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封信不断壮大的社会力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俄﹞拉甫罗夫《历史信札》（1869）

第八封信不断壮大的社会力量

　　“单人不成伍”，——一个古老的谚语这样说。带着对社会形态的批判，怀着把正义体现在社会形态中的愿望，个人作为一个无能为力的个体，面对社会确实是微不足道的。然而，这样的个人却成了一种社会力量，成了社会的推动者，创造了历史。他们是怎样做到的？
　　首先，应该承认一个事实：如果这个活动家是一个真正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人，那么他从来就不是孤立的。他对社会形态的批判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比别人更深刻地理解这些形态的缺点，意味着他比别人更清楚地明白这些形态缺乏正义。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就有许多人会在这些形态的重压下痛苦、埋怨、辗转不安和面临死亡。只是他们这些缺乏批判思维能力的人不明白他们如此不好的状态是什么造成的。可是，如果有人给他们讲一讲，他们是能够理解的，并且他们——这些能够理解的人—可以和最早提出这个思想的人一样地理解，甚至比最早提出这个思想的人理解得更好，因为他们在饱经忧患之后，对这个思想的正确性的认识，要比它的最早提出者更充分、更全面得多。所以，为了不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反对社会形态的斗争者应该把自己的思想讲得使别人能明白：如果思想是正确的，他就不会孤立。他在那些思想最敏锐、最富有接受能力的人中间，会有许多同志，许多志同道合者。他不认识他们；他们是分散的、彼此互不相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压迫他们的恶事面前是孤单的、无能为力的；当他们懂得为什么他们会受恶事压迫的道理时，他们可能变得更加不幸，然而，他们的思想越正确、越公正，他们的人数也就越多。这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一种还没有表现为行动的力量，然而，这已经是一种力量。
　　要使力量的作用显示出来，需要榜样。要使个人感到自己不是孤立的，应该让他知道还有另一个人，这个人不仅知道自己是如何地痛苦和为什么如此痛苦，而且还反对这些恶事而进行活动。需要的不仅仅是言论，还需要行动。需要坚毅的热情的人，他们敢于冒着一切风险，准备牺牲一切。需要殉道者，他们的传奇故事要远远超出他们真正的品德和他们实际的功绩。人们把他们并不具备的毅力加在他们身上。人们借他们之口讲出他们的后代才能达到的最美好思想，最美好情感。他们在群众面前将成为不可企及的、难以想象的理想人物。可是，他们的传奇故事将以斗争所需要的坚毅精神鼓舞成千上万的人。从未讲过的话将不断地重复。起初似懂非懂，后来理解得越来越好，一种从未鼓舞过奇异的、理想的历史人物的思想，似乎作为是这个人物的启示，体现在后代的事业中。牺牲者的多寡是无关紧要的。传奇故事总是使他们最大限度地增多。而社会形态的保守分子，正如历史证明的那样，总是以自我牺牲的精神迫使普通百姓向大量的被迫害的斗士叩拜，结果就使某种社会形态的反对派可能制订出一长串牺牲英雄的名单。在斗争的这个阶段，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已经有了真正的力量，不过还不是一种协调一致的力量。这种力量大部分都白白地消耗在一些最先引起注意的无谓琐事上。人们由于丑事的出现而死亡，而丑事的实质却没有变化。苦难没有减轻，反而有所增加，因为随着斗争的加剧，敌人也更加凶狠了。在斗士自身中间开始出现分歧、瓦解，因为他们越是激烈地斗争，他们彼此也就越加歧视。尽管活动家们付出了全部精力，做出了一切牺牲，效果仍然不大。力量表现出来了，不过被白白地浪费掉了。然而，这已经是一种意识到自己存在的力量。
　　为了使力量不被白白地浪费掉，应该把它们组织起来。具有批判思维能力和具有强烈愿望的个人，应当不仅希望斗争，而且希望胜利；为此就必须不仅知道所要达到的目的，而且知道能够达到目标的手段。如果斗争是严肃的，那么在反对腐败的社会形态的斗士中，就不会都是一些为了自己的苦难，而且只是听了别人的言论和靠了别人的思想才了解这种苦难而进行斗争的个人。在斗士中间，还会有对整个情况都批判地考虑的个人。这些人势必要彼此寻求，他们势必要联合起来，以使这种刚产生的历史力量中的不协调因素成为协调一致。于是，力量组织起来了，它的作用可以集中到某一点，集中到某一个目的；现在它的问题纯粹是属于技术方面的：耗费最少的力量去完成最多的工作。无意识地受苦和幻想的时期过去了；英勇的活动家和狂热的蒙难者的时期，不计成效地耗费力量和无畏牺牲的时期过去了。一个安详的、自觉的工作者，有计划的冲击，周密的思考和始终不渝的、坚持不懈的活动的时期开始了。
　　这是一个最困难的阶段。前两个阶段都是自然而然地发展的。苦难在个体中产生某种思想；思想被表达和传播出来；苦难变成觉醒；到处都有更坚强的个人冲杀出来；苦行者出现了；他们的牺牲增强了毅力；他们的毅力加强了斗争；所有这一切，就像任何自然现象一样，一个接着一个，按照必然的顺序发生。没有一个时代不是在较大或较小的规模上发生这样的现象，而有时，这种现象可以达到极其广泛的传播程度。然而，在所有那些为了真理和正义而同陈腐形态作斗争的党派中，获胜者寥寥无几。其余的灭亡、瓦解或者僵化；当新的时代引起了新的冲突，组织了新的党派，而原有那些党派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时，它们也就消失了。这些党派未能取得胜利，只是因为它们自然而然地通过了前两个阶段之后，不善于为自己开创第三个阶段，因为第三个阶段不会自行创立。对于第三个阶段，必须周密地考虑它的每一个细节：原因和后果，目的和手段。对第三个阶段应该渴求，坚定地渴求，尽管个人会遇到无数的烦恼，尽管要进行使人疲劳的、单调枯燥的工作，而这种工作在多数情况下又是不显眼的、不被重视的。对第三个阶段应该做好准备，全力保持和维护，坚韧地承受一切挫折，利用每个机会，不放过任何一个人和任何一件事。这是一个经过周密思考的阶段，是一个人创建的阶段，也是一个最好能尽快度过的阶段，因为在整个这个阶段中，各个党派在极大程度上都会遭到威胁着一切生命的危险，我们在讲到文明的进步时，曾提到过这些危险：由于没有持续巩固而瓦解的危险；由于片面的意图造成停滞而陷于僵化的危险。在这个阶段，这些危险对于党派之所以最为严重，正是因为只有在这个阶段，政党才具有有机体的生命力；所有不同种类的器官都被用来从事一种活动。瓦解和僵化只能威胁有机体的生存。在此以前，个人曾听从各种爱好的支配，而爱好是牢固的，因为它们直接从各种情况中产生。现在，个人必须听从思想的支配，而思想只有在它极其明确时，才是牢固的，然而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爱好却又总是妨碍明确的思想。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阶段的主要困难究竟在哪里？因为只有战胜这些困难，个人才能在争取真理和正义的斗争中成为社会上真正有机的力量。
　　为了组成一个政党而必须凝聚起来的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由于他们比别人更有能力和更有毅力，就已经具有更为鲜明的个性。他们培养了自己的思维习惯，因此，他们比其他人更难赞成别人的观点，也更难接受别人的观点。他们培养了独立活动的精神，因此，他们比其他人更难于强迫自己不按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去进行活动。他们比其他人更善于在社会的因循守旧的环境中，捍卫自己的独立性，因此，他们最适宜于单独进行活动。然而，正是这些独立思考、独立活动、习惯于精神上独处的人，现在必须聚集起来，团结起来，共同思想，共同行动，组成某种强大的、统一的，然而是以集体力量而强大、以思想一致而统一的整体；而他们的个性，他们倍加爱护并避免受因循守旧影响的个性，他们如此习惯、如此珍视的个性，则必须消灭于共同的思想潮流之中，消失于共同的行动计划之中。他们创建了一个有机体，而自觉则在这个有机体中降到某个器官的地位。他们是自愿如此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令人颇为难堪的。在这些具有坚强毅力的人中间，经常存在着发生分裂、产生分歧的危险。不过，现在与前一阶段相比，分歧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那时，个人的行动占优势，处于以榜样和个人毅力进行宣传的时期，把精力消耗在哪些方面，这不是特别重要的：只要有毅力，只要能使之具有崇高声望、能以其名义和榜样去鼓舞人们投入新的事业的英雄人物就行。两个把力量消耗在相互间无谓斗争的敌人，可能像伏尔泰和卢梭那样，并排立于先贤祠中。但是现在，瓦解就意味着死亡，意味着放弃共同事业的胜利，放弃政党的未来。于是，独立的个人，怀着放弃一部分自己熟悉的观点和一部分自己习惯的活动的坚强意愿，聚集在一起，只要自己那些最亲切、最深刻的信念能够在将来获得胜利。他们思想的全部力量又都用来批判自己的精神、自己的活动，甚至不是为了弄清这样做是否真的合乎正义和真理，而是为了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这样做是否真的同我的愿望、我的信念的实质如此密不可分，以致如果我不愿有损于自己的品德，如果我不想牺牲我所珍爱的一切，我就不能放弃，因为，否则的话，只会是我的思想在名义上的胜利，而在此名义下则隐藏着如此庸俗的东西，如此被歪曲了的东西，以致我在其中根本认不出自己的思想。只有完全弄清退让到什么地方为止，对事业的背叛在哪里开始，为了这个共同事业而聚集起来的个人，才能组成坚强有力的政党。如果他们持有决不放弃任何东西的想法，那他们就根本没有必要聚集在一起。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共同的事业。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很乐意地把别人变为自己这套思想的工具，这套思想是在他自身形成的，具有完整的形式以及在信念和习惯方面一切实质性的和偶然性的因素。可是，这种为了彼此把对方变为精神奴隶的聚集不是组织政党，而是企图把一切变为实现某一个人的动机和目的的机器。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见解中分清实质性的和习惯性的东西；每个人都应该抱着为了实质性见解的利益，抛弃那些哪怕是非常可贵的习惯性见解的决心参加联盟；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看成共同机体的一个器官；他不是无生命的工具，不是无思想的机器，而仍旧只是一个器官；他有自己的结构，自己的机能，然而他从属于统一的整体。这是有机体生存的条件，并且是不可或缺的条件。这是一致行动的条件，取得胜利的条件。
　　单单是，如果说分歧是毁灭性的，如果说在习惯方面的让步是必要的，如果说个人应该服从共同的事业，那么，在实质方面的让步也同样是毁灭性的；活动家同样必须始终是有思想的个人，而不是变成别人思想的机器。谁在自己信念的实质方面做了让步，谁就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信念。他为之服务的不是他理解了的经过思考的自己向往的事业，而是毫无意义的空话，是空洞的言辞。当然，没有牢固的联盟，没有一致的行动，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当然，任何一个斗士都希望胜利。但是，胜利本身不能成为善于思考的人的目的。应该使胜利具有某种内在的意义。重要的不是谁胜利，而是什么胜利。重要的是思想获得胜利。如果思想由于让步而失去自己的全部内容，那么政党就失去了意义，政党就没有什么事业可言，争论就是系谁占优势。那样的话，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人组成的政党就会同他们所反对的那些社会制度的因循守旧分子毫无区别。在他们的旗帜上写着的字样，过去曾经是真理和正义的标志，而现在则无所标志。他们还会千百次地重复这些响亮的口号。那些把自己的见解、自己的心灵、自己的生命全都纳入这些口号的青年还会信任他们。但这些青年将会不再信任自己的领导者，将会抛弃自己的旗帜。叛逆者将会蹂躏昨日的圣物。反动派将会嘲笑被举旗的人自己玷污了的旗帜。伟大的、不朽的口号将期待后继者还它以原意，将它实现。为胜利而牺牲一切的旧政党也许不会取胜，而很可能会在自己无谓的停滞中陷于僵化。
　　因此，为了胜利，必须组织政党；不过，为了使政党变得生机勃勃；器官受整体的支配和器官自身的生命力都是同样必要的。政党由思想和信念坚定的成员组成；他们清楚地懂得，他们为何聚集在一起；他们非常珍视自己的独立信念；他们下定决心，为了这些信念的胜利而全力以赴。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才有希望避免威胁他们的两种危险：既不瓦解，也不停滞。
　　假定这些条件都已具备。具有批判思维能力和强烈愿望的个人联合起来了，并且组成了政党。但是，这类组织赖以产生的条件本身已经十分清楚，完全合乎政党组织者必备条件的人，即使在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人当中，也是极为稀少的。然而他们，第一，在这些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人当中有可能的同盟者；第二，在那些虽然没有达到批判思维的高度，但是有组织的政党所要消灭的社会混乱的苦难群众中有必然的同盟者。
　　首先看看第一类人。如前所述，这是一些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一些知识分子，不过在这里，他们还缺少成为强大政党组织者的某种东西。其中有些人，尽管有着非常健全的思想，却想不到只有组织起来才能胜利，因此停留在前一阶段单枪匹马的英勇斗士的观点上。另一些人虽然想到了这点，但没有决心为了共同事业而牺牲个人的尊言和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第三种人不善于区分本质的东西和非本质的东西。相反，第四种人，出于对胜利的热切愿望，却准备完全屈从，牺牲本质的东西，变成机械的工具，并且指责那些不能这样做的人。还有可能其他类型的人。显然，为真理和正义的斗争而组成政党的人，在人数甚少的情况下，首先应该利用一切分散在自己周围并且能够参加组织的人来扩大自己的力量。这里，重要的与其说是数量，不如说是参加者的作用，是他们的独立思想和坚强意志。特别重要的是那些能够成立独立的、坚定的组织的人把新的生命力不断传向四方。因此，特别重要的是那些还没有参加运动的前三种人。应该向第一种人说明事业的实际意义；向第三种人讲清楚事业的理论实质；而对第二种人，就应该把他们吸收到事业中来。他们所有的人在将来都可能成为极为有益的活动家；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可能的同盟者；如果从共同利益出发，就应该这样去看待他们。对于已经加入了组织和以后可能加入组织的分子，正在组织的政党就应该从这个观点出发去进行活动。
　　但是，社会的政党不是关在书斋里的学者的政党。它以具体的方式为真理和正义而进行斗争。它注意的是社会上存在的某种恶事。如果这真是恶事，那么很多人会因此而遭受苦难，这些人感到这种恶事的重压，但是既不懂得造成恶事的原因，也不懂得同它斗争的方法。这些人就是我在前面讲到的那些决定着进步可能性的平凡英雄们。这些人就是组织政党的现实基础。政党能够组织起来，确是因为它知道存在大量的个人，他们一定会愿意接受它提出的要求，一定会向它伸出双手，因为他们就是由于它所反对的恶事而受苦的。很可能，这些受苦的群众，美好未来的平凡的维护者们，不能马上认清自己的拥护者，对这些人怀有戒心，不能认识到，在已经形成的批判思维的基础上开始进行的斗争，正是他们自己在模糊的趋向和信仰的基础上本能地要求进行的斗争。但这没有什么关系。政党毕竟将由于同这些社会力量的联合而组织起来，这种联合迟早必然会实现。起初没有被认清、没有被理解的、为争取美好未来而斗争的拥护者们，在自己的一切言论和一切行动中，必须时刻注意到这些不仅是可能的同盟者，而且是必然的同盟者。
　　这样，政党组织起来了。它的核心是为数不多的经过锻炼的、深思熟虑的、具有坚强毅力的和把批判思维与事业紧密联系起来的人。在他们周围，是受过较少锻炼的知识分子。而政党的现实基础则在必然的同盟者之中，在那些遭受正是组织政党所要反对的恶事的苦难的社会集团中。在个人见解中已经形成的本质的和非本质的东西之间的差别决定着党内行动的自由，也决定着党外活动可以容忍的限度。无论成员们在被公认为非本质的各个方面上有多大分歧，他们仍然是它的有用的或未来必然的盟员。党的所有成员，无论是正式的还是可能的，都受党的保护。每个参加党组织的善于思考的人，都不仅是现在已经属于本党的人的辩护人，而且是明天可能入党的人的辩护人。辩护人不应歪曲被辩护人的事实；他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确实为了被辩护人的利益说话，而闭口不谈一切可能损害他的东西。这样做并不是撒谎，因为敌对的政党也有自己的辩护人，他们不会也不应宽容自己的敌人。明显地歪曲真相的辩护人，只会以此危害自己的旗帜，损害自己作为一个明智而真诚的辩护人的声望。但是如果辩护人给敌人提供有力的论据，那他就根本不是辩护人。党的成员之间的相互辩护，这是政党最有力的联系，是对敌人最有效的对抗；对于一个有组织的政党来说，这也是吸引还没有入党的人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正如统一的思想、统一的目标构成党的内在力量一样，相互辩护乃是党的外在力量。
　　在非本质性问题的界限以外，党的成员就不再有行动的自由，党对党外的人就不再予以容忍。党的成员中有谁超越了这个界限，他就不再是它的成员，而是它的敌人。党外的个人中有谁在实质性问题上同党有分歧，他也是党的敌人。党经常集中也必须集中自己组织的一切力量，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来反对这些敌人，采取一切手段进行斗争，集中打击敌人。每个党员都是自己正式的和可能的成员的辩护人；同样，他也是对于一切公认的敌人的检察官。这里也同样要求不歪曲真相，因为这决不是一个真诚的检察官应做的事。需要注意敌人的真正的过失，并且将一切指控的情节公之于众。辩护人要做的事，就是为被告人申辩。正如辩护人的明显偏袒的申辩会起到与他的愿望相反的作用一样，过于琐碎的控告同样会在细心的公众眼中对被告有利，而有损于原告的声望。然而，把敌人的错误轻易放过，给他们提供隐瞒自己过失的手段，这与党员的任务也是不相容的。细心地、始终不渝地同敌人进行斗争，这是政党的生命力的表现，正如思想的统一是这种生命力的基础，而党的成员之间的相互辩护是党的联系一样。
　　社会力量就是这样壮大起来的，它从起初孤立的、力量单薄的个人过渡到其他人的支持，然后在没有组成一个政党使斗争具有一定方向和统一性以前，又过渡到这些人尚不协调一致的共同行动。当然在这里这个政党会与其他政党相遇，但是能否取胜的问题就成为一个人数和策略的问题。哪里有更多的力量？哪里有最聪明的、理解能力更好的、更坚定的、更灵活的个人？哪个政党组织得更好？哪个政党能够更好地利用各种机会，更好地维护自己的人并战胜敌人？在这里已经是在组织起来的力量之间进行斗争，历史的兴趣已集中在它们旗帜上写着的各项原则。
　　读者会说，这里没有什么新东西，这些我们早就知道。
　　如果这些你们知道，那很好。在历史上根本找不到什么奇闻异事，不过历史可以弄清，过去如何，现在如何，将来如何。个人反对社会形态的斗争和社会上各个党派之间的斗争，如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组织一样古老。关于力量单薄的个人同社会形态的巨大力量进行斗争的条件，关于对文化习俗与传统进行思维加工的条件，关于进步的政党取得胜利的条件，关于文明要得到生机勃勃发展的条件，我们只希望读者注意到这样一些老生常谈而已。如果个人在自身培养了批判思维的能力，他就从而获得了成为进步活动家的权利，获得了同陈腐的社会形态进行斗争的权利。这种斗争是有益的、理智的。不过个人仍然仅仅是可能的进步活动家。只有当他们能够进行斗争，能够从微不足道的个体变为集体的力量并代表着一种思想时，他们才能成为真正的进步活动家。为此只有一条道路，无可辩驳的历史见证将指明这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