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原著第三版序言

《毛泽东的中国》第一版手稿完成于1976年夏季稍晚时，即毛泽东去世前的几星期。在我准备将手稿送往自由出版社付梓之际，我匆匆地将毛去世这一事实（以及后来发展表明的，毛主义的结束和农民革命时代的终结）补充进了手稿。

在《毛泽东的中国》中，我试图按照中国共产党人宣称的社会主义价值标准和马克思主义目标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作出历史的评价，然而，其结果不尽人意。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四分之一世纪既是一个取得巨大的社会与物质成就的时代，也是一个极其野蛮和罪恶的时代。它使世界上这个人口最多的、在上个世纪沦为世界上最落后和最悲惨的国家开始了向现代工业的转变。毛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尝试把现代化的需要与社会主义目标融合在一起，引人注目，尽管这一尝试是不完全的并最终失败。最明显的失败是，曾为众多人满怀希望地称颂的中国“社会主义过渡”，却没有为创造设想的新社会所必需的基本民主政治前提进行努力。毛主义不是一种能够接纳马克思说的“生产者自治”这一根本真理的理论，这对任何一个可被称为社会主义的社会来说都是一个根本性的失败。因此，在毛时代结束之际，中国仍然是一个由官僚体制支配的社会，它既不像是资本主义，但也绝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1]。简言之，这就是《毛泽东的中国》第一版得出的结论。

以《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为名的第二版出版于1986年。基于在后毛时代初期得到的关于毛时代的新资料，特别是关于不幸的大跃进运动（1958—1960）和1960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新资料，第二版部分地更正了一些史料和解释上的错误。第二版更多地描写了邓的改革给中国带来的始料不及的深远变革。在1980年代初写作时，我曾把市场力量的运用解释为服务于中国共产党国家——这个官僚的庞然大物似乎既是横亘在社会主义、也是横亘在资本主义前面的不可逾越的障碍——的民族主义和现代化需要的权宜之计^[2]。

我的结论下得太早了。事实上，共产党的中国非但不是中国资本主义的障碍，而且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根本代表和推动者。在过去20年里，无论邓小平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在1979年时的初衷是什么，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最密集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因此，第三版在写这段历史时，首先要探讨的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起源、特殊本质及其社会结果。

新版必然要在后毛时代的中国政治史再增加15年，将中国共产主义的历史写到千禧年的最后一年，这一年还标志着共和国成立50周年。新增的这15年历史，再加上试图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易于理解的分析，使得新版篇幅较上一版要长。因此，我对全书中的多余的词和句子作了删除，在叙述中还删除了那些在1970年代看来十分重要和引人注目，但在今天已意义不大的章节。

还要指出的是，原版中使用传统的韦德-贾尔斯罗马标音体系〔注：通常译为“威妥玛拼音”。——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来标示中国的人名和术语，现均改为由更广泛使用的拼音体系来标示，但那些在书出版时就使用传统方式标示的人名或书名，依然保待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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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篇幅的大部分内容是来源于许多学者和记者的努力，他们发表了数以千计的有关近现代中国的著作、论文和报告。在注释和文献选录里我简略地列上了他们的著述以示感谢，但这还是远远不够的，我担心，我使用了他们的成果却得出了他们许多人未必能同意的解释。

我非常感谢我的许多朋友和同事们，多年来，他们阅读了手稿各版本的部分或全部内容，提供了宝贵的评论或建议。在他们中间，唐纳德·克莱因、詹姆斯·谢里登、阿里夫·德里克、罗伯特·波林、林春、罗伯特·马克斯、崔之元特别慷慨地提供了自己的时间和智慧。我还要感谢卡尔·里斯金，他允许我大量地使用他关于1949年后中国经济史的巨著《中国的政治经济》中的材料及其他富有真知灼见的著述。我特别感谢弗雷德里克·范德比尔特·菲尔德——一位十分特殊的朋友。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系的许多同事，特别是西奥多·哈梅罗、斯坦利·库特勒，他们对本书的写作给予积极的鼓励并发表了十分有益的见解，在此一并致谢。比尔·布朗和汤姆·麦考密克也许不知道，他们的许多真知灼见——多数是在里海咖啡馆共享午餐时非正式地表达的——最终在这一新版中得到了反映。

我很感谢那些在二十多年里参加了当代中国史专题课程的研究生，他们以特别的方式为本书的写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在课堂上提出和讨论的许多独到的问题，也正是本书要探讨的问题；有时，我将手稿的一些片断和章节拿给他们，他们不厌其烦地提出自己的见解；他们慷慨地允许我借用他们在论文中的观点。我从他们身上受益匪浅。我在这里难以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但我必须特别感谢鲍伯·马克斯、毕克伟、凯瑟琳·林奇、李芾甘、布伦达·桑森、王远义、龚志强、丹·迈斯纳、汤姆·卢茨、利萨·布伦南以及不幸英年早逝的林伟然，他们对本书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我还要特别感谢自由出版社聘请的特约评稿人玛丽莲·杨和威廉·约瑟夫就本书新增的第六部分内容的报告，在我完成最后部分的关键时刻，他们的评论给我以巨大的鼓励。他们的建议使本书避免了不少史料错误及遗漏。

我希望表达对自由出版社原高级主编乔伊斯·塞尔策热忱的谢意，本书第二版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策划和督导，他还为第二版的出版作了初步的安排。我非常感谢自由出版社的现任高级主编布鲁斯·尼克尔斯，赞赏他的鼓励、专业水平及与难以驾驭的作者打交道的高超技艺。我还有幸得到自由出版社编辑助理卡瑞恩-埃米·金的帮助，她的鼓励和耐心令人称道。

我对林恩·卢布科曼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她就本书的内容和风格慷慨地贡献了她的学识和时间，一如她的爱。

本书的第二版是献给哈维·戈德堡，他在第二版出版后不久辞世。本书的新版也是对他的最好纪念——纪念这位最伟大的导师、最好的朋友、最忠诚的同志，这些形容词虽常被滥用，但在这里，恰是用其本意。

莫里斯·迈斯纳

麦迪逊，威斯康星

199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