大报告中提出了关于党专政的提法，并力图进一步论证这一观点。而这个提法在大会一致通过的决议里被采纳了，这不是什么疏忽。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斯大林的攻击反应是强烈的，而且是过分敏感的。根据他们的要求中央召开了党的领导核心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二十五名中央委员和全体政治局委员。在这次会上多数人谴责了斯大林关于“党专政”的发言，同时赞同了季诺维也夫的文章，这篇文章后来在《真理报》上作为编辑部的评论发表了。[56]斯大林提出辞职以示抗议，但被拒绝了。会议通过决议，以后党的高级领导人的言行应该互相配合。同时还通过了关于扩大党的“领导核心”，即斯大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三人小组”的建议。
　　中央内部针对托洛茨基命运问题展开了更严重的斗争。我们已讲过，在《十月的教训》问世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要求开除托洛茨基的党籍。斯大林提出了反对意见，这时中央的多数支持了斯大林。中央多数同志也不同意把托洛茨基开除出政治局。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说：“我们所以没有同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同志的建议，是因为我们知道，割除政策对党是很危险的，割除的方法、流血的方法——而他们正是要求流血——是危险的，是有传染性的：今天割除一个人，明天割除另一个人，后夭再割除第三个人，——那在我们党内还会留下什么人呢？”[57]在这次大会上米·伊·加里宁也说：“我以为，托洛茨基同志个人所积累的威信是党所积累的资本，使用这个资本要非常慎重；所以同他的斗争形式应该是这样的：在取得最大成果时要使党所积累的托洛茨基的威信受到极少损失。”[58]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企图借助共青团中央（那里大部分人是他们的支持者）的力量对党的领导施加压力。俄罗斯共青团中央突然通过要求开除托洛茨基党籍的决议，政治局的回答是很迅速的——俄罗斯共青团中央十五名成员被免职。这些事件使联共（布）中央内部关系极端尖锐化了。
　　“三人小组”之间的这些分歧，多数情况下是带私人性质的。但是，在解决一些原则问题时分歧就逐渐明朗化了。1924—1925年党在我国的农村政策正经历着重大转折，其实质是克服军事共产主义的残余并在更加彻底执行新经济政策的范围内发展农业生产，农村中雇用长工制合法化了，租地也容易一些了。许多限制富农经济发展的规定也被废除了。农业税减少了，工业品价格降低了。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是活跃中农——这个农村中心人物——的经济活动。但农村的整个富裕阶层也从中得到了好处。
　　总的来说，中央关于农村问题的这些决议是正确的，是符合新经济政策精神的。但是，有些决议从经济角度来说并没有经过仔细的推敲。例如，在商品匮缺条件下降低工业品价格和减少农业税这些措施显然是为时过早。而提出这些农村新转折建议的布哈林和李可夫往往太陶醉于自已的长篇大论，因此犯了一些原则性错误。例如：李可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号召要统统取消对富农和城市私人资本有压力的任何行政措施。李可夫认为，对待富农应和对待中农一样，就是说不要用行政措施压制他们，不要对他们“施加压力”。布哈林走得更远。他在会议上批判农村阶级斗争尖锐化思想时，提出了他那个“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布哈林问道：“农村中将会有哪些成份呢？贫农合作社，即集体农庄。销售、采购、信用等方面的中农合作社。一些地方还会有富农合作社，它们大概在信用合作社中也会取得支持。这一阶梯都将长入我们银行、我们的信用机关的体系里去，并同时长入我们一切经济机关的体系之中。总的来说，我们这里会是怎样的呢？总的来说，我们这里会是这样的：如果富农长入总体系，这将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成份；如果贫农和中农长入总体系——这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说过的社会主义合作社。这将是一幅五彩缤纷的图画。”与此同时，布哈林不是把集体农庄类型的生产合作社摆在第一位，而是把销售、采购和信用的“中农合作社”摆在第一位。布哈林说：“集体农庄是强大的东西，但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59]布哈林的有名口号“发财致富吧！”也是错误的，这一口号是他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前3夭在莫斯科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提出来的。布哈林在这一报告中说：“我们在农村的政策应该摆脱和消灭阻挠富裕农民和富农经济发展的许多限制。应当告诉全体农民：发财致富吧！发展自己的经济，不要担心会有人压制你们。”[60]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利用了布哈林发表错误声明的机会开始反对布哈林和李可夫，他们指责中央多数有“富农倾向”，而自己是贫农的保护者。与此同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企图依靠农村的共产党员，因为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央的新农村方针毫无准备。例如，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提出加强对富农的压力，而不是削弱这种压力。他们不是要求减轻农业税，而是要求坚决提高对富农的税收。加米涅夫主张每年对农村富裕阶层増加税收一、二亿卢布，并在农村中为工业化需要进行临时性的一次征收，约十亿卢布。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显然把革命后农村中的富农比重和他们的影响夸大了。二十年代中期富农经济只占总数的百分之四、五，而1917年占百分之二十，所以反对派所担心的富农威胁显然是太夸大了。当时国家急需的是商品粮，所以加米涅夫建议部分地恢复“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
　　为了评价党内在农民问题上发生的分歧，不妨对布哈林和一些反对他的人关于剥夺农民的观点加以比较。早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布哈林就确信，苏维埃政权就是在十五年、二十年之后也不会剥夺富农和城市资产阶级上层。尤·拉林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反驳布哈林时说：“我们公开承认，在我们的农村中有剥削者，他们暂时还能够存在，因为他们公开的而不是秘密的存在对我们更有利一些，但同时我们要组织贫农，护好经济，减轻被奴役的条件。然后，再过十五至二十年，当时机成熟时，我们将没收和剥夺大的私人经济。我们在十五至二十年后确实要没收，如果他们不自愿交出来的话。因为我们到了那时，不这样做，难道我们还有其它什么办法吗？”[61]可见，布哈林和他的反对论者对我国富农的实际命运的估计是多么错误的。
　　格·季诺维也夫还在党的十四大前出版的《列宁主义》一书中，也有一系列的错误提法。季诺维也夫评价我国经济和许多工业企业时说：这些企业就其优势说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这一评价显然是错误的。季诺维也夫认为，新经济政策就其主流说来是退步。季诺维也夫也没有能够清楚地区别开列宁在1921年和1923年对合作化（和合作化的不同性质）的不同观点。这一切错误很快就成为布哈林、李可夫及其支持者激烈批评的题目。
　　可以设想，斯大林是心满意足地在观察着这一辩论的发展。他基本上支持布哈林和李可夫，但从来没有完全和他们一致行动，使他自己可以保留着行动的自由。例如，斯大林坚持要布哈林承认“发财致富吧！”这个口号是错误的。但同时也是因为斯大林的坚持，联共（布）中央没有允许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激烈批评布哈林这一口号的文章发表。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报告中坚决反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认为我们党内存在着“富农倾向”。但是，斯大林承认我党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对富农危险的估计不足，另一种是夸大富农危险，即在富农危险面前张皇失措。与此同时，斯大林号召党在反对这两种倾向斗争中还是应该“集中火力反对第二种倾向”，[62]就是集中力量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进行斗争。
　　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前，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总的前景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也暴露出来了。
　　大家知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和我党其他领导人都在等待着西欧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较迅速的发展。大家认为，俄国应该开个头，而欧洲应该继续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并且会发展得相当迅速。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匈牙利1919年革命，眼看要证实这样的期望。但是，德国十一月革命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侵略者扼杀了。虽然如此，但是共产国际的建立，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持续到1923年的欧洲新革命高潮，这一切使世界革命的迅速发展又有希望了。
　　1924年欧洲革命运动显然处在低潮。所谓的资本主义稳定时期开始了。这一切在部分革命者中必然引起了灰心丧气的情绪。我们党也没有能避免这种情绪的产生。在全体党员面前，首先是在党的领导人面前提岀来了这样的问题：处在资本主义包围条件下的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和可能性将如何？
　　我们在上面已讲过，我们党内在这以前存在着几乎是共同的看法，即俄国能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但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欧洲的支持和帮助的话，在落后俄国的条件下不能继续发展，更不能完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
　　在革命胜利后的前几年中，列宁也持这种看法。例如，1919年3月12日列宁在彼得格勒苏维埃讲话时说：“只有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去评价苏维埃的作用，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弄清楚国内生活的细小的事情，并且及时地加以调整。建设的事业完全决定于革命在欧洲的重要国家取得胜利的速度如何。只有在这样的胜利之后，我们才能够认真地进行建设事业。”[63]
　　1920年11月6日，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讲话时说：“如果我们现在一般地看看国际关系，——而我们从来强调我们是从国际的观点看问题的，——那么我们看到要在一个国家里完成象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事业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看一下反对我们苏维埃的战争史，那么，我们会看见……”[64]
　　1921—1922年期间，当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显然已推迟而我国已开始实现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列宁改变了自己有关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观点。分析一下列宁的最后几篇著作，特别是《论合作制》、《论我们的革命》等文章，就可以看到这一观点。但是，党的许多领导人没有对列宁在对待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新的立场给予充分的重视，仍然继续认为，在个别的而且是落后的国家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是不可能的。斯大林是这些领导人中的一个。例如，斯大林在他的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前几版中写道：“为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一个国家特别是象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的努力是不够的，为实现这点需要几个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努力。”[65]后来，于1925年初斯大林改变了这一观点，并修改了他的著作中的有关地方。
　　季诺维也夫最初也改变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无论如何，他于1925年4月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时完全肯定地说：我们国家虽然是技术上落后的国家，但“我们可能和应该建设，应该建设和建成社会主义，不管国际革命的速度如何迟缓。”[66]但是，几个月后，在《列宁主义》一书中（1925年9月）季诺维也夫又开始维护自己原来的观点。他又坚持说，苏联无产阶级不可能单独地，在没有国际革命帮助的条件下克服内部的困难，俄国的技术和经济的落后不允许他建成社会主义，一切其它的提法都带有民族局限性的气味。
　　但是，还应该指出，党的领导者中间的这场斗争大部分是关着门进行的，即在政治局和中央内部，而不是在全党面前进行的。当时决定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前，任何全党的辩论都不要开展。我们的刊物对政治局内部的严重分歧不仅保持沉默，而且极力否认其存在。在大会以前关于这个或那个观点的任何表决都未进行，甚至连反对派自己的立场都未表明清楚或在任何专门文章中公开宣布过。在这一方面“新”反对派的做法和1923年10—12月间托洛茨基的做法有本质上的不同。直到大会前夕冲突才激化了。党的大会召开的两周前，在列宁格勒党的会议上，有些代表显然是在季诺维也夫的怂恿下开始极力批评布哈林和中央活动的某些方面。针对这些做法莫斯科党的代表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指责列宁格勒的同志是取消主义、失败主义和“阿克雪里罗德[67]主义”。[68]事态的变化必然导致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公开的政治斗争。
　　众所周知，在党的十四大支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基本上只有列宁格勒代表团和其它州的个别代表（其中包括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因此，“新”反对派时常被人称为“列宁格勒反对派”。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形：在斯大林作中央工作报告后，紧接着由季诺维也夫作了代表反对派的补充报告。季诺维也夫的发言软弱无力，不可能吸引大会代表站到自己这方面来。还有一种情况使“新”反对派的处境更为复杂，那就是在弁多重要理论问题上反对派的重要人物从本质上就是很不一致的，这也反映到他们在十四大的发言中。
　　自然，在反对派代表的发言中也还是有许多正确的意见。他们对中央在农业方面的一些措施的批评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反对派批评说，党内的禁锢制度被党的统一口号掩盖着，这一说法也是正确的。例如，克鲁普斯卡娅在十四大会上提出反对压制党内民主，反对把反对派成员调离党的领导岗位的路线，反对要求反对派成员不仅执行大会多数所通过的决议，而且还要求他们立即公开放弃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种要求列宁从来都没有向自己的反对派提出过。
　　现在也不能不承认，一些反对派活动家关于对党的个别领袖，而首先是对斯大林个人迷信不断发展提出的警告也是正确的。（在这方面大会上最突出的发言是列·鲍·加米涅夫和格·雅·索柯里尼柯夫。）遗憾的是，当时党还没有成熟到能够阻止这种极端危险的发展过程。大会的多数代表对待几乎所有批评斯大林的发言都表示愤慨，而且对斯大林歌功颂德。加米涅夫在自己发言中说：“正是因为我不止一次地告诉过斯大林同志本人，正是因为我不止一次地告诉过一些列宁主义者同志们，所以我今天在大会上重复说，我产生了这样的看法：即斯大林同志不能起到统一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作用。”讲到此处时，加米涅夫的讲话被多数代表的愤怒的叫喊所打断。代表们接着喊起来：“要斯大林！要斯大林！！！要斯大林！！！”他们站起来为斯大林长时间地鼓掌。[69]就是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开始在政治局其他成员里面突出了斯大林。
　　不出所料，“新”反对派在联共（布）第十四次大会上遭到了彻底失败。党在1925年拒绝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所提出的领导中央的要求，正象它在1924年拒绝了托洛茨基类似的要求一样。
　　斯大林取得的对“新”反对派的胜利，急忙从组织上加以巩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虽然继续当政治局委员，但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职务被免除了。1926年起这个职务本身也被取消了。这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为首的是布哈林。季诺维也夫也从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的岗位上被调回，列宁格勒州委的领导权也从季诺维也夫分子手中夺去。谢·米·基洛夫被任命为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加米涅夫也从劳动国防会议主席及人民委员会议副主席的岗位上撤下来了，而代替加米涅夫被任命为劳动国防会议主席的是李可夫。

三、米·瓦·伏龙芝和费·埃·捷尔任斯基的逝世


　　斯大林在党的领导层中的阵地进一步巩固了。这不仅是由于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反对派的失败以及紧接着采取的组织措施。斯大林的个人权力和影响还由于两位著名的老布尔什维克突然去世而加强了，而他们当时在苏维埃政府里占据着关键的岗位。在这里我们首先指的是国内战争时期杰出的将领米·瓦·伏龙芝[70]，他于1925年1月代替了托洛茨基被任命为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伏龙芝是一位聪明、有毅力、文化修养很高的人，他不仅在军队里，而且在党内享有很高的威望。这位还很年轻、精力充沛的人的突然死亡一方面是很不幸的事，另一方面也是很奇怪的事。
　　伏龙芝患胃溃疡病，有时因此不能坚持工作。大家知道，胃溃疡本身并不是危险的恶性疾病，对患者的生命没有威胁，而且可以指望疗效良好。这种病可以用根除的手术疗法，也可以用保守疗法，用后一方法规定进行饮食疗法是很重要的。就是在1925年，任何有经验的医生都很清楚地知道，治疗胃溃疡首先应该试用保守疗法，只有在治疗无效时才采用手术疗法。
　　我们知道，伏龙芝不愿意进行手术，他宁愿接受保守疗法，而且他在1925年秋夭健康情况良好，胃溃疡病几乎没有犯。有一封伏龙芝于1925年10月26日，即在去世前五夭给他妻子写的信。信中说：“我受的折磨很快要结束了，明晨我要被转到索尔达钦斯克医院，后天（星期四）要动手术。你收到此信时，也许你手里会拿到通知你手术结果的电报。我现在感到身体非常好，所以我不但觉得要去做手术是可笑的，而且就是想到去做手术这件事都是很可笑的。可是，两次会诊都是这样决定的。〔仿宋字系按作者斜体字改排的——译者〕我对这个决定是满意的。让他们一劳永逸地看清楚我的病究竟是怎么回事，以便决定真正的治疗方案。我自己则越来越时常考虑：我并没有什么严重的病，否则我在疗养后健康迅速得到恢复又如何解释呢？”[71]
　　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保守疗法取得如此显著疗效时，两次会诊都作出做手术的决定呢？对有经验的医生来说，这样无法解释的决定只能说明这种决定是来自外部压力的结果。而这种压力是存在的。大家知道，关于伏龙芝的病情甚至提交政治局讨论过，而且正是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坚持进行手术。
　　伏龙芝在给妻子的信出有一点没有讲真话。他无论如何对两次会诊的决定是不会满意的。但是，这两次决定使这位勇敢的将领却非常为难，拒绝进行手术会使别人指责自己胆怯，犹豫。所以伏龙芝同意了，但是同时他心里很难过，1965年曾发表伏龙芝的友好老布尔什维克И·К·加姆堡的回忆录。加姆堡在谈到伏龙芝生前最后几夭时写道：“手术前不久，我去看望他，他情绪不高，并且说，他不愿意上手术台……他觉得手术会不顺利和犯了什么无可挽回的错误的预感使他很难过。我劝伏龙芝，既然不愿意做手术，就拒绝进行这次手术。但是，他只是摇头说，斯大林坚持进行手术——说这样可以一劳永逸地摆脱胃溃疡。我决定上手术台……”[72]
　　手术是10月29日白天进行的。麻醉药用的是氯仿，可是当时已经有效果更好的药——醚。根据加姆堡的说法，麻药对伏龙芝的作用很差，使他不能在麻醉下入睡。主持手术的罗扎诺夫[73]教授决定把氯仿的量加倍，而这对伏龙芝的心脏有危险。自然产生了一个疑问——如果健康情况没有什么特别不好，为什么要这样冒险呢？
　　手术是12点40分开始的。这时马上就发现了手术是不必要的。医生没有发现任何溃疡，只是在治愈处有一个小瘢痕。然而，伏龙芝的心脏承受不了增加一倍的氯仿的剂量，他的情况急剧恶化。10月29日晚5点，即在手术后，斯大林和米高扬来医院，但是没有让他们进病房。斯大林写了一个纸条，上面写道：“好朋友！今晚5点我们（我和米高扬）来到罗扎诺夫同志这里。我们想进去，他不让进去——这个瘟神。我们不得不屈服于压力。别难过，好朋友。敬礼。我们还要来，我们还要来……柯巴[74]。”[75]
　　斯大林和米高扬再也见不到伏龙芝了。手术过后只三十个小时，伏龙芝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真理报》于1925年11月1日发表了政府通告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于10月31日清晨在手术后因心脏麻痹逝世。”
　　同日，报纸上发表了病理解剖报告，报告中说：“病理解剖学诊断……已愈合的十二指肠圆形溃疡处有明显的瘢痕收缩……在胃通向十二指肠上部的幽门处有新旧不等的表浅溃疡。急性化脓性腹膜炎。心肌、肾、肝均有实质性变性……”[76]
　　同一天的报纸也发表了内容含糊不清的伏龙芝病情《结论》。《结论》说病理解剖表明，伏龙芝的病一方面是十二指肠圆形溃疡修复后又引起瘢痕的扩大……另一方面，由于1916年动盲肠手术时留下腹膜炎症。1925年10月29日进行十二指肠溃疡手术引起原有慢性炎症急性发作，这又导致心力迅速衰竭和死亡。经过解剖发现，大动脉和小动脉发育不全和甲状腺肿大。据估计，这些情况乃是引起机体对麻醉药反映不良的原因，同时也是机体对感染抵抗力较差的原因。”
　　1925年11月3日《真理报》发表了几篇纪念伏龙芝的文章。（例如，米·柯尔佐夫[77]写道（我们怎么能埋怨可怜的心脏没有经得起六十克氯仿呢？这颗心脏曾经受了两年的死囚牢的日月，经受了套在他脖子上的刽子手的绞索。”）同时，《真理报》上刊登了一篇官方文章：《伏龙芝同志的病历》。文章中谈到手术时说：“为了满足同志们对伏龙芝同志病情的关心，编辑部认为发表下面的文件是适时的。”
　　紧接着发表了对米·瓦·伏龙芝的两次会诊和手术结论。在这个结论中写道：“1925年10月29日，在波特金医院为伏龙芝同志进行了手术，手术是由弗·尼·罗扎诺夫教授进行的，参加手术的人有格列柯夫[78]教授、马尔丁诺夫[79]教授和奥奇金医生……在全麻下，手术共进行三十五分钟。打开腹腔后……发现……幽门粘连扩大和十二指肠上部有小瘢痕，这些瘢痕可能是溃疡愈合处……患者对麻醉药耐受力很强，很难入睡，患者在麻醉下共一小时五分钟。”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引用一个文件，即和格列柯夫教授的谈话内容，谈话是11月3日《消息报》上发表的，谈话中充满了各种矛盾的和模棱两可的提法。
　　格列柯夫说：“最后一次会诊是在10月23日。这次会诊的细节全部告诉了伏龙芝同志，并建议他进行手术。虽然把手术可能产生的不良结果都告诉了伏龙芝同志，但他自己还是选择了手术治疗，因为他当时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从事领导工作。伏龙芝同志只要求手术快些进行。手术后心脏的功能不全引起不安……手术后任何人都没有被允许去看望病人，但是当伏龙芝知道斯大林同志捎来了一个条子时，他让别人读了一下并高兴地微笑了……这并不是什么复杂的手术，而且是由水平很高的外科医生进行的，所以如果不考虑手术进行中及开刀后才了解到的具体情况，这种不良结果简直是无法解释的。显然，不幸的结果是由于患者身体的一些特点造成的。”接着他又讲了革命和战争已经使伏龙芝的身体变得很衰弱了。格列柯夫在结束他的谈话时说：“自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不进行手术是否可以？在手术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变化都说明：如果对伏龙芝同志不进行手术，那么他的病是不能治好的，他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死亡的威胁，甚至于是突然死亡的威胁。”
　　伏龙芝在比较简单手术后突然逝世和进行手术的医生的极端混乱的解释，在广大党员中引起了怀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市的共产党员（伏龙芝的早期革命活动是在这个城市里开始的）要求建立一个调查伏龙芝逝世原因的专门委员会。1925年11月中旬，在尼·伊·波德沃伊斯基主持下召集了一次老布尔什维克协会管理委员会的会议。卫生人民委员尼·亚·谢马什柯[80]被邀请到协会作报告，从报告及谢马什柯的回答中可以清楚地知道，无论主治医生还是罗扎诺夫教授都没有催促过进行手术，参加会诊的许多人不是医治这类疾病的专家。进行这次手术的手续不是经过卫生人民委员部办的，是经过中央治疗委员会办理的，而对领导该委员会的一些人，谢马什柯的评价是很不好的。我们还搞清楚了一点，在会诊前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召见过罗扎诺夫。此外，由于麻药过量，伏龙芝的生命在手术台上就曾受到威胁。当时不得不采取一些紧急措施。伏龙芝逝世后，罗扎诺夫教授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使他不能坚持工作了。人民委员会议主席李可夫专门拜访了他，安慰他并告诉他说，任何人都没有把伏龙芝死亡的责任推到罗扎诺夫身上。老布尔什维克协会管理委员会在讨论了这一问题后，通过了一项谴责对老布尔什维克态度恶劣的决议，并决定将这项决议通知党的代表大会。
　　1925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没有讨论过伏龙芝逝世的问题。但是，《新世界》杂志1926年第5期发表了作家波·皮尔尼亚克[81]的文章《永远明亮的月亮的故事》。该故事的序言中写道：“这个故事的情节使人们想到，写本故事的原因和材料同伏龙芝逝世有关。我本人可以说并不认识伏龙芝，仅仅和他见过两次面……我之所以认为有必要把这点告诉读者，是希望读者不要在这个故事里寻找真实情况和实际存在的人物。”然而，实际上故事是在描写伏龙芝之死，而且皮尔尼亚克对伏龙芝的手术经过和去世前后的实际情况是非常了解的。无怪乎，这期杂志全部立即被没收。幸而偶然保留下来几份，今天已成为非常宝贵的珍本了 。
　　斯大林于11月3日在伏龙芝的追悼会上说：“老的同志这样容易这样简单地走进坟墓，也许这正是需要的。”[82]显然，党并不需要这些人死去，但这是当时斯大林很需要的，因为代替伏茏芝被任命为陆海军人民委员的是克·叶·伏罗希洛夫，他对党和革命虽有一定的贡献，但无论如何不具备伏龙芝那样的聪明才力，而且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斯大林影响的人。
　　1926年7月，“革命骑士”费·埃·捷尔任斯基猝然去世了。他在年轻的苏维埃国家一直是担任惩办机关领导工作的，是个无人能代替的领导人。二十年代中期捷尔任斯基还担任过苏联最高国民经济会议主席。
　　敌人是仇恨捷尔任斯基的，但是在党内他不仅受到尊敬，而且受到人们的爱戴。一些情况表明，1925年在党的十四大前，部分中央委员在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家里召集了一次半秘密的会，讨论了必须罢免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问题。此时，会上费·埃·捷尔任斯基被提为担任总书记职务的合适的人选。谢·奥尔忠尼启则当时反对替换斯大林，他认为这等于党向托洛茨基让步。党内斗争的激化使捷尔任斯基很难过，而正是这些情况加速了他的死亡。
　　费·埃·捷尔任斯基的逝世，在短期内使党内各派暂时团结起来。根据米·彼·雅库波维奇的说法，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布哈林和李可夫一起把捷尔任斯基的遗体抬到红场。这是党在他的宠儿和英雄的遗体旁边最后一次团结的象征。因为正是在1926年夏天，联共（布）党内斗争的烈火又以新的规模和新的形式燃烧起来了。
　　捷尔任斯基的著名战友维·鲁·缅任斯基[83]被任命为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缅任斯基有许多长处，但是他在这个极重要的岗位上代替不了捷尔任斯基，同时他又经常生病，很少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事务。因此，在他任职期间，该局的副主席越来越起更大的作用，而其中特别突出的是亨·雅戈达[84]，他是受到斯大林庇护的人。

四、1926—1927年的“联合”反对派


　　1925年托洛茨基没有参加那次开始是秘密的，后来是公开的中央的多数成员和“新”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作为政治局委员的托洛茨基故作姿态地置身于政治局内经常发生的激烈的辞论之外。他来参加党的最高机关的会议时，甚至有时带来法国小说，在辩论进行时置若罔闻，继续看他的小说。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本来想用激烈措辞反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但朋友们劝阻了他，他们已估计到有可能即将出现和这些人进行“联盟”的局面。不过，待到选举时，代表中的托洛茨基的拥护者又投票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纲领。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党的十四大遭到失败后，决定改变自己原来的政治方针。因失败而气得要命的季诺维也夫建议和托洛茨基进行接触并制订共同的行动纲领。1926年4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进行了私人会晤。关于两个反对派联合的建议一开始遭到了托洛茨基及季诺维也夫两派领导层中许多人的反对。但是，这个联合很快实现了，我们党内出现了所谓的“联合”反对派，每派在共同反对派中虽然保持了各自的一定独立性，但“联合”反对派的实际领导权却落到托洛茨基手里了。在两派联合过程中大家互相之间都已经既往不咎了。
　　1923—1924年期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托洛茨基的纲领骂得不亦乐乎。正是季诺维也夫极力反对托洛茨基提出过的警告；党的机构内出现了官僚主义的蜕变，而且认为这是一种谣言。正是季诺维也夫宣称，托洛茨基主义和列宁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加米涅夫当时支持季诺维也夫。正是加米涅夫在他的讲话中要求党“在反对托洛茨基小资产阶级影响时准备好战壕。”
　　待到1925年，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织了他们自己的反对派和宗派时，他们仍然不仅反对托洛茨基，还埋怨中央的多数在对待托洛茨基主义问题上的调和主义态度。季诺维也夫的拥护者们在列宁格勒于党的十四大前夕，还称中央是“半托洛茨基主义的”；季诺维也夫在意识形态阵地上组织他的反对派时，广泛引用他对中央的谴责，说什么中央怂恿了托洛茨基主义。
　　然而，这些反对派头子们1926年的讲话却完全变了调子。例如，季诺维也夫说：“有那么一段悲惨时期，我们两派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本应团结起来，以反对正在蜕化变质的斯大林以及他的朋友们，但因为对党内的一些情况的本质不清楚，我们在两年期间互相打架。对这点我们非常惋惜并希望今后再也不会重复。”[85]
　　同时托洛茨基也说：“在《十月的教训》一书中，我无疑是把党的政策的一些机会主义动向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名字联在一起。中央内部思想斗争的经验证明，这是很大的错误。这个错误的原因在于我不可能了解七人内部的思想斗争并及时断定机会主义的动向是来自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的以斯大林为首的那一派。”[86]
　　出乎人们预料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的联盟，使党内情况更加尖锐化，党内斗争更激化了。但是，这个新的反对派无论如何也不会使反对派的力量加强。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之间的激烈斗争大家还记忆犹新，而在这期间两派头头的对骂是毫不留情的。因此，这些头头们的急转弯和他们相互间的“谅解”导致许多普通成员离开了他们。
　　“联合”反对派就其整体来说并不比每派分开时强些。无怪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一些拥护者认为“联合”反对派的建立是他们领导人的重大政治错误。
　　当然，如果把1923—1924年托洛茨基的纲领和1925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纲领加以比较的话，那么可以找到他们之间的不少共同之处，而这就成为“联合”反对派的新纲领的基础。在本书中我们不可能比较详细地阐述和分析这个纲领。
　　但是可以指出，“联合”反对派的一些批评无疑还是公正的。以后的事态表明，反对派提出来要谴责“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也是完全正确的。这一理论（建立这一理论的不仅是斯大林，还有季诺维也夫）使共产党人在普通的社会主义者眼里威信扫地，它只是有利于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这一理论还阻挠一切民主力量在反法西斯斗争中进行统一行动。党内越来越禁锢的制度也不能不引起人们持不同意见，这样的制度当时训练出来的人们只会百依百顺。
　　对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及其拥护者的经济政策的某些观点的批评，其中也有许多正确意见。1925—1926年的工业生产虽然以极快的速度在增长（每年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三十五），但是正是这时我们国民经济开始出现一些危险的失调现象。
　　工业生产虽然在增长，但是国内的商品匮乏在扩大，而这首先和城乡购买力的迅速提高有关系。商品缺乏使整个经济形势显得更加紧张，这又同时妨碍农民出售余粗。出口明显缩减，主要是因为粮食供应不上。理所当然，进口计划也不得不缩小，减少的主要不是工业设备，而是原料（如棉花）。而这又给纺织工业造成了困难，使工厂部分停产和许多产品的质量降低。金融困难更加突出，对外贸易逆差逐月扩大。苏联欠外国公司的债务增加了几亿卢布。不得不采取一些紧急措施：以种种借口拖延接受从外国公司预购的商品，为了维持苏联的信用开始出口黄金，建立一个专门的金融委员会等等。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议当然制订了并实行了一定的措施，以便使暂时的经济困难不转变为全面的经济危机。但远不是所有的措施都经过周密的考虑，并且不是都很有成效的。看来，反对派所激烈攻击的联共（布）中央在1926—1927年实行的降低工农业产品的批发和零售价格的政策也是属于这类的措施。购买力的迅速提高和与此同时商品缺乏不可避免地应该导致批发和零售价格的一定上涨，而不是下降。显而易见，对这种情况应该加以调节，能不使价格上涨太快，又能提高职工的工资等。实现实际的物价下降只能通过发展和扩大稀缺商品的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商品成本。但是，联共（布）中央的决议使党和经济机构立即实行了降低全部商品的批发和零售价格。[87]
　　1927年夏秋，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提出的征购粮食出现危机的警告是正确的。可是，1927年秋天，斯大林和他的许多当时的同事对反对派的这些“预见”百般挖苦。
　　然而，事过一、两个月，国内的粮食征购危机成了严酷的现实。同时又发现国家在粮食市场上没有任何认真的调度能力。1927年12月和1928年初，斯大林在解释那党内大部分同志感到完全突如其来的粮食征购危机时所叙述的原因和加米涅夫早已讲过的原因是一模一样的。
　　“联合”反对派的个别批评意见和建议虽然是正确的，但总的政治纲领却是错误的。无论是托洛茨基，还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仍然是从象俄国这样单独的国家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一论点出发的。反对派的多数领袖认为，我们的国家在没有西方无产阶级国家援助的情况下不可能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例如1927年6月2日，十五位著名领导人的声明说：“我们国家的技术水平的落后和由此而来的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低下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巨大障碍。由于这一点，在没有先进国家的援助，没有世界社会革命的情况下，向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组织（此时工人从劳动力变为生产的主人，而生产的商品性质被消灭）的过渡是不可能的。”[88]
　　还应该指出，“联合”反对派的所有领导人毫无例外地在激烈的辩论过程中把缺点无限夸大，而这导致党的干部的抗议。还只是成为倾向的东西被他们说成是已经展开的过程；还没有成熟的东西被他们说成是完全成熟的。当蜕化还只涉及小部分党的领导时，反对派却说，党的大部分成员或中央的大多数人已经蜕化变质。因此，反对派提出来的必需进行“党制度的革命”，在多数党的干部看来是“左”的东西。反对派否定已取得的成绩，认为党的方针是在不断后退。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自然出现富农和耐普曼资产阶级的增加，反对派从这一事实中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和布哈林正在复辟资本主义。反对派的一个纲领断言：“国内存在两个互相排斥的基本立场：一个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另一个是企图转向资本主义发展轨道的资产阶级立场……在这个立场中间——离后一立场近一些——还有一个斯大林的路线（应读作：中央路线），它是由向左的短小曲线及向右的很大的曲线组成的。”[89]反对派还断言，私人资本的积累速度比公有成份快，这也是错误的。总的来说，反对派的那些一目了然、蛊惑人心的企图，使他们把国内资本主义发展因素及由此产生的危险加以夸大。反对派向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反建议》说：“……实际上，农村中资本主义的増长既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它正以极快的速度在发展，苏维埃国家及其工业对农村富裕农民及富农的原料和出口资源的依赖性日益増长。促使城市资本主义活跃的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足够唤醒全国资产阶级分子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之所在，而且他们还意识到在自己背后有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巨大靠山。”[90]
　　反对派断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们对工业和财政的控制超过了布尔什维克党，这种武断也是完全错误的。季诺维也夫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声称：“在莫斯科的乌斯特里亚洛夫[91]（还有米留可夫[92]）的‘全权代表’……他们实际上指导着财政部、农业部及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他们的作用大于我和加里宁。表面上他们这些‘转换路标派’[93]教授们仅仅是‘进行研究’，而实际上他们在支配着一切。”[94]
　　托洛茨基宣称：“当权派越来越上升为苏维埃耐普曼社会的上层。产生着两个阶层、两种生活方式、两种习惯、两种关系，或者直截了当地说，产生着日常生活上两重政权的因素，再发展下去可能要变为政治上的两重政权，而这已经在直接威胁着无产阶级专政……应该使无产阶级懂得，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错误的政策下苏维埃可能成为把政权从无产阶级基础上转移到资产阶级手里的机构，以后资产阶级就会彻底抛弃掉苏维埃这个‘踏板’，把政权变为拿破仑式的。”[95]显然，1926年并没有发生什么党和国家的上层同耐普曼资产阶级上层的结合。党内某些环节的变质是具有更复杂和隐蔽的另一种性质的事物。
　　反对派的一些领袖们在正确批评商品缺乏的条件下降低批发和零售价格政策时，却相反地提出把业品价格提高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这也是不对的。稍微提高一点较稀缺商品的批发和零售价格在当时虽然是必需的和受欢迎的（按高价转卖这些商品使一些私商得了大利），但是多数日用品的普遍提价是不能允许的。
　　为了纪念十月革命10周年曾经提出改工作日为七小时的意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这一问题的态度，从他们的口气和论据来看，都是很说明问题的。我国劳动人民想用较重大的社会性措施来纪念十月革命10周年，这是很自然的。当然，可以肯定地说，在1926—1927年那样的经济困难的条件下过渡到七小时工作日还为时过早，这一措施在经济方面的条件是不成熟的。大家知道，1940年战前通过一项决议，又重新把工作日改为八小时了，而且还实行了每周七日制（过去每周六日制）。战后十五年内，我国一直保留了八小时工作制。不管是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同意“联合”反对派的领袖们就这个问题发表的粗暴声明。例如，季诺维也夫宣称：“我认为，在我党历史上没有比提出七小时工作日更哗众取宠、更冒险的建议了。”与此同时，反对派为了蛊惑人心，在1927年建议提高工人的工资并免除更多的贫农的农业税。
　　反对派中一些极“左”分子还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前就声称，联共（布）中央已经走上政变和取消党的道路。
　　反对派通过各种各样夸大事实的办法企图使中央的多数，首先是斯大林威信扫地，并把斯大林从党的领导中排挤出去。也许有人要说，这个愿望毕竟是值得赞许的，因为任何另外一个领导人不会比斯大林的领导给我党带来如此大的危害。但是，即便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也值得指出，斯大林的政治对手太着急了，他们是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开始和斯大林对垒交锋的。当时斯大林领导的实际缺点和罪恶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还没有在党的面前充分地暴露出来。斯大林的真正面目也并没有在党的面前揭开，他的真实本质不仅一般党员没有认识到，就是党的多数领导人也还没有认识到。
　　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非常机智而灵活地运用了对“联合”反对派很不利的形势。他首先指责反对派领袖没有原则性，而这点很容易被证实，列举反对派领袖们不久前的互相间刻薄的评价就足够了。另外，斯大林还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一切过去的错误都系统地排列在一起。无论哪个反对派都很难背得动如此沉重的包袱。斯大林这时完全不把经济政策的各种复杂问题摆在首位，因为在这方面他的道理不足以说服人，而且经济困难本身也已经是很清楚的事情。斯大林把斗争的重点放在党的统一问题上面，他指责“联合”反对派组织宗派并扩大宗派斗争。在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开始，“谁战胜谁”的问题还远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党员群众特别盼望实现统一，所以斯大林利用这点把党的绝大多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了。
　　实际上，1926年秋夭，即“联合”反对派成立几个月之后，它的失败已是显而易见了。当反对派的领袖觉察到这点，他们马上开始了退却。1926年10月17日，《真理报》发表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索柯里尼柯夫、托洛茨基和叶夫多基莫夫的声明，声明中说：
　　“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期间及大会闭幕后，我们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和大会的多数代表及中央委员会发生了意见分歧。我们在正式文件中、在大会的讲话中、在中央全会及政治局会议上都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我们至今还坚持自己的这些观点。我们绝对反对‘宗派和派别自由’的理论和实践，我们承认这和列宁主义原理及党的决议是背道而驰的。党关于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我们在实践中有义务遵守。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公开向党承认，在维护自己观点的斗争中，我们和同我们持相同政见的人们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闭幕后曾几次采取了违反党纪的、越出党所规定的党内思想斗争的范围，走上了闹宗派的道路。我们认识到，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并声明我们坚决抛弃为维护自己观点而采取的宗派手段，因为这些做法危害党的统一，我们号召一切支持我们观点的同志也这样做。我们号召，立即解散所有为维护反对派观点而成立起来的宗派组织……
　　我们每个人保证，我们将在党章、中央和大会决议规定的形式范围内维护自己的观点，我们相信，所有这些观点的正确部分在今后的工作过程中将会被党所接受……”
　　然而，“联合”反对派的领导人没有能够实现这一宣言。1926年10月18日，托洛茨基的一个在外国的拥护者伊斯特曼在《纽约时报》上公布了列宁的《致代表大会的信》。这又引起了政治局内部的激烈争吵。斯大林强制托洛茨基发表专门的声明，宣布列宁的这一真的文件是伪造的。
　　斯大林在取得对反对派的胜利后，立即着手从组织上加以巩固。
　　10月23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通过了决议：鉴于进行宗派活动，免除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免除加米涅夫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季诺维也夫是早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七月会议上就从政治局除名了。
　　1927年春天，国内的经济形势又遇到了新的严重困难。国外的政治形势也尖锐化了，甚至产生新的入侵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斗争又以更尖锐的形式开始了。1927年党内斗争的特点是：斗争双方的讲话和声明都带有异常敌对的情绪。就在这几个月里，托洛茨基想起了克列孟梭[96]。[97]大家知道，这个人在1915—1916年当德国人已经在离巴黎只有八十公里的地方驻扎了军队的时候，对当时的法国政府展开了疯狂斗争，而且达到了更换政府的目的。托洛茨基建议在苏联重复类似做法。他宣称：“为了工人国家的胜利，如果有人说，把那些愚昧无知和没有良心的弄虚作假的人们（他这样称党的领导人）的政治路线当作垃圾扫除掉，那么这人决不是‘失败主义者’。相反，在这种具体条件下他是革命防御的真正代表，因为思想垃圾不会带来胜利。”
　　这时反对派的领导人立即违犯了自己1926年10月16日关于抛弃宗派斗争方式的声明。实际上，反对派在全国各地把自己的拥护者广泛地组成为秘密小组网，在这些小组里面他们采用了党在革命前的秘密工作经验。宗派组织有自己的领导、自己的纪律，甚至还交纳自己的组织费。他们还定期召开半公开和秘密会议。宗派组织的材料是在国家印刷所秘密排印的，后来还建立了自己的专门的秘密印刷所。所以反对派并没有在“党章规定的形式范围内“维护自己的观点（也就是指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用向党提出意见书和声明等途径）。
　　与此同时，斯大林在非常警惕地观察反对派领导人的行动的时候，也很少考虑如何遵守列宁关于党内斗争生活的规定。他百般阻挠正常的辩论和科学讨论的进行，而这又促使一些党员走上宗派活动的道路。为了监视反对派的活动，斯大林使用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甚至不惜使用阴谋手段。（关于“白俄军官”的著名事件，后来缅任斯基也承认了的。这个白俄军官在反对派的一个地下印刷所工作，但他实际上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员。）连列宁的“遗嘱”在这几个月里也被宣布为反革命秘密文件，在国家政治保卫局搜查记录中，这个文件也经常被列为犯罪的“物证”。于是国内掀起了第一次逮捕反对派积极分子的浪潮。
　　斯大林显然不愿同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讲和。他意识到自己处在优势地位，是控制局势的主人，所以他企图完全击溃自己的政治对手并在党内建立他的不受任何限制的独裁统治。斯大林号召反对派忠诚老实并指责他们搞两面派活动的同时，却掩盖了自己的真实企图，他自己正在搞两面派，正在欺骗党。斯大林首先支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托洛茨基，然后又支持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种做法不是把党团结起来，而是在分裂党。他的全部消灭党内持不同政见者的路线，使党内的分歧越来越激化。
　　我们看到，斯大林、莫洛托夫[98]、卡冈诺维奇[99]、雅罗斯拉夫斯基[100]及他们的其他拥护者为一方（同样，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他们的同伙为另一方）把过去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过的粗野和生硬态度带进二十年代的党内斗争中来。思想斗争越来越被组织斗争所代替，这个或那个同志的小缺点或动摇被夸大到不可想象的程度，许多党员的话被歪曲或给予完全错误的解释。反对派对中央多数的微小的不同意见立即就被宣布为“敌对行动”，“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而反对派本身被宣布为“积极的反革命力量”。对反对派这样的“批评”根本不是为了说服反对派成员及他们的领导人，把他们争取过来在党内共同工作。在这里首要的目的，是恐吓反对派组织的成员和同情他们的“调和派”，对他们施加压力。在外国共产党眼里，享有崇高威望的那些不久前还是党的领袖之间的这种斗争的性质，削弱了共产国际，这种做法遭到西方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的抗议。例如，不久前，大家都知道的安·葛兰西写的信，这是他设法从法西斯监狱里送给联共（布）中央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他对苏联党内斗争采取的非常粗暴的方式表示遗憾。
　　在这种情况下，1927年8月中央的多数和“联合”反对派之间所达成的“和解”不可能是长期的，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实际上，就在1927年秋天，党内斗争又掀起了新的高潮，甚至有时采取上街游行示威的新形式。
　　1927年秋夭，阿·阿·越飞自杀了，他的葬礼成了反对派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示威游行。越飞是党内有名的活动家和外交家，他有过很大的贡献，特别是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二十年代中期他成为托洛茨基的亲密拥护者。这一安葬仪式的目击者米·彼·雅库波维奇在回忆录中写道：“安放越飞遗体的棺木正等待送到新处女墓地，这时棺木还放在大卢比扬卡大街的外交部大楼内。大楼周围人山人海，街道水泄不通，交通也全部停止了。托洛茨基由卡·拉狄克[101]和穆拉洛夫[102]陪同费很大力气才从人群里挤出来……送葬的人群里面还有斯大林的妻子——娜·阿利卢耶娃[103]。送葬的人很多，主要是支持托洛茨基的共青团员和青年学生，还有不少过去在托洛茨基领导下工作过的复员军人和军政干部。人们唱起了国内战争期间的歌曲，其中提到托洛茨基，歌词中有这样的重唱部分：‘红军领袖托洛茨基万岁！’契切林[104]代表中央致悼词。此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讲了话。托洛茨基的讲话主要是号召恢复党的统一……没有什么公开的攻击，根本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可是季诺维也夫的讲话带有愤怒和挑衅的情绪，他讲了斯大林出卖党利益的罪行，说他践踏党员的权利，赝造党的意志。追悼大会结束后，人们走出了新处女墓地的教堂。不远的地方，列队站着一支部队，可能是准备执行鸣枪入葬仪式的。从托洛茨基周围的人群中走出来一个青年人，他走到部队旁边喊道：‘红军同志们！为红军领袖托洛茨基同志喊“乌拉”吧！’出现了紧张的时刻！当时部队中人们连动都没有动一下。笼罩着死一般的沉静。托洛茨基站在几步远的地方，他也沉默着，眼睛看着地。接着，他转过身去，上了汽车。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跟在他后边。这个场面的目击者应该明白：托洛茨基是彻底地毫无希望地失败了。红军的新一代战士根本不知道他，他们根本没有参加过内战，他们是在新的精神下培养起来的人。托洛茨基的名字对他们来说非常陌生，或者说根本不知道。组织送葬示威这件事也令人深思——其中没有工人，说明‘联合’反对派并没有无产阶级的基础。”[105]
　　关于反对派继续从事半公开或秘密的宗派活动问题在1927年10月底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成为中心议题。全会决定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从联共（布）中央开除出去，但保留了他们的党籍。
　　1927年11月2日，《真理报》第251号（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辩论增刊第2号）发表了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委十月全会上的讲话，这实际上是托洛茨基在联共（布）中央的最后一次政治讲话。这次讲话相当清楚地说明了“联合”反对派和托洛茨基本人的立场和纲领是不现实的。他们的纲领以极端尖锐的方式批评党领导的缺点，但是纲领带着蛊惑人心的因素。这样的纲领不仅不会在领导层里取得成功，就连在当权党的多数普通党员中也不会取得成功。但是，这个纲领在非党反对派人们当中，在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当中，在少部分党内青年和知识分子当中却得到了同情。
　　托洛茨基在讲到中央主要领导成员时说，他们只不过是一个“办公机关”，是“斯大林”式的“当权”宗派，他们“恐吓”党，把“最优秀的列宁分子”赶了出去。托洛茨基声称：“列宁说过：粗暴和不忠诚老实已经不是什么个人的品质问题，这已经是当权的宗派，他的政策，他的制度的品质。这虽讲的不是外部的表现形式。今天的路线的基本特点是：它相信暴力的万能——甚至在对待自己党的时候，也是如此。”[106]
　　另一方面，托洛茨基的对手的粗暴行为也给人留下沉痛的印象，如：彼得罗夫斯基、斯克雷普尼克、温什利希特[107]、伏罗希洛夫、戈洛舍金、丘巴尔[108]、洛莫夫[109]、加里宁等人就是这样。托洛茨基的讲话不断地被这些人的愤怒的喊叫声打断。我们在速记稿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叫骂的话：“胡说八道”、“自吹自擂”、“叛徒”、“打倒坏蛋”、“打倒内奸”、“看，这样的流氓”、“说谎”、“造谣”、“卑鄙下贱”、“革命的掘墓人”等等。讲到最后时，速记员写道：“吹口哨声，越来越大的杂乱的噪声，什么也听不见，主席摇铃，口哨声，‘从讲台上滚下去’的喊叫声，主席宣布休会。托洛茨基同志一直在讲，但一句话也听不清。出席全会的同志们站起来，散会了。”
　　季诺维也夫也在“滚蛋！”、“赶出去！”的叫喊声中下了全会的讲台，没有讲完话。
　　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开除出中央，反对派想以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的名义进行单独游行作为回答。这次游行时，反对派领袖站在沃兹德维任卡大街和莫霍夫大街角上的大楼的阳台上，并且发表了演说。然而，这不是反对派力量的检阅，而是反对派软弱无力的检阅。在这一“平行”游行队伍中几乎没有工人，占优势的是青年大学生和一些机关的职员，和莫斯科官方的劳动人民的节日游行相比，反对派的游行给人留下了非常可怜而软弱苍白的印象。在列宁格勒组织“反对派”示威的企图更加不成功，对自己在这个城市中的影响估计过高的季诺维也夫差点没有被节日游行的队伍打伤。在这些日子里，在一些企业里，甚至在党的会议上，有人散发匿名传单，上面称中央领导为“无产阶级的敌人”，号召工人阶级以“反奸细和恐怖”手段给予反击。
　　Ю·戈洛索夫在他的《党史札记》中问道：“反对派领袖们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曾几何时，他们一再认为，在党内必需有铁的统律，可是同时他们却又支持肆无忌惮的宗派活动！他们坚信，以斯大林为首的党的领导执行的是亡国方针，所以他们——革命的组织者、列宁的继承者——的责任是无论如何要阻止这种热月政变性质[110]的蜕变。而对他们自己的纲领，反对派却称之为真正列宁式的，他们送交大会的提纲称之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致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提纲》。在十月全会上季诺维也夫甚至把列宁本人也算进反对派的行列，这不是偶然的，他接着说：‘在当前形势下，要为列宁路线而斗争，为纠正党的阶级路线而斗争，反对斯大林违犯党纪，除了现在我所采取的手段，没有其它的手段。（噪杂声）因此，为纠正现今领导的错误，总得有人把自己摆在受打击的地位。（噪杂声）。’加米涅夫同样声称：‘我们声明，不管发狂和冲昏头脑的斯大林分裂主义者把我们逼到怎样的地步，我们仍然要维护列宁党的事业、1917年列宁的十月革命、列宁的共产国际，反对机会主义者、反对分裂主义者、反对革命的掘墓人。’许多老革命者，国内战争的英雄（例如，因为参与秘密印刷所事件，那位反高尔察克[111]斗争的领导人之一——姆拉奇科夫斯基[112]被逮捕了）参加了反对派，他们真诚地认为，他们是为革命的理想而斗争。反对派批评的主要火力集中在斯大林身上，他们指责他犯了一切不可饶恕的罪行。当然，如果通过后来斯大林所犯的罪行来看，这一批评就显得是公正的。但如果历史地对待斯大林，那么当时对他的这些指责是过分的，在许多方面则是不公正的。这些指责所产生的副作用是党的机构更紧密地团结在斯大林的周围。党的其他领导人不可能不起来维护他们的总书记，因为他们这样做是维护他们和斯大林一起制订和执行的党的政策。”
　　戈洛索夫引用了1927年许多维护斯大林的讲话。这些讲话表明，无论是反对派领导人，还是中央多数的代表对斯大林的了解是多么少。例如，米·托姆斯基于1927年11月15日在列宁格勒州党的代表会议上说：“反对派的一切努力是为了贬低斯大林，为了证明他们的没有原则的政策的正确性，为了把一切归咎于一个人，为了在党内造成混乱，为了把事情说成是这样的：即党内只有一个居心叵测的人，他是阴险凶恶的人，他的周围是一群在他领导下的小牛犊和小绵羊。显然，对斯大林这样的评价是不对的，他不是什么恶魔。几十年来，我们同他相处，对他很了解。我们还认为，上述的描绘一点也不象我们，就是说不象中央；我不知道事情会是这样，你们也许更容易评价，但是我们自己一点也不能承认我们是处于某一个人的领导之下。我讲这些是代表全体政治局委员，我想，如果我说，我们过去和将来都是为党工作，而不是为领袖工作，那么我是正确代表了多数中央委员的意见，至少代表了在座的全体中央委员的意见。（热烈鼓掌）斯大林是拋弃了个人因素的人，他根本不愿把自己装成领袖。你们向他单独地表示敬意时，把他和中央分开时，这都使他很不舒服，因为他根本不同意这样做……反对派归根到底要把斯大林说成是个阴险凶恶的人，而政治局和中央委员是由他控制的、惧怕他的一部纺车而已，只有白痴才相信这些。”与此同时，阿·李可夫于1927年11月20日在乌克兰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说：“反对派陷害斯大林同志的真正动机在于，第一，他们认为，他是最彻底的列宁主义者之一，因此是他们最危险的敌人，第二，反对派出于战略考虑，力图易于跟党斗争，所以他们要用对多数当中的一个人，党的一个领袖进行斗争的办法，以掩盖自己的企图。”
　　正象预料到的那样，反对派上街公开游行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然而，他们却给了斯大林以盼望已久的机会，即彻底处理反对派领袖们的机会。1927年11月底，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被开除了党籍。反对派的其他成员也被开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1927年12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不仅同意开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而且还通过了决议，把75名“联合”反对派的积极分子开除了党籍，其中有：加米涅夫、皮达可夫、拉狄克、拉科夫斯基[113]、萨法罗夫[114]、斯米尔加、拉舍维奇等。大会还建议，全部党的组织要纯洁自己的队伍，清除“一切显然是不可救药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分子”。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从组织上完成了击溃反对派的工作。在大会上对反对派的态度充满了不耐烦的气氛，个别反对派成员的发言被粗暴地打断，到处是一片毫不留情的污辱性的喊叫。大会速记稿有关某些反对派成员和他们的反对论者的讲话，现在令人读不下去，读时心里非常难过。大会的许多代表要求对反对派成员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并要求限制在党内进行辩论。甚至“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发出号召，把党内制度更加严格。例如，车里雅宾斯克代表K·雷金[115]说：“对这些党的骗子一点也不能给予信任，不要相信他们的话，不要相信他们的保证。这些保证他们已重复过三次了。愚弄党愚弄够了，党和无产阶级不能再忍耐下去。我们想工作，我们没有时间去吵闹，我们没有功夫建立什么各种审查委员会去瞎折腾。我们要工作，妨碍我们工作的人要赶出党，党内没有他们的地位。”中央委员菲·戈洛舍金声明：“同志们，我认为，我们应该采取更强硬的路线，要把党从反对派的胡说中解放出来。同志们，我们应该给党、给苏维埃、给无产阶级以正常工作的可能性。我们党内要建立严厉的制度，在苏维埃工作中要建立严厉的制度……如果我们继续纵容反对派，那么我们，同志们，就要出丑。”[116]人民委员会议主席李可夫甚至说：“按反对派想造成的那种形势，关在监狱中的人会很少。我想，不能保证近期内监狱的人数不有所增加。”（插话：“对！ ”）莫斯科代表Г·米哈伊洛夫斯基在歪曲历史事实的同时，他还建议从根子上消灭党内辩论。[117]
　　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后，加米涅夫、巴卡耶夫[118]、叶夫多基莫夫及其他一些“季诺维也夫分子”发表声明服从大会的决议。不久，季诺维也夫也投降了。1928年中期，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他们的大部分拥护者被恢复了党籍，并在苏维埃及经济机构中安排了一些职务。至于一些最积极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主张继续同“斯大林宗派”作斗争。中央领导决定扩大对托洛茨基分子镇压的范围。凡是没有交出谴责自己原来持有的观点的书面声明的托洛茨基分子几乎都或被逮捕，或被关在政治隔离室，或被流放到边远地区。最先决定流放的是托洛茨基，规定的日期是1月16日。流放的事托洛茨基分子都知道了。许多人到火车站为托洛茨基送行。显然，他还享有相当的威信。根据M·A·索恩采娃的说法，有些送行的人卧轨了。于是托洛茨基出发的日子又改为1月18日。但是，1月17日国家保安局和中央机构的工作人员来到托洛茨基住宅，要求他立即离开。托洛茨基拒绝了，可是人们硬把他抬出去并推进那停在门口等待他的车子里。接着，他被送上了开往哈萨克斯坦的列车。在这里，我们很遗憾地应该指出，布哈林积极参加了遣送托洛茨基的一切行动。
　　托洛茨基和他的家庭在阿拉木图住了一年，在这期间他继续与他同观点的人保持公开的或半公开的联系。此时，托洛茨基对国内发生的事情作的评价，内容是自相矛盾的，观点是不清楚的。在党内出现“右倾”时，托洛茨基开始时主张和“中央”（斯大林）联合反对“右倾”，因为他认为，“右倾”比斯大林一派更加危险得多。然而，托洛茨基很快又想建立同布哈林一派的秘密联系反对斯大林。有一段时间，托洛茨基担心在农民的压力下会建立以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119]为首的反对斯大林的军事专政。如果岀现这种情况，他建议自己的追随者支持斯大林反对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1929年决定驱逐托洛茨基出境。2月，托洛茨基全家被秘密地送到敖德萨，从这里乘“伊里奇”轮船离开了苏联。起初，没有一个国家给予这位十月革命的领导人签发入境签证，在国外，一般都认为，他比斯大林“左”得多。根据和土耳其的协议（当时苏联和土耳其的关系较好），托洛茨基先被安排住在太子群岛。后来他迁居挪威，接着又抵达墨西哥。
　　托洛茨基之被驱逐出苏联，对一切反对派残酷镇压的政策，刚刚开始的反“右倾”斗争，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更加坚决的反对富农的政策以及开始推行的全面集体化——这一切导致“左”的托洛茨基反对派走向迅速瓦解。反对派的多数领导人和普通成员在书面或公开的讲话中都放弃了自己对托洛茨基的效忠，不但承认了自己实际存在的错误，而且往往还承认了臆想出来的错误。这些人之中的大多数已完全丧失了和斯大林斗争的意志。然而，正是在二十年代末斯大林越来越走上了冒险主义和专横的道路。最先投降的是格·列·皮达可夫和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接着投降的是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卡·伯·拉狄克。
　　拉狄克在他写的一封信中说道：“斯大林分子比反对派想象的更值得钦佩。”拉狄克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坚决和“不断革命”论划清了界限，而过去他们是无条件地支持这种理论的。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他《致反对派的同志们》声明中写道，反对派之所以失败似乎是因为他们在思想上取得胜利的结果。“斯大林实行了左的方针，但和反对派所建议的不一样，因为反对派设想在无产阶级民主条件下实现工业化和集体化。但是，斯大林还是实行了反对派的要求……我们现在的责任，是向党靠拢，而且要回到党内来，这是为了制止在农民国家，因为推行社会主义积累和反对农业资本主义的政策而可能引起的不满情绪……我们应该对那些我们提出警告的事情负起责任，我们将服从那些我们曾不能同意的方法。如果恢复我们的党籍，那么我们每人应得到党证，这等于我们背起了十字架，但对于那些愿意有效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人，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能把十字架背起来。”拉狄克在被押回莫斯科途中，在一个车站上在被流放的托洛茨基面前发表了讲话，号召他们投降。他谈到国内严重的形势：粮食不足，工人的不满和农民闹事的威胁。在这样的形势下，反对派应该承认自己的错误，和党团结起来。“是我们自己把自己闹到流放地和监狱中去的……我和托洛茨基的关系已经破裂了，现在我们是政治上敌对的人。”
　　1928年底，伊·帖·斯米尔加、列·彼·谢列布里亚科夫[120]和伊·尼·斯米尔诺夫[121]也脱离了托洛茨基。
　　进行反抗时间最长的是克·格·拉科夫斯基。他写道：“那些和正在实现反对派经济纲领的和斯大林进行和解的人，希望斯大林能实现他们的政治纲领。他们的做法和过去满足于局部让步的改良派是一样的。一个强迫人家承认非真正存在的错误的党的领导是不值得尊敬的，这样的领导和那种要求临死的无神论者改悔的天主教堂是一样的。”[122]但是到1929年底，克·拉科夫斯基和他的小组成员索斯诺夫斯基[123]、穆拉洛夫、穆季瓦尼等写了一封《致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这封信虽然包含了对斯大林政第的一定程度的批评，也提出了希望托洛茨基能返回苏联的要求，但同时号召和解。这个小组大部分成员不久就完全投降了，并且回到莫斯科，在莫斯科的许多托洛茨基分子代替了布哈林反对派成员的位置和职务。
　　众所周知，1929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一方，布哈林—李可夫小组为另一方，有几次秘密接触，但是，这些对话没有导致任何协议。1932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因为“和留京[124]小组有关系”（下面还要提到这个小组）又一次被开除党籍。后来，他们甚至被逮捕并关进了“政治隔离室”。但是，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又一次“悔改”之后，他们不仅被释放了，而且又恢复了党籍。他们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还发了言，表示要痛改前非。
　　实际上，所有“联合”反对派的领导人当中，只有托洛茨基还继续在国外和斯大林进行斗争。在国外他从事广泛的写作活动，一本接一本地岀了新书，写了文章。托洛茨基甚至在国外办了反对派的刊物，而且把这刊物送回苏联。然而，在苏联国内他的追随者已经不多了，所以他出版的《反对派简讯》对国内的政治生活没有什么影响。从主观上说，托洛茨基在这一时期内仍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拥护者，而不是斯大林所急忙宣布的那样，是一个法西斯式的反革命分子。但是，因为托洛茨基所特有的教条主义，因为他消息不灵通以及托洛茨基具有的仇恨心理，所以他对待国内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三十年代遇到的非常复杂的过程所持有的观点是极端片面的，而且怀有成见。结果他没有写成一个可供选择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在托洛茨基的三十年代的作品中正确的批评意见总是和有意或无意的对事实歪曲交织在一起。而在他写的关于十月革命、国内战争以及恢复时期最初几年的那些文章和书中，有着最突出的伪造的事实和自我标榜的东西。这样，托洛茨基企图用自己所编造的神话去代替斯大林的神话，那么这神话同样远离了历史事实。
　　总而言之，托洛茨基在国外的活动充满了各种令人发指的矛盾。例如，托洛茨基还在三十年代初曾完全正确地要求德国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结成反对法西斯进攻的统一战线。为此，他们不仅批评了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还写了一封给联共（布）政治局的秘密信，此信没有得到回答。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却对1930—1931年莫斯科政治案件（“工业党”案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联盟局”案件）信以为真了。他一会儿提出“打倒斯大林”的口号，一会儿自己又反对这个口号。1933年，托洛茨基号召在苏联的反对派建立一个新党，但同年他又写道，在苏联单一共产党的存在，即便是在斯大林胡作非为时期，也是革命复兴的必要条件。1939年，托洛茨基在反对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和约的同时，又为苏联反芬兰战争辩解。
　　从苏联被驱逐之后不久，托洛茨基开始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谈判建立新国际。在谈判未获成功之后，他又提出口号，要求托洛茨基分子加入社会民主党。后来，又提出建立独立的托洛茨基国际组织问题。托洛茨基的小组虽然在许多国家都建立起来，但几乎在一切地方，托洛茨基分子没有能够把相当多的人吸收到自己这方面来。所以托洛茨基所建立的，至今还有活动的第四国际，始终是影响极小的宗派组织。实际上，托洛茨基作为政治家已经声嘶力竭了，所以他虽然展开了热火朝天的活动，但是不管是左派社会民主党人，还是“右”及“左”派共产党人都没有去跟随他。还应该指出，托洛茨基在他自己建立的组织中实行了专横制度，他要求所有成员无条件地服从“领袖”的意志。正如在三十年代批评了斯大林，又批评了托洛茨基的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安杰伊·斯塔瓦尔[125]所写的那样，……“如果斯大林对共产国际来说是一个绝对正确的教皇，那么托洛茨基分子树立了一个反教皇的偶像，一个教皇宝座的觊觎者，这就是他们的托洛茨基。”

五、斯大林同“右”倾的斗争


　　同“左”派反对派的激烈冲突还没有安静下来，党的反“右”倾斗争又开始了。
　　大家知道，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系列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因素的决议。布哈林在党的大会召开的前两个月，在莫斯科第八次工会代表大会上说：“执行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和第十四次党的代表大会的路线使我们与中农的联盟更加巩固了，巩固了无产阶级在农村的阵地。现在，我们和中农在一起，依靠贫农，依靠苏联和党的加强了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有可能和有必要加紧向资本主义因素的进攻，特别是向富农的进攻。”[126]但是，和“左”派的要求相反，这次进攻主要是用经济方法，即在新经济政策的范围内进行的，而不是用恢复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方法。所以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坚决反对“左”派所建议的强制剥夺农村富裕阶层粮食的政策。同时，大会反对在主观和客观因素都还未成熟的时候，急急忙忙地去普遍实行集体化。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所宣布的农业政策并没有在实际中实施。还在大会以前，1927年晚秋，我们国家在粮食征购方面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初冬时这些困难也没有得到克服。为了克服国家在粮食平衡方面的赤字，联共（布）中央在1928年1月发出了反对富农的非常措施的指示，其中包括强制没收余粮制度。实行这些措施必然会触及到中农的富裕阶层。实质上，在这里涉及到的是改变党在农村的原来政策的突然急转弯。此时，新的政策不仅不是来自刚闭幕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而且有时甚至完全违背了这些决议。中央的新指示比起党领导的原政策来，是更符合刚刚被击溃了的“联合”反对派的建议。所以毫不奇怪，这种急骤的转弯会引起相当部分农村干部的惊慌失措。
　　我们已经说过，布哈林和李可夫积极参与了制订1924—1927年联共（布）中央的农业政策。所以完全可以预料，达个政策的急转弯在政治局内部也会引起分歧。事情正是如此。我们不知道，1928年上半年政治局的口头辩论是怎样进行的。但在1928年6月布哈林给斯大林寄了一封专门的信。在这封信中，布哈林指出，中央的许多措施已成长为一条新的路线，而它是不符合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路线的精神。这一切“使党从思想上迷失了方向。”布哈林说，党的领导“没有一个共同的意见和没有完整的计划。”
　　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外贸人民委员部部长莫·伊·弗鲁姆金[127]在1928年6月15日给中央委员会的信里，更加激烈地批评了中央的农业和经济政策。斯大林很快就给了相当激烈的回答。[128]
　　1926年6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展开了不同意见的激烈辩论。为了克服这些分歧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它的成员是；鲍曼[129]、布哈林、米高扬、李可夫、斯大林。这个委员会准备了一个粮食征购政策的折衷的提纲，1928年7月2日政治局通过了这一提纲。
　　政治局内部的分歧很快传到党内外。正在这时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为了批驳说我党内部存在着分歧，1928年7月30日全体政治局委员签署了下面一个文件：“……签署本文件的联共（布）政治局全体委员向大会的主席宣布：他们最坚决地抗议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成员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的那些流传着的任何谣言。”[130]
　　1928年10月，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讲话时说，联共（布）出现了右倾危险。但是，斯大林在这里并没有指岀任何人的名字。他强调指出，右倾危险的传播者主要是在党的乡村组织之中。至于中央，那么在这里有“一些显然是和右倾危险相妥协的极少数人。”按斯大林的话，政治局中既没有“右派”和“左派”，也没有和他们妥协的人。
　　一个月后，1928年11月，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做了长篇讲话，在讲话中他阐述了联共（布）“右倾”的存在。而在“右倾”的传播者中，斯大林点出了弗鲁姆金的名字，在“妥协分子”的名单中点了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第一书记尼·亚·乌格拉诺夫的名子。斯大林说，至于政治局，“那么在政治局中我们全体委员都是一致的。”[131]
　　但是，到了 1928—1929年冬天，农村形势更加紧张了。粮食征购工作很不顺利。重新采取非常措施的问题又被提出来了。政治局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也出现了。三位政治局委员（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起来反对继续在农村中执行非常措施的政策。于是发生了冲突，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提出辞职。诚然，李可夫很快又撤回了辞职书，但是布哈林和托姆斯基不顾政治局多数人的要求，拒绝回到他们的工作岗位。
　　政治局里发生的分歧已无法向党隐瞒了。1929年4月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全会，斯大林在这个会上讲了话，讲话中他用大部分篇幅广泛地并具有相当倾向性地批评了 “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集团”。斯大林以其特有的粗暴方式称托姆斯基为“工联主义政客”。斯大林还说：“布哈林附和了米留可夫之流，充当了人民敌人的尾巴”，他“不久以前还是托洛茨基的门徒”，他是“一个狂妄自大，忘乎所以的人”。布哈林的理论是荒谬的“胡说八道”，布哈林派的宣言是“无耻的粗暴的造谣”等等。布哈林、托姆斯基和乌格拉诺夫想用和斯大林不久前还存在的个人友谊来缓和他的这些讲话和评价，但斯大林坚决排斥说，所有这些“牢骚和喊叫连一个破钱都不值得。”[132]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全会决定坚决谴责布哈林的观点并认为这些观点和党的路线不能相容。全会决定把布哈林和托姆斯基从他们在共产国际、《真理报》社和全苏职工会总会的岗位上撤下来。但是，全会决定让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留在政治局内。李可夫仍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议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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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觉得应该简短介绍一下这一新的，现在已被称为“右倾”的反对派。
　　尼·伊·布哈林是1906年十八岁时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布哈林从他开始作党的工作时起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生了极大兴趣，他写了不少理论问题的文章和小册子。这些著作并不是没有错误观点的，列宁为此批评过布哈林，而布哈林并没有坚持自己的错误。1917年从国外流亡归来后，布哈林成为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被选为中央委员，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承认这位二十九岁的革命者有着重大贡献。众所周知，1918年布哈林领导了 “左派共产党人”派，他们是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列宁称他们为“口头革命者”。然而，象伏龙芝、古比雪夫[133]、捷尔任斯基、波克罗夫斯基[134]、克列斯廷斯基[135]、洛莫夫、布勃诺夫、乌里茨基等几十名党的著名活动家都在不同时期属于“左派共产党人”。但是，所有这些人后来都承认列宁的意见是正确的，到1918年底，“左派共产党人”的问题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大家知道，在工会问题辩论中布哈林是所谓“缓冲提纲”的作者，在1920年他没有能够弄清楚年轻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前途问题。列宁在遗嘱中深刻和细致地指出布哈林理论错误的基本原因在于他的观点里面带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因为他从来没有学过，而且“我想，他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但与此同时列宁在这里指出，布哈林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是完全“应当被认为是全党宠爱的人”。
　　列宁逝世后，布哈林一直是党最高领导的成员之一，他积极参加了反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及“联合”反对派的斗争。实质上，和这些反对派进行的理论上的斗争，基本上是由布哈林承担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1925—1927年所执行的经济政策和共产国际方面的政策，在制订这些政策的工作中，布哈林如果说不是起了决定作用，也是作了大量的工作。这些政策，正如我们上面所指出的那样，不是没有错误的。其原因就是列宁所讲的布哈林思想中的烦琐哲学的东西，而布哈林至死也没有克服掉这些错误。我们在分析布哈林关于经济、政治、国际共运、哲学、文学研究（布哈林的学识渊博是无可怀疑的）方面的著作，几乎在他的所有理论构思中-都可以发现这种烦琐哲学的因素。对布哈林来说，最重要的是能首先找到某种体系、公式，而这些体系和公式远不是任何时候都能把这个或那个现象的最实质的方面包括进去。可是斯大林，正如费·拉斯科尔尼科夫后来公正地指出那样，却比布哈林更加烦琐哲学化和公式化。
　　布哈林虽有错误，但是在列宁逝世后的时期，他作为党的理论家和实际领导人，对党还是有不少贡献的。在这期间，斯大林简直是奉承布哈林，他对布哈林关怀备至，同时也广泛地利用了布哈林多方面的才能。党的干部基本队伍对布哈林仍然非常爱戴，他在共青团中也享有很高的威信。
　　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谢·奥尔忠尼启则、米·加里宁、维·莫洛托夫、安·日丹诺夫[136]、斯大林和其他一些发言人都称布哈林为“我党最优秀的理论家”我党最优秀的干部”，敢于“说出自己的思想，甚至当他的思想和全党背道而驰时，他也是这样做”，敢于“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是“我们大家全体爱戴和支持”的人。[137]
　　阿·伊·李可夫也是我党重要干部之一。他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成为布尔什维克后，积极参加了同沙皇的地下斗争。几次被流放，他在纳雷姆边疆区流放时，发生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后，他作为内务人民委员进入了第一个苏维埃政府。那时，由于坚持要建立一个联合的“社会主义”政府，李可夫以及加米涅夫、诺根和其他布尔什维克一起退出了人民委员会议。但不久李可夫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又重新进入政府。在国内战争艰难年代里，李可夫领导了苏联最高国民经济会议，后来又成为人民委员会议副主席和全苏劳动国防会议副主席。从1924年起，李可夫被任命为苏联人民委员会议主席，这是一个在他之前只有列宁曾占有过的岗位。这对一个四十三岁的布尔什维克来说是很光荣的任命，当时党给予了他充分的信任。在那些年代里，放在人民委员会议主席肩上的工作量有多么的大，就不必说了。
　　米·巴·托姆斯基也是从工人阶级中来到革命队伍的，他的职业是石印工人。他是在俄国第一次大革命准备进行时期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后，他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积极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他被逮捕过，而且被判处五年苦役。二月革命把他从苦役中解放了出来。1917年期间，他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从事党的工作。十月革命不久，托姆斯基成为我国工会领导人，一直到二十年代末，他都是全俄职工会总会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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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共（布）中央四月会议并没有结束同“右倾”反对派的斗争，因为布哈林小组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我们在这里并不想对这一斗争的所有细节进行分析。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布哈林和李可夫的经济政策包含着一系列的错误（在1925—1927年间的这项政策的基本论点，不仅斯大林而且中央的大多数都同意），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粮食征购危机和1927—1928年的非常措施。布哈林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至少是值得商榷的。他并没有明确认识到，富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反对者。1924—1927年间，布哈林和李可夫认为，对城乡资本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因素可以作出比当时党可能和应该作出的更大得多的让步。
　　现在某些历史学家企图说明：如果把布哈林派的政策拿来和斯大林不正确政策相比较，那么布哈林的政策是我们党农村中唯一正确的政策。我们并不想站在这样的立场看问题。如果说斯大林在农村中的政策实际上离开列宁合作化计划很远的话，那么布哈林派的建议也不是没有漏洞的。也许，他们这些建议在1929—1933年的条件下，比斯大林的冒险主义的极端政策（我们在下一章还要谈到此问题）对工农联盟来说，包含着的危险会更小一些。
　　布哈林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对农村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轨道问题，对城乡新经济政策的前途给予明确而清楚的解答。显然，布哈林对集体农庄估计不足，不知为什么他一直把建立集体农庄仅仅是和贫穷经济联系在一起。布哈林说，“我们的一些同志认为，通向社会主义的主要途径是集体农庄。我认为，这个断言是错误的。光明大道是通过普通的合作社：销售、征购、信贷，总而言之，通过农业合作社。”[138]布哈林有时把合作化的商业形式同生产形式对立起来。他在设想农业合作化的前景时写道：“我国基本的农民合作社组织网将由一些不是富农式的，而是‘劳动’式的合作社细胞组成，这些细胞将会长到我们的全部国家机关的体系上面去，因而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单一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另一方面，富农的合作社巢穴，也会同样经过银行等等长到这个体系上面去；但是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异类，例如，象租让企业那样。这些富农合作社以后将变成什么样呢？比方说，我们假定有一个富农领导的信用合作社，富农在合作社里享有全部的威望。这个富农合作社如果要能够发展壮大，同样必需象其它一切合作社那样，与国家的经济机构联合在一起；比如说，它会把自己的闲置的现金存入我们的银行，以便取得一定数量的利息，即便这类的合作社成立自己的银行组织，它们也非得和无产阶级国家的强大的信用机构联结在一起不可，因为后者掌握着国家的主要信贷资金。富农和他们的组织反正无路可走，因为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以及这一专政的经济组织的已经相当强大的力量早已规定了总的发展范围。如果富农（不管他是否愿意）必须把款子存入我们的银行，如果他（不管他是否愿意）通过各种关系同我们的经济机构联结起来，那么他不可避免地被迫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139]
　　在布哈林这些话中可看出一些烦琐哲学的东西，但更正确地说，布哈林没有把他对手富农和他们的合作社在我国未来的命运这些观点全部说出来。因为，1925—1926年（正是在这些年里布哈林所讲的观点受到了指责），对苏联资本主义和富农经济的命运的问题讲得太清楚，特别是用公开发表文章和出版小册子的方式去讲，从政治上考虑是不恰当的，而且是为时过早的。
　　关于在监督下发展富农经济以有益于我国国民经济的问题，米·伊·加里宁不止一次地讲过，而且讲得比布哈林清楚得多。例如，他在《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一文中说，“许多人认为富农的发展，是令人不愉快的农村分化的令人不愉快的结果。实际上，分化本身之所以受到抨击，就是因为其结果是富农的发展。但是，如果农村没有和农村生产率实际发展平行的分化的发展，难道还能谈得上前者吗？如果幻想，农村的福利和文明的花园中的树木能根据花匠的意志来成长，那么这样的幻想当然是令人向往。但是，在苏联现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状态下这种想法是不折不扣的空想……农村分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苏维埃政权利用它所掌握的一切手段帮助农村的经济发展，也就是间接地促进分化。谁如果想阻止分化，谁就必然要停止农村的发展。分化过程中产生的有利因素多于不利因素。因为和分化同时，整个农村的福利在提高，包括贫农在内。如果说真话，而不是附和着贫农讲话，那么农村生产力的提高是改善贫苦农民地位的唯一方法。显然，和分化现象进行强制性的斗争从经济上来说是有害的，从政治上来说也毫无目的，因为这会阻止生产力的发展……靠牺牲弱小经济的利益扩大强大劳动经济的比重，我认为是应该欢迎的，因为这是农民经济和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标志。许多人担心，强大劳动经济阶层的主动性的发展，恐怕随着这些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富农意识会在这一阶层的农民中相应扩大，通过他们更进一步在全体农民中扩大。我认为，这种想法是建立在对农民的旧的农村关系的推理上面的。在苏维埃制度下强大的劳动农民阶层从生产方面是和国家资本相联系的，从思想意识方面和苏维埃舆论和苏维埃国家制度相联系，并从中吸取自己思想意识。这一切说明，我们国家的思想影响大大超过了资产阶级。农村的分化会产生少量真正小资产者阶层：小业主、手工业者、小商人、家庭小手工业者、还会产生有限数量的高水平的商业经济。但是，如果我们允许商业中存在私人资本，签订租让协定，并满怀信心地将这些因素用在发展集体经济的利益方面，那么农村小资产阶级通过国家信贷、国家贸易和合作社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也是毫无疑问的。综上所述，我确信，农村分化不仅不妨碍集体经济的发展，相反，它使农业生产力及商品比重提高，因此为向集体化过渡创造条件，而且它能为建立苏维埃农村扫清道路，不管这种说法听起来显得多么离奇。”[140]
　　加里宁的这些话在1925—1927年期间是非常正确的，但后来由于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而后者和“强大的劳动经济”的利益相违背，在农村中就需要另一种斗争的策略和实践了。
　　不管怎样评价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1925—1927年的观点和看法，他们在1928—1929年对斯大林新政策的批评意见就其多数而言是正确的。例如，1927年“右倾”的领导人支持了采取反对富农的非常措施，但后来他们公正地开始反对滥用这些措施，反对把这些措施变成党在农村中的政策。“右倾”分子正确地反对了强制地、急急忙忙地实行集体化政策，指出用过快的速度实现集体化和普遍建立国营农场缺乏物质技术前提，同时相当一部分贫苦农民和中农从主观上说，还没有为过渡到集体耕作形式作好思想准备。“右倾”分子并不是无根据地预言，斯大林所采取的高速度强制实现集体化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方针会导致饥荒和破坏粮食出口计划。果然，在1932—1933年间发生了这样的事。他们也不是毫无根据地反对工业建设方面的“好大狂”，反对过多的和经济上没有基础的许多基建投资。他们关于改变粮食征购价格的建议也是非常合理的。1927年粮食征购价格是很低的，比粮食成本还低，这自然不会从经济上刺激农民增加向国家交售的粮食数量。
　　布哈林和他的政治朋友设想，1928年在国外购买一些轻工业商品、甚至粮食，以代替再一次采取非常措施。也许，在1928年的条件下这一措施的危害会更小一点、“右倾”分子完全正确地指出了忽视国内轻工业发展的动向。在保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轻工业应当得到更快的发展，因为它提供城乡销售的大部分商品。如果在苏联不遵守重轻工业之间的一定比例，那么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通货膨胀和商品匮缺，即购买力大大超过商品的供应。而这终归会使劳动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破坏了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经济刺激的意义，因而会使行政措施占据主要地位。
　　现在分析布哈林的文章和书籍时，我们可以看到，他当然不认为，富农和耐普曼带着他们的资本主义本质可能长入社会主义。布哈林认为，新经济政策作为党的经济政策的基本方针还没有发挥完它的作用，在二十年代经济落后的条件下，不仅发展杜会主义因素，就是部分地发展资本主义因素也有其广阔的天地。完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的发展将来会导致耐普曼资产阶级和富农剥削经济的消灭。但是，布哈林认为（1928年以前斯大林也在这方面支持过他），城乡资本主义因素主要是要靠经济压力被排挤掉，而不是靠行政压力，主要是竞赛的结果，而在这种竞赛中一切王牌都握在城乡社会主义企业的手中。这样的观点当然还可以讨论，但是在那个时期它完全可以有存在的权利，并在实践中受到检验。近二十五年来，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证明，有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城市社会主义大工业和农村社会主义大经济和小的私人经济的结合形式，包括一些小的资本主义企业（如：东德、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这里指的是，在存在着共产党的总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的情况下，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应该采取各种不同的态度。
　　在对待农民的政策方面，正是斯大林突然完全采纳了、甚至深化了托洛茨基关于“原始的社会主义积累”的观点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关于对农村富裕阶层实行非常税收的建议。不仅如此，斯大林为实现这一政策使用了不久前还是“左派”反对派的许多著名人物。
　　所以毫不奇怪，在这样的事态急转弯的情况下，许多共产党员正确地反对了斯大林错误的和唯意志论的观点，他们必然被毫无根据地认为是“右倾”。
　　斯大林从完全错误的极“左”的和宗派教条主义的立场出发，批评了作为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布哈林的活动。他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一书中说：“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的问题。在布哈林的提纲中说，和社会民主党作斗争是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基本任务之一。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这还不够。为了胜利地进行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必须强调和社会民主党的所谓‘左’翼作斗争的问题，就是这个‘左’翼玩弄‘左的’词句并以此巧妙地欺骗工人、从而阻碍工人群众离开社会民主党。很明显，不粉碎‘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就不可能战胜整个社会民主党。可是在布哈林的提纲中，关于‘左’翼社会民主党的问题竟完全没有谈到。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因此，联共（布）代表团不得不对布哈林的提纲提出相应的修正，这个修正后来被代表大会采纳了。”[141]斯大林的这一声明不需要加什么注释，他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斯大林本应该采取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结成反对法西斯和垄断资本及反对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方针，但是他却号召共产党人集中火力去对付那时和工人阶级群众建立密切联系的社会民主党左派。所以毫不奇怪，在这种错误的政策下无论是我党还是许多西方共产党内的许多正直的共产党员毫无根据地都被划成“右倾”或“妥协派”。
　　还应该指出，斯大林和许多其他中央委员在反对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小组时，把许多和布哈林小组没有任何组织和思想联系的派别和小组也放在“右倾”总的概念下面。把许多完全不相干的政治小组，只是因为它们比斯大林路线右，不管其右的程度如何，都混为一谈，这就使斯大林反布哈林小组的斗争更加容易进行了，因为这可以把那许多与布哈林及其追随者的实际立场和观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指责也加诸他们身上。
　　斯大林和他的追随者在反对布哈林及其小组的时候，在辩论中还经常粗暴地利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没有共同之处的庸俗的社会学的方法。这种方法当时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学、艺术和科学上都广为运用。这种方法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文化领域中的这一或那一现象，或者某种政治上的观点、提法立即直接和某一阶级立场和政治情绪连在一起。
　　由于布哈林的纲领在1928—1929年比斯大林的建议更为城乡资本主义分子所欢迎，所以斯大林马上把“资本主义因素的保护者”，“富农思想的代言人”，“联共（布）富农影响的执行者”等帽子扣在布哈林头上。有些人还加上一个“客观上”的字样，但多数情况下是不加的。对政治辩论的这种态度显然是错误的和有害的。
　　从这种庸俗的社会学观点出发，也可以把1921年的列宁称为富农利益和城市资产阶级残余的保护者，因为列宁所建议的新经济政策比起继或执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更受到这些人的欢迎。
　　遗憾的是，直至今日，苏联许多历史学家的著作中还可以看到斯大林对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活动的那些大部分不公正的指责。例如，谢·巴·特拉佩兹尼科夫在他的一本书中说：“布哈林—李可夫小组是在1928年起来反对党的，这正是国家遇到粮食危机之时，由于囤积粮食的富农的破坏行为，他们不愿按规定价格向国家出售粮食，形成了粮食极端困难的局面。正当农村形势极端尖锐化的时候，布哈林—李可夫小组公开转到富农和国内一切反动力量方面去了。”[142]
　　1970年出版的《苏共党史》第四卷也保留了对二十年代党内各派的类似评价。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从来没有在党内组织一个任何固定的宗派，这点连斯大林也不得不承认。斯大林在一次讲话中说：“右倾分子有没有派别组织呢？我认为没有。能不能说他们不服从我们党的决议呢？我认为我们还没有根据拿这一点来责备他们。能不能断言右倾分子一定会组织自己的派别呢？我对这一点是怀疑的……”[143]
　　因此，“右倾分子”并没有从组织上违背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党的统一的著名决议。而斯大林不久后开始镇压“右倾分子”，从组织上展开了反对他们的斗争并宣布：如果有人维护“右倾分子”的观点，他们就不能留在党内，——这一切做法实际上是反对联共（布）党章所保障的：每一个党员都有权自由讨论党的政策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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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至三十年代，还不时可以听到谈论“右倾”危险，但实际上斯大林用于反对“右的”反对派，即“右倾”的斗争本身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一年左右。还在1929年11月的中央全会上，李可夫宣读了布哈林、托姆斯基和自己的书面声明。其中说，在存在着统一的总路线条件下，他们“三人”曾主张并正在主张采用另一方法去执行这条路线，这一方法和中央大多数人所主张的不同。“三人”接着承认，“就是在党现在采用的执行总路线的具体方法的轨道上”“总的来说，也取得了很大的良好战果因此，这一声明的作者在承认“党的无可非议的成就”的同时宣称，“我们认为，我们和中央多数之间的分歧已不复存在了。”[144]
　　但是，这个声明并没有被认为是“满意的”，斯大林对布哈林要求的是彻底的不讲任何条件的投降。因此，中央十一月全会把布哈林开除出政治局，并给李可夫、托姆斯基和乌格拉诺夫以警告处分。
　　十一月全会结束后，布哈林和李可夫、托姆斯基一起立即向政治局呈交了承认自己错误的新的声明。1930年除夕，斯大林正和他的朋友在家中欢庆新年的时候，突然有人敲他家的门。门外站着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他们手里拿着酒。他们此行是为了向斯大林表示和解，言归于好的。虽然表面上和解了，但是“右倾”领袖们没有一个被恢复他们在党内的原来地位。
　　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后，托姆斯基被开除出政治局，1930年中央十二月全会上李可夫也被免除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1931年李可夫也被撤除了苏联人民委员会议主席的职务，把他任命为邮电人民委员部部长。布哈林被任命为《消息报》总编辑和苏联最高国民经济会议科研计划局局长。托姆斯基被任命为国家图书联合出版局局长。但是，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被选为中央委员，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又被降为候补中央委员。
　　以后原“右倾”领导人再也没有反对过斯大林，尽管此后又发生了许多事情。1930年初，实行了强制合作化，接着农民大批地离开集体农庄；此后是消灭富农之为阶级，而且触动了相当部分中农；整个的居民点、村庄和乡村从南方被迁移到北方去定居；出现了1932—1933年几百万农民的大饥馑；但无论布哈林、李可夫还是托姆斯基都没有对这些反常现象表示过任何抗议。
　　在“超级工业化”方面斯大林同样犯了不少错误。例如，还在1930年，从来不参加人民委员会议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突然来参加当时还是由李可夫主持的会议，并建议实行纯粹是冒险主义的计划——把冶金、汽车制造等其它重要工业部门的最佳指标的控制数字提高一倍。李可夫和其他成员一起都举手同意了这个从未能实现的建议。
　　斯大林在三十年代初期所强加给工业的巨额基建投资，我国经济是无法承担的。许多项目不久就被迫长期停工（有些部门达百分之五十），使巨额资金被冻结。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布哈林、李可夫还是托姆斯基也都没有表示过任何抗议。
　　原“右倾”分子虽然如此顺从，但是我们的出版物在整个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还在继续骂他们。甚至在1935年，《布尔什维克》杂志仍然称布哈林为“右倾投降主义者”，说他提出了主张摒弃苏联工业化和集体农庄及国营农场的建议，又说他同时却给予私人资本主义因素以无限的贸易自由。他们还说，这个纲领的富农本质被斯大林领导的党揭穿了等等。这一切很符合斯大林的精神，他继续变本加厉地打击已经被击溃了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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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来，党内一切反对派都被击溃了，但今天很难说，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因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各反对派失败和投降后，党内的状况不是好转了，而是更恶化了。正是在这“空前统一"的时期，斯大林走上了大规模犯罪的道路，给了党至今还未能完全恢复的重大打击。
　　所以说，斯大林对反对派的胜利决不是列宁主义的胜利。当然，反对派本身也承担相当一部分责任。我们党的悲剧不仅因为二十年代中央的领导人是斯大林这样的人，而且也因为反对派的领导人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这样的政治活动家，他们并不善于把我党转到真正的列宁的道路上去，而且也不善于向斯大林这样的领导人提出可供他选择的方案。



[1] 亚历山大·加夫里洛维奇·施略普尼柯夫（Александр Гаврилович Шляпников，1885年8月30日——1937年9月2日），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8年流亡西欧，1916年返回俄国，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后当选为彼得格勒五金工会和全俄五金工会的主席，十月革命后任劳动人民委员、高加索—里海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后来与柯伦泰一起组织工人反对派。1933年被开除出党，1937年遇害，1988年平反。

[2]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246—247页。

[3] 土拉尔·雷斯库洛维奇·雷斯库洛夫（Турар Рыскулович Рыскулов，1894年12月26日——1938年2月10日），1916年因参与革命活动被捕。1917年组建哈萨克青年革命联盟。1919年任土耳其斯坦共产党中央穆斯林局主席。1919—1920年任塔吉克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卫生人民委员会委员。1921—1922年任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1922—1924年任土耳其斯坦人民委员会主席。在此期间主张建立单一民族的“突厥共和国”，受到俄共（布）的严厉批判。1923—192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1925年任共产国际驻蒙古全权代表。1926—1937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4]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394页。

[5] 维克托·巴甫洛维奇·诺根（Виктор Павлович Ногин，1878年2月14日——1924年5月22日），1897年加入革命活动，多次被捕和流放。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6—1907年任莫斯科工会中央局主席。1910年起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1917年4月同加米涅夫、李可夫一道反对《四月提纲》。1917年9月17日—11月14日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期间领导了莫斯科武装起义。十月革命后任工商业人民委员。1917年11月4日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米柳亭一道支持“左翼联合政府”，辞去工商业人民委员的职务，但三周后即承认错误。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1924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6]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1卷第417页。

[7]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0卷第415—416页。众所周知，列宁所期望的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的接近并没有实现。

[8] 《回忆列宁》莫斯科1928年版。

[9] 达维德·鲍里索维奇·梁赞诺夫（Давид Борисович Рязанов，1870年2月26日——1938年1月21日），1887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01年领导了社会民主主义团体“斗争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反对列宁。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开除国籍，先后流亡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在此期间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著作。同时先后与“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合作，曾在维也纳《真理报》任职。一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战争，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同时在托洛茨基主编的报纸《我们的言论》担任编辑部成员。二月革命后回国，加入了“区联派”，后跟随“区联派”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17年任全俄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布列斯特谈判。1921年“工会”讨论失败后淡出政治活动。1921—1931年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所长。1928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年参与创办莫斯科天文馆。他虽未参加反对派组织，但为各反对派提供了物质援助。1931年因被指控与孟什维克有联系而被捕并被开除出党，被流放到萨拉托夫。1937年再次被捕。1938年遇害。1958年平反。1989年恢复党籍。

[10] 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托姆斯基（Томский Михаил Павлович，1880年10月31日——1936年8月22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在彼得堡、莫斯科等地积极开展地下工作。参加过党的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曾多次被捕流放，直至1917年二月革命后才被释放，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继续从事工会工作，鼓动武装起义。十月革命胜利后任莫斯科省工会主席、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主席、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0年参与创立国际工会委员会的工作并担任总书记。同年起还先后当选为全俄中央执委会、苏联中央执委会委员；并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国家联合出版社社长等职。1919—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年起还当选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9年4月被撤销全苏工会理事会主席的职务。1930年在联共（布）“十六大”上被开除出政治局。1932—1936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6年8月22日自杀身亡。1988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11] 尤里·拉林（Ю́рий Ла́рин，1882年6月17 日——1932年1月14 日），原名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卢里叶（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Лурье）。青年时代参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1—1902年领导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组织，1903年起是孟什维克，同年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904年流亡瑞士，1905年潜回俄国，在多地开展地下工作。1913年再次被捕，但因健康原因被释放，随后流亡到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被驱逐到瑞典。二月革命后回国，此后立场急剧左倾，1917年8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工会工作。十月革命后在最高经济委员会工作。1917—1921年是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1年11月参与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并担任主席团成员。1923年担任犹太工人土地管理协会（OZET）主席。新经济政策期间，出版了有关农业和私人资本的着作。1932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12] 阿布拉姆·季诺维也维奇·哥尔茨曼（Абрам Зиновьевич Гольцман，1894年12月24日——1933年9月5日），1910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多次被捕和流放。1917年4月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1920年任全俄五金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2—1925年任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电气委员会主席。1925—1933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1930—1933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成员。1932—1933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民用航空总局局长。1933年因飞机失事而逝世。

[13] 《回忆列宁》莫斯科1963年版第528—532页。杜尔马什金所提到的斯大林和列宁的讲话没有记录和保存下来。

[14] 八月联盟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后试图与党对抗的各个派别结成的联合组织，在1912年8月12—20日（8月25日—9月2日）召开的代表会议上成立，倡议者是列·达·托洛茨基。这次代表会议在维也纳举行，出席的代表共29名，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8名：彼得堡“中央发起小组”2名，崩得4名，高加索区域委员会4名，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4名，莫斯科调和派小组1名，塞瓦斯托波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黑海舰队水兵组织各1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1名：组织委员会代表2名，维也纳《真理报》代表1名，《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代表1名，《涅瓦呼声报》代表1名，莫斯科取消派小组代表1名，波兰社会党—“左派”代表4名和以个人身分参加的尤·拉林。29人中只有3人来自俄国国内，其余都是同地方工作没有直接联系的侨民。普列汉诺夫派——孟什维克护党派拒绝出席这一会议。前进派代表出席后很快就退出了。代表会议通过的纲领没有提出成立民主共和国和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没有提出民族自决权的要求，而仅仅提出了宪法改革、全权杜马、修订土地立法、结社自由、“民族文化自治”等自由派的要求。八月联盟还号召取消秘密的革命党。代表会议选出了试图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抗衡的组织委员会，但它在俄国国内只得到少数取消派小组、《光线报》和孟什维克七人团的承认。八月联盟成立后只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瓦解了。关于八月联盟的瓦解，还可参看《“八月联盟”的空架子被戳穿了》、《论高喊统一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两文。

[15] 召回主义是1908年在布尔什维克中间出现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有亚·亚·波格丹诺夫、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安·弗·索柯洛夫（斯·沃尔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马·尼·利亚多夫等。召回派以革命词句作掩护要求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召回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并停止在合法和半合法组织中进行工作，宣称在反动条件下党只应进行不合法的工作。召回主义的变种是最后通牒主义。最后通牒派主张向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党团必须无条件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否则即将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召回。召回派的政策使党脱离群众，把党变成为没有能力聚集力量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宗派组织。

[16] 米哈伊尔·叶夫格拉福维奇·萨尔蒂科夫—谢德林（Михаил Евграфович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1826年1月27日——1889年5月10日），俄国作家、记者。

[17] 犹杜什卡是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小说《格洛夫略夫先生们》的主人公，犹杜什卡是他的外号，即小犹大。他以虚伪、两面派、狡猾、奸诈等反面的形象著称于文学作品中。——译者注

[18] “区联派”，即各区社会民主联合会（1913—1917年），是彼得格勒的革命组织，它的成员大部分是孟什维克，小部分是布尔什维克，常常采取中间立场，有动摇性。它在十月革命问题上赞成布尔什维克，1917年提出加入俄共（布），被接受。

[19] 亚·彼·斯蓬德是首届苏维埃政府的成员，曾任财政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全苏劳动国防会议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苏联国立银行副主席和外汇管理局局长。1937—1938年他没有被逮捕，但是被开除党籍后，他在莫斯科苏维埃商业局当会计、出纳和簿记员。1947—1949年期间他写了革命回忆录。苏共二十大后他被彻底平反。他的革命回忆录保存在他家里。
　　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斯蓬德（Александр Петрович Спундэ，1892年5月7日——1962年9月19日），1909年加入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乌拉尔委员会委员兼立宪会议议员。内战期间任俄共（布）鄂木斯克委员会主席、俄共（布）叶尼塞委员会主席。俄共（布）顿河执行委员会书记、维亚特卡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1923年任苏联国家银行乌克兰分行行长。1924—1925年任联共（布）远东委员会主席。1925—1926年任全俄农业合作社联盟理事会成员。1926—1928年任苏联国家银行副主席兼财政人民委员会委员。1931年退休。1938年被开除出党。1956年平反。

[20] 乔治—雅克·丹东（Georges-Jacques Danton，1759年10月6日——1794年4月5日），法国大革命领导人，雅各宾派领导人。

[21] 乔治·雅克·丹东（1759—1794）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译者注

[22]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345页。

[23] 伊萨克·卡尔马诺维奇·达什科夫斯基（Исаак Кальманович Дашковский，1891—1972），苏联经济学家。早年加入俄共（布）。1922年任哈尔科夫大学教授兼阿尔乔姆共产主义大学校长。1923年任全乌克兰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他是“民主集中派”。1927年签署了“十五人宣言”，同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被捕。1930年被流放到托木斯克。1949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10年徒刑。1956年获释并平反。

[24] 《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编辑部的公开信》（手稿）。达什科夫斯基教授，生于1890年，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曾参加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他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在苏维埃政权最初几年里，他发表了有关经济问题约一百篇文章和著作。曾是“民主集中”反对派成员。1927年被开除党籍，后来在三十年代期间不断地因各种诬陷而遭到迫害。苏共二十大后，1927年到1956年期间对他的一切指控被推翻，为他恢复了名誉。1956年因年老退休，住在哈尔科夫市。他是许多未发表的有关苏共党史的文章、信件和简介的作者。

[25]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345页。

[26] 约·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莫斯科1959年版第76、78、128等页。

[27] 最近社会科学院集体编著的《十月革命后的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一书》（莫斯科1969年版第18页）中关于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时期的路线写道：“托洛茨基及其同谋者的奸细路线是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及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派的目的相吻合的，而他们是渴望消灭苏维埃俄国，削弱革命力量，保存和巩固垄断资本主义的阵地。”这真是斯大林式辩论方法的好榜样！列宁怎么会不知道，不懂这些呢！正是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之后，列宁建议任命托洛茨基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列宁竟然把组织红军一事交给“帝国主义帮凶”，那么他在政治上是多么的盲目无知啊！

[28] 瓦连廷·安德烈耶维奇·特里弗诺夫（Валентин Андреевич Трифонов，1888年8月27日——1938年3月15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参加了顿河畔罗斯托夫武装起义。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主席。积极参与了十月革命。1917—1918年任军事人民委员会委员。1918—1920年任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1—1923年任苏俄最高经济委员会主要燃料局局长、全俄石油辛迪加集团董事长、苏俄工业银行董事会成员。1923—1926年任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主席。1926—1928年任苏联驻芬兰贸易代表。1932—1937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特许权委员会主席。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5年平反。

[29] 阿朗·亚历山大罗维奇·索尔茨（Аро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ольц，1872年3月10日——1945年4月30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真理报》编辑部成员。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主张对德战争。1920—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1934年是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1—1937年任苏联最高法院成员。1935—1937年任苏联副总检察长兼最高法院法学院主席。1937年公开抨击维辛斯基，1938年被解职。1938—1945年被关押在精神病院。1945年逝世。

[30] 尤·特里弗诺夫：《篝火的余晖》莫斯科1966年版第151—152页。

[31] 谢·奥尔忠尼启则：《文章和讲演》第1卷莫斯科1956年版第101—102页。

[32] 费迪南德·拉萨尔（1825—1864），是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德国工人运动及社会民主党内一种机会主义（拉萨尔主义）的创始人。——译者注
　　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alle，1825年4月11日—1864年8月31日），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1863年创建了当时最大的、最重要的德国工人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并任主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同他的机会主义进行过坚决的斗争。

[33] 马·高尔基：《弗·伊·列宁》莫斯科1959年版第12页。不能不指出，在高尔基单行本第1版中这段话的内容是这样的：“‘是的，是的，我知道！关于我和他的关系有人在胡说。谎话太多了，特别是关于我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他拍了一下桌子说：‘请您给我指出另外一位能够在一年里组织一个几乎是模范的军队并取得军事专家尊敬的人来，我们已经有一个这样的人！’”（第37页）但是，我们认为，1930年版中这段话是较准确的。1924年高尔基不能也不会把所有列宁对他讲的关于托洛茨基的话写进去。

[34] 帕·杜德（1896年生），是英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译者注
　　拉贾尼·帕姆·杜德（Rajani Palme Dutt，1896年6月19日——1974年12月20日），1920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23—1965年任英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年当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委员。在党内是斯大林派，激烈反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1968年支持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晚年反对欧洲共产主义。1974年逝世。

[35] 帕·杜德：《国际》，译自英文，莫斯科1966年版第188页。

[36] 手稿的题目是《斯大林（思考和事实）》写于1966—1967年。

[37] 未发表文章的手稿第88—89页。

[38] 《真理报》1923年1月13日。

[39] 《真理报》1923年1月18日。

[40] 原文如此，查十大有此决议。——译者注

[41] 《联共（布）决议汇编》第1卷莫斯科1936年版第151页。

[42]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88—89页。

[43] 列·托洛茨基：《共产国际五周年》文集1924年版第250—251页。

[44] 列·托洛茨基：《1905年》彼得格勒1922年版第4—5页。

[45] 列·托洛茨基：《共产国际五周年》1924年版第487—488页。

[46] 叶夫根尼·阿列克谢耶维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Евген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1886年2月15日——1937年7月13日），出生于一个大主教家庭。1902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04年2月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5年12月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其后多次被捕和流放。1917年3—4月任赤塔工兵代表苏维埃副主席。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工会讨论”期间是“缓冲集团”成员。1921—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及俄罗斯联邦财政人民委员。1921—1922年任《共产国际》杂志主编，1921—1923年任苏俄财政人民委员会委员。1924—1927年任苏联主要特许权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起是左翼反对派，参与起草和签署“四十六人声明”，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到乌拉尔斯克。1929年投降，1930年1月恢复党籍。1931—1932年与伊万·尼基希奇·斯米尔诺夫组织左翼反对派地下组织。1933年1月再次被开除出党，12月重新入党。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7年1月再次被捕，7月13日遇害。1988年平反。

[47] 指农民。——译者注

[48] 《共产主义学院通报》第8期。

[49] 关于此人的情况参见原书79页。——译者注

[50] 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特拉佩兹尼科夫（Сергей Павлович Трапезников，1912年2月19日——1984年3月12日），苏联历史学家。1931年加入联共（布）。1948—1956年任《摩尔多瓦共产主义》杂志主编。1956—1960年担任勃列日涅夫的秘书。1960—1965年任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领导了复兴斯大林主义运动，大肆迫害持不同政见者。1965—1983年任苏共中央科学与教育机构部主任。1984年退休。罗伊·麦德维杰夫称其是“一个完全无知的人”。

[51] 《列宁主义和土地—农民问题》第2卷，思想出版社莫斯科1967年版第45页。

[52]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尤登尼奇（Никола Николаевич Юденич，1862年7月30日——1933年10月5日），俄国步兵上将，苏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白卫军首领之一。生于莫斯科。1881年和1887年先后毕业于亚历山大军事学校和总参学院。1902年起任团长、旅长，参加过日俄战争。1907年起历任军务总监、喀山军区和高加索军区参谋长等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任高加索集团军参谋长，1915年1月任高加索集团军司令。同年晋上将。1916年参与指挥埃尔祖鲁姆战役和特拉布宗战役。1917年3月升任高加索方面军总司令，5月退役。1918年侨居芬兰，后迁居爱沙尼亚。1919年7月任白卫军西北集团军司令，两次率部进犯彼得格勒。同年11月被红军击溃，其残部退到爱沙尼亚后被解除武装。1920年流亡英国。1933年死于法国。

[53] 米·彼·雅库波维奇：《列·鲍·加米涅夫》未发表的手稿第22页。除此稿外，雅库波维奇还写了关于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引人注目的回忆录。

[54] “新经济政策的”一词为НЭПОВСКАЯ，多了一个М就变成НЭПМА-НОВКАЯ，即“耐普曼分子的”意思。——译者注

[55] 《真理报》1924年6月19日、20日。

[56] 《真理报》1924年8月23日。

[57]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17页。

[58]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稿》莫斯科1926年版，加里宁的发言。

[59]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速记稿》，布哈林的发言。

[60] 《真理报》1925年4月25日。

[61]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速记稿》，拉林的讲话。

[62]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79页。

[63] 载于《北方公社报》1919年3月14日第58期上，收入《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33页。第3、4版也收集了这篇文章，并在注解中说是按《北方公社报》的稿子排印的。然而，我们加着重点的段落被删节了。

[64] 《莫斯科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总结速记稿》，大会简报第15期。在《列宁全集》第2、3版中，全文被收集进去，然而在第4、5版中，这篇文章尽管也注明为简报速记稿，但我们画了着重点的句子被删节了。

[65]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稿》莫斯科1926年版第429页。

[66] 《真理报》1925年4月29日、30日。

[67] 帕维尔·鲍里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德（Павел Борисович Аксельрод ，1850年8月25日——1928年4月16日），早年受巴枯宁影响参与革命运动。1879年加入土地平分社。1883年参与劳动解放社。1900年参与创办《火星报》。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孟什维克取消派领导人，主张取消秘密党，建立合法的“工人代表大会”。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海外书记处成员。一战爆发时持护国主义立场，支持协约国。二月革命后回国，主张与参战国进行和谈。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主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使团团长。十月革命前出访国外，后公开支持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1928年死于柏林。

[68] 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版，第九章。阿克雪里罗德为不稳定火星派分子。

[69]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稿》，莫斯科1926年版。

[70]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Фрунзе，1885年2月2日——1925年10月31日），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8月任雅罗斯拉夫尔军区军事委员，同年12月又被任命为第4集团军司令员。1919年8月改任土尔克斯坦方面军司令员。1924年3月被任命为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陆海军副人民委员，并兼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军事学院院长。1925年1月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陆海军人民委员。1925年10月31日在一次手术中因药物过敏而逝世。

[71] 见《红星报》1930年10月31日，С·西罗廷斯基的文章《最后的日子》。

[72] И·К·加姆堡：《事情就是如此》莫斯科1965年版。

[73]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罗扎诺夫（Владими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Розанов，1872年10月3日——1934年10月16日），苏联外科医生。1922年曾为列宁做手术，取出列宁体内的子弹。1925年曾为伏龙芝做胃溃疡手术，因伏龙芝在手术后逝世而不再进行临床手术。1929—1934年任克里姆林宫医院外科主任。1931—1934年任苏联中央高级医学研究所外科系主任。1932年被授予“劳动英雄”称号。1933年获列宁勋章。

[74] 柯巴，即斯大林在党内用过的名字。——译者注

[75] 见С·西罗廷斯基的文章。

[76] 显然，伏龙芝在手术前没有患“急性化脓性腹膜炎”，因为根据伏龙芝本人和他的朋友的说法，他那时感到身体很健康，完全能坚持工作。这个急性腹膜炎无疑是致伏龙芝死命的主要原因，而此病是由于手术期间感染所致。一昼夜之内，手术后的腹膜炎发展迅速，在1925年的时候还没有有效的医治办法。至于心肌、肾和肝的器质性病变是伏龙芝用氯仿过量的结果。任何医疗手册里都可读到，氯仿是剧毒物，它能引起心律失调、心肌营养不良、脂肪肝、肝硬变和肝萎缩。它会导致新陈代谢，特别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失调。

[77] 米哈伊尔·叶菲莫维奇·柯尔佐夫（Михаил Ефимович Кольцов，1898年6月12日——1940年2月2日），原姓弗里德兰德（Фридлянд），生于基辅一个犹太鞋匠家庭，1917年参加革命，1918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内战结束后成为著名记者，并进入《真理报》编辑部工作。曾被派往西班牙担任《真理报》特约记者。1937年返回苏联，1938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0年遇害。1954年平反。

[78] 伊万·伊万诺维奇·格列柯夫（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Греков，1867年3月17日——1934年2月11日），苏联医学家。

[79] 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马尔丁诺夫（Алекс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Мартынов，1868年6月12日——1934年1月24日），苏联医学家。

[80]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谢马什柯（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емашко，1874年9月8日——1949年5月18日），1893年起从事马克思主义运动。1901年毕业于喀山大学医学院。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6年流亡国外。1908—1910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对外局主席。1917年9月回国，担任莫斯科皮亚特尼茨基区苏维埃主席，积极筹备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8—1921年任卫生人民委员。1921—1949年任莫斯科大学医学院社会卫生学系系主任。1927—1936年任《大医学百科全书》主编。1930—1936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40—1949年任全苏卫生学会主席。1949年在莫斯科逝世。

[81] 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皮尔尼亚克（Бори́с Андре́евич Пильня́к，1894年10月11日——1938年4月21日），苏联作家。1909年起开始出版作品。20年代与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关系密切。1925年因在小说中指控斯大林用医疗手段谋害伏龙芝而受到批判。1929年短暂担任全俄作家协会主席，后因出版小说《红木》。30年代期间秘密向左翼反对派提供资金支持，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82] 参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01页。——译者注

[83] 维亚切斯拉夫·鲁道利弗维奇·缅任斯基（Вячеслав Рудольфович Менжинский，1874年8月19日——1934年5月10日），1902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起侨居国外，期间是“前进”派，曾在卡普里党校教学。二月革命后回国。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国家银行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年任财政人民委员。1919年任乌克兰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19—1923年任契卡副主席。1923—1926年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副主席。1926—1934年任国家政治保卫局主席。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4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84] 亨利希·格里戈里耶维奇·雅戈达（Генрих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Ягода，1891年11月7日－—1938年3月15日），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1年因参与革命运动被捕，被流放到辛比尔斯克，1913年获释。1915年应征入伍，1917年加入了俄军中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并参加了十月革命。1917年11月—1918年4月任《农村贫农报》执行编辑。1919年加入契卡，1921年3月31日被任命为契卡副主席。1923年9月18日出任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二副局长，1926年6月捷尔任斯基去世后升任第一副局长。1930年7月13日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被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二副主席。1934年2月10日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34—1935年任内务人民委员。1936—1937年被调任为邮电人民委员。1937年4月3日被撤职，5日被捕。1938年被处决。

[85] 格·季诺维也夫1926年6月26日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讲话第62页。

[86] 列·托洛茨基：《关于个人问题的声明。1926年7月14—23日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第4版第103页。

[87] 《1927年联共（布）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国家出版社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版第29—30页。

[88] 《反对派的新孟什维主义》真理出版社莫斯科1927年版第4页。

[89] 《布尔什维克》杂志1927年版第19—20期第13页。

[90] А·库兹涅佐夫：《党和反对派》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年版第31页。

[91]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乌斯特里亚洛夫（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Устрялов，1890年11月25日——1937年9月14日），1913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后在莫斯科大学任教。他是立宪民主党人。十月革命后支持高尔察克。此后流亡中国等地。1921年发表《路标转换》一文，鼓吹同苏俄和解，实际上企图调和民族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被视为俄罗斯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先驱。1935年回到苏联。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被处决。

[92]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可夫（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илюков，1859年1月27日——1943年3月31日），俄国自由派历史学家，曾著有《俄国文化史概论》，在1905年革命期间成立立宪民主党（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1917年二月革命后，在李沃夫亲王的临时政府内任外交部长，5月2日辞职。十月革命后给反革命政府当过顾问，内战后流亡法国。

[93] “转换路标派”指某些流亡国外的白俄分子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希望恢复资本主义而有意回国者。——译者注

[94] 《文件汇编：党和反对派》第1卷，莫斯科1927年版第57页。

[95] 同上，第53页。

[96] 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841年9月28日——1929年11月24日），学生时代起便在报上撰写政治评论和文艺评论，并积极参加反对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活动。1870年任蒙马特尔区区长。1871年2月当选为激进派议员。同情巴黎公社。1875年任巴黎市议会议长。1876—1893年任众议员，不久便成为激进派领袖。他一贯拥护共和，反对复辟帝制。1897年开始为《震旦报》撰写社论。1900—1902年创办《集团》周刊。1903年6月主持《震旦报》报社工作。积极参与德雷福斯案件。1902年再度当选为参议员，成为参议院中左翼联盟的领袖。1906年10月出任总理兼内政部长。1911年再度当选为参议员，担任外交和陆军委员会委员。一战时持沙文主义立场。1917—1919年任总理兼陆军部长。1920年竞选总统失败后退出政坛。

[97] 克列孟梭（1841—1929），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外号“老虎”。历任内务部长（1906）、总理（1906—1909、1917—1920）等职。任期内残酷镇压国内工农革命运动，积极组织协约国的反苏武装干涉。1919—1920年任巴黎和会主席，参加起草《凡尔赛和约》。1920年竞选总统失败后，退出政界。——译者注

[98]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олотов，1890年3月9日——1986年11月8日），原姓斯克里亚宾（Скрябин）。生于维亚特州库卡尔卡镇一个店员家庭。中学时期投身革命，1906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6年至1912年曾担任《火星报》和《真理报》编辑。1915年被捕后，被流放西伯利亚，一年后逃回彼得格勒，并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委员。1920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同年9月担任乌共（布）顿涅茨州委书记，1921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年至1928年担任联共（布）莫斯科市委书记，1930年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39年至1949年担任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1949年改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总理，1953年至1956年再次担任外交部长，1957年因参加“反党集团”而遭到谴责，被开除出苏共中央委员会，调任驻蒙古大使，1964年被开除党籍，勒令退休。1984年恢复党籍，1986年去世。

[99] 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Лазарь Моисеевич Каганович，1893年11月22日——1991年7月25日），生于基辅省一个贫苦犹太人家庭。当过鞋匠。1911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期间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工农红军筹建委员会宣传部政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主席兼下诺夫哥罗德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职。1922年5月担任俄共（布）中央书记处组织部部长。1924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年至1928年担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1930年至1935年担任联共（布）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兼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5年至1942年、1943年至1947年担任运输人民委员，1947年3月至12月再次担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52年10月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兼中央主席团执行局委员。1955年至1956年担任部长会议国家劳动和工资问题委员会主席，1956年至1957年担任建筑材料工业部部长，1957年因组织“反党集团”，被发配乌拉尔当厂长，1961年退休，1991年去世。

[100] 埃米扬·米哈伊洛维奇·雅罗斯拉夫斯基（Емелья́н Миха́йлович Яросла́вский，1878年2月19日——1943年12月4日），出身于一个犹太移民家庭。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起担任《火星报》记者。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二月革命后回到莫斯科。十月革命期间领导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18—1919年任莫斯科军区政委。1919—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19—1922年任俄共（布）彼尔姆省委书记。1921—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兼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23—1934年任苏联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43年任武装无神论者联盟中央理事会主席。1928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9—1935年任苦役政治犯及流放移民协会会长。193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兼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9—1943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兼苏联科学院院士。1943年逝世。

[101] 卡尔·伯恩哈多维奇·拉狄克（Карл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Радек），真名卡洛尔·索贝尔松（Karol Sobelsohn，1885年10月31日——1939年5月19日），1903年起参加加里西亚、波兰和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参加过1905年革命，并因此被捕和关押过一年。后来在波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编辑部中工作。1912年被波兰党开除，1913年被德国党开除。一战中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曾在外交人民委员会中工作。1919年后担任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19年至1923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重要成员，1927年因此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7年以“间谍罪”被判刑。1939年遇害。1988年恢复名誉。

[102]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穆拉洛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Муралов，1877年？月？日——1937年2月1日），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一战爆发时被征入伍。1917年二月革命后领导了莫斯科士兵苏维埃，同年9月任莫斯科士兵苏维埃副主席。1917年10月任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是莫斯科武装起义领导人之一。1917—1919年任莫斯科军区政委。1920年进入农业人民委员会工作。1921—1924年任莫斯科军区司令。1924—1925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5—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兼季米里亚捷夫农业科学院院长。他是联合反对派成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到鄂木斯克。1929年被流放到新西伯利亚。1936年1月投降，同年4月17日被捕。1937年遇害。1986年平反。

[103] 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阿利卢耶娃（Надежда Сергеевна Аллилуева，1901年9月9日——1932年11月9日），斯大林的第二个妻子。1918年同斯大林结婚。1921年加入俄共（布）。曾任列宁的机要秘书。在二十年代的党内斗争中同情反对派。1932年自杀身亡。

[104] 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Георг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Чичерин，1872年11月24日——1936年7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是普希金的远亲。大学毕业后在俄国外交部档案处工作。1905年革命期间大力资助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流亡期间参加孟什维克。一战爆发后采取反战立场，逐渐接近布尔什维克。1917年因在英国进行反战宣传，被英国政府拘禁。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用一些英国人质将他换回。1918年初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参加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谈判。托洛茨基辞去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后，由契切林接任，从此活跃于外交界，曾率苏联代表团出席热那亚会议和洛桑会议，签订了《拉巴洛条约》。1930年因病退职。

[105] 米·彼·雅库波维奇：《列·达·托洛茨基》一文（手稿）。

[106] 《真理报》1927年11月2日辩论增刊第2号。

[107] 约瑟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温什利希特（Иосиф 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 Уншлихт，1879年12月31日——1938年7月29日），1900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906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1907至1911年任波兰王国—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华沙州委委员、罗兹区委委员、总理事会成员。多次被逮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1917年4月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布尔什维克六大代表，十月革命时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委员。1919年任立陶宛—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军事人民委员和立陶宛—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同年4月至12月任第十六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12月至1921年4月任西方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兼任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委员。1921年至1923年任契卡副主席。1923年至1925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工农红军供给部长。1925年至1930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1927年起并兼任苏联国防及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30年至1933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至1935年任苏联民用航空总局局长，1935年起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联盟院书记。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108] 弗拉斯·雅科夫列维奇·丘巴尔（Влас Яковлевич Чубарь，1891年2月10日——1939年2月26日），出身于农民家庭。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1919年任国家机器制造厂协会（GOMZ）理事会主席。1919—1922年任乌克兰工业复兴组织局主席兼全乌克兰革命委员会委员。1920—1938年任乌共（布）中央委员。1921—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23年任乌克兰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兼煤矿工业中央管理委员会主席。1923—1934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1923—1925年、1934—1938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26—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1938年任财政人民委员。1938年6月被解除一切职务，改任索利卡姆斯克制浆厂建设负责人，同年7月被捕。1939年遇害。1955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109] 洛莫夫（Ломов，1888年2月5日——1938年12月30日），本名格奥尔基·伊波利托维奇·奥波科夫（Георгий Ипполитович Оппоков），出身于贵族家庭。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190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1909年起是召回派。1910年被捕并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1916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二月革命后回到莫斯科。1917年5月进入莫斯科苏维埃，7月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0月参与领导了十月革命。1917年10—11月任司法人民委员。1917年底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1918—1921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和主席团成员。1923—1926年是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5—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6—1929年任国营顿巴斯煤炭工业联合公司董事会主席。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9—1931年任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31—1933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7年6月在大清洗运动中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110] 指1794年7月27日法国资产阶级反革命政变。——译者注

[111]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лчак，1874年11月16日——1920年2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94年毕业于海军武备学校，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任波罗的海舰队作战部长和黑海舰队司令，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在乌拉尔纠集反革命势力，自立“全俄临时政府”，自任“最高执政”。1919年11月，红军攻占鄂木斯克后，“全俄临时政府”作鸟兽散，高尔察克企图逃窜至太平洋沿岸，寻求日本的支持，1920年1月在伊尔库茨克被红军抓获，1920年2月被枪毙。

[112] 谢尔盖·维塔利耶维奇·姆拉奇科夫斯基（Сергей Витальевич Мрачковский，1888年6月15日——1936年8月25日），出身于革命工人家庭。他的父亲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民粹主义革命组织“南俄工人同盟”的组织者之一。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二月革命后是叶卡捷琳堡苏维埃成员。1918年加入红军。1923年起支持托洛茨基，反对托洛茨基与列宁格勒反对派结盟。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0年投降并恢复党籍。1933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5年被捕。1936年遇害。1988年平反。

[113] 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基耶维奇·拉科夫斯基（Xристиан Георгиевич Раковский，1873年8月13日——1941年9月11日），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家，长期同托洛茨基合作。曾参加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同盟、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巴尔干地区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1923年后支持左翼反对派。1934年向斯大林屈服，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1年遇害。1988年获平反。

[114] 格奥尔格·伊万诺维奇·萨法罗夫（Георгий Иванович Сафаров，1891年？月？日——1942年7月27日），出身于建筑师家庭。1905年起开始从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此后长期侨居国外。二月革命后随列宁等人取道德国回国。1917年是《真理报》编辑部成员。1919年参加“军事反对派”。1922—1924年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1—1923年、1924—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他是左翼反对派支持者，曾参加“新反对派”和联合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投降并恢复党籍。1930—1934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部长。1934年被开除出党。1942年遇害。1990年恢复党籍。1991年平反。

[115] 库兹马·瓦西里耶维奇·雷金（Кузьма Васильевич Рындин，1893年8月11日——1938年2月10日），191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年任俄共（布）乌法委员会主席兼乌法执行委员会主席。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1927年任联共（布）彼尔姆区委员会主席。1927—1929年任联共（布）乌拉尔省委书记。20年代末期积极开展打击反对派的活动。1930—1934年任联共（布）莫斯科省委第二书记。1934—1937年任联共（布）车里雅宾斯克省委书记。1930—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7年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116] 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

[117]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速记稿》，莫斯科1928年版；参见有关代表的发言。众所周知，雷金、戈洛舍金和李可夫于1937—1938年期间奉斯大林的命令被枪决。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后来命运不详。

[118] 伊万·彼得洛维奇·巴卡耶夫（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Бакаев，1887年？月？日——1936年8月25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05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十月革命时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书记。1918年加入红军。1925—1926年任列宁格勒执行委员会主席。1925—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他是左翼反对派的支持者，先后参加了“新反对派”和联合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投降并恢复党籍。1934年再度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6年遇害。1988年平反。

[119] 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Семён Михайлович Будённый，1883年4月25日——1973年10月26日），苏俄国内战争时期著名的骑兵统帅，曾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在波兰、德国和奥地利作战。二月革命后曾被选为连士兵苏维埃主席、团士兵苏维埃主席和师苏维埃副主席。十月革命后回乡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建立了骑兵游击队。内战期间曾担任著名的红军第1骑兵集团军司令，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内战后曾任北高加索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工农红军骑兵总监、莫斯科军区司令、副国防人民委员等职。

[120] 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谢列布里亚科夫（Леонид Петрович Серебряков，1888年5月30日——1937年2月1日），出生在萨马拉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曾在多地领导地下工作。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19—1920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书记兼南方阵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19年3—11月任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兼红军政治局局长。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兼组织局委员。1922—1924年任副铁路人民委员。1923年起是左翼反对派领导人，参与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到塞米巴拉金斯克。1929年投降，1930年1月恢复党籍。1936年8月再度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7年1月30日被判处死刑，2月1日遇害。1986年平反。1987年恢复党籍。

[121] 伊万·尼基托维奇·斯米尔诺夫（Иван Никитич Смирнов，1881年？月？日——1936年8月25日），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8—1919年任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任俄共（布）西伯利亚委员会主席，参与消灭了高尔察克白军。1919—1921年任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得到了“西伯利亚的列宁”的赞誉。1919—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192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3—1927年任邮电人民委员。他是左翼反对派成员。参与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投降并恢复党籍，但暗中继续从事反对派活动。1931—1933年间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斯米尔加、姆拉奇科夫斯基、捷尔—瓦加尼扬等人秘密组织左翼反对派。1932年重新与托洛茨基取得联系，并曾为《反对派公报》供稿。同年与罗明纳兹领导的“左右反对派”组织、奥新斯基领导的反对派组织、萨法罗夫领导的“左翼季诺维也夫派”反对派组织结成反斯大林主义联盟，事情泄露后于1933年初被捕，并被判处5年徒刑。1936年遇害。1988年平反。

[122] 引自伊·多伊彻的书《被解除武装的先知》。

[123] 列夫·谢苗诺维奇·索斯诺夫斯基（Лев Семенович Сосновский，1886年？月？日——1937年7月3日），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6年流亡国外。1909年回国，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多次被捕。二月革命后任乌拉尔地区委员会主席。同年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9—1920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兼俄共（布）哈尔科夫委员会主席。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宣传委员会主席。1923—1924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是左翼反对派成员，先后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和《八十三人声明》。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被捕，被判处3年徒刑。1934年投降。1935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捕。1937年遇害。1958年平反。

[124] 马尔蒂米安·尼基希奇·留京（Мартемьян Никитич Рютин，1890年2月1日——1937年1月10日），1912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1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战时入伍。1917年任哈尔滨苏维埃主席。1923—1924年任联共（布）达吉斯坦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1924—1927年期间支持斯大林，大肆迫害左翼反对派。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8年以后是右翼反对派成员。1930年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931年获释。1932年秘密组织反对派集团“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留京集团），同年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1937年遇害。1988年平反。

[125] 安杰伊·斯塔瓦尔（Andrzej Stawar，1900年4月30日——1961年8月5日），波兰记者、文学评论家。1923年加入波兰共产党，在党的机关报工作。多次被捕。1934年退党，持右翼反对派立场。1939年移居匈牙利。1945年回国。1949年起其作品被禁止出版，1956年解禁。1961年移居法国并在那里逝世。

[126] 《真理报》1927年10月13日。

[127] 莫伊塞·伊里奇·弗鲁姆金（Моисей Ильич Фрумкин，1878年？月？日——1938年7月28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9年任莫斯科中央工会局主席。1918—1922年任粮食人民委员。1922—1929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8—1930年是右翼反对派。1932—1935年重新担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128]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101页。

[129] 卡尔·雅诺维奇·鲍曼（Карл Янович Бауман，1892年8月17日——1937年10月14日），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领导了基辅武装起义。1920年任库尔斯克工会理事会主席。1920—1923年任俄共（布）库尔斯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23—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组织和教学部副部长。1928年、1929—1930年任联共（布）莫斯科省委第一书记。1928—192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候补成员。1928—1932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29—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9—1932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31—1934年任联共（布）中亚局第一书记。1937年10月12日被捕，14日被拷打致死。1955年平反。

[130] 《苏共决议案汇编》第2卷莫斯科1954年版第558—559页。

[131]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49页。

[132]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3页。

[133] 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古比雪夫（Валериан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Куйбышев，1888年5月2日——1935年1月25日），早年即参与革命斗争。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萨马拉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后被任命为突厥斯坦战线革命军事委员。1921—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2—1923年、1927—193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书记。1923—1926年任苏联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23—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1930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7—1935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0—193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制定执行了苏联的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1934—1935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主席。1935年病逝。

[134]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波克罗夫斯基（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кровский，1868年8月29日——1932年4月10日），生于莫斯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891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候补委员。1907—1917年侨居国外，1909年参与“前进”集团，同时参与了“召回派”、“造神派”和“最后通牒派”的活动。1911年退出“前进”集团。1913年同托洛茨基合作，试图调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1917年8月回国参加莫斯科武装起义，并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1918年参与布列斯特谈判，一度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18—1932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21年任红色教授学院院长。1918年起为社会主义科学院院士，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0—1932年是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2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135]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克列斯廷斯基（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рестинский，1883年10月13日——1938年3月15日），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8月当选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1919年当选为中央组织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21年3月任苏俄驻德国大使。在1923年至1927年间支持左翼反对派，但从1927年晚期开始逐渐与其疏远，1928年4月正式同左翼反对派脱离关系。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后获平反。

[136] 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Андр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Жда́нов，1896年2月26日——1948年8月31日），191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6月加入红军。1917年二月革命后被选为团委员会成员，参与在乌拉尔进行革命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并担任沙德林斯克苏维埃主席。8月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沙德林斯克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后任沙德林斯克县苏维埃农业委员会委员。1922年任特维尔省执行委员会主席。1924—1934年担任联共（布）高尔基省委第一书记。1924—1929年任联共（布）下诺夫哥罗德省委第一书记。1934年2月调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34年12月兼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书记、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市委书记。1935年2月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年5月任列宁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1938年3月任海军总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兼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1939年3月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40年1月任西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1941年6月任苏联最高统帅部常务顾问。7月任西北方向军事委员会委员。1943年2月被授予中将军衔。1944年6月晋升为上将军衔，同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48年因心脏病发作而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137]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稿》莫斯科—列宁格勒1926年版第223页、第471—472页。

[138] 引自Ф·М·瓦加诺夫一书《联共（布）中的右倾及其被击溃》，莫斯科1970年版，第83页。

[139] 尼·布哈林：《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工农联盟》，莫斯科版第49页。

[140] 《消息报》1925年3月22日。

[141]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21页。

[142] 谢·巴·特拉佩兹尼科夫：《列宁主义和土地—农民问题》第2卷莫斯科1967年版第187页。

[143]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46页。

[144] 《布尔什维克》杂志1930年第2期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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