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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霍斯曼罢工
1959年6月中旬，我进厂一个月后，管理层解雇了弗兰克·霍斯曼。
厂长迪克·考奇（Dick Couch）把霍斯曼叫来自己的办公室，骂了他一顿，说他阻挠他那条生产线上的加班。然后叫两个厂内保安把他从办公室押出去，直接赶出大门，后面还跟着两个保安，把他的储物柜丢到街上。在霍斯曼和布拉德利领导下，运输工会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所以管理层就用这种方法来对付他们。后来鲍勃·弗莱尔跟我讲了那一天的情况：
那时我是副召集者，我得代表弗兰克。考奇说弗兰克假传管理层的命令，叫大家不要加班。他说一定要解雇弗兰克，没得商量，然后就中断了会见。然后他们就对我们采取了军事行动。两个工头一左一右夹着我，把我押回涂装车间，弗兰克被直接赶出大门。我回去干活时——我在牛津线上用海绵搞清洁——身边围着三个工头，哪都去不成。
不过，其它地方的工人马上对解雇弗兰克做出了反应。在南部厂区，新建的E厂房涂装车间的工人得到这个消息后，在他们的会员代表托米·斯沃顿（Tommy Swotton）领导下，仅用了几分钟就停工了。托米是伦敦人，富有战斗性，多年以来都在厂里发挥了重要作用。在E厂房涂装车间有个跟我同期进厂的工人，叫蒂姆·奥萨利文（Tim O'Sullivan），他干的是清洁车辆的活，后来他跟我讲了停工的情况。蒂姆是爱尔兰人，来自科克[1]，后来他成了我的朋友和同志。他讲了当时的情况：
我当时在E厂房涂装车间，干的是清洁车辆的活。那里有两条线。我在二线，托米是一线的会员代表。托米听说弗兰克·霍斯曼被解雇后，马上叫他那条线的人停工。他过来找我那条线的会员代表，让我这条线也停工了。别的事他都不管了，有个工会召集者被解雇了，那就没别的事可做了。有了我们这两条线的人带头，整个E厂房涂装车间都停工了，大家都走出了厂房。
那天晚上，凡是能联络上的会员代表，都到托尼·布拉德利家去开会。他们决定，第二天早上都到厂里去，把各自的会员都带出工厂。后来，鲍勃·弗莱尔讲了他是怎么把北部厂区的GK涂装车间的人带出厂的：
第二天，我在早上五点半去上工。我跑到每一个喷漆工旁边，跟他们说：“别干了，咱们的召集者弗兰克·霍斯曼被解雇了，咱们得罢工。大家都出去，在3号门前拉起纠察线。”我叫大家停工的时候，工头过来拦我，他对我说：“弗莱尔先生，你想干嘛？”我就说：“我们跟公司有纠纷。你们炒了我们的召集者，我们要支持他，不干活了。”他就说：“是谁叫你们这么干的？”我就说：“你管不着，反正你们炒了我们的召集者，我们就不干活。”
下班之前，除了弗兰克自己的单位——配线与安装部（Wiring and Erecting）之外，所有的生产线都停工了。第二天下班之前，英汽服务部（南部厂区的一个部门，托尼·布拉德利当时就在这个部门工作）也加入了罢工，也就是说，运输工会的三千名会员几乎全都罢工了。
那时已经当上了运输工会总书记的弗兰克·卡森斯便正式承认了罢工，还跟其它工会联系，请还在工作的工会会员参加罢工。然后，汽车工会召开群众大会，内饰车间的900名工人参加了大会，经过表决，决定参加罢工。接着普市工会的会员也罢工了，还有几个小工会也罢工了。现在就剩工程联和电工工会没有参加罢工。
工程联的召集者鲁珀特·维莱特（Rupert Werett）——那时他还是个坚强的召集者，可是后来投靠了管理层——主张支持霍斯曼，但是，在这个紧要关头，他却不愿意像运输工会那样叫自己的会员停工。所以，一连好几天，工程联的会员都没有人去领导。我当时已经参加了工程联——在我的车间里只有这一个工会——我是在罢工前几周加入工会的，罢工发生时我跟其他人一样不知所措。我虽然在农场里挤过四年牛奶，又在陆军里当过三年兵，但我并不懂得怎样应对这种情形。
鲁珀特·维莱特最后还是召开了工程联群众大会，请求会员支持霍斯曼。但是，要让会员罢工，必须先进行表决，而在表决中，支持罢工的只有800票，反对罢工的倒有1000票，所以被否决了。多年以来，工程联一直规定，在罢工前必须先举行投票表决。否决罢工的决定出来后，工程联的300名会员退场，参加了罢工。这批人后来大多退出了工程联，参加了运输工会。其中有些人是会员代表，后来他们在运输工会里长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罢工变得越来越艰难。管理层在关于罢工的第一个声明中，傲慢地指责霍斯曼“不服管理”和“蛮横无礼”：
多年来，霍斯曼先生不断地、故意地实行妨碍生产、不服管理、蛮横无礼的政策，这在7月14日的事件中达到了顶点：他居然下令工人停工，因此公司才解雇了他。早在1952年，公司就向工会提出，霍斯曼先生不适合担任会员代表。从那时起，公司就曾多次以口头和书面形式要求工会另选代表。
接下来，工厂放了半个月的年假，罢工也就暂时搁置了。放完假后，管理层在周一打开大门，想破坏罢工。但是，纠察队很强大，没让公司破坏罢工。然后，电工工会也在那天早上参加了罢工。所有的工会都停工了，就剩工程联没参加。
第二天，政府插手了。各个工会的领导都被叫到劳动部去。有些人还没到劳动部就退让了。运输工会分管工程业的中央干部莱斯·基利（Les Kealy）说：“我们的最低要求是让工厂重新录用霍斯曼先生当工人。”也就是说，为了保住霍斯曼的工作，就要牺牲他的工会职位。运输工会第五分区书记杰克·琼斯的态度也是一样的：“如果管理层愿意保留霍斯曼的工作，我们就会谈判——然后我们再讨论霍斯曼的会员代表职务。”
他们想要妥协，他们也得到了妥协。最后双方达成协议：把霍斯曼调到压钢公司——一家完全独立的公司[2]——工龄完全保留。这个协议很奇怪。但是压钢公司已经由于罢工而关厂了，管理层急着达成协议。这个协议保住了霍斯曼的工作，但他也当不成装配厂的工会召集者了。
乔什·墨菲（Josh Murphy）——他是压钢公司的运输工会召集者，一直当到1966年，足足当了27年——反对这个协议，因为他反对保留霍斯曼的工龄。他说，这种做法，只有排在霍斯曼之后进厂的那个人才会同意，因为这样会使那个人在裁员时占便宜[3]。但是卡森斯给他下了指示，要他接受这个协议。
霍斯曼再也没有担任工会职务。他也没有转入运输工会在压钢公司的5/60分会，而是继续留在5/55分会，但他再也没有参加5/55分会的活动。装配厂里的工会积极分子都认为，肯定存在着某种阻挠霍斯曼参加工会活动的幕后交易。
鲍勃·弗莱尔接任召集者
这个妥协协议使工会失去了霍斯曼，装配厂的工会似乎要遭到挫折了；但是，在反裁员罢工胜利后，这一招并没有得逞。蒂姆·奥萨利文解释了原因：
这次罢工表面上好像没有成功。弗兰克被赶到了压钢公司，大部分工会活动也不能参加。但是，从我们这些车间里的工会会员的角度来看，罢工还是成功的。会员们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发现，就算管理层硬是要刁难工人，他们也能够迫使管理层做出妥协。这让会员更有战斗性了，也加强了会员代表的力量。
而且，运输工会在这次罢工中再次表现突出，表明自己是厂里的战斗队。霍斯曼被赶走后，鲍勃·弗莱尔接过了他的担子。在5/55分会的大会上，他当选为召集者。管理层费尽心机，赶走了霍斯曼，讽刺的是，新当选的召集者却完全继承了弗兰克·霍斯曼的战斗性与政治性。弗莱尔将会大大促进会员代表运动的政治化，这是霍斯曼未能做到的。
厂里——我后来也在那个厂里工作——的货运司机的会员代表汤姆·耶茨（Tom Yates）当选为弗莱尔的副手——这主要是因为他在罢工中表现出了极强的战斗性。耶茨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他在当地很出名，会打猎，枪法好，虽然是会员代表，却有乡绅的派头，还是保守党的持证党员。二战期间他当过军情六处[4]的特工，曾被空投到南斯拉夫去支援铁托的游击队。有人说他在战后还在干特工这份活儿，但在一些问题上，他能表现出极强的战斗性。
弗莱尔当上了召集者，气得管理层火冒三丈，幸好他在刚当上召集者的那段时间顶住了压力。后来他跟我讲过一次惊险的情况：
涂装车间罢工了，管理层就威胁我说，要是我敢去跟工人讲话，就开除我。我就跟他们说，随你们便，我还是要去。我的会员都走出了车间，他们想见我，我必须去。我走到门前，一个厂内保安对我说，要是我去参加工人的会议，就开除我。我就说：“随你便，我的会员已经去开会了，我必须去见他们。”然后我就在大会上跟会员们说，他们威胁我，说我要是去见会员，就开除我……会员们就回答说：“要是那样，我们就跟你一块去，看他们还敢不敢开除你。”他们跟我一起去找主管戈登·鲍尔斯（Gordon Bowles），我跟鲍尔斯谈判时，他们就站在办公室外面等我。管理层收回了威胁，我就开始跟他们谈判。我们逼得管理层的人出来跟工人说，他们已经收回了威胁，不会开除我了。面对着五百个涂装车间的工人，他们宣布：“我们收回了威胁，弗莱尔先生不会被开除。”
虽然资方承认了工会，但工会还是没有取得多少进展。虽然弗莱尔是几千名工人的代表，他在替工会工作时却不能享受任何便利条件。每天早上，他都要到GK涂装车间报到，还要继续干清洁车身的工作。他要是想跟管理层见面，还得先跟工头申请。会员代表甚至不能在上班时收取会费，要是被逮到，就得挨罚。
我当选为会员代表
1961年，轿车销量下跌，裁员又要来了，我就辞去了装配厂的工作，当了压钢公司的契约货运司机——我记得那时压钢公司还叫考利车身厂来着。当时在车间里不搞计件工资制，要是我想多赚点钱，就得离开车间，所以我就出来了。所以，等到景气恢复后，我又想回装配厂去。
在车身厂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开始政治化了。其实，我是在接触到车身厂的共产党员之后，才参加英共的。我转变得非常快——要知道，1959年我刚退役时，还给保守党投了票呢。
过了一年，我又回到了装配厂。但是我没有得到计件的工作，因为我前段时间当过货运司机，所以我被安排到货运部，当了重型货车（Heavy Goods Vehicle，HGV）的司机。不过这份工作还算不错，所以我也就接受了。这次我参加了运输工会，打算在运输工会里大展身手。
货运部里有200个司机，负责在厂区里面运送货物，也在英汽的好几个工厂之间运货，还要去跟供应商取货，把备件运给英汽的修理厂和代理商。
厂里的管理制度是封建式的。厂长约翰·阿彻（John Archer）是个自负又固执的人，通过恩威兼施的手段管理工厂。汤姆·耶茨已经当了很久的会员代表。但是，我刚进货运部不久，他背着司机们跟阿彻勾结的事就曝光了。愤怒的会员举行了大会，罢免了他；我在大会上也发了言，会员们听了我的话，就把我选为会员代表——然后我足足干了21年，直到1982年被解雇为止。
刚当上会员代表，我就决定，要向工会坦白自己的政治倾向。当时反共情绪非常普遍，我不想造成误会。除了我之外，厂里还有三个共产党员：两个是老党员，第三个叫约翰·鲍沃（John Power），他是个富有战斗性的年轻人，是装配线上的工程联会员代表，后来他成了考利的一个重要人物——先是左派，后来成了右派。
我去找运输工会分会书记托尼·布拉德利，跟他说，我现在是会员代表了，我要出席5/55分会的会议，所以我应该把我是共产党员的事告诉他和其他的分会干部。他有点慌张地跟我说，他不反对共产党，但是共产党经常强硬地要求党员退出罢工！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那两个老党员！
我跟阿彻的第一次会面，让我有点吃惊。当时出了个问题，我就到“顶楼”去——当时大家都这么叫——敲了敲他的办公室的门。阿彻拿起电话，过了十分钟，我被叫到经理乔治·沃克（George Walker）面前，鲍勃·弗莱尔也在场，他是我的代表；乔治·沃克威胁我，说我擅自离岗，要开除我。阿彻说：“简直无法无天！他擅自离岗，还敢来我的办公室敲门！”
弗莱尔帮我逃过了惩罚，但我被吓坏了。我被带回阿彻的办公室，他狠狠地警告了我：如果我想见他，必须先通过我的领导预约。预约被批准后，我才能去他的办公室——但是不许敲门。我得先去找工头的办公室，等到工头批准我走进走廊后，才能敲门。我离开时，他对我说：“下次记得不要双手插兜。”
[1] 科克（Cork）是爱尔兰南方的一个城市，也是爱尔兰第二城市。——中译者注
[2] 要到1965年，压钢公司才被英汽收购。在收购之前，两家公司是完全独立的。——中译者注
[3] 公司“裁撤冗员”的原则是“后进先出”。原先跟霍斯曼同在装配厂、工龄排在他后一位的员工，会因为霍斯曼调走而在资历（工龄）表上的排名往前提了一名，这样在公司裁员时，能少一点被裁的风险。至于霍斯曼调走后保留全部工龄，对自己的利益并无损害，可以欣赏赞成。而在压钢公司，工龄比霍斯曼短的所有会员，利益都要受损。这里，乔什·墨菲是以保守工会干部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的。——中译者注
[4] 英国秘密情报局（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SIS），通称军情六处（Military Intelligence,Section6，MI6），是英国的对外情报机构，1909年成立。——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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