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尼基福罗夫《布尔什维克地下活动年代》 第二部 在克里米亚的地下活动 当我和我的朋友扎依采夫到达克里米亚时，革命已经衰退。 克里米亚以光明的太阳、灿烂的花园，以它的整个春天的美丽迎接我们。我们离开车厢走进了西姆费罗波尔。 我们一跑到城市的街上，诱惑人的春天马上被冲淡了。贫民在克里米亚也像在全俄罗斯一样受着磨折。我们开始就碰到了痛苦的失业现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克里米亚工会暂时让我们住在西姆费罗波尔最偏僻的角落，在鞑靼居民区中一所秘密的住宅里，那里已经住着五个高加索人，他们是在格鲁吉亚革命运动被击破之后，从哥里逃出来的。要到这所住宅里去，就得走过一条只能容两个行人交错而过的、又弯曲又狭窄的胡同。胡同分叉开去，通向各条死胡同。必须具有很好的记忆力，方才能不迷路。夜里居住区一片寂静，旅客就得提心吊胆地走过那又黑又窄的胡同。警察很少，而且也不愿意到这里来瞧一瞧的。 秘密住宅是由一个没有窗户而有两条出路的大房间所组成的。其中一条出路掩蔽得很好，准备碰到警察袭击时用的。从天花板上那嵌着玻璃的小窗子里射进来的光钱照亮了房间。 一只大箱子代替了桌子，有几张凳子，一个煮饭用的炉子，一只给烟燻黑的大肚子的茶壶、炖锅、平底炒锅，还有这个房间的居住者用来垫着睡觉的席子，——这就是秘密住宅中全部财产的清册。 我们的新同志们过的是共同的生活。其中有一个画家，他很久地坐在小院子里桑树下面在绘画。 但是西姆费罗波尔的居民显然对于绘画作品很少感到兴趣。所以画家工作的收入给予公社社员公共钱柜的钱很少。有三个同志在企业里工作：一个是制鞋工场里的制靴匠，一个是成衣匠，还有一个在铁路上服务。我们同居人里面的第五个人是失业的。 公社社员们过着半飢饿的生活。西姆费罗波尔的党组织经济非常困难，没有余力来资助我们。 我们从彼得堡来到公社里，并没有居留好久。扎依采夫因为过去的职业是排字工，所以就到地下印刷所里去工作了。我却被派到塞瓦斯托波里去。 和我们有联系的克里米亚木匠工会委员会委员，木匠“斯捷墦同志”，把塞瓦斯托波里的秘密接头地点通知我，并忠告我到了那边以后可不要说是布尔什维克，要不然，那孟什维克领导的塞瓦斯托波里的组织就会竭力想法赶快排斥我的。 “怎么，那边没有布尔什维克吗？”我问斯捷潘。 “在起义的时候差不多全都被捕了。”他回答。 塞瓦斯托波里刚刚经历了“奥哈柯夫”巡洋舰起义的暴风雨般的日子，这个起义因为海军上尉施米德特和他的战友们的悲剧式的牺牲而结束。 “奥哈柯夫”巡洋舰，加入塞瓦斯托波里舰队海军兵团起义，企图带走整个黑海舰队。但是沙皇政府却已有“波将金”事件的教训，所以很警惕地监视着舰队。在“奥哈柯夫”放出最初的起义的信号时，要塞砲队的猛烈砲火就马上把它的号召打断了。同时步兵的步枪和机关枪火力圈子包围着起义舰队的海军兵团。岸上的起义还来不及展开，而“奥哈柯夫”上的起义就已经被砲火轰毁了。 塞瓦斯托波里十一月的起义，就像喀琅施塔得人的十月起义一样，俺没在血泊里。除了在起义时牺牲和被判处死刑的几百水兵之外，还有一千六百十一名水兵被判决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 我到了塞瓦斯托波里，并不听从斯捷潘的忠告。结果他的忠告马上被证实了：第二天，当地的孟什维克领导者就提议叫我到叶夫派托利亚去，要我在驻扎在那边的哥萨克中队里做好革命工作。我企图反对： “我是水兵，我熟悉水兵的环境，我有在水兵中间工作的经验，所以我坚决要求，请让我做这方面的工作。” “委员会提议要你到叶夫派托利亚去。在塞瓦斯托彼里的工作都已经安排妥当，并且都已经有工作人员。”他们回答我说。 我不得不走。和我同走的是一位需要给我和哥萨克人接上关系的同志。 夜里输船开出去了。在海中我们遇到了大暴风。我站在甲板上，那儿一个乘客也没有。海涛的飞沬飞溅到甲板上来，轮船从一边倾斜到另一边去。我身上的衣服全被打湿了，但我还是不离开甲板，注视着汹涌澎湃的大海。它呈现出可怕、伟大的景象。月儿不时从乌云里透露出来，把溶银似的光辉在那浪峰上一闪，就又躲进云层里去了。大暴风也像开始来时那样，突然间停止了。天空清朗如洗，快落下去的倾斜的月光照耀着平静的海。 轮船驶近叶夫派托利亚的时候，太阳已经强烈地照射着。在海滨浴场上看见已有人在沐浴了城市处在懒散的情调中。它在白天好像已经死绝，只是在早晨，当疗养的病人出来沐浴，而渔人们从大帆船上卸下比目鱼时才活跃起来。晚上在林荫路上响起了不合调的音乐。 我在哥萨克骑兵中队那里忙碌了一个多月：组织了一个十五人的小组，把党的政纲和任务介绍给他们，对他们讲述着一九○五年革命的意义和黑海舰队水兵起义的原因。我们白天在离兵营不远的丛林里聚会。哥萨克兵认为炎热的中午是秘密集会的最安全的时间。军官们这时候都呆在自己的公馆里睡觉或者赌牌。 哥萨克兵们用心听着我的讲述，并提出了那使他们成受痛苦的问题： “革命者要不要把哥萨克人的土地拿去？” “谁的土地太多了，那就要拿谁的土地，”我回答，“并且拿来分给那些没有土地或者土地很少的人。” “据说，要把我们的土地分给‘外乡人’。我们决不给他们！我们将要用手里的枪来拼，而决不给他们！……” 我于是不得不长久地耐心地对哥萨克人说明着党对于土地问题的政策。 对哥萨克人的工作耗去我一些时间，接着我认识了许多渔民。他们差不多都是捕鱼而又干着贩运私货的，他们和国境的守卫兵们串通、而仇视着那使他们极害怕的警察。 我不能在渔民中间长久工作下去。我得到了克里米亚党委的命令，就上西姆费罗彼尔去了。在这里他们通知我，根据委员会的决定，要我到刻赤去，听候当地的党组织分配。 这一次我要和西姆费罗波尔分别很久。我再也没有碰到过扎依釆夫，听说他已被定罪，并已被放逐到基联斯克去了。 刻赤是一个很安乐的小城市，它很使我喜欢。在静静的海湾上面耸立着岩石重叠的米特利达山。 在它的斜坡上成段地散布着房子。一部分市镇却分布在平原上。在市镇房子外面远处，呈现出一所冶金工厂。港口给市镇增添着特殊的沿海的色彩。 秘密接头的住宅的主人，五金工人哥尔恩亲切地接待我。他跟妻子和一个小女儿住在一处。他的妻子款侍我午饭，而他自己却把关于我到来的消息去通知同志们。 把我安顿在铸工伐西里·彼得罗夫的住宅里，我和镒工阿维夫·米赫诺同住着一个房间。 阿维夫远在一九○五年以前就曾被放逐到同尔汉格尔斯克去过，而现在他却在淑洛塔烈夫冶金工厂里做工。这个人约有二十八岁、高个子、阔肩膀、留着淡黄色的小胡子、有同样颜色的像丝一样的唇鬚。他殷勤地招待我。 我到达之后过了两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市委员会就作出决定分派我到港口去，到濬泥船队上去，黑帮分子在那儿很有势力。 员会会议开完以后，我和阿维夫就跑回家来，他对我说： “你的工作将是很不容易的：黑帮分子根深蒂固地槃踞在濬泥船和搬运夫中间。特别困难的将是在搬运夫中的工作：在那边管制他们的是这里的黑帮派头脑，工头别斯卡拉伐内依。一直到现在我们的人谁也还不能渗入到他们里面去。派去的人不是被赶出来，就是被打一顿。你可要特别小心呀！” 在刻赤的社会民主党内大半都是孟什维克。两家机械工厂、密萨克苏箕制烟工厂的工人，码头工人和极大部分的家庭手工业者都处在他们的势力下面。 我整天在濬泥船队的码头上，在水手、溶泥船和驳船工人以及搬运工人中间走来走去，观察着码头工人的生活，倾听着他们的谈话。 一切装卸的事情，都抓在那跟码头和船只的管理人有联系的包工头手上。包工头残酷地剥削着散漫无组织的搬运夫韦众，给他们烧酒喝，并在算账时矇混剋扣他们。包工头的靠山就是别斯卡拉伐内依。 我在码头上走来走去并和工人们谈话，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猜疑：人们把我当作失业工人，在找寻工作。我原也可以去做搬运夫，但是我却决定到濬况船上去：因为在那边更多熟练工人，并且我好像感到从那里将更容易影响港口的一切工人。 溶泥船队还没有开始出航；船上正在进行修理。有一次，我在码头上闲游，听到从“维克托尔·洵斯基”号濬泥船上传来了声音： “喂，小伙子，到这里来！” 我跑上了甲板。水手长接待着我。 “怎么，你是寻找工作的吗？” “是的，找工作。” “你能够做什么？” “一切粗工都会做。” “为什么歇生意的？” “因为喝酒，”我着慌地说。 “好的。就录用你吧，但如果给我看到你闲玩或者喝醉酒时-——那就叫你滚蛋。喂，别斯派洛夫！这就是你的助手，你招呼他吧！” 别斯派洛夫正在安装和修理着船上的通水管。他和儿子一起工作着。他是一个忧郁沉默的人，看起来，他一定是爱喝酒的，但是他的工作却做得很得手、很好、又踏实又干净。 对于水道工人的工作我是熟悉的，所以我就显得是一个很机灵的助手。从开始的一天起就博得了老头的欢心。我拖着管子，递给他沉重的螺旋钳，并把预料到要敷设新管子的地方弄干净。 我在濬泥船上工作了几天，决定小心地"试探"一下老头，查察他的心地。我开始谈到关于国会这件事： “报上登载着，不久在国会里就要选举了。怎么样，我们也去选举吗？” “这不是我们懂得的事情。你要是想得很多，那就要脑袋搬家。"别斯派洛夫阴郁地回答。” “那怎么在报上登载着，工人也要选举呢？” “有些人可以写给他们看、而有些人却要遭责打呢。”老头意味深长地说。 到这时候我们的谈话就停止了。 我渐渐地认识了工人，认识了他们的经济情况、他们的心地和对于不久之前革命事变所抱的态度，我得出了结论，工作应该从年轻人入手。 港口和濬泥船上的干部工人从青年时代起就在这儿工作了。他们通常都有自己的房子和菜园，有乳牛或者山羊。管理当局给工人们设立了很复杂的职务等级。谁要是顺从主人的意旨，那谁就可以沿着这个小梯子爬上去。码头工人的家庭世代相传地在狭窄的工场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老人们把青年人抓得很紧，对待任何“自由思想”都很严厉。 港口的管理当局拼命装得和工人草众们“亲如骨肉”。常常邀请老人去参加各种技术问题的讨论会。我已经明自，工作从老人入手是不妥当的。我开始仔细地研究着青年人。 别斯派洛夫的儿子安德莱，在技术夜班里学习，梦想要做一个船上的机师。我和他很快就相处得很好。我们时常坐在海岸上谈论着各种问题。 我小心地使他熟悉政治生活，讲到关于革命，关于在舰队中起义的事情。安德莱就发问起来：秘密党派为什么存在，为什么他们要进行反对沙皇。我就当着他父亲的面前把这种问题审慎地含糊地回答他。老头子插进了他的反驳，如像：“有的人因为贫穷，而有的人因为吃饱饭没有事做，所以要去革命……而我们却是有工作的。” 有时火夫达尼洛也来参加我和别斯派洛夫父子的谈话。这是一个乌克兰人，是心肠很好的青年，他曾在军队里服务，差一点没有到满洲里；和日本议和之后，他就回到俄罗斯来。在路上他被革命的浪潮所冲击，便在黑海岸的刻赤地方下了车。又愉快又爽直的达尼洛非常活跃地参加我们的谈话。 老头子别斯派洛夫却骂他：“你这吹牛大王！你光会吹牛，而自己却什么也不知道。” 在午饭休息时候，安德莱给我和老头子读着当地的报纸，别的工人们也向我们围拢来。关于俄罗斯某一地区革命事变的报导，很使青年们发生兴趣。但青年工人们并不经常正确地领会到事件的真相。通过我自己，有时候是安德莱的帮助，使他们认清了国内所发生的事情。 就这样在我的周围扩大了和青年们的联系。 安德莱在和我的谈话中也得到了一些知识。“一般的”政治谈话，已经不能使他感到满意，他要求详细地讲述着革命和革命者。结果，他父亲对政治谈话警诫得愈厉害，他对这种谈话渴望得愈热烈。 有一次，我向安德莱提议，请他邀几个最严正的伙伴，在夜里到米特利达山上聚集，在那边详细地谈一谈关于政治问题。 他带来了五个人。我对他们讲着有关一九○五年的革命：关于一月九日的枪杀工人，关于黑海水兵和波罗的海舰队的斗争，关于全国同盟罢工和关于沙皇的宣言。在第一次谈话中我一点也没有谈到关于布尔什维克党和关于列宁的事情。 当我讲完时，伙伴们长久地沉默着。我也不作声。接着大家都一下子讲起话来： “为什么革命者不来和我们进行谈话呢？……在刻赤，多半也有革命者的吧？” 伙伴们并不把我算为革命者。在他们概念中的革命者——必须是大学生，而我却是和他们的一个工人。 他们终于把革命和工人运动的问题向我提出来。我一面回答着，一面还是小心地隐秘着自己，并没有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革命者。 我就这样把我周围的一群青年组织起来。我们好像偶然碰在一起似地作着简短的谈话，就走开了。在四月间，我和青年们的联系竟加强到这种程度，就是可以转到有系统的政治问题的谈话。 我们常常在草原上，在城外聚会；我讲着革命起义的光辉的插曲。在莫斯科和别的城市中街垒战斗的景象激起了我的听众的想像力。 有一次，在濬泥船上午饭休息时候，我讲到工人们同心协力的罢工可以缩短劳动日。达尼洛紧握拳头，高声地说： “嘿，最好使我们的统治当局发抖，那劳动日也就可以缩短啦！……” “喏，我们很快是发动不起来的，”安德莱回答。“你们只要瞧我爸爸。” “管他什么爸爸！”达尼洛忍不住叫道。“不是爸爸，却是我们应该行动起来呀！” 坐在我们旁边的老头子们这一次不作声了。不过达尼洛突然说出来的意念都鼓舞着小伙子们，所以他们讲来讲去老是要回到这个题目上来。 这样，经验证明了，我的工作方法採取从青年入手是正确的，并且我可以大胆地依靠青年人，通过他们也可以影响一切工人群众。 从青年工人中我选出最可靠最稳重的人，经过委员会同意把他们介绍入党的小组。 “维克托尔·洵斯基”号濬泥船上的所有青年们不是加入小组，就是参加了政治谈话。 有一次在工作完毕后，我和安德莱及达尼洛开始计划怎样去和别的船上的青年们谈话。 “在做完工后，要把大家全都召集到岸上来和他们谈一谈，”法达尼洛提议说。 “这是不行的，”安德莱抗议。“全都召集来，那末他们今天就要在全市里传布开去。” “对啦，不能这样，”我支持安德莱说。“要落在宪兵的毒手中是什么待候都来得及的。不用性急，应该逐渐地把他们吸引进来，一个一个地，选择那不会信口乱讲，而是稳重的人。开始召集一个小组，以后慢慢扩展。……” 决定在最初时期每只濬泥船和驳船上各挑出一个人来，并把他们编成一个特别小组，从这小组开始做起。派定安德莱去负责建立小组，他高兴极了。 我们就这样在刻赤的工人中间展开了政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