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国际社会中的“第三世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1987）

第五章国际社会中的“第三世界”

↘地区冲突
↘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的权利
↘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症结
↘关于亚洲的核裁军
↘苏联和印度的关系
↘处在艰难的转折点上
↘拉丁美洲：大变革的时代
↘不要对抗，而要合作

　　当代世界的一个伟大现实是，100多个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登上了国际舞台。我们欢迎20世纪的这一奇特现象。这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多侧面的世界，它有自己的不容忽视的利益和种种困难的问题。我们懂得，这个世界如何发展，怎样发展，将决定人类的未来。
　　如何使地球上这几十个国家及其好多亿居民群众能够发掘和发挥他们极其丰富的潜力，以利于全世界的进步，这个责任不仅仅落在他们自己身上。
　　一方面，我们看到，在“第三世界”中有经济迅速增长的范例，尽管这种增长是不平衡的，是有毛病的。许多国家正在进入现代工业国的行列。有些国家已经以强国的姿态出现。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以争得的民族尊严为基础的独立自主的政策，对整个国际事务的影响越来越大了。
　　另一方面，生活在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25亿人，他们的生活特点仍然是：穷困不堪，一贫如洗，简直是非人的生活条件，文盲众多，愚昧无知，营养不良，忍饥挨饿，儿童死亡率高得惊人，流行病四处蔓延。这就是令人心酸的真相。80年代初，那里的居民人均收入只等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十一分之一。这种差距没有缩小，而是在扩大。
　　但是，西方的富国却在继续搜刮新殖民地的“贡赋”。仅最近10年来，美国的各种公司从发展中国家攫取的利润就超过它们的投资三倍。
　　发展中国家背着巨额外债的重负。债务不断增长，每年从那里掠走的利润又如此之多，这只能意味着发展的前景越来越窄，本来就极其严重的社会、经济和其他问题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尖锐化。
　　我想起我同密特朗总统的一次谈话。这次谈话的意思大致如下。每个资本主义企业显然都力图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但同时，就是这个资本家或公司也不得不考虑，在颇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劳动者的压力而不得不考虑：为了使自己的企业有效益地、正常地经营下去，必须保证工作人员的收入至少能使他们恢复生产能力、保持身体健康、提高技能和养育儿女。资本家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明白，这样不仅可以保证自己今天的利润，而且还将保证明天的利润。而现在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总体资本家在对待自己过去的殖民地时，连这个简单的道理都不想知道。总体资本家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关系已发展到如下的地步：许多国家的人民处于经济停滞状态，无法保证自己最起码的需要，欠下惊人的债务。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当然不可能偿还债务。如果找不到公正的解决办法，这种形势所孕育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已变成一种定时的“社会炸弹”。一旦爆炸，就可能造成可怕的灾难。破坏力巨大的社会爆炸的潜能正在积聚。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是世界上最严重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早就存在。但是，不是久拖不决，就是置之不理，或者只是泛泛地议论一下。西方的领袖们对将要发生的危险估计不足，根本不了解可能发生的经济动荡的严重程度。所以他们提出一些局部措施，企图以治标的办法来挽救局势。显然他们不想采取真正重要的措施使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正常化。
　　在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变革、把关系纳入世界新经济秩序的轨道之前，会有一场严重的斗争。前面的道路漫长而艰难，需要做好准备迎接任何的意外。要知道国际关系的改革要求考虑各国的利益，要求利益均衡，而许多人却什么也不想放弃。

地区冲突

　　发展中国家的苦难处境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冲突的真正根源。我同里根总统在日内瓦会晤时就谈到这一点，我对他说：必须首先了解地区冲突是怎么发生的。，
　　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虽然这些冲突就其本质和冲突各方的性质来说是不一样的，但这些通常发生在某一地区的冲突都是国内的或地区的矛盾的结果，这些矛盾或者是殖民地的历史造成的，或者是新的社会过程引起的，或者是侵略政策卷土重来引起的，或者是这三种原因都有。
　　危机和冲突是国际恐怖主义的沃土。苏联从根本上谴责恐怖主义，并准备同其他国家积极合作来铲除这一祸害。由联合国集中进行这项工作是合适的。如果建立一个由联合国领导的法庭来侦查国际恐怖活动，那是有益的。在同西方国家的双边对话过程中，最近一年来我们同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瑞典在这方面深入交换了意见，——我们主张制定反恐怖主义的有效措施。准备缔结专门的双边协定。我希望最近这几年共同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战线将有所扩大。
　　但是，必须认识到，要铲除恐怖主义，必须消灭产生冲突和恐怖主义的原因。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西方重要政治家的观点，他们认为地区冲突的存在本身是“克里姆林宫阴谋活动”的产物。而现实情况如何呢？
　　在近东，以色列同其邻国之间尖锐冲突的形势已经持续了好几十年。这是谁的过错呢？原来是莫斯科的过错，因为莫斯科坚定地反对以色列的扩张，维护阿拉伯各国人民其中包括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主权。同时有人还无中生有地把反以色列的偏见强加在苏联头上，尽管苏联是促成建立以色列国的第一批国家之一。
　　谈严肃的事必须严肃。近东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症结，其中交织着许多国家的利益。那里的形势仍然是危险的。我们认为，无论对东方，还是对西方，以至对整个世界来说，解决这个症结都是重要的。但是，还有另一种看法，认为近东问题根本解决不了。这种看法简直令人难以理解。无论从政治上考虑还是从道义上考虑，都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因为按逻辑推理由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军事行动注定要不断加剧，不断爆发，这个地区的人民注定要不断遭受灾难。采取积极的态度，支持人们努力寻找出路，从近东的死胡同走上公正的政治解决的道路，这样岂不更好吗？
　　我们知道，在现在的形势下很难把冲突各方的利益协调起来。但是，必须寻找，必须设法兼顾阿拉伯人、以色列及其邻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同时，我们决不想使解决的进程和形式、这个过程的目的本身，损害美国和西方的正当的利益。我们无意把美国排挤出近东，而且这样做也是不现实的。但是，美国也不应当提出不现实的目标。
　　这里最主要的是要考虑各方的利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早就倡议召开讨论近东问题的国际会议。我在同詹·卡特的谈话中已经提起过这一段历史。美国人用了10年时间才从亲身的经验中（虽然他们本来可以借鉴前人的经验）体会到，搞单独的协议没有用，走这条道路不会有结果。只是现在，好象通过了某种“再培训”，华盛顿方面才倾向于比较现实地认识形势，回过头来在比较广泛的基础上讨论这些问题。
　　重要的是要使谈判过程能开始进行，把现有的双边、多边接触纳入这一过程，积极地寻求公正的政治解决办法。只要会议不变成单独的协议和措施的“保护伞”，只要它的目的是寻求近东真正的解决办法，考虑到包括巴勒斯坦人在内的阿拉伯各国的利益和以色列的利益，我们就准备全力促进，并参加这一会议各阶段的工作。而且是以建设性的态度参加。
　　说到这里，我想着重指出：我们对以色列根本没有任何敌意。我们承认它的合法的生存权利。但是，在当今的形势下，从以色列的行动来看，我们不可能恢复外交关系。如果形势改变，如果我们看到在近东正常化和解决出现进展的可能性，那么，这个问题也可以研究。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整套的定见。至于我们两国之间已有的接触，我们不会回避。
　　现在，来谈我们星球上的另一个“痛点”——中美洲。冲突的实质是什么呢？尼加拉瓜推翻了索摩查反人民的统治，人民革命取得了胜利。可是，正如人们所说的，有人马上又把桑地诺的革命说成是“莫斯科和古巴干的事”。这种说法成了对小国发动不宣而战的战争的一个标准的、已经用烂了的意识形态上的理由，这个小国的惟一的“过错”就是它要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不要别人照看，不要别人指点。顺便指出，尼加拉瓜发生的事表明，这样的事其他国家也可能出现。有些话我们听了觉得很荒唐，有人说，尼加拉瓜“威胁”美国的安全，说眼看那里就要建立苏联的军事基地。对于这些军事基地美国人好象什么都知道，而我连听也没有听说过。
　　关于这个问题，我同玛格丽特·撒切尔进行过热烈的辩论。
　　我说：是无法忍受的生活条件迫使尼加拉瓜人起来革命。而造成这些条件的是英国的美国朋友，他们把中美洲和整个拉丁美洲当成后院，无情地从那里攫取资源，而在此之后却对为什么人民要起义大惊小怪。尼加拉瓜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事是桑地诺派即尼加拉瓜人民干的。我们的谈话是直率的、开诚布公的。我问玛·撒切尔：“您指责我们声援尼加拉瓜，但是，为什么你们认为支持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者是正常的？对你们在世界舆论的心目中的形象，您不感到难堪吗？我们同情争取社会公正的解放运动，而你们，就我所知，却不予同情。这方面我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说实在的，如果美国不去打扰尼加拉瓜，那么这对他们自己、对拉丁美洲人民、对全世界都会好些。
　　爆炸性的问题不能搁置起来，它们不会自行解决。南部非洲早已群情激愤了。那里的形势乌云密布。南非共和国的广大居民群众反对种族隔离，这种不道德的和实行镇压的制度在国际上越来越孤立。但是，西方许多人把这种冲突的形势看作是“共产主义阴谋”的结果，这方面也认为有“莫斯科之手”，尽管在南非共和国根本没有我们的“存在”，对美国及其伙伴却不能那么说。
　　关于波斯湾地区的形势同样可以这么说。我们对波斯湾地区的形势以及形势日趋严重的原因的看法，是众所周知的，已经在一些正式声明中做了阐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停火和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要伊朗和伊拉克各自把军队撤回到国际公认的边界线。苏联对这项决议投了赞成票。但是，美国与决议的精神背道而驰，正在寻找干涉伊朗和伊拉克冲突的口实，借口保护西方的利益不受所谓来自苏联的“威胁”而增强在波斯湾的军事存在，扬言在冲突解决以后仍将留在海湾。
　　他们对一切地区冲突的看法就是这样的。一切地区冲突都是透过苏美对抗的棱镜来看的。我们得到一种印象：美国需要地区冲突，以此作为调节对抗、实力政策和反苏宣传的经常的后备手段。我们还认为，不能把地区冲突变成两个体系对抗，特别是苏美对抗的舞台。
　　既然谈到地区冲突，读者或许会问：那么关于阿富汗问题戈尔巴乔夫是怎么想的？
　　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阿富汗是苏联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个国家。并且我们同这个国家——无论是同历代国王还是同各部落领袖——一向保持良好的关系。当然，阿富汗有许多因国家极其落后而引起的问题。这里还有一个并非最次要的原因，就是英国统治的结果。因此，在阿富汗人中有人想帮助人民摆脱中世纪制度，使国家和社会制度现代化，给发展以更大的活力，这是非常自然的。但是，在阿富汗刚刚出现一些进步的变化，这个国家就受到外来的压力，遭到帝国主义集团的干涉。因此阿富汗的领导根据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的条约，请求苏联援助（我们是在他们提出了11次请求之后才同意投入数量有限的苏联军队的）。
　　我们本想尽可能快地撤回苏联军队。原则上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但是，这个问题与围绕阿富汗进行的政治解决的必要性有关。我们支持现在的阿富汗领导采取的民族和解方针。苏联希望阿富汗今后仍是一个独立的、享有主权的、不结盟的国家。它将走什么道路、建立什么样政府、实行什么发展计划，由阿富汗人民来决定，这是它的主权。而美国的干涉妨碍我国军队的撤出、阻挠民族和解政策的实现，也就是说，阻挠整个阿富汗问题的解决。把“毒刺式”导弹交给反革命匪帮（后者利用这些导弹击落民用飞机），这简直是一种不道德的行径，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的权利

　　各国人民都应该有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的权利，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的领土、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权利。如果一切国家的一切政治家不这样认识，那就不可能使国际关系走上正常的轨道。要知道意识形态的和社会的差别、政治体制的差别也是人民抉择的结果。因此，这种抉择不应成为国际关系中发生可能引起冲突或军事对抗的事件或趋势的理由。
　　现在是时候了，西方领袖们应该摆脱殖民帝国时代形成的心理和看法了，他们反正总得走这一步。只要西方还把“第三世界”看作他们几个世纪以来惯于在那里横行霸道的势力范围，那么，紧张局势的策源地就会继续存在。对帝国主义的反抗将加强，从而导致产生新的“热点”。
　　我们的西方论敌听我们这样对他们说，就很不高兴。当我们说出事情的真相时，他们就沉不住气了，甚至大为恼火。他们按自己的想法把我们的看法说成是想损害美国和西欧同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关系，降低资本主义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
　　我不止一次地解释说，我们并不追求同西方利益敌对的目的。我们知道，从经济利益和获取原料的角度来看，近东、亚洲、拉丁美洲、“第三世界”的其他地区以及南非共和国对美国、西欧所具有的意义。我们不主张破坏这些联系，也不挑动别人破坏历史上形成的经济联系。
　　但是，承认“第三世界”各国人民有自己作主的权利的时候已经到了。他们经过长期而艰难的斗争，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他们还力求取得经济上的独立。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我同他们中的许多位交谈过）依靠本国人民的意志和支持，想为他们办点儿事。这些领导人想把本国人民引上真正独立、平等和合作的道路。要知道这些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因而他们力图把这些资源用于本国的发展，是很自然的。他们想生活得象发达国家的人民一样好，不比他们差。可是，他们正在忍受饥饿和疾病的折磨。他们的资源通过不等价交换的渠道流往发达国家，变为这些国家的国民收入。发展中国家不愿意容忍这种状况。
　　这就是当代世界的一个现实，对这个现实并不是西方所有的人都加以考虑的，尽管他们也有所了解。然而，不考虑是不行的。要知道问题涉及的是上百个国家。
　　各大陆所有的人对这一现实认识得越快，国际关系走上正常轨道也就越快，整个国际局势的改善也就越快。这非常重要。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我认为，现在该在国际范围内提出这个问题，寻求在利益均衡的基础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国际社会范围内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某种组织形式。联合国是办这件事最好的场所。我们准备在这方面提出自己的建议，我已经把这一点通知了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他在同我的谈话中直言不讳地表示，他对这个问题提交联合国一事持积极态度。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坚持不结盟政策。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不结盟运动，有100多个国家参加，它们代表着地球上的大部分人口。现在，这个运动是国际政治中的一支强大力量和重要因素。这个运动促进新型的国际关系的建设，当然在它的内部还有种种细微的差别和特点。
　　不结盟运动体现解放了的各国人民的一种愿望：要求平等合作，要求其他国家承认它们的正当权益，要求排除国际生活中统治和操纵别国的种种表现以及对霸权的觊觎。苏联理解不结盟运动的目标，支持不结盟运动。
　　不久之前，在这个运动的参加者中还有人认为裁军、销毁核武器问题是美国和苏联这些“大国”的事，而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不大。
　　但是，在哈拉雷举行的第八次不结盟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上，这个运动显示了他们对裁军和发展的相互关系的深刻认识。而且正式声明了自己的立场。的确，如果能停止军备竞赛，实现裁军，那么腾出来的资源足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它们的最尖锐的问题。
　　我同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1德奎利亚尔讨论过裁军与发展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两人都同意这个问题值得联合国最严重的关注。苏联向联合国裁军和发展会议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很遗憾，美国拒绝参加这个会议。
　　今天，不仅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指出，不结盟运动是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的和积极的因素。苏联对此表示欢迎，并在自己的外交活动中考虑这一点。

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症结

　　文明发展的势头在东方、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越来越有力。我们的经济也在向西伯利亚和远东转移。因此扩大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合作，客观上对我们有好处。
　　苏联不仅是个欧洲国家，而且也是个亚洲国家，因此主张在广阔的亚洲太平洋地区（在下一世纪世界政治的中心很有可能转移到这一地区），在考虑到各国的利益的基础上，在这些利益均衡的基础上，确立改善局势，重新调整关系的基本原则。我们反对这个地区成为任何人的世袭领地。我们向各国提出的是真正的平等、协作和普遍安全。
　　和平问题。在亚洲也许和在世界其他地区同样尖锐、同样棘手，在某些地方甚至更尖锐更棘手。苏联、印度和其他国家对此感到不安，在不同的时期提出了相应的倡议，这是很自然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把印度洋变成和平区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联合国大会和不结盟运动的支持。
　　承担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义务的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亚洲，太平洋以至全世界和平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1985年5月，我第一次以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身分会见印度共和国总理拉吉夫·甘地，我谈了这样一个想法：考虑到过去提出的倡议并在某种程度上也考虑到欧洲的经验，是否应该思考一下处理亚洲安全问题的总的综合性的措施，以及把亚洲国家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一致起来的可行办法？
　　这个想法在我会见外国的领导人和其他政治活动家时逐渐加强了。我情不自禁地把亚洲的现状和欧洲的形势做了比较。我得出一个结论：由于军国主义化的加速达到了危险的程度，太平洋地区也需要某种类似欧洲赫尔辛基进程的“安全装置”系统。
　　在中央向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所做的政治报告中强调指出，亚洲太平洋问题在苏联的对外政策中的意义在不断增长。我们确认，这方面必须毫不拖延地寻求相应的解决办法和途径，而且从协调开始，进而把政治解决棘手问题的努力一致起来，以便在这个基础上使亚洲不同地区的军事对抗至少得以缓和，同时又能稳定那里的局势。1986年7月，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提出了相应的建议^[1]。
　　在这个城市从亚洲太平洋的角度去观察世界政治问题似乎尤为适当。整个远东、亚洲和紧挨它的广阔的大洋地区（我们自古以来就一直在这里居住和航行）的局势是同我们的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的。在这里，在这个几乎包括了半个地球的广阔地区，有许多大国，其中包括苏联、美国、印度、中国、日本、越南、墨西哥、印度尼西亚。这里还有可算是中等的、但按欧洲的标准算得上是相当大的国家——加拿大、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此外，还有几十个不大的和极小的国家。
　　顺便指出，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讲话引起了多少议论！引起了多少流言蜚语，说什么苏联已下决心现在也要抓太平洋地区了，要强迫“那里也”接受它的霸权。首先当然是侵害美国的利益。
　　好在我们早已习惯这种对于我们的倡议作出的“穴居时代式的”反应。我们稍一尝试同这一地区某个国家建立善意的、仅仅是外交的或贸易的关系，马上就被看作是在搞阴谋诡计。
　　可是，实际上怎样呢？在远东之行一周年之际，我对印度尼西亚的《独立报》发表了谈话。该报主编布·穆·迪亚非常正确地评价了我在远东的讲话的意思，认为是向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发出共同解决问题的邀请。但是，他在列举国家时忘了提美国。我提醒了他这一点，并说：我们希望同美国合作。但是，有人说什么我们的积极行动和我们对这一地区的关心是对别国利益的威胁，这是胡说八道。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谈的内容是我们的深思熟虑的政策的反映。它决不应该引起什么人的不安。我们说，我们准备同美国合作，就如同日本、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印度和其他国家合作一样。为了和平和为了共同的利益，我们邀请一切国家协同动作。
　　在回答《独立报》主编的问题时，我提出了一些新的具体建议来证实我们在这一地区的真实意图，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建议就是销毁我们在苏联亚洲部分部署的所有中程导弹，当然是同美国一起在“全球零点”方案的基础上进行。
　　在世界的这一广大地区集中了许多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我们对这一地区所采取的态度是建立在承认和理解该地区的现实这一基础上的。我们对建立亚洲和太平洋的国际安全和和平协作的看法是以这些现实为依据的。我们这样看是由于我们对共同建立这一地区新的公正的关系抱有真诚的愿望。
　　一年过去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已经有了一系列积极的动向（这一点我在上述对记者的谈话中已说过）。但是，麻烦、矛盾没有减少，对抗的倾向仍在扩大。这促使我们又提出一些缓和亚洲和太平洋紧张局势的措施，把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倡议具体化并进一步加以发展。
　　我们认真研究世界这一地区的国家自己提出的意见和倡议。出现了一些有创见的、建设性的主张，并已在这一地区进行交流。生活在这里的各国人民的世界观的特点、他们的历史经验和政治经验以及独特的文化，确实可以提供解决这一地区问题的很多启示，所有人都能理解和接受的启示。
　　东南亚国家联盟对国际事务不断作出的贡献给我们以深刻的印象，我们愿意在尊重这些国家共同地和单独地对改善国际局势所做的独立自主的贡献的基础上，发展我们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每一个成员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这一组织的关系。
　　为什么我要谈各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奉行独立路线的重要性呢？并不是因为我们想借支持这种独立路线来损害别的什么人，而是因为只有在奉行独立路线的基础上才能开始建立新的国际关系。到目前为止，国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一向取决于某些国家或国家集团的行动。这无助于全世界的局势的改善。过去有过这种教训，一切严肃的政治家都应该吸取。要在我们这个复杂的世界上、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这样复杂的地区里建立新的关系，只有采取各国合作和兼顾各国利益的途径才有可能。从一方是宗主国、另一方是殖民地的过去承袭下来的那种类型的关系，今天已经过时了。它应该让位给新型的关系。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的某个时候，召开有环太平洋的一切国家参加的太平洋会议这一主张引起了许多的评论。这个主张是作为一种工作设想提出来的，确切些说，这是为开展讨论发出的邀请。提到赫尔辛基，这是由于国际社会眼下还没有类似的其他经验。这当然不是说，可以把欧洲“模式”照搬到亚洲太平洋地区。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任何国际性的试验都具有普遍的全球性的特征。
　　在《独立报》向我提出的问题中，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怎样看待苏联在发展地区经济合作方面的作用？根据加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构想，我们将更加重视乌拉尔以东地区，因为那里的经济潜力超过苏联欧洲部分现有生产能力好几倍。我们认为，要是同亚洲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实业界合作建立合资公司和合资企业，这些公司和企业是可以参加开发这一地区的丰富资源的。

关于亚洲的核裁军

　　苏联考虑到亚洲国家的意见和不安，采取了一个重要的步骤——同意有关中程导弹和战役战术导弹方面的“全球双零点”方案。我们还表示准备承担义务，如果美国在亚洲不补充部署射程能达到苏联领土的核武器的话，在我国亚洲部分就不增加核武器运载飞机的数量。我们希望这一切将推动亚洲核裁军的进程。
　　尽管亚洲太平洋形势极其错综复杂，尽管画面的色彩深深浅浅、明暗相间，但还是可以看出整个画面的反核构图。而且有可能现在马上开始沿着销毁亚洲核武器的方向前进。例如，建立无核区就可能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步骤。大家知道，苏联签署了关于建立南太平洋无核区的拉罗汤加条约的有关议定书。我们支持其他国家提出的建立东南亚、朝鲜半岛无核区的建议。召开讨论印度洋问题的国际会议可以为核裁军的目的服务，会议可以研究和决定宣布这个地区为和平区的问题。
　　在亚洲也和在欧洲一样，我们的方法论、我们对核裁军的态度是一致的。核裁军应该在严格的国际监督包括就地检查的条件下实施。我们一再建议就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核武器问题同美国开始谈判，并严格维护各方的安全的利益，在对等的基础上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对怎样解决亚洲的核症结的看法大体就是这样。位于这一地区的国家如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就有可能建立地区的安全体系。在生活着25亿人的地区建立正常的关系、创造良好的环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好比是建造一座大厦，每个人都在大厦的墙上砌上一块或几块砖，以便一步一步地通过共同努力建造起一座对大家都适宜的合作和互相理解的建筑物。这是一个伟大的、困难的、但又是现实的目标。
　　欧亚两洲的国家在这方面的共同努力，有可能汇成一个欧亚过程，给建立无所不包的国际安全体系以强大的动力。
　　近来的事态越来越使我们相信，提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问题是正确的和适时的。人们对寻求地区的和全大陆范围的合作途径已产生相当的兴趣。我们同亚洲太平洋地区某些国家的双边关系获得了更大的活力。

苏联和印度的关系

　　印度是我们的南方邻邦，是一个拥有8亿人口、在不结盟运动中有巨大影响、享有国际威望的大国。这是亚洲和全世界和平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苏印关系早就稳步地在向上发展。我在莫斯科和德里不止一次地会晤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1986年对印度的访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里发表了著名的德里宣言。
　　这个文件引起了普遍的关注是可以理解的。德里宣言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它展示了从政治哲学上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全新的范例。在核与太空时代把全人类的价值观放在第一位，是宣言的哲学和道德基础。虽然这个文件是两国共同制定的，但它的意义远远超出双边的和地区的范围。
　　德里宣言的发表本身反映了苏印关系是举世无双的。我们虽然有着不同的社会制度，但是这不妨碍导致精神上互相充实、对当代一些根本问题观点广泛一致的合作。这种观点的一致是我们两国各自出于自己的动机，通过自己的道路达到的。
　　印度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在许多方面——无论就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就两国人民之间高度的相互尊重和同情，就反映出相互信任及双方对友谊的强烈需要的基调来看，都是堪称典范的。
　　为什么印度和苏联这两个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国家能够建立起如此出色的关系呢？因为双方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把自己的政策建立在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合作、承认每个国家的人民有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自己的社会发展形式的自由这些原则的基础之上。
　　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苏联和印度是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榜样，它对其他国家会具有吸引力。我们从这种关系中看到了以和平共处和善意的互利的合作为普遍准则的国际格局的萌芽。

处在艰难的转折点上

　　最近一年半到两年来，我曾多次同非洲的政治活动家会见并认真交谈。我会见了（同有些人不止一次会见过）罗·穆加贝、门格斯图、若·爱·多斯桑托斯、奧·坦博、穆·特拉奥雷、马·克雷库、沙德利·本·杰迪德以及其他一些人。在同这些重要活动家、公认的民族领袖的谈话中，我得出一个印象：非洲大陆正处在自身发展的一个新的、非常重要的和积极的阶段。它处在运动中。那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也存在许多尖锐的困难的问题。
　　当然，我们并没有把非洲看作一个情况单一、一切过程都按一个公式进行的大陆。和世界上的所有地方一样，每个非洲国家都有其固有的特点，实行自己的政治路线。就拿非洲的领袖们来说，他们也是各有特点的互不相同的人。有些人领导自己的国家比较早，在全世界都很著名。有些人则刚刚登上非洲和世界的舞台，正在积累实际活动的经验。
　　我们理解今天非洲各个进步的政府当局要解决的课题的复杂性。他们的国家与过去的宗主国有历史的联系。甚至在经济上要依赖它们，现实就是这样。但是，他们不顾帝国主义试图以经济的、财政的、甚至军事的手段保住它的阵地，下定决心坚决实行巩固民族成果的路线。
　　苏联支持非洲国家的这些努力和这种政策。这是因为政治主权和经济独立是不能动摇的，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当代世界的国际关系。每一个非洲民族都有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的正当权利。因此我们坚决谴责任何干涉他们内政的企图。我们过去和将来都支持非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其中包括种族主义最后堡垒之一的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在内。
　　在会见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奥立弗·坦博时，我对他说：在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及其走狗、争取建立民主国家，走独立的发展道路、争取一切种族和民族的人们在平等条件下生活的斗争中，我们站在你们一边。意味深长的是，越来越多的南非共和国白人社会的代表人物开始谴责种族隔离，寻求会见非洲人国民大会，声明支持它的宗旨。这完全证实，种族隔离是没有前途的。
　　友好的关系把我们同南部非洲“前线”国家联系在一起。我们支持他们的正义立场，坚决谴责南非共和国的敌对行动。
　　苏联在南部非洲没有特殊的利益。我们希望的只有一点，就是使这一地区的人民和国家最终能在和平和稳定的局势下自主地决定自己发展的问题、自己的内部和外部事务。

拉丁美洲：大变革的时代

　　在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上，我们遵循的是同样的普遍原则。拉丁美洲是一个具有独特的历史传统和巨大潜力的大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强烈向往美好的未来，他们不顾一切阻挠，力图实现自己的希望和宿愿。走向自由的道路总是艰难的。但是，我们相信，拉丁美洲走向进步的步伐会日益加快。
　　右翼集团，还有在他们背后的美国宣传工具，把我们对拉丁美洲的关注说成我们想在那里进行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这是胡说八道！这根本不符合我们几十年来的行动。这不符合我们的理论；我们的原则、我们整个外交构想。
　　我对里根总统说：你们几十年来把拉丁美洲看作自己的前厅，你们在那里的行为是与此相适应的。人民再也不愿意这样下去了。他们如何实现自己的宿愿，采取和平的途径还是非和平的途径，这由他们选择。这个大陆的国家的巨额债务是你们自己在拉丁美洲放置的炸弹。这才是必须加以考虑的问题。
　　这一点美国统治集团可能是知道的。但是，他们不愿意承认。要是承认了，那就得改变政策。所有的人都将明白，臭名昭著的“莫斯科之手”一说是弥天大谎。
　　我们真正同情拉丁美洲各国为实现自己在各个领域的独立、为摆脱新殖民主义的一切桎梏而进行的斗争。我们不隐讳这一点。我们高度评价墨西哥、阿根廷的积极的对外政策以及两国对裁军和国际安全问题所采取的负责态度、对“六国倡议”的贡献。我们支持孔塔多拉集团的调解努力、支持中美洲各国元首的倡议和危地马拉协定。我们欢迎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制度的民主化进程。我们理解这个大陆的国家为维护和巩固民族主权而日益加强的团结。
　　同时，我也要在这里着重指出：我们并不为自己在这个地区寻求什么好处。我们既不需要那里的原料，也不需要那里的廉价劳动力。我们不想利用反美情绪，更不想给这种情绪火上加油。我们不追求破坏拉丁美洲和美国之间的传统联系的目的。如果是这样，那是冒险，而不是政治。但是，我们不是冒险主义者，而是现实主义者。然而，当这个或那个国家的人民为获得自由和独立进行斗争时，我们的同情将始终在他们一边。对此不应该有误解。

不要对抗，而要合作

　　我相信人类已经进入了相互依赖的阶段。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彼此不能脱离，尤其是不能对立。在共产党人的词汇里这叫做国际主义。但是，这与肯定全人类的价值观是相吻合的。
　　归根到底，西方的统治集团将不得不考虑“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我问过美国的政治活动家加·哈特：难道美国不能对发展中国家奉行不同于今天的政策吗？美国可以为建立国家间的新关系做许多工作，而且这样做经济上不会有丝毫损失，反而会得到好处。为什么美国不肯这样做？为什么要挖自己的墙脚呢？
　　有许多事情都取决于美国和整个西方的态度。首先取决于他们的是，我们是否能解决当代世界问题的症结、解除对发展潜力的束缚，如果是建立以平等和考虑各方的利益为基础的新关系，那么为什么还需要过去作为对外扩张政策的工具建立起来的军事机器呢？
　　当然，这种机器是在几个世纪中形成起来的，要销毁它不那么容易。但是，现在已经到了势在必行的时候，尤其是因为居住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数十亿人希望过人的生活。我相信，在寻求建立世界上新的相互关系的途径方面，美国和苏联可以做很多工作。
　　我们呼吁美国的领导同我们一起来寻求解决“第三世界”问题的途径。这方面除了强制还有其他的途径、其他的方法。我们提出的办法完全是现实的。美国应该找到机会把自己的实力、自己的资本、自己现在用于军事目的的一切，转而用来达到其他目的，即用来解决当代世界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我相信：这是可能做到的，美国可以吸引西方其他国家也参加这一工作。所以，我再说一遍，这样做不会有丝毫损失，而只会得到好处。

^[1] 关于设法防止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扩散和增加核武器；关于减少各国舰队在太平洋的活动；裁减亚洲地区的军队和常规武器；关于在这一地区增进互相信任和不使用武力的办法。——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