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1987）
第七章 裁军问题和苏美关系结束语
早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期间，我就对美国历史很感兴趣，读了不少美国作者写的书，经常留意我们两国关系的状况。而两国关系中的起伏是很大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结盟到40—50年代的“冷战”；从70年代的缓和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局势骤然紧张。
从对我们具有转折意义的苏共中央四月全会（1985年）到本书问世的这段时间内，发生了许多事件，其中有些事件与苏美关系直接相关。
现在，我们同美国保持着对话。时而同美国总统有信件往来。在谈判中，我们两国的代表讨论着真正重要的问题。
最近一两年，我们两国在科学文化合作这类领域里的接触稍稍有些解冻。如今，在不同的层次上讨论的一些问题，过去只能作为互相攻讦的题材。甚至在新闻报道活动的领域内也有了接触，而新闻报道活动应该丢掉对暴力和敌对的宣传，不再干涉内政。
那是不是说，“坚冰已经打破”，两国关系已进入一种较为平静和建设性的时期呢？但愿这个过程会继续下去。不过，要断言已经取得了一些明显的结果，那也不符合实情。关心实际改善苏美关系，就需要对这一关系的现状做实事求是的估价。就算有所好转吧，也是极其缓慢的，过去那种站不住脚的做法还不时占上风，压倒了修复苏美关系的迫切需要。
科学技术革命、信息技术使人们现在彼此接近了。可以利用这些过程来增进相互理解。但是，也可以利用它们来离间人们。这样的做法不知为什么至今仍畅行无阻，尽管这已经造成了损失，而且是巨大的损失。但是，世界（我这里既指美国，也指苏联）已经到了应当考虑一下今后如何生活下去的时候了。如果一切照旧，毫不改变的话，那就很难预言我们再过10年、15年、20年以后会是什么情况。我觉得，一种对我们两国的前途、对整个文明社会的前途的忧虑感在增强。无论在苏联人民中间还是在美国人民中间，这种忧虑感都在增强。
有一种说法不管是谁对我讲的，我都决不会同意，那就是所谓美国人民有心要侵略苏联。对这种说法我是不能同意的。有人大概对我们两国之间的紧张、对抗或者激烈角逐感到称心如意。可能而且肯定有人因此得到好处。然而，这种状况却不符合我们两国人民巨大而广泛的利益。
我们正在考虑应当做些什么来促使关系有所改善。关系需要改善。我们在这方面譬如同70年代中期相比，非但没有进展，甚至连当时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已经做到的事情，如今许多都已付之东流。一步也没有前进，反而后退了。我们说这是美国人的过错。美国方面则说是苏联的过错。看来，分析一下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应该的，因为需要从往事中吸取教训，包括从过去我们两国的关系中吸取教训。这是一门学问，一门严肃的学问，关系重大的学问，当然这只有在坚持真理的情况下才说得上。尽管如此，现在却需要更多地考虑我们将来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共同生活，如何合作。
我多次会晤过美国的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有时，这使我的工作日程排得非常紧，不过，每次我都尽量抽出时间来会见他们。我认为自己的任务不仅在于讲明我国政策和我们对世界的看法的意义，而且在于直接感受、更好地理解和弄清美国人的思想趋向，更充分地了解美国的问题和美国政治程序的特点究竟是什么。不这样是不行的。科学的政策应当建立在对实际情况的精确估计上。如果仍然受一些意识形态的神话所左右，是无法建立起苏美之间较为协调的关系的。
我们缺乏交往，缺乏相互理解，甚至缺乏对人的尊重。某些势力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那种妨碍合作、成为发展合作的绊脚石的观念日积月累，现在多极了。
战后苏美关系的历史并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题目。然而，只要逐一追忆不久前发生的事件，也就可以发现偏见和对新事物的抵制起了多么不好的作用。1987年初夏在会见美国前总统詹·卡特时，我真诚地对他说，我绝不认为在他任总统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全都是消极的。不，也有过积极的东西。我这里所指的也包括苏美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这个条约即使还没有获得批准，也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尽管美国政府仍奉行现在这样的路线。这项条约的精神至今还在起作用。同时，也不能不说，失去了许多机会。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70年代末80年代初，要在诸如反卫星武器、武器交易、限制印度洋上的军事活动、解决近东问题等领域内达成重大协议，可说都是近在咫尺的事情。过去了十年！失去了多少时间，在军备竞赛上浪费了多少钱财，又丧失了多少人的性命啊！
我们对美利坚合众国抱有什么期望？
1985年8月底，我在答美国《时代》周刊问题时说：我们两国实在是不能容许把关系弄到对抗的地步。这是苏联人民和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所在。这点应当用现实政治的语言表达出来。必须停止军备竞赛，着手裁军，使苏美关系走上正常的轨道。老实说，是应当使两国伟大人民之间的关系和他们的历史作用相称的时候了。我们两国的关系确确实实决定着世界的命运、世界文明的命运。我们准备在这方面采取行动。
我们应该学习在现实的世界中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既有苏联的利益，又有美国的利益、英国的利益、法国的利益、联邦德国的利益。而且，还有中国的利益，印度的利益、澳大利亚的利益、巴基斯坦的利益、坦桑尼亚的利益、安哥拉的利益、阿根廷的利益和其他国家的利益，有波兰、越南、古巴等等每个国家的利益。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否认各国人民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有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社会制度的权利。即使人民选择错了，他们应该自己找到出路。这是他们的权利。
我同许多美国人谈过这个问题，其中包括1987年春天同乔·舒尔茨在莫斯科的谈话。话题是广泛的，不过，我总是把他往一个想法上引：让我们设法生活在现实的世界上吧，让我们考虑到两国的利益吧。而不考虑到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这是办不到的。如果仅仅从苏联和美国的利益出发，就不可能处理好国际关系。需要均衡。
在每个历史阶段，这一任务都以新的形式出现。利益在变化，均衡也在变化。于是，就需要新的处理方法。我再说一遍：在20世纪末，把政策建立在以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和杜鲁门主义为基础的处理方法上是危险而有害的。早就应该认真着手改革苏美关系了。而如果承认这一点，就必须抛掉发号施令的习惯。无论是谁——无论是苏联、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不能把世界或者世界的某些部分当成剥削的对象，即使是在“民族利益”的口号下这样做也不行。
要想把关系建立在强制、暴力和发号施令上面，现在已是困难重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做法会根本行不通的。认识新现实的过程，很不简单。这需要时间，需要所有人的努力。不过，这一过程既然已经开始，就将进行下去。我们应该学会听取对方的意见，学会相互理解。我对乔·舒尔茨说，我们赞成与美国协作，建设性地协作，苏联和美国所肩负的责任是谁也代替不了的。
我回忆起同美利坚合众国前总统理·尼克松的一次谈话。他谈到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说过：石器时代可能插上金光闪闪的科学的翅膀重返地球（但愿丘吉尔言而不中）。尼克松还强调说，我这个苏共中央总书记和里根总统以及继任者们必须为了世界未来的利益作出历史性的抉择。
当时，我对理·尼克松说，有一次，我看了一部介绍美国旅游者在伏尔加河上航行的影片。银幕上出现了我国的公民和美国人。很难分清哪是美国人，哪是俄罗斯人。人们兴致勃勃地交谈着，可以看出他们谈得十分投机，互相理解，而这正是政治家们所缺少的。
幸而，发表意见的不仅是政治家，而且还有两国人民的直接代表者。这一点很重要。我很赞成这个做法。让苏联人和美国人更多地见面吧，让他们每个人彼此都给对方留下印象吧。这可是一件大事——交往，人们的直接交往。没有交往，没有人民之间的广泛交往和相互理解，政治也不可能有多大作为的。
我提请理。尼克松注意，当今世界最严峻的现实正是我们两国储存了大量武器，其中包括核武库。我对他说：假如我们两国根据错误的前提来制定对对方和对世界所有其他地方的政策，那么事情就会发展到极端对抗的地步，并将给苏联、美国和全世界带来极其悲惨的后果。
今天，我愿意把那次谈话中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苏联社会，不仅是领导，有一个坚定的意愿——寻求苏美关系正常化的途径，找到并扩大接触点，以便最终建立起友好关系。这个目标也许暂时显得过高，不过，我们确信正是应该作出这个抉择，因为否则就无法想象我们会有怎样的结局。
要么是最好的结局，要么是最坏的结局，然而，政治上是不存在假定式的。历史不能预演。历史也不能重演。因此，了解历史的进程和教训就显得更重要了。
美国是“辉煌灿烂的天国山城”吗？
我们经常听到的歪曲我国的看法和反苏的陈词滥调实在太多了，我们深知有意无意的谎言所造成的恶果，因此我们不会把美国看成只有黑白两种颜色。
我知道，美国的宣传（对，说的就是宣传）竭力把美国描述成“辉煌灿烂的天国山城”。
美国有伟大的历史。谁会对美国革命在人类社会进步中的意义或是美国的科学技术天才，美国在文学、建筑学、艺术方面的成就提出异议呢？这一切美国确实都有。然而，今天美国也存在着美国社会暂时还找不到答案的尖锐的社会问题或者其他问题。不但如此，美国寻求答案的方向和做法往往可能使别人遭殃。
在美国，一面是巨大的生产潜力和物质财富，另一面是数以百万计的人生计无着。这里有值得深思的东西。一面是几乎象传教士一样地狂热鼓吹人的权利和自由，另一面是对这些最基本的权利在国内是否有保障无人过问——这也是值得好好想一想的问题。一面是喋喋不休地谈论人的自由并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另一面是大张旗鼓地宣传对实力和暴力的崇拜。这一切该如何理解呢？一面是陶醉于实力、武力，军费开支节节上升；另一面是预算出现亏空，国内债台高筑，现在又欠下了外债。为的是什么呢？是什么在驱动美国呢？我们向自己提出所有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试图搞清楚美国的现实情况，力求发现带动美国政治的原动力。
坦率地说，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我们无法把美利坚合众国看作是“辉煌灿烂的天国山城”的。也可以同样肯定地说，我们也不认为美国是“万恶的帝国”。如同每个国家一样，美国的现实生活中既有光明面，也有阴暗面。我们是实事求是地看待美国的，我们看到美国社会中关于美国社会的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意见和见解。
苏联领导并没有用同一个尺度来看待美国，而是清楚地区分出它的种种色谱：这里有终日忙碌操劳、一般说来是爱好和平的千百万劳动者，有现实主义地思考问题的政治活动家，有有势力的保守分子以及与军界工业界集团和军工生产利润有联系的反动分子，既有健康而正常的对我们的兴趣，又有广为传播的惊人的反苏主义、反共产主义。
我们认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是美国人民自己的事。应该由他们来决定如何管理自己的国家，如何选举自己的领导、自己的政府。我们尊重他们的这一主权。我们要是对美国人民的抉择产生怀疑，那会是什么结果呢？政策应当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应当建立在如下的观点的基础上，即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权独立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政体。
美国是我们必须与之共处和建立关系的大国。这是现实。显而易见，尽管我们两国的关系存在种种矛盾，在保障和平方面我们离开美国就一事无成，美国离开我们也一事无成。我们避不开美国人，美国人也避不开我们。因此，就需要接触，需要对话，必须寻求改善关系的途径。
我们很清楚，在美国既有政府——白宫，也有国会。我们既希望同政府合作，也希望同国会合作。我们现在正加深我们对美国政治程序的认识。例如，我们看到了美国文职国防部长与职业军人之间的观点上的差异。对前者说来，重要的是做生意、军事订货；而思考问题讲求实际的职业军人则十分清楚他们手中握有什么武器、这会给全世界带来什么后果。这样的认识说明军人表现出现实感和责任心。让军人正确地理解当前的形势是至关重要的。
还要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在同美国建立关系时，无意受美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左右。今天，在美国执政的是共和党人，明天是民主党人或者又是共和党人。这方面没有太大的区别。然而，存在着美国的国家利益。哪个政府掌权，我们就同它保持关系。美国的事情还是让美国人去处理，我国的事情还是由我们来处理吧。这就是我们的原则立场。
“敌人形象”
无论出于内政需要还是出于我国的外交利益，我们都决不需要把美国作为“敌人形象”。
如果有心保持紧张局势，有心搞会带来影响深远的和——我还要加一条——无法预料的后果的对抗，那么就需要假想的或者现实的敌人。可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这个。
至于谈到我们，那么苏联没有进行仇视美国人、不尊重美国的宣传。无论在我国的政治、教学或是其他任何方面，你们都找不到这样的例子。我们对我们所不同意的政策进行批评。但这是另外一回事。这决不意味着我们不尊重美国人民。
1987年夏天，我曾有机会同来自美国的一批俄语教师会见，他们在列宁格勒进行了两个月的实习。谈话谈得很好，是诚挚而亲切的。下面是速记稿中一小段。
米·谢·戈尔巴乔夫：你们在这段时间里，有没有遇到过一件不尊重美国人的事例？
D·帕杜拉：没有。不错，有一次，在大街上一个人问我：什么时候能实现和平？我对他说，我希望和平很快就会实现。
米·谢·戈尔巴乔夫：您讲的这件事很有意思。朋友们，我相信无论你们到苏联的什么地方去，你们都不会遇到不尊重美国人的情形，绝对遇不到。你们也可以看看我们的报刊。在报刊上你们可以找到对政府的政策和某些团体的言行的批评、分析，议论、评价，但是，你们绝对找不到对美国、对美国人不尊重的例子。所以，尽管“赤色分子”也在“行进”，但他们是同你们一起行进在全人类的大道上的。
实际上，在美国倒是有人“需要”把苏联当成敌人形象。否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某些电影、美国从慕尼黑播出的挑唆性的广播，以及大量的文章和电台节目，充满了对苏联人民的侮辱和仇恨。这一切起码可以追溯到40年代。
我无意美化最近数十年间苏联对外政策的每一个步骤。错误也曾有过。但那往往都是对美国的行动、对政策制订者称之为“铲除共产主义”的政策所作出的考虑不周的反应引起的后果。
对于精心树立苏联这个“敌人形象”的做法，我们的反应是强烈的，而且不必讳言，是有所提防的。何况，这不仅仅是用所谓“苏联军事威胁”、“莫斯科之手”、“克里姆林宫的阴谋”等等老一套的无稽之谈进行思想灌输，也不仅仅是把我国的内部事务说得一无是处。我甚至不想去讲这类说法有多么荒谬，但是，也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即政治中的一切都有自己的目的。因此，这是一种不可能没有某种意图和计划的政治实践。而我们两国都必须彻底摆脱沙文主义，如果考虑到双方所拥有的实力，那就尤其应该如此。沙文主义会给政治带来不能容忍的因素。
痛苦而可悲的事实是，长期以来，苏美关系一直是走下坡路。往往短暂的关系改善时期一过，便是漫长的紧张和敌对加剧的阶段。我坚信今天有充分的理由来改变局面，而且看来已经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我们愿意千方百计地促成向好的方面转变。
为什么进行军备竞赛？谁需要军备竞赛？
思考一下究竟是什么给苏美关系带来麻烦这个问题，就会得出结论：首先是军备竞赛。我不打算叙述军备竞赛的历史。我只是要再次指出，几乎每个阶段都是苏联在后面追赶，到70年代初，我们大体达到了军事战略均势。不过，坦率地说，这是在一个吓人的水平上的均势。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现在都有多次毁灭对方的能力。
既然战略上逼和了，合乎逻辑的似乎应该是停止军备竞赛，着手裁军。然而，情况并非如此。本来就塞得满满的武器库里还在继续补充更加精良的新式武器，还在开辟研究军事技术装备的新领域。在这件危险的、甚至可说是招致毁灭的事情上，带头的是美国。
如果我说苏联正在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把自己的国防保持在现代化的，可靠的水平上，那并不算公开了什么秘密。这样做是我们对本国人民、对我们的盟国应尽的责任。同时，我想十分明确地强调指出，这并不是我们要选择的。这是强加在我们头上的。
美国有人竭力散布对苏联裁军意图的种种疑虑。然而，历史证明，我们是言而有信的，是一贯履行我们所承担的义务的。可惜，美国就不是这样了。美国政府制造舆论，用苏联的威胁来吓唬人，尤其在需要让国会通过例行的军事预算时，他们干得更是起劲。我们不禁要问：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美国所追求的是什么目的？
十分清楚，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上，在核武器的世界上，任何使用核武器来解决苏美之间存在的问题的尝试都会意味着自杀。这是事实。我想，美国的政治家不会意识不到这一点。
此外，现在出现了一种真正令人难以置信的局势。即使一个国家不断地武装自己、扩充军备，而另一个国家却什么都没有干；那么，武装自己的那一方仍然不可能因此占到便宜。弱者一方只要在本土引爆自己的全部核装药就可以了，这样做对它说来固然是自杀，对敌方说来便是慢性杀害。正因为如此，追求军事优势无异于追求神话。军事优势在现实政治中是用不上的。
还有一种幻想美国有些人也不大愿意抛弃。我指的是一种不道德的小算盘，即妄图从经济上削弱苏联，不让我们实现建设性计划，迫使我们在军备竞赛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我建议读者回顾一下战后几十年的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苏联处境极为艰难。不错，我们取得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我们是同美国、同其他加入反希特勒同盟的国家一起取胜的。但是，当时在美国国土上敌人没有扔过一颗炸弹，在美国大地上没有听到过一次敌人的枪声，而我国的大片国土却成了激战的场所。我们无论在人力和物力上的损失都是巨大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治愈了战争创伤、增强了经济潜力并且满怀信心地完成了国防任务。难道这不是今后值得记取的教训吗？
不能容许各国把政策建立在错误的观念上。我们知道，在美国以至整个西方都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说威胁实际来自苏联，决不是因为它拥有核武器。他们是这样推论的（我在上面讲到别的问题时已经说过这一点）：苏联很清楚，它如果进攻美国，必定遭到回击。美国也同样十分明白，对苏联的进攻会变成对美国的回击。因此，只有疯子才会发动核战争。按照这些活动家的看法，只有当苏联实现了自己加速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计划、显示出自己新的经济和政治潜力时，才会构成对美国和西方世界的真正威胁。因此，才把赌注押在从经济方面拖垮苏联。
我们诚恳地奉劝美国人：设法改掉对待我国的这种态度吧。希望利用在工艺和先进技术领域的某些优势来压倒我国，不过是枉费心机。如果认为苏联已经“走投无路”，只需给它施加更大的压力，就可以榨出美国所需要的一切，如果把这样的推测做根据，那就是大错特错了。这些打算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在现实政治中，不能把愿望当成现实。既然苏联在力量比今天弱得多的时候就能够回击向它发出的一切挑战，那么说实在的，现在只有瞎子才看不见，我们保持强大的国防力量，并同时完成社会任务及其他任务的能力已经增大了许多倍。
我再重复一遍，至于说到美国的对外政策，那么它至少是建立在两个错误观念上的。第一，相信苏联的经济体制马上就要开始崩溃，而且苏联的改革不会取得任何结果。第二，把希望寄托在西方技术和工艺的优势上、归根到底是军备领域的优势上。这些幻想鼓励推行这样一条路线，即通过军备竞赛拖垮社会主义，然后把自己的条件强加于人。他们的方案就是如此，这是十分幼稚的。
开门见山地说，当前西方的政策让人觉得缺乏责任感和新思维。如果不就此止步，不转而实行真正的裁军，那么我们大家全都会置身在一列可怕的火车上不停地向灾难驶去。
今天，无论苏联还是美国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需要负责的政策。我们和美国人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里各有各的问题。我们并不是无事可做。同时，各种各样的智囊托拉斯正在拟订战略方案，方案的作者们象魔术师一样地摆布着千百万人的命运。这些智囊托拉斯的建议可以归结为一点：苏联是美国和世界上每个地方的主要威胁。我已经说过：必须放弃穴居时代的思维。我明白，确实有些政治家和外交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把自己同这样的政策和这样的思维拴在一起。
不过，难道他们不是已经落后于时代了吗？在核时代，必须有新思维。在处理相互的关系时，首先是美国和苏联需要新思维。
我们是现实主义者，因此我们的出发点是，承认国际政治中存在着所有国家的国家利益，甚至最小的国家的国家利益。现在，应该明白，那种大国可以随心所欲地摆布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或者至少是即将过去了。
再论现实。争取实现国际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
我深信，早就该睁大眼睛看看周围世界、深入思考一下过去的经验、勇敢地认清我们当前的处境了。一个国家把另外一个国家看成“绝对的坏”、而宣称自己是“绝对的好”，那就会把关系引入死胡同。这里我指的不是散布反共产主义的谰言，虽说这种谰言危害甚大，我指的是不善于或者不愿意认清人类的共同性、人类命运的共同性；指的是必须学会正确地、文明地彼此共同生活在一个星球上。
今天的几代人所面临的苏美之间的对抗关系，是过去遗留下来的。然而，我们注定要听天由命地把这根敌对的接力棒传下去吗？
当然，我们已经多年生活在和平之中。从整体上来讲是这样。然而，当前的国际形势不能说是令人满意的。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还在继续，地区性冲突并未平息。战争的危险在增大。出路在于国际关系的人道主义化。这是件困难的事情。我们是这样来提出问题的：需要超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让每个人作出自己的抉择，而且应该受到尊重。为此就必须有新的政治思维，它来自对普遍的相互依存关系的认识，它的基本点是文明社会要生存下去。如果我们能就这种思维的标准取得一致意见，那就说明我们找到了解决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最适当的办法。如果政治家们认清这一点并能付诸实施，那就是理智的胜利。
在争取改善世界局势时，我们认为现实主义的对外政策有两个特征，即考虑本国的利益和尊重别国的利益。这是有力而正确的立场。必须坚持这个立场。我们正是这样想的，也在努力这样去做。
疏远是坏事
人们有时说，我自己也说过，苏联和美国可以互不来往地生活下去。没有美国，我们完全过得去。没有我们，美国也能过得去。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是可以做到的。今天，我们两国的贸易关系不就少得可怜嘛。没什么，我们照样过日子。而且，我们正在汲取美国人给我们的经验教训。
对我们说来，敏感的问题是进口饲料谷物。现在，我们不仅通过输入谷物来源多样化、而且也通过在我国农业中运用可以显著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集约化工艺的办法，使自己在这方面不致遇到什么危险。已经提出了在不久的将来向世界市场出售谷物的任务。
西方国家成立了东西方贸易政策协调委员会[1]，美国警觉地督促各国最严格地遵守该委员会所规定的一切限制，并且强行扩大向我国禁售的商品的清单，不惜干涉这一禁运系统的参加国的内政。
我们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制定了相应的纲要。这个纲要叫做《纲要100》，因为纲要中正好包括100种物资。这一纲要我们不到三年就完成了。这些物资的90％我们已能自给自足。因此，我们基本上完成了规定的任务。
人们直截了当地说：许多缺陷应该彻底解决了。我们的国家很大，资源极为丰富，科学潜力给人以强烈印象，而国际资本主义的伙伴们并非总是那么可靠，他们有时不惜利用贸易来进行政治讹诈，施加政治压力。我们所采取的措施已经开始产生具体的结果。在电子计算机、超级电子计算机、超导等领域出现了全新的研究工作。总之，工作完成了不少。
说实话，美国的行为缺乏远见，过于自信，它以为自己会永远领先，而我们则老是落后’。尽管我们知道，许多美国科学家并不这么认为。
然而，在我们两国疏远的这么多年中，无论对发展苏联经济还是发展美国经济来说，坐失了多少良机啊！也无法计算，由于我们的关系受到不信任和猜疑的破坏，我们有多少通力合作的好事没有办成。
因此，疏远不是好事，而是坏事，是很大的坏事。何况，经济关系是政治关系的物质基础，是改善政治关系的物质基础。在经济交流中，会出现彼此利害相关的情况，这有助于在政治领域也找到解决办法。我想，假如能够认认真真地发展经济贸易关系，把文化领域内虽不很快、但毕竟正在开展的过程继续下去，那么我们就能增进我们两国之间的信任。但是，在经济领域内美国布下了许多绊脚石，设置了重重障碍。
不错，我们在购买谷物。不过，现在更多地是为了多少维持一点儿贸易关系，否则贸易关系就要完全中断了。但是，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那样，说不定我们很快就不需要购买谷物了。而我们与美国的其他贸易，实质上是零。我们的一些商品刚刚进入美国市场，那边就感到不安，就采取措施加以限制和禁止。为了不准同我们做生意，美国五花八门的种种法规真是不胜枚举！
我再说一遍：当然一般说来，美国不同我们贸易也活得了，我们不同美国贸易也活得下去。但是，如果想到世界上许多事情都取决于我们，取决于我们的相互理解，那么，这种相互理解就应当正常地发展和加深，所以就要求发展贸易。这既正常，又很有意思。
而美国的某些人士一点不光明磊落，没有对等交往的愿望。他们没有这个愿望。只要是在什么地方可以从苏联身上捞点儿油水，那是求之不得。一说到对等交往，他们就不干了。
也许有些方面、甚至许多方面都取决于我们。也许是我们不会做生意。也许是我们没有特别努力，因为不做生意照样过得去。总之，为了搬掉绊脚石，不仅需要苏联的推土机，而且也需要美国的推土机。
正是应当这样来解决信任问题。赌咒发誓在这里无济于事。信任是在现实的进程中、在实际事务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其中包括双方在发展经济贸易、科学技术、文化和其他联系方面所做的努力，当然，也包括在结束军备竞赛、裁军方面所做的努力。对解决地区冲突的共同关心也将有助于加深信任。
有人对我说必须首先设法解决信任问题、然后再解决基本问题，我对此不能理解。这倒更象是托词。怎么，信任是天上掉下来的呢？还是只要苏联和美国反复表示他们赞成信任，信任就会出现呢？当然，不是。这是一个过程。而且，信任的程度在任何时候从来都取决于各个领域发展实际关系和合作的程度。
我们应该更好地相互了解，以避免出现可能具有严重后果的种种意外和不可预料的情况。我再说一遍：我们需要合作，不仅是、不主要是由于经济因素，而正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我认为，无论这有多么困难，也无论我们的关系由于内部或外部的原因变得多么复杂，都不该看不到主要目标——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信息和大量的个人接触，我们认为，美国以至全世界那些现实主义思考问题的人，都希望合作，而不希望对抗。他们对苏联政策中的现实主义表示欢迎，并对此寄以很大的期望。在同许多实业界人士会见时，我确信他们思考的问题很广泛，尽管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生意。我愉快地回忆起自己同阿·哈默博士的多次交谈，他为我们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发展友好关系做了不少工作。不久前，有人向我转达了同埃·布朗夫曼的谈话，布朗夫曼也是美国的一位大富翁。他曾提议为戈尔巴乔夫干杯，并对他的交谈者说：“在物质方面，生活已经给了我一切。但现在是事关人类命运的问题。如果苏联发展了，那就意味着可以保持均势，就意味着有了市场，也有了和平。”
苏联和美国无疑是两个具有广泛利益的强大国家。我们两国各有自己的盟国和朋友。我们在对外政策中各有优先的侧重点。但是，我不认为由此一定会得出我们注定要对抗的结论。更合乎逻辑的是另外一个结论：苏联和美国对世界命运负有特殊的更重大的责任。
核武器主要集中在苏联和美利坚合众国。而这两国拥有的核武器的10％，不，只需1％就足以使整个星球和整个人类文明遭受无可挽回的损失。
就是说，即使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和美国人也对各国人民负有最大的责任。政治家、我们两国、两国人民对整个人类社会负有特殊的、独一无二的责任。美国人民有足够的力量才创造出了今日的美国。苏联有足够的力量才把一个落后国家变成今日的苏联。尽管我国艰苦卓绝的历史上有过种种磨难，今天我们的国家仍然是强盛而发达的大国，人民仍然是拥有巨大精神潜力的有教养的人民。那么，难道事实证明有能力完成这样的历史性任务的我们和美国人，竟没有足够的智慧、能力、责任感和彼此的尊重来认识清楚今日的世界并防止灾祸的发生吗？
我们强烈地意识到，我们两国之间的问题真是堆积如山。在很短的期限内，要分析和解决好多年积累下来的全部问题是不可能的。这种想法只能是幻想、空想。苏美关系中重要的不是去追求神话，而是要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上。
我再说一遍，我们是从现实政治的立场出发看待世界、看待美国的。我们的出发点是，美国人民和苏联人民都不希望自我毁灭这一事实。根据这一点，我们选择了改善同美国的关系的方针，并且希望得到对方的响应。
在通往日内瓦的道路上
在苏共中央四月全会（1985年）后，苏联领导对形势，包括对外部形势进行了深入的“检查”，坚定地认为：世界局势十分危险，因此必须重视即使是最微小的机会，以改善局势，向较为稳定和持久的和平前进。
我们当时认为必须设法通过有力的论据，通过榜样、通过显示健全的理智来扭转事态的危险进程。危急的形势本身使我们确信，哪怕只是为了深入交换一下意见、更好地了解彼此的立场，也必须同美国总统直接对话。
在会晤前夕，在会晤前的几个月內，我们开始就为会晤铺平道路，创造有利的气候。早在1985年夏天，苏联就单方面停止了一切核爆炸，并表示愿意立即恢复全面停止核试验的谈判。我们还重申了单方面暂停反卫星武器的试验，提出了关于削减核武库的根本建议。我们坚决主张禁止把军备竞赛转入太空，还补充提出了关于在和平研究与利用太空方面开展极广泛的国际合作的建议。
在日内瓦会晤前夕，在索非亚召开了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会议发出了社会主义国家保卫和平、缓和紧张局势、反对军备竞赛和对抗、争取改善国际局势以利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强有力的呼声。
日内瓦会晤
对于日内瓦会晤的详情细节，我至今记忆犹新。在日程排得满满的两天里，我同罗·里根总统举行了几次单独会谈。说得准确一点，这样的会谈有过五次，还不算我们告别时的那一次短暂的会晤。
正如我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的会谈是坦率的、长时间的、激烈的，有的时候非常激烈。我们看到了我们有共同的东西，我觉得它可以成为改善苏美关系的出发点。这就是双方都认识到核战争是不能容许的，核战争打不得，在核战争中不可能有胜利者。
我方也好，美方也好，都不止一次地表示过这个想法。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现阶段，我们两国关系的中心问题是安全问题。我对总统说：让我们想想，为了苏联和美国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采取什么行动来改善一下双边关系，然后也许可以把这一关系变成友好关系。这样做的根据是我们认识到，我们两国不仅有彼此不同的一面，也有互相联系的一面。不这么办，那就只有共同毁灭了。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谈到必须采取措施禁止太空中的军备竞赛，并停止地球上的军备竞赛，谈到保持战略均势的重要性；谈到降低战略均势的水平。我们从这个角度出发谈到我们周围的世界，它是一个由有着各自的利益，各自的意向，各自的政治、传统、理想的国家和人民构成的多侧面的组合体。我们谈到，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希望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内行使自己的主权，这是合情合理的。每个国家都有选择的权利——选择道路、制度、朋友的权利。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就不可能建立正常的国际关系。
美国总统在有的问题上同意了我的看法，而在许多方面我们都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我们之间在原则问题上的重大分歧依然存在。在日内瓦，未能找到停止军备竞赛和巩固和平方面的主要问题的解决办法。
但无论在当时，即1985年秋季，还是今天，我一向认为会晤是必要的、有益的。在历史的急剧转折时期，常常简直如同需要空气一样地需要了解真相。由于军备竞赛，国际局势变得极为动荡不安，在这方面编造的谎言也多得出奇。因此，就有必要拨开这一迷雾，用行动来验证言论。除了借助直接对话（为此通常需要最高级会晤），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做到这一点。在直接对话中，是无法避开真相的。
在日内瓦，我们彼此有了更好的了解，弄清了分歧的性质，为对话奠定了基础。两国签订了文化交流协定，协定已开始生效并给双方带来了好处。我们看到，现状离令人满意的相互理解还相去甚远，我们要不断地工作，以便争取苏美关系以至整个世界都向好的方向转化。
日内瓦会晤以后
日内瓦会晤之后，情况如何呢？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如果不主动把已经取得的成就继续下去，那什么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必须把具有约束力的关于防止战争、防止追求军事优势和加速日内瓦谈判的日内瓦协议变成实际的行动。我们正是这样做的。
暂停核试验
1986年1月1日，我们单方面暂停核爆炸的期限已满。苏联又把期限延长了。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步骤，它对我们说来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还在继续发展航天技术，研制新式核武器，例如，核激励激光武器。但是，我们有足够的勇气采取这个步骤，并且敦请美国以国际社会的利益为重，也效法我们的善意的榜样。
禁止核爆炸是一块试金石。如果你真诚地希望销毁核武器，那就会同意禁止，从而缩小现有的武器储备和停止改进核手段。如果你实际上并不希望这样做，那就会千方百计地继续进行试验。
停止核试验是一种可以立即会给苏美关系以至世界形势带来新的可喜因素的措施。为了实现这一步骤，过去已有不错的基础。苏联和美国已在禁止在三个领域内进行核试验条约[2]上签字。我们拟订了关于限制地下核试验的协议，就全面禁止核试验问题的谈判也有了某些经验。
从前造成困难的是监督问题。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声明同意进行任何形式的监督，同意为此既利用本国的技术手段，也实行吸收第三国参加的国际监督。
苏联的暂停核爆炸业已付诸行动、而不只限于建议，这实际上证明了我们的核裁军计划、我们对实行新政策——现实主义、和平与合作的政策的呼吁是认真的、诚恳的。
善良的人们欢迎我国关于暂停核爆炸的决定。我们听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赞许和支持的声音。政治家和议员、社会活动家和群众团体都认为这一举动是正确处理当代问题的榜样，并从中看到了可以不再担心核灾难的希望。苏联暂停核爆炸受到了联合国大会这一世界上最有代表性的国际会议的赞许。
我们得到了杰出的物理学家和医生的支持，他们大概比任何人都更懂得原子所包含的危险。我国暂停核爆炸鼓舞各国的科学界人士积极地行动起来。
然而，与所有这些十分明显的和令人鼓舞的体现新思维的行动相对立的，是军国主义及由此而来的政治思维，这种思维已经十分危险地落后于国际生活中深刻变革的进程。
美国政府对苏联继续暂停核爆炸只有一个反应：它继续进行了核装药的一系列试验。它的代表正式声明，是否试验核装药，那是莫斯科的事情。至于美国，试验是要一直进行下去的。
我国的核试验场上一片寂静。我们自然估量过华盛顿的所作所为可能造成的危险，我们看到美国政府是如何耀武扬威地顽固坚持自己那一套，完全无视停止一切核爆炸的呼吁。尽管如此，苏共中央政治局和苏联政府在全面地权衡了一切“赞成”和“反对”的意见之后，本着对世界命运的责任感于1986年8月作出了将单方面暂停核爆炸的期限推迟到1987年1月1日的决定。但是，美国仍然没有仿效苏联的榜样。
这么说，我国暂停核试验是徒劳无益的了？我并不这样认为。世界舆论了解到核试验是可以永远结束的，也知道是谁在从中作梗。的确，停止军备竞赛的历史机会当时没有加以利用。不过，整个这段历史的政治教训并不是没有用处的。在达成了关于从1987年12月1日开始就核试验问题进行全面分阶段谈判的协议的今天，我们可以为事情终于有了进展而向自己和大家表示祝贺了。
核裁军计划。1986年1月15日，我们提出了一项为期15年的、规定在20世纪末以前分阶段销毁核武器的计划。我们对这项计划做了精心的计算，力求保证每一阶段彼此都能接受的利益均衡，无论哪个阶段任何一方的安全利益都不致受到损害。任何别的做法都是不现实的。在这项计划的基础上，我国代表在日内瓦谈判中提出了重大的妥协性建议。建议涉及到中程导弹、进攻性战略武器、防止太空军事化。
1月15日声明带有纲领性质。我们想特别强调由核武器、核爆炸引起的对文明社会的主要威胁，同时也不忽视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及大力削减常规武器的问题。这是一种未做详尽描述的整套措施。在每个阶段都起作用的主要原则是保持均势。这方面需要的不是政治游戏，不是手腕，而是政治责任感，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在事关象国家安全这样敏感的领域时，谁也骗不了谁。
为了实现我们在1986年1月15日所采取的这一步骤，不仅需要理解自己的责任，而且需要决心和政治毅力。我们认为，在核与太空时代处理安全问题必须采取新的方法。这也是我国全体人民的意愿。
我们在采取这一步骤时，极少考虑宣传上的好处，极少考虑要胜过对方。是防止核战争、维护和平的责任感驱使我们这样做的。在这方面，我们的立场是同世界舆论一致的，正是响应了“六国集团”（印度、阿根廷、瑞典、希腊、墨西哥、坦桑尼亚）的呼吁。
我们对无核世界的思想深表拥护。这一思想因印度的政治传统、印度哲学和文化的特点而变得更加丰富，在提出没有核武器和非暴力的世界的原则的德里宣言中得到了发挥。对我们说来，这不是一个为了耸人听闻而杜撰出来的口号。，安全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以军事角逐为转移的。如果不明白这一点，那么结果只能是战争及其引起的一切惨重后果。如果积存起来的大量核武器，化学武器和其他武器都投入使用，那么世界就将化为乌有。这是事关人类生存的问题。对我们说来，无核世界的思想是饱经痛苦之后得出的信念。我们把安全看成一个无所不包的构想，它不但包括军事政治方面，也包括经济、生态、人文方面。
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全面地论证了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国际安全体系的构想。我们向全世界，向真正关心世界和平的命运的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运动提出了这一构想[3]。
即使是今天，我们也不放弃自己的代表大会纲领中的任何一条建议，我们愿意十分认真地对待有助于确认和平共处是国家间关系的最高普遍原则的任何主张。
我们在代表大会上也谈到了苏美关系。我想提请读者注意我们在这方面的声明：“苏联坚决主张不辜负我们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希望，他们期待苏美领导人采取具体步骤和实际行动，达到制止军备竞赛的实际协议。”[4]代表大会在苏美关系上的立场的全部要点，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即：我们都是生活在一个星球上，没有美国就不能维护和平。
日内瓦会晤后的美国
日内瓦会晤后，美国政府的表现又是怎样的呢？它多次挑起喧嚣一时的宣传活动，目的是煽动反苏狂热。它一再把苏联说成是某种可怕的凶神，引起人们的恐怖，以促使国会批准下一年度的军事预算。他们从破烂堆里捡出了“万恶的帝国”。美国总统再次肯定说，他不放弃这个说法。
所有这一切本来都是些荒诞不经的妄言。然而，正象我所说的，怀有敌意的妄言也是会使关系恶化的。后来一切越演越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情况：要求苏联缩减40％的驻美外交官员；美国军舰驶过克里木半岛附近的苏联领水；对主权国家利比亚实施军事打击。我们认为，美国政府在日内瓦会晤后的这些行径是明目张胆的挑战，而且不仅仅是针对苏联的。
这也是对全世界的挑战，其中包括对美国人民的挑战。
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宣布打算退出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它声称这个条约“无效”。美国政府不是设法为停止军备竞赛而缔结新的重要协议，却打算撤销已有的协议。他们对美国国内舆论和世界舆论施加心理影响，以便连无限期的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也予以废除。，
日内瓦会晤以后这一时期表明，对于美国不打算履行日内瓦协议这一点，我们过去只能做些猜想和推测，而现在我们则掌握了这方面的事实。但是，他们在我行我素的同时，又想“安抚”舆论。
我们再次产生这样的一些疑问：莫非华盛顿以为同他们打交道的是一些神经衰弱的人？以为他们可以象狂热的赌徒一样行事？以为苏联看到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好战姿态后会吓得发抖？
那时，我正要在陶里亚蒂市发表讲话。我应当把日内瓦会晤以后发生的情况告诉该市的工人阶级和全体苏联人民。
我们做了许多工作，我们对全世界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也就是说，我们是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待日内瓦会晤中我方所承担的义务的。
而美国又怎样呢？我已经列举了事实。我们的疑问自然越来越大：如果不是按声明、而是按实际政策判断，美国究竟想干什么？美国政府不仅回避缓和，而且惧怕任何回暖的迹象。我必须如实告诉苏联人民，美国的这种政策是为什么人的利益服务的。从加剧战争威胁中得益的确实也不是美国人民。应当说，得益的是美国的军界、工业界集团，他们就象古代的摩洛[5]一样，不仅吞食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大量资源，而且吞食人们为消除核战争危险取得的成果。
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当然使我国人民感到不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已经谈过多次了。但是，他们是否想再次吓唬我们呢？也许不用再“害怕”这个计划了。
当然，抱无所谓的态度是不行的。我们看到，尽管千百万美国人，其中包括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普通公民、学者、神父以及大中学生，都象反对核试验一样反对战略防御计划，但是，美国的某些人士却对“星球大战”计划爱得简直如痴如狂。这个计划是美国政治思维急剧军国主义化的直接产物，因而危险性也就更大了。
但是，这种并非由我们造成的印象毕竟应当彻底加以消除。要知道，他们指望的正是苏联害怕战略防御计划，于是就要用这个计划从精神上、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来吓唬苏联。因此，他们才加紧搞战略防御计划，想把苏联拖垮。而我们要说：是的，我们反对战略防御计划，因为我们主张销毁核武器。战略防御计划使世界更加不稳定。然而，对我们来说，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而是责任问题，因为后果是无法预言的。战略防御计划不会加强安全，而会把剩下的一点尚能促进安全的东西破坏殆尽。
在陶里亚蒂市发表讲话时，我决定再次说明，我们对战略防御计划的对策将是有效的。美国估计我们将制造类似的武器系统，指望在技术上把我们甩在后面，指望利用技术上的优势。然而，我们苏联领导了解，凡是美国能做到的，我们的科学技术也完全能够做到。要粉碎战略防御计划，只要用它的十分之一的费用来制造对抗系统就行了。
因此，我们决定彻底粉碎关于我们害怕战略防御计划的蛊惑人心的宣传。
在这次讲话中，我再次提到二十七大报告中的一句话：我们对更大程度的安全不抱奢望，但也不会同意更小程度的安全。
总之，在回顾日内瓦会晤后几个月来的情况时，我们想告诉西方、美国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所有国家，我们决不放弃我们的和平方针，但在处理各种事务时要考虑西方的现实政治。我们决不乞求和平。过去，对各种挑战我们曾不止一次地予以回击，这次我们也会这样做。
对我们在日内瓦会晤后提出的倡议和采取的行动，美国理应积极响应，不负各国人民的期望，这才似乎是美国合乎情理的回答。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统治集团把狭隘的利益置于人类利益和本国人民利益之上。而且，他们在这方面的做法——虚张声势，肆意挑衅，对国际社会的舆论不屑一顾——也不能等闲视之。
这种行为说明，责任感又一次屈服于恣意妄为的老习惯。
日内瓦会晤后，世界各国，其中包括美国社会所抱的希望，很快就被失望所代替，因为美国的现实政治依然如故。
切尔诺贝利的教训
1986年4月，我们得到了极其沉痛的教训，懂得了失去控制的原子，甚至是用于和平目的的原子会造成怎样的情况。我指的是发生在切尔诺贝利的悲剧。这场悲剧是怎样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后果如何，都已如实告诉了大家。对造成这次重大事故的主要罪犯已经进行过审判。全世界都知道，为了缩小灾难的范围，我们在国内采取了哪些措施。
我们党中央政治局曾经多次讨论这次事故。在接到第一次报告之后，我们便意识到情况非常严重，我们不仅有责任对事故作出判断，而且也有责任作出正确的结论。我们的工作是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以为我们可以只采取治标办法，可以耍花招掩人耳目，那是不能容许的。对这次事故，需要做充分的和客观的报道。缩手缩脚的态度是一种不可取的政策。没有任何利益迫使我们隐瞒真相。
苏联领导直接过问了消除事故后果的整个过程。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对人民的义务，也是我们的国际责任。为了消除事故的后果，我们抽调了优秀的科学家、医学家和技术人员。来自国外的，其中包括美国的学者、工业界人士和医生帮助了我们，对此我们予以高度评价。我们还就进一步发展核动力工程作出了对我国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结论。
数万人在全国人民的支援（包括物质支援）下奋不顾身地进行工作，终于控制住了事故后果的发展。然而，我们并不认为可以安心了。我们不愿意把情况估计得过于简单，不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不能这样。
工作还在继续进行。我再说一遍，尽管整个情况已经得到控制，还需要再工作几年。
要知道，这还仅仅是一个原子反应堆发生事故啊！切尔诺贝利事故严酷地提醒人们一旦发生核灾难，等待我们大家的将是什么。
我不准备再提就切尔诺贝利事故编造的无稽之谈了。我只想谈一点，这就是我们高度评价那些真诚关心这次不幸事件的人给予的同情和帮助，但是，我们也又一次发现，这个世界上积累了多少仇恨和敌意。
雷克雅未克会晤
我们看到，美国军国主义党派（我不是指共和党和民主党，而是指那些把自己同军火生意牢牢拴在一起的人）甚至对我们两国关系中微不足道的缓和也产生变态反应。一切可能做到的和不可能做到的事他们都做，为的是让人们尽快忘记日内瓦会晤，让日内瓦精神烟消云散，把道路上的一切限制标牌统统扔掉，让军备竞赛，包括宇宙空间新的军备竞赛畅行无阻。
同时，我们十分清楚，多色的美国政界远不是只有军国主义党派。美国坚持现实主义立场、冷静判断世界局势的政治活动家，主张继续同苏联谈判，探索苏美关系正常化的途径，因为他们考虑到军备竞赛就是对美国本身也会造成严重的恶果。但是，不管怎么样，军国主义集团的利益总是占上风，这种情况已经屡见不鲜。
举行苏美全面的有成效的高级会晤的可能性在逐渐消失。只是为了见面握手、保持交往而进行新的会晤，那是不严肃的，甚至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我们毕竟不会因美国说了一个“不”字，就不再为使双方立场接近，达成理智的妥协做不懈的努力。我们意识到需要有重大突破，时间拖得越长对全人类的利益也越不利。于是产生了举行苏美临时会晤的想法，这是为了切实地大力推动整个核裁军的工作，扭转危险的倾向，使事态向需要的方向发展。美国总统接受了我们的倡议。事情有了一点儿希望。这样就为1986年10月的雷克雅未克会晤打开了道路。
第一次会谈时，我就对美国总统说，日内瓦会晤以后，苏美对话这部复杂庞大的机器开始运转起来。但是，这部机器已经不止一次地出故障！双方关心的主要问题，如消除核战争危险、利用日内瓦会晤的有利的推动作用、达成具体的协议等方面没有进展。而这一切使我们感到非常不安。我向总统说，过时的旧思想正在扼杀日内瓦谈判。谈判中有50—100个方案悬而未决，连一两个能实际推动谈判的方案也未研究。
我们对雷克雅未克会晤做了周密准备，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目标是明确而坚定的：最终达成关于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协议并保证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各个阶段上美苏双方保持均势和对等安全。其他办法则是不可理解的、不现实的，也是不能容许的。按照我们的看法，雷克雅未克会晤应当为在双方下次会晤中能够就限制军备的最重要问题签署协议创造前提。
我们带到雷克雅未克去的有重大措施的方案，如果这些措施被采纳，我们就会给没有核武器的时代这一人类生活的新时代的降临奠定基础。这里谈的已经不是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中所谈的限制核军备，而是在比较短的期限内销毁核军备。
第一项建议涉及进攻性战略武器。我声明，我们准备在第一个五年期间把这种武器削减50％。
我听到的回答还是在几个月里双方代表团在日内瓦谈判中兜过来、绕过去、使谈判陷入僵局的那些东西——水平、分项水平、绞尽脑汁的计算。于是，不得不激烈地争论，然而，我很快发现，谈话开始不起作用。为了从泥潭（其实，日内瓦谈判中泥潭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为了破坏谈判、把谈判变成一场闹剧而专门制造的）中解脱出来，我提出了一项简单明了的解决办法。陆基弹道导弹，海基导弹和飞机是三位一体的战略武器。这三种武器苏联有，美国也有，尽管每一方的进攻性战略武器结构各有其历史形成的特点。让我们把这三种武器，三位一体中的各个部分削减一半。这样做是公平的对等的。
为了易于达成协议，我们做了很大让步。我们撤回了先前提出的把美国能打到苏联领土的中程导弹和部署在前沿基地上的武器列入战略平衡的要求。我们还准备考虑美国对我国重型导弹的担心。
美国总统对这些做法表示同意。此外，他还提出在下一个五年里完全销毁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想法，对此我当然表示坚决支持。
第二项我方的建议涉及到中程导弹。我向总统建议，完全销毁苏美双方部署在欧洲的这种导弹。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做了重大的让步。我们没有提出英国和法国针对苏联部署的核力量。我们同意冻结射程在1000公里以下的导弹并立即就今后处置这种导弹的办法进行谈判。当然，要考虑到最终在欧洲也不要部署这种导弹。最后，我们同意美国的以下建议：严格限制部署在苏联亚洲部分的中程导弹的数量，苏联方面在乌拉尔以东保留100枚这种导弹的弹头，美国部署在本国领土上的中程导弹也保留100枚弹头。结果就出现了委托两国外交部长着手制定有关中程导弹协议草案的可能性，
第三个问题是严格执行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和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规定。这个问题我是在第一次会谈时就向总统提出的，也是我们全部建议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试图说服总统：既然我们决定削减核武器，我们就应当相信，我们中间的任何一方都不会去做威胁另一方安全的事情。因此严格执行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的规定，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同时，我们还考虑到了总统对战略防御计划这一主张的偏爱。关于战略防御计划的实验室研究不予禁止的问题记录在案之后，我们建议解决在10年内不行使退出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的权利问题。我们在解决裁减军备问题的同时，要保证双方的安全，不允许某一方通过发展太空武器系统取得单方面的优势。为了树立这种信心，10年内不得行使退出条约的权利是绝对必要的。
这样的限制，不论在政治上、实际工作中和技术上给任何一方都不会造成任何损失。我在下面还要再谈这个问题，而这里我想提一下，我们在雷克雅未克曾建议总统商定，在冰岛首都的会晤结束以后，双方代表要立即就禁止核爆炸问题进行谈判。而且，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也是灵活的，我们宣布，我们把制定完全彻底禁止核爆炸的全面条约的工作看作是可以划分阶段进行工作的一个过程。譬如，第一步先解决核爆炸威力的“极限”，一年内爆炸的次数，1974年和1976年条约的前途等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接近于找到解决方案。
即使现在，我也不认为通向暂停核爆炸的道路完全断了。绝不能由于我们不得不恢复试验而得出结论说，只有美国才能够决定该如何行动。什么时候现实主义的看法才能占上风，这很难说。但是，这个时刻是会到来的，也可能会出乎人们的意料很快到来，因为生活会给人们以启示。形势有时候会发生急剧变化，这在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
总之，在雷克雅未克已经有可能给两国外交部长下达拟出三个协议方案并在下一轮苏美高级会晤时签署的指示。然而，苏美之间达成真正历史性妥协的清晰可见的前景并未成为事实。而这一前景当时的确已近在咫尺。
美国对待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的立场是一个障碍。雷克雅未克会晤后，我一再思考这个问题，美国为什么回避就严格执行这一无限期条约的规定达成协议。我每次得出的都是同一个结论：美国不打算放弃取得军事优势的希望，这次他们想通过加快战略防御计划方面的工作来超过苏联。
说到这里，我想再一次重申：即使美国得以实现战略防御计划方面的设想（对此我们深表怀疑），苏联的对策会随即跟上。如果美国不放弃战略防御计划，我们也不打算让他们的日子好过。我们的对策将是有效的、可靠的、而且是很经济的。如何瓦解战略防御计划，我们做过详细研究，而且为此不必耗费美国用于实施这种计划所需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巨额经费。美国人应当再思量一番，让战略防御计划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是否值得。这个计划无论如何也不能保证可靠的防卫。
但是，战略防御计划意味着把武器送入新的领域，这会使战略形势的稳定受到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美国热中于搞战略防御计划本身说明他们的政治意图，他们的政治方针，那就是不择手段地把苏联置于不平等的地位。就是这些政治意图，就是这些如意算盘（通过“战略防御计划”取得对苏联的优势）使雷克雅未克会晤最后不能作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
我就这个问题也同罗·里根谈了许多，谈得很激烈。我十分诚恳地向总统说，我们会晤的结局不会出现某一方是胜利者，要么双方都取得胜利，要么双方都遭到失败。
但是，雷克雅未克会晤毕竟成了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它清楚地表明世界局势是能够得到改善的。与以往有质的不同的形势出现了。任何人也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干了。雷克雅未克会晤使我们相信选定的方针是正确的，新的政治思维是必要的，是建设性的。
可以说，这次会晤把苏美对话乃至整个东西方对话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对话现在已经不再是反反复复地进行技术计算、数字对比，讲些浅显的政治道理，而是有了新的特征。站在雷克雅未克会晤的高度上，解决当今依然存在的那些尖锐问题的前景在望，我所指的问题是安全、核裁军和防止在新的领域进行军备竞赛。雷克雅未克会晤标明了走哪条路线，人类可以重新获得永生，从核武器把广岛和长崎化为灰烬那时起人类就失去了永生的可能性。
我们认为冰岛会晤是一个开创新阶段的事件。它标志着争取裁军斗争的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
我们打破了谈判的旧程式，可以说是把苏美对话从政治迷雾和蛊惑宣传中解脱出来了。在多年以来的谈判中，由于各方提出了数量众多的建议，裁军这个议题已经变成一团乱麻，即使政治活动家也很难理清，更不用说广大公众了。我们新的核裁军计划是非常简单明了的。这个计划归结为四点，有一页半纸就写下了。广大公众都能看懂。我们是有意这样做的，好让世界公众也象是在参加谈判。
雷克雅未克会晤之后
从雷克雅未克会晤中看到一种辩证关系：目标是近得可以触摸到了，但形势又变得更加复杂更加矛盾。范围空前广泛的协议有可能达成，但又有巨大障碍，这两方面都看得很清楚。总的说来，我们还从来没有象这次那样接近于达成协议。
情况确实如此，尽管费了很大周折，但就我们主张的第一二两点，即战略武器和中程导弹问题还是达成了谅解。仅此一项就取得了重要的经验。我们理解美国总统的难处，理解他在决策时不能完全放开手脚。我们也没有因为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问题使雷克雅未克会晤未取得完全胜利而把这一切看成天大的不幸。我们认为，让总统把已经发生的一切再考虑考虑，让他同国会商量商量。或许为了跨过我们之间仍然存在的鸿沟还要再做一次尝试。我们可以等待，而且也不撤回我们带到雷克雅未克去的建议。
雷克雅未克会晤使我们在理解我们现在的处境方面达到了一个极重要的阶段。在这方面，需要缜密的思考，不应简单从事。我决不会认为雷克雅未克会晤是一次失败。这次会晤是复杂而又艰难的对话和探索解决办法过程中的一级台阶。必须从大处着眼去探索解决办法。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达成协议。我们根据雷克雅未克会晤得出的结论是，对话的必要性越来越大了。雷克雅未克会晤后，我更加乐观，道理也就在这里。
当爱·阿·谢瓦尔德纳泽和乔·舒尔茨在华盛顿商定关于中程导弹——战役战术导弹协议在近期内草拟完毕并于年内签署时，本书已经交到出版商手里了。他们商定的事将是在实际核裁军方面迈出的第一步，而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毫无疑问，这也是雷克雅未克会晤的具体成果，它证明这次会晤是具有转折性的历史意义的。
过去许多人问，雷克雅未克会晤之后，世界是否比较安全了？以上所述也是对这个问题的答复。
某些人试图把雷克雅未克这出悲剧（当时形势的确是悲剧性的）说成关键在于一个词，是一词之争导致全部失败。不对，关键在于原则。我们响应对方的建议已经采取了重大步骤，但是我们不能做这样的让步。回到莫斯科以后，我就雷克雅未克会晤的结局发表过两次讲话。这些讲话都不仅仅是为了说明遭到歪曲的事实真相，而首先是为了确定今后怎么办。我当时是这样说的，而且现在还这样认为，雷克雅未克会晤的不成功是西方某些人士固有的两个战略性的迷误造成的。
第一，他们认为，俄国人害怕战略防御计划，因此会作出任何让步。第二，他们认为裁减军备对我们比对美国好处大。在雷克雅未克谈判过程中，也反映出这种情绪。我们很快就觉察到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情况：美国代表团没有带来明确的计划，他们只是想往自己的篮子里装果子。
美方谈判对手们顽固地拉我们再去干两国代表团在日内瓦谈判中白费了大量时间的事情。而我们则希望把日内瓦高级会晤中原则上商定的东西现实地实际地体现出来。换句话说，要推动销毁核武器的过程。
事实上，过去所谈的仅仅是限制核军备，而现在谈的则是裁减和销毁核军备。既然如此，那就必须把一切可以借迂回手段取得优势的道路也统统堵死。这就是遵守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的问题成了关键问题的原因。在雷克雅未克会晤中，美方就这个问题采取的立场清楚地说明，他们不放弃谋求优势的方针。他们既没有跨越这个门坎的责任感，在政治上也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摆脱对军界工业界集团的依附关系。
然而，我们并不认为毫无希望。我们的依据是雷克雅未克会晤为大家弄清所发生的一切提供了新的机会，对欧洲人、对美国人、对我们自己都提供了这种机会。对我们，目前有一点是明确的：既然他们想摆脱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想抓紧搞战略防御计划（这是保证优势的武器），那就需要一揽子解决，一切问题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也不想说假话，因为我们想用这个一揽子方案向全世界说明，核裁军协议的主要障碍就是战略防御计划。
雷克雅未克会晤以后的这段时间是大有教益的。一些军国主义分子十分恐慌。他们过去，甚至现在也想设置毫无道理的障碍，设法使雷克雅未克开始的过程象水渗入沙子那样无影无踪。他们编造有关雷克雅未克会谈内容的各种说法，千方百计地妄图掩盖以下事实：美方是两手空空到雷克雅未克去的，他们只准备来接受苏联的让步。
雷克雅未克会晤以后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现在已经过去一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什么事情都发生了。我喜欢直言不讳：美国政府当时采取的方针实质上就是要毁掉雷克雅未克会晤的成果。它的所作所为让人毫不怀疑这一点。美国如何开始歪曲雷克雅未克会晤的真实情况以混淆视听，西欧几乎陷于一片惊慌，这一切都是我们亲眼所见的。
然而，主要的还是美国的行动。我指的是美国实际上突破了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限额，开始使用装备巡航导弹的第131架战略轰炸机。我还指的是美国政府人士中喧嚣一时的一场辩论，主张对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要做所谓广义的解释。而在1987年的头几个月，我们还听到华盛顿传出的消息说，美国已经到了把战略防御计划的头一批装置部署到太空的时候了。
的确，日内瓦谈判进展迟缓。他们企图拖我们倒退，又一次把这些水平、分项水平搬上谈判桌来。为了配合宣传，他们广泛散布苏联态度僵硬、不做让步的议论，说什么由于苏联提出了一揽子建议，今天有可能解决的问题也无法得到解决。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按照针锋相对的原则行事吗？采用这种办法是永远不会有好结果的。
我们没效法美国的“榜样”，我们宣布，我们信守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义务。考虑到苏联和美国战略力量当前的均势。轰炸机多一些还是少一些，这无关宏旨。华盛顿背离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行为与其说是军事性的，不如说是政治性的。这如同给苏联下了“请帖”，请苏联回到雷克雅未克会晤之前的时期。
美国极端主义集团声称必须抓紧战略防御计划，要及早开始太空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试验，甚至部署这种武器，我们对这种言论的反应是冷静的。
至于有关苏联一揽子方案的议论，那么直到现在我还认为，如果美国对这项一揽子方案作出完全可能的一些补充和修改后加以采纳，那就是向前跨出一大步。这项一揽子方案早就包括限制和销毁进攻性战略武器以及禁止太空军事化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有有机联系的。这是战略性的联系。如果不严格限制军备竞赛向太空扩展，也就谈不上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这一点大家都应该是十分清楚的。
在雷克雅未克，我们把中程导弹问题列入一揽子方案，这是因为我们希望在各个主要方面同时收缩军备竞赛。我再说一遍，同时我们希望让全世界都了解，战略防御计划是妨碍我们走上核裁军道路的主要障碍。许多西方政治家批评和指摘我们，说我们又把中程导弹列入一揽子方案。我知道，社会各界人士也不同意我们的意见。但是，我认为，我们当时的做法是正确的。
莫斯科讨论会和中程导弹
“争取无核世界，争取人类生存”莫斯科讨论会给我和苏联其他领导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直接感受到世界公众的情绪，他们对雷克雅未克会晤前途的担心和不安。他们不安的是，雷克雅未克会晤以后苏联不得不中止了单方面暂停核试验的做法，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遭到了美国的破坏，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受到了威胁。我们大家做了十分认真的考虑并决定再迈出一步，以便为日内瓦谈判注入生机，使裁军取得积极进展。我这里指的是把中程导弹问题从一揽子方案中抽出来。
结果怎样呢？
如同雷克雅未克会晤后一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阵营内部又开始出现惶恐不安的情绪。我们响应西方的建议采取了新步骤，而北大西洋公约各国的统治集团对此的回答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从他们长期以来坚持的立场上开始后退。他们开始放弃自己的“零点方案”，或者附加许多新条件。结果，不是缩小欧洲核武库，反而提出要扩充欧洲的核武库，即“增加配置”美国的战役战术导弹。
我们还听到这样的说法：如果苏联改变自己的政治制度，把西方社会当作自己的楷模，那么西方就会相信苏联的裁军建议。这简直太滑稽可笑了。
雷克雅未克会晤之后，特别是我们提出就中程导弹签订单独协议之后，北约集团内部掀起轩然大波，声言没有核武器便不能保障欧洲和平。
我同玛·撒切尔就这个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她说，在欧洲发生常规战争的情况下，对英国来说，核武器是保证本国安全的惟一办法。然而，这是一种宿命论哲学！我对这位英国首相说：“当您竭力要我们相信核武器是好东西，让美国和苏联降低核武器的水平，而英国却不参与此事，那么大家立刻就会明白，我们面前是一位核武器的狂热拥护者。假定我们开始裁军，从欧洲撤出中程导弹，把进攻性战略武器削减到50％或者削减到另一个百分数，而您却扩充自己的核力量。您在世界舆论面前的形象如何，您想过吗？”
我认为我有责任提一下，英国曾是全面普遍禁止核试验三方谈判的参加国，后来英国对谈判失去了兴趣。我们暂停核爆炸达一年半以上，而英国却没有这样做。
核武器的存在总是蕴藏着预料不到的危险。如果认为核武器是好东西，是安全的可靠保证，那么就连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也可以不要了。何况当今有数十个国家拥有制造这种炸弹的科学技术能力和物质条件。现今的核大国道义上有什么权利拒绝象巴基斯坦、以色列、日本、巴西以及其他任何国家这样做呢？然而，这样一来，世界会成什么样子，国际关系又会成什么样子呢？
苏共中央政治局分析了局势并且重申：苏联领导坚决不同意那种认为国际事务的处理和本国的安全只能依靠核武器的立场。
现在，我再回过来谈谈中程导弹问题。严格说来，欧洲的“零点方案”当初是罗·里根总统提出的。赫·施密特则认为是他首先提出这一主张的。他在担任联邦德国总理时的确首先提出过这项建议。我和美国总统在雷克雅未克找到了解决办法，实际上把这一方案变成了协议草案。现在，可以正式签订了。西德的一家报纸写道，联邦德国有些活动家一直想抓戈尔巴乔夫的话柄，然而，戈尔巴乔夫同意了“零点方案”，他们的话柄反倒被戈尔巴乔夫抓住了。该报写道，现在就让他们去证明，他们提出自己的“零点”方案并不是蛊惑宣传，并不是因为估计俄国人反正不会接受。我读后不禁失笑，可是又一想，这家报纸不是说得很对吗？
战役战术导弹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我们主张销毀。但结果又怎样呢？乔·舒尔茨来到莫斯科（1987年4月），他开始说服我们，说在苏联没有全部销毁这种武器之前，美国应当有权“增加配置”，即装备一定数量的战役战术导弹。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逻辑，颠倒了的逻辑！我们准备销毁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撤出的射程较近的导弹，以后再销毁其余的这类导弹。就在我们提出这项建议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开始围绕它兜圈子，就好象一只猫围着一盆热粥转，不知如何是好。以往发生过的事情又出现了。
然而，这并没有使我们感到沮丧。我们考虑了1987年春季和夏初日内瓦谈判时期的局势，仔细听取了舆论界（不仅是欧洲的，而且还有亚洲的）的呼声，我们又采取一个重大步骤。
1987年7月22日，我以苏联领导的名义宣布，苏联也准备销毁本国亚洲部分的全部中程导弹，也就是说，取消同美国总统在雷克雅未克商定的、后来在日内瓦谈判中又谈过的保留100枚中程导弹弹头的问题。当然，条件是美国也要这样做。战役战术导弹也要销毁。总之，苏联准备实行“全球双零点”方案。
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为了实现不仅销毁一种而是销毁两种核武器的第一项重大协议，苏联已经做了它所能做的一切。
但是，为了阻挠达成协议，设置的障碍真是太多了，而且还在这样做。要让理智，让健全的头脑战胜核武器狂，还要冲破多么严重的障碍。
我们同意了双“零点”方案，而在联邦德国领土上却要保留72枚“潘兴1A”导弹并要保留相应数量的美国的这种核弹头。你们自己可以判断，当我们听到这种情况，我们的心情是怎样的。结果是，把联邦德国的无核地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双方对等原则统统拋在一边。在这种情况下，要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或者波兰请求我们提供用来对抗美国和西德的导弹核武器的手段呢？那时，又该怎么办呢？军备竞赛在某个方面被禁止了，而在新的领域又开始进行，难道对这种形势能听之任之吗？
我对美国国务卿说，难道你们真的认为我们软弱到要无休止地向贵国政府献殷勤吗？您也许认为发展苏美关系对我们好处更大，所以美国在这方面可以无所事事吗？如果您这样认为，那这是幻想，是十分危险的幻想。我谈得很坦率，没有任何外交辞令。
全世界对于紧张形势已经感到厌烦。人们急切地期待着改善形势和减少战争危险的机会的到来。为使这种机会到来，苏联做了没有先例的让步。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那么整个世界政治就会因此受到影响。
试问，究竟为什么我们苏联忙于抓紧这些事情呢。要知道，我们应该销毁的中程导弹数量是超过西方的，战役战术导弹的情况也是如此。是谁在督促我们这样做呢？督促我们抓紧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必须采取某种措施，采取某种切实步骤，使裁军过程能够开始，哪怕是进展缓慢，而且会受到具体情况的制约也好。
必须在一切谈判中和讨论会上，首先是在日内瓦谈判中探索尖锐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们对此是极为重视的。我想读者现在已经了解，为了在这方面取得进展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
我们也不希望只要有谈判在进行就行了。我应当诚恳地指出，美国有人喜欢为谈判而谈判，我们却不喜欢。谈判在进行，这就好了。但是，谈判应该有目的，以便取得进展，使我们达成协议，最终使苏美两国人民，使全世界通过日內瓦达成的协议解决那些最紧迫的问题，从而能消除核威胁，走上裁军的道路。
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如果拿谈判做幌子，掩盖继续执行一切军事计划和增加军事预算的行径，我们则表示反对，坚决反对。这种态度是不能同意的。
当然，要改变50年来东西方关系的处理方法是不容易的。然而，新事物确实就在眼前了。我们这一代政治活动家必须注意这一点。遗憾的是，许多政治家依然受老套套和旧框框的束缚。
抉择的时间已经到来。我们都在经受诚意、政治魄力和理智的考验。顺利解决有关中程导弹和战役战术导弹问题对整个裁军过程将会有重要意义并产生重要影响，这是十分清楚的。这个问题的解决会成为现在还十分缺乏的信任的因素。
当然，我们将继续就战略武器，就削减战略武器问题进行谈判。美苏两国战略力量的现有实力和潜力大体上是对等的、均衡的。我不止一次听到美国方面说，美国认为我们的洲际弹道导弹对他们威胁太大。我们则认为美方的潜射弹道导弹对我们有很大威胁。因为这种导弹不易受到打击，它装备分导式多弹头，命中精度很高。我们认为美国设在苏联周围的大量军事基地也构成威胁。但是，我们之间存在着战略均势。因此，既然目前在现有的进攻性战略武器的结构和数量的范围内能够保证战略均势，那么，在削减50％的情况下仍将保持均衡，然而，已经是较低水平上的均衡了。而这种情况是会改变形势的。我在雷克雅未克向里根总统提出的正是这个建议，即进行三位一体的削减，每一种削减一半。如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很大的成绩了。
当然，必须严格遵守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至于战略防御计划，我们不反对在实验室、研究所、工厂和试验场的范围内进行研究工作。我们的这项建议实质上考虑到的是美国现有的研究战略防御计划的5—8个基地。就让专家们坐在一起，分析确定哪些装置可以送到太空，哪些不可以。我们的妥协方案为打开僵局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苏联采取了许多步骤，为的是开创新局面，为推动苏美关系和改善苏美关系提供新的机会。近几十年来，没有哪一届美国政府有这种可以为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办成一点事情的机会。可是结果又怎样呢？一事无成！除了已商定签订关于中程导弹——战役战术导弹协议外，到目前为止什么结果也没有。
时间是紧迫的。我们确信：要么达成协议，要么一事无成，只是照旧向阴燃的火堆里加干柴，使苏美关系不致完全断绝罢了。
在我国的政策中，我们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使政策不受意识形态的偏见的影响。西方也应当这样做。首先要放弃以下错误观念：苏联比西方更需要裁军，只要西方对我们施加影响、施加压力，我们就会放弃对等原则。这是永远不会得逞的。
请看，不管哪项苏联建议，不管怎样仔细地加以研究它都规定了在各个阶段上的对等和均衡。就核武器、常规武器、化学武器来说是如此，就任何地区，就东方、西方、欧洲、美洲来说也是如此。我们的建议都是经过仔细研究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同意在损害本国安全的情况下行事。否则，事情就不会有进展。
我们在谈判中，例如在日内瓦或其他地点的谈判中提出我国的建议时，我们的出发点是：如果我们只考虑苏联的利益而不考虑对方的利益，那么任何条约都签订不了。我们呼吁美国方面也这样做，也用这种态度对待我们。这是因为我们不允许独占优势势，不允许本国的安全受到损害。同时，我们也不想损害美国的安全。如果双方都抱这种态度，苏美在各个方面的合作就能够出现极大的进展。
当然，我们可以等待下一届美国政府，但最好还是同现政府达成协议。我们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保持着个人之间的关系，有着一定程度的理解。我们认为，建立有可能为最终达成协议而前进一步的正常气氛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美国方面经常是裹足不前。更糟的是，每当我们响应华盛顿的建议采取某种措施时，阻挠的势力就活跃起来，设法制造许多麻烦，使出现的进展停顿下来。
大使馆窃听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我同乔·舒尔茨谈话时向他提出一个“新概念”：可以认为他和谢瓦尔德纳泽恰好就是两个“主要间谍”。而我们双方驻莫斯科和驻华盛顿的大使也是“间谍”。他们之所以要呆在自己的岗位上，是为了正确地通报驻在国的情况和意图。所以使馆恐间谍症引起的喧嚣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了解美国的全部基本情况，而美国对我国的全部基本情况也是了解的。这次所以想出恐间谍症这一招，是因为已经形成了一种惯例：一旦某件事的解决有些眉目、我们两国关系方面的某个问题有可能解决时，立刻就会出现什么把戏，设法把事情弄糟。
我知道，有人就苏联领导对罗·里根总统的态度进行各种各样的猜测。我对总统有我个人的印象。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会晤过两次，谈过许多小时。我认为，尽管有许多困难，我们还是进行了严肃的对话。有时，我们互相谈一些不愉快的事，甚至是在公开场合谈，而且谈得很尖锐。从我们这方面我可以说，我们将继续作出自己的努力。我们准备寻求同任何一位总统，同美国人民选出的任何一届政府进行合作，进行有成效的谈判。至于选民主党人还是选共和党人担任总统，这是美国人民的事。我再说一遍，我们准备同美国人民委以领导国家重任的政府合作。而且我认为，在各种情况下都只能这样做。而美国方面也应当这样做。让美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在美国生活，而我们按照我们的意愿在苏联生活。我们也不要把政治活动家区分为喜欢的和不喜欢的，尊敬的和不尊敬的。存在着客观现实，面对现实是必须重视的，否则，政治就会变成心血来潮、乱干一气和难以逆料的事情。在政治问题上是不能这样做的，尤其是在处理美国和苏联这样的国家关系方面更不能这样做。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苏联和美国都要按以下信念行事：我们需要达成协议，我们必须学会在一个世界上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
不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面临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量工作。我们两国中的任何一国都是无法单独完成这项工作的。我指的是当今的最重要问题——消除人类在核战争中遭到毁灭的危险。如果这项工作进展顺利，就可以预见到苏美关系的极盛时期，可以说是“黄金时代”的到来，它将造福于苏联和美国，造福于其他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
[1] 即巴黎统筹委员会。——译者
[2] 即《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间和水下试验核武器条约》。——译者
[3] 我们认为这样的体系应具有下列基本原则：
一、在军事方面
——核大国彼此或对第三国不进行战争，无论是核战争还是常规战争；
——不许在宇宙中进行军备竞赛，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不研制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在严格的监督下把各国的军事潜力降低到合理需要的限度内；——解散军事集团；而作为达到这一目的的一个步骤则应不再扩大军事集团和成立新的军事集团。
——按比例地相应削减军事预算。
二、在政治方面
——在国际实践中无条件地尊重每个国家的人民自主地选择自己发展道路和形式的权利；
——对国际危机和地区冲突实行公正的政治解决；
——拟定一整套措施以增强国与国之间的信任，切实保证它们免受外来攻击和保证它们的边界不受侵犯；
——制定有效的办法防范国际恐怖主义，包括确保陆地、空中和海上国际交通的安全。
三、在经济方面
——从国际实践中排除各种形式的歧视现象；如果国际社会没有提出直接的建议，就不实行经济封锁和制裁政策；
——共同寻求公正解决债务问题的途径：
——建立确保所有国家同等的经济安全的世界经济新秩序；
——制定将削减军事预算以后节约下来的部分资金用来造福国际社会，首先是造福发展中国家的原则；
——共同努力探索宇宙并实现其和平利用，解决决定文明社会命运的全球性问题、
四、人文方面
——在传播和平、裁军与国际安全思想方面实行合作：提高共同的客观通报情况的水平和增进各国人民对彼此生活的相互了解；在各国人民的关系中加强相互谅解与和谐的精神；
——根除种族灭绝和种族隔离，根除法西斯宣传和其他一切种族、民族或宗教上的排他性，并在此基础上根除对人的歧视；
——在尊重各国法律的情况下扩大在实现人的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和个人权利方面的国际合作；
——本着人道和积极精神解决家庭团聚和婚姻问题，发展个人之间和团体之间的接触；
——加强文化、艺术、科学、教育和医学领域内的合作，并寻求这种合作的新形式。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文件》，1986年莫斯科版，第75—76页）——原注
[4]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文件》，1986年莫斯科版，第69页。——原注
[5] 火神和战神。人们为了求他降恩，须烧死婴孩作为献祭。因此摩洛的名字成了吞噬一切的暴力的象征。——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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