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封信进步的代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俄﹞拉甫罗夫《历史信札》（1869）

第四封信进步的代价

　　在漫长的生存过程中，人类造就了一些天才人物，历史学家骄傲地称他们为人类精英，英雄豪杰。为了使这些英雄豪杰能够发挥作用，甚至单是为了使他们能够出现于以其为荣的社会之中，就需要培育出为数不多的这样一批人，他们自觉地竭力在自己身上培养人的美德，追求渊博的知识，锤炼明睿的思想，造就坚强的性格，渴望建立一个更加适合于他们的社会制度。为了培育出这样一批数量不多的人，就必须在时刻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的多数人当中分出不必为生活的重负而操劳的少数人。为了在那些为最低的生活资料、容身之所和蔽体之衣而斗争的多数人中培养出人的精华、文明的优秀代表，就必须使多数人能够生存下来，而这决不像初看起来那样轻而易举。
　　在最初为了自己而和自己的同类——动物进行的斗争中，人的处境是并不美妙的。他没有像其他动物那样具备有力的进攻和防御的天然工具，而其他动物正是依仗这类工具，在同各种敌人的斗争中生存下来的；因此，在凭体格进行的斗争中，更为强大的动物往往把人吃掉。人不具备爬、跳、飞、游等器官，因而不易逃脱危险，而其他较为弱小的动物可能由于具备这些器官而得以幸存。人必须学会一切，适应一切，否则他就不能生存。据某些著作家的意见，人的幼儿平均在自己生命的五分之一时间内，对双亲是无可奈何的负担，而对其他动物来说，这个时间则不会超过二十分之一。即使假定在原始人当中，这种数字上的差别比较小，但对于人来说毕竟是不利的。可见，人类能在动物界生存下来一般而言是极其困难的。
　　有一种逐渐发展的器官能够使人在斗争中取胜，替代其他动物的长处并超越后者。这就是思维器官。或许在产生能够比那些敌人更好地思维的个别幸运者之前，在产生能够想出保卫自己生存手段的个体之前，已有大量的、数不胜数的双足个体在和自己的敌人—兽类—的无望搏斗中归于死亡。他们保存了自己，以其他个体的死亡为代价，而这个最初的、天然的双足个体中的特殊阶层则创造了人类。继承下来的能力或模仿能力，把这些原始天才人物的发明转交给处于最有利于环境的为数不多的人。人类的生存巩固下来了。
　　如果说在过去，人与人之间，也和人与其他动物之间一样，为了夺取食物或将对方吃掉而进行斗争，那么现在，对未来具有重大意义的斗争则只限于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在这里，斗争双方是势均力敌的，因此，斗争也必然会更激烈、更持久。无论在身体的灵巧方面，在使用进攻及防御武器方面，还是在模仿最初那批兽类方面的任何改进，或是某个个体获得成功的任何发明，都引起了许多个体的死亡。被弃之不顾的幼儿死亡了，怀孕的或者刚刚分娩的母亲死亡了；较弱小的、不够灵巧、不够机敏、不太谨慎、模仿能力较差的死亡了。有的幼儿，由于身体结实，可能比其他幼儿更早地不需要照看，或者由于幸运的环境可以更久地得到照看而生存下来了；在体格和思维方面最有才能的生存下来了，具有同等才能中的幸运儿也生存下来了。他吃得较好；他睡得安稳；他知道的东西较多；他有时间更好地思考自己的行动。这些幸运者是人类当中能以所有同伴们的毁灭为代价而使自身生下来的第二个特殊阶层。个体为了共同防御或共同劳动而结成巩固的联合体，这对于人类的精神发展来说，可能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事情。人从自己的动物状态中带来了最初的、最古老的家庭；这种家庭团聚在长久哺育自己婴儿的母亲周围。人类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以猛兽或某些猿类为榜样，也熟悉了另一种社会生活，即为了防御或进攻而暂时组合起来。在原始的母系家庭的基础上，形成了最初的、分布极广的人类联合体—母系氏族。在争取生存的艰苦斗争中，人创造出这种密切联合的形式，它以共同事业为基础，并使个人利益从属于自己。当代许多学者研究的共同成果向我们表明，几乎普遍存在的人类共同生活的最古老形式是一种具有共同的妻子、共同的儿女、共同的财产、彼此紧密联系的原始人群。这就是最初的人与人之间的牢固联系，一种建立在自发起支配作用的习俗基础上的联系，而在这种联系中，人为了未来逐渐掌握一系列经过考虑的行动能力，即计划生活的能力。这是人的最初经验，它使人懂得，当他加入某个联合体时，他在争取生存的斗争中就会得到很大好处；为此，个体必须牺牲自己的利益，然后从中获得更强大的力量，获得联合体所有成员的共同经验和共同思维成果以及世世代代的传统。后来，由这个基本的人类联合体又形成了家长制氏族、父权制家庭、各种形态的家庭联合，发展成部落和民族。在同这样的氏族联合体作斗争时，所有较为弱小的集团都遭到必然的灭亡，或者也结合成某种联合体。在这些团结起来的力量面前，那些没有及时想到以某种形式联合起来，或者由于某种原因没有仿效这种发明的个体，根本无法保护自己，因而死亡。斗争双方越是具有更大的力量，原始人群的经济需求越大或是储存的物品越多，从而他们彼此之间对可以满足需求的贫乏物资的争夺越是不可调和，那么氏族联合体之间毁灭性的斗争也就必然越激烈。以多数人被消灭为代价，人类换来了文化不断进步的可能性；而通过一代又一代地传承，换来了社会生活和个人爱好的习俗以及知识和信仰的传统。
　　后来，社会生活的形态更趋复杂，出现了公社的、氏族的、家族的、部落的以及个人的所有制形式，形成了等级的、阶级的和国家的关系以及奴隶制度，氏族、部落、民族之间的斗争也不断延续下来了。当仅仅是为了生存而进行斗争的时候，被击败的敌人总是被残忍地消灭掉；然而，别人的生命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舒适的经验不可能白白地丢掉。想增加自己享乐的愿望促使人们考虑：有时不把战败者杀掉，是否更有利呢？如果战胜者只从事培养自己身体和思想的灵巧，而把为获取生活必需品所进行的劳动转嫁在他人身上，是否更有利呢？那些想到了这种实利主义原则的史前时期人类的天才人物，在人类中奠定了尊重别人生命和个人尊严的基础。他们也因此不自觉地给自己以及后代提出了发展体力和智力的要求，发展文化和科学的任务，并且以此为道德的理想境界。他们使自己和后代有了闲暇，以求得不断的进步。他们在人类中间创造了进步，正如他们的聪明又幸运的前辈在兽类中间创造了人类，在人的个体同处于半动物状态的集团的斗争中创造了人类社会和人类家族，创造了未来进步的可能性一样。可是，这种少数人的进步，是以奴役多数人为代价换来的，剥夺了多数人达到体力和思维灵巧的可能性，而这种灵巧则是文明代表的优势。一方面，少数人在自己身上发展了智力和机体，并在军事活动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穿插着空闲和休息的暂时性活动中，机体系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另一方面，多数人则注定要为别人的利益不停地从事单调的使人疲倦的劳动，他们没有闲暇去进行思维工作，在灵巧方面也不如自己的统治者，因此一直没有能力用自己的力量为自己争取发展和实现真正的人的生活权利。
　　由于认识到文化和科学是一种力量，具有享受的重大意义，自然就产生了垄断这种力量和享受的愿望。直接的强制、社会的组织、法律的制裁、宗教的恐吓、从襁褓时代起就被灌输的传统习俗，把那些高贵的、有学识的、发展良好的少数人同其他所有人分离开来。以所有这些其他人为了生存而不停地工作和斗争为代价，少数人就有可能为自己挑选更美好的女性，生下更优秀的后代，给后代以更好的供养和教育；就有可能把时间用于观察、思考、判断，而不必为食物、住所和最简单的生活条件操心；就有可能去探求真理，分辨正误，摸索技术改进，寻求更好的社会制度；就有可能在自己身上不断发展对真理和正义的热爱，随时准备为之牺牲自己的生命和幸福，决心宣扬真理，实现正义。
　　对真理和正义的传播，起初是一些具有坚定信念和良好理解力的人传播给一小部分把获得学识当作乐趣的人。这种传播把这些人当中接受能力最强的拥护者组织起来，同时一部分生活上有保障又信仰宗教的少数人也参加到他们的行列中来。通过暴力或协商，关于真理和正义的学说逐渐被纳入法律和习俗。就像有教养的人出于内心的需要力求实现正义和传播真理一样，善于思考的少数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觉得最好把一部分生活用品分给多数人，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有知识的人的范围。我已经说过，文明的发展有赖于对这种扩大的必要性的认识。然而，这种认识发展得很慢；精细的算计经常使得分给别人的物品尽量地少，并且尽可能限制别人接触知识的范围。由于不愿意思考，结果把时代的这些新要求，看成是某种和社会制度敌对的东西，看成是某种犯罪和罪恶的东西，因此，垄断知识的少数人千方百计地反对这种进步。他们把自己的知识紧紧地禁锢在传统的理论之中，禁锢在权威教义之中，把这些知识同神秘的传说，同超自然的启示混为一谈，从而力图把自己的知识变为不容许进一步批评的东西。后来，当知识变成世俗的，不能再用神圣的神秘性来防护自己的垄断者时，就出现了一帮御用学者，他们头戴闪闪的冠珠，手执博士、教授、院士的赫赫证书。这些人也同样竭力使自己摆脱进一步的思维活动，尽力把自己与一般人隔绝起来，排挤并扼杀那些无比勇敢地亮出科学批判旗帜的新生力量。垄断知识的人力图把御用科学变成像过去神圣科学那样的习俗和传统。被公认的知识经常成为批判的对象，成为科学进步的敌人。这种进步的弱点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人类尊严和各种正义的不良看法。由此产生了文明的长期不稳定；由此造成了文明经常趋于停滞；最后，也使人类的进步极其微小，但是为了在几千年中产生几个伟大人物，为了极少数人的进步付出了无数人生命的代价，使世世代代的人们血流成河，历经千辛万苦和无穷无尽的劳作。
　　为了使几个思想家能够在自己的书斋里谈论人类的进步，人类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为了几个规模不大的培养教育家的学校，人类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这些教育家至今也未给人类带来多大好处。如果计算一下当代有教养的少数人的数量，计算一下过去在为他们的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牺牲了多少人的生命，估计一下世世代代的人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命和别人的发展而进行的劳动价值；同时，如果计算一下丧失了多少人的生命，以及现在过着体面生活的人平均耗费多少劳动价值，—如果做到这一切，那么我们的同时代人一想到为了他们的发展花费了多少血汗和劳动的代价时，很可能会大吃一惊。他们之所以能够心安理得得，是因为这种计算实际上不可能做到。
　　然而，应该吃惊的还不是为少数人的进步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是为它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而做出的事情却如此之少。如果少数人更早更努力地在自己周围传播文化和思想学识，那么未必丧失如此多的生命和耗费如此多的劳动；我们每个人平均分摊的份额就会少一些，并且也不会一代又一代地增加。我们对于自然界的必然规律无能为力，因此，每个通情达理的人都应该听命于这些规律，平心静气地去研究它们，并尽可能地为了自己的目的去利用它们。我们对历史也无能为力，过去的一切只给我们提供有时可供我们作为将来借鉴的事实。对于父辈的过错，我们应负的责任只是在于我们继续这些过错、利用这些过错而不设法去消除其后果。我们只是对于将来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影响力，因为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行动是构成未来真理与正义的全部内容的材料。每一代人对于后代人应负的责任仅仅在于他们能够做什么和没有做什么。因此，面对后人的评判，我们必须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在我们称之为历史的进步这个响亮字眼的过程中，有多少灾祸是不可避免的，是自然而然的？我们的祖先给了我们这些文明的少数人以享受这种进步成果的可能性，但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毫无必要地加重并延续了那些从未享受过进步好处的多数人的苦难和辛劳？在我们后代的心目中，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对这些苦难负责？
　　生存斗争的规律在动物界是普遍存在的，所以，在人们没有认识到互相团结的意义，没有产生对真理和正义的要求以前，这一规律在原始人类当中也起作用，我们对此没有丝毫理由加以谴责。在人们只知道相互残杀，还没有达到用剥削代替杀戮以前，这种认识难以产生，所以我们只能把在人的个体、组织、氏族、部落和民族之间不断斗争的漫长时代看作是动物界的现实。
　　知识的积累，也就是关于权利和义务的思想的发展，很难想象最初不是在处境特别优越的少数人中实现，这样的一些人，他们靠别人而有闲暇，并得到更好的饮食和受教育的条件，而别人则以越来越繁重的劳动，甚至以自己的生命或巨大的苦难为代价，给他们提供闲暇、饮食和受教育的机会。为了学习，必须先有教师。多数人只有靠有教养的少数人对他们的影响才能得到发展。因此，在人类中，要么是根本没有任何发展，要么是多数人承担最幸运的少数人的重担，为他们劳动，为他们受苦和牺牲。这看起来也是一个自然规律。有鉴于此，我们只好说，我们完全不想要以如此代价换来的发展；或者把这也看作是人类的现实。可是，我在前一封信的开头已经把全面发展包括在进步的公式中，因此，如果根本拒绝发展，就将陷入前后矛盾。我们还是面对现实吧：人类为了自己的发展，必须以非常高昂的代价来建立师范学校，来培养有教养的少数人，以便使科学和生活实践，思维和技术在这些中心积累起来，然后逐渐扩展到越来越多的人当中。
　　在进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自然灾祸仅限于上述这些，而超出这些规律的范围，就要由世世代代的人，尤其是文明的少数人来负责了。历史上除了直接为争取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之外，在对于人的生活权利多少有了明确认识的时代所流淌的全部鲜血都是罪恶的结果，要由那些流血的一代人负责。任何文明的少数人，由于他们不愿意成为广义上的文明人，而要对他们同代和后代人的一切苦难负责，因为如果他们不是只去充当文明的代表者和保存者的角色，而是担负起文明的推动者的角色的话，他们本来是能够消除这些苦难的。
　　如果我们从这个观点来评价迄今的历史画面，那我们可能就会承认，即使排除为争取生存而斗争的辩解，人类的世世代代都是血流成河的，同时，几乎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那些以文明自傲的少数人，为了传播这种文明都做得甚少。少数人关心在人类中扩大知识的范围；更少的人关心树立健康的思想，寻求最合理的社会形态；而在文明的少数人中力图把这些合理形态加以实现的就更是寥寥无几了。有许多辉煌的文明，由于不善于把自己的存在同更多的人的利益结合起来而归于消亡。在所有文明社会中，绝大部分享有文化利益的人根本不去考虑没有享受并且不可能享受文明的那些人，更不去考虑为了获得生活和思想的利益曾经付出了多大的代价。然而经常也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生活在文明的各个阶段，认为这个阶段就是社会发展的极限，因而愤怒地反对批评这个阶段，反对把文明的利益扩展给更多的人，减轻那些没有享受文明的多数人的劳动和苦难，使思想具有更多的真理，使社会形态更为公正。这些鼓吹停滞的人非常害怕一种思想，即全部历史是确定不移地追求更好事物的赛跑，在这里，谁落后了，谁马上就会脱离历史活动家的行列，消失在无名的观望者的人群之中，作为一个野蛮的、微不足道的人死去。不善于进行这种赛跑的人想说服别人停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平静的乐趣，似乎如果他还想做一个人的话，这样做也是可能的。这些鼓吹停滞的人们极少有可能给社会进步设置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是他们却往往能够延缓这一进步，并且加重多数人的苦难。
　　因此，我们应该承认，为现代文明的好处所付出的代价，不仅有不可避免的灾祸，而且还有大量的完全不必要的灾祸。对于这些灾祸，文明的少数人的先辈们是要负责的，部分是由于漠不关心，部分是由于直接对抗传播文明的活动。我们不可能去消除以往的那些灾祸。世世代代受苦受难的多数人已经死去，他们没有减轻自己身上的劳动。现代文明的少数人正在享受着他们的劳动和苦难。更有甚者，他们还享受着自己同时代的许多人的劳动和苦难，并且影响到加重他们子孙后代的劳动和苦难。由于这后一种情况，我们对后代承担了或将要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因此，历史地研究已经完成的进步所付出的代价，将导致这样一个实际问题：现在这一代人有什么办法来减轻自己的责任？假如具有不同教养程度的活着的人都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为了不在后人面前对人类新的苦难负责，我们应该做什么？即使他们清楚地明白自己该做的事，那么，答案当然也是各不相同的。
　　像自己的祖先在人类初期进行的斗争那样，那些每天为了自身生存而斗争的大多数人会这样对自己说：尽你所知，尽你所能去斗争吧；捍卫你自己和你所爱的那些人的生存权利吧！这是你的父辈所遵循的准则；你的境遇不比他们好，这也是你唯一可以遵循的准则。
　　这些多数人中更为不幸的人（文明在他身上虽唤起了对人的尊严的意识，然而也仅限于此）会这样对自己说：尽你所知，尽你所能去斗争吧；捍卫你自己和别人的尊严吧；如果需要，就为它去死！
　　少数文明的人（仅仅希望增加自己的享受并巩固自己的享受地位，而且更多地是追求舒适的生活，而不是追求精神享有）对自己说，只有在团结合作或多或少地起支配作用的社会里，你才能得到享受；你要在自己和别人身上反对那些与团结合作不协调的东西；当你意识到当代社会的不协调是一种社会病态，你自己就会因这种不协调而感到痛苦；努力改善多数人的处境来减轻你自己的痛苦吧：你为此目的而牺牲的一些眼前利益，在你意识到你使这种给你自己也带来痛苦的病态有所减轻时，将会得到补偿。你要去研究自己的实际利益；去减轻自己周围和自己本身的痛苦，这对你是最有益处的。
　　少数文明人当中的小部分人（他把自身的发展，探求真理和实现正义当作自己的享受）对自己说：我所享受的每一种舒适生活，我有闲暇去获得或形成的每一个思想，都是用千百万人的鲜血、苦难或劳动换来的。过去的事，我无法去纠正；我所得到的教养无论付出了多么昂贵的代价，我也无法拒绝；这种教养正是促使我去从事活动的理想。只有软弱无力和没有学识的人，才会被肩负的责任所压倒，而跑到菲瓦达^[1]或坟墓中去躲避灾祸。应该尽可能地消除灾祸，而这只有在生活中才能做到。如果我用自己的学识去减少当前和未来的灾祸，那我就能解除自己对于因这些学识而付出的血的代价的责任。如果我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我就有义务做到这一点；这个义务对我而言是非常轻松的，因为它正好和我所享受的东西相吻合：探索并传播更多的真理，弄清什么是最合理的社会制度并竭力实现这种制度，这样，我就增加了自己的享受，同时，也就为现在和未来的饱经苦难的多数人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因此，我只是遵循这样一条准则：按照一个有教养的人给自己提出来的理想去生活！
　　如果所有的人都明白事理的话，所有这一切都应该是很容易，很简单的。但糟糕的恰恰在于只有极少数的人才懂得这个道理。遵循上述准则的只有第一类人中的一部分，以及其他类中的一些为数不多的一些人。为了自身生存而斗争的另一部分人没有坚定地捍卫；不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做，或者不会做，而是由于决心不大，由于消极。第二类人大部分是为了最起码的生活资料而丧失尊严，自惭形秽，结果仍然不能摆脱自己的处境。第三类人大部分不懂得自己的实际利益，因循守旧，哪怕在很小的程度上也不会抵制每个人，因而也给他们自己带来痛苦的社会病态，也就是说，在力求避免苦难的同时，他们不会去减少由于社会的不协调而给自己造成的苦难。最后一类人大部分或者把真理和正义当成偶像，或者局限于头脑中的真理和正义，而不是生活中的真理和正义，或者不愿意看到那些微不足道的少数人享受文明进步的利益。
　　为这个进步付出的代价在不断增长……

^[1] 上埃及的一个沙漠地带，第一批基督教徒曾在那里过禁欲生活。——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