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 | 目录页 | | 下一页 |
中国，这个在1949年前的一百年被西方人士轻蔑地称之为“东亚病夫”的国家，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富有活力的经济，重新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8%的速度增长，经济发展长期保持这样的速度，在现代历史上绝无仅有，令经济史学家瞠目结舌。
人们很轻易就忘记——许多人已经忘记或也许根本不知道——今日的中国是现代史上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的产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毛主义革命的顶峰，它是所有现代革命中规模最宏大、最受人民拥护，并且可能是最富有英雄气概的革命。然而，它又是以深刻的矛盾、特别是以革命自身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冲突为其标志；这种矛盾以多种怪异、晦涩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是，要理解革命后中国痛苦的历史进程及其社会结果，就必须了解这种矛盾。
我在使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概念时，不是指毛主义说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无休止的斗争这种令人误入歧途的含义。同样，在我看来，简单地认为这种斗争意识反映在主要领导人的思想及其政治“路线”上的观点也不足取。那些加入并领导中国共产党的人（在1949年前，要冒巨大的个人风险）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目标，尽管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多种多样，对以什么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认识也不尽一致。
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矛盾，不是两种不同形式的“意识形态”矛盾，而是革命者的主观目标与其所处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冲突。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者的目的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主义目标，正是这一理论教导说，社会主义不可能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或在产业工人阶级尚不成熟的国家里实现。简言之，马克思主义教导说，中国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物质和社会条件。因此，中国革命必然地只能限于“资产阶级”革命，就是说，中国革命的社会结果将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在延安时期的鼎盛年代，毛在1940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部分地承认了这些马克思主义的限制条件。但在1950年代初期，为了在建设工业基础的同时，加速实现对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匆忙取消了“新民主主义”（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本书即是探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尝试的历史及其结果。
在本书中，我的结论是，这一尝试是失败的——原因我在下文中将会谈到，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社会结果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与社会。自从1980年代中期后，这种结果日益昭显——尽管为了（日渐式微的）意识形态宣传需要，当局尽力论证所有政策及其结果都具有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使结果模糊一点。
自1998年我完成了本书的英文版写作之后，中国经济的资本主义特征更加明显。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速度加快；国外投资急剧增长；能否取得盈利成为进行经济决策最终的、唯一的判断标准；经济自由化的语言和标准支配了社会精神生活；社会福利锐减，社会经济不平均等现象更为突出；《福布斯》杂志发布年度中国富豪排行榜。国内外都要求中国经济遵守国际资本主义秩序的规则，并加以实践，压力越来越大。
显然，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现在导致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结果。有人以此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观点的佐证，即马克思说的：“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资本论》前言）。有人则认为，如果胜利了的共产党人在过去半个世纪，实行不同的政策、采用不同的方式，社会主义是有可能在中国实现的。
猜测如果历史人物采取与他们实际做的不同的做法，历史会变成为什么样，这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只能遵从乔·麦·特里维廉[1]的结论：“人就是他之所是，后世迟来的智慧对他不产生影响，他只做他做的事。”中国的社会主义实验已被证明是失败的，这就是事实。
然而，毛主义革命并没有失败。现在流行的看法是，毛主义革命其实大可不必进行，如果国民党继续掌权，那么“现代化进程”也会产生出相同的社会和经济结果，中国也会因此而避免革命所造成的流血和破坏。但是我认为，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就不可能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取得这些积极的成就（这并不是要原谅或否认这个时代人的野蛮行径）。这些成就包括在这片饱受外国野蛮侵略和军阀混战之苦的国土上，实现了民族独立和政治统一。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停滞、衰败和人的巨大痛苦之后，独立和统一是社会与经济进步之首要的、最根本的前提。政治上的胜利为共产党国家取得其最重要的成就，即为1950年代初期的土地革命提供了保障。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阶级，使共产党政权能够调拨农村剩余产品，为现代历史上有记载的规模最宏大、发展速度最快的工业化进程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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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为工业化付出了高昂的社会代价。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底子极薄、国内与国际环境恶劣的条件下开始的，因此中国付出的社会代价也格外沉重。正如巴林顿·摩尔所说的：“事实的可悲之处在于，无论是在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穷国为现代化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这种代价的唯一正当理由在于，如果不付出这种代价，情况会更糟糕。”
诚然，执政的共产党人取得的主要成就——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土地改革、工业化——也是国民党要实现的目标。但是，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它的社会基础，可能恰恰是阻止它彻底完成对工业化进程至关重要的土地革命的障碍。无论如何，这一历史成就应归功于实际完成了这一任务的政党，与假设在不同的环境下也能做到这一点的政党无关。
除了口头上的宣传外，这些成就本身与社会主义并无多大关系。一个长期分崩离析的帝国的政治统一、一个现代的独立的民族国家和全国性巿场的诞生、农村的前资本主义关系废除、现代工业化的开始——这些全都是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产物，虽然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并没有资产阶级的参与。尽管在发展道路上人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加以政治上的错误与罪行，中国和中国人民在后革命的转变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不久前还被视为亚洲最悲惨、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的中国，今天可以宣称是世界上强大的工业经济实体之一，而且是迄今为止最有活力的经济实体。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在过去半个世纪增加了一倍——从1936年的平均35岁增加到毛时代结束时的1976年的65岁，今日已达到70岁。
毛主义企图使革命超越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然而徒劳无功。1978年，共产党领导人开始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实际上也是默认了这一点。由此出发，继之是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典型的经济活力与社会瓦解。社会主义及作为其本质的民主先决条件，依然是中国悬而未决的历史议题——也许会由未来几代人来实现。
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
威斯康星，麦迪逊
200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