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俄﹞拉甫罗夫《历史信札》（1869）
第十封信 理想化
人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作为自然的奴隶，从来不想认识自身的奴役状态。人屈从于不断重复的非理性本能，屈从于偶然状态，但是从来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动机是非理性的，也从来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行为是偶然作用的结果。在他最隐秘的内心深处，我们可以发现他隐藏着把不可改变的规律依附在无意识的物上的意图，可以发现他用某个东西来掩饰自己不坚定的和不合逻辑的行为。他借助于理想化来进行。
理想化的过程是这样进行的。我在某一刻做了好事或者坏事，但是没有思考这件事本身是好还是坏。但是当我去做这件事时，就已经做出了评价。如果在我看来这是好事，那我非常高兴。如果我在没有思考这件事本身是好事时，就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那么我在自己心中做出了一些好评。可能我掂量了，但是我不记得。现在我想起来：我确实迅速地想到这是好事，考虑的速度显示出我的一个优点：我是一个理解力很快很强的人。但是我们只是假设我天生记性好，没有记错这件事。好极了。我做了一件好事，没有深思熟虑，没有仔细考虑，仅仅是根据自己的本性和内在的本能。这意味着，我的本性是如此地善良，以至于我可以做很多好事，甚至不需要理性地认识这些事是不是好事。我是一个好人，不是由于智力的发展，而是由于本性。这意味着，我是一个特别好的人。另一个理想化的方法是适用于习惯宗教思维的人。我做好事不是为了自己：它是上帝赋予我的，正是那个控制人的意志和行为不需要人思考的上帝。我选择上帝作为解释我做好事的意图的工具。这种方法好像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它比前面分析的方法隐藏着更多的自我抬高。在所有完全非理性行为的情况下，在非理性行为偶尔有好的结果的情况下，理想化的结论是：我是一个非常好的和理解力非常强的人；我是一个在本性上特别好的人；我是一个为上帝做好事的人。
如果是坏事，那么理想化的方法是不同的，但是有相同的范畴。最后一种方法是适用的，而且在这里没有任何改变。我这样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上帝审判和愤怒的工具。上帝选择我做这件事；在智力较低的人看来它是坏事，但是智力较高的人却不这样认为，如果上帝决定他选择的人完成这件事，这意味着，它实质上不是坏事。唯理论者不说上帝，而是说最高规律，它支配一切事情，从坏事中得出好的结果；而是说一切存在的最高和谐，在其中个人的行为是单个的音符，如果单独听，这些声音就非常刺耳，但是为了整体的和谐，它们又是必要的。看来，坏事作为普遍和谐的必要因素，根本不是坏的，应该做坏事，而我从做坏事的人变成“世界音乐会”的有益参加者。但是与此同时，人们愿意运用最合适的方法。即使事情就本身来说是坏的，但是记忆迅速根据一系列最高原则检查我的行为，如果任何一个原则从远处看是符合标准的，那么从想象力来看可能说的是我完成这个行为的原则。我大骂朋友，在决斗中杀死朋友：我用伟大的名誉原则为自己辩护。我爱慕女性，在没有谋生方式时抛弃了她和孩子：我遵循了自由恋爱的伟大原则。我与农民签订对他们毫无益处的条约，起诉他们直到他们陷入赤贫：我以伟大的法律原则的名义行动。我告发阴谋家：我赞同伟大的国家原则。在文学艰难的时期我由于个人的愤怒诋毁党的思想机关报：我是一个为争取伟大的独立原则和文学的纯粹性而斗争的战士。这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它从来不能坚定地根据某一个伟大的原则。从最高的观点看，我的事不仅不是坏事，而且是好事。—又一个非理性的行为，尽管它的后果是有害的，但是这个行为使我成为伟大原则的辩护士、世界和谐的有益参与者和最高意志选择的工具。
理想化的范围非常广泛。在它所有的发展因素中它是依据人的无意识的和半意识的行为使人的想象具有意识特征的意图，而且有意识的行为也从比较初级的阶段发展到最高的阶段。但是在这里不得不区分必要的理想化、错误的理想化和真正的理想化，因为必要的理想化取决于人的思维本质，在很多领域还有错误的理想化，为了真理和正义的批判活动应该反对错误的理想化，最后，还有一些情况是真正的理想化，在其中批判本身不得不为人的现实的合理的需求辩护，不得不反对否定它们的人。
唯一的理想化对于人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它是对自由意志的认识。正是由于自由意志，人无论如何不能脱离主观信念，它任意地对自己提出目标，选择完成目标的工具。无论令人信服的客观认识如何论证，他的一切“任意”行为和思想不是别的，正是以前一系列外部和内部的事件，身体和心理的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对这些行为和思想的任意性的主观认识不可避免地是经常不断的幻觉，甚至是对统治外部世界和人的精神的普遍决定论的论证过程。不得不接受这种不可避免性。人对自己的动机不由自主地理想化，这在人的活动领域中成为人的广泛的科学和哲学活动的有益基础。人对自己提出的目标，人为实现这些目标所选择的方式，无论本质上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都是完全独立的，这些目标和方式以明确的好坏等级存在于他们的头脑中。但是学术批评被认为是在它们中间确立正确等级的工作。把无可争议的真理与可能的假设、错误的见解、虚幻的想法、矛盾的认识相对立。把不合理的方式与合理的方式相区别，把有害的方式与有益的方式相区别。从大量非理性的、偶然的、充满激情的和自私自利的动机中突出道德的动机。在人的动机、思想和行为的范围中，人自身不能发现自觉意志的痕迹，把它们与人的其他动机、思想和行为的范围相比较，对于这一类范围，人不能摆脱思考它们的意识，不能摆脱为它们负责的意识，也不能摆脱他人像他一样承认为它们负责的意识，无论如何所有这一切与前一类范围一样，都应当是决定论。对于人的大脑是不可避免的，正如统治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把任意提出的目标和任意选择的方式隐秘地理想化，在每个人面前确立最好和最坏目标的道德等级，仅仅保留了他批判检查的能力，在这个批评中是否必须改变这个等级，承认其他东西是最好的或最坏的。由于意志的决定，选择某种行为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道德的批评可以赋予这个选择最高或最低的意义，在自己和其他赞同那些信念的人面前使个人为这个选择负责。这要求把理论认识领域与道德认识领域相比较，在道德认识领域中得出自己最初的主观的自由意志的事实，而这个事实与它的理论意义相独立；给实践哲学提供坚实的基础。请允许我在这些信里与读者说一说个人的道德责任、个人反对过时的社会形态的道德必然性、道德理想以及从它们当中得出的历史进步。
人对自己的认识就是自身意志的表现，如果自己对一切负责的原则被认为是必然的理想化，而且是不能消灭的，那么这个原则就是唯一具有这样特权的理想化。只有在批判的基础上才可以避免一切。在对理想化现象提出这个要求时，我们发现，它是多么广泛地运用自己理解无意识过程的方法。与此同时，它并不局限于人，而是试图把整个世界拟人化，把整个世界理想化。根据人在所有现象或者极大多数现象中加入意识和理性的意愿，通过观察可以得出三种理想化形式。第一，现象在人看来是超自然的行为，是个人、精神和上帝之外的行为，是意识、理性和意志所赋予的。第二，现象在人看来是世界统一的有意识的理性的本质表现。但是，理想化世界的第三种方式是起源于原始时期的人类最古老的生活。外部世界的对象在它的所有领域几乎都被认为是意识、理性和意志所赋予的生命体，或者是这些生命体的处所，而世界的现象被认为是这些生命体的蓄意行为。科学认为精神和上帝的世界是想象创造的产物。它认为“精神世界”“绝对精神”和“绝对意志”是形而上学创造的产物。但是它不得不解决到现在还没有在各个方面得到解决的问题：意识、理性和意志是外部世界的哪些对象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是外部世界的对象。史前的人长期把对意识生命，也就是人的意识的认识扩展到几乎所有对象。后来批判思维越来越缩小有意识的对象的范围。曾经尝试认识一个人的心理过程，但是必须把这些过程逐渐扩展到各种本能。现在一些研究者假定有机体在低级发展阶段有意识，甚至几乎所有物质都有意识，似乎把原子也看作“有思维能力的人”。但是批判说明人的行为具有长期的理性。批判在人的行为中还发现了一类纯粹机械的、无意识的现象。然后在其他类现象中认识到最低级的本能，它们与无法遏制的、没有任何理性的力量一起行动。然后在新的一类现象中思维是墨守成规的，似乎是机械的，虽然不能说，在这里缺少意识或者思维，也不能说行动的速度阻碍了对它做出评价；尤其是个人责任的评价仅仅是由于事情已经做了或者做了一半，或者完全做完了。后来我们遇到非常复杂的、充满激情的行为；在这里大部分是自我负责的道德评价和思考，但是激情的力量，或者激情占主导优势，以至于人故意使思考和道德要求服从激情。在这类现象的后面是行为的范围，人在行动中是思考的、完全为自己负责的生命体。人的大部分生命，他们的任何行为都是隶属于最后一类现象。人的大量行为与第三类现象有关，也就是在墨守成规、习惯和习俗的影响下的行为，如何进行自己的行为，尤其是相当复杂的本能行为。正如我们以上所说，自我负责的评价同时是行为本身的延续或者行为的结束，但有时候完全不是。人的生命发展程度是由命运决定的，在人的所有行为中，最后一类完全自觉的行为就是命运。
从以上可以看出，寻找行为的理性动机不可能是永远合理的方法；在人的行为中，机械的或者动物的本能常常多于人的本能。对于侦查学家必须权衡判决和建立刑法，这就如同对于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必须在过去和现在批判地对待人的行为，批判地对待人把自己和他人的行为理想化的意图，寻找它们的理性动机，最终是为了在追求实践目标时不犯错误。
无论人可以称之为理性的行为是多么有限，但是假定行为是理性的理想化意图是非常广泛的，因为大多数人愿意把自己所有机械的、墨守成规的和富有激情的行为都看作理性的行为。一些人完全真诚地进行这个理想化过程，另一些人—仅仅是为了在他人面前抬高自我或者是为了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但是知识的缺乏和思想的变化不允许大部分人这样做。当其他人跟着他们这样做，当其他人愿意跟随那些允许他们暴露愚钝思想的人，允许他们毫无理性地对待道德一政治原则的人，允许他们墨守成规地对待保守理论的人，允许他们胆小地背叛国家，蔑视英雄的行为，好奇地探索真理和憎恨反对谎言的斗争的人时，他们是非常高兴的。这使那些把伟大的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党派拥有了大量的追随者。永远有人高举这样的旗帜，因为他们需要用夸夸其谈的大话掩盖自己的行为。因此，在伟大原则的保护下，首领打算实现自己阶层或者团体的自私自利的利益，这些原则的精打细算的宣传者在大部分情况下越来越快地集中党的拥护者，或者这个党更加广泛更加方便地用新的旗帜掩盖机械的、动物的、墨守成规的和充满激情的个人意图。在这种情况下更加方便地进行理想化，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每一个大话不止一次地成为先进的党的口号，成为进步的公式，因此在这样的时代，诗歌和哲学、习俗和传统完全真诚地和合理地包围着伟大的荣耀。那些虚假的理想化的人指责这些真诚的和天才的夸耀者，从他们建立的宝库中为自己的目标寻找工具。
由于这样的现象，批判应该更加严格地对待写在党的旗帜上的夸夸其谈的大话，更加认真地研究在这些大话中隐藏着多少对个人不合理的或者合理的本能的理想化。
在上一封信中，我区分了两种伟大的思想，一种符合普遍的原则，一种符合个别的社会形态。我们在这里也这样做。相对于普遍的原则，批判的方法对于揭示虚假的理想化是非常简单的：必须清楚党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理性、自由、幸福、正义等这些词语。必须检查，这些词语被赋予什么意义，哪些意义在当前情况下符合它们真正的进步意义。当然，只有当进步本身预先解释这些词语的真正意义时才是可能的。
对于个别的社会形态，任务更加复杂。我已经在第六封信中说了，社会形态是由自然需求和本能形成的。无论这些要求和本能多么自然，无论它们形成的形态多么合理，但是没有继续下去。与此同时，在历史中一个需求形成的形态实际上非常方便满足另一些需求，因为没有更好的需求；由此这个形态转变成一个具有各种职能的机构，在这种形式下遭受真诚和虚假的理想化，这种形态被宣布为党的旗帜和进步的最重要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批判的活动是双重的。第一，它不得不确定，党的哪些真正意图隐藏在它们的旗帜下。第二，它必须尽力寻找自然的合理需求，因为这个需求产生了在党的旗帜上作为它的主要原则的形态。批判通过第一种方式破坏虚假的理想化，也就是为了维护与它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意图，提出实质上可能令人尊敬的形态。批判通过第二种形式反对那些把夸夸其谈的大话当成偶像崇拜的人，反对不理解它的意义的人，反对那些虚假的理想化，反对那些否定完全自然的合理要求的人，这要么是歪曲人的本质，要么是伪善。最后一个任务不仅具有否定的内容，而且具有肯定的内容，在当前社会形态的基础上建立自然需求和自然本能，批判承认这些原则是合理的，要求在真诚的基础上，也就是在真诚对待人的自然需求和本性本能的基础上建立社会形态。在社会形态中实现植根于人的本质的道德力量，这是对他的自然需求的合法的和人道的理想化，这与在历史文化形态中对它们的纯粹理想化相对立。这个人道的理想化是完全科学的理想化，因为在其中存在如此多的主观意见因素，以至于它在心理现象的研究中也是完全不可避免的。需求是现实的心理事实，是应该研究的事实，特别是这在什么程度上是可能的。一旦需求被确立为自然需求，它就应该在合理的范围内得以满足，必须寻找最能满足它的社会形态。我错误地确定在当前社会形态基础上的自然需求；我错误地得出结论，我认为这些结论必须是真诚地对待这个需求。比较内行的研究者在最后一种需求中发现新内容，从而建立更加正确的与社会形态一致的理论。但是可能的错误和合乎逻辑地消灭它们丝毫不能破坏普遍方法的科学性。把社会形态归结为需求，研究者对这些需求的真诚态度（也就是直接的自己的想法），使社会形态与它们相适应的要求，这些都是在个人的任意性之外，在任何教条的盲目性之外，在任何创造性的幻想之外。这个过程可能严格地进行，消灭任何个人错误的源泉。因此，它是科学的，它的结果是社会形态理论，正如它应该清楚理解人的需求，—它是对这些需求的真正的科学的理想化的结果。因此，任何需求允许合法的人道的理想化，特别是属于它本身的理想化，因为否定它就如同否定它的文化；思想对它的态度受到限制。我们否认自然规律，但是不能消灭规律，只能在虚伪占主导的社会形态中引起它更加病态的表现。虚幻的理想化丝毫不能改变自然规律，而是在道德形式中加入虚伪，它使比较狡猾的和不太老实的人有可能欺压不太狡猾的和比较老实的人。
但是在纯粹理想化的掩盖下，各种自私的利益在社会形态中加入虚伪和不公正，正是这种虚伪和不公正引起对现有社会形态的强烈不满，使它们非常不稳定。为了使它们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唯一的方法是在它们当中加入真正的生命力，也就是用真理来代替它们虚幻的理想化。在这里，这种思想活动过程比形成文明活动的文化形态更加重要。正如读者看到，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否定的、破坏的和革命的东西。思想通常想给社会形态带来更强的稳定性，在人的现实需要中寻找它们的真正基础；它研究这些需要，用科学和正义巩固社会形态。思想批评否定的正是那些使社会形态不稳定的因素。思想摧毁的正是那些威胁破坏文明的因素。思想及时防止革命，而不是引起革命。
我们研究人的最基本需要，也就是对食物的需求，我们在人对昂贵食物和发达文化的需要中，在寄生者免费施舍的虚幻恩惠中，都可以看到虚假的理想化。同时，禁欲主义的虚假理想化在否认每个人的温饱需求时，自然产生毫无意义的斋戒形式，毫无意义地在上帝的神殿中聚集大量的珍宝，这些珍宝不仅没有人需要，而且把隐居生活的中心变成不道德的和无知的避难所。科学把这两个虚幻的理想化与承认饮食需求是自然的和合理的观点相对立，科学把这两个虚幻的理想化与承认它在生理学和社会学的基础上建立的满足感相对立。如果科学把温饱需求理想化，那么它的理想化是正确的，它指出在没有破坏食物分配的公平时，个人需要多少食物，个人可以占有它的多少价值，为了准备健康的、经济的和美味的食物必须发展烹饪技术。
这就是关于食物的基本需求，它还可以更好地应用在所有其他领域，一切社会形态的进步都在于更加严格地区分它们的自然需求，更加真诚地对待这些需求，消除关于它们的虚幻，对于它们的理想化重要的是指出需求的本质。我们研究一下最主要的需求。
人的第一个稳定联盟是母系氏族，所有的社会职能同时尽力满足个人的所有需求。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直到母系氏族在向父系氏族过渡时产生了宗法家庭。文化的贫乏造成的后果是，这种社会形态应该立即满足培养正在成长的一代人的需求，个人的经济保障需求，个人免受外部敌人的保护需求，个人家庭免受他人暴力的防护需求，积累知识的需求，创造的需求。氏族或宗法家庭的首领实际上也是孩子们的领袖、全能的企业家、政治活动家、法官、理论和实践传统的守护者，祈祷文中的抒情诗人，神话中的史诗，祭祀中的演员，这一切是因为种族关系明确了它们在部落中的地位。习惯和传统通过美好的诗歌、伟大的神圣联盟、规则的保护、社会意见的桎梏使家庭关系具有复杂的宗法形式。与此同时，禁欲主义不仅否定家庭的现有文化形式，而且认为性本能是玷污人的尊严，宣扬压抑性关系。对家庭的错误的理想化的结果就是可怕地滥用家长的权力，把婚姻变成买卖关系，把孩子对父母的依附关系变成奴役关系；对家庭的错误的理想化的结果就是家庭在礼仪的伪装下腐化堕落，毫无节制地公开堕落；它消灭人的一切关系，放纵个人的伪善和侮辱。如果不做极端的阉割手术，这些宣扬压抑性关系的禁欲主义者是无法消灭性本能的。在这里只有两种结果：要么扭曲人的本性，要么是伪善，它用更加精致的本能掩饰对公开否定的东西的喜欢。大多数狂热的宗教信徒通过这种方式歪曲人的生理机能；但是其他的信徒，例如北美的宗教派别可以成功地扭曲人的心理。在那里盲目迷信不再发挥作用，在僧侣的天使衣服下掩盖着伪善，他们放弃一切肉欲，隐藏着比俗人更加兽性的本能。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举世闻名的过程说明，所谓纯净的避难所实际上成为狂欢暴饮的场所，不仅经过自然需求的所有阶段，而且深入到本能的领域，在新的欧洲人看来，这些爱好是反自然的。实际上在一些教派的热烈的心醉神迷中，对性本能的神秘否定与对这些爱好的人为夸大得到了和解。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我们看到，禁欲主义引起一些人在社会中表现错误的意图，他们的特殊使命就是否定或歪曲人的本性的基本爱好，并把这个作为自己的功绩。
在氏族和家庭关系的历史中通过三种方式产生进步，其中最重要的是从宗族家庭的家长活动中逐渐突出那些在不发达的文化状态下所具有的属性。首先，依靠习俗的氏族关系让步于其他社会关系，在其中个人的思想以考虑、影响或者信念的形式发挥作用。批判思维建立了劳动分工的工业体系，这种分工起初根据阶层继承，然后根据个人爱好；批判思维建立了个人抵御外敌的国家防御体系，臣民或公民参与管理的政治体系；批判思维建立了与受审人的利益无关的司法体系；建立了与氏族族长或家庭家长的权威无关的科学方法论；批判思维建立了艺术形式，它把艺术活动变成有天赋的个人财富；批判思维建立了（或正在建立）培养青年一代的教育体系，它在智力和道德上培养成年人。
随着宗族家庭家长的权力被限制，为了反对在这个领域的错误理想化，思想具有最好的文化基础。对家庭的讽刺与对家庭的赞美相对立。怀疑主义和厚颜无耻的攻击动摇了它的珍宝。法律使家庭成员免受家长的专制主义，允许脱离家庭。通过舆论寻找其他理想。与此同时，在科学和正义的基础上，批判思维与否定性本能的怀疑主义相冲突。生理学论证了怀疑主义的非自然性；政治经济学论证了它在社会的破产；历史学论证了它的传说的虚幻性和它在宣扬个人理想时缺乏根据。
这些错误的理想化在批判思维下黯然失色，被性本能的真正理想化代替，真正的理想化正是通过真诚的需求进行的。正如这种生理本能是不可否认的自然事实一样。他把思维活动的事实变成自由选择。从远古时期这种选择就被理想化，正如以美的本能的名义的选择。理想化的进步恰恰在于，随着思想活动的发展，“美”或者“吸引”仅仅变成选择的借口，而智力和道德的优点则成为它的真正基础。爱的理想化—与家庭关系无关，与禁欲主义对立，它被如此长久地歌颂，就像一直被保留的人的语言；但是当它与萨迪[1]的歌曲一起时，当它与歌唱家、抒情歌手的歌曲一起时，它经常出现一些错误，当婚姻和爱情引起对永恒责任的共同认识时，一夫多妻的文化习俗，根据父母意志和根据商业利益的婚姻习俗与现代主义者席勒的抒情诗并存，与17—18世纪的情诗并存。由于文化习俗，由于思想发展，女性的地位在宗法家庭中仍然低于男性，到目前为止精神理想对于相爱的人仍然是不同的，因此，爱情的理想化还没有达到权利平等。女性试图在男性中找到力量、智慧、能力、社会影响和公民活动的精神理想，但是这种理想对于她不是理想，而是崇拜，因为她自身拒绝实现理想。男性只是根据美丽和优雅的审美理想来看待女性，这个理想本身是对自身的贬低，甚至把粗鲁的形式看作尊严。因此对女性而言，这不是对性本能的正确理想化。她因崇拜偶像受到指责，也就是崇拜精神力量的合理本能，在这种情况下她受到家庭文化形式的压制。所有的思维活动在理想化的过程中不得不通过美的合理本能来考虑男性的利益。只有当女性以男性所具有的精神尊严的理想的名义获得尊重时，相互爱慕的真正理想化才是可能的。那时爱的联合就成为两个生命体彼此之间的自由选择，他们在生理上相互吸引、相互接近，因为一个人完全尊重另一个人的人格。生理的本能成为个人相互吸引的合理基础，但是它受到合法的和人道的理想化；个人的联合由于一个共同的精神理想而得到巩固，他们通过自身的联合相互完善和相互发展。这使偶然的吸引变成稳定的精神吸引，这种精神吸引不是从外在强加的，也不是以文化习俗和传统的名义强加的，而是个人本身建立的。外在强制在稳定的联合面前不再具有任何意义。相互的尊重使联合非常珍贵，自由的关系消灭任何虚伪，而相互的信任使联合的个人在经济斗争、思想活动、社会事务以及对下一代的教育责任中完全能够相互帮助。在它的正确的、科学的理想化中，现在家庭的任务具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思考自然需求的必要条件，根据真诚的自由的情感，以正义的名义确立人的活动的必要目标。性本能是必要的源泉，个人喜爱是亲密的关系，是自由确立的选择，两个平等的生命体在参加社会进步活动中的相互发展是社会的目标—是现代家庭的理想内容之一。培养孩子是必然的源泉，培养者为培养事业做准备是个人的本能，也是对事业的自由选择，发展未来的人的思想、批判能力、信念和自我牺牲的能力是社会责任——也是这个理想的另一个内容，——因此，真诚地对待自然爱好，消灭虚幻的和错误的文化形式，树立家庭的新理想。这个理想培育思想，具有以前的家庭理想的所有优点，而且保持着最高的稳定性，因为它是依据科学资料，依据正义的要求，依据人的尊严。
例如，人类文化早期阶段的另一个需求—经济保障的需求，它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所有权、继承权、使用权以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经济依从关系等。一旦广泛的氏族联合瓦解在习俗或者法律的保护下相互竞争的家庭联合，逐渐从临时的基本方式和持续的占有方式到必须关心个人和家庭的垄断地位的形成和保持。在社会低级发展阶段，个人的工资可能基本没有保障。今天狩猎，抢劫，好的天气条件就使人有机会获得更多的东西，但是这样获得的战利品不能长久地持续。因为不仅今天，而且明天、后天都要生活。除此之外，在家庭中还有老人和孩子，还有不能获取食物的人，必须考虑他们的生活保障。最简单的和最合理的决定就是在顺利的一天尽可能多地储存，以防其他可能的不顺利。精明的猎人、幸运的强盗把在未来保障自己和家庭的一切东西据为己有。他们攫取的东西成为他们自己的垄断财产，哪怕他和他的家庭还不能享有。甚至孩子已经可以自己获取食物时，他们还是被父亲占有和垄断的财产。在社会还处于这样的低级阶段时，没有人可以保证不被饿死，个人对财产的这种垄断远远超出他和他的家庭的直接需求，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每一个人不得不用尽一切方式保护自己和自己的亲人。争取生存的斗争对于人而言即使不是唯一的，那么也至少是占主导的规则。但是社会的状况逐渐改善；畜牧业和农业达到了可能保障生活的要求，而且这种可能性在未来的一定时期超过各种突发死亡的可能性。占有或继承的垄断失去必然性的意义，虽然它在比较困难的时期说明了垄断的正确性。尤其是，垄断失去了自身的合法性，仅仅是远古时期的传说，仅仅是文化习俗，它通过改善技术，通过奴隶和雇佣工人的劳动，通过改进剥削方式——达到把巨额的财产垄断到一个阶层、一个团体、一个家庭和一个人的手中。这就是依靠垄断私有财产的社会经济制度形式，在这种形式中继承财产的是少数人，大多数人是奴隶、雇佣工人和赤贫者[2]。在这里我们看到对这个制度的诗意的、宗教的和形而上学的理想化。财富、奢侈、掠夺、占有、继承财产的贵族以及贪婪的资产阶级有自己的歌颂者、赞扬者和他们的理论家，有保护他们的准则，有他们自己的上帝，有对他们的无尽赞美。禁欲主义否定任何财产，否定任何经济活动，打着上帝的旗号使人民处于寄生的贫穷的生活。这种制度条件的自然发展是在批判思维之前，它促进了批判思维。掠夺和垄断的习惯从比较野蛮的制度转移到比较文明的社会，改变了原始野蛮人的生活方式：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尽一切力量保障各种不稳定性。贵族阶层在生理和道德上日渐衰微。个人和家庭的感情使财富分散，家庭成员在极不理智的挥霍中失去了通过掠夺所积累的财富，为了自己获取更多的财富，互相偷窃和互相谋杀。国家尽可能多地攫取私人的珍宝。饥饿的雇佣工人和穷人不断侵吞所有能侵吞的东西。社会制度是如此不稳定，以至于外部的推动力或者内部的爆发力就可以破坏少数人的璀璨文明。除此之外，私人之间的相互斗争一个接一个地毁灭它们。近年来，为了巩固社会制度，私人垄断者不得不牺牲自己在军队、警察和监狱中的一部分财富，不得不分给穷人一部分财富，不得不在偶然的经济危机中牺牲一部分财富。由于这些历史事实，社会主义的经济批判不断发展，这使奢侈的私人垄断者和寄生的禁欲主义者倍感震惊。批判思维组织反对垄断资本的联合劳动的斗争，确立新的经济理想。批判思维承认经济保障的需求，但是要求个人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中得到保障，与此同时，不能垄断那些超出自身需求的财富。在这里，与需求一致的理想化不是新事物。这是对劳动的理想化。但是以前劳动被理想化为资本的武器，工人的依附（它不仅在世俗的法律中，也在上帝的旨意中），以及对原罪的神秘惩罚。
社会主义向工人提出了另一个理想。这就是有效的生产劳动反对不劳而获的资本的斗争；这就是保障劳动者生活的劳动，是使劳动者获得自身发展和政治意义的劳动；这就是享受舒适的，甚至奢华的生活的劳动，不需要诉诸野蛮的方式，不需要垄断个人的财富，因为人人都可以享受舒适的和奢华的生活。
这就是我们在虚幻的和真正的理想化中对人的基本需求的研究，现在我们从基本的需求转向更加复杂的原则，也就是人的历史制定的原则。
[1] 萨迪（1208—1291）：中世纪波斯诗人，萨迪作品风格一直是波斯文学的典范。-译者注
[2] 这要求多方面的发展，它在俄国的出版物中是不可能的。我几乎没有改动这篇在1870年的文章。（1890）——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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