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俄﹞拉甫罗夫《历史信札》（1869）
第三封信 人类的伟大进步
当然，上一封信要求我在读者面前明确地指出，我把什么作为人类进步运动的目标。我现在将这样做。但是在这之前我不得不消除一种反对意见，因为看起来它要破坏我全部论证的科学性。
我发现，如果历史仅仅被理解为进步的科学，如果进步本身仅仅是我们根据道德理想对事件的主观认识，那么历史的科学性取决于科学培养道德理想的可能性，而道德理想不可避免地被确定为人类的唯一科学真理。我承认这个推论，可以反驳我，人的道德理想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极其多样的，在本质上，它作为纯粹主观的现象永远是复杂多样的；我们在这里不是处于科学的领域中，而是处于信仰的领域中；一种信仰对另一种信仰不具有任何约束力；他人的道德理想对任何人几乎不具有约束力；每一个人有充分的权利培养自己特殊的道德理想，因为对于纯粹主观的观点而言，没有科学真理的标准；因此，不能科学地确定进步的评价标准和进步的观点；那么进步的科学理论，历史的科学理论也都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不认为这些反对观点是合理的，我将详细阐述。
如果人与人之间确实永远存在差别，那么不得不反对道德理想的唯一性，不得不反对科学真理的唯一性。在1400万人当中，绝大多数人不仅不具有浅显的科学知识，而且没有养成科学认识的原则，甚至没有超过人类发展的第一阶段。原始部落没有很多的人，也不是抽象的词语。对辟邪物和占卜的盲目崇拜，对神奇现象的迷信不仅统治着野蛮人和欧洲没有文化的阶层，而且一再重复地出现在所谓的少数文明人当中。是否得出科学不存在确定不移的真理的结论？是否应该研究欧洲学者得出的结论，即思考并不比预见和预言具有更多的见解？与此同时，如果物质在世界持续这种状态，也就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状态，那么具有科学思维的人将永远压倒相信预见和预言的人。我认为，与科学真理的唯一性相比，道德理想的唯一性可能是更加令人不信服的理论。那些想批驳它们的人的理由是，它们要求个人的专门发展，但是大多数人过去和现在都达不到。虽然有些人认为少数智力发达的人的科学是唯一必要的真理，但是他们未必有权批驳少数道德发达的人的理想是唯一完美的理想。
所有科学结论不是一次得到的，而是通过培养思想和批判事实得到的。在他有能力理解和掌握科学真理之前，必须做好提高才智的准备；因为大多数人一直到我们的时代仍然处于科学运动之外，大多数了解科学批判结论的人仅仅是作为信念重复这些结论，正如他们重复那些奇怪的事。对于研究者，只有当事实经受住一系列方法检验时才能成为科学的；没有矛盾，与观察一致，允许那些与现实相似的假设，消除任何不符合经验的假设—这就是任何新理论的要求，它以成为科学真理而自居。这些要求很难完成，因为在人类知识的历史上出现过一系列错误，准确的科学正是从这些错误中逐渐产生的。没有矛盾的要求是阻碍知识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不得不把新的理论与那个公认的毫无争议的真理作比较，只有比较的观点本身被批判地确立时，这种比较才有可能是富有成效的；从大量的哲学思考中产生专门的科学，这是非常必要的，最简单的科学真理成为最复杂的科学的基石，这也是非常必要的。因此不难理解的是，最有才能的人在与这些真理没有矛盾的基础上，过去和现在一直批驳某些科学理论。与观察一致的要求是不太难的任务；但是必须学会观察，而这是不容易的；古代最伟大的智者和新的时代最著名的学者留给我们许多错误观察的论据，关于在某种情况下的观察是否准确的争论到现在还没有停止。我们不打算传播确立合理假设的困难，当它们对于推动科学的前进是如此必要时，很难说明科学假设在形而上学思考中的界限；这在最普及的著作和最受人尊敬的学者中是常见的例子。
所有这些困难说明科学认识的缓慢进程，应该使具有批判思维的研究者相信，根本没有理由认为在那些杂乱的意见占主导地位的领域中以及在古代的自然科学领域中不可能运用严格的科学思维。古希腊世界形成了对演绎法、数学和几何学真理的逻辑认识；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有人找到无法解决的问题。17世纪确立了在客观的现象学中检验真理的方法；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有专家把导致矛盾结果的不同实验过程相互对立。心理观察的意义也成为争论的对象。社会学在不久前才开始建立自己的一些理论。在所有这些领域中不同意见的人相互反对，坚决否定对方的科学合理性，不能达成一致的问题有：哪些观察在这些领域是毫无争议的，哪些假设是被允许的，哪里存在矛盾，哪里没有矛盾。尤其是，研究者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寻找毫无争议的普遍的科学真理；大多数批评家认为这个真理存在，并且可以找到真理。为什么在道德理想领域存在永恒的自相矛盾？为什么把充满本能和冲动的人与分析道德现象和揭示其规律的人置于同一水平？为什么从思想家关于道德问题的争论中可以断定从来没有达到科学结论？根据亚里士多德（毫无疑问是伟大的人）的运动理论，可以否定任何变化存在的可能性。
因此，不可能通过科学方法培养道德理想，随着人类的发展，道德理想不可避免地成为日益扩大的个人团体必须履行的真理。与此同时将有可能建立科学的进步观和科学的历史观。
无论如何，每一个人都没有和几乎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科学方法不能用于道德领域，尤其是对于每一个积极关心人类最重要的问题的人，每一个尽力批判地培养最合理的道德理想的人，每一个在这个理想的基础上尽力建立进步科学和历史科学的人。我在以上全部论述的基础上提出明确的观点说明我对人类进步的认识。我认为，个人在体力、智力和道德方面的发展；真理和正义在社会形式中的实现—这就是包括一切进步的简要公式，我补充一点，我不认为这个公式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至少有一些内容是准确的和全面的，它是最近几个世纪所有思想家的共识，而且在我们时代成为真理的表现，甚至被那些在行动上与它不一致的人重复，被那些有另外想法的人重复。
我认为这个公式的概念是完全明确的，而且对于认真的人而言没有不同的解释。如果我错了，那么在任何情况下确定这些概念，论证这个公式的理论，以及对它的充分发展都成为道德的标准，而不是进步的理论。化学真理不能在生理学论文中论证；伦理学真理在用于历史过程中时也不会有任何发展。我认为，以上提出的公式是非常简要的，可以进一步丰富发展，我们在发展这一公式得到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的全面理论。在这里我们把这个公式作为以后的根据，并且直接着手研究在以上这个意义上实现进步所必要的条件。
只有当个人得到一定限度的卫生和物质保障时，个人在体力方面的发展才是可能的，否则痛苦、疾病和长期担忧的可能性远远超过任何发展的可能性，而且发展也只是少数特殊的人的发展，其余大多数人注定时时刻刻为争取生存而斗争，没有任何希望改善自己的处境。
只有当个人产生批判一切的需求时，只有当个人相信支配现象的规律是不可改变的，只有当个人明白正义在其结果上与个人利益的要求是一致时，个人在智力方面的发展才是可能的[1]。
只有当社会环境允许和支持个人发展独立信仰时，只有当个人具有捍卫自己信仰的机会和尊重他人信仰的自由时，只有当个人认识到他的尊严就是他的信仰以及尊重他人的尊严就是尊重自己的尊严时，个人在道德方面的发展才是可能的。
真理和正义在社会形式中的表现首先要求学者和思想家有机会表达那些他们公认的真理和正义理论；然后要求社会提供最低程度的普遍教育，以便使大多数人可以明白这些理论和评估对他们有利的论据；最后，当这些社会形式不再是真理和正义的表现时，它要求可以改变那些形式。
当个人的体力发展是可能时，当个人的智力发展是可能时，当个人的道德发展是可能时，当社会组织具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最低程度的中等教育以及完全允许改变社会形态时，——只有那时社会进步在整体上或多或少是有保障的，只有那时才可以说进步的所有条件已经具备并且只有外部的灾难可以阻止它。在所有这些条件还没有达到之前，进步只能是偶然的、局部的，不能给最近的未来任何保证的。在整个社会最不利的条件下，其他人由于有利的环境可能远远超出自己周围的发展水平。这些有利的情况对于个人组织是存在的，但毕竟是转瞬即逝的现象，那时整个社会将陷于停滞或者反动。大多数不可改变的规律永远没有证明，一些小人物在特殊的条件下具有多少历史意义。大部分社会处于各种可能的发展条件中，可以说社会是在不断进步的。
我根本不相信读者同意以上我所说的进步条件，无论我多么希望他们无条件地接受我最初提出的简要公式，但是这是它的普遍命运。许多人在它们还没有被充分解释时非常赞同；但是一旦开始解释，以前接受它们的人就开始猜测，他们拥护这个公式，但是不能完全相互理解。这些条件对于我来说是必要的，我允许不同意我的观点的人保留意见和提出其他条件。
但是，我在提出这些条件时要问一问读者，我们现在是否有权利说人类的进步？是否可以说，在1400万现代人当中，进步的最初条件对于大多数人已经实现？甚至是否已经实现一部分条件？在这1400万人当中，对于哪部分人已经实现？是否可以毫不畏惧地想一想，对一些被历史学家称为文明的代表的人而言，进步的实现是否值得牺牲成千上万不幸的人？
如果时刻质疑读者如何回答“进步的最初条件是否已经实现”的问题，那么我认为这是在侮辱读者。在这里可能只有一个答案：进步的所有条件对于一个人是不能实现的，对于大多数人也是不能完全实现的。只有一些小组或者单独个人有时处于完全有利的情况，为了争取进步，为了把斗争的传统传给其他同样处于最有利状况的小组。那些获得某种进步的个人永远到处与数不胜数的障碍进行斗争，为这场斗争耗费自己的大部分精力和生命，只是为了捍卫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发展的权利。只有在特别有利的情况下他们才会成功。只有在个人的特殊情况下，才没有争取生存的斗争，时间和精力都用于扩大享受的斗争中。还有一个例外的情况，一些人为了自觉发展人道原则和实现这一原则的社会形态而斗争，利用其他人争取享受的斗争。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斗争需要一定的力量和生命，但是如此少地实现斗争目标，因此不难理解的是，即使一部分人得到最好的发展，人类也如此少地达到。令人吃惊的是，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一部分人竟然有权不实现进步，而仅仅是为正确的进步做准备。但是成功的人为何如此少？值得其他人这样做吗？
人类在个人体力发展条件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与此同时，一些人在这方面已经实现了必要的卫生和物质保障！在1400万人当中，只有极少的人享有充足的健康的食物，拥有基本符合卫生要求的服装和住房，可以在生病的时候去医院就诊，可以在饥饿或者突发不幸时得到社会救济！绝大多数人几乎整个一生都在为必要的生活资料操心，都在为争取自己卑微的生存而斗争，但是也不能永远保护自己！——这个斗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使民族摆脱这种状态，请算一算有多少民族几乎与其他动物没有任何区别？请算一算，饥饿、流行病使多少民族失去一切文明成果？请算一算，在文明的欧洲有多少人在争取明天的面包的斗争中失去生命？请想一想，工人在最发达的欧洲国家生活的卫生条件是多么可怕。请看一看，在死亡单中哪些数字与面包涨价的比例是一致的，如何改变穷人和富人的生活际遇。请想一想，欧洲绝大多数人的工资是多么低。—当这些数字在您的面前成为可怕的现实时，可以问问自己，有多少人真正享有现代文化在工厂、医学院和穷人委员会中所提供的那些生活便利和那些人的体力发展的必要条件？人类科学和人类慈善事业在我们的时代对于大多数人的生活，对于大多数人的发展具有多大的实践意义？与此同时，不得不承认，欧洲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引人注目的，毫无疑问，有机会享有健康的食物、舒适的住宅、医疗救助服务和意外安全保障的人的数量在最近100年大大增加了。这一部分摆脱贫穷的人在我们的时代承载着人类的全部文明。
人类在实现智力发展条件的道路上还处于很低的阶段。对于大多数捍卫自己的生存反对时刻危险的人而言，就不用说培养批判的物质观，理解自然规律的必然性和正义的实际意义了。但是少数人或多或少地摆脱了这些沉重的负担，他们成为一小部分习惯批判思考、掌握现象规律的意义和清楚认识自身利益的人。在列举风气、习惯、传统和权威在少数文明人当中占主导的例子时引起太多的人嘲笑和愤怒，因此我必须普及这个例子，重复已经成千上万次重复过的真理：可以养成批判思维习惯的人是极其少的。有一些人习惯概括任何一个比较广泛的领域的现象，但是这样的人很少。在这个领域之外他们就像其他大多数人一样，毫无意义地重复他人的意见。——至于理解支配现象的规律的不变性概念，那么只能在严格从事科学的少数人中寻找它。但是在他们之间并不是所有人在口头上宣传自然规律的不变性，并不是所有人真正掌握这个原则。最新的流行病术—催眠术、精神蛊惑术、招魂术——可以列出很多人沉湎于这些流行病，遗憾的是，在这些人当中有科学家。在这些流行病之外，特别是在生命危险和精神动荡的时刻，科学家不止一次地求助辟邪物和咒语（当然是在广泛使用它们的基督教形式中），这表明，关于现象过程是不可改变的信念，关于自然进程不可能偏离它们的必然性的信念在他们的头脑中是如此地不坚定。基督教的辟邪物和咒语在19世纪欧洲的璀璨文明中发挥着如此有效的作用，正如非洲沙漠上的辟邪物和咒语在我们的同时代人或者几千年以前在我们的先辈中所发挥的作用一样，这奇怪吗？自然科学占领了奇迹的世界，我们时代的文化在生活琐事上提出各种各样合理的和偏颇的方法，在这个合适的理由下，相信奇迹将唤醒大多数受过教育的阶层。
我甚至不敢提出理解正义的实际内容的问题。在现在的社会制度中，普遍竞争的条件将直接否定正义行动的实际意义，因此，期待加深与主导思潮相矛盾的概念是不可能的。人对日益激烈的占主导地位的竞争非常吃惊，这是人的本能，而且这一切迫使人崇拜正义的假象。但是这是事实。我们周围的几乎每一个无耻的剥削者不仅想在他人面前表现出正义，而且经常在自己面前表现出正义。这是不由自主地承认以上提出的理论是真理的征兆，即使在其中有对这个理论的否定。但是自然而然，目前在理论和实践上掌握这个真理的人是非常少的。—甚至在不用为生存而直接斗争的少数人当中也几乎不能达到智力进步的条件，但是，毕竟这些条件已经部分地完成。一部分人在个别知识领域中培养自身批判思维的习惯。现象规律的不可改变性在理论上被大多数学者承认，但很少成为个人的信念。正义的实际意义即使在理论上也很少被认识到。
但是个人道德发展的条件是什么？因为只有培养自身批判思维能力的人才具有信念，那么道德发展的条件对于这部分人而言是具备的。但是在这部分人当中只有一些人处于法律保护而不是惩罚个人信念的国家里。在这部分人当中还有一些人生活在一个不重视独立信念而重视道德缺陷的社会环境中，一个从童年就处于培养顺从的教育而不能根除道德缺陷的社会环境中，一个通过各种方式没有去除损害社会秩序的道德缺陷的社会环境中。当一部分人养成信念时，这部分人在道德发展的条件方面比另一些人幸福，那么只有这一小部分人宽容地对待他人信念，还有更少的一部分人认识到，人的尊严在于他的信念中。因此请评判一下，在每一代人当中，哪一小部分人可能有道德进步？在道德进步中，每一代人重复这样的活动，因为信念的力量和独立以及对信念的培养不能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而是每一个人独立地养成。进步仅仅在于掌握强大的和独立的信念的人的数量。对于少数人这个信念是可能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没有任何方式可以确定这个进步是否存在。可以假设，由于领土的扩大进步是存在的，尤其是在法律保护思想自由的地方，不过最好的行政监督方式也比以前那些压制立法的地方更加限制思想自由，因此未来面临着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它对于这部分人没有特别的重要性。我发现，伯克利在否定人类的道德进步时，指的完全是另一种。
我们转而研究对于在社会形态中实现真理和正义所必要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阐述自己的科学知识和哲学信念的可能性—至少在欧洲和美洲的大部分地方已经实现，这是人类历史最真实的进步，虽然对于立场坚定的人而言没有这个条件是不能将就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在德国的命运，以前的罗舍福尔、马罗托、埃姆别勒[2]在法国的命运，甚至布雷德洛[3]在议会发言时所遇到的困难，说明在这条道路上已经争取到了许多进步。但是第二个条件——是充分的社会教育——正如我们看到的，仅仅对于摆脱生存斗争和养成批判思维的少数人而言已经实现；其余所有社会成员或者是受到日常生活负担的压制，或者是习惯跟随权威。第三个条件—是讨论和改变过时的社会形态的可能性—看来，在宪法使立法和执法合法化的地方已经实现。但是在我们时代社会意见对于这些合法机关不抱什么希望。它们是否可以准确地代表社会意见，也就是一个国家大多数成年人的社会意见？我们看到，体力发展的条件对于大多数人是没有充分满足的，而智力和道德发展的条件几乎对于所有人都没有充分满足。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允许，立法和执法会议无论如何都可以在辩论和决议中表达真正的社会意见？因为生活资料的重负使大多数人不可能完全参与各种复杂的立法形式，这些形式被强加给他们，甚至强加给那些偶然有机会发展智力的少数人，现在的社会制度在大部分情况下产生各种各样的障碍，那么现有的社会形态只能被少数生活富裕的代表决定和改变。因为这些少数人几乎没有批判思维的能力，也几乎不能理解正义的实际意义，那么正义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偶然性，而普遍的规律是以少数人的利己主义利益为基础的结论和决定，这些少数人是立法机器的推动者。根据这些少数人的认识，根据他们对个人利益最好或最坏的理解，他们在立法中或多或少地全面地实现这些利益，但是在最有利的情况下，立法尝试满足大众的最低需要，预先防止革命暴动。大部分统治阶级或者少数统治者在立法中实现这样的社会斗争，它促使资本占有者为了自己的财富仅仅把大众看作经济剥削的客体，促使政府官员把国民仅仅看作警察监督和惩罚措施的客体。
不仅少数人的利益阻碍社会形态的完善；根深蒂固的习惯，流传已久的传统也阻碍它。在最发达社会的少数人看来，只有一些政治形式和一些不重要的经济形式永远可以讨论和合理的改变。其他所有形式将成为不可改变的圣物，在许多不得不容忍它的人看来，尤其是在那些感觉不到它的负担的人看来。自由共和国的每一个政治演说家都在说消灭奴役的时候到了。宽容异教徒的时候到了。但是在我们时代在欧洲和美洲的议会可以平静地讨论税率和债务，但是不可能根本讨论财富分配的问题。关于部长责任的讨论是被允许的，但是一个王朝对另一个王朝的替代或者君主专制向共和制的转变只能通过革命的方式进行。家庭关系的经济方面被重新审视，但是还没有触及这些关系的实质。在许多情况下不能说，触碰这些圣物被法律直接禁止或者违反者遭受惩罚。如果在立法者中间有批判思维和勇敢的个人，就有可能说出意见。但是习惯和传统不允许大多数立法者和大部分人讨论它的主题，哪怕是小声地讨论。意见没有被听取，没有被认识到，不是因为它的反对者的论据多么薄弱或者他们的利益同时被触及，而只是因为这个意见在他们的眼中根本不值得讨论。在少数富有的人和立法的人缺少批判发展时，在这个少数人的利益较少因不可侵犯的圣物受损时，后者实际上已经长期成为圣物，甚至在它们已经在思维领域失去自身的不可侵犯性之后，在绝大多数人已经感受到它们的压迫但还没有认识到必须改变这些不可侵犯的形式之后。不满日益增长。痛苦成倍地增加。发生地方暴乱，但是很快被镇压。为了减轻公开的苦难，政府和统治阶级采取临时缓解的方法和不彻底的办法，采取减少警察监督和惩罚的措施。当少数有批判思维的人重复自己的改革要求时，他们遇到无法战胜的阻碍。当这些形式（当然还有信仰）不适用的意见没有传播到更多的人那里时，当不满的人没有认识到和平改革的道路对于社会而言是不可能时，所有的一切仍然是这样。当腐朽的形态被破坏，但是已经不是通过和平立法改革的道路，而是通过暴力革命的道路，因为与和平的立法改革相比，革命在历史进程中是更加客观的社会进步工具。政府当然永远尽力防止革命。革命也几乎永远是要求改革的政党所反对的和不欢迎的。但是占统治和领导地位的个人和组织在智力和道德发展中的不足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不可避免地导致血腥的冲突。革命的痛苦是众所周知的。对于遭受压迫的群众来说，绝大多数革命造成的痛苦使他们对历史进步的方式无比悲伤。但是大部分进步在社会极其不利的情况下不可能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有时甚至可以直接说明，群众在保持以前制度中的长期痛苦有时候远远超过在革命时期可能经历的所有痛苦，于是和平的但是真诚的改革者不得不转变为革命者。痛苦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对革命引起的真正变革进行理性的讨论才有可能减少痛苦，那时正如我们在历史中经常看到的，革命只是一个统治阶级被另一个阶级代替，虽然真诚的革命者尝试改善群众的状况，虽然革命通过群众的力量进行，但是群众很少在变革中获益。
有些作家长期以来重复地抱怨人类的痛苦和历史文明的脆弱，我们不再为他们的悲伤腔调吃惊，虽然我们发现，人类的进步条件是很难达到的。正如在我们时代，绝大多数人注定是永不停歇的体力劳动、愚笨的头脑和精神，可能注定是饿死或病死，大多数人永远处于这样的状态。人类的劳动机器是永恒的，经常挨饿和永远担心明天，在我们的时代也根本不比其他时代好。对于劳动机器而言，没有进步。文化及其宫殿、议会、教堂、书院、画室都是高高在上的，是劳动机器永远不可触及的。在以前少数人统治的时代，把劳动机器与古老的习俗和宗教的圣物相联系。后来劳动机器相信宗法长老和遥远的沙皇对他们的关心。然后他们又寄希望于“人民的”部长，寄希望于在议会和集会上的“激进的”演说家，听到这些人热情地高喊“人民”。但是历史破除了一个又一个幻想，文明十分出色地成为少数人享受而大多数人长期痛苦的手段。尤其是，在社会面前重新产生一个问题：为了巩固文明，是否必须确立利益和信念的一致，是否必须确立统治阶级和大多数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在没有财产的群众和文明的少数之间不存在，那么他们的文明永远不会持久。与外国侵略者的冲突，新的宗教宣传者，饥民的瞬间暴动都可以在最短的时间消灭璀璨的文化，尽管它看起来在物质、精神和道德上占有优势。文明更加持久的唯一方式—就是把自身的存在与大多数没有财产的人的物质、精神和道德的利益相联系，把物质生活的便利、不断发展的科学影响、个人人格的认识和更加公平的社会形态的积极影响扩大到更多的人。只有更加合理地大量的福利资本，智力和道德发展的资本，文明的少数人才有可能巩固自身的发展。
古代东方的王国以及墨西哥和秘鲁的王国，还有那个在帕伦克森林地区[4]建立了宫殿和教堂但是没有留下名字的王国，与它们的全部文明一起被第一次社会风暴毁灭。这不是偶然的，完全是这些文明形式的自然结果。当精神发展被神权政治垄断时，当生活富裕和文化进步被少数财产继承者或者皇室宫廷的人垄断时，当一个人的宫殿和少数人的教堂是绝大多数人全部劳动的结果时，当大多数人没有看到保留当地的社会形态对生活有任何改善时，当大多数人没有看到外来侵略者的占领有任何害处时，那么什么可以把大多数人与文明真正结合起来？与那个对于他们仅仅是奇怪的、遥远的和虚幻的景象的文明结合起来？外来侵略者入侵时容易毁灭少数文明的社会最高阶层。尼尼微[5]向巴比伦臣服之后，它的富丽堂皇的宫廷和教堂空旷无人，破败不堪、杂草丛生；劳动和资本涌入苏萨和波斯波利斯[6]之后，巴比伦衰落了。大多数人失去五光十色的舞台，他们为辛那赫里布[7]劳动，也为尼布甲尼撒[8]劳动；他们的思想生活和利益与阿玛西斯[9]以及大流士[10]几乎不相关；他们在居鲁士大帝[11]的军队中像机器一样死亡，正如在克罗伊斯[12]军队中一样。完全不公正地分配体力、智力和道德的发展条件，使所有这样的文明极其不稳固。
这样的现象在古希腊一罗马崩溃时再次重复。但是在这里文明传播的范围更加广泛，文明的形式更加公正，因此古希腊一罗马的文明更加持久，因此在外部和内部力量的破坏下它不容易被毁灭；因此它在人类历史中的痕迹比较深刻和丰富。大多数公民的经济利益与它相关，那些有机会进入思想和政治生活的城邦中心的人的精神利益也与它相关。个人的专横暴虐被国家和法律所理想化的专制代替。精神发展的垄断与神权政治一起消失。精确的科学，独立的哲学思维，公民对政治的自觉参与扩大了体力、智力和道德发展的实现条件。尤其是大量的奴隶阶层处于自由公民阶层之下，他们提供了全部的手工业劳动，但是他们与公民的政治生活几乎完全无关。专制政体的城市扩大了领土，服从专横和剥削，与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格格不入。科学和哲学思维的教育活动是薄弱的，取而代之的是扩大有文化的人的范围，哲学家在学院的大门上写着禁止文盲进入。古希腊的思想快速发展，但是不理解社会的学者们，与日常生活利益格格不入的哲学家们在这样的高度上越来越离群索居。他们不能一直等待不可避免的命运。大多数公民没有把自己的利益与手工业者—奴隶和被统治者的利益联系起来，没有保卫自己城邦的自由免受外部的暴力。保留公民传统的城邦人在长期的斗争中和大量的与这个传统格格不入的外邦人混合在一起，古代政治生活的中心失去自身的意义。少数学者和先进的思想家没有把自己的教育思想与大多数人的思想结合起来，没有捍卫自己批判大众盲目崇拜的权利和方法，没有捍卫自己批判少数富有的智者懒惰和毫无逻辑的权利和方法。在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后继者们的动荡时代的影响下，在罗马入侵的影响下，具有批判思维的少数人淹没在与批判格格不入的大多数人当中；荒谬的信仰需要压制了深思熟虑的信仰需要，物质保障的需要压制了公民生活的需要。古希腊人关于正义生活的理想被罗马人关于法律形式的理想代替。城邦—统治者的范围不断缩小，起初是一个统治世界的城邦的执政官[13]，然后是一个统治世界的人的亲信。当古罗马被外部敌人入侵抢占后，它在他们的手中瓦解，因为没有人珍惜帝国的金库，也没有人可以忍受帝国的沉重压迫。当新的基督教圣灵向阿里斯托杰利、阿尔希梅德和埃皮库尔的后代提出思考的要求时，批判已经消失，科学已经被废弃，哲学已经成为奴隶，因为它们的代表是离群索居者，或者他们受到与精神利益格格不入的群众的影响。古代文明的不充分的正义破坏了文明的持久性，尽管它与以前的生活和思维形式相比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只有当少数人及其所代表的物质、精神和道德利益在经济上与大多数人的福利相关，在教育上与他们的思维相关，在生活上与大多数人的信念相关，也就是他们的优势与当前的文明一致时，欧洲的新文明才可以考虑自身的持久性。谁发现这些条件在当前的社会制度中不能完全实现，谁发现在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不是一致，而是社会纠纷，那他就不可避免地寻找这样一条道路：通过这条道路这种病态可以转变为健康，可以转变为更加公平的制度，在这条道路可以建立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的利益的一致。文明在自身的分布中成为最公正的和最持久的。
但是文明的持久性有时是由它的发展能力决定的。如果地理条件以某种方式从外部保障文明，那么它还可以通过阻碍具有批判思维的人的发展从内部防止危险，因为这些具有批判思维的人不能太多，否则当他们出现时无法压制他们。有一些人比那些遵守习惯和风俗的人更加固执，可能在大脑的结构上就不具备批判思维，最终在几代人中形成习惯于重复不变的思维结构，正如蜜蜂的蜂箱和白蚁的蚁房。那时在社会中可能产生宫廷政变，血腥的战争，王朝的更替，甚至文化的变革，但是它的文明没有改变，而且它的历史生活停止了。不过，不应该认为，最高级的人种可以完全摆脱陷入停滞的危险。拜占庭越来越远离这条道路。莫斯科公国已经向它俯首称臣。但是更加发达的国家形式也最终将走向终结。
因此，任何文明都通常面临两种危险。如果它仅局限在极少的少数人中，那么它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如果它没有在文明的少数人中培养具有批判思维的活跃的个人，那么它面临着停滞的危险。
在防止文明停滞和动荡时，在防止文明反动和变革时，不充分满足进步的主要条件，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能使进步成为任何文明的固有特征。停滞使一切文明面临危险；如果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中是罕见的，那么仅仅是因为长期的停滞不能消除那些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原因；外部的敌人和内部的病症没有使社会成为蚁穴。因此，人类可能永远都不存在持久的进步，尽管有不利的条件，尽管不可能达到，但是对于极少数人而言，进步的科学和历史可以在某些地方积累一些资料。个人和组织在某些地方获得体力、智力和道德的发展，他们获得某些真理，在组织中实现更多的公正，把争取进步的成功方式留给其他人。如果社会进步的条件没有实现（也就是说，稳固的不受阻碍的进步在这个社会所必要的条件），那么单独个人的进步活动条件通常俱在：对当代文化的批判态度，坚定的信念和不顾危险实现它的决心。这些条件不是很难达到，因为它们实际上存在，即使考虑到社会进步完全缺乏实现的条件。个人的智力发展如果不持久，那么就不能永远阻止个人批评现状，有时甚至不能阻止个人认识到正义与发达个人的利益的一致性。道德发展无论在现有的社会制度是多么不可能，但是已经在最落后的环境里表现出来。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思想家表达了自己的真理和正义理论，遇到了同情和理解。坚决反对进步的社会生活形式不止一次地在革命的暴动中瓦解，如果它们在思想发展的压力下不做出让步。在最敌对的条件下进步实际上是可能的。它真正地发生了。由于文明不稳固，当一个地方的成就与文明的毁灭一起消失时，它们的大部分传统将在另一个地方复活，发芽，然后夺回一些新土地。但是人类从来不能以全部牺牲和全部历史斗争为代价，获得持久的渐进发展的充分条件。与此同时应该记得，这仅仅是进步的条件，它的目标包括更加广泛的要求。如果我们把以上所说的持久的社会进步的主要条件与这个条件的最终目标进行比较，那么这一切很容易认识到。
最低的卫生和物质保障—这是进步的必要条件；生活有保障的劳动和人人都能享有的舒适生活—是这个条件的最终目标。需要批判的观点，相信自然规律的不可改变，理解正义与个人利益的一致—这是智力发展的条件；系统的科学和公正的社会制度—是它的最终目标。对独立信念有利的社会环境，对信念的道德意义的理解—这是道德进步的条件；发展及实现理性的、清楚的和坚定的信念—是它的目标。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最低程度的教育普及，进步的社会形态—是社会进步的条件；每个人可能达到的最高发展，每种社会形态可能取得的进步结果—是社会进步的目标。
由于这些目标，以上条件成为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与此同时，它们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没有得到满足。大多数思想家认为进步的真正目标是乌托邦。尽管这样，尽管完全缺乏持久的进步条件，但是历史终究在人类中存在，进步也在不断地实现。
但是人类为进步付出了多少？
[1] 为了防止误解，我认为必须清楚解释最后这几句话，俄罗斯帝国公开出版的书籍不可能对此详细解释。
在充满普遍竞争的现代社会，正义与个人利益的一致似乎是毫无意义的。实际上，现在的人只有当获得财富和不断扩大财富时才可以享受到文明的好处。但是资本主义的财富进程实际上是故意减少工人工资的过程，交易所不诚实的投机过程，以及用自己的智力和政治及社会影响力进行市场交易的过程。最高明的诡辩者把这条道路称为正义，但是他坚信，当个人寻找个人利益与正义一致的可能性时，个人的智力发展还远远不够。他提出一个理论：生活就是斗争，真正的智力发展在于全面武装起来争取长久的胜利。当把这个胜利与良心的不安进行比较时，当把这个胜利与斗争的危险进行比较时，当把这个胜利与社会蔑视和社会憎恨进行比较时，所有这些论据很容易被享受现代生活的理论家推翻：当良心的不安成为一种习惯时就会相信可以通过合法的方法获得财富，就会相信法律；如果绝大多数人在合法的基础上争取和扩大财富，那么大多数人就不会蔑视和憎恨胜利者，而是为他高兴，崇拜他，尽力效仿他，向他学习；如果在长期的斗争中获得战胜失败的机会，那么首先是充分的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这些机会，第二是保证个人享受短暂的生命。
这样，应该同意，在现有的社会制度下个人利益不仅与正义不一致，而且与它直接对立。为了得到更多的享受，个人必须阻止正义；为了得到更多的享受，个人必须把自己的全部能力用于剥削他周围的一切东西和一切人；必须记住，如果他听从正义的想法或者听从真诚情感的影响，那么他自身将成为他周围的人的剥削对象。企业主不得不挤压工人，不然工人将偷盗他。顾家的人不得不疑心重重地监视妻子和孩子，不然妻子和孩子将哄骗他。政府不得不建立很多警察局，不然其他人将夺取它的权力。积累财富，保持警惕，因为在期待更大的回报时，朋友给你造成牺牲；情人给你的吻是买来的吻。到处都是战争，拿起武器时刻准备反对一切。
因此，正义与个人利益一致的理论是毫无意义的，现有的社会制度是病态的制度。如果读者认为，最后的是错误的以及一切应该这样，那么请合上这本书：它不是为他所写。但是出现一些问题：读者自身是否发展了批判地认识周围一切的要求？他是否有法律不可改变的信念：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为基础的社会是任何合法性和任何警察都不能巩固的社会；这是一个不断瓦解的社会，一个要求激进变革的社会？如果读者无意识地和有意识地反对这样的社会制度，也就是必然地注定地要相互不信任、相互剥削的社会，如果他在辉煌的现代文化中认识到病态过程的存在，而且这个过程在其目前的理由下不能保留这个制度，那么批判地认识周围一切的要求应该使他得出一系列其他问题。是否必须治疗这个社会制度的病症，是否必须寻找这个病的源头和采取反对它的行动？如果这个病的源头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基础，那么激进地改变经济、政治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对于这些关系的原则而言是否要求其他的表述？在重建病态的社会制度时是否可以不采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不采用普遍的竞争，而是建立尽可能紧密的和尽可能广泛的个人团结？社会成员之间没有团结是否可能成为一个健康的和稳固的社会？什么是社会团结？难道不是认识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难道不是认识到个人尊严只有通过保持所有与我们团结的人的尊严才能达到？如果这是批判地认识周围一切的要求所能达到的结果，那么这个结果与本文的观点——健康社会的正义在其结果上与个人利益的意图是一致的——有什么区别呢？（1889）。——作者注
[2] 罗舍福尔（1830—1913）：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反对拿破仑三世，同情巴黎公社。马罗托（1848—1875）：新闻记者，报纸出版商，反对法兰西第二帝国，在巴黎公社时期出版报纸《山》和《社会拯救》。埃姆别勒（1814—1876）：政务活动家，拒绝对拿破仑三世宣誓。——译者注
[3] 布雷德洛（1833—1891）：英国议会议员，因拒绝宣誓被驱逐。——译者注
[4] 帕伦克：墨西哥文化名称，1750年发现古代城邦的遗址和玛雅文明的遗迹。——译者注
[5] 尼尼微：西亚古城，是早期亚述、中期亚述的重镇和亚述帝国都城，最早由古代胡里特人建立，其址位于现在的伊拉克北部的尼尼微省，底格里斯河的东岸，隔河与今天的摩苏尔城相望，意为“上帝面前最伟大的诚实”。——译者注
[6] 古波斯帝国建立之前，苏萨就已成为波斯的都城。居鲁士大帝时期，苏萨是帝国四大都城之一，并开始在城内修建宫殿。苏萨的宫廷建筑是在大流士大帝时全面展开的。波斯波利斯，又称塔赫特贾姆希德，是波斯帝国大流士一世即位以后，为了纪念阿契美尼德王国历代国王而下令建造的第五座都城。希腊人称这座都城为“波斯波利斯”，意思是“波斯之都”，伊朗人则称之为“塔赫特贾姆希德”，即“贾姆希德御座”。——译者注
[7] 辛那赫里布（？—前681）：亚述政治家、军事家，新亚述帝国皇帝，前704—前681年在位。发起多个征服战争，不断扩大帝国版图，具有高超的政治手腕和军事才华，是新亚述黄金时期的一位明君。—译者注
[8] 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II，约前630—前561年），是位于巴比伦的伽勒底帝国最伟大的君主，他曾征服了犹大国和耶路撒冷，并在他的首都巴比伦建成著名的空中花园。——译者注
[9] 阿玛西斯（Amasis）也称雅赫摩斯二世，古埃及第二十六王朝法老。前570—前526年在位，他是埃及被波斯征服以前最后一位伟大的统治者。——译者注
[10] 大流士是波斯帝国的伟大君主，也是世界历史上的著名政治家之一。他在继位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前后进行了18次战役，终于平定了叛乱，使波斯帝国重归统一。大流士功成名就，踌躇满志，并巡行各地。在巡行至一个叫贝希斯敦的小村庄时，他让人在附近的石壁上刻上了著名的《贝希斯敦铭文》，为自己歌功颂德，以便流芳百世。他自称为“王中之王，诸国之王”，后人尊称为“铁血大帝”。——译者注
[11] 居鲁士大帝（前550—前529年在位）：古代波斯帝国的缔造者、波斯皇帝、伊朗国父。居鲁士大帝以伊朗西南部的一个小首领起家，经过一系列的胜利，打败了3个帝国，即米底、吕底亚和巴比伦，统一了大部分的古中东，建立了从印度到地中海的大帝国。——译者注
[12] 克罗伊斯：吕底亚最后一代国王，以财富甚多闻名。—译者注
[13] 执政官在这里是指罗马共和国两个最高职位的人。在古罗马“执政官”一词有两个意义：一是以前的领事，一是省的总督。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