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尼基福罗夫《布尔什维克地下活动年代》 反动势力转入进攻 反动派越来越卑鄙无耻了。被补的工人和学生越来越多。警察分局在地下室里虐杀着被捕者。 骑兵巡逻队在人口稠密的街上巡行着。现在他们已不再像从前那样跟人说笑了，都是很坚决地压迫着群众，挥打着马鞭，而在有些地方就用马刀砍。 十一月二十六日我问尼古拉： “要不要发动呢？我们可以抽调两百水兵。” 尼古拉回答说： “准备好等待着。时机到来——就通知你们。” 在面包房里举行着党组织会议。我作着报告，说到首都的情形和军队中的情绪，某些部队士兵的动摇和离开了革命，但是极大多数还是在坚持着斗争。我说到我曾经答应军事组织的代表，可以抽调两百名水兵，假使需要的话。 “可以抽调更多！”水兵们叫道。“并且士兵们也会跟着我们跑！” “多少，你们想，碰到必要时多少人能配备到战斗连里去？”我问道。 “假使开始战斗，那就可以有三百人。那时，现在不作声和不表示自己态度的人也会跟着他们走。” 决定在连队中加强工作，准备着水兵们随时能参加战斗，注意看守着武器，免得突然被解除。 政府继续对革命进行一系列的进攻。十二月四日夜间逮捕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代表们。 对于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打击，深深震动了彼得堡工人群众而引起了狂风暴雨似的示威运动。 在彼得堡开始了罢工。在工厂和作坊中停止工作。工人们拥挤到首都的广阔的大街和广场上来。开始与警察和军队发生冲突。在郊区出现了许多障碍物。举着红旗的示威游行拥满了广场和涅瓦大街。警察和哥萨克巡逻队退入侧街，但是并没有躲掉。在工人区域袭击着手无寸铁的群众的哥萨克，“玩弄着”马鞭，跑走了。有些地方工人对哥萨克开枪，哥萨克就边跑边用马刀砍。有些人被杀和受伤了。 从莫斯科传来了工人起义的愉快的消息。 十二月七日在莫斯科开始了政治罢工，就转到起义。在彼得堡罢工继续不久正开始退却的时候，而在莫斯科恰恰由罢工转入了武装起义。 领导莫斯科工人代表苏杂埃的是布尔什维克，因此它的作用就完全跟彼得堡孟什维克的苏维埃不同。但是莫斯科的起义却并没有遇到彼得堡应有的支持。 尼古拉铁路（现在是十月铁路）并没有捲入罢工，并被控制在政府军队的手里。沙皇有这条铁路，就可能调动矢忠于他的军队来镇压起义。从彼得堡曾派遣以米诺上校为首的谢缅诸夫近卫团来到莫斯科。 十二月十七、十八日从莫斯科得到不利的情报。从彼得堡和别的地方赶来支援莫斯科的政府军队镇压了起义。 莫斯科起义的失败，马上影响到彼得堡的局势。障碍物不见了，工厂着手工作了。革命显然已倾向衰落。 沙皇政府不再惊慌而变成大胆。在彼得堡开始按户搜索，并大批地逮捕人。动摇的军队已经听从指挥，并且出来保卫“秩序”了。 彼得堡党委军事组织召开军事组织者会议。决定加强陆海军兵团中的工作，指望准备迎接新的，更有组织的起义。 这时的局势变成很复杂。所有在喀琅施塔得的舰队全体人员都像在彼得堡的一样也被解除武装。水兵不准和士兵，特别是和近卫团来往。 有一天，尼古拉同志叫我到他那儿去。我们谈了很久。谈到关于在谢缅诺夫近卫团中的工作问题。该团把莫斯科的起义镇压下去之后就回到首都来。政府曾大加奖赏镇压者，但是工人、士兵、进步的知识分子却都看不起他们。很多近卫团都同谢缅诺夫军团的人绝交，工人们碰到任何机会总就羞辱他们。谢缅诺夫军团的人曾经得到许多从乡下亲属寄来的谴责的信。亲属知道自己子弟曾经参加镇压莫斯科起义，就来信谴责谢缅诺夫团人。很多父亲母亲都写信来说，要和自己的孩子——讨伐者断绝亲属关系。 我们党的军事组织决定认真注意谢缅诺夫团并在其中展开了政治工作。把和军团建立联系并在其中成立一个可靠小组的任务委托给我。 在谢缅诺夫团里我有几个同乡。我央定经过他们来安排好联系并探察其底细。 在最近的一个星期日，我用假造的通行证就上谢缅诺夫团去了。 在团队的大门口站着两个哨兵。当我对他们说，我要到其中一个连里去时，他们就叫来哨兵长，在平常却就不会这样做的。“嗳嘿，”我想道，“这就是说，团队已经被封锁了。”出来一位军官。他打量着我。我的近卫军的制服，显然引起了他的某种信任。他问道： “你要找谁？” “大人，我想看一个同乡，”并说出了他的姓。 军官详细讯问我，谁是我的同乡，我为什么要找他。等得到我的详尽的回答后？军官不敢拒绝我。叫我等一下，他就走了。 “这就是说，准许啦，”其中一个哨兵说。 “为什么你竟会想，可能不准许我呢？” “在你以前来的水兵，马上就说‘不可以’——这样就完了。你却是近卫军水兵，这才准许你。” 真的，过了几分钟出来一位下士并叫我跟着他走。在营房的门口我又碰到两个哨兵。 “唔，唔，他们是怎样地压迫你们呵，亲爱的同乡们！”我想道。 周围很是寂静。在走廊里听不到一点谈话的声音。下士唤着我的同乡。同乡很快走近我，和我握手。 “你好，亲爱的朋友，”他高兴地说，“好久没有见到老乡了。” 我们走近他的床位，坐下。下士也走近来听我们的谈话。我想起了一些我们乡下和城市生活的可笑的事情——都是很普通的谈话，一点也没有涉及政治。下士显然认定我们的谈话是“没有妨碍的”，就开始在离我们稍远的吊床之间踱步。同乡这才告诉我说：“压制得极厉害。大批人被捕，其中有两个伊尔库茨克人。不知道已把他们送到哪里去了。” “最好到兵营外面去谈一谈，可以吗？” “现在不成。谁也不准出去。也许，以后会放松一点……” 一位军官走进兵营里来。他就停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他开始在倾听着。我们作着普通的谈话。 但军官并不走开去。不管我们怎样努力，但所有普通的话题很快就讲完，所以我们不得不告别了。 “请你以后到我们海军兵团里来……”我高声地说。 “一定，等一有可能马上就来。你别生我的气。现在我们这儿工作很忙：时间不够分配。” 走出团队的大门外，我感到从身上卸下千斤重担似地顿觉轻松了。在团队里的气氛是多么难受。 “彷彿在牢狱里一样。”我想道。 第二天，忽然把我调开面包房。既不对我作任何审问也不说明什么原因。命令我绝对不准离开连队。很显然，这一定与我曾经到谢缅诺夫团里去访问有关。可能谢缅诸夫团曾经来调查或报告过关于我的访问。当局决定把我隔离。不管怎么样，我和城里的联系重又中断了。 我在海军兵团中的处境大大恶化。我想设法转到发电房里去。可是“坏蛋”却答覆我的请求说：“坐着别作声！” 和彼得堡党委军事组织的联系经由我们的几个党员保持着。我们洞悉军事组织的经过情形。在一九○六年二月初，尼古拉同志寄给我一张便条。其中说：“兹从海军司令部获得要逮捕尼基福罗夫和扎依采夫的情报。建议你俩逃跑。” 扎依采夫是在第二连服务的机械手。 我们互相商量了一下，我们决定离开海军兵团，但是不能空着手就跑。 面包房的隔壁是砲兵的教室。在其中的托架上放着一门“高奇克斯”牌的五管砲。面包师们早已向我提议要把这门“小砲儿”运出去交给工人。“他们总有机会用得着的，”他们说。但我都是宝贵着自己的司令部，所以并没有同意他们的提议。可是我的面包房的同志们却已经仿造好了砲房门上的钥匙，并答应把一切都安排好。现在我和扎依采夫就决定利用这个钥匙。但怎样把砲运出去呢？这时面包师们就来帮助我们。 “应该和那个送牛奶到海军兵团来的卖牛奶的爱沙尼亚人认识认识，”他们提议。“和他说好，叫自己人坐在他的位子上。那就可运出去了。” 我们把我们的计划报告给尼古拉。军事组织就来帮助我们。委託爱沙尼亚工人去和卖奶人联系并跟他要好。爱沙尼亚工人和卖奶人说好，在下一次就代他把奶运送到海军兵团里来。头天晚上我和扎依采夫就从教室里把砲拖了出来，并把它埋在院子的垃圾里，平常卖奶人总是停留在那儿旁边的。一早我们的“买奶人”就来了。 等他去分发牛奶时，我们很快就把砲放在雪橇里，用稻草把它盖住。买奶人带着他的小提桶出来了，他坐在砲上就从海军兵团的院子里驰了出去。［注：这门砲以后就埋在地里，一直埋到十月革命。后来把它陈列在列宁格勃的革命博物馆中。 ——原註。］ 我和扎依采夫在口袋果带着勃郎宁手枪并用人家的通行证跟着卖奶人走了。哨兵毫无阻碍地放他出去。我们出示通行证并声明说，要到“北极星”号上去工作。哨兵也就放我们出去了。 在角落上停着一辆现成的准备急用的快马车。我经过那儿告诉马车夫说，一切都已停当。他就叱喊着急把车驰跑了。我们就望着接头的住宅跑去。 尼古拉同志转告我们说，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要介绍我和扎依采夫到国外去。这种建议很使我们愁恼。我们不懂外国话，我们怎样在外国生活呢？ 我们请求把我们留在俄国。于是他们就提议我们到克里米亚去，并且预告我们说，在那边工作将是很困难：在那地方布尔什维克还很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到处很猖獗。 过了三天，给了我们衣服、钱和到莫斯科的接头地点，我们就离开了首都。 列车缓慢地开驶着。车厢窗外二月的迷雾渐渐消散，彼得堡看不见了。 首都终于看不见了。水兵尼基福罗夫和扎依采夫在某一个时期中也看不见了。代替他们的却是正在邮车上出发的两个青年工人：彼特尔·马拉卡诺夫和伊凡·守尔卓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