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序*

《毛泽东的中国》一书初版的写作工作始于70年代初期，1976年夏季，仅仅在毛泽东于9月去世前的几个星期，本书的手稿全部完成。1977年，在自由出版社即将准备出版本书之际，我又简略并十分匆忙地将关于人民共和国创始人的去世及这一事件的直接政治结果^[1]的内容补充进最后一稿中。尽管毛泽东和毛泽东的神话曾经如此显赫地支配着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个1/4世纪，但是在我写作本书初版的最后几页时，我尚未充分认识到毛泽东离开中国历史及他本人进入“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意义。事实表明，毛译东的去世为中国革命全面的去激进化和解放毛泽东时代创造的但又受到压制的各种社会政治力量提供了时机（尽管并非必然是其原因）。这些力量基本上是迅速的（然而是失调的）工业化的产物，它们在政治上的代表就是上升为新的“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在毛泽东去世后的这些年中，邓小平和他的伙伴们使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发生了令人注目和引起争议的变化。虽然还难以预料邓小平时代实行的政策和改革试验的社会结果，但迄今所发生的变革已远远超出了我在1976年所能预期到的范围。虽然我怀疑，这些变革并非像其表面呈现给现在的观察家们的那样是根本性的。然而，无论邓小平时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毛泽东的继承人提供了大量关于毛泽东时代的新情况，尤其是如今受到北京谴责的关于1966—1976年“文革十年”的情况。这一方面是出于有意，另一方面也是在“四个现代化”旗帜下实行的新路线的自然结果。

有关毛泽东时代后期的新线索和时间的推移（以及中国进入后毛译东时代）促成了本书新版的问世。考虑到大量新的事实和研究成果，我对本书关于文化大革命及其灾难性后果的第五部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新增加的“文化大革命的概念”一章，把60年代后期发生的这些异乎寻常的事件置于一种更易于理解的历史和理论的环境中。关于文化大革命及其 结果的叙述（本书第19章和第20章）增加了大量的内容，这场大动乱如今呈现出来的比我在写作本书初版时所看到的要更有破坏性，也具有更复杂的社会含义。关于叙述毛译东晚年统治的第21章（初版第20章）尤其作了较大的修改和扩充。在1976年，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结束的大量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尚未为人所知，至少对我是这样。我所知道的事情的意义又是十分模糊并常常有所误解。我希望经过修订后的本书不致有重大的缺陷。所以，讨论“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第五部与本书初版时的内容有很大的不同，篇幅也相应更长了一些——对此恳请读者见谅。

本书新增写的第六部是认识毛泽东去世后这些年里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历史发展趋势的一个初步尝试。这部分由两章组成，其中比较简短的前一章是试图评价毛泽东时代积极的和消极的结果，并指出毛泽东遗留给他的继承人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后一章（第23章）扼要地阐述了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由于这是一个在1985年中期尚未结束的变革和实验的时期，所以这一章仅仅是一个历史纲要，在这里它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尝试性的说明。

应该指出的是，对本书关于文化大革命前的有关章节的修订受到了财力和时间两方面的限制。除了更正印刷方面的错误外，对本书叙述1966年前的历史的修订只限于其中两章。关于50年代中期的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第10章的后半部分作了一些变动，吸收了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关于大跃进运动的第14章的最后几页也作了些修改，补充讨论了由于大跃进的冒险而造成的饥荒。

在试图理解文化大革命时期和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历史时，我在本书中运用的判断标准与初版时运用的完全一样。在评价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时，无论他们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主义者还是批判“文革十年”的后毛译东时代的领导人，我都努力按照他们自己对社会主义目标所持的观点，而不是通过大多数西方学者惯常喜欢用的“现代化”这个多少有些杂乱的棱镜来看待他们本人的言行。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领导人和他们的毛泽东主义的前任一样，也宣称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所推行的不单纯是现代化，而且还是他们所宣扬的“社会主义观代化”，因而他们努力的结果也应相应地以此来判断。

中国的共产主义现实始终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所宣称的社会主义有着巨大的差距，按照中国共产党（现在的与过去的）领导人宣称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评价当代中国历史，势必会导致批判性的、或许还是令人沮丧的结论。在《毛泽东的中国》一书的初版中，我正是按照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标准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即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后毛泽东时代很可能是以官僚主义的持久存在及官僚主义对社会的继续统治为标志。尽管毛泽东的继承者们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由于他们，我认为没有理由改变这个结论，即使我对于这些年变化了的许多其他问题的观点都发生了变化。本书初版的另一个结论是毛泽东主义的中国没有能够坚持其领导人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修订后的这一版中，我又将这一结论用于后毛泽东主义的中国，因为对我来说，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前景似乎比10年前更加遥远了。另一方面，我也并不打算接受那些后毛泽东政权的批评者或拥护者在目前所持的观点，即新的中国资本主义的黎明即将来临。和毛泽东时代的情况一样，后毛泽东的中国既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也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而且也不可能变成其中任何一个，除非人们无视所有经历史认可的事实而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概念重新加以定义。在本书第六部中，我将论及我作出这个也许是模糊不定的结论的理由（尽管比我原先想作的要简短得多），读者将会鉴定我所提出的理由是否具有说服力。

在本书的各部中，尤其是在最后几部中，读者也许会发现某种失望的或许是悲伤的情绪。尽管我并不指望亲眼看见但却总是希望着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出现，而对毛泽东政权后期和后毛泽东时代所怀有的这种希望的逐渐破灭，无疑反映在本书的第五部和第六部中。然而，我确信，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既造成过大的灾难，但也取得了较大的物质成就和社会成就。所有伟大的社会革命都会唤起人们很高的期望，但人们更容易看到的，是革命者成为统治者后所犯的错误和罪行而不是他们取得的成就。不过，我希望我在本书中尽可能合理公正地评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无论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时代还是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功与过。

本书初版与新版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许多对当代中国的历史和政治造诣颇深的学者们的工作。尽管他们不一定同意我在本书中的很多观点，但本书的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我在这里简略地提到的以及未提到的他们的著作。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许多朋友和同事，他们十分慷慨地向我提供了他们宝贵的时间、帮助、卓识、批评和鼓励。

无论从个人的还是学识的角度，我都首先应该感谢我的妻子林恩·卢布科曼，她对本书的写作所作的贡献是不朽的， 即便这本书本身并非是不朽的。

莫里斯·迈斯纳

1985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