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 第十章 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的发现 人们认识贫困的意义时，十九世纪已做好准备。分水岭大约是1780年。亚当·斯密的伟大著作认为济贫不是问题；但十年后Townsend的《济贫法论述》把济贫提升为重要议题，在此后一百五十年一直困扰人们的思想。 从亚当·斯密到Townsend的氛围变化确实引人注目。前者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那是由Thomas More和马基雅弗利[1]，马丁路德[2]和John Calvin开创的国家年代；后者属于Ricardo和黑格尔从相反角度发现了社会存在的十九世纪；社会不服从国家的规律，相反，国家服从社会的规律。诚然，亚当·斯密把物质财富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他以极大的现实主义而为之，所以成为一门新科学（即经济学）的奠基人。对他而言，财富只是社会生活的一方面，其用途是服从社会；财富是历史上各国争取生存过程的附属物，不能与国家分离。依照他的观点，支配国家财富有一组条件源自整个国家的进步、静止或衰退状态；另一组条件源于国家安全稳定以及势力均衡的需要；还有一组条件取决于政府偏袒城市或乡村、工业或农业的政策。因此，他认为只有在既定的政治框架内才可以阐述财富的问题，他的意思是「广大民众」的物质福祉。他的著作没有透露资本家的经济利益为社会制定法则，也没有透露资本家代表管治自成一体经济世界的上天在世俗发言。在他而言，经济范畴还没有本身法则可以作为善与恶的标准。 亚当·斯密打算把各国的财富视为该国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函数；所以他的海军政策与Cromwell的1651年《航海法则[3]》是如此契合，而他的人类社会观念与John Locke的天赋权利论是如此和谐一致。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指出社会的经济范畴可能成为道德法则和政治责任的源头。自利行为只会促使人们做出本质上也会有利他人的事情，就像屠夫的自利行为最终为他人提供菜肴。斯密的思维是广泛的乐观，因为支配世界的经济部份其法则是和人类命运共鸣，支配其余事物的法则也是如此。没有无形之手试图以自利之名把自相残杀的习俗强加人类。人的尊严是有道德的人的尊严，因此人是家庭、国家和「伟大人类社会」公民秩序的成员。理性和人性为零星行为设定界限；竞争和获利必须让位给理性和人性。依据人类的内在精神原则就是「自然」；依据这些原则的秩序就是「自然秩序」。亚当·斯密有意识把物质意义的「自然」排除在财富问题之外。「无论任何国家的土地、气候或领土范围如何，其每年的供给是丰富或不足，必然在特定情况下肯定取决于两个条件，」即是劳工的技能和社会上有用成员和闲散人员的比例。没有自然因素，只有人的因素。他故意在书的开始部份排除了生物和地理因素。重农主义者的谬论对他起了警示作用；他们偏好农业，致使他们混淆了物质的本性和人的本性，并促使他们强辩只有土地才真正具创造力。斯密的思想没有歌颂自然之理。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人文科学，应该研究什么是人的本性，不是「自然」的本性。 十年后的Townsend《济贫法论述》集中讨论山羊和狗的定理。场景是智利海岸之外的太平洋鲁宾逊岛。Juan Fernandez登陆岛上，放养了一些山羊，以便日后重临时有肉可吃。山羊以惊人速度繁殖，成为骚扰西班牙贸易的武装民船（主要是英国人）的便利食品储备。为了消灭山羊，西班牙当局在那里放养公狗母狗各一，这两只狗日后也大量繁殖，减少了它们以之为食的山羊数量。Townsend写道：「然后恢复了新平衡。两个物种的最弱者最先成为自然债务的牺牲品；最活跃和最健壮的保存了性命。」他又补充：「食物的数量控制了人类物种的数目。」 搜索资料[4]，找不到可以证明上述故事的证据。Juan Fernandez确实在某时候放养了山羊；但据William Funnell的描述，传说中的犬只是美丽猫儿，而且据说狗或猫都没有繁殖；山羊栖息在难以接近的岩石，而沙滩满是肥胖海豹（所有的报告都是一致），这些胖家伙更可能成为野狗的猎物。不过，范式并不依赖实证支持。没有古文物研究的真实证明，丝毫没有影响Malthus和达尔文受到这故事的启发：Malthus从Condorcet知道这故事，而达尔文是从Malthus得知。若不是Townsend从山羊和狗的故事得到如下的箴言并希望应用到济贫法改革，达尔文的天择论[5]和Malthus的人口法则都不可能对现代社会产生任何重大影响。Townsend说：「饥饿会驯服最凶猛的动物，教导最堕落的人学会体面和礼貌、顺从和臣服。通常，只有饥饿能驱使和刺激他们（穷人）劳动；但我们的法律声言他们决不会挨饿，也必须承认法律提及他们会被迫要工作。不过，法律制约带来许多麻烦、暴力和吵闹，令人憎恶，决不能产生为人接受的好服务；而饥饿不仅是平和、无声、持续的压力，而且作为生产和劳动的最自然动机，饥饿驱使人尽全力；一旦受惠他人慷慨解囊，这是善意和感恩的持久和可靠的基础。奴隶肯定要强制工作。但自由人应该自行考虑和判断，应保护他全面就业，无论多少；当他侵犯邻居的财物时应受到惩罚。」 这是政治学的新起点。Townsend从动物方面理解人类社会，绕过了所谓无法避免的政府基础问题，从而把新的法规概念引入人类事务，即是大自然法规。Thomas Hobbes[6]的几何学偏见，以及Hume、Hartley、Quesnay和Helvetius等人在社会寻求牛顿定律都只是比喻性：他们全都渴望要发现普遍的社会规律，一如大自然世界的万有引力定律，但他们想到的是人类的定律，例如Hobbes的恐惧心理力量，Hartley的心理学联想、Quesnay的自利或Helvetius对功利的探索。这没有什么神经过敏：Quesnay像柏拉图一样偶尔采用饲养者的观点看人间事物，亚当·斯密肯定没有忽视实际工资与劳工长期供应之间的联系。然而，亚里士多德曾教导只有诸神或野兽能够在社会之外生活，而人不是神也不是野兽。耶教思想认为人与野兽之间的区别也是构成的；生理学现实领域的研究不可能混淆人类共和国精神根源的宗教意义。对Hobbes而言，如人是狼，那是因为人在社会之外表现像狼，而不是因为人与狼之间存在任何共同的生物性因素。最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还没有设想到有任何人类社会是没有法律和政府。但是在Juan Fernandez的岛上，没有政府也没有法律，山羊和狗之间却依然保持平衡。平衡得以维持，一方面是因为狗没有办法吃掉那些逃往岛上岩石险峻地带的山羊，另一方面是山羊克服了种种不便以躲避狗的捕食。那种平衡无需政府维持；是一阵阵的饥饿和食物不足恢复了平衡。Hobbes曾主张要有暴君，因为人就像野兽；Townsend坚持人实际上就是野兽，而正因如此所以只需要最小限度的政府。依照这种崭新的观点，自由社会可以当作是由两类人组成：有产者和劳动者。后者的数目受到食物量的限制；只要财产是安全的，饥饿就会驱使他们去工作。无需地方治安官员，因为饥饿比他们更能维持纪律。Townsend尖锐地指出，恳求治安官员插手即是「强者恳求弱者。」 新基础与正在浮现的社会密切吻合。自十八世纪中叶以来，国家市场一直在发展；谷物价格不再是地方性，而是地区性；这预示几乎是普遍使用货币以及货品有广泛的市场可能性。市场价格和收入，包括租金和工资相当稳定。重农主义者首先注意到这些规律，但在封建收入依然流行的法国、劳工往往是半奴隶性，以至租金和工资通常都不是由市场决定，所以重农主义者甚至无法把这些规律整理成为理论。但在亚当·斯密时代的英国乡村已经成为商业社会的部份，地主的租金和农业劳工的工资明显依赖价格。只有在例外情况才由政府机构限制工资或价格。在这奇怪的新秩序下，旧的社会阶层却继续多多少少维持先前的阶级，尽管他们的合法特权和限制已经消失。虽然没有法律限制劳工要为农户干活，也没有法律迫使农户让地主过好日子，但劳工和农户还是似乎在这种压力之下生活。什么法规命中注定劳工要服从没有法定责任的主人？什么力量把社会各阶层分开，好像彼此是不同人种？什么维系这人类社会的均衡和秩序，无需动用或甚至容忍政治性政府的干预？ 山羊和狗的范式似乎提出答案。人类的生物特性似乎是没有政治秩序的社会的既定基础。因此，当前的经济学家放弃了亚当·斯密的人道主义基础，转而采纳Townsend的论点。Malthus的人口论和Ricardo的递减回报法则使人口繁衍和土地肥力成为新发现领域的的组成要素。经济社会已形成与政治国家有别。 就十九世纪思想史而言，这人类集体存在的环境（复杂社会）明显极其重要。因为浮现的社会就是市场体系，人类社会面临的险境是从迄今以政治实体为部份基础的道德世界转至完全陌生的基础。赤贫化问题显然难以解决，正迫使Malthus和Ricardo赞同Townsend对自然主义的沉缅。 Burke从公共安全的角度探讨赤贫化问题。西印度群岛的环境令他确信如不为白人主子提供任何安全保障措施，培育大量奴隶人口是危险的，尤其是在黑人经常被允许带有武器。他认为同样的考虑也适用于国内失业人口增加，因为政府根本没有警力可用。虽然他是不折不扣的家长制传统的拥护者，但也是经济自由主义的热情信徒，因为他看到对付迫在眉睫赤贫化管理问题的答案。地方管理机构很乐意看到棉纺厂对贫困儿童的意外需求，而儿童的学徒问题留给教区处理。成百上千与生产商签订契约，而工厂往往是在偏远地区。新城镇需要大量赤贫民；工厂甚至愿意支付穷人。成年人被分配到任何愿意养活他们的雇主，一如被轮流分派到教区内农场当杂工。外派穷人比管理「无罪的监狱」节省成本；这是贫民习艺所的别称。从管理的角度看，这意味着「雇主有更贯彻而细致的权力[7]」，取代了政府和教区强制〔劳工〕工作的职能。 显然，这涉及治国之道的问题。如教区向资本主义企业家外派有工作能力的〔失业者〕，而资本家又愿意支付工资，为何穷人要成为政府的负担，要由教区养活？这岂不是清楚表明，除了教区方案，还有更便宜的方法促使穷人挣钱养活自己？答案在于废除伊丽莎白济贫法，无需以其它法律代替。无需评审工资，无需救济有工作能力的失业者，也没有最低工资或保障生存权利。处理劳工就要正视劳工是在市场寻找自身价格的商品。商业规则是自然法则，因此也是上帝的法则。当软弱的地方官员向较强者求助，太平绅士求助于饥饿，还会是什么别的？对政治家和管理人员而言，「自由放任[8]」只是保证法律和秩序的原则，而且成本和着力最少。就让市场负责养活穷人，事情将会水到渠成。正是在这一点，理性主义者Bentham与传统主义者Burke彼此意见一致。痛苦和快乐的要求不要造成任何可以避免的痛苦。如果饥饿可以解决问题，就无需任何别的痛苦。「法律能为生计做些什么？」Bentham的回答是：「没法直接做什么。」[9]。贫困是「大自然」在社会挣扎求存，其具体约束就是饥饿。「具体约束力量够大，就业的政治约束可能是多余。」[10] 所需的一切只是「科学而又经济」地对待穷人。[11]Bentham强烈反对Pitt的〈济贫法草案〉，草案等同把史宾汉兰制度变成法律，因为这允许院外救济和工资补贴。但Bentham与他的学生不同，他当时既不是坚定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也不是民主主义者。他的「行业大楼」是虚假科学管理实行细致实际管理的恶梦。他坚持计划总是必要的，因为社会对穷人的命运不可能无动于衷。Bentham相信贫困是繁荣的部份。他说：「在社会繁荣的最高阶段，大多数平民除了日常劳动之外没有极少的其它财富，因此总是濒临贫困⋯」所以他建议「应定期对贫穷的需求提供援助」，他遗憾地补充：「理论上，需求减少，损害了工业」，因为从效益主义角度看，政府的任务就是增加需求，以加强饥饿的具体约束效力。[12] 让大多数老百姓濒临贫困作为繁荣最高阶段的代价，涉及非常不同的人文态度。Townsend通过沉缅于偏见和情感主义而纠正他的情感平衡。人穷志短是自然规律，否则卑屈、肮脏的和不体面的工作没人去干了。如果不依赖穷人，祖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因为除了苦难和贫穷，有什么能能迫使下层人民面对暴风海洋和战场的一切可怕？」但这样的粗疏爱国主义展示依然为更细腻的情感留下空间。济贫措施当然应该彻底取消。〈济贫法〉「始于近乎荒谬的原则，声称要完成本质和世间组织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但若是把穷人交付富人的怜悯，谁能够怀疑「唯一的困难」只是限制后者仁爱之心的冲动？慈善的情感不是远比严格法律责任的情感更加高贵？他高呼「大自然之中能否有比仁慈的温和满足感更美？」，并比对铁石心肠的教区救济没有「直接表达对意外恩惠的真诚感激」情景。「当穷人不得不与富人为友，富人决不会希望减轻穷人的苦难⋯」。读过《两个民族[13]》对生活细节的动人描述，没人会（下意识）怀疑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是从山羊和狗的岛上学会情感教育。 Edmund Burke是不同境界的人。Townsend这样的人有少许失误，他却犯下大错。他的天赋把残忍的事实表彰为悲剧，情感上添上神秘的光环。「当我们假装可怜那些必须劳动的穷人，否则世界无法存在，我们是在轻视人类的情况。」这无疑好过粗俗的漠不关心、空洞的悲叹或同情心高涨的伪善之言。但这现实态度的雄浑气度，却因强调贵族统治地位时的微妙满足感而打了折扣。结果是要比希律王[14]*还要希律王，但低估了及时改革的机会。公正的猜想是如果Burke还活着，1832年打算结束古代统治的〈国会改革草案[15]〉可能获得通过，但付出不可避免流血革命的代价。不过，一旦政治经济的法则注定人民要在不幸中挣扎，Burke可能反驳：平等的概念不就是残酷地引诱人类走向自我毁灭？ Bentham不是Townsend那种圆滑的自满，也不是Burke的过份沉淀的历史主义[16]。他相信理性，改革新发现的社会规律领域似乎是效益主义实验梦寐以求的无人境地。他一如Burke拒绝动物性决定论[17]，也拒绝经济学优于正当政治学。虽然他是《论高利贷[18]》和《政治经济学手册[19]》的作者，但他是经济学的业余爱好者，甚至没有提出效益主义[20]对经济学的重大贡献，即是价值来自效益。他反而被联想心理学促使成为有无穷想象力的社会设计师。他认为「自由放任」只是社会机械的另一工具。工业革命的智慧主要动力是社会创新，不是科技创新。过了整整百年，当工业革命早已结束之后，自然科学[21]才对工程学作出决定性贡献。在机械学和化学这些新的应用科学发展之前，对桥梁或运河的实际建造者以及机器或发动机设计师而言，一般自然规律的知识是完全无用。Telford是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的创始人和终身主席，拒绝接纳物理学学者成为会员；据David Brewster爵士所言，他从不学习几何学原理。自然科学的胜利在真正意义上是属于理论性，其实际重要性没法与当时的社会科学[22]相比。科学的声誉高于常规和传统，是因为自然科学的地位因为与人文科学[23]的联系而大大提升；对此我们这代人认为难以置信。发现经济学是惊人的意外，大大加速了社会变革和建立市场体系，而具决定性影响的机器却是那些目不识丁的工匠发明。因此，可以公正又恰当地指出社会科学应当是机械革命的智慧之源，不是自然科学；机械革命把自然力量置于人类控制之下。 Bentham认为他发现了一门新社会科学，即是道德伦理和立法，这将建基于效益原则，借助联想心理学以精确计算。十八世纪英格兰认为「科学」是以经验知识为基础的实用技术，正是由于科学在人文事务的范畴内变得有效。对这样的务实态度的需求颇为势不可挡。由于没有统计资料，往往不可能指出人口增加或减少、外贸平衡的趋势如何、那个人口阶层取得优势。人们往往只能猜想国家财富增加或减少，穷人来自何处，信贷、银行或利润的情况如何。「科学」最初是以实证方法解答这些问题，而不是纯粹猜测或古文物研究；而由于实际利益很自然是重要，所以科学要提出如何控制和组织新事物的庞大领域。历史见证了圣徒对贫困的本质感到困惑，又聪明地实验自助形式；利润的概念曾被欢呼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贫困是好还是坏的征兆，众说纷纭；科学性质的贫民习艺所管理层发现无法利用穷人创造财富而感到困惑；Owen以良知慈善事业运作他的工厂而致富；还有许多其它实验似乎运用了同样的启蒙性自助原则，但都令人惋惜地失败，善心的发起人陷于悲惨的困惑。如果把视野从赤贫问题扩大到信贷、铸币、垄断、储蓄、保险、投资、公共财政以及监狱、教育和彩票业等方面，可能每项都容易引出许多相关的新类型探索。 这时期大约在Bentham去世时结束[24]；自1840年代，在世的计划者只是特定风险事业的推手，而不再去探讨所谓互惠、信任、风险以及人文事业的其它要素这些通用原则的新应用方法。从此以后，商人以为知道业务活动应采取什么形式，在成立银行之前极少考虑资金的性质。当时的社会设计师每每是怪人或骗子，也经常被投入监狱。从Paterson和John Law到Pereires的工业和银行体系曾积极推动各样宗教、社会和学术宗派项目短暂泛滥股票交易所，现已变成只是细流。负责日常事务的不再如前重视分折意见。至少有人认为社会的探索已经终结，人类的地图已没有空白点。百年之内不可能出现Bentham那样的人。一旦工业活动的市场体制成为主导，所有其它体制领域都附属这模式；社会的人为计划的天才也失去归宿。 Bentham的圆形监狱，不仅只是「把无赖磨练成诚实的人、把懒汉磨练成勤劳的人的工厂」[25]，也像英伦银行一样支付股息。他提出各式各样的建议：改善专利制度；有限责任公司；十年一次人口普查；建立卫生部；促进储蓄普遍化的有息票据；蔬果低温储藏室；按新科技原则建立军工厂、最终由囚犯或者接受救济的穷人运行；设立文摘日校向社会中上阶层教授效益主义；公共会计制度；房地产登记制度；公共教育改革；制服登记；消除高利贷；放弃殖民地；采取避孕措施降低穷人比例；通过股份公司把大西洋和太平洋连接；以及其它建议。这些建议有一些计划确实可能带来小小进步，例如「行业大楼」集合多项基于联想心理学成就的创新，以改善和利用人的劳力。虽然Townsend和Burke把自由放任扯上立法无为主义[26]，但Bentham认为这无阻改革浪潮。 Malthus在1798年曾回答William Godwin的问题，答案成为古典经济学的正式起点，但在讨论之前先回顾当年的情况。Godwin的《政治正义[27]》是要反驳Burke的1790年著作《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28]》。Godwin的著作面世正好在镇压风潮之前，风潮始于1794年暂时中止人身保护状[29]和迫害民主「通讯会社[30]」。当时英格兰正和法国交战，那恐怖时代令「民主」一词成为社会革命的同义词。Richard Price在1789年发表的《爱国论述[31]》祷辞奠定英格兰民主运动，到1791年Paine的《人权论[32]》达到文学高点，民主运动一直局限在政治领域，没有提到贫苦劳工的不满；只有鼓吹全民选举和国会任期一年的小册子略有提及济贫法问题。但实际上地主阶级的决定性对抗手段（即史宾汉兰制度）是在〈济贫法〉的范围内。教区退缩到人为的泥沼，其幌子一直维持到滑铁卢战役之后二十年。1790年代那场政治镇压的惊惶失措行动其有害后果（如只是独立事件）可能很快被克服，但史宾汉兰制度引起的退化过程却留下了抹不去的污点。这制度把地主阶级统治延长四十年，代价是牺牲了平民的活力。Mantoux说道：「当有产阶级抱怨济贫税越来越重，他们忽略了这实际上是革命保险；劳工接受了少量补贴，没有认识到部份原因是本身的合法收入减少了。因为补贴无可避免把工资压低到最低水平，甚至压低到工薪阶层不能更低生活需要的水平之下。农场主或生产商依靠教区补足工资与工薪阶层最低生活需要之间的差距。他们为什么要支出一笔容易转嫁纳税人的费用？另一方面，收取教区救济的人愿意为较低工资工作，那些没有教区救助的人失去了竞争力。由此而起的矛盾结果是所谓「济贫税」对雇主而言是节省开支，对不指望公共救济的勤劳劳工而言是损失。因此，利害关系的无情相互作用将仁爱的法律变成铁铸枷锁。」[33] 本书以为新工资法和人口规律就是建基于这枷锁。Malthus和Burke和Bentham都强烈反对史宾汉兰制度，主张完全废除〈济贫法〉。他们没有料到史宾汉兰制度会把工资压到最低生活需要水平和这水平之下；相反，他们预期这会推高工资，或至少人为地维持原况；若不是有〈反结社法〉，情况可能是这样。这错误的期望有助解释他们未能把农村的低工资水平追溯至史宾汉兰制度这实际原因，而是视为所谓工资法则作用的不可逆转证明。下文讨论新经济科学的基础。 Townsend的自然主义无疑并不是政治经济学这门新科学的唯一可能基础。经济社会之存在，见诸价格的规律性，而收入的稳定性依赖那些价格；因此，经济规律很有可能就是直接建基于价格。促使正统经济学在自然主义中寻找基础，是大量生产者另一令人费解的不幸；就今天所知，这样的情况不可能源于旧市场的规律。但当代人看到的大概是这样的事实：过往劳工一直习惯活在贫穷边缘（如考虑到习惯标准不断变化的水平，至少是这样）；自机器出现，劳工肯定未有上升至糊口水平之上；既然经济社会最终成形，不容置疑的事实就是数十年来劳苦大众物质水平实际上即使没有变坏也没有改善。 如这些事实的充份证据似乎指向一个方向，那么这就是工资的铁打法则；这法则声言是法律导致劳工仅堪糊口的最低水平工资，这法律把工资压得如此之低，以至不可能有其他标准。这假象当然是误导，而且从资本主义的任何价格和收入的严格理论角度来看，这几近荒谬。不过，归根到底，正是由于这虚假外表，工资法则不可能是基于人类行为的任何理性规则，而是必须来自人类繁衍和土地肥力的自然事实；Malthus的人口论和收益递减定律已说得清楚。正统经济学基础的自然主义要素主要是史宾汉兰制度造成的环境所导致。 这引伸而来的是Ricardo和Malthus都不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运作。直至《国富论》百年后出版才清楚认识在市场制度下，生产要素是产品的组成部份；随着生产增加，生产要素的绝对份额必会上升。[34] 虽然亚当·斯密在价值的劳动力源头方面曾错误跟随Locke的观点，但他的现实主义感挽救了他，没有一直错下去。因此，他曾经混淆了价格的要素，但同时又正确坚持如社会大多数是穷人，社会不可能繁荣兴旺。我们现在认识的公理在他的时代却是悖论。斯密本人的观点认为普遍的繁荣必然惠及所有人；如社会越来越富有，人民不可能越来越穷。遗撼的是此后很长时间的事实没有证明他的观点；理论家要解释事实，所以Ricardo进而提出：社会越进步，越难取得食物；地主越富有，资本家和工人都受剥削；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利益誓不两立，但这种对立最终无效，因为工人的工资永远不会超出糊口水平，而利润必然枯萎。从松散意义来看，所有这些说法都有一些正确元素，但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解释，这些说法既不真实又艰深难懂。然而，事实本身是建基于矛盾的模式，即使时至今日依然难以澄清。科学体系的作者声称是从人的行为导出生产和分配的规律，不是动植物的行为；但毫不奇怪他们要引用动植物繁殖作为天外救星[35]。 下文简述经济理论的基础是在史宾汉兰制度时期奠定及其后果：看来是竞争性市场经济体系其实是没有劳工市场的资本主义。 首先，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基本上是混乱不清。财富与价值的对称导致Ricardo经济学几乎每方面都出现最令人困惑的假问题。亚当·斯密留下的工资基金理论[36]带来无限误解。除了一些有深度洞识的特殊理论，例如租金、税收和外贸方面，理论只是无望地试图得出一些定义不严格的术语试图得出分类结果；价格的表现、收入的形成、生产过程、成本对价格的影响、利润、工资以及利息的水平；有了术语解释，但大多数依然模糊不清。 其次，由于问题出现的既定情况，不可能有其它结果。没有一个统一体系能够解释这些事实，因为这些事实没有形成任何体系的部份，而实际上却是两个彼此排斥的体系对社会同时作用的结果；一个是初生的市场经济体系，另一个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即劳动力）范畴内的家长式管制主义。 其三，古典经济学家偶然发现的答案对理解经济社会的性质具有最深远的后果。随着人们逐渐领会，那些支配市场经济的规律被视为是在大自然权势之下。递减回报定律是植物生理学的规律。Malthus人口论反映了人口繁殖与土地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两种情况都是大自然的力量发挥作用：动物的性本能和植物在既定土地上的生长。此处涉及的原则类似Townsend的山羊和狗例子：人类的繁衍不可能超出食物供给量所确定的自然界限。像Townsend一样，Malthus得出的结论是多出来的会被杀死；山羊被狗吃掉，狗肯定也因为食物不足而挨饿。Malthus认为压迫性控制在于多余的被残忍的自然力量消灭。除了饥饿，人类会死于其他：战争、瘟疫和罪行这些等同大自然毁灭性力量的因素。严格来说，这涉及一个矛盾论点：社会力量要实现大自然要求的平衡；Malthus对这批评的回答可能是：在没有战争和罪行的美善社会，和平的美德挽救了许多生命，但同样有等同数目的人挨饿。从本质上来说，经济社会是建基于大自然的无情现实；如人违背管治社会的规律，倒下的刽子手会扼杀那些短视人类的后代。竞争性社会的法则受到森林法则的制裁。 直至那时才清晰显示折磨众生的贫困问题其真正意义：支配经济社会的法则不是人的法律。亚当·斯密与Townsend之间的裂隙已扩大为深谷，出现了标志着十九世纪意识诞生的两分法[37]。从此自然主义萦绕着人类的科学；社会与人类世界重新结合，成为社会思想演化孜孜以求的目标。依据这样的论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失败了，未能达成这目标；失败的原因在于马克思过份恪守Ricardo和自由经济学的传统。 古典经济学家不是没有意识到有这样的需求。Malthus和Ricardo对穷人的命运绝不是漠不关心，但他们的人道关怀只是把错误理论逼上更折腾的道路。工资的铁打法则有著名的保留条款：劳动阶层的习惯性要求越高，生计线水平就越高，即使铁打法则也无法把工资压低到这水平之下。Malthus把他的希望建立在这「可怜的标准」[38]，也希望利用一切手段提高这标准，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从最可怜的境地拯救那些（依照他的规律）注定要跌落可怜境地的可怜人。出于同样理由，Ricardo也希望所有国家的劳动阶级都应追求舒适和享乐，「并应该借助一切合法手段激励他们争取。」讽刺的是为了规避自然法则，竟然责成平民要提高本身的饥饿线水平。但这正是古典经济学家致力拯救穷人不会陷入他们的理论帮忙布置的悲惨命运。 就Ricardo而言，理论包含了抗衡僵硬的自然主义的要素。这要素贯穿整个理论体系，并牢固植根于其价值论，即是劳动力原则[39]。他完成了Locke和亚当·斯密未竟之功：经济价值人性化；重农主义者归于自然的，Ricardo归于人类。在这错误定理的极大范畴，他认为劳动力有唯一的能力创造价值，因此把经济社会所有可以设想的交易都归因自由人社会的平等交易原则。 在Ricardo的体系中，在经济社会里争夺主导地位的自然和人文因素是相互共存。这情况有势不可挡的强大动力，结果是竞争性市场的发展取得了自然过程的不可抵挡动力。因为当时相信自发调节的市场源自无情的自然法则，解放市场成为无法逃避的必要。创建劳工市场是在社会躯体上做活体解剖手术，执行手术者以只有科学才可以保证的信心去完成任务，而且肯定要废除〈济贫法〉。Ricardo写道：「地心引力原理不及这些把财富和活力改变为贫困和虚弱的法则那么肯定⋯直到最后所有阶级都受到普世贫困的困扰。」[40]。事实上，他可能会是心知肚明的道德懦夫，没有勇气废除济贫以拯救人类。在这一点，Townsend、Malthus、Ricardo、Bentham和Burke是一致。虽然他们的方法和视野非常不同，但他们是一致反对政治经济学原则和史宾汉兰制度。经济自由主义成为不可抵挡的力量，是因为这些南辕北辙的观点对此是意见一致；极端改革者Bentham和极端传统主义者Burke一致同意的观点自动展示了不言而喻的特点。 只有一士谔谔察觉到这严酷考验的意义，或许因为那时代的先锋人物中只有他有实际的工业知识，也善于内省。没有思想家比Robert Owen更了解工业社会。他深刻认识社会与政府的区别。他不如Godwin那样对政府有偏见，但只是在政府有所为的范畴才利用政府：有益的干预旨在避免损害社会，决不是为了组织社会。同样，他认识机器的中性特点，所以不敌视机器。国家的政治机制和机器的科技功能都没有挡住眼前的现像：社会。他拒绝社会的兽性论，反驳Malthus和Ricardo的局限论。他的思想支点是他脱离耶教，指责耶教犯了「个体化[41]」的错误，把个性的责任放在个人身上，因此否定了社会的现实及其对性格的强大塑造影响。他抨击「个体化」，真正意义在于他坚持人类动机的社会根源：「个体化的人以及耶教真正有价值的一切被如此分隔，以至永远都绝对无法统一。」正是Owen发现了社会，使得他超越耶教。他抓住了真理，因为社会是真实的，人最终必须服从社会。可以说他的社会主义是建基于通过认识社会的现实而改造人的意识。他写道：「若是众人即将获得的新能力不能消除任何罪恶的成因，众人会知道那些罪恶是必要和不可避免，幼稚而无效的抱怨亦会停止。」 Owen可能夸大了那些能力，否则他不可能向Lanark县的地方官员建议此后社会应从「社会核心」重新启动，他在他的农村公社发现这核心。滔滔不绝的想象力是天才的特权；没有天才，人类不可能存在，因为人类不了解自己。更重要的是他指出不能移动的自由疆界，那是为了消除社会邪恶而设定的必要界限。Owen认为只有在人借助其获得的新能力改革社会之后，那自由的疆界才会显而易见；然后，人就会以不带幼稚抱怨的成熟态度接受这疆界。 Owen在1817年描述西方人民已经踏上的道路，他的说话概括了未来百年的问题。他指出「如放任自然」，制造业会产生巨大影响。「制造业普及全国，居民会形成新性格；形成这性格的是非常不利个人或整体福祉的原则，除非立法干预和指令能够抗衡这趋势，这将会产生最可悲而持久的罪恶。」以盈利原则组织整个社会肯定产生意义深远的后果。他从人性角度阐述这些后果。新制度体系的最明显后果是破坏了定居人口的传统性格，改变成为某种新人类：迁徙、游牧、没有自尊和纪律——劳工和资本家就是野蛮而无情的典型新人类。他进一步概述涉及的法则不利于个人和社会的福祉，导致严重的罪恶，除非通过立法使其有效的有意识社会指令可以控制市场制度的固有倾向。诚然，他悲叹的劳工生存环境部份是「补贴制度」的效应。但从本质上说，他的观察对城镇和农村劳工而言是真实的，也就是说「他们目前的处境肯定比引进那些制造工厂之前更堕落和悲惨，他们的起码生计依赖那些制造工厂的成功。」他在此再一次把话讲到底了，他强调的不是收入，而是堕落和悲惨。他再一次正确指出堕落的主要原因是把起码的生计寄托在工厂。他抓住了事实：看起来主要是经济问题，本质上却是社会问题。从经济角度看，工人肯定是被剥削：工人在交易中得不到他应得的。不过，这一点虽然重要，但不是全部。虽然工人受到剥削，但手头可能比前宽裕。但不利于个人和整体福祉的法则正在破坏他的社会环境、邻里、社会地位、手艺；简而言之，即是他以前的经济存在所植根的大自然和人文关系。工业革命正引发范围庞大的社会秩序变动，而贫困问题只是这事件的经济方面。Owen的断言是正确的：除非立法干预和指令抗衡这些破坏力量，巨大而持久的罪行就会接踵而至。 当其时他没有预见他呼吁的社会自我保护是不配合经济体系本身的运作。 [1] Machiavelli [2] Martin Luther [3] Navigation Laws [4] 原注1：Cf. Antonio de Ulloa, Wafer, William Funnell, 以及Isaac James（包括Captain Wood Rogers对Alexander Selkirk的描述）和Edward Cooke的观察。 [5]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6] 霍布斯 (1588 – 1679)，政治哲学名著《利维坦Leviathan》作者，偏好几何学，认为是寻找真理的途径，可惜这方面学艺不精。 [7] 原注2：Webb, S. and B., English Local Government, Vols. VII-IX, "Poor Law History." [8] laissez-faire [9] 原注3：Bentham, J., Principles of Civil Code, Ch. 4. (Bowring, Vol. I, p. 333.) [10] 原注4：Bentham, J., ibid. [11] 原注5：Bentham, J., Observation on the Poor Bill, 1797 [12] 原注6：Bentham, J., Principles of Civil Code, p. 314. [13] Benjamin Disraeli的1845年小说Sybil, or The Two Nations记述英格兰劳工的苦难。 [14] King Herod：以残暴著称的犹太国王。 [15] Parliamentary Reform Bill [16] historicism，必须研究与解释人类历史发展才能认真了解社会与政治。「人类历史」的意思是「人类发展」，不是「记录往事」。 [17] zoological determinism，也称为「生物性决定论」，认为人的本性和行为是演化而来，基调是「人性本恶」，如不受社会制约，受基因支配的行为必然祸及他人。 [18] Essay on Usury [19]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 utilitarianism [21] Natural sciences，自然科学是研究大自然中有机或无机事物和现象的科学，包括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球科学、生物学等等。 [22] Social sciences社会科学以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如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政治学研究政治、政策和有关的活动，经济学研究资源分配，还包括法学、犯罪学、哲学、生物学、地理学、医学、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伦理学、艺术、社会工作学及法律学等等，与人文科学有重叠，因此有时统称为「社会人文科学」。 [23] Human sciences人文学科是以观察、分析及批判来探讨人类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门学科（哲学、文学、艺术、历史、语言等）和知识的总称。 [24] 原注7：1832. [25] 原注8：Stephen, Sir L., The English Utilitarians, 1900. [26] legislative quietism [27] Political Justice [28] 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29] habeas corpus [30] Correspondence Societies。通讯会社在1792于伦敦成立，主张议会改革，特别是扩大工人阶级的代表性。会社反对与法国开战，因而被政府镇压，后来通过扩大〈叛国法〉以法律手段禁止会社，但会社的思想影响了后来的议会改革法案和宪章主义。 [31] A Discourse on the Love of our Country，Price于1789年在伦敦老犹太人街会议室发表演讲，因此也称为Old Jewry祷辞。 [32] The Rights of Man [33] 原注9：Mantoux, P. L.,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28. [34] 原注10：Cannan, E., A Review of Economic Theory, 1930. [35] deus ex machina天外救星是意料之外、突然和牵强的解围角色、手段或事件。源出希腊戏剧往往以天外救星突然出现来为情节或场面解困。 [36] wage-fund theory，理论指出企业的产出在各个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工资基金代表当年度的产出被雇主（地主与资本家）用来购买来年生产所必须的劳力，其多少（即工资的多少）视乎雇主可使用的产出多少而定，因此工资率即是指可用的工资基金除以就业人口。这理论与Malthus人口论结合，认为长此以往，人口不断增加，以这种方式建立的工资水平必须至少维持在生计水平以上。（参考数据） [37] dichotomy [38] 原注11：Hazlitt, W., A Reply to the Essay on Population by the Rev. T. A. Malthus in a Series of Letters. 1808. [39] principle of labor [40] 原注12：Ricardo, D.,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ed. Gonner, 1929, p. 86). [41] individual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