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俄﹞拉甫罗夫《历史信札》（1869）
第九封信 社会各党派的旗帜
我在上面几封信里阐述了我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即一切社会进步必然依赖个人的活动；只有他们才能使文明得到巩固并使之免于停滞；他们有权利并且有可能批判地对待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形态；争取新事物反对旧事物的斗争，争取新生事物反对陈腐事物的斗争，必然导致建立各种思想旗帜的党派，必然导致各个党派为了实现各自的思想而发生冲突。
但是在各个党派相互冲突的情况下，如何判断哪些党派是在维护过时的、陈腐的旧事物，哪些党派是在维护生机勃勃的新生事物？看起来问题可能很奇怪，但是实际上非常容易区分，人们宣传的是2年、3年、4年、20年，100年之前流行的思想，还是在前一段时期被嘲讽和憎恶的新思想。最新的最时髦的思想，权威杂志上最新的政党论文，受人尊敬的宣传家的最新言论，——这就是生机勃勃的新生东西。一个政党，不管是自觉的还是被迫的，如果它的拥护者越来越少，那它就是一个反动的政党。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所有迟钝的盲从的人都遵循这个方法；所有这些毫无信念的具有惊人的看风使舵本领的夸夸其谈者都遵循这个方法。成功的可能性，参加某个政党的人在社会盛筵上分尝一杯美羹的可能性，——这就是他们称之为渴望前景、追随时代的东西。如果他们是对的，那“进步”这个词就会失去任何意义，历史就会成为类似气象图表那样的东西，在图表上可以标出雨天、晴天、刮西南风还是东北风，不过要想从上面弄清比统计数字表格更多的东西，那是非常困难的。如果那样的话，我也就会觉得没有必要写我现在写的这些书信，因为我对社会气象学，和对自然气象学一样，根本不感兴趣。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在极少的国家里，阴雨和干旱才是一种普遍的、一贯的现象。我们生活在气候多变的地带；根据昨天和前天的风向，预言明天的风向，对我们来说是相当困难的；我们苦于气候的多变，然而弄不清楚原因。如果你们愿意并且有可能的话，那就请准备好套鞋和雨伞，准备好厚实的衣服和门窗紧闭的房屋，但是你们未必会去研究今天的这场雨和上星期四的那场雨有什么联系。从我们的知识现状来看，无论在自然气象学方面，还是在政治气象学方面，这样做都会是一种劳而无功的事情。科学不过是那些人设置的最容易遭到危险的气象站，它在几小时之前向他们预报暴风雨即将来临。
遗憾的是，我不能设想用上面所讲的那种简便方法来区分进步分子和反动分子。我在第三封信开头提出了各种进步的要求，为了前后一致，我应该假定这些要求也决定着各党派之间的区别。战败的政党也可能是进步的政党。10年前、50年前、100年前写成的但很少为人所知晓的书籍，可能比杂志上的最新文章包含更多的生动的历史原理。昨天时髦的东西，可能比今天时髦的东西更能使未来思想最敏锐的人焕发光彩。是的，你可以相信，我认为我们1861年的杂志，比1867年，甚至比1890年的杂志更好。我觉得康德胜过谢林，伏尔泰胜过库辛；我认为卢契亚奴斯要比卡特科夫[1]具有更多的生机勃勃的进步因素。这肯定会引起某些自诩为始终站在最流行的潮流水平上的进步人士的愤慨。这可能会招致那些把“潮流游戏”视为儿童嬉戏的终生稳重的活动家们的轻蔑嘲笑。这也可能使那些《治家格言》和拜占庭的头脑迟钝的崇拜者感到高兴，他们会以为，这样一来，连他们也可以算作是真正的进步分子了。让所有这些人愤慨、嘲笑和高兴吧。
假定进步正是在于个人的发展，在于社会形态所表现出的真理和正义，那么就很难解决以上提出的关于区分进步政党和反动政党的特点问题，因为外部的独特标志，对它们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呜呼！事情确实如此。在人类文明的词汇中，没有一个词可以绝对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写在进步派的旗帜上或者写在反动派的旗帜上。最优秀的善于思考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能产生使社会富有生机的伟大思想，那些阻碍人类发展的党派在某个历史时期成为吸收党员的诱饵。最反动的东西在某些时代成为进步的工具。
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们分别研究这两种思想，即那些与个人和社会生活的一般原则相符合的思想，那些与社会生活的个别形态相符合的思想。这两种思想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常常成为相互斗争的各个党派的旗帜，无论这些党派实质上追求的是寸步不让的自私目的，还是这些党派相信只有它们的拥护者才是绝对真理和正义的代表。这两种思想既可以成为发展的源泉，也可以成为停滞的工具；这两种思想实际上轮流出现；但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对这两种思想来说是各不相同的。
至于说到一般原则，如发展、自由、理性等，它们的命运是由于自身的广泛含义造成的，它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始终是极其含糊不清的，毫无固定意义的，可以被一些人反复使用，同时也可以成为另一些人达到极其卑微的、反动目的的工具。
“发展”这个词在宿命论的意义上通常被理解为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不仅被当作一种存在的事实，而且是理性承认和精神崇拜的合理原则。对于拜物教教徒来说，历史过程是社会发展的因素，就如同病态的毒瘤细胞和健康的神经细胞一样都是人的发展因素。然而，对于那些认为历史具有人道意义的人来说，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明白，无论病态的细胞，还是健康的细胞，同样都是已往发展过程的不可避免的自然结果，可是，只有健康的细胞才决定着发展的方向；病态的细胞则是破坏和死亡的因素。第一种“发展”（如果在这里已经使用了这个词）在现在和将来应当尽可能地反对。第二种“发展”（实际上只有它才在历史上有权得到这个名称）应当积极促进。
毫无意义地使用“自由”一词，已经为每个深入思考历史的人所熟知，以致几乎完全没有必要再来谈论这个问题：强者有折磨弱者的自由，贫者有饿死的自由，父母有摧残儿童体力、智力和精神的自由，这是人所共知的原则形式。—为了理性，人们沉溺于对必然事物的直观，否定对既成事实的批判；人们认为现存的即是合理的，否定对社会形态的批判。把正义与法治混为一谈，即使是《德拉古法》[2]也罢。把真理当成是无法理解的、只能呆板重复的神秘的信条。把美德看作是为了最坏的人牺牲最好的人，为了虚幻的幸福牺牲现实的幸福；不是反对派，而是勿抗恶。人既进行间谍活动，又采取野蛮行为：狡狯的教会中学生对同志的告密，对玛基人、亚玛力人和亚摩利人的残杀，违背向异教徒许下的诺言，焚毁宗教裁判所，圣巴托罗缪之夜[3]的大屠杀。人的圣洁被看作是对个人发展的否定，是对现实真理和人类正义的否定，是苦行僧的毫无怨言的自我折磨，是遁世者的兽性状态，是神的侍者的狂热，是对不可思议的事物的信奉，是对不信教的或信异教的人的迫害。总而言之，人的一切最坏的、最野蛮的、反社会的、最不体面的、反人性的方面，都可以在发展、自由、理性、美德、责任、圣洁的假面具下找到自己的庇护所。只有批判，只有持续的准确无误的批判，才能使个人不受响亮口号的影响，错误加入与他的愿望、本能和全部天性毫不相容的阵营中。一般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是最常见的，所以两个本质上相互对立和斗争的政党可以共同捍卫伟大的原则，这样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所有的教派分子，都把自己称为真正的信徒，而把其他教会称作偶像崇拜者。所有的哲学家都认定，只有在他们的哲学体系中才能找到对世界正确的合理的解释。无论是恺撒，还是伽图，似乎都维护罗马的利益。无论是奴隶主，还是奴隶制度的反对者，似乎都要求正义。具有思维能力的人竭力探索：哪个政党的伟大口号具有真正的意义？要求自由（如同法国僧侣们那样）会不会仅仅是要求压迫别人的权利？呼吁正义（如同农奴主、奴隶主和资本家那样）会不会仅仅是甚至在已经认识到它的不道德的情况下仍想把历史的不道德合法化？
一般原则由于具有非常广泛的意义，常常被各个敌对的党派作为自己的旗帜，在个别的社会形态中似乎没有这种情况。家庭、法律、民族、国家、教会、科学协会、经济学会、艺术学会都有一些难以理解的任务，因此可以判断这个形态究竟是发展和进步的起源，还是衰亡和反动的因素。遗憾的是，事情完全不是这样，是什么原因？这个原因与把一般原则变成响亮口号的原因是根本不同的。一般原则的含义过去广泛，因此只有清楚地说明它们所表达的具体内容时才具有意义。个别的社会形态，正是由于其个别性，本身并不是进步的，也不是反动的：所有这些形态都包含着对于个人产生进步影响的可能性，如同所有这些形态也都可能成为个人在其发展道路上最沉重的障碍一样。每一个形态的历史意义取决于这个形态在一定时代赖以存在的各种条件的综合，以及这个时代一切社会形态的综合。社会发展的各种条件必然在一定时期内把某种形态作为进步的工具，同时，在这个时期，只有在其他所有形态都受这个主导形态支配的条件下社会才能发展。然而，条件是不断变化的：昨天占优势的基本要求，今天可能变成仅仅是个人和社会的某一个要求。昨天还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社会形态，今天可能要求具有同等地位，明天则要求占据主导地位；如果社会还想保持进步的话，它就必须过渡到新的条件。昨天占据主导地位的形态，昨天的进步分子有充分根据为其优势而进行斗争的形态，今天必须让出首位，而那些还要去维护它的人，则将成为反动分子……新的条件，同样也将存在一段时间之后必然被其他新条件代替。谁如果像崇拜偶像那样地崇拜社会形态的条件，那他就必然要冒着成为反动势力拥护者的危险，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条件能够一劳永逸地满足进步的各种要求。对于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人来说，社会形态可以说是一件“不结实的衣衫”，它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只有当社会形态在当前条件下适应当前时代的各种要求时，它才获得自身的意义。也就是说，符合个人的自由发展，符合个人之间最合乎正义的要求，使个人能够尽可能广泛地享有文明的好处，使这些得到的好处更加稳定，并且消除停滞的危险。
人们之间的亲属关系奠定了氏族和家庭联合体的基础，不止一次地改变了人类的进步意义。很难清楚地描述灵长类动物生活的社会形态，灵长类动物是人类的远祖，甚至就是原始人类，考古学家在地壳的第三纪中与其说是观察到，不如说是猜测到他们的遗迹。不过，这种动物式的社会形态，与聚集在母亲周围的氏族联合体相比较，肯定是一种落后的社会形态；现代的社会胚胎学家越来越有根据地把氏族联合体作为第一个纯粹的人类联合体，重现于我们的想象（关于这点，我在前面第四封信中已经谈到）。这种母系氏族几乎到处都让位给家长制氏族，以后又让位给在家长制氏族基础上形成的父权制家庭。这两种形态之间的斗争及其进步意义对我们是完全模糊不清的。也许，甚至很可能，家长制氏族和父权制家庭对于母系氏族的胜利，是利己原则对于社会原则的胜利，这是由于人类的生活有了更多的保障，争取生存的斗争有所减弱，因而使利己的欲望有可能更容易达到自己的特殊目的。可是，也许处境优越并有较多闲暇的少数人的个人批判能力只有通过族长和世袭贵族占有特殊地位的家长制形态才能培育起来。也许对于人类来说，确实有过这样一个时代，即家长制是联合体的发展基础，在族长对其后代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在各代人之间存在着最紧密的等级制联系的情况下，能以最好的方式使人类在经济、政治、宗教以及一部分科学方面的要求得到满足。不过，我们先把父系习俗是否比母系习俗更为进步这个现在很难解决的问题放在一边；我们先用氏族联合这个词语来概括其共同事业与联合体内部的亲族关系密不可分的原始结合体的一切形态；在这里，这个概念也适用于有共同妻子和共同儿女的母系氏族；也适用于被古希腊—罗马法制进一步加强并保存至今的闪族人习俗—父权制家庭；也适用于一妻多夫习俗的各种过渡形态；也适用于在人类某些地方保存下来的其他比较特殊的形态。在所有这些形态中，作为为了共同防御而把人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建立牢固联系的第一个联合体，氏族联合体是主要的进步基础。习俗的专制主义、对异族人的憎恨、琐碎的家世方面的骄傲、对死去的祖先的迷信、部族之间的敌视，—这就是当时的结果，并且造成了许多苦难。但是比较起来，这种形态可以使社会遭受较少的苦难，或者可能至少可以制约未来比较广泛的思维，从而能够在争取真理和正义的斗争中减轻后代人的苦难。无论如何应该肯定，氏族制度在当时是一种进步。无论氏族的战争引起部族之间多么残酷的屠杀，在这样的屠杀中死亡的人可能还是比在个人没有氏族联合的保护下要少一些。无论习俗对某些个人如何沉重，无论族长如何肆无忌惮地剥削部族成员的劳动和生活，但是，氏族习俗或族长权力统治下的部族活动，与个人的分散活动相比，可以使部族中更多的人免除饥饿和危险。无论氏族和部落的首领如何惨无人道地对待其他族人，使他们成为奴隶，把他们杀掉或吃掉，可是人在氏族联合体中逐渐明白人不仅应该捍卫自己的生命，也应该捍卫与自己亲近的人的生命、幸福和尊严，应该捍卫他人的生命、幸福和尊严，这些人与他在思想方面有联系，就是说，他们与他具有同等的权利和同等的义务，为他们造福是他品德高尚的表现，对他们的侮辱也就是对他自己的侮辱。
一旦法律开始保护个人，氏族的血腥复仇就变成极其有害的社会偏见，并且从进步因素转化为反动因素。一旦自由的经济联合比氏族的和公社的联合体给个人带来更大的保障和更多的利益，维护氏族的经济原则就开始具有反动的性质。一旦人开始意识到，任何人的尊严与自身的尊严都是互相关联的，对任何人的侮辱就是对自身的侮辱，那么，只能同族的人之间联系的想法就变成文明道路上的障碍。
法律在人类生活的某个时代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则，并且理所当然地成为进步的因素。它保障弱者的生活免遭强者的蹂躏。它巩固了契约，使公社获得了自由和广泛发展经济的可能性。它教育人认识到他们在道义上的平等地位，认识到人的尊严超越于出身、财产以及其他一切偶然情况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然而，法律并非任何时候都是进步的因素。我将在另一封信中分析随着法律的形式因素的加强社会发展必然停滞的趋向；现在我仅仅指出这个问题。法律总是字面上的东西；社会生活在不断的发展中必然会产生比立法者所能预见的更多的问题，甚至很快超过最尽责的立法者制定法律时所依据的各种条件。如果有人想把各种各样的现实生活全部硬塞到法典的固定条文中，那他就不会是一个进步活动家。如果有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维护陈旧的法律，那他就是一个反动分子。当然，几乎所有组织比较完善的社会都包含着废除陈旧法律的可能性。但是，有时政府或少数有权势者为了私利维持社会意识摒弃法律形式，如果不是1870年的战争破坏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原则的话，这个帝国可能可以更长久地以合法形式继续统治法国；然而这个帝国的真正拥护者是如此少，以至于它在9月4日找不到任何一个保卫者，尽管取代它的政府在政治、精神或道义方面没有什么突出的特色。在类似的情况下，字面上的东西会依然记载在法典上，有时甚至可以找到利益攸关的坚定的保卫者；不过，真理、生活和进步都与之无关。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检察官起诉的要求从法律观点看如何正确，但是真理始终在那些不根据法律而宣告被告无罪的陪审员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车磔犯人的刽子手是多么合法，无论警察多么合法地用拷问刑具恐吓犯人，但是把受难者从刽子手中解救出来才是进步，把强加在无权的人身上的可耻刑具摧毁才是进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元老院关于恺撒·奥古斯都·多米齐安是上帝以及在他的雕塑前要奉献祭品的法令有多少正确的法律根据，无论格斯勒[4]让人们向他的礼帽鞠躬致敬的要求是多么正确，但是历史未必不站在那个宣称“不，多米齐安不是上帝，不应该给他的塑像奉献祭品”的衣衫褴褛的宣讲者；历史未必不站在那个不但不向格斯勒的礼帽致敬，而且给了他致命一击的半传奇式的射手一方。
在最后几任恺撒和最初几个野蛮部族国王统治的时代，教会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占优势的意义，一切社会原则都受它的支配。当一方面罗马国库，另一方面野蛮部落掠夺了多数人的生活资料时，当不管是古代法还是新的社会需求都还不足以保障个人时，主教为了精神上的威望成了进步的社会活动家。他的关心是片面的，然而，这是对灾难深重的黎民百姓的关心。他的审判是不公平的，然而，这毕竟是向正义的某种接近。他甚至有时可以公开谴责任何人都未曾指责过的皇帝的野蛮行为。他能以地狱遭劫和神灵惩罚的恐吓制止任何人都无法制止的野蛮部落的暴行，尽管只是有时。无论卡西雅和贝涅基克特[5]的法规如何野蛮，但在当时条件下，只有它们才能提供保存知识传统（也就是识字）和文化传统的可能性。因此，在这个时代，这对西欧来说是进步的积极因素。不过很快这种关于主教和僧侣的社会意义的观念在西方就成了反动的因素。最粗俗的财产继承法庭在审理民事案件中也比宗教法庭更为公正。在与天主教的主教干涉社会事务的弊端对比之下，封建主义、集权的国家行政机关、成文法的一切弊端都显得微不足道。作为教阶制要素的教会的独立性，在与国家对比之下，变成了反动分子的思想。神学家对其他研究部门的统治，变成了对发展危害最大的障碍。只有教阶制的组织不是成为社会的主导者，而是作为争取其他主导原则，争取民族性，争取在低等种族中传播高等种族文化等的斗争参加者，只有在这样的地方，它才是进步的推动者。
我再举一个我在第五封信中提到过的例子。科学在自己取得胜利的过程中，无疑是一种进步因素；然而在一定情况下，当社会现有的全部力量都必须用来解决各种迫切的实际问题时，当社会上任何一个对这些问题漠不关心的成员都是社会的敌人时，当任何人以骄狂的态度蔑视政论家之间轰动一时的论战，蔑视群众政治集会上的喧嚣争论，蔑视各党派之间的流血冲突，而他无权认为自己是进步活动家时，科学协会，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很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在这种时候，如果科学协会理解自己的人道意义，那它就会使自己的著作倾向符合社会的需要，或者说，它的成员就会把自己关于纤毛虫新形态的研究，关于克洛维外衣式样的研究，关于克勒特语动词变位法的研究摆在次要位置，而把自己的才能、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精力用来解决迫切的现实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几何学新领域的开拓者蒙日[6]就会整天在作坊中度日，啃干面包，给工人书写指示。在这种情况下，参加创立了化学科学的贝多莱和福尔克鲁就会献身于硝石的采掘和对农人出身的矿工的训练。在这种情况下，比较语言学的首创者威廉·洪波尔特就会把自己的全部智慧用于普鲁士的复兴。天文学家阿拉哥就会坐在共和国立宪者的议席上。细胞病理学的奠基者微耳和[7]就会在议会中击败俾斯麦。但是，科学协会也可以有另外一种做法。它可以以自己研究室中的超世的平静而自豪，可以运用自己的影响使周围的人对群众的苦难漠不关心，而去尊重官方的现状，或者它至少可以认为，参加轰动一时的迫切问题的讨论会有失自己的身份。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著作的全部科学价值也不能使它逃脱历史的宣判：为了科学—当然是十分糟糕的科学—而宣传对于迫切的现实问题的冷淡主义并且逃避参加解决这些问题的科学协会，将是一种反动的因素，而不是进步的因素。
我们暂且只限于讨论这些例子。所有这些例子都证明一点：发展的因素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无条件地属于上述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然而每一种社会形态在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环境中都可以成为有一定影响作用的进步工具。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条件地维护某一种社会形态，必然会宣扬反动的因素，因为同一种社会形态，或者甚至同一种社会形态的综合，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居于主导地位，并给人类带来利益。历史的正确进程必然使各种形态轮流占据统治地位，使一种形态让位给另一种形态。
究竟如何在历史的当前时刻弄清楚什么是进步？哪个政党代表进步？在所有的旗帜上通常都写着伟大的口号。所有的党派通常都宣传那些在一定条件下过去和将来都是进步推动力的各项原则。这个也很好，那个也不错。然而，究竟如何选择呢？
没有知识的、不善思考的、迷信他人权威的人，无法正确无误地进行选择。任何一个字眼本身都没有代表进步的特权；进步是不能塞进任何一个形态里的。要探究词语背后的内容。要研究某个时代和某种社会形态的条件。要增加自己的知识，加深自己的信念。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只有自己的理解、自己的信念、自己的决心才能把人类变为具有个性的人，而且除了具有个性的人以外，就没有任何进步的原则，没有任何进步的形态，也就根本没有进步。重要的不是旗帜，不是旗帜上写着的口号。重要的是旗手的思想。
[1] 卢契亚奴斯（约125—200）：古希腊杰出的讽刺作家。卢契亚奴斯在对柏拉图的哲学体系感到失望后，通过自己的某些著作用嘲笑的语调批评了柏拉图的著作，特别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卡特科夫（1818—1887）：俄国政论家、批评家。——译者注
[2] 公元前621年，奴隶主贵族德拉古将习惯法整理编纂，颁布了雅典第一部成文法，史称《德拉古法》，标志着雅典法进入了成文法时期。——译者注
[3] 圣巴托罗缪是法国的狂欢节，时间是每年的8月25日。由于法国天主教对胡格诺教徒的屠杀发生在圣巴托罗缪节的前夜，故称圣巴托罗缪之夜。圣巴托洛缪大屠杀是法国天主教暴徒对国内新教徒胡格诺派的恐怖暴行，开始于1572年8月24日，并持续了几个月。由于胡格诺派的不妥协的强硬态度，使该事件成为法国宗教战争的转折点。——译者注
[4] 格斯勒：13世纪统治瑞士的奥地利总督。在席勒的作品《威廉·退尔》中被射手威廉·退尔击毙。——译者注
[5] 卡西雅：罗马法学派的首领；贝涅基克特：那不勒斯附近寺院的奠基人，他的法规奠定了天主教僧团的基础。——译者注
[6] 加斯帕尔·蒙日（1746—1818）：法国数学家、化学家和物理学家。——译者注
[7] 鲁道夫·鲁德维格·卡尔·微耳和（1821—1902）：德国医学家，细胞病理学的创始人。1858年发表巨著《细胞病理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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