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版序言^[1]

卡尔·马克思喜欢历史悖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的一个世纪即1850年，马克思沉迷于某种带有异想成分的推测：

今天，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乘坐喷气式飞机飞往中国，他们发现，在中国的墙上不仅写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激进口号，而且还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口号。在马克思时代以“天朝”而闻名并被马克思称为“活化石”的这片国土，如今不但是一个共和国，而且是一个“人民共和国”。在这个国家的入口，人们看到的是这样的字眼：“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任何人都没有预见到（马克思当然从未作过这种预言），“先进的”西方世界中最现代的革命理论竟然会深深植根于“落后的”亚洲这片最古老的国土上。

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们对这一悖论苦思冥想。马克思主义毕竟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必须以资本主义为先决条件这一假定的基础之上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才告诉人们，只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才能创建使社会主义具备现实的历史可能性的工业前提，并同时造就出现代无产阶级这一注定会使这种可能性成为历史现实的社会力量。然而，在前资本主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们却利用农民的造反力量实现了一场现代最伟大的革命。

当然，试图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并非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首创。第一次马克思主义革命发生在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俄国。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与他们最初的期望完全相反）不久便被迫将自己的革命活动限制在一个缺乏马克思规定的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和社会先决条件的国家里。如今，这些活动的社会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对那些期望人类的社会主义前途的人来说，这些结果令人十分沮丧。30年之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则通过一条不同的革命道路，在一个更加落后的国家里取得了政权。在过去了的1/4多的世纪里，他们形成了一条新的革命胜利后的道路，它的最终社会结果还难以预料。本书便是一部关于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进行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民共和国史。

这一时代正式始于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高高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时刻，但革命本身已走过了它的历史顶点。在新中国正式宣告成立前的几个月，人民解放军的农民士兵就已开进了北京和其他城市，他们受到了城市居民（这些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的热烈欢迎。而在远离古代中国都城和近代中国城市的辽阔的农村偏远地区，在此之前就已完成了革命的决定性战役。征服城市并在北京宣告建立人民共和国只是这场革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趋于完成的短暂的一瞬，而在此之前，这场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革命性内战经历过20多年艰苦的岁月。英雄的、严峻的革命时代已成为过去，那为1949年的胜利者尚无法预见其进程的新的革命一幕业已开始。

然而，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1949年10月1日却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日子。如果革命意味着用暴力摧毁政治制度以建立新的社会，那么中国共产党人在10月1日欢呼庆祝的这场革命，其深远意义决不亚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俄国革命。就政治破坏性而言，它的重要性较之后两者决不逊色；在为社会发展开拓一条新的史无前例的道路方面它们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并且，这三场革命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与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不同，中国革命没有任何单一的突然改变历史方向的政治行动。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没有一个引人注目的革命事件是决定性的，就像巴黎群众一举攻占巴士底狱、或像俄国布尔什维克在“震撼世界的10天”里一举夺取政权那样。对于中国革命者来说，既没有巴士底狱可去进攻，也没有冬宫可去占领。近代中国历史环境的特点，给中国革命提出非常不同的和更加艰巨的革命任务。当1949年10月1日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时，摧毁旧制度的战斗已经结束并取得了胜利。10月1日并不是北京的革命暴力时代的开始，而是革命者推翻统治者的革命结束之日，这一天可以回溯到（并反映了）为夺取政权所进行的多年的斗争和付出的牺牲，也正是在这一天里，人们充满希望地期待着发展自己国家的和平任务。在长达数十年的摧毁旧的统治的革命暴力中，逐渐孕育着新国家和新社会的胚芽，奉献给1949年10日1日，正是在此之前的革命性破坏和革命性创造的全部历程。在过去的1/4多的世纪里，每逢这一天，中国领导人都要站在古老的天安门城楼上庆祝国庆节——“新中国”正式诞生的纪念日。

但是，一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却不能从这一法定节日开始。革命产生了新社会，但新社会决非从无中产生的。尽管毛泽东曾宣告说，中国是一张白纸，勤劳的中国人可以在上面写下他们所希望写上的任何新的革命词句，但历史的往事却不可能这样轻易地一笔勾销。因为在马克思的中国信徒宣布革命的有利之处在于“一穷二白”之前的一个世纪，马克思就曾指出，革命事件的历史真理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中国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从中国的过去承继下来的特定条件和经验的产物。新的制度并不像至今还很流行的（但却是错误的）“共产党接管”的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是于1949年突然从智慧女神密涅瓦的头脑里完全成熟地出现的。那些准备和发动革命的人不是外来的入侵者，他们既是具体的中国历史环境的产物，又是中国历史的创造者。要理解他们在1949年以后创造的中国历史，就必须首先理解他们所由以产生的历史条件。

因此，本书第一部是关于产生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历史环境的总论，阐述他们直接碰到的、承继下来的历史条件。第二部到第五部试图叙述和评价被称为“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既从1949年毛泽东宣布新中国诞生之时起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之日止的历史。

我并不想把这一段历史当作“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实例来研究，因为人民共和国的奠基者们的目标是把中国建设成既是现代化的又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本书以下各章将从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目标和标准全景式地研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把中国共产党人简单地看作“民族主义者”或是“现代化者”，既不能公正地评价他们的目标和努力，也无法建立一个评价其成败的高水平的判断标准。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痛切地认识到写作当代史的困难和危险。距一个历史时代、特别是距一个刚刚结束的革命时代越近，那么认识这个时代所具有深远意义的特征也就越困难。今天看来似乎是极其重要的事情也许在明天就显得毫无意义。而对一个试图写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人来说，他既苦于资料过多又苦于缺乏资料，我只是希望，本书没有遗漏太多的具有历史重要性的事件，也不致包括过多的将被证明是琐碎的事情。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根据许多研究和撰写现代中国史的学者们辛勤工作的成果。我在本书的注释和参考书目中开列他们的著作，这当然还不足以表达我对他们的谢意。我确信他们将会原谅我运用他们的著作来作出他们可能不赞同的解释。

我特别感激詹姆斯·谢里登、西尔维娅·格拉戈夫、罗伯特·马克斯、林恩·卢布科曼、霍华德·特明和洛兰·迈斯纳通读全书原稿，并且提供大量深刻的批评和意见。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够回答他们和其他人所提出的全部问题。我十分感谢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系的教职员以各种形式向我提供的帮助。我还特别感激塞西尔·亨尼曼、海伦·赫尔和卡丽·马克斯，他们慷慨地为我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