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奋勇斗争的年代(2010)

3.哈罗德·威尔森当上了首相



  1964年10月,我头一次作为政治积极分子参加了大选。保守党已经执政了十八年,保守党首相阿列克·道格拉斯—霍姆[1]在10月15日举行大选。在工党的竞选活动中,哈罗德·威尔森提出了空洞的口号“跟工党一起建设新英国”。他大谈“科技革命的辉煌”,批评保守党的“收放”政策(stop-go policy)。
  威尔森以微弱优势赢得大选。保守党给工党留下了急速恶化的财政危机。威尔森对付危机的办法就是控制工资,而对工会来说,这个问题是政府对它们的挑战。
  十一月,财政大臣吉姆·卡拉汉[2]宣布了紧急预算案。英国政府联系了多家国际银行,谈成了总额高达三十亿英镑的贷款项目。政府为此实行了一系列政治措施,包括严格控制通货膨胀,因此,工资也要受到严格控制。
  十二月中旬,副首相乔治·布朗[3]发表了《关于生产力、价格与收入的意图的联合声明》[4]。这是由政府、雇主和工会大会三方达成的控制工资的协议。1965年2月,布朗提出了落实这个政策的几项提议。准备成立一个由政府、雇主和工会三方组成的机关——国家物价与收入委员会(价收委,NBPI)。这个机关将会审核工人提出的工资要求,而工会应当接受它的决定。
  四月,卡拉汉又推出了另一项预算案,削减二亿五千万英镑的财政开支,以满足银行家提出的一部分条件。没过多久,布朗就提出了工资涨幅不得超过3.5%的提议。各工会接受了他的提议。四月底,各工会的执行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绝大多数人投票赞成布朗的《联合声明》。
  但是,危机仍在加剧,到了九月,威尔森通过立法,授予价收委强制控制工资的权力——这直接违反了他同工会大会达成的协议。这是二战结束后政府首次动用立法权力干预工资协议。可是,还不到一个星期,工会大会就举行了投票表决,以五百万票赞成、三百万票反对的结果接受了这个政策,“只要强制措施仅在必要情况下实施”,不论“强制措施”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当时,我和厂里的几个党员——其中有车身厂的斯蒂夫·沃德(Steve Ward)和装配厂的约翰·鲍沃——正准备脱离英共。我们经常跟托派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同盟(社工盟,SLL)的牛津支部讨论,而英共干部警告我们说,与托派接触是不可容忍的,叫我们小心一点。但是,我们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越来越强烈,最后我们脱离了英共,参加了社工盟。

威尔森打压考利罢工


  随着工会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工人争取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的斗争越来越多,考利装配厂的罢工数量也随之剧增。现在厂里一年大概有250次罢工。汽车工业正在成为战后工会运动最有战斗性的产业部门,而考利装配厂正是这个趋势的一部分。威尔森在竞选期间曾尖锐地指责考利装配厂,说这个厂是产业的“污点”,还夸下海口,说他要是当选,一定会对考利装配厂采取措施。
  他一上台,就立刻命令汽车产业联合研究会(Motor Industry Joint Study Group,MIJSG)——一个由管理层和工会共同组成的机构[5]——对考利装配厂的罢工情况进行调研。他的原话是:“调查莫里斯汽车公司考利装配厂的劳资关系,特别是近期的停工——在过去一年里,共有254次停工,损失了约25万个工时。”
  罢工的数量确实不少,但与汽车工业的其它较有战斗性的工厂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情况相比,并不算太突出。对福特公司布里格斯车身厂在1957年的罢工情况的研究显示,在18个月里,共发生234次停工,损失了50万个工时。
  引发罢工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劳动条件,这种情况已经存在了很久时间。GK涂装车间是最容易发生罢工的车间,它也成了调研的焦点。这个车间的房顶很低,喷漆时产生的有害气体很容易堆积起来,等到有害气体浓度高到工人受不了的时候,工人就会停工回家。
  调查团给出了两个主要建议。第一个是把GK涂装车间的房顶加高6.1米,减轻有害气体积聚的情况。第二个是在厂里设立劳资关系部,尽量减少罢工。
  资方在不影响涂装工作的情况下,加高了房顶,从工程学的角度来说,这活儿干得挺漂亮。有害气体减少了,但是涂装工作还是跟以前一样糟糕,所以罢工还是会发生。
  厂里举行了大会,全厂的250名会员代表全都出席了,经理乔治·沃克在大会上向会员代表们介绍了新成立的劳资关系部——这在当时算是个创举。他对我们说,厂里罢工这么多,都是因为沟通不畅,误会太多。以后劳资双方的沟通就由劳资关系主管来负责,劳资关系主管应当是“独立调解员”,在劳资关系问题上应当做到不偏不倚。
  然后,沃克向大家介绍了新上任的劳资关系主管,就是(以前的主管)戈登·鲍尔斯。他又问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约翰·鲍沃就站了出来。鲍沃问: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剥削制度诞生之日起,阶级斗争就没有停息过,已经进行了足足三百年,而罢工就是阶级斗争的体现,那么,戈登·鲍尔斯能结束阶级斗争吗?
  沃克就说,这都是老思想了,就是这种思想害得厂里麻烦不断。他对大会说:“我们要抛弃这些思想,为了共同的利益而通力合作。”

“考利绞索审判”


  1966年2月,威尔森为了在议会中赢得多数,决定在3月31日举行大选。在竞选活动期间,考利装配厂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史称“考利绞索审判”。保守党把“考利绞索审判”用作竞选的主要议题,在大选结束后,又以它为跳板,进行反工会立法。
  这些事件是从三月初开始的,那时英汽服务部维修车间为了提高工资而举行罢工,然后整个服务部的工人也举行了为期一天的声援罢工。第二天,有八个工人退出罢工,回去上工了。大家都很生气:工会的活动让他们得到了好处,可他们却不肯参加罢工。于是工人停工了,举行了群众大会,在大会上发言的有鲍勃·弗莱尔和当时的工程工联[6]召集者杰里·阿什莫尔(Gerry Ashmore)。
  经过一番争论后,大会提议:让这八个工人上台,向大家保证以后一定会尊重大多数人的决定。还要让他们把当工贼挣的钱拿出来,选一个慈善组织捐掉。这八个人当中,有七人照做了,他们把钱捐给了救生艇协会(lifeboat association)。但是,还剩一个叫爱德华·贝尔(Edward Bell)的,坚决不肯照办。又经过一番争吵后,两位召集者决定,大家先回去工作,他们俩留下来,跟管理层商量怎么处理贝尔。然后管理层就劝贝尔趁早交钱,尽早把这事给了结了。
  没想到,过了两天,《每日镜报》[7]登出了耸人听闻的报道《工人在绞索下受审》(Workers tried under hanging noose)。这篇报道声称,那七个人遭到了威胁,最最可怕的是,工人居然在“绞索”下“私设公堂”。这当然全是一派胡言。压根没有什么“绞索”。大家经常在装卸区开会,而装卸区上有个吊架,上面挂着个绳圈。那东西早就在那里了,它跟大会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这篇报道急剧发酵,还没到收工的时候,政府就插手了。劳动大臣雷·甘特[8]叫两个大工会的领导——运输工会总书记杰克·琼斯和工程工联主席、臭名昭著的右翼分子比尔·卡隆[9]——马上去见他。
  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篇报道。那八个个人当中,有些人投记者所好,记者想听啥就说啥,不管真假。现在报上都说在大会上有人动用了暴力。当然,没有给出证据,只有指控。《牛津邮报》[10]声称:“受到批斗的八人抱怨说,在星期五那天,他们被迫出席大会,在大约300名工人面前接受批斗,而且他们还遭到了暴力威胁。”爱德华·贝尔说:“我被叫上讲台。下面有好多人朝我破口大骂。还有人扬言要揍我。”
  3月10日,星期四,工贼们接受了大量的访问。工贼之一罗伯特·雷内汉(Robert Renehan)在《牛津邮报》上声称,有人强行给他套上那个根本不存在的绞索:“我站起来跟他们说:我的头太大了,塞不进去,你们自己来塞。”
  就在同一天,运输工会牛津地区书记、右翼分子戴维·巴克尔(David Buckle)——他是车身厂的代表——也对厂里的工会进行了攻击。巴克尔跟牛津工党右翼有联系,还是阿宾顿(Abingdon)的地方法官(magistrate)与议员。
  他完全支持媒体对工会的攻击,他对《牛津邮报》说,这次事件“不是工人团结,而是工人暴政”。就在同一天,牛津保守党议员候选人蒙蒂·伍德豪斯[11]去了工贼之一比尔·哈德斯塔夫(Bill Hardstaff)家里,给他“提供帮助”。伍德豪斯对《牛津邮报》说:“这种事情简直是文明国家之耻。”
  星期五,《每日镜报》又从另一个角度发起了进攻。它刊登了运输工会在英汽服务部的一个会员代表米克·巴洛(Mick Barlow)的“揭秘”——他声称厂里有一个“M6内阁”,这个机构是“在整个汽车工业专门从事密谋与破坏活动的网络的中心”。他保证还会曝光更多的细节,供出参加这个机构的人员的名字,揭发他们的活动。
  英汽服务部确实有个叫“M6”的地方。那是一个仓库。储存备件的仓库,或者叫“库房”,都是用一个字母加一个数字来命名的。所以,在哪里肯定会有一个M6库房。那里其实是存放机轴的地方,装机轴的箱子正好可以当板凳用,所以英汽服务部的会员代表约翰·鲍沃(他当时在服务部工作)、帕特·埃文斯(Pat Evans)、布莱恩·利希(Brian Leahy)等人就在那里喝下午茶。如果我正好在那边的话,我有时也会跟他们一起喝茶。我们当然也会在那里讨论政治,可惜那里根本没有什么密谋网络。
  托尼·布拉德利——当时他已经是运输工会在英汽服务部的召集者了——对巴洛在报纸上大放厥词非常生气。他叫巴洛在星期一晚上出席5/55分会的会议,给大伙一个交代。
  此时巴洛已经成了全国的大红人,他出席了会议,却不肯做交代。一大帮记者闯进了会场,记下了巴洛说的每一个字。他刚刚作出的控诉毫无证据可言,却被报纸当作猛料登在头版上。本来会议进行得很正常,但是有记者问巴洛,他是否受到了威胁时,他说:“过去一周里,我受到了很多威胁。”然后他宣称,厂里的积极分子的一举一动,都被他记下来了:“厂里的各种事情,都记在小本本上,足有15页……我可以举出好多名字,包括那些经常捣乱的家伙。”这给我们上了一课,让我们明白了媒体的本性。

保守党对“私刑”的攻击


  保守党在竞选活动中充分利用了这次“绞索审判”。当天晚上,保守党要人、上议院领袖昆汀·霍格[12]——圣玛丽利本(St Marylebone)的黑尔沙姆子爵(Viscount Hailsham)——在牛津市政厅的保守党竞选大会上发表讲话。他扬言“要严厉打击私刑”,对于私设公堂者,检察官应当用非法集会和暴乱的罪名加以起诉!他还说这是“在绞索下召开的非法的军事法庭”。
  保守党党魁爱德华·希斯[13]召开新闻发布会,要求设立反工会的法案。《牛津邮报》登出了他的话:“我们认为必须彻底改变这种情况。目前的问题是:工会是否打算对这种滥用私刑的行为采取纪律措施。”他还说,劳资关系法律已经有六十年没有修改了,“现在正是时候”。他许诺,只要保守党上台,就会设立劳资法庭,处理此类纠纷(《牛津邮报》,3月11日)。
  第二天,3月12日,星期六,工会进行了干预。戴维·巴克尔宣布,运输工会分区委员会将于三天后,即3月15日那天,对考利事件进行调查。调查团将由分区书记哈里·厄文[14](他已经接替了杰克·琼斯的分区书记职务)、分区主席阿瑟·戴维斯(Arthur Davies)、分管牛津地区的分区委员会委员阿瑟·吉利安斯(Arthur Gillians)和巴克尔本人组成。工程工联也宣布将进行调查。

“消灭考利主义”


  就在运输工会进行调查的前一天,《每日快报》[15]又刊登了昆汀·霍格男爵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绞索审判与哈罗德·威尔森》(The Noose Trial and Harold Wilson)。在这篇文章里,他把这次“绞索审判”叫做“考利主义”,他扬言,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消灭考利主义。他要求解雇“M6内阁”,他说“M6内阁”是“苏维埃”,是“阴谋集团”。他还攻击了弗兰克·卡森斯——当时卡森斯已经是运输工会总书记,还在威尔森内阁中担任科技大臣: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种事情居然发生在不列颠,发生在我毕生如此熟悉、如此挚爱的英格兰牛津,而不是密西西比的牛津[16]。一个61岁的老人在狂乱中走出了自己的城镇,来到19公里外的乡间公路上,被人发现的时候,他正在一条水沟里胡言乱语。别人一碰他,他就说“别理我,别理我。”他就只会说这一句话。他会变成这副样子,都是他的工会同行害的,据我猜测,其中有几个人,属于科技大臣弗兰克·卡森斯阁下在其中担任总书记的那个工会。这位老人唯一的过错,就是忠于祖国、工会与雇佣合同,拒绝参加没有得到正式批准的野猫罢工。
  女王陛下的总检察长埃尔文·琼斯爵士阁下同样有责任执行法律,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并对违法犯罪者进行坚决的起诉。值得尊敬的是,他已经同意这样做了。
  英汽管理人员也有责任,他们应当对雇员的福祉负责,要用权威管理雇员。他们必须立即解雇篡夺了管理层的职能、对工友实行暴政的M6内阁……我们绝不能让工厂里出现苏维埃。工会的领导也有责任,他们必须把组织、参与或包庇非法审判的会员统统开除,并向世人宣布,工会能够遵守协议,而不会在达成协议之后又撕毁协议。工会的政策,应当由工会领导而不是不负责任的阴谋集团来负责。
  首相、工党党首詹姆斯·哈罗德·威尔森阁下同样负有责任。他的党收受工会的资金,接受工会的控制。他必须让自己的党同工会运动断绝一切正式联系。无论好坏,工会运动都在我国的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即使是在必要的情况下,工党却不能自由地对这个运动进行批判和改革,我们绝不能被这样一个政党统治。最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考利事件也许会成为大选期间的一个未决案件(sub judice)。但是,我们有理由担心,考利事件绝非个例。考利主义再也不是一次事件的名字了。除非不列颠人民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表明自己不会容忍非法的“内阁”、非法的“法庭”、非法的“处罚”、刽子手的绞索或暴民的私刑在这片自由与法律的土地上肆虐,否则我们就要在国际社会中失去以文明国家的资格发言的权利。在即将举行的大选中,每一个候选人都要对这个简单的问题作出回答:“如果你能当选,你会不会为了彻底消灭考利主义,而通过必要的法律?”每个候选人的回答,都要受到人民的审判。

调查结论


  调查次日,哈里·厄文发表了公开声明,《牛津邮报》引用了这个声明。虽然巴克尔先前发表了对工会不利的言论,但调查团还是为厂里的工会做了辩护。不过,这里面有几成是真心想保护我们,又有几成是为了让保守党的竞选活动哑火呢?那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听取证词后,我们一致得出结论:过去六七天里,公众得到的关于最近在英汽服务部发生的事件的报道,受到了极大的歪曲。显然,有人故意歪曲事实,又添油加醋,把一件严重性远远不如牛津大学里的扒裤子恶作剧的事情,变成了一次国会纵火案。
  有一些知名的政客,没有确认事实,就在公共讲坛上对成千上万体面的英国工人大放厥词,这令我们十分震惊。虽然在英汽服务部发生的一些行为是违规的,是不该包庇的,但我们确信,某些媒体对整个事件进行了荒唐无稽的歪曲,为了维护英国新闻业的美誉,我们要求媒体委员会成立调查团,对媒体的这些问题进行调查。
  几天后,工程工联调查团也发表了调查报告,结果与运输工会的一样。这两个报告,让媒体收敛了一点,不再那么疯狂地攻击了,不过爱德华·希斯还是在大选中竭力煽风点火。

又一次大选——工党赢得大多数议席


  威尔森得到了他想要的大多数议席,赢得了大选。保守党要等上四年,才能像他们在竞选中一再承诺过的那样,设立反工会的法案。但是,他们马上就开始进行准备。保守党在半年后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内容丰富的“工会改革”纲领,它成了后来的《劳资关系法》的基础。
  “绞索审判”的闹剧结束后,我们参加了社会主义工人同盟,彻底脱离了共产党,转向了托洛茨基主义。我们这批人有英汽服务部的约翰·鲍沃、帕特·埃文斯和布莱恩·利希,还有装配厂的雷格·帕森斯(Reg Pasons)和我。雷格·帕森斯是E厂房涂装车间的一个激进的会员代表,1966年汤姆·耶茨辞职后,他就成了鲍勃·弗莱尔的副手。鲍勃·弗莱尔成了亲密的支持者。
  社会主义工人同盟在当时是英国最大的极左团体。它被大权独揽的书记长杰里·希利[17]统治着;但在当时,它教给我们的东西,是英共比不上的。它不仅对苏联的古拉格,也对工会领导的作用做出了托洛茨基主义的解释。它在劳资关系政策上采取了不妥协的态度,这与英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英共只想通过争夺工会干部的职位,扩大自己在工会官僚机构内的影响力。

英国利兰公司的成立


  1968年1月,英国汽车公司(现由乔治·哈里曼[18]领导)同卡车与巴士生产商利兰汽车公司(由唐纳德·斯托克斯[19]领导)合并为英国利兰公司[20]。我们厂就成了英国利兰考利装配厂,压钢公司成了英国利兰考利车身厂。
  科技大臣托尼·本恩[21]是这次合并的策划者之一。1966年,工党政府成立了工业重组公司(Industrial Reorganisation Corporation,IRC),这是一个促进企业合并的组织,拥有一亿五千万英镑的预算,英国汽车公司同利兰汽车公司的合并,就是由它推动的。政府认为英国汽车工业不够集中,为了提高英国汽车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便推动了各大汽车公司的合并,英国汽车公司同利兰汽车公司的合并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步骤。合并后的英利公司实际上囊括了整个英国汽车工业[22]。它形成了英国最大的制造业公司,拥有60家工厂,雇佣了20万工人。
  在争夺新公司的领导权的斗争中,斯托克斯战胜了哈里曼,1968年8月,斯托克斯宣布了一项投资计划,将在未来四年里投入2亿英镑。但是,到了十月,他抱怨说自从双方合并后,就没有一天不发生罢工,严重影响了盈利能力。他对此采取的措施,就是加强“改革”——他用的就是这个字眼——劳资关系,也就是要严厉打击会员代表。

我当上了副召集者


  1968年3月,我当上了专职的副召集者。在5/55分会的一次大会上,我当选为鲍勃·弗莱尔的第二副手。第一副手仍是雷格·帕森斯。由于厂里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弗莱尔的担子也越来越重,所以他还想设立第三个副职。一开始我还不是正式的专职干部。弗莱尔有权在需要的时候叫我去帮忙。但是,要干的活儿实在太多了,结果我足足十年没有回去干自己的本行。
  处理了司机们的问题后,我要向工会办公室报到,以后全厂的会员代表联络我时,我都要赶去帮忙,大多数时候是处理罢工和纠纷。
  我参加的第一次罢工,发生在莫里斯牛津生产线。在生产线下面的一个工作区里工作的工人由于气温过热、通风不畅而停工了。我跟罢工工人开了会,然后又到生产线上方的经理办公室,跟经理罗恩·萨德沃斯(Ron Sudworth)会谈。他跟我说,要是我能让工人复工,他就会研究这个问题。我就对他说,我已经跟工人开过会了,他要是不能在一个钟头内给工作区安上风扇,工人就要回家。
  最后他给维修部打了电话,叫他们过来安装风扇。我离开他的办公室,顺着铁做的楼梯往下走的时候,他走到门边,对我大喊:“我会安好风扇的,等我打开风扇开关时,你可得用渔网把工作区那头的混帐都给我捆紧了!”
  还有一次我被找去的经历,也值得一提,在一个叫CBW的工段发生了罢工,那个工段生产的是用于出口的包装箱——这次经历值得一提,不仅是因为他们没过多久就把我当成了叛徒。鲍勃·弗莱尔不太想管CBW工段的事,因为那个工段的经理就住在他隔壁。
  CBW工段实行计件工资制,工人要以很高的速度制造箱子——他们要用手指夹着10.16厘米长的钉子,钉一下就要把钉子给钉牢。为了提高工资,他们罢工了。他们有一个会员代表,但真正能够影响他们的人是一个爱尔兰小伙子,叫佩里·卡伦(Perry Cullen),后来他成了厂里的主要激进分子之一,还成了政治上的同志。
  他们提出,他们的工作发生了变化——计件合同里明明写着“手段、方法或材料”发生了变化。管理层改变了钉子的型号,他们现在用的是较大的型号。他们要求把计件工资率提升100%,因为他们现在需要敲两下才能把钉子给钉牢。
  经理则说,虽然钉子变大了,但是钉子采用了防锈处理,所以钉起来更省力。经过一番争吵后,经理建议小幅加薪,马上就被工人回绝了。
  我就去找劳资关系主管戈登·鲍尔斯。最后他提出加薪50%——马上又被工人回绝了。过了几天,我又去找鲍尔斯,要求他必须完全接受工人的要求,因为这件事只涉及一小部分的工人。他最后同意加薪90%,叫我去让工人接受他的条件。
  我同意了,然后我召集CBW工人开会。
  他们看我的样子,就好像我是他们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叛徒似的。佩里·卡伦质问我懂不懂得90%和100%的差别。但是我坚持原来的条件,并要求举行表决,可是工人一致否决了。鲍尔斯气坏了。他在办公室里气得直跺脚,最后他还是答应加薪100%,但他扬言以后再也不会答应CBW工段的任何要求,哪怕我再去找他也没用。



[1] 亚历山大·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霍姆(Alexander Frederick Douglas-Home,1903年7月2日——1995年10月9日),保守党政客,1963年10月18日——1965年7月28日任保守党党魁,1963年10月19日——1964年10月16日任首相。——中译者注

[2] 伦纳德·詹姆斯·卡拉汉(Leonard James Callaghan,1912年3月27日——2005年3月26日),工党政客,1976年4月5日——1980年11月10日任工党党首,1976年4月5日——1979年5月4日任首相。——中译者注

[3] 乔治·阿尔弗雷德·布朗(George Alfred Brown,1914年9月2日——1985年6月20日),工党政客,1960年7月15日——1970年6月19日任工党副党首,1964年10月16日——1966年8月11日任首席大臣(即副首相)兼经济大臣,1966年8月11日——1968年3月15日任外交大臣。——中译者注

[4] 《关于生产力、物价与收入的意图的联合声明》(Joint Statement of Intent on Productivity, Prices and Incomes)可在此阅读:https://http://api.parliament.uk/historic-hansard/lords/1964/dec/16/joint-statement-of-intent-on ——中译者注

[5] 雇主一方的人是英国福特、压钢、鲁茨集团和沃克斯霍尔汽车等几家公司的人事主管。工会一方的人是工程联主席、右翼分子比尔·卡隆(Bill Carron)、制图员工会的乔治·道蒂(George Doughty)、运输工会的莱斯·基利和汽车工会的埃尔夫·罗伯茨(Alf Roberts)。——原注

[6] 此时工程联(AEU)已经与其它工会合并为工程工联(AUEW)。——原注
  作者记错了,AEU要到1971年才改称AUEW。——中译者注

[7] 《每日镜报》(Daily Mirror)创刊于1903年,是世界上第一份四开小报(tabloid)。——中译者注

[8] 雷蒙德·琼斯·甘特(Raymond Jones Gunter,1909年8月30日——1977年4月12日),工党政客,1956—1964年担任运输业工薪员工协会(Transport Salaried Staffs' Association,TSSA)主席,1955—1966年担任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于1964—1965年担任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1964年10月18日——1968年4月6日出任劳动大臣。——中译者注

[9] 威廉·约翰·卡隆(William John Carron,1902年11月19日——1969年12月3日),工会官僚,1924年参加工程联,1932—1945年担任工程联分会书记。1956—1969年担任工程联主席。1954—1968年当选为工会大会总委员会委员。——中译者注

[10] 《牛津邮报》(Oxford Mail)是牛津的一份小报,1928年创刊。——中译者注

[11] 克里斯托弗·蒙塔格·伍德豪斯(Christopher Montague Woodhouse,1917年5月11日——2001年2月13日),保守党政客,1959—1966年、1970—1974年两次当选为下议院议员。——中译者注

[12] 昆汀·麦克加雷尔·霍格(Quintin McGarel Hogg,1907年10月9日——2001年10月12日),保守党政客,1959年10月14日——1960年7月27日任保守党主席,1960年7月27日——1963年10月20日任上议院领袖。——中译者注

[13] 爱德华·理查德·乔治·希斯(Edward Richard George Heath,1916年7月9日——2005年7月17日),保守党政客,1965年7月28日——1975年2月11日任保守党党魁,1970年6月19日——1974年3月4日出任首相。——中译者注

[14] 查尔斯·哈里·厄文(Charles Harry Urwin,1915年2月24日——1996年2月10日),工会官僚。14岁进入煤矿做工,1947年担任运输工会考文垂地区书记,1963年担任西米德兰兹分区书记,1968—1974年担任运输工会总书记助理,1974—1980年担任运输工会副总书记,1980年退休。——中译者注

[15] 《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是英国一份小报,1900年创刊。——中译者注

[16] 美国密西西比州也有一个牛津,该城成立于1837年,密西西比大学便设在该城。——中译者注

[17] 托马斯·杰拉德·希利(Thomas Gerard Healy,1913年12月3日——1989年12月14日),生于爱尔兰一个农民家庭,14岁开始在轮船上当无线电操作员。曾参加英共,1937年参加英国托派组织“战士派”(Militant Group),不久后即脱离,参与创立工人国际同盟(Workers’ International League,WIL)。1950年率领部分托派打入工党,成立了工党内部的派别组织“俱乐部”(The Club)。1959年创立社会主义工人同盟,并长期担任担任总书记。1985年由于长期性侵女党员的丑闻曝光,被开除出党。——中译者注

[18] 乔治·威廉·哈里曼(George William Harriman,1908年3月3日——1973年5月29日),1923年进入莫里斯汽车公司工作,历任主管、经理,1961年担任英国汽车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中译者注

[19] 唐纳德·格雷沙姆·斯托克斯(Donald Gresham Stokes,1914年3月22日——2008年7月21日),1930年进入利兰汽车公司当学徒。1968年英国汽车公司与利兰汽车公司合并为英国利兰公司后,于1968—1975年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中译者注

[20] 1966年7月,英国汽车公司同捷豹汽车公司合并为英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British Motor Holdings),但对外仍称英国汽车公司。利兰公司在1951年收购了阿尔比昂汽车公司(Albion Motors),1955年收购了斯卡梅尔卡车公司(Scammel Lorries),1962年收购了标准凯旋汽车公司,1963年收购了AEC公司,1967年收购了罗孚公司、阿尔维斯公司(Alvis)和阿维林—巴福德公司(Aveling-Barford)。英国汽车公司收购了两家大型车身压制厂——在1955年收购了费舍尔&拉德洛公司,1965年收购了压钢公司。——原注

[21] 安东尼·尼尔·维吉伍德·本恩(Anthony Neil Wedgwood Benn,1925年4月3日——2014年3月14日),工党政客。1964年10月15日——1966年7月4日任邮政大臣,1966年7月4日——1970年6月19日任科技大臣,1971—1972年任工党主席。1974年3月5日——1975年6月10日任工业大臣,1975年6月10日——1979年5月4日任能源大臣。——中译者注

[22] 英利的全名是英国利兰汽车控股公司(British Leyland Motor Holdings),简称BLMC,但一般叫做BL(英利)。——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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