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1974）
第一部分 斯大林篡夺国家和党的领导权
第一章 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
一、斯大林1922年前政治经历的一些片断
苏联历史学早就抛弃了一个神话，这个神话说斯大林是列宁最优秀和最有夭才的学生，是从来不允许自己偏离列宁路线的、是最受到列宁宠爱的战友。现在我们都十分了解斯大林政治经历的不大光彩的片断，而这些是他在世时所不允许讲的。我们在叙述下面这些片断时，并不想给人们造成一个印象，似乎斯大林的活动是由一些罪恶和错误组成的。
不是的，我们并不想否定斯大林在革命前、革命期间和内战时期对党的一定贡献。当他还年轻的时候，在参加革命运动后，表现出他具有充沛的精力，有极大的组织才能、毅力和事业心，使他能比较早在运动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就是在这些年代斯大林个人的许多缺点也很清楚地暴露岀来了，如：残暴和粗鲁，自负和虚荣，狡猾和讳莫知深、个人主义，判断与行动的放肆和生硬，有权势欲。我们不得不惋惜地指出，这些缺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斯大林的晋升。
斯大林的许多缺点，部分普通工作人员和党的领导人是知道的。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的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现在还能讲不少关于斯大林年轻时对同志、母亲和亲友的粗暴态度的表现。当他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统委员会委员时，不仅能够用粗野的语言谩骂其他委员，而且还朝他们扔板凳。1903年被捕和流放到东西伯利亚的斯大林在途中痛骂过一个同他一起流放的同志，仅仅是因为那个同志得知家里的不幸消息后感到非常难过。
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斯大林是属于所谓“实干家”这样的人。他组织过一系列游行、罢工、地下印刷所，参加过某些武装剥夺活动。但斯大林同时也很注意理论问题的研究，可以从他在《斗争报》及《无产阶级斗争报》等报刊所发表的文章里看得出来。后来，在《全集》第一卷前言中斯大林自己讲过在第一次革命时期他所犯的一些严重错误。谈到斯大林关于土地问题的错误立场，他当时反对列宁土地国有化和取消土地私有制的纲领。他那时还认为，在无产阶级不占多数的国家里社会主义胜利是不可能的。斯大林用谅解的口吻写道，这是“还没有完全形成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斯大林在这里想说，在以后的革命路途中他没有再犯任何错误。但他这一断言是远远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现在我们知道，斯大林对待第一次革命后那次向马克思哲学的攻击，采取的是调和的态度，他在同召回派及取消派的斗争中是严重动摇的。在布拉格会议前斯大林给米哈·茨哈卡雅[1]的信中非常放肆地把列宁为恢复党而进行的原则性斗争称为“杯水风波”[2]。
1909年斯·邵武勉[3]被捕后，斯大林通过巴库委员会对《无产者报》编委会的争论做出一个专门的决议（此编委会实际上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中心）。巴库委员会在决议里支持了多数的思想立场，坚决反对列宁的组织政策，这个决议是斯大林亲自写的。[4]
众所周知，《无产者报》1909年10月3日（公历16日），即49期，重登了弗·伊·列宁答复指责他所谓“分裂”政策的专门文章。
斯大林显然不懂布拉格会议有关取消派的决议并再三号召要多让步。在对待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政治路线方面斯大林和《真理报》的估计相差更远。在列宁要求编委会直截了当和诚实地向工人解释取消派煽动的实质时，斯大林在为《真理报》撰写的第一篇文章中（大吹大擂地标题为《我们的目标》）却号召“无论如何”要团结，要“不分派别”地实现布尔什维克和取消派的团结。[5]
和列宁相反，斯大林在1912年提出抵制第三届国家杜马。他认为，布尔什维克拒绝抵制是“对老布尔什维主义的偶然的偏离”。斯大林在一封信中写道：“这能否证明，我们应该永远坚持这些偶然的偏向，小题大作呢？伊里奇对这些（合法——作者注）组织的作用估计过高了。”[6]
在图鲁汉斯克[7]流放期间斯大林的为所欲为、没有教养和粗鲁成性也不断发作。如：布尔什维克费利甫·扎哈罗夫（1909—1913年期间在图鲁汉斯克流放）的妻子Р·Г·扎哈罗娃（原姓名：罗莎·勃隆特曼）在回忆录中提到扎哈罗夫讲述斯大林在1912年来图鲁汉斯克的情形。她写道：“费利甫告诉我，他怎样在那里见到了斯大林。根据传统作法每个刚到流放地的同志都要作一次关于俄国形势的报告。关于那个他们早已远离了的俄罗斯，难道还有谁比一位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能作一个更为生动和深刻的报告鸣？！流放在那里的一批同志，其中有雅·米·斯维尔德洛夫[8]和费利甫，当时正在莫那斯特尔斯克村盖房子。斯大林本来应当先到那里去。杜勃罗文斯基[9]已去世了。费利甫的性格是不喜欢崇拜任何人，加上他从杜勃罗文斯基口里已经听到过对当时所有著名革命活动家的公道的评价，因此他对斯大林的到来并不特别热心。这和斯维尔德洛夫不一样，后者是尽当时一切可能的条件努力更郑重地迎接斯大林的到来，给他准备了一间房子，还从有限的食品中抽出一些给他。他来了！！！进了他的房间……再也不出来了！关于俄国形势的报告也始终没有作。这使斯维尔德洛夫很为难……后来斯大林转移到他流放的村子里，不久大家知道，他把杜勃罗文斯基的书舍归为己有了。可是关于这些藏书在斯大林来到之前，流放的同志“就曾共同协商决定”为了纪念杜勃罗文斯基，他的书籍应视为大家共有财产，成为大家的流动图书馆。一个人有什么权利把这个图书馆归为己有呢？费利甫去和斯大林商量。斯大林对待他正如沙皇军队的将军对待一个敢于提出什么要求的普通士兵那样。愤怒的费利甫（所有的同志都很气愤！）一辈子记住了这次谈话给他留下的印象，并一辈子没有改变他对斯大林的极坏的看法。”[10]
斯大林在另一村里，即在规定他流放时期居住的村子库列伊卡的表现也并不比以前好。他几乎和所有布尔什维克不和，也包括斯维尔德洛夫在内。斯维尔德洛夫在流放初期写道：“在这里我们是两个人，和我在一起的是格鲁吉亚人朱加施维里，老相识。小伙子不错，不过在日常生活中太自私。”[11]过一时期斯维尔德洛夫对斯大林的反映更强烈了，他于1914年5月谈到斯大林时写道：“和我一起住在库列伊卡村的一个同志，我们彼此本来很熟。可是最可悲的是，在流放地、在监狱里一个人能从最细小的地方得到充分暴露……和这位同志现在我们分开住了，也很少见面……”[12]
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及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冲突一直延续到斯大林转移到莫那斯特尔斯克村，甚至一直到许多同志（包括斯大林本人）被征兵入伍以后。当时在图鲁汉斯克流放地的老布尔什维克Б·И·伊万诺夫[13]在他未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十二辆马车离开莫那斯特尔斯克，这是一件大事。这次被征从军的密件似乎应该使约·朱加施维里和А·А·马斯连尼科夫[14]清醒过来，使他们能认识到有必要恢复和多数政治流放者的同志式关系。这从党组织的角度也是必要的，可是朱加施维里和马斯连尼科夫不这样作，和他们站在一起的再也没有别人。斯潘达良[15]9月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医院里病逝了，维拉·什维采尔[16]在他死后好象是住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因此朱加施维里和马斯连尼科夫只是可怜的少数，只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波兰社会党人及孟什维克托波诺格夫倾向于他们。朱加施维里从库列伊卡转移到莫那斯特尔斯克后和马斯连尼科夫住在一起，仍然不理睬整个政治流放组织，也没有和中央俄罗斯局的两名成员斯维尔德洛夫和戈洛舍金[17]恢复党的关系，更没有和著名的党地下工作者博格拉德、布拉托夫、多尔别什金、麦德维杰夫、谢尔盖、诺夫戈罗德采娃[18]、谢尔古舍夫—阿克谢诺夫、皮萨列夫等恢复关系。这种必要的和解没有进行。朱加施维里仍然是自高自大闭门造车，想他自己的那些计划……敌视斯维尔德洛夫的朱加施维里并不愿意和好，而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多么想伸出友谊之手，并由中央俄罗斯局三名成员共同讨论工人运动中的当前问题，这些问题当然是存在的。”
斯大林在图鲁汉斯克流放地的这种做法很快就在中央俄罗斯局里受到谴责，而中央俄罗斯局在列宁回俄国前体现了全党的领导。
大家知道，斯大林、穆拉诺夫[19]和加米涅夫于1917年3月12日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当夭中央局召开会议，会议记录上写道：“下面解决穆拉诺夫、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同志的问题。关于第一个同志，大家一致通过可以参加会议。关于斯大林，有人报告，1912年他曾是中央的代表，因此最好能参加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但是，因他本人的某些缺点，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提出，他作为列席代表参加。至于加米涅夫，由于他对审讯案[20]中的表现和依据在西伯利亚和俄罗斯所通过的决议，会议决定，他如果愿意干的话，只能做为《真理报》的工作人员参加，但要求他表明态度。他写的文章只能作为资料使用，不能以他的名义发表。”[21]
但第二天斯大林还是被吸收到中央局。同一天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由奥里明斯基[22]、斯大林、叶列梅耶夫[23]、加里宁[24]和玛·伊·乌里扬诺娃[25]组成《真理报》编辑部。斯大林到编辑部后实际上把大权抓到自己手里了。3月15日《真理报》（第9期）宣布：编辑部成员为斯大林、加米涅夫和穆拉诺夫。然而中央局通过的其他成员的名字根本没有提到。有关斯大林的这些作法，中央局于1917年3月17日通过了由奥里明斯基提出的决议，决议中写道：“中央局和彼得格勒委员会抗议强行把加米涅夫拉入编辑部，并将他的这种作法及他参加《真理报》编辑部问题提到近期将召开的党代表会上讨论。”[26]
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在《真理报》夺权后从第9期开始登载的那些文章和材料，在革命基本问题上不仅不反映列宁路线而且是直接违背违背列宁路线的。他们甚至自作主张地拒绝登载列宁的四封《远方来信》中的三封。在《真理报》上只登了一封信，而且只登了被歪曲了的摘录。[27]实际上由斯大林和加米涅夫领导的《真理报》在1917年3月下半月和4月初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持有半孟什维克立场。当时《真理报》主张对临时政府给予“压力”并要求团结孟什维克。那时斯大林直截了当地宣布：和孟什维克的“小小分歧”可以在同一党内加以克服。在全俄党的工作者会议上（1917年3月27日— 4月2日在彼得格勒举行）斯大林在报告中对两个政权问题的评价是完全错误的。斯大林不仅没有提出布尔什维克完全不信任临时政府的口号，相反，他号召支持临时政府“因为这一政府正在巩固革命步伐。”[28]甚至在列宁回到俄国后，斯大林和加米涅夫还在一段时期内反对列宁著名的《四月提纲》，《真理报》是于4月7日公布《四月提纲》的，8 日报纸发表了由斯大林全力支持的加米涅夫激烈而教条式的批评列宁提纲的文章，列宁不得不相当坚决地改变由斯大林和加米涅夫推行的《真理报》路线，这是不足为奇的。
在第六次党代会前斯大林在评价当前形势时犯了一系列错误，他甚至企图不让党的骨干了解列宁关于国内政治形势的重要论点。[29]在斯大林的积极参与下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第二次会议实际上否决了列宁（给六大）写的提纲《最新政治形势》。
斯大林在六大报告中也犯了一系列错误。例如：他宣布，布尔什维克在7月份是被孤立了，如果不是战争的话，提出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空想。斯大林把列宁“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解释成为从社会革命党人到布尔什维克的联盟。在列宁是否出席临时政府法庭问题上斯大林的立场也是错误的。他认为，如果政府保证安全和保持“某种程度上的体面”，列宁和其他同志可以出席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法庭。斯大林这一建议遭到多数代表的坚决反对。
关于斯大林在1917年10月决定性的日子里的活动和政治态度现在暂时还不十分清楚。
众所周知，在斯大林迷信时期关于十月革命的全部历史及其它材料一直说斯大林似乎是十月武装起义的主要实际领导人，好象在这一时期中只有斯大林是列宁的最亲近的助手，好象斯大林是十月革命的第二个领袖和鼓舞者。
但十月革命有关材料和十月革命参加者的回忆并未证实这一无知的说法。例如：从材料中可以看到，由斯大林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刊物《工人之路报》在1917年9月、10月决定性的日子里，没有登载列宁的一些文章，或者登载时整段整段地删节。该刊物的这种做法和党内上层的某种“高枕无忧状态"引起了列宁的强烈抗议，他开始往往甚至经过中央向党组织申诉。下面是列宁1917年10月写给中央、彼得格勒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及这两个城市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成员的信的择录：“拖延就是犯罪。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耍幼稚的形式主义的把戏，耍可耻的形式主义的把戏，就是背叛革命。”“显然，我们党的许多领导者没有重视我们一致公认、一再重复的那个口号的特殊意义。这个口号就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就是起义的口号。”“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不能再等了。革命在夭折中。” “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危机时刻对议会生义产生了不正确的态度”，“关于党的‘上层’产生可能导致灭亡的动摇，是无可怀疑的。”“在我们党‘议会主义’上层中不是一切都正常。”“鉴于中央委员会甚至迄今没有答复我自民主会议开幕时起就坚持实行这个方针的要求，鉴于中央机关报删掉了我的文章中指出布尔什维克作出参加预备议会的可耻决定……是犯了不可容忍的错误……我不能不认为这是中央委员会甚至不愿意讨论这一问题的‘微妙’暗示，要我住口，要我引退的微妙暗示。”“我不得不提出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请求，现在我就提出，同时保留在党的下层以及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进行鼓动的自由。”[30]
大家知道，还在1917年10月10日党中央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立即准备武装起义的决议。反对这个决议的只有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彼得格勒市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于10月11日也通过了列宁关于起义的决议。10月16日这个决议在中央扩大会议上得到批准。
为了反对列宁关于武装起义的路线，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步骤——在半孟什维克的《新生活报》上发表了他们反对有关中央进行武装起义决议的声明。列宁当时严厉地谴责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叛徒立场。斯大林的做法则另一样。他自作主张，没有经过中央同意在《工人之路报》第41期上公布了季诺维也夫企图拒绝列宁谴责的声明。斯大林在前面加了《编者按》，这《编者按》实际上维护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这一没有经过《工人之路报》编委会成员同意而发表的《编者按》引起了许多中央委员的愤怒。在当天的中央会议上斯维尔德洛夫宣读了列宁的信。唯一反对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从中央开除出去的人就是斯大林。同时，斯大林拒绝了同志们的批评并提出了辞职声明，中央没有接受这一声明。
10月24日晨中央又开了一次会，中央委员为领导起义进行了分工。斯大林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因此没有叫他负什么责任。此外，就是在1917年10月24日起义已成为事实之后，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实际进行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很小的。分析一下这“震撼世界”的十天的事实、文件和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十月起义的真正组织者和鼓舞者是列宁。在起义的实际进行中，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它的领导者当时是列·达·托洛茨基。
在武装起义中和对巩固其胜利发挥巨大作用的还有一些布尔什维克：克雷连柯[31]、德边科[32]、拉斯科尔尼科夫[33]、斯米尔加[34]、安东诺夫—奥弗申柯[35]、布勃诺夫[36]、捷尔任斯基[37]、米柳亭[38]、波德沃伊斯基[39]、斯维尔德洛夫等。斯大林在起义的日子里干了什么呢？他承担了中央的什么委托？许多传记家花费了很大力气，但至今几乎什么也不知道。在《简明教程》和《传略》中说，中央在10月16日选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党的起义领导中心。现在我们已知道，斯大林根本不是这个党的中心的领导者。这个党的中心究竟做了什么，现在还不太清楚。他是否召集过那怕是一次会？通过什么决议？在《十月革命小百科全书》[40]中写道，以布勃诺夫、捷尔任斯基、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乌里茨基[41]为成员的党的中心是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组成部分，并在此委员会里起领导作用。他的活动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和列宁本人指导的。在《历史百科全书》中还说明了党的中心成员布勃诺夫、捷尔任斯基和斯维尔德洛夫承担了中央交给他们的委托。但一句话也未提到斯大林。不知道他是否出席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会议？发过言没有？我们只知道斯大林领导了《工人之路报》这一报纸，而在十月革命决定性的日子里这一报纸的作用是很小的，主要指示和动员工作并不是经过这份报纸进行的。任何人没有在10月24、25日看到斯大林和武装工人和水兵在一起或参加过士兵集会。所以毫不奇怪，美国共产党员约翰·里德[42]在他写的关于十月革命的书中（《震撼世界的十天》）一字未提到斯大林，可是他却是这些事件的目击者。[43]在《列宁全集》笫5版，第34卷（1917年7月—10月）中收集的所有文章和信件中斯大林的名字只提到过一次，而且是和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44]和捷尔任斯基一个错误有关。
十月革命后最初几个月里斯大林也犯了不少错误。例如：在中央讨论缔结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斯大林的态度就严重动摇。
关于斯大林在国内战争中的“统帅活动”，又是对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
人所共知，1918年夏天，斯大林作为粮食特别委员被派往察里津。到察里津后他实际上把一切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凌驾于一切地方的、苏维埃的、党的和军事的机构之上。不可辩驳，斯大林为了向苏维埃俄罗斯工业中心区供应粮食在察里津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为了整顿城市和前线的秩序他在那时使用的方法就是大规模的恐怖。斯大林不仅枪决了几十个真正的苏维埃敌人，而且仅仅是因为怀疑一些人和白哥萨克人有联系而消灭了许多人。当时克·叶·伏罗希洛夫[45]写过这些事情，但没有指责他。[46]
斯大林违背了列宁的指示和俄共（布）中央决议，一概否定所有的军事专家，撤他们的职，个别人被枪毙了。斯大林从南线拍的电报要求中央重新考虑“非党反革命分子中的军事专家问题”。斯大林从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立场出发不愿考虑这些军事专家在红军建设中会发挥多么大的作用。其中，对北高加索军区的军事领导人А·Е·斯涅萨列夫[47]，他更是敌视和不信任。[48]
旧沙皇军队上将，同时又是著名的东方问题专家А·Е·斯涅萨列夫是最早自愿加入红军的人之一，并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毫无条件地贡献给保卫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事业。他精力充沛地领导了军队，帮助组织了察里津自卫战，阻止了敌人，使之不能前进。可是斯大林就在这时候给莫斯科打了电报，说北高加索最高军区的军事领导人从事破坏活动。斯大林写道：“军事领导人斯涅萨列夫，在我看来，非常善于搞阴谋破坏。”斯大林要求撤除斯涅萨列夫的职务，说他不能也不愿意同反革命作战，斯大林把斯涅萨列夫的城市防御计划宣布为带破坏性的，只是因为这计划有“防御性”迹象。1918年7月中旬察里津的形势已稳定了，斯大林在这时自作主张撤消了由军事专家组成的军区司令部所有成员的职务，然后把他们逮捕了，关在作为监狱使用的伏尔加河上的一个驳船上。然后把这条驳船连人一起突然沉掉了。为了调查这种独断独行、横行霸道的做法，1918年夏天以阿·伊·奥库洛夫[49]为首的最高军事委员会检查团抵察里津。斯涅萨列夫被释放并被任命为西部地区防务的负责人。后来（在1930年重新被捕前）他是工农红军参谋本部研究院的院长。
1918年8月初斯大林企图拒绝斯涅萨列夫的“背叛计划”。他为了组织进攻坚持把前线北部部分军队撤到察里津西部和南部。军事史学家В·杜德尼克和П·斯米尔诺夫写道：“费很大力气才组织好的防务的稳定被破坏了……8月1日没有把握的进攻开始了，8月4日和南方的联系中断了，察里津和中央失去了联系。迫不得已军队又被调回北部战区。”[50]在给列宁的电报中斯大林把不成功的进攻的责任全部推到仿佛“军委接受的是完全不中用的摊子，而原军事领导人的消极态度部分地起了瓦解作用。”
1918年9月17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任命著名的军事专家Н·Н·绥廷[51]为南线司令员。斯大林和谢·康·米宁[52]被派到南线军事委员会去，伏罗希洛夫被任命为副司令员。后来康·亚·梅霍诺申[53]也被派到南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去。以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米宁，即“保卫察里津的老人”为一方，与绥廷、梅霍诺申为另一方，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其实质是察里津的干部不愿意执行党在红军建设中利用旧军事专家的路线，企图实行已被党否定了的集体管理军队的制度。由于斯大林的坚持，南线革命军事委员会撤消了绥廷的第一批作战命令，不久甚至停了他司令员的职务。这时斯大林拒绝服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不干涉前线司令员作战命令的指示。根据此种情形，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于1918年10月2日打电报给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米宁说：“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决议前线军委必须执行。没有服从就不可能有统一的军队。在执行决议的同时可以向最高机构——人民委员会议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申诉，最后还可以向中央申诉。恳切建议你们实行革命军事委员会决议……任何冲突都不应该出现。”[54]但斯大林没有重视这份电报。在革命军事委员会发生的冲突极大地影响了南线战斗力，而1918年秋，南线的形势是非常艰难的。[55]党中央讨论此问题后决定，为了改变形势把斯大林从南线革命军事委员会中调回莫斯科。南线司令员仍由绥廷担任，南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是：康·亚·梅霍诺申和Б·В·列格兰[56]。内战后绥廷曾在共和国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后来斯大林对他进行了迫害。[57]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察里津事件问题，特别是因为伏罗希洛夫和米宁在这次大会上参加了“军事反对派”，斯大林实际上也支持了他们，但在公开场合斯大林是反对“军事反对派”[58]的。可以设想：是列宁说服了斯大林不要公开反对中央的军事政策。同时列宁可能保证不在大会上批评斯大林。列宁在大会报告中（这一报告1970年第一次发表）甚至赞同察里津的枪杀行为，而过去列宁是持谴责态度，认为这种行为是错误的。列宁在大会上说：“我们有一些分歧和错误，谁也不否认这点。当斯大林在察里津枪杀人时，当时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我认为杀的不对，而伏罗希洛夫所引用的文件说明我的看法是错误的。我的错误被揭开了，我当时曾打过电报，要他们谨慎一些。我也犯了错误，我们大家都是人……”
但在主要问题上——关于利用军事专家和红军的纪律问题——列宁是坚定不移的，于是他指责了察里津领导人的行为的不当。“怎么回事？”列宁问道，”原因在哪里？原因就在于，我们的老游击习气没有根除，这从伏罗希洛夫和戈洛舍金的发言中可以看出……刚才伏罗希洛夫的发言就用事实说明了游击习气的遗迹还很严重。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伏罗希洛夫同志说：我们没有任何军事专家，我们的损失是六万人。这简直是太可怕了……察里津军队的英雄主义已深入群众之中，但说，我们却没有使用军事专家——这难道是保护党的路线吗？中央承担不执行党的路线的责任，但伏罗希洛夫也有责任，因为他不愿意放弃这种老游击习气……我们应该把正规军提到第一位，即转向有军事专家的正规军队。当你们在提纲中一方面说，我们赞成用军事专家，但另一方面又说，要有集体指挥，那么你们是在打自己的嘴巴。你们说，军事专家会背叛和会逃向敌人，那么我们在纲领草案中难道没有提出他们都是带着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我们的任务是阻止他们的任何反革命意图。这点大家都知道。奇怪，你们怎么只是从自己一孔之见去看事情……我们在纲领中提出要吸收军事专家，而你们说，要利用他们，集体指挥下可以利用。但这不是我们所要的。要他们指挥，而我们在他们旁边放上我们的人。经验告诉我们，这种做法会带来好结果的。伏罗希洛夫同志甚至提出如此奇特的事，即摧毁军队的是奥库洛夫。这真是莫名其妙的事，因为奥库洛夫是执行了党的路线，奥库洛夫向我们汇报过，你们那里保留了游击习气。他用客观事实证实了这点。六万人可以倒下，但从我们总的路线的角度看，我们难道可以牺牲六万人吗……从党的路线，从我们所提出的任务的意义上讲，显然我们不能再牺牲六万人，而如果当时那里有专家，有正规军的话，我们就不会牺牲这六万人，因为对正规军我们是不能不重视的。”
斯大林不仅对军事专家，就是对自己下属的党员，态度也很粗暴。就是在那个时候，斯大林要求下面人员毫无保留地盲目地服从他。他排挤自己不称心的人，而所用的人只能服从这样的一个原则：“听指挥，执行命令，汇报执行情况。”[59]
1918年5月斯大林从察里津给在巴库的斯捷潘·邵武勉写了一封信，信中他的指示也能证明他极端残酷无情和放肆的性格。
斯大林写道：“至于对达吉斯坦的和其他匪帮，如果他们阻挠火车开往北高加索的话，要特别无情地对待他们：焚烧他们的村庄，把一系列村庄烧成灰烬，使他们不敢再袭击火车。”[60]（斯大林在察里津进行这些恐怖活动的经验二十年后被推广到全国范围。）
1920年斯大林作为西南线军委的成员拒绝服从政治局有关西南线命运的决议，并给列宁发了一封措词激烈、粗暴的信。
斯大林还自作主张把第一骑兵军和其他部队卡下，不肯交给西线，造成了苏军向华沙进攻失利。[61]
斯大林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时也常常采取一些粗暴的做法。如：在乌克兰苏维埃大会和乌克兰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列宁于4月3日执行了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议庆贺苏维埃乌克兰的决议，其中表示“对乌克兰劳动人民和被压迫群众的英勇斗争表示赞赏和同情，他们现在是世界社会革命的先进部队。”而斯大林于4月4日给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却拍了如下内容的电报：“不要再玩弄什么政府和共和国游戏了，似乎是够了，该是丢掉这种游戏的时候了。”为了回答这个不论从内容和调子都不能允许的电报，当时的乌克兰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斯克雷普尼克[62]于4月6日给莫斯科发了如下电报：“我们必须对斯大林人民委员的做法表示坚决的抗议。我们必须声明，乌克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人民书记处不会以俄罗斯联邦这个或者那个人民委员对我们的态度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他们是代表乌克兰劳动群众的意志，而这意志已体现在第二次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决议里。象斯大林人民委员发出的声明是破坏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并直接帮助了乌克兰劳动群众的敌人。”[63]
1922年以前能证实斯大林严重个人品质的类似事实还有不少。
二、斯大林——联共（布）中央总书记
1921年12月底我们党遇到了极大的不幸——伟大领袖和十月革命领导者列宁病了。1921年12月3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给列宁休假六个星期的决议，这一决议后来延长到党的十一大以前。诚然，列宁在这几个月里还继埃写文章，写指示信，通过电话给予指示，和同志们谈话。1922年3月27日，列宁在党的十一大作了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列宁也参加了新选出的中央全会会议的工作，新中央全会于1922年4月3日在党内设立了新的职务——中央总书记，并选了斯大林担任中央总书记。
应该指出，当时总书记职务并不意味着这是党内最主要的职务。当时中央书记的职权和现在大不一样，中央书记处只管党内事务，并不干涉国家管理的主要领域。军队、国家政治保安部、国民经济和人民教育都不受中央书记处的约束。主要的各人民委员部是由著名的中央委员领导的，他们的活动是经过中央全会和政治局会议讨论的。而中央书记处只是从属于政治局的一个中央机构。书记处的琐碎的日常“机关”工作在那沸腾的时代并不吸引党的最著名的领导人去做。1922年以前中央书记没有一个是政治局委员。这也是书记处威信不高的原因之一，对它的工作也有所影响。为了改进书记处的工作，中央决定选一个政治局委员为中央总书记。
1922年在全体政治局委员中斯大林毫无问题是一个最没有名气和最不突出的人物。不仅列宁，就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64]和布哈林在广大党员群众中比斯大林享有更高的威望。沉默寡言而又感情从不外露的斯大林不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他讲话声音很小并带有明显的高加索口音，事先不准备好讲稿的话，他就很难做演讲。所以毫不奇怪，在革命和内战的沸腾年代里，当到处都在不断地举行各种集会、示威游行时，革命群众很少看到和听到斯大林，他的主要活动是在政治事件的幕后。他在党的机关中已经是相当有名的活动家，大家已很了解他的组织能力和极厉害的脾气。当时也许估计到，任命斯大林这种人为中央总书记是有利于整顿党的工作机构的秩序。从列宁的大量信件和意见中可以看出，1921—1922年期间，这些党的机构的工作不是很有成效的。因此，任命斯大林到这一新的岗位并不是出人意料的事。在党内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平常和普通的任命。叶·雅·德拉勃金娜在自己未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这是一件大家认为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的事情，甚至党内谁也没有注意到它。”这当然没有什么奇怪的。1922年4月列宁还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我国革命群众公认的领袖。所以1922年斯大林被选为总书记一事和后来树立起来的神话不同，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不意味着提拔一个新领袖和党的领导人，也不意味着列宁任命领导年轻苏维埃国家的自己的继承人。
1922年总书记虽不是党内主要职务，但我们的一些当代人仍埋怨列宁同意把这个职务交给了斯大林，因为他的许多缺点多数党的领导人是相当了解的。我们很难同意这种指责。第一，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是列宁建议在党内设立一个总书记职务，更谈不上是列宁提拔斯大林担任这个职务。大家知道，党的十一大后立即召开的中央全会的主席是列·加米涅夫（他主持了全会的开幕式）。就是他，正如许多老布尔什维克所证实的，建议斯大林担任中央总书记。更有甚者，还在中央全会前就对大会代表进行过一定的工作，其目的是对新的中央施加压力。根据十一大检票委员会成员А·В·斯涅戈夫的说法，在中央委员选举中有些代表在选票上的斯大林名字旁边写上了 “中央总书记”的字样。这曾引起检票委员会尼·斯克雷普尼克的不满，他要求将这些选票作为废票。因此，加米涅夫不得不在大会上解释说，中央书记处是由中央全会而不是由代表大会选举的。这样一来，许多事情说明在选斯大林为中央总书记时，列宁已被置于既成事实面前。第二，这是最主要的，列宁在党和国家内从来没有掌握那么大的权力，不象斯大林后来那样（列宁自己也并不想掌握这种权力）。所以列宁不可能个人决定这样或那样的重大政治问题，也不能决定和任命有关某些党员的这个或那个职务的问题。在这方面他经常不得不向许多中央同志让步。斯大林这次的事情也是这样，因为那时政治局重要成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竭力支持他，更不用说许多有威望的中央委员（奥尔忠尼启则、伏罗希洛夫等）。
列宁在写给苏联外交人员阿·阿·越飞[65]的信中说：“您（不只一次地）重复说中央就是我您搞错了。这些话在神经异常紧张和异常疲倦时才会写出来。旧的中央（1919—1920年）曾在极端重要的问题上回击了我，这点您从争论中可以了解到。在组织和人事问题上，无数次情况下我是处在少数地位。这点在您当中央委员时曾多次有机会亲眼看到。为什么要神经紧张，以至于写出完全不可能的，完全不可能的一句话，即中央就是我……”[66]
1922年上半年列宁的病情继续发展。1922年5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病发生了明显的恶化。在脑血管硬化的基础上，他的右手和右腿的活动能力削弱了，说话受到一些障碍。过了几个星期这些症状消失了，但列宁直到1922年10月才可能回到莫斯科开始工作。1922年10—12月列宁还是那样紧张地工作，但他不可能不想到他长期不能工作或甚至去世后由谁接替他工作之事。
从最近几年发表的列宁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到1922年底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政治和个人关系开始逐渐正常化，他们的关系在所谓“工会问题”辩论期间曾大大恶化。列宁对加米涅夫也很信任。列宁当时作为人民委员会议主席，虽然已经有了两个很好的副手——亚·德·瞿鲁巴[67]和阿·伊·李可夫，但他还建议任命一个“第一”副主席并提名列·波·加米涅夫担任。1923年列宁患病期间，就是加米涅夫担任人民委员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主席。这不是偶然的。加米涅夫虽然有严重缺点和错误，但是他是党和国家的杰出的活动家，在党内享有极高的威信。列宁不会忘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时的表现，但这不妨碍他在后来年代中非常尊重加米涅夫。
至于在1922年4月被选为总书记的斯大林，列宁在1922年和1923年初不仅没有考虑斯大林有可能成为国家和党的领导人的继承人，相反，列宁对他的活动越来越有意见。这当中是有很重要的理由的。正是斯大林在1922年犯了一系列重大政治错误。例如：当布哈林和索柯里尼柯夫企图取消对外贸易国家垄断时，斯大林支持了他们。只是由于列宁的强有力的干涉，挽救了我们党，没走这危险的一步。正是斯大林于1922年在民族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1922年9月列宁患病期间，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的专门委员会上通过了他提出的关于“自治化”的建议，也就是在自治的基础上把各民族共和国通过参加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途径而联合起来。按斯大林的意见，我们需要的不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是包括一切民族共和国的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列宁知道后，在1922年9月27日的信中尖锐的批评了斯大林的立场，并提出完全不同的建议——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组织，特殊的国家类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它是以各共和国完全平等权利为基础的。党所通过的就是这一决定。
斯大林在1922年发生的奥尔忠尼启则和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领导之间冲突问题上，他的立场是不正确的。当时这一冲突使列宁很不安。正是因为这一冲突列宁在1922年底口授了自己的文章《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其中写道：“根据捷尔任斯基同志（他是中央派去“调查”格鲁吉亚事件的一个委员会的领导人）说的情况，我只能感到莫大的忧虑。如果象捷尔任斯基同志告诉我的那样，事情发展到奥尔忠尼启则竟会动手打人，那么可以想象得出，我们已掉到什么样的泥潭里去了。显然，这种‘自治化’计划是根本不对的，是根本不合时宜的……我想，在这里，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臭名昭彰的‘社会民族主义’的发脾气，起了决定的作用。发脾气通常在政治上一般都起着最坏的作用……我想，在这里，在对待格鲁吉亚民族方面，我们有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我们要是以真正无产阶级的态度处理问题，就必须非常谨慎，必须采取关心和让步的态度。”列宁紧接着，首先指出了斯大林的问题，他写道：“如果一个格鲁吉亚人蔑视事情的这一方面，轻蔑地滥用‘社会民族主义’这个指责（其实他自己不仅是真正道地的“社会民族主义者”，而且是粗暴的大俄罗斯的杰尔治摩尔达[68]），这个格鲁吉亚人就在实质上破坏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的利益……当然，应当使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69]
一个月后列宁又谈到奥尔忠尼启则、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同格鲁吉亚党中央领导之间的冲突。《列宁值班秘书日志》[70]中有莉·亚·福齐耶娃于1923年1月30日写的记录；
“1月24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福齐耶娃叫去，让她向捷尔任斯基或斯大林要来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材料，并仔细研究这些材料……他说：‘我患病前夕捷尔任斯基告诉我有关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和这一‘事件’，这对我的影响太大了’。”
“1月25日星期四他又问材料是否收到了。我告诉他，捷尔任斯基星期六才能回来，所以现在我还无法向他要。
星期六我又问了捷尔任斯基，他说，材料在斯大林那里。我写信给斯大林，他不在莫斯科。昨天（29日）斯大林来电话说，材料不经过政治局不能给……今天（30 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叫我，问答复如何，并说，他要为取得材料斗争到底。”
[71]（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毫不客气地拒绝把列宁要的材料交给他。这里，说列宁有病而不送材料是个借口，因为拒绝把材料交给列宁，使列宁比拿到这些材料更为不安。）
一个月后，1923年3月5日，列宁又一次关心格鲁吉亚事件，并证明这一点的是给托洛茨基写了如下的信：“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我请您在党中央务必承当维护格鲁吉亚的事。这件事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正在‘追究’而我不能相信他们是公正的。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去维护这件事，那么我可以放心了。如果您不管因为什么理由不同意接受这一工作，那么就把全部案件材料退回给我。我就会知道这是您不同意的表示。致以最好的同志敬礼。列宁。”[72]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列宁在病中还很注意和不放心斯大林作为总书记的活动。所以毫不奇怪，斯大林以他特有的毫无礼貌和粗鲁态度，而且违背了一些医生的意见，在1922年实际上尽力使病中的列宁同党隔绝，并借口对列宁关心而不给他有关党内日常工作和分歧的材料。斯大林甚至还想监督列宁同克鲁普斯卡娅的谈话，他对克鲁普斯卡娅的态度也是很不知分寸的。克鲁普斯卡娅于1922年12月23日写给政治局加米涅夫的信就是证据，信中说：“列夫·鲍里索维奇，关于我经过医生允许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口授下写的一封短信问题，昨天斯大林对我的态度是非常粗暴的。我在党内不是一天了。在这三十年里，我一次也没有听到那怕是一个同志的一句粗暴的话。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对我比斯大林更为宝贵。可是现在我需要的是最大的克制。和伊里奇能谈什么和不能谈什么，我比任何医生还了解，因为我知道什么问题会使他不安，不管怎样比斯大林要了解。现在我请求您和格里戈里[73]，因为你们是弗·伊·的最亲近的朋友，请你们保护我，使我的个人生活免遭粗暴的干涉，不应有的谩骂和威胁。斯大林用以威胁我的监察委员会的一致协议，我是不怀疑的，但是我没有力量也没有时间去搞那个愚蠢的争吵。我也是活人，我的神经已紧张到了顶点。娜·克鲁普斯卡娅。”[74]关于这次斯大林和克鲁普斯卡娅之间的冲突，列宁直到1923年3月23日才有可能从加米涅夫那里得知。为了斯大林的粗暴而异常愤慨的列宁把秘书叫了来，并且口授给他下面的一封信（这时冲突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您曾粗鲁地给我的妻子打电话骂了她。虽然她已向您表示愿意忘记说过的话，但是这件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从她那里知道了。我并不愿意轻易忘记反对我的事情，在这里不必说，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事就是反对我的。因此，请您酌情考虑，您是否同意收回您说过的话并表示道歉，还是愿意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致敬。
列宁，1923年3月5日。”[75]
第二天早晨，列宁又口授一封信，其中说：
“穆季瓦尼
[76]、马哈拉泽
[77]等同志，并抄送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同志。尊敬的同志们！我一心一意地在关心你们的事情。我为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和斯大林、捷尔任斯基的怂恿而愤慨。我正为你们准备笔记和讲话。致敬。
列宁，1923年3月6日。”[78]
列宁的上述三封信（3月5、6日）是列宁最后的书面材料。3月6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发生了新的恶化，3月10日又出现了一次脑血栓，导致列宁失语和右手右腿的瘫痪加重。亳无疑问，列宁健康的恶化和他3月初因斯大林的所作所为而受的刺激有关。
我们当然知道，斯大林在1923年不敢和列宁断绝来往。斯大林向克鲁普斯卡娅道了歉，但这一行为，象后来斯大林对克鲁普斯卡娅的态度所证明的那样，是不诚恳和很表面的。
还应该指出，1923年夏天和秋天，当列宁的健康有些好转后，列宁在哥尔克接待了许多人，他能散步了，而且还来一次莫斯科。列宁在这几个月内和一系列党和国家著名活动家见了面并谈了话，但他一次也没有会见斯大林。
三、关于列宁的“遗嘱”
1922年底，一方面由于斯大林的粗暴和独断独行，另一方面由于托洛茨基的个人品质和政治品质以及他的自负，党面临着分裂的实际威胁，而这又对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是异常危险的。
列宁具有天才的预见性，他清楚地看到党内形成的分裂危险，而这又引起他越来越大的忧虑，这种忧虑是有原因的。列宁1922年写的信和文件绝大部分都在讲这个问题，即怎样使党的领导核心团结起来，阻止分裂的威胁。列宁带着这样的动机，建议改革整个党和国家的监察制度，并增加中央委员的名额。列宁还建议在中央进行一系列的人事变动，而首先是要免除斯大林的中央总书记职务。
列宁的“遗嘱”应该包括由他在1922年底——1923年初口授的全部的信件、文章和便条。但从狭意看，列宁的“遗嘱”往往被认为是他谈到中央工作和对较有名望的中央活动家给以评价的那几封信。考虑到这些信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在下面将摘录这些文件中的大段引文。
“（一）给代表大会的信
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实行一系列的改变。
我想把我认为极重要的一些想法同你们谈谈。
首先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一百人。我想，假使事情的发展不是对我们十分有利（我们是不能作这样指望的），假使我们没有实行这种改革，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
……至于第一点，即増加中央委员的人数，我想，为了提高中央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构，为了防止中央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全党的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这样做是必要的。
我想，我们党完全可以要求工人阶级有50—100个中央委员，工人阶级也可以不太费力地拿出这样多的人来。
这种改革会大大増强我们党的巩固性，并使它容易在敌对国家中间进行斗争。在我看来，这种斗争在最近几年内一定会大大尖锐化。我想，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我们党的稳定性将增强千倍。
列宁
1922年12月23日”[79]
“（二）口授记录（续）1922年12月24日
我上面说到的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是指防止分裂的措施，这种措施一般是可以采取的……
我们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因此，假如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那党的不稳定性是可能产生的，它的垮台也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采取这种或那种措施，一般地来议论我们中央的稳定性，都是无益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措施都不能防止分裂。但是我希望，这是极遥远的未来的事，也是极难以置信的事。
我说的稳定性是指保障在最近时期不闹分裂，我打算在这里分析一下对纯粹个人特性的一些看法。
我想，从这个角度看，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在我看来，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在我看来，避免分裂的办法之一，应该是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到100人。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象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对中央进行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卓越的才能，也许他还是现在中央中最能干的人，但是他过分自负，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现时中央两位卓越领袖的这两种品质会无意中造成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我不打算再评述其他中央委员的个人品质了。我只提醒一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这种事件也可以不要太多去归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可以不必太多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
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我想就布哈林与皮达可夫
[80]谈几句。在我看来，他们是最卓越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对他们应当注意下列情况：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应当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但是要把他的理论观点算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那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在他的理论观点里面有一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并且我想，他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
12月25日，其次是皮达可夫一一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卓越才能的人，但是太热中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在严重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信赖他的。
当然，对两人的评语只是就现时来说的，同时还假定这两个卓越而忠诚的工作者不去找机会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并消除自己的片面性。
列宁
1922年12月25日”[81]
（三）口授记录（续）, 1922年12月26日
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甚至100人，在我看来，可以达到两重甚至三重目的。中央委员愈多，受到中央工作锻炼的人就愈多，因某种不谨慎而造成分裂的危险就愈小。吸收很多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会帮助工人改善我们糟透了的机构。我们的机构实质上是从旧制度继承下来的，因为在这样短的时期内，特别是在战争、饥饿等等条件下，要改造它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是这样设想的：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重建我们的机构。起初应该起这种作用的工农检查院，结果干不了，只是成了这些中央委员的‘附属品’，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成为他们的助手。在我看来，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主要的不应该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我在我的信的这一部分所指的工人总是把农民也包括在内的），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传统和一定的成见。这种传统和成见正是应该反对的。
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低于最近五年内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的剥削者的农民。我想，这种工人出席中央各种会议，出席政治局各种会议，阅读中央各种文件，能够成为忠心拥护苏维埃制度的骨干，他们第一，有稳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于革新和改进机构。
列宁
1922年12月26日”[82]
过了九天以后，列宁又口授对1922年12月24日信的补充：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这种情况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列宁
1923年1月4日”[83]
列宁12月23—26日致大会的信（和1923年1月4日的补充）是写给党的十二大的，这次大会应在1923年春天召开。这是从信的整个内容可以看到的。列宁建议即将召开的十二大把中央委员的数量增至50—100人，也建议给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议以法律的性质。正是为了解决十二大代表的问题列宁给所有的较有名望的中央委员作评价，并建议更换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
《致大会的信》根据列宁的愿望复制成了五份：一份留给列宁本人，三份给克鲁普斯卡娅，一份给列宁秘书处。列宁请求将这些材料保存在用火漆印封好的信封里，信封上面注明，拆启这些信封的只能是列宁本人，在他逝世后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有权拆封。但列宁的值班秘书玛·阿·沃洛迪切娃不忍加上这样的说明[84]，因此“逝世后”字样没有写上去。
列宁这封信以后的命运如何，有些情节还不太清楚。
在《列宁的信件、便条和托办事件登记本》里（由列宁的值班秘书负责登记）写道，列宁口授的《致大会的信》前半部分当天寄给了斯大林。显然：值班秘书并没有认为这件事应该保密。只是笫二夭第一次口授后列宁才告诉沃洛迪切娃说：“昨天（12月23日）和今天（24 日） 口授的内容是绝对保密的。”还不止一次强调这点。列宁要求，所有口授的材料要在特别的地方由专门人员负责保管，并作为“绝对保密材料”保存。所以可以断定，《致大会的信》第二部分和1月4日的补充因列宁的要求没有寄给斯大林和其他中央委员。
我们还知道，列宁信的第二部分没有让十二大（于1922年4月举行）代表知道。大会代表看到列宁的许多其它的信和文章（有的在报纸上发表了）。十二大考虑了列宁致大会信中第一部分提出来的愿望——大会给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一些法律职权，中央委员会也扩大了。但扩大中央委员数量的工作不象列宁所说的那样，从“低于最近五年内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的人中选出新的中央委员。在十二大上，除了原来的中央委员还增选了新的中央委员：格·叶·叶夫多基莫夫[85]（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彼·安·扎卢茨基[86]（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书记），埃·约·克维林[87]（顿涅茨省委书记），谢·米·基洛夫[88]（阿塞拜疆中央书记），尼·阿·库比雅克[89]（远东局中央书记），米·米·拉舍维奇[90]（中央住宅委员会主席，苏联最高国民经济会议主席团成员），德·扎·曼努伊尔斯基[91]（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阿·伊·米高扬[92]（中央东南局书记），瓦·米·米哈伊洛夫[93]（莫斯科委员会书记），格·列·皮达可夫（中央租让委员会主席），亚·彼·斯米尔诺夫[94]（粮食部副人民委员），德·叶·苏利莫夫[95]（苏联最高国民经济会议乌拉尔工业局主席），尼·亚·乌格拉诺夫[96]（下诺夫哥罗德省委书记），康·瓦·乌汉诺夫[97]（电力技术中心主席），莫·马·哈利东诺夫[98]（萨拉托夫省委书记）和亚·德·瞿鲁巴（人民委员会议和劳动国防会议副主席）。总之，十七名新中央委员中一个工人和农民也没有。十二大选的十三名候补委员中同样一个工人和农民也没有。
为什么会这样呢？最大可能性是十二大代表还不知道列宁1922年12月26日的便笺，这个便笺里列宁解释他增加中央委员建议时直截了当地说，选进中央的应是这样的劳动者代表，他们“更接近于普通工人和农民”。这个便笺直到十三大才公开发表。但应当指出，十三大也没有遵循列宁的建议。十三大选出的新中央委员是当时有名的苏维埃和党的干部，他们是：尼·科·安蒂波夫[99]（莫斯科委员会书记），亚·伊·多加多夫[100]（全俄职工会总会书记），尼·尼·柯洛季洛夫[101]（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委书记），斯·维·柯秀尔[102]（中央西伯利亚局书记），列·波·克拉辛[103]（对外贸易部人民委员），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104]（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等。联共（布）十三大还补选了二十四名新的中央候补委员。但这些人都是人民委员、省委书记、共青团中央书记、最髙国民经济会议的领导人，就是那些革命五年来在苏维埃俄国或苏联成为高级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那一阶层的代表。显然，我们并不否定这些人的重大功绩，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是应该选迸中央的。但我们还是要指出，1922—1923年增加中央委员这件事并不是按列宁的建议进行的。
列宁信中的基本内容，包括他对中央委员的个人评价，在十二大并没有公布出来。大会并没有讨论斯大林从总书记职务调动的问题。[105]应该认识到，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某人的恶意而发生的。用火漆印封保存的严格保密的信只能由列宁自己启封，但他当时已瘫痪和失语。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只能在列宁逝世后把这封信打开，而当时列宁虽已病危，但还活着，所有亲属对他的好转还抱有希望。这种情况是列宁在处理这一文件时没有估计到的。
大家知道，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后，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启封了这些信件。在下届，即十三届大会开幕前几夭把列宁《致大会的信》交给了联共（布）中央。显然，她并没有事先和斯大林商量。克鲁普斯卡娅写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表示过强烈的愿望——把这些记录在他逝世后交给下一次党的代表大会。”[106]
列宁关于调动斯大林工作的建议成为中央内许多非正式讨论的内容。斯大林在知道列宁这个建议后，示威性地要求辞职，但当时在中央起主要作用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说服斯大林把辞职声明收回去。当时拟定了一个大会代表们和列宁“遗嘱”见面的很奇怪的程序。列宁的信没有在大会上正式宣读过，也没有组织代表讨论（这实际上违背了列宁的意志），十三次大会文件中也没有这封信。列宁的信只是在各代表团内宣读过，而这当然有利于当时的斯大林保护者们用以拒绝列宁的建议。
季诺维也夫特别主张斯大林留在总书记岗位上，加米涅夫也积极帮助他。正是他们出面在较大的代表团内主持讨论了这个问题。也许在十三大以前，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之间达成了某种“协议”，斯大林同意季诺维也夫在十三大作为主要报告人，用这种办法似乎是把这个虚荣心很强和相当没有原则的人推上了党的领袖地位。而季诺维也夫在加米涅夫（他是受季诺维也夫很大影响的人）的支持下应该在十三大争取保留斯大林总书记职务。
我们不知道，在各代表团讨论中有没有这个或那个同志主张免除斯大林。但是大家知道，绝大多数代表在一系列有威信的中央委员的压力下同意保留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1924年，在那些不具有列宁那种远见的党的干部看来，斯大林并不是对革命有什么危险的人。那时斯大林还不能不考虑联共（布）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意见和威望，这一点使他还不可能横行霸道。当时根本谈不上什么斯大林的个人权力和个人专政。相反，正是斯大林在1924年是“集体领导”的拥护者。他和政治局其他成员一起指责托洛茨基企图搞个人领导，并在托洛茨基攻击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时站岀来保护他们。所以当相当一部分中央委员表示拥护托洛茨基而在许多党的积极分子看来托洛茨基主义成为最大威胁时，至于积极反对托洛茨基的斯大林本人的一些缺点问题则被许多中央委员视为小事。列宁所预见到的，党中央却未能看到。党中央相信了表面上已接受列宁批评的斯大林的保证，把他留在总书记的岗位上。这是重大而不可饶恕的错误。因为列宁所预见的而在1924年和斯大林在一起的许多同志认为是小事的东西以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导致国家和党的极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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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所关心的问题是，列宁“遗嘱”后来的命运如何。1936年，鲍里斯·苏瓦林[107]在法国和马克斯·伊斯特曼[108]在美国，把这份“遗嘱”公诸与世，大概是反对派的什么人把它转移到国外去的。我们的报纸起初宣布“遗嘱”是伪造的，是造谣。但是1927年关于列宁的“遗嘱”问题在联共（布）中央内部也不断被人提出来。这时斯大林时常歪曲列宁文件的基本内容，并企图按他自己的想法解释列宁给他的鉴定。1927年在中央委员会与中央监委联席全会上，斯大林在讲话中宣读了列宁“遗嘱”的一段话之后说：“同志们，我是粗暴，我的粗暴表现在对待那些粗暴和背信弃义地破坏和分裂我党的人。我过去和现在并不掩盖这点。”正象列·斯·邵武勉[109]公正地写过的那样，斯大林在这里是有意识地歪曲列宁这一文件的内容，因为列宁指责斯大林的粗暴态度不是指对敌人和破坏党的那些人，而是指他对待对党有重大贡献的同志方面。[110]
关于列宁“遗嘱”问题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也讨论过。这次大会的参加者Е·П·伏罗洛夫在未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1927年12月9日主持会议的格·彼得罗夫斯基[111]宣布第十三次午前会议开幕时说：‘我们忘记对奥尔忠尼启则的建议予以表决，即满足中央委员会和中监委联席会议在1926年7月提出的把列宁的信收入《列宁文集》中发表的请求。关于列宁的这封往往被称为“遗嘱”的信，联共（布）十三次大会曾通过决议不公开发表。现在请同志们表决吧。’紧接着发言的是李可夫，他建议不仅发表那封称之为‘遗嘱’的信，而且还要发表那些涉及党内问题的其他未发表过的信件，‘遗嘱’作为大会记录速记稿的附件予以保存。大会拥护他这个建议并由全体表决通过关于发表‘遗嘱’和其它有关党内问题的信件的决议。”
但是，1928年出版的大会速记报告中没有包括“遗嘱”，《列宁文集》中也没有登载，其它许多列宁的信件也没有发表。但“遗嘱”的内容十五大代表（大会代表共一千六百六十九人）可以在《简报》中读到，这些《简报》只在大会期间“仅供联共（布）党员阅读”而付印的。[112]
根据印刷所出版数字，这些《简报》的发行量为一万三千五百份。只有大会代表才能得到它们，剩余的份数如何处理的——不得而知，反正党的组织是得不到这些《简报》的。
这样，在十五大后党内骨干中已经有更多的人看到了列宁的“遗嘱”。
三十年代期间，没有人再提“遗嘱”了。它开始成为年轻党员完全不知道的秘密文件。在大规模镇压开始后，列宁的“遗嘱”被宣布为伪造品。手中保留十五大文件的同志除了极少数幸免，其他都被镇压了。幸免于被逮捕的人大部分宁愿把这个“致罪”的文件销毁掉。有些在个人迷信时代被监禁的老布尔什维克讲，他们在监狱和集中营里遇到过一些党员，他们被判处长期监禁或死刑，只是因为保存了“反革命文件”，即所谓列宁的“遗嘱”。
[1] 米哈伊尔（米哈）·格里戈里耶维奇·茨哈卡雅（Михаил （Миха）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Цхакая，1865年4月22日——1950年3月19日），1886年起参与革命活动。1892年发起成立社会民主主义小组。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1917年流亡日内瓦，期间是“前进”派。1917年随同列宁返回俄国。1919—1920年被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关押。1920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年任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8—195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副主席。
[2] 《邵武勉全集》第1卷1957年莫斯科版第267页；见И·杜宾斯基—穆哈泽：《奥尔忠尼启则》1964年莫斯科版第92—93页。
[3] 斯捷潘·格里戈里耶维奇·邵武勉（Степан Георгиевич Шаумян，1878年10月13日——1918年9月20日），1899年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运动。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发起成立亚美尼亚社会民主主义联盟。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巴库。1918年任巴库苏维埃主席兼外交事务专员。巴库苏维埃被颠覆后被捕。9月14日被起义军救出，但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被捕，9月20日同其余25名巴库人民委员一同英勇就义。
[4]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58页。
[5] В·Т·洛吉诺夫：《列宁和〈真理报〉（1912—1914年）》莫斯科1962年版。
[6]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65年第2期第39页。
[7] 图鲁汉斯克为西伯利亚的一个流放地。——译者注
[8] 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Яков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вердлов，1885年5月23日——1919年3月16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0年任《真理报》编辑。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积极领导了十月革命。1918—191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年因感染西班牙流感而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9] 约瑟夫·费多洛维奇·杜勃罗文斯基（Иосиф Фёдорович Дубровинский，1877年8月26日——1913年6月1日），1893年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10年被捕，被流放到图鲁汉斯克。1913年在流放地逝世。
[10] 《扎哈罗娃回忆录》部分收入尤·特里弗诺夫的书《篝火的余晖》，莫斯科1966年版，第47—48页。
[11] 科·蒂·斯维尔德洛娃：《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莫斯科1960年版第199页。
[12] 《斯维尔德洛夫选集》第1卷莫斯科1957年版第276—277页。
[13] 鲍里斯·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Борис Иванович Иванов，1887年8月6日——1965年5月31日），早年参加了1905年1月9日示威。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2年被捕并被流放到图鲁汉斯克。1916年被征入伍。1917年参加了二月革命，并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1918年加入红军。1921年任西西伯利亚地区专员。1930—1945年在食品工业行业工作。卫国战争后撰写了多部有关革命运动的回忆录。
[14]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马斯连尼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Масленников，1890年7月10日——1919年4月18日），1905年参与革命活动。190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18年当选为全俄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5—6月任萨马拉苏维埃主席。1918年9月—1919年4月任俄共（布）鄂木斯克委员会主席。1919年4月2日被白军逮捕，4月18日英勇就义。
[15] 苏伦·斯潘达洛维奇·斯潘达良（Сурен Спандарович Спандарян，1882年11月3日——1916年9月11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俄罗斯局委员。同年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16年在流放地逝世。
[16] 维拉·拉扎里耶夫娜·什维采尔（Вера Лазаревна Швейцер，1887年10月30日——1950年8月30日），1902年起参加革命运动，并参加了罗斯托夫罢工。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同年12月参加了顿河畔罗斯托夫起义。1906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委员会书记，不久被捕并被流放到别尔江斯克。1907年秘密返回罗斯托夫，但再次被捕并被遣返回别尔江斯克。1909—1912年期间在彼得堡从事地下工作。1912年再次被捕。1913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二月革命后获释。十月革命后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1922—1923年任奔萨铁路领导。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2—1934年任重工业人民委员会教育机构总局副局长。1934年退休。
[17] 菲利普·伊萨维奇·戈洛舍金（Филипп Исаевич Голощёкин，1876年2月26日——1941年10月28日），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和中央俄罗斯局委员。二月革命后历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乌拉尔委员会主席、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参与处决尼古拉二世家庭。1922—1925年任萨马拉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1925—1933年任联共（布）哈萨克斯坦委员会主席。1933—1939年任苏联首席国家仲裁员。1939年被捕。1941年遇害。1961年平反。
[18] 克劳迪娅·季莫菲耶夫娜·斯维尔德洛娃·诺夫哥罗德采娃（Клавдия Тимофеевна Свердлова-Новгородцева，1876年3月22日——1960年3月23日），斯维尔德洛夫的妻子。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4—1906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委员。1906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尔姆委员会委员。此后多次被捕。1915年被流放到图鲁汉斯克。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1918—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副秘书。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总务部长。1919—1920年任教育人民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1920—1925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儿童机构部主任。1925—1931年任国家出版社儿童文学部部长。1946年退休。
[19] 马特维·康斯坦丁诺维奇·穆拉诺夫（Матве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Муранов，1873年11月29日——1959年12月9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2年当选为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协助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在《真理报》夺权，主张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统一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同时反对《四月提纲》。1917年8月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前后担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7年11—12月任苏俄副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任立宪会议议员。1919—1920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3—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苏联最高法院成员。1934—1937年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任职。1939年退休。
[20] 指1914年对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审讯事件，当时加米涅夫的作法很不恰当。
[21] 马列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所保存的资料。
[22] 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奥里明斯基（Михаил Степанович Ольминский，1863年10月3日——1933年5月8日），1879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84年加入民意党。此后多次被捕和流放。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4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此后曾在《明星报》、《真理报》担任编辑。二月革命后曾担任莫斯科《社会民主党人报》、彼得格勒《真理报》编辑。同年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莫斯科委员会成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六大代表和主席、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曾任财政人民委员会委员、立宪会议议员。1918—1920年是《真理报》编辑部成员。1920年发起成立俄共（布）中央党史委员会。1922—1931年任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主席。1924—1928年任俄共（布）中央党史委员会主席。1933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23] 康斯坦丁·斯捷潘诺维奇·叶列梅耶夫（Константин Степанович Еремеев，1874年6月6日——1931年1月28日），1893年入伍。1896年加入白俄罗斯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0—1914年担任《明星报》和《真理报》编辑。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是《真理报》编委会成员。十月革命期间担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军事人民委员会委员。1917—1918年任彼得格勒红军总司令。1918年6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社主席。1924—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24]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Калинин，1875年11月19日——1946年6月3日），1891年参与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苏联成立后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最高苏维埃改组之后，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到1946年过世为止都保有这个地位。1925年开始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25] 玛丽亚·伊里尼契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 Ильинична 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列宁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193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
[26] 马列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所保存的资料。
[27] 见Н·克鲁蒂科娃：《在急转弯时》莫斯科1965年版。
[28]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62年第5期第112页等。
[29] 《列宁和彼得格勒的十月武装起义》莫斯科1964年版第44页。
[30]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122—123、165—166、167等页。
[31]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柯（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рыленко，1885年5月2日——1938年7月29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和流放。1911年起先后在《明星报》、《真理报》任职。1916年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任第11军苏维埃主席，后任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期间是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7—1918年任俄军总司令。1918年5月任最高革命法庭主席。1922—1929年在大学任教。1931—1938年任司法人民委员。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5年平反。
[32] 帕维尔·叶菲莫维奇·德边科（Павел Ефимович Дыбенко，1889年2月16日——1938年7月29日），1911年入伍。191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17年2月领导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二月革命后曾任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主席。七月事件后被捕，9月获释。十月革命期间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7—1918年任海军人民委员。1918年1月参与驱散立宪会议。1918年3月因私自撤退被开除出党并被捕，被判处死刑，后被特赦。1919年任克里米亚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0年打败了邓尼金部队。1921年参与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和坦波夫叛乱。1922年重新加入俄共（布）。1928—1933年任中亚军区司令。1933—1937年任伏尔加河军区司令。1937年6—9月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1937—193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兼副木材工业人民委员。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33] 费奥多尔·费多洛维奇·拉斯柯尔尼科夫（Фёдор Фёдорович Раскольников，1892年1月28日——1939年9月12日），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2—1914年在《明星报》和《真理报》任职。二月革命后任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副主席，参与了十月革命。1918年当选立宪会议议员。内战期间曾任副海军司令、伏尔加河军事舰队司令、阿斯特拉罕—里海军事舰队司令、伏尔加—里海军事舰队司令、波罗的海舰队司令。1921—1923年任苏俄驻阿富汗大使。1930—1933年任苏联驻爱沙尼亚大使。1933—934年任苏联驻丹麦大使。1934—1938年任苏联驻保加利亚大使。1938年拒绝返回莫斯科，公开抨击斯大林的政策，并流亡法国。1939年因苏联签署《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密约》而精神失常，9月12日坠楼身亡。许多人怀疑他是被格别乌暗杀的。1963年平反。
[34] 伊万·杰尼索维奇·斯米尔加（Ивар Тенисович Смилга，1892年12月2日——1937年1月10日），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5年被捕，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并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年任芬兰陆海军工人执行委员会主席。1918年芬兰革命失败后回国。1919—1923年任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3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4—1927年任莫斯科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他是左翼反对派成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到米努辛斯克。1930年投降并恢复党籍，并重新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5年被捕。1937年遇害。1987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35]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洛维奇·安东诺夫—奥弗申柯（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нтонов-Овсеенко，1883年3月9日——1938年2月10日），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原属孟什维克派。在1905年革命期间曾领导波兰和克里米亚的起义。革命失败后被捕，被判处二十年苦役。1910年越狱后流亡法国。一战爆发后参加布尔什维克。1917年5月回国，在十月革命期间参加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并率领赤卫队攻占了冬宫。内战期间在南俄和乌克兰等地指挥红军作战。内战结束后曾接近托洛茨基，并曾担任过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和波兰大使。1934年5月至1936年9月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检察长，1936年9月至1937年8月任苏联驻巴塞罗那总领事。1937年9月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1938年2月遇害。1956年平反。
[36] 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布勃诺夫（Андрей Сергеевич Бубнов，1884年3月22日——1938年8月1日），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1912—1913年是《真理报》编辑部成员。十月革命期间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1919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军事反对派”。1918年7—11月任全乌克兰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1919年1—9月任乌克兰副内政人民委员。1921年参与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1921—1922年是民主集中派。1923年一度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1922—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煽动和宣传部部长。1924—1929年任红军政治局局长。1924—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2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9—1937年任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37]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年9月11日——1926年7月20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工党。曾多次被捕，1912年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到二月革命才获释。获释后积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并参加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7年12月被任命为肃反委员会主席。1924年改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年7月2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逝世。
[38] 弗拉基米尔·巴甫洛维奇·米柳亭（Владимир Павлович Милютин，1884年11月5日——1937年10月30日），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4年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任萨拉托夫苏维埃主席。1917年7月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他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十月革命的领导工作。1917—191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1917年11月8日—11月19日任农业人民委员。1917年11月支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有关“左翼联合政府”的立场，辞去农业人民委员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但11月29日即承认错误，撤回申请。1917年11月—1918年3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经济部长。1918—1921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副主席。1920—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4—1928年是苏联工农检查院成员。1924—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27年任共产主义学院副主席。1928—1934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39] 尼古拉·伊里奇·波德沃伊斯基（Николай Ильич Подвойский，1880年2月4日——1948年7月28日），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10—1914年在《明星报》、《真理报》任职。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先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领导了十月革命。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年退休。
[40] 百科全书出版社莫斯科1968年版。
[41] 莫伊塞·所罗门诺维奇·乌里茨基（Моисей Соломонович Урицкий，1873年1月2日——1918年8月30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年后被捕，被流放到雅库茨克省。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孟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6年被捕，先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然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1912年8月参加了在维也纳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会议，并参与了“八月联盟”。1914年流亡国外。1916年在斯德哥尔摩成为托洛茨基在巴黎编辑的报纸《我们的言论》记者。1917年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加入“区联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六大上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成员。1917年8月加入彼得格勒苏维埃。同时在《真理报》和其他党派出版物上工作。1917年10月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十月革命的领导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和全俄立宪会议召集委员会委员。1918年2月领导了彼得格勒革命防卫委员会。在1918年布列斯特谈判中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18年3月10日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契卡主席。1918年12月30日被一名劳动人民社会党人暗杀身亡。
[42] 约翰·里德（John Reed，1887年10月20日——1920年10月17日）早年在哈佛大学同几位进步学友组织“社会主义协会”，并出版小报《讽刺》。1911 年与他人合办文学与政论性杂志《群众》。曾因支持工人罢工遭逮捕。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以《大都会杂志》特派记者身份去欧洲采访，揭露帝国主义战争的罪恶，因触怒反动当局而被纽约法庭以叛国罪起诉。1917年访问俄国，1919年出版报告文学集《震撼世界的十天》，并参与创建美国共产党。1920年逝世。
[43] 大家知道，列宁在为这本书写的前言中给予该书以极高的评价，他建议用所有语言成百万册地出版此书。而斯大林实际上禁止出这本书。在个人迷信年代，这本书从图书馆的目录中吊销，直到二十大后才再版。1937—1938年有些党员只因为“保存了里德的书”而被关到监狱和集中营。
[44] 格里戈里·雅科夫列维奇·索柯里尼科夫（ Григорий Яковлевич Сокольников，1888年8月15日——1939年5月21日），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曾参加过对德和谈，并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上签字，曾任第8集团军政委。实行新经济政策后，曾任财政人民委员，1924年5月成为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9年至1932年任驻英大使。在大清洗中遇害，1988年获平反。
[45] 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Климент Ефремович Ворошилов，1881年2月4日——1969年12月2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派，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后逃脱。1908年再次被捕。1913年获大赦。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8月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3月在卢甘斯克组织红军游击队。后任第10军军长。1919年改任乌克兰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4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3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5年11月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6年至1960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34年任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1940年改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二战后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年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0年退休。
[46] 《消息报》1935年1月3日。
[47] 安德烈·叶夫根尼维奇·斯涅萨列夫（Андрей Евгеньевич Снесарев，1865年12月1日——1937年12月4日），1888年入伍。一战期间曾参与布鲁西洛夫攻势等战役，获圣乔治勋章。二月革命后以中将军衔退役。1918年加入红军，曾与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发生冲突。内战后长期在军事学校任教。1930年被捕。被判处死刑，后改判10年徒刑。1934年获释。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1958年平反。
[48] 见《军事史学》杂志1965年第1期。
[49]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奥库洛夫（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Окулов，1880年9月22日——1939年1月10日），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二月革命后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此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叶尼塞执行委员会主席、中西伯利亚革命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十月革命后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立宪会议议员。内战期间曾与斯大林发生冲突。1930年退休。1936年被捕并被开除出党，后判处10年徒刑。1939年在集中营去世。后获平反。
[50] 见《军事史学》杂志1965年第2期。
[51] 似应为П·П·绥廷，即帕维尔·巴甫洛维奇·绥廷，他于1938年被处决。——译者注
帕维尔·巴甫洛维奇·绥廷（Павел Павлович Сытин，1870年7月18日——1938年8月22日），1892年入伍。曾参与日俄战争。一战时曾任第37步兵师师长，升为少将军衔。十月革命后任第18军总司令，支持苏维埃政府。1918年担任红军南部阵线司令。1922年以后在军事学院任教。1934年退休。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7年平反。
[52] 谢尔盖·康斯坦丁诺维奇·米宁（Серге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Минин，1882年6月29日——1962年1月8日），1903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此后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任察里津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后担任察里津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内战期间是“军事反对派”成员。1923年任共产主义大学校长。1927年因精神疾病而放弃政治活动。1954年退休。1962年在莫斯科逝世。
[53] 康斯坦丁·亚历山德罗维奇·梅霍诺申（Константи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Мехоношин，1889年11月11日——1938年5月7日），191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5年入伍。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七月事变后被捕。10月获释，随即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积极参与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7—1918年任副军事人民委员。1918年参与平息穆拉维约夫叛乱。1918—1919年任苏俄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内战期间曾与斯大林发生冲突。1919年任里海—高加索阵线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0年4月参与颠覆阿塞拜疆资产阶级政府。1920年6—12月参与苏波战争。1926—1927年任苏联驻波兰武官。1931—1934年任交通人民委员会委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54] 《斯维尔德洛夫选集》第3卷莫斯科1960年版第28页。
[55] 见《列宁文集》第37卷莫斯科1970年版，第106—107页。
[56] 鲍里斯·瓦西里耶维奇·列格兰（Борис Васильевич Легран，1884—1936），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5年入伍。积极参与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7—1918年任副军事人民委员。1919—1920年任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革命军事法庭庭长。1920—1921年任苏俄驻亚美尼亚全权代表。1922年任联共（布）中央中亚局副书记。1926—1927年任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1930—1934年任冬宫博物馆馆长。1936年逝世。
[57] 见《军事史学》杂志1965年第2期。
[58] 关于所谓“军事反对派”问题我们的历史科学研究极少。公开地参加“军事反对派”的有：阿·卡缅斯基、克·伏罗希洛夫、叶·雅罗斯拉夫斯基、格·萨法罗夫、菲·戈洛舍金、谢·米宁等。但站在他们背后的是斯大林，他显然是同情这反对派并力图给人以这样的感觉，即列宁和中央不懂军事和过分相信了托洛茨基。而分歧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吸收军事专家参加红军的问题。众所周知，晚一些时候斯大林指示“不要再称军事反对派为反对派”，他极力强调，这反对派的矛头不是指向列宁和中央的，而是指向托洛茨基的。可是八次大会曾向卡缅斯基提出警告，中央决议上说，没有托洛茨基的中央政策，而只有由托洛茨基执行的军事政策。最老的党员之一Д·Ю·佐林娜前几年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关于军事反对派》，但这篇文章至今没有发表。总的来说要指出，往往因不满而反对列宁的斯大林却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公开的和“正式”的反对派。在关键时刻他始终放弃自己的意见并永远和多数人站在一起。如果说这是由于列宁的道理能说服人，那是难以置信的。
[59] 见《列宁文集》第37卷莫斯科1970年版第138—139页。
[60] 《真理报》1963年9月20日。
[61] 当然，有人可能要问：为什么斯大林的上述滥用职权和独断独行那么容易就如愿以偿了？这一问题不太好回答，第一，斯大林在1918—1920年已成为相当有力量的人物，不少人支持他，他也很会捍卫自己的利益。在极端残酷的内战条件下，苏维埃政权经常处在危机关头，列宁不能不考虑使用任何现实的力量，只要是这一因素当时对革命有利。在各条战线从四面八方受到攻击的年轻苏维埃共和国里，那个可称之为列宁和斯大林之间两种原则和趋势的斗争还没有展开，也不可能以相当的规模和尖锐形式展开。另外，不光是斯大林，而且中央派到内战前线的许多其他代表也采取过过分严厉的措施。也有不少人向中央反映了托洛茨基在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他的迅雷不及掩耳的、常常是十分不公平的镇压活动的牺牲者有时涉及个别部队的指挥官和政治委员。
[62]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斯克雷普尼克（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Скрипник，1872年1月13日——1933年7月7日），189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14年是《真理报》编辑部成员。十月革命期间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年任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1918年7—12月任乌克兰契卡主席。1921年任内政人民委员。1923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检察长。1933年2月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兼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因受斯大林迫害，于7月7日自杀身亡。1990年平反。
[63] 见А·В·斯涅戈夫于1966年6月27—28日在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会议上的讲话。
[64]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Рыков，1881年2月25日——1938年3月15日），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投身于俄国1905年革命。1907年主张与孟什维克等党内机会主义派别妥协。1911年回国，多次被捕流放。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后，历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当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年任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年被解除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1931年改任交通人民委员。1936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88年平反。
[65] 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Адольф Абрамович Иоффе，1883年10月1日——1927年11月16日），出身于克里米亚的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1903年参加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6年5月流亡德国。在1908年至1912年间，他一边学习医学，一边与托洛茨基合编《真理报》。1912年回国后被捕，被监禁10个月，后被判流放西伯利亚。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返回彼得格勒，与托洛茨基合编《前进报》，在八月同区联派一起加入布尔什维克。在十月武装起义中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同德国进行和谈时任苏俄代表团团长。1921—1925年间活跃于外交界，曾多次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出使中国。1925年后参加了“新反对派”，当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后，越飞不堪忍受巨大的压力而自杀。
[66]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2卷第99—100页。
[67] 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瞿鲁巴（Александр Дмитриевич Цюрупа，1870年9月19日—1928年5月8日），1898年参加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于1917年至1921年任粮食人民委员，1922年至1923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至1925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5年至1928年任外贸人民委员。
[68] 来自果戈里的剧本《钦差大臣》里的警察的名字，一般用于行为像粗暴的警察的人。——译者注
[69]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6卷第628—633页。
[70]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62年第2期。
[71] 同上第80页。
[72]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29页。
[73] 指季诺维也夫。——译者注
[74]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674—675页。
[75] 同上第329—330页。
[76] 波利卡普·格尔根诺维奇·穆季瓦尼（Поликарп Гургенович Мдивани，1877年10月7日——1937年7月10日），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外高加索革命运动。1920—1921年任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主席兼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委员。1922年以后是格鲁吉亚反对派领导人。1923年加入左翼反对派。1928年被开除出党，1931年恢复党籍。1936年被捕，1937年遇害。
[77] 菲利普·叶塞维奇·马哈拉泽（Филипп Иесеевич Махарадзе，1868年3月9日——1941年12月10日），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2月至7月任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主席。1921—1922年任格鲁吉亚农业人民委员。192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9—1930年任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主席。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1—1938年任格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8年7月—1941年任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78]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54卷第330页。
[79]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615—616页。
[80] 格奥尔基·列昂尼多维奇·皮达可夫（Георгий Леонидович Пятаков，1890年8月6日——1937年1月30日），又译“皮亚塔科夫”。中学时即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1910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12年被捕并被流放西伯利亚，不久即逃脱，前往瑞士。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乌克兰，内战期间曾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书记、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主席。1922年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参加左翼反对派，在1923年至1927年间是左翼反对派重要成员，期间被开除出党，1928年做了忏悔后被重新吸收入党，担任国家银行副行长，1931年至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至1934年任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4年至1936年任第一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88年平反。
[81]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6卷第616—618页。
[82] 同上第619—620页。
[83] 同上第618页。
[84] 列宁的秘书不忍在列宁病中，写上“逝世后”这样令人难过的、不吉祥的话，故未如实抄录。——译者注
[85] 格里高利·叶列梅耶维奇·叶夫多基莫夫（Григорий Еремеевич Евдокимов，1884年10月？日——1936年8月25日），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早年积极参与革命运动，多次被捕和流放。1917年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成员，同年当选为全俄立宪会议议员。1922—1925年任彼得格勒工会理事会主席。1923—1925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和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5年9月—1926年1月8日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第一副书记。他是“新反对派”主要成员。1926年当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和联共（布）中央组织局成员。1926年以后是“联合反对派”成员。1927年11月被开除出联共（布）中央和组织局。1927年12月被开除出党。1928年恢复党籍。1934年再次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6年遇害。1988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86] 彼得·安东诺维奇·扎卢茨基（Пётр Антонович Залуцкий，1887年2月？日——1937年1月10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04年开始参与革命活动。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1年加入布尔什维克。此后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进入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作。1917年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9年进入红军。1919—1920年任库尔斯克革命委员会主席。1920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兼主席团成员。1920—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23—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后支持左翼反对派，先后参加了“新反对派”和联合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投降并恢复党籍。1928—1932年任下伏尔加河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34年被再次开除出党并被捕。1937年遇害。1962年平反。
[87] 埃曼努埃尔·约诺维奇·克维林（Эммануил Ионович Квиринг，1888年9月1日——1937年11月26日），1912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在《真理报》担任雇员。1917—191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委员会主席。1918—1919年是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成员，并担任乌共（布）中央书记。1923—1925年任乌共（布）中央第一书记。1927—1931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兼铁路人民委员。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1937年10月被捕，11月遇害。1956年平反。
[88]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Сергей Миронович Киров，1886年3月27日—－1934年12月1日），1904年底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被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托木斯克委员会委员。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后被选为弗拉基高加索苏维埃委员，期间靠近孟什维克，支持临时政府。1917年10月被选为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并参加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十月革命胜利后转向布尔什维克。1918年当选为捷列克苏维埃委员。1919—1920年任边疆区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内战期间曾任红军独立第11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南方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5月开始担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政府驻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全权代表。同年又受命率苏俄代表团在里加与波兰签订和平条约。1921—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1926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1923—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27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执行委员会主席。1927—1934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1930—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12月1日在斯莫尔尼宫遇刺身亡。
[89] 尼古拉·阿法纳西耶维奇·库比雅克（Николай Афанасьевич Кубяк，1881年7月29日——1937年11月27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谢斯特罗列茨克委员会主席。1918—1920年任俄共（布）彼得格勒委员会主席。1920年一度加入了工人反对派。1923—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28年任联共（布）远东省委第一书记。1928—1929年任农业人民委员。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90]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拉舍维奇（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Лашевич，1884年？月？日——1928年8月30日），出身于敖德萨一个商人家庭，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派。曾多次被捕，被关押五年。1915年应征入伍，曾两次负伤。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十月革命时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内战期间历任第3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集团军司令、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一系列高级军事职务。1925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副陆海军人民委员。1923年时是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1926年参加联合反对派，1927年12月被开除出党。1928年死于哈尔滨。
[91] 德米特里·扎哈洛维奇·曼努伊尔斯基（Дмитрий Захарович Мануильский，1883年9月21日——1959年2月22日），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被捕，途中逃脱，1907年流亡国外。一战期间坚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5月回国，参加了“区联派”，8月随区联派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至1922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农业人民委员，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4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28年至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1944年至1953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部长。1953年退休。
[92] 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Анастас Ивановнч Микоян，1895年11月25日——1978年10月21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1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巴库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18年领导一支游击队救出巴库公社26名委员，但随后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被捕，1919年获释。1919年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0—1922年任俄共（布）下诺夫哥罗德委员会主席。1922—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2—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东南局书记。1923—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24—1926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26—1930年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30—1934年任供应人民委员。1934—1938年任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35—196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38—1949年任对外贸易部长。1938—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2—1945年任苏联国防委员会委员。1943年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49年起遭到批判。1953年3—8月任内外贸部长。1953—1955年任贸易部长。1955—1964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在此期间与赫鲁晓夫密切合作。1956年反对镇压匈牙利革命。1962年参与镇压了新切尔卡斯克工人起义。1964—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5年因支持赫鲁晓夫被勒令退休。1965—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78年逝世。
[93] 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米哈伊洛夫（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ихайлов，1894年12月7日——1937年9月26日），早年积极参与革命活动。1917—1918年是莫斯科苏维埃成员和莫斯科契卡主席。1918—1920年参与红军的政治工作。1921—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兼中央组织局委员，1922—1923年担任俄共（布）莫斯科省委书记，1925—1929年任莫斯科市委书记和莫斯科市工会理事会主席。1929—1932年担任第聂伯河水电站副建筑经理，1937年被开除出党，同年遇害。1956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94] 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斯米尔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Петрович Смирнов，1877年8月27日——1938年2月10日），1896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加入了工人阶级解放协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候补委员。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1918年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同年任副内政人民委员。1919—1923年任副粮食人民委员。1923—1928年任农业人民委员兼农民国际主席。1928—1929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28—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30—1931年任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2—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4年因参加托尔马切夫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8年平反。1960年恢复党籍。
[95] 丹尼尔·埃戈罗维奇·苏利莫夫（Даниил Егорович Сулимов，1890年12月21日——1937年11月27日），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1915年入伍。1918年任彼尔姆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1920年任俄共（布）车里雅宾斯克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3—1926年任乌拉尔执行委员会主席。1926—1927年任联共（布）乌拉尔省委第一书记。1927—1930年任副铁路人民委员。1930—1937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23—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7年6月被捕，8月被开除出党，11月遇害。1956年平反。
[96] 尼古拉·阿列克谢多洛维奇·乌格拉诺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Угланов，1886年12月5日——1937年5月31日），出身于农民家庭。在农村学校接受教育。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8—1911年在军队服役。一战爆发后入伍，1914—1916年在部队任士官。参与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1924—192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8—1930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委员。1921—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3—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29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是右翼反对派成员，1932年与留京等人秘密组建反对派集团“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盟”，1933年被捕。1934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7年遇害。1989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97] 康斯坦丁·瓦西里耶维奇·乌汉诺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Васильевич Уханов，1891年？月？日——1937年10月26日），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常年从事工人运动。二月革命后进入莫斯科苏维埃工作。1923—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1年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1932—1934年任副供销人民委员。1934—1937年任地方工业委员会主席。1937年遇害。1955年平反。
[98] 莫伊塞·马尔科维奇·哈利东诺夫（Моисей Маркович Харитонов，1887年3月1日——1948年？月？日），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6年被捕，后流亡瑞士。二月革命后随同列宁回国并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尔姆委员会书记。1918年进入红军任职。1922—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192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3—1925年任联共（布）乌拉尔省委第一书记。在此期间支持托洛茨基反对派和“新反对派”。1925—1927年任联共（布）萨拉托夫执行委员会主席。1927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1928年投降并恢复党籍。此后曾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工作。1934年被捕。1935年被再次开除出党并被判处2年徒刑。1936年再次被捕，1937年被判处死刑，后改判10年徒刑。1947年再次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1948年在集中营逝世。1958年平反。
[99] 尼古拉·基里洛维奇·安蒂波夫（Николай Кириллович Антипов，1894年12月3日——1938年7月29日），1912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二月革命后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成员。内战期间曾任彼得格勒契卡主席、俄共（布）喀山执行委员会主席。1923年任联共（布）莫斯科省委书记。1925—1926年任联共（布）乌拉尔省委第一书记。1926—1928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第二书记兼中央西北局书记。1928—1931年任邮电人民委员。1931—1935年任副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35—1937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100]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多加多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Догадов，1888年8月8日——1937年10月26日），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多次被捕和流放。1914年入伍。二月革命后曾任旅、师和军队苏维埃主席。1920—1921年任鞑靼劳动人民委员兼鞑靼工会理事会主席，反对鞑靼自治。1921—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1—1930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成员兼赤色工会国际主席团成员。1922—1924年、1927—1929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兼中央组织局委员。1930—1931年任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1—1934年任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兼联共（布）外高加索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1932—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成员。1937年5月被开除出党，6月被捕，10月遇害。1956年平反。1957年恢复党籍。
[101]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柯洛季洛夫（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олотилов，1885年5月1日——1937年8月13日），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委员会书记。参与了十月革命。1920—1921年任戈梅利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1925年任俄共（布）顿河省委书记。1923—192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29年任联共（布）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32—1937年任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兼中小学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
[102] 斯坦尼斯拉夫·瓦基塔耶维奇·科西奥尔（Станислав Викентьевич Косиор，1889年11月6日——1939年2月26日），1905年参与工人运动。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参与了十月革命。布列斯特谈判期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19—1920年任乌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3—192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28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组织局委员兼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7—1930年任联共（布）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1934年任乌共（布）总书记。1930—1938年任联共（布）政治局委员。1938年1月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监察人民委员。同年5月被捕。1939年遇害。1956年平反。
[103] 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克拉辛（Леонид Борисович Красин，1870年？月？日——1926年11月14日），1870年生于西伯利亚。1888年进入圣彼得堡工业专门学校，在学校中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890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8年流亡国外，淡出政治活动。1918年重新加入俄共（布），先后任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主席、工商业人民委员等职务。1919年任运输人民委员。1924年任苏联驻巴黎代表。1925—1926年任苏联驻英代表。1926年在伦敦逝世。
[104] 格列布·马克西米连诺维奇·克尔日札诺夫斯基（Глеб 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 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1872年1月12日——1959年3月31日），1891年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899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4年主张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辞去中央委员的职务。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以后脱离革命活动。二月革命后是莫斯科苏维埃成员，重新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参与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20年任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1925—193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1年是大苏维埃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成员。1927—1930年任劳动和国防委员会标准化委员会主席。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1939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930—1959年任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所长。1931—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中央能源局主席。1959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105] 斯大林是否知道列宁“遗嘱”第二部分的内容？有些历史学家估计，他可能会从福齐耶娃或沃洛迪切娃或甚至从她的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她当时在列宁秘书处工作并主管他的档案材料）那里知道此事。我们认为，这个估计是不大可能的。
[106]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594页。
[107] 鲍里斯·苏瓦林（Boris Souvarine，1895年11月5日—1984年11月1日），原名鲍里斯·康斯坦丁诺维奇·利夫希茨（Борис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Лифшиц），出身于基辅一个犹太家庭，1897年随全家移民巴黎。少年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6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参与成立法国共产党。后曾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4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之后同左翼反对派和右翼反对派均保持合作。
[108] 马克斯·弗雷斯特·伊斯特曼（Max Forrester Eastman，1883年1月4日—1969年3月25日），美国文学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早年师从约翰·杜威，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17年协助约翰·里德发表《震撼世界的十天》。1922年访问苏联，反对斯大林，并将“列宁遗嘱”和《俄国革命史》引入美国。三十年代后期逐渐远离马克思主义，成为自由市场的拥护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公开反对越南战争。1969年在布里奇敦逝世。
[109] 列·斯·邵武勉是俄共（布）著名活动家斯·邵武勉的儿子。——译者注
列夫·斯捷潘诺维奇·邵武勉（Лев Степанович Шаумян，1904年4月25日—1971年5月24日），斯捷潘·斯捷潘诺维奇·邵武勉的儿子。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2—1923年就读于共产主义大学。1954—1971年任《大苏联百科全书》主版成员和副总编辑。
[110] 见《哲学百科全书》第3卷第114页。
[111] 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彼得罗夫斯基（Григо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Петровский，1878年1月23日——1958年1月9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当选为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191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4年被捕，1915—1917年间被流放。二月革命后任雅库特民政委员会主席。1917年7月起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委委员、全俄立宪会议议员。1917—1919年任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加入契卡。1918—1919年、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18—1919年、1919—1920年、1920—1938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兼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19—1920年任全乌克兰革命委员会主席。1921—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38年任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6—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7—193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主席。1938—1939年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1939年受到批判，被解除一切职务。1940年改任革命博物馆副馆长，后退休。1956年受邀参加苏共二十大。1958年逝世。
[112] 见《简报》第30期附件一，第35—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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