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宿怨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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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宿怨之冬”

　　1978年7月，丹尼斯·希利宣布了第四阶段收入政策，规定加薪幅度不得超过5%，这个不得人心的政策引爆了“宿怨之冬”——工人斗争猛然高涨，即使按照七十年代初期的标准来看，这次斗争的规模也是非常庞大的。第四阶段收入政策规定，如果雇主加薪超过5%，就要受到贸易制裁。
　　1978年5月，自由党主动中止了自由党—工党联盟。现在工党必须依靠阿尔斯特统一党和几个民族主义小党的支持才能执政。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了10%，而加薪的压力也在水涨船高。不断有工人提出高于5%的加薪要求。福特工人要求加薪25%，一百五十万地方政府雇员要求加薪33%。
　　杰克·琼斯和休·斯坎隆都是工党政府的拥护者——杰克·琼斯是铁杆拥趸——他们的退休，成了推动工资运动高涨的一个重要因素。达菲远远不如斯坎隆强硬。莫斯·埃文斯不仅不像琼斯那样忠于工党，而且——说句公道话——他还打算贯彻运输工会的自由集体谈判政策——至少是在他所谓的“可盈利”（profitable）的行业里。

英利工人的工资要求

　　在考利装配厂，会员代表们非常想在1978/1979年的工资调整中提出可观的工资要求——然而还有个问题。公司谈判制度已经被强加给了我们，现在谈判是由联合谈判委员会（Joint Negotiating Committee，JNC）进行的，而这个充斥着工会中央干部的机构只会拖后腿。都到了八月了，联合谈判委员会还是没有提出任何要求。
　　到了九月，会员代表联合委员会对联合谈判委员会的拖拖拉拉感到忍无可忍，便决定在厂里提出工资要求。它采纳了这样的要求：为了抵消通货膨胀的影响，必须加薪27英镑，使生产工人的周薪达到100英镑。群众大会热烈地接受了这个要求，它很快就成为了英利轿车各个工厂的普遍要求，最后成为了联合委员会的政策。

罢工浪潮横扫福特工厂

　　群众大会开完后，第二天就爆发了“宿怨之冬”。福特公司的管理层按照第四阶段收入政策提出了加薪条件，结果激怒了工人，罢工一夜之间横扫了福特的各家工厂。几天之内，福特公司的57000名蓝领工人全部罢工，福特公司在英国的业务完全中断。码头工人与海员也进行了声援罢工，使福特公司在欧洲的大部分业务也随之停摆。
　　罢工得到了莫斯·埃文斯的全面支持，所有的大工会全都宣布正式支持罢工。在福特罢工的压力下，工党代表大会宣布支持自由集体谈判政策，运输工会与工程工联的代表对此集体投了赞成票——这对卡拉汉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并极大地鼓舞了工资斗争。
　　工党代表大会结束后，莫斯·埃文斯趁热打铁，宣布了一条政策：在可盈利的私人企业里，为了反抗第四阶段收入政策而举行罢工的运输工会会员，都会得到正式支持。他还谈到了关键行业的罢工，比如英国氧气公司^[1]和货运业。埃文斯的宣言，是对工党的收入政策的巨大挑战，并极大地鼓舞了全国的工人斗争。
　　10月9日，福特管理层撑不住了，同意与工会谈判，而不顾政府的政策。没过多久，英国氧气公司工人也举行了罢工，并且率先突破了加薪上限——他们争得了8%的加薪。然后，福特工人在11月3日拒绝了加薪16%的条件——这个条件会粉碎加薪上限——并决定继续罢工。

英利工人遭到了孤立

　　就在福特工人拒绝加薪16%的那一天，英利管理层提出了工资调整建议，没有超过第四阶段收入政策规定的5%的上限。伯明翰的德鲁斯路^[2]拖拉机与传送装置厂工人立即举行罢工；这家工厂为英利轿车的所有型号提供部件。几天之内，英利所有型号的轿车全部停产，27000名工人停工。
　　然而，包括莫斯·埃文斯在内的工会领袖们对德鲁斯路罢工的态度，却与对待福特罢工的态度完全不同。他们不但拒绝正式支持德鲁斯路罢工，还命令工人不惜一切代价复工。因为这次罢工不只是单独一家工厂的事，它影响到了整个英利公司。不过，这种行动——以富有战斗性的工厂带头——是完全合法和完全有效的行动方式。但是，两周后，德鲁斯路工人屈服了，他们复工了。该厂召集者阿瑟·哈珀（Arthur Harper）在联合委员会会议上对工会官僚的行为进行了强烈的抗议。他在会议上说，就像谚语中说的那样，英利工人是一群雄狮，可是领导他们的官僚却是一群蠢驴。
　　哈珀是一个有点古怪的、特立独行的——虽然往往表现得很有战斗性——共产党员。他会戴着红色贝雷帽和伞兵团徽章参加联合委员会会议，同时还会佩戴他所属的政党和工会的徽章。七十年代初，他脱离了共产党，参加了国际社，他在国际社里依然特立独行。但是，在1972年的索尔特利大门之战中，他是工程工联伯明翰地区委员会主席，在发动工人斗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后来成了国际社反对派的支持者，反对派在工程工联改选中决定不支持广泛左派的候选人，而是从基层会员中推出候选人（即国际社成员）参选，他们因此被国际社开除，随后他们成立了工人同盟^[3]，然后哈珀也就成了工人同盟的支持者。
　　德鲁斯路罢工被打垮后，英利管理层重新开始谈判。这次他们把加薪跟设立新的工资等级制度挂钩，而在实行公司谈判制度之后，设立新的工资等级制度也就势在必行了。为了诱使工人接受新的工资等级制度，他们提出了一套“等额工资”制度（parity payments），额外再加薪5%。媒体把这两者加在一起，宣称加薪幅度高达17%，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多。
　　一些工种最后获得了差不多的加薪幅度，但是大多数工种的加薪幅度远远没有这么大。总之，这只是一次性的加薪，目的是诱使工人接受新的工资等级制度。在联合委员会的支持下，工会中央干部同意让会员举行表决。三分之二的会员（48702票赞成，25403票反对）愿意接受这个方案，但是会员们普遍不了解这个方案的具体内容。从这一刻起，英利公司内部的形势就急转直下了。

福特工人粉碎了加薪上限

　　反对第四阶段收入政策的斗争在11月22日取得了重大突破。福特工人在罢工九周后，赢得了大胜：他们争得了17%的加薪，粉碎了加薪上限。他们突破了工党的收入政策的限制，而政府却对此无能为力。然后，在12月13日那天，26000名面包作坊工人在罢工六周后，也突破了收入政策的限制，争得了14%的加薪。一周后，40000名海员没有发动罢工，就赢得了8.75%的加薪。到了这个时候，没有突破加薪上限的工人只有一百五十万人了。
　　到了十二月，议会经过表决，决定取消政府对在工资协议中突破加薪上限的雇主采取贸易制裁的权利。四名工党左派议员——罗伊·休斯^[4]、罗恩·托马斯^[5]、希德·比德维尔^[6]和艾迪·罗伊顿^[7]——在表决中弃权，才导致了这个结果。同年年底，埃索^[8]油轮船员和BBC记者也采取了行动；全国记者协会^[9]号召各地记者提出全面加薪20英镑的要求。八千名记者响应了号召，影响了1200家出版物。

货运司机罢工

　　12月19日，运输工会公路货运部——代表了75000名公路货运司机——提出了要求：加薪60英镑，工作时间不得超过35小时，也就是要求加薪22%。以公路货运协会为代表的雇主们只同意加薪5%，于是，运输工会于1月3日号召公路货运业的全体会员举行无限期正式罢工。
　　几天内，就有70000名货运司机罢工。在牛津，在表决中赞成罢工的比例高达10/11。这次罢工彻底撼动了政府。几天之内，各地的罢工委员会自己做主，决定哪些货物可以运进和运出港口与工厂，大量行业濒临停产。罢工委员会下令，准许运输食物、动物饲料和医疗用品之类的基础物资，但不得给工业运输供给。与此同时，德士古^[10]油轮船员也举行了全面罢工，石油储备眼看就要见底了。
　　这种形势是非同寻常的。收入政策的制定者丹尼斯·希利在回忆录《我生活的时代》（The Time of My Life）中酸楚地抱怨：“每天晚上，电视都会播出这样的场面：胡子拉碴的男人们，穿着粗呢大衣，围着火盆瑟瑟发抖。有些神经兮兮的观察家还以为革命来临了”（第468页）。内务大臣梅林·里斯^[11]扬言要出动军队运输补给品。但是，这样做只会让形势更加恶化，政府的各种紧急委员会都接到了指示，叫它们同当地的罢工委员会协商，尽量通过谈判让罢工委员会给补给品放行。
　　英利的货运司机并没有参加公路货运司机罢工。我们属于英利员工，并不属于公路货运业。在运输业里，我们这种司机叫做“内部”（own account）司机。但是，罢工开始后，罢工的货运司机拒绝运送哪些货物，我们也就拒绝运送哪些。这并不容易。公路货运司机罢工后，来自南威尔士拉内利的部件短缺，考利很快就停产了。
　　但是，考利管理层却给运输工会第四分区书记乔治·莱特（George Wright）——他当时担任威尔士中央罢工委员会书记——写信，请求他准许公司利用我们的货车运送那些原本由公路货运卡车运送的货物。莱特在回信中说，为了给公路货运业雇主施加压力，他同意这么做。他在信中是这么说的：

　　第四分区﹝威尔士﹞中央罢工委员会的政策是：所有“内部”车辆均可承担原本由货协所属企业承担的业务，只要该企业的劳资争议仍未解决。这样可以给货协所属企业进一步施加压力，迫使它们接受加薪65英镑、工作时间不超过40小时的要求。
　　因此，根据上述政策，在货协所属企业达成协议、接受加薪65英镑、工作时间不超过40小时的要求之前，原本由这些企业承担的威尔士和考利之间的运输业务，均可由英利司机与货车承担。

　　确认了这封信的真实性后，货车车队就从考利出发，前往拉内利运输配件，让工厂重新开工。但是，在司机们出发前，我们告诫他们：如果他们在拉内利工厂门口遭到纠察队的阻拦，那就不要强行闯关。长途货运司机的会员代表珀西·特林德也在车队当中，他自己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就不用再三提醒他们了。
　　到了晚上，珀西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在拉内利门口被纠察队拦住了，纠察队说，莱特的信不关他们的事。我就给考利的夜班经理打了电话，跟他说司机们不会闯进拉内利工厂。夜班经理大发雷霆，他说货运司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冲破纠察线，把部件运回来；要么就“下岗”（并失去合法驾驶车辆的资格），自己回家去。货运司机两个选项都不选，经过一番斗争后，到了第二天早上，经理让步了，准许货运司机开着空车回来。
　　公路货运司机罢工发展成了全面对抗，卡拉汉只好妥协。他宣布：5%的加薪上限不适用于“工资过低的工人”，并强调指出：如果货运业雇主全部满足货运司机的要求，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然后，货运业雇主就陆陆续续地妥协了，大多数货运司机都争得了加薪65英镑；在一些情况下，这相当于加薪22%。

街道上堆满了垃圾

　　政府已经输掉了私有部门的工资斗争，它准备在公共部门作最后一搏。医院雇员、地方政府雇员、教师和大学讲师一马当先。1月22日，公共部门的一百多万工人举行了24小时罢工，有60000人在伦敦市内游行。
　　工会领袖们反对总罢工，主张让部分工人进行为期一到两天的罢工；但是他们选中的那部分工人极具战斗性。医院、急救站、垃圾处理场、学校、大学和其它工作单位周围都拉起了纠察线。在某些地方，当地的罢工委员会仿效货运司机在罢工中的做法，控制了公共服务，并自行决定哪些公共服务继续运转，哪些暂停运行。
　　到了二月中旬，罢工浪潮仍未停止，街道上的垃圾已经堆积如山，政府和工会大会便提出了所谓的“协约”（concordat）。它们企图在大选之前，把汹涌澎湃的斗争浪潮给停下来。然而它们没有取得多少成果。2月23日，公务员工会发动了罢工，提出了可观的工资要求：没过多久，水务工人通过英勇果敢而又卓有成效的罢工，争得了加薪16%的协议。
　　但是，这种不全面的罢工依然是软弱无力的，公共部分的大量工人只能接受加薪9%的协议。虽然这比原先的加薪上限（5%）高出了差不多一倍，但是，假如工人能够举行全面的、协调的罢工行动，他们就能更快地迫使资本家做出更大的让步。

撒切尔上台

　　工党与几个民族主义小党的盟约破裂后，卡拉汉于1979年5月3日举行了大选。工党本来应当稳操胜券。高水平的工人斗争，会大大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在一般情况下，这会使工党的得票数大大增加。然而，在这次工潮中，工人是直接反对工党政府、反对这个政府实行的加薪不得超过5%的政策的。因此，工党的大批选民弃权了，工会会员投给工党的票也剧减了。
　　结果，工党输掉了大选，保守党在下议院拥有41席的优势^[12]，成立了以玛格丽特·撒切尔为首的内阁。就连丹尼斯·希利都认为，严苛的收入政策是导致工党败选的原因，至少他在回忆录《我生活的时代》里是这么说的：

　　就像一出希腊古典悲剧一样，我们没有得到工会大会的支持，就傲慢自大地制定了5%的加薪上限，结果我们遭到了不可避免的报应……我们这些内阁阁员本来应该想到，5%的加薪上限既不可能贯彻下去，又会激怒工人。如果我们能够满足于“一位数”（single figures）之类的公式，就不用签订那么多协议，从而避免“宿怨之冬”，我们或许就能赢得大选了。（第462页）

　　希利也明白，杰克·琼斯和休·斯坎隆的退休是一个重要因素。他还专门痛斥了莫斯·埃文斯：

　　杰克·琼斯和休·斯坎隆退休后，党失去了工会大会中最能干的支持者。他们的衣钵，原本应当由强大的普通工人与市政工人工会的领袖戴维·巴斯内特^[13]来继承。然而巴斯内特却觉得这套衣钵太不合身，太让他窘迫；总之，对他来说太沉重了。在长年的艰苦工作中，他表现得太软弱、太容易动摇了，而且他受克莱夫·詹金斯^[14]影响太大了；特立独行的克莱夫·詹金斯是一个专业人员工会的左翼领袖，这个工会的会员主要是保守党选民……特里·达菲是天主教徒，是右翼分子，拥有巨大的勇气；然而他的战术判断力却不太靠得住……作为运输工会的领袖，莫斯·埃文斯与他的前任杰克·琼斯相比，是非常不称职的；他毫无领导才能，对工党没有多少忠心。（第468页）

　　如今已是2010年，现在看来，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上任，是英国工会运动的一个分水岭。这是十分明显的。她将向二战后的共识——混合经济与福利国家——发起猛烈的挑战。她将推行强硬的货币主义政策，制造大量失业，彻底铲除工会运动的根基。
　　然而，在她刚刚上台时，没有谁是这么想的。其实，人们都把保守党的胜选当作一时的挫折。工人阶级的力量与战斗性似乎足以对抗撒切尔，足以保卫工会——它确实具有这样的潜力。这种观点，是当时大部分左派的共同意见，《社会主义新闻》^[15]（工人社会主义同盟的报纸）对大选结果的报道的第一段就体现了这种观点：“撒切尔的新右翼政府或许能上台，但它肯定不会有好下场。上台组阁是一回事。但是，要把保守党的政策推行下去，就必须击败工人阶级，可那又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了。”
　　撒切尔最后还是把她的政策推行了下去，她能做到这一点，主要应当归功于工会大会与各工会的领袖们在她执政初期的所作所为，而不是她自己。工会大会的领袖从“宿怨之冬”中得到的教训，就是战斗性的行动会导致工党失去选票，要想让工党重新上台，就必须束缚工人的战斗性。这种观点，成了所谓的“新现实主义”的政治出发点，而“新现实主义”很快就成了英国工会运动的主导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工会不应对抗雇主，而应当配合雇主，等到工党上台后，再来拯救工会。

1979年运输工会代表大会

　　“新现实主义”也成了1979年7月召开的运输工会代表大会的主导思想。我代表5/293分会、蒂姆·奥萨利文代表5/55分会，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确实要比杰克·琼斯担任总书记时的三次代表大会更左。执行委员会提交了一个议案，支持无条件的自由集体谈判。但是，在要不要对抗保守党、怎样对抗保守党的问题上，代表大会却没有取得多少共识。莫斯·埃文斯似乎屈服于工党的压力。首要任务是让工党赢得下次大选，而不是对抗保守党。越来越多的人把激进行动当成了导致工党败选的原因。事实上，莫斯·埃文斯对于对抗保守党并不热心，而他在先前对抗工党时要热情得多。号召对政府采取最大程度的反抗的议案遭到了否决。
　　保守党重新统治了英国；但在国际上，在越南战败之后，帝国主义仍在遭受一连串失败。当年二月，世界上最野蛮的独裁头目之一——伊朗国王的看似坚不可摧的军事机器瓦解了，他被推翻了。到了六月，尼加拉瓜的军事独裁者索莫查^[16]将军被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17]推翻了。工人与贫农在美国的后院战胜了残暴的独裁政权，让帝国主义再次遭受了重大挫折。这些事变，特别是南美洲的事变，让政治局势变得更加激进，加强了左派的力量。

^[1] 英国氧气公司（British Oxygen Company）是英国一家化学制品企业，成立于1886年，原名布兰氧气有限公司（Brin’s Oxygen Company,Ltd），由法国人阿尔蒂尔·布兰（Arthur Brin）和列昂·布兰（Leon Brin）创立。1906年改称英国氧气公司，1978年改称BOC集团（BOC Group）。——中译者注

^[2] 德鲁斯路（Drews Lane）是伯明翰的一条公路。——中译者注

^[3] 1975年12月，国际社会主义社反对派被开除后，成立了工人同盟（Workers League），该组织在1978年解散。——中译者注

^[4] 罗伊斯顿·约翰·休斯（Royston John Hughes，1925年6月9日——2003年12月19日），工党政客。1940年开始当矿工，1943年参加英国陆军，1946年退役后参加工党，并进入标准汽车公司担任管理人员，1957—1966年担任标准汽车行政人员。1959—1966年担任运输工会干部。1966—1997年连续当选为下议院议员。——中译者注

^[5] 罗纳德·理查德·托马斯（Ronald Richard Thomas，1929——），工党政客，1974—1979年当选为下议院议员。——中译者注

^[6] 西德尼·詹姆斯·比德维尔（Sidney James Bidwell，1917年1月14日——1997年5月25日），工党政客，1966—1992年连续当选为下议院议员。——中译者注

^[7] 爱德华·罗伊顿（Edward Loyden，1923年5月3日——2003年4月27日），工党政客。生于利物浦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当过鞋匠、水手。1974—1979年、1983—1997年当选为下议院议员。——中译者注

^[8] 埃索（Esso）是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旗下的一个品牌，1972年以后，埃索基本上被埃克森品牌所取代，但一些地方仍在使用埃索品牌。——中译者注

^[9] 全国记者协会（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s，NUJ）是英国和爱尔兰的记者工会，1907年成立。——中译者注

^[10] 德士古（Texaco）是美国一家石油公司，1901年成立，原名德克萨斯燃油公司（Texas Fuel Company），2001年被雪佛龙公司（Chevron Corporation）收购。——中译者注

^[11] 梅林·里斯（Merlyn Rees，1920年12月18日——2006年1月5日），工党政客，1963—1992年连续当选为下议院议员，1974年3月5日——1976年9月10日担任北爱尔兰事务大臣，1976年9月10日——1979年5月4日担任内务大臣。——中译者注

^[12] 在1979年大选中，保守党赢得339个议席，工党269席，自由党11席，其它小党16席，保守党的优势应为43席。——中译者注

^[13] 戴维·巴斯内特（David Basnett，1924年2月9日——1989年1月25日），工会官僚。生于利物浦，当过银行职员，二战期间当过空军飞行员。1948年进入全国普通工人与市政工人工会，1966年当选为工会大会总委员会委员，1973—1986年担任普通工人与市政工人工会总书记，1978年担任工会大会主席。——中译者注

^[14] 戴维·克莱夫·詹金斯（David Clive Jenkins，1926年5月2日——1999年9月22日），工会官僚。生于威尔士格拉摩根一个铁路工人家庭。父亲去世后当过金属工人。1944年加入科技工作者协会，1946年担任管理人员、行政人员与技术员协会专职干部，1961—1969年担任管理人员、行政人员与技术员协会总书记，1969—1988年担任科学、技术与管理人员协会总书记，1987—1988年担任工会大会主席。——中译者注

^[15] 《社会主义新闻》（Socialist Press）是工人社会主义同盟的机关报，每周出版一期，1975年2月6日发行第1期，1981年7月9日发行第254期后停刊。——中译者注

^[16] 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德瓦伊雷（Anastasio Somoza Debayle，1925年12月5日——1980年9月17日），尼加拉瓜索摩查王朝末代统治者，1967年5月1日——1972年5月1日、1974年12月1日——1979年7月17日两次担任尼加拉瓜总统，1979年被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推翻后流亡国外，1980年在巴拉圭被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处决。——中译者注

^[17] 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Frente Sandin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FSLN）是尼加拉瓜一个左翼民族主义政党，1961年7月19日成立，因纪念尼加拉瓜民族起义领袖奥古斯托·塞萨尔·桑迪诺（Augusto César Sandino，1895—1934）而得名。——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