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1987）
第六章 苏联对外政策中的欧洲
我要谈一点个人的意见。我以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身分第一次出访西欧，是1985年10月对法国的访问。在此以前大约一年，在1984年12月，我曾率领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访问英国。这两次出访促使我考虑了很多问题，首先是欧洲在世界上的作用和地位问题。
弗·密特朗当时发表了一个在我看来是很重要的见解。他说：“为什么认为逐步地……走上更广泛的欧洲政策的道路是不可能的呢”？过了一年以后，在莫斯科他又说：“应当让欧洲真正重新成为自己历史的主角，在国际关系中能充分起到平衡和稳定因素的作用。”我也这样想过。同两个主要的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同议员们、政党的代表们和实业界人士的直接接触，使我能更好地、更正确地估计欧洲的形势。
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认为，欧洲问题是我们国际政策中的基本问题之一。我们希望苏联领导对西欧的立场能被所有人正确理解。
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后，我曾和分属于不同政治营垒的许多著名的西欧活动家会晤和交谈。这些接触证实，发展同苏联的关系对西欧国家同样是有好处的。我国在它们的对外政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那么，为什么我们赋予欧洲，这样的意义呢？
历史的遗产
西方有人试图把苏联“开除出”欧洲。有时似乎无意中把“欧洲”和“西欧”这两个概念划上等号。
但是，这种花招一点儿也改变不了地理和历史形成的现实。俄国同欧洲其他民族和国家的联系——贸易的、文化的和政治的联系——源远流长。我们是欧洲人。基督教把古罗斯同欧洲联系在一起。1988年将要纪念基督教传入我们祖先的国土1000周年。俄国的历史是伟大的欧洲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摩尔达维亚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卡累利阿人以及我国的其他民族，为欧洲文明的形成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因此，他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自己是欧洲文明的合法继承人。
我们全欧洲的历史是一部复杂而有教益的、伟大而又悲惨的历史；这部历史值得人们学习，并从中吸取教训。
自古以来，一场又一场的战争成了欧洲历史的里程碑。在20世纪，这个大陆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这两场战争是人类有史以来流血最多和破坏性最大的战争。我国人民为反对希特勒法西斯的解放斗争作出了最大的牺牲：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中死亡的苏联人达2000多万。
我们提到这一点，绝不是要贬低其他欧洲国家人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作用。苏联人尊重反希特勒同盟各国以及所有抵抗运动参加者为消灭法西斯恶魔所作出的贡献。但是，我们决不能同意下面这种意见，说苏联“只是”在1941年才开始同纳粹德国搏斗，而在此以前是其他国家在同希特勒“一对一地”进行战斗的。
玛·撒切尔向我谈过这种意见，我当时就反驳了她，指出苏联从1933年起就在政治上同法西斯进行斗争，而从1936年起又手持武器同它进行斗争，援助了西班牙共和政府。至于谈到同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的含义经常被我们的论敌所歪曲），如果英国和法国的统治集团当时能同苏联合作反对侵略者。那么这个条约以及其他许多事情也就可能不会出现了。
是谁让纳粹分子蹂躏捷克斯洛伐克的呢？张伯伦从慕尼黑归来后曾声称，他给英国人民带来了和平，但事实上情况完全相反，他带来的是战争。这首先是因为英国统治集团头脑中只有一个想法：要把希特勒引向东方，引向苏联，要摧毁共产主义。
我不想把问题简单化，要知道，就是东欧国家也有一份麻烦的遗产。例如，拿俄国同波兰的关系来说——在几百年里，它们的关系由于这两个国家的统治阶级的斗争而变得复杂了。国王们和沙皇们让波兰人和俄国人互相打来打去。而战争、暴力和掠夺毒害了两国人民的心灵，激起了彼此间的敌意。
社会主义标志着世界这一地区多少世纪以来的历史中所发生的深刻转折。法西斯的覆亡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东欧各国的胜利，造成了这一大陆的新形势——这里形成了一股以斩断武装冲突这根没有尽头的锁链为目标的强大力量。于是欧洲各国人民已经有40多年没有见到战争了。
与此同时，欧洲仍是意识形态上、政治上和军事上尖锐对抗的角斗场。某些人把欧洲的分裂归咎于雅尔塔和波茨坦，认为这两个地方签订的历史性的协定有问题。这样就把一切是非都颠倒了。
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奠定了欧洲战后格局的基础。这两个协定的生命力在于，这是反法西斯的、实质上民主的协定。它们规定要消灭希特勒的“新秩序”，这种“新秩序”使许多民族和国家丧失了独立以及对自由和独立自主的希望。
旧的政治思维的逻辑使欧洲分成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西方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共产党人分裂了欧洲。那么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呢？那么杜鲁门主义呢？首先从政治上分裂欧洲的，是那些瓦解了反希特勒同盟的人，是那些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冷战”的人，是那些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此作为在欧洲形成军事上政治上对抗的工具的人。应当再一次指出，华沙条约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之后签订的。
由于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又重新被套在这回是装满核装药的军国主义战车上。那些把欧洲变成导弹核对抗的场所的人，那些呼吁重新划定欧洲各国之间的边界：破坏领土和政治现状的人，今天应当对加深欧洲的分裂负主要责任。
我们不止一次建议解散军事集团，或者至少先解散两个联盟的军事组织。如果不同意这样做，那也必须考虑目前的现实。但是，我们认为，就是在集团仍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也应当为走向美好的世界；为建立那种有朝一日终将消灭一切军事集团的国际关系铺平道路。
在战后的欧洲，出现过不少次紧张形势和转折。但是，不管怎样，欧洲各国根据具体的条件和自己的可能性，作出了自己的抉择：一些国家仍旧是资本主义国家，另一些国家则走向社会主义，只有承认和尊重这一现实，才能制定真正欧洲的政策，才能建立全欧洲进程。
我们不能赞同现在流行的一种观点，即认为欧洲两个集团之间的对抗和针对对方的备战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国家提出欧洲各国、美国和加拿大在赫尔辛基开会的倡议，这证明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意上述前景。赫尔辛基通过的最后文件指出了这一大陆在和平的、平等的基础上达到团结一致的现实道路。
然而，在芬兰首都举行的这次有名的会议所给予的动力，由于刮起了第二次“冷战”之风而正在消失。关于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已经谈得不少了，现在不必再谈。我作为自我批评只提出一点，就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使社会主义的经济阵地削弱了。而这又一次证明，似乎是从反面证明，在遏止反对缓和、反对欧洲各国关系正常化的敌人方面，起主要的作用的正是社会主义。只要社会主义稍一松劲，军国主义、实力政策；帝国野心就会重新抬头。
现在，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又提出了新的倡议。我们加强社会主义，也就是给赫尔辛基进程增添力量和活力。现在总该懂得如下这个简单的思想了：所谓现存壁垒可以打破，并不是指西方强迫东方接受自己的秩序，也不是指东方强迫西方接受自己的秩序。应当通过共同努力转变局面，从对抗和军事竞争转到和平共处和互利合作的轨道上来。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的大陆才可能达到团结一致。
欧洲——我们共同的大厦
这个比喻是我在一次谈话时想到的。说出来好象是偶然的，但我早就在琢磨这样的提法了。这个提法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在长时间的思索之后，特別是在会晤了欧洲许多活动家之后产生的。
我在接受新的政治思维之后，就再也不能象从前那样来看待那个象用布头拼成的被子一样的五颜六色的欧洲政治地图了。欧洲打仗已经打够了，苦头已经吃够了。它已经受够了。我凝望这片多灾多难的大地的全景，想到这个如此多姿多彩的欧洲文明实质上是统一的，有其共同的根源，就越来越强烈地感到集团对抗是有条件的和暂时的，感到“铁幕”这一说法已经过时了。共同的欧洲大厦这一想法看来就是这样产生的。于是，这个说法在需要时就脱口而出了。
后来，这个说法好象获得了独立的生命，并且已见于报端。听到有人指责说，这个说法太抽象、太空洞了。我就决定完整地阐述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访问恰好地处欧洲中心的捷克斯洛伐克，为我提供了适当的时机。这就引出了我在布拉格的公开讲话中的“欧洲主题”。
欧洲的确是我们共同的大厦，欧洲的地理和历史使几十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当然，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问题，各自都想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保持自己的传统。
因此，要继续打比喻的话，那就可以说：大厦是共同的，但每家都有自己的一套住房，而且各有出入的大门。但是，要保护好这个大厦，使它免遭火灾或其他灾害，使它变得更美好更安全，内部秩序井然，欧洲人必须共同地、集体地作出努力，遵守合理的共同生活的准则。
有人会觉得这不过是个美妙的幻想。但这不是幻想，而是对这一大陆的形势进行认真分析的结果。如果对世界来说，需要有新的关系，那么，对欧洲来说。尤其是如此。可以说，欧洲各国人民为建立这种关系已经历尽艰辛，这种关系是他们理应得到的。
“全欧大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承认欧洲是一个确定的整体，尽管其中的各国分属不同社会制度，加入对立的军事政治联盟。这一概念是必要性和可能性的结合。
必要性：必须推行全欧政策的根据
这里可以举出一些要求推行全欧政策的客观情况。
1．欧洲人口密度高，都市化程度高，这里储存的武器——既有核武器，又有其他武器——达到了过饱和状态。今天把它说成是“火药库”已经不够了。在这里，两个用不断完善的最现代化技术装备起来的最强大的军事集团互相对峙着。在这里，集中了几千个核装药，而只要几十个核装药就足以使欧洲大地变成火焰地狱。
2．不用说打核战争，即使是打“常规”战争，今天也足以毁灭欧洲。这不仅是因为现在的“常规”武器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过的相比破坏力要大许多倍，而且是因为在欧洲境内有近200个原子能发电站机组和数量可观的大化工厂。在“常规”军事行动过程中，一旦这些目标被摧毁，这一大陆上生命就不复存在。
3．欧洲是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这一大陆的工业化和交通运输发展的规模，已使这里的生态危机濒于临界点。这一问题远远超出了各国的国界，它具有全欧的规模。
4．欧洲的两个部分都在加强一体化过程。现在应当考虑今后怎么办？是让双方的一体化过程继续在欧洲起分裂作用呢，还是可以把两者结合起来，既为东欧，又为西欧造福，顺便指出，这也是为世界其他地区造福。东西欧发展经济的需要，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都推动我们去探索互利合作某种形式。这倒不是要“欧洲自给自足”，而是要更好地利用欧洲的全部潜力为居住在欧洲的各国人民造福，发展欧洲同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
5．在欧洲的两半之间有不少自己的问题，即东西关系问题，但是，它们在解决北南关系中的一些极为尖锐的问题方面，却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当然，这并不是说，东欧国家也要为西欧强国过去的殖民政策分担责任。现在说的是另一回事：无视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的命运，对克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这一极为尖锐的问题置若罔闻，这对欧洲和对全世界来说，都孕育着灾难性的后果。[1]无论西欧国家，还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同“第三世界”有着广泛的联系，它们是能够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去促进“第三世界”的发展的。
就基本的和主要的方面来说，必须推行全欧政策的根据就是这些，这是由欧洲这个确定的整体的利益和需要所决定的。
欧洲的可能性
现在谈谈欧洲人作为“共同的大厦”的居民的可能性和行动前提。
1．欧洲各国人民有两次世界大战的最沉痛的经验。他们对这段历史的记忆犹新，比任何人都更强烈地意识到不能容许发生新的战争。正是在这里爆发了规模最大、最有影响、社会各界都参加的反战运动，这不是毫无道理的。
2．欧洲的政治传统就处理国际事务的素养来说是最丰富的。构成欧洲综合体的各国，彼此之间有比较正确的认识，这是其他任何地区的国家都比不上的。政治上的“结交”更广，时间更久，因而关系更深。
3．就整个洲的范围来说，任何地方都没有欧洲那种全面展开的双边和多边谈判、协商、条约以及实际上在各个层次上的接触。[2]这里有象赫尔辛基进程这种在国际关系史上独一无二的成就。斯德哥尔摩会议提供了令人鼓舞的成果。随后，维也纳又接过了接力棒，在那里，正象我们所希望的，将要进一步发展赫尔辛基进程。这样，建设“共同的欧洲大厦”的蓝图实际上已经准备好了。
4．欧洲的经济潜力和科学技术潜力是巨大的。这种力量现在是分散的，大陆东西两部分之间的排斥力大于吸引力。然而，无论是西欧的还是东欧的经济现状以及可以预见的前景都表明有可能找到某种方式把欧洲两个部分的经济过程结合起来，为所有的人谋利益。
这就是欧洲物质文明进一步发展的惟一合理途径。
5．“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也是一个历史和文化的整体，这是因为它有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代以及19—20世纪伟大的哲学和社会学说的共同遗产。这是一些有强大吸力的磁体，使政治家们有可能比较容易地找到在国家关系这一级上相互理解和合作的途径。
在欧洲的文化遗产中蕴藏着和平与睦邻政策的巨大潜力。总之，在欧洲，能提出解救办法的新思维具有好得多的基础，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地区都比不上的。
不必讳言，使我们高兴的是，理解“共同的欧洲大厦”这一思想的不仅有东欧的，而且有西欧的一些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其中也包括那些政治观点同我们相去甚远的人。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根舍就曾说过他愿意“接受共同的欧洲大厦的构想并同苏联一起为使欧洲成为真正的共同大厦而努力”。联邦德国总统里·冯·魏茨泽克、意大利外交部长朱·安德雷奥蒂以及其他的活动家在同我交谈中也都说过与此类似的话。这就是说，对欧洲文化的共同性，对这个大陆所有国家的命运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以及它们合作的迫切必要性仍有一定的认识。
但是，有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还在继续散布对苏联的不信任。在大多数西欧国家中，追随美国、歇斯底里地狂喊乱叫的文章比比皆是，尤其是一贯卖力的法国的右翼报刊。它们对改善欧洲局势的前景简直害怕到了极点。就拿法国的《快报》周刊来说吧。1987年3月6日，该报硬说我们企图建立自己对欧洲的统治。以惹人注目的《戈尔巴乔夫和欧洲》为题的这篇文章，是按照人们熟知的关于小红帽和大灰狼的童话的老套子编写出来的。
我曾想难道欧洲的读者、欧洲各国人民就这么天真，会相信这种胡说八道吗？我们相信欧洲人具有健全的理智，相信他们最终能学会识别真假。如果根据已经公布的社会舆论调查材料来判断，看来，西欧大多数人能够正确评价苏联所执行的公开的、旨在结束这一大陆上历来的争吵的欧洲政策。
两个德国
在考虑共同的欧洲大厦这一构想时，不能不谈谈我们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中部所形成的局势的态度。在欧洲中部，现在存在着两个德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同联邦德国总统里·冯·魏茨泽克相当详细地交谈过。
他说，联邦德国的人们认真注意到了“共同的欧洲大厦”这个口号。我问，对这一点您在联邦德国是如何理解的？这里我引述一下随后的一段简短的对话：
里·冯·魏茨泽克：这是一个方向标。可以帮助我们想象出这幢全欧大厦里应有什么样的秩序。比如说，在这幢大厦中，各个住家对于相互拜访能开放到什么程度。
米·谢·戈尔巴乔夫：这说得都很对。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夜里有客人来访的。
里·冯·魏茨泽克：我们也不很喜欢公用客厅中有一条深沟。
他是暗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被一条国际分界线分开，特别是这条线穿过了柏林这一事实。这是历史造成的现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造成的现实。
现在很难说，假定全面履行了波茨坦协定，德国今天会是什么样。那时除波茨坦协定之外，不存在其他的统一的基础。然而，不仅仅是当时的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领导人暗中破坏同我们达成协议。西德的实力政策的信徒们也起来反对波茨坦协定。在他们看来，波茨坦协定是“一场噩梦”。结果，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有人说“德国问题”悬而未决，“东部领土”尚未完全确定，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没有法律根据”，这当然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大家知道，这样的言论在联邦德国并不罕见。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关于恢复“德国统一”的声明根本不是什么“现实政治”，如果用德语来说的话。这类声明40年来没有给联邦德国带来什么。死抱着恢复“德国1937年边界”的幻想，只能使邻国和其他国家人民对联邦德国失去信任。
不管罗·里根和其他西方领导人在这方面说了些什么，实际上，在所谓德国问题上，他们不可能向联邦德国提供任何切实的建议。历史造成的问题，要留待历史去解决。其中包括德意志民族问题，德意志人的国家存在形式问题。
现在，重要的是政治方面。目前存在着两个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的德国。它们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两个德国都从历史中吸取了教训，而且各自都能对欧洲和世界的事务作出自己的贡献。过100年以后，将会怎么样，历史会作出回答。而现在则应当从既成的现实出发，而不应当煽风点火，从中投机。
这里我想插一段我曾向魏茨泽克提到过的往事。1975年，在反法西斯胜利30周年的时候，我正在联邦德国。在法兰克福近郊的汽车加油站上，我同加油站的老板聊了起来。他对我说：“斯大林说过：希特勒之流可以上台下台，而德国人民依然存在。但是后来，在战争结束以后，苏联却一下子就把德国人民给分开了。”
于是，争论开始了。我提到丘吉尔和美国政治家们早在战争时期就制定了分割德国的计划。我们当时是反对这些计划的，我们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主权的民主的德国。我还提到当时西方强国坚持在西德建立单独的国家，只是后来才出现了民主德国。就是在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以后，我们还主张在德国非纳粹化、民主化和非军事化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的、主权的和首先是和平的德国。然而，西方有一股势力，把事情弄成了今天这种样子。可见，德国分裂，不是苏联的过错，罪魁祸首应当到别的地方去找。今天存在着两个德国，这一现实已为国际条约所承认。任何一个现实的政治家都只能以此为依据。
当时的谈话就是如此。
苏联即使在经受了那场可怕的战争之后，采取的仍然是有原则性的立场。我们并没有失去现实感。我们没有把德国人民同纳粹统治混为一谈。我们没有把希特勒的侵略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归罪于德国人民。
在同联邦德国的关系中，我们考虑到它的潜力和可能性，考虑到它在欧洲和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它的政治作用。历史要求我们彼此采取适当的态度。没有我们两个国家的积极协作，欧洲的建设是不可想象的。联邦德国和苏联之间建立牢固的关系，将会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两个国家在各自坚持自己的制度和自己的联盟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对欧洲和世界的发展发挥十分巨大的作用。联邦德国的安全可靠，对苏联是有利的。如果联邦德国不稳定，就不能指望欧洲稳定，也不能指望世界稳定。联邦德国和苏联之间建立稳定的关系，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欧洲的局势，使它向好的方面转化。
欧洲和裁军
在雷克雅未克所谈到的一切，同欧洲都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在同美国的接触中，从来也没有忘记欧洲的利益。
在雷克雅未克会晤之后，我会见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许多西欧国家的政府首脑：丹麦的保·施吕道，荷兰的鲁·吕贝尔斯，挪威的格·哈莱姆·布伦特兰，冰岛的斯·海尔曼松，以及意大利领导层的代表阿·范范尼和朱·安德雷奥蒂。我们就“欧洲和裁军”这一题目交谈了很多。
我从交谈者那里听到了很多有趣的东西。后来，我们苏联的领导人认真地考虑了他们的论据和想法。凡是我们认为合理的，我们在执行自己的政策时都注意到了。比如说，关于欧洲导弹问题。但是，也发生过一些争吵，我同玛·撒切尔和雅·希拉克爭得特别激烈，争论是由他们的和整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核威慑”概念引起的。我告诉他们说，雷克雅未克会晤在西方某些首都所引起的惊慌使我感到吃惊。从雷克雅未克会晤的结果中无论如何也发现不了对西欧安全的威胁，可是，有的人却仿佛看到了这一点。这样的结论和评价，是“冷战”时代的陈旧思维的结果。
我在同外国活动家交谈时，常常直截了当地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你们是否相信苏联准备进攻你们的国家和进攻整个西欧呢？几乎所有的人都回答说：不，不相信。但是，有些人马上又加上一句：苏联的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一事实本身“客观上”构成潜在的威胁。好吧，这种议论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人把国家的威望和国家的强大同是否拥有核武器联系起来，就不大好理解了，尽管人们也都知道，一旦爆发核战争，他们的这种武器只会把火引到他们自己身上。其他现实意义是没有的。
谈到裁军这一建设全欧大厦的必要的和首要的构件时，我们自然首先向欧洲的核大国英国和法国提出。苏联同意在目前的裁军谈判过程中，不考虑它们的核潜力，对西欧表示了极大的信任。我们这样做的主要动机是，我们甚至在思想上（更不用说战略计划了）排除了同英国或法国作战，尤其是同欧洲无核国家作战的可能性。
有人对我们的建议大发议论，说莫斯科是不是在搞欺骗，是不是想分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让人们丧失警惕性，然后再把西欧踩在脚下。有人又开始大骂无核欧洲这一主张是有害的和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公开对所有这些活动家说：“先生们，你们怕什么？难道提高一点水平，对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世界已经展开的真正历史性的过程作出现实的评价就如此困难吗？难道你们就无法理解这些过程同对外政策中真正善良的愿望有客观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吗？”
所谓苏联有侵略性的谎言终究该收起来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如果我们和我们的盟国没有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进攻的目标的话，我国不会首先对西欧采取军事行动！我再说一遍，在任何时候都不会！
但愿西欧能尽快摆脱受人欺骗而产生的对苏联的恐惧感。但愿它能想一想，一旦销毁欧洲的核武器，不仅会为西方，而且也会为我们造成新的形势。我们不能忘记，在核武器出现以前的时代，我国领土遭到过，而且不止一次遭到过来自西方的入侵。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演习时，实施的总是进攻行动方案，这一事实本身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
我们认为，希腊、荷兰、西班牙、意大利、瑞典、芬兰以及其他许多欧洲国家大声呼吁解决欧洲导弹问题，这是一个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的因素。
西方有人谈到不对等、不均衡的问题。是的，欧洲存在着双方在某些种类武器和某些军兵种不均衡和不对等的情况。这是历史、地理和其他因素造成的。我们主张消除在某些方面已经出现的不对等，但这不是让落在后面的人扩充，而是让走在前面的人裁减。
这里有许多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在大量裁减武装力量和常规武器的同时裁减以至最后销毁战术核武器问题；使进攻性武器脱离直接接触以消除突然袭击的可能性问题；改变武装力量的整个结构，使之具有完全防御的性质问题。我在布拉格的群众大会上也谈到过这些问题。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的布达佩斯纲要对这方面的建议做了详细的阐述。
华沙条约组织国家在1987年5月举行的政治协商委员会柏林会议上宣布了自己的军事思想，这是本着新思维精神所采取的表示信任的极其重大的行动。这种军事思想，就其各个部分来看都是完全防御性的。
建立无核区、无化学武器区这样一些措施，也将有助于达到加强欧洲安全的目的。我们支持民主德国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向联邦德国政府提出的建立中欧无核走廊的建议。大家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也为拟订这一主张作出过贡献。我们愿意保障和尊重这一地区的无核地位。我们认为，波兰就中欧裁减军备和增进信任问题提出的妥协方案是适时的和有可能实现的。
我们认为，军备应当裁减到合理够用的水平，就是说，裁减到仅仅为完成防御任务所必需的水平。现在到时候了，应该对两个军事联盟的战略构想做必要的校正，使之转到防御方面。在“欧洲大厦”里，每个住家都有权防备撬门贼，但这不能损坏邻居的住房。
全欧合作
建设“全欧大厦”需要物质基础，那就是各个不同领域的事务合作。我们在苏联准备这样做，还准备探索协作和合作的新形式，包括建立合资联营企业，在“第三国”实施共同拟订的合作项目，等等。
我们还提出了广泛的科学技术合作的问题，而且我们决不是只有求于人，而自己拿不出什么东西来同别人交换。遗憾的是，正是在这方面设置的人为障碍最多。有人借口说，这涉及具有战略意义的“敏感工艺”。所谓“敏感工艺”，首先是指电子技术。但现在实际上没有哪个真正处于领先地位的工业生产部门是不利用电子技术的。
军国主义的“星球大战”计划并不能使西欧工艺突飞猛进，太空军事化并不是通向工艺进步的道路。这完全是掺进了工艺帝国主义的蛊惑宣传。和平的科学技术合作的途径和项目是不少的。现在已经有了使用“织女星”号航天器共同研究哈雷彗星的经验。在实现这一方案的过程中，已经找到了新的结构材料，并且在无线电电子学、控制系统、数学、光学等领域内有了新的发现。朱·安德雷奥蒂提出的“全世界实验室”这一想法是很有前途的。看来，这个崭新的国际研究方案已经有了一些眉目。
现在提上日程的是共同开发热核能的问题。由于一些国家的学者根据苏联科学界所提出的思想进行了不少工作，这个项目的科学基础已经奠定了。自然，美国科学界也可以参加这项工作。而将来还有可能进行的是对宇宙即太阳系行星、对超导和生物工程等课题的共同研究和突破。
当然，这一切也将意味着加强欧洲国家的互利的依存关系。而这种依存关系会对双方都有利，会加强责任心和克制力。
本着合作的精神，还可以在“人文科学”这一广泛的领域内完成很多工作。苏联建议在莫斯科举行的关于人文科学合作的国际会议如能召开，将会成为这条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这个会议可以从各种角度讨论这个与东方和西方都有关的问题，包括多方面的人权问题。这将给赫尔辛基进程提供强大的新动力。
可是，这方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刚一郑重地邀请人们来认真讨论人权问题，请他们在互相公开的情况下比一比我国和资本统治的国家人们的实际生活情况，那些国家的人似乎就不安起来了，他们执意把整个论题缩小为某些个人事件，回避讨论其余一切问题。
我在公开场合以及同外国活动家们和外国代表团谈话时都说过，我们也愿意本着人道的精神来讨论个人问题，但是，谈整个这方面问题就一定要公开地和广泛地来谈。
大体上可以这么说，东西方国家和平合作和竞赛的关系，能够而且必将对双方都有利。欧洲的中小国家能够对这一事业作出巨大贡献。我同冰岛前总理海尔曼松，同荷兰首相吕贝尔斯，同瑞典首相卡尔松以及其他国务活动家都谈到过这一点。
欧洲的新思维的萌芽
我觉得，最近以来，特别是在雷克雅未克会晤之后，西欧已经更强烈地感觉到必须为改善本大陆的局势作出自己的贡献。而使我们高兴的是，欧洲人已经为净化世界的政治气氛做了很多工作。
我认为，提一下我从阿·范范尼那里听到的一件事，并不算泄露什么大的秘密。他向我讲述了他同世界闻名的电影导演爱德华多·德菲利波的一次谈话。他们谈到了复杂的国际局势，德菲利波问：“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据范范尼说，他回答是：“靠上帝吧。”德菲利波对此反驳说：“但愿我们人类的行为不要给上帝添麻烦。”
人人对世界命运都负有责任这种认识，在目前是非常需要的和可贵的。对于那些认识到需要所有欧洲人共同努力来维护雷克雅未克会晤所奠定的基础的西欧政治家，必须给予应有的评价。
我们今天看到了西欧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新思维的最初幼芽。统治集团正在发生某种变化。西欧的许多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正在研究防御政策和安全方面的新立场。领导这些政党的是一些对世界问题具有远大眼光的成熟的政治家。
在1985年访问法国的前夕，法国记者要求我说明一下我们同欧洲的一些社会民主党政府所建立的关系。我说，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我们近几年来同一些社会民主党人进行了积极的合作。在我同外国活动家的会晤和谈话中，我同一些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的谈话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我接见了以卡·索尔萨为首的社会党国际协商委员会，会见了维·勃兰特、埃·巴罗、费·冈萨雷斯和其他一些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而且每次都确认，在国际安全和裁军这些紧迫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接近的或者是一致的。非常遗憾的是，我未能同奥洛夫·帕尔梅会面，他惨遭杀害使我们大为震惊。奥·帕尔梅提出的并为国际“帕尔梅委员会”所发展的“为了一切人的安全”的思想，同我们的无所不包的安全的构想是颇为相似的。
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开始对话，绝不意味着现存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别已经消除或者说一笔勾销了。然而，我认为，我们不能互相指责，说什么对话者中有人失去了本来的面目，或者受到了对手的控制。经验表明，这样的危险是不存在的。
我们同联邦德国、芬兰、瑞典和丹麦的社会民主党人，同英国工党党员，同西班牙社会党人等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进行了有益的接触。我们珍视这一点。总之，我们愿意同一切希望制止世界形势发展中的危险趋势的力量进行合作。
然而，我认为，欧洲对和平和安全事业本来可以作出更大的贡献。许多西欧领导人缺乏政治意志，也许还缺乏可能性。但实际生活不管怎样总会迫使人们去现实地评价周围所发生的事情。
关于欧洲和美国
相当遗憾的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政府，其中包括那些在口头上同美国危险的走极端的政策划清界限的政府，最后还是屈服于压力，从而对加强军备竞赛和加剧国际紧张形势承担了责任。
现在举个具体的例子。1986年4月美国飞机轰炸了的黎波里、班加西和利比亚领土上的其他目标。这是一次公然的侵略行动，其借口是经不起文明社会一驳的。美国飞机从英国的基地上起飞，穿过了西欧的领空。可西欧怎么样呢？实际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的政府是看着所发生的一切而默不作声，不敢阻拦美国的这次行动。当时我对瑞典首相说（我同他谈话是在收到这次袭击的消息后几小时进行的），这种态度使我想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对侵略者实行的“绥靖政策”。要是美国军界突然“想要”用轰炸来惩罚华沙条约组织的一个成员国，那怎么办呢？还是“溜之大吉”吗？要知道，这可是战争啊！在我们这个核时代，每个人所负的责任都空前地增大了。
古希腊有个关于欧罗巴被劫走的神话。[3]这个故事情节忽然具有现代意义了。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欧罗巴还在原地未动。但是，有时令人感到西欧国家的独立政策似乎被人劫走了，并被运到了大洋彼岸。这是在保护安全的借口下出卖民族利益。
欧洲文化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这种威胁来自大洋彼岸汹涌而来的“大众文化”。西欧的知识分子对此感到不安，我们是理解的。的确，思想深邃、人情味浓厚的欧洲文化，正在被恣意宣扬暴力和淫秽的低级作品、被到处泛滥的庸俗感情和无聊思想所代替，这只能使人感到惊奇。
当我们强调欧洲的独立自主立场的意义的时候，人们常常就此指责我们，说我们想要挑起西欧和美国的不和。这样的想法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我们决不想忽视或者低估西欧和美国之间存在的历史联系。把苏联的欧洲政策解释成某种“反美主义”的表现是荒谬的。我们不打算在外交上走钢丝，不想引起国际关系中的混乱。这不符合我国对外政策的宗旨——促进建立在各国相互信任和合作的基础上的稳定而持久的和平。
我们关于“全欧大厦”的想法，绝不意味着打算把某个人关在大厦的大门之外。当然，我们并不希望谁一脚把欧洲大厦的大门踹开，坐在并非他自己家餐桌的上首席上。不过，这是住宅主人自己的事。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对美国以及加拿大参加赫尔辛基进程范围内的活动，反映是积极的。
欧洲的责任
总之，我们谈论欧洲的独特作用，但丝毫没有貶低其他大陆、其他国家人民的作用和意义。
欧洲进程如果取得成就，就能对世界所有其他地区的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欧洲不应当回避参与解决饥饿，债务，不发达等问题，不应当拒绝对消除武装冲突起促进作用。’
毫无疑问，欧洲各国人民无一例外都赞成在该大陆上造成一种睦邻和信任、共处和合作的气氛。这将是新的政治思维的真正胜利。欧洲可以作出好榜样。世界现在正处于十字路口，它将向何处去，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的政治立场。
无论在世界政治方面，还是在世界发展方面，拥有巨大潜力和经验的欧洲都是无可代替的。欧洲可以而且应当起到建设性的、创新的和有益的作用。
[1] 在这方面我们赞同“勃兰特委员会”关于北南问题的报告以及由维利·勃兰特和迈克尔·曼利主持草拟的社会党国际的报告《全球挑战》的精神和倾向性。——原注
[2] 固然还有一个拉丁美洲国家集团，但它有另一种历史条件和另一类特点。——原注
[3] 欧罗巴——希腊神话中腓尼基王阿革诺耳的女儿，曾被化作白牛的主神宙斯劫走。——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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