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 第九章 赤贫主义与理想国 贫穷问题以两个紧密关联的问题为核心：赤贫和政治经济学。虽然本书分别探讨两者各自对现代意识的影响，但两者曾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社会的发现。 直至史宾汉兰制度时期，对于「穷人来自何处」这问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但十八世纪的思想家大体上同意赤贫化和进步是不可分离。John M'Farlane在1782年报告：最多穷人的地方不是贫瘠国家或野蛮民族，而是最富饶和最文明的国度。意大利经济学家Giammaria Ortes在1774年提出公理：国家财富与其人口相对应，其不幸与其财富相对应。甚至亚当·斯密也慎重宣称最富裕国家的劳工工资不是最高的。所以，M'Farlane认为英国已接近其全盛时期，「穷人数目将继续增加」[1]，他的意见不是危言耸听。 况且英格兰人预言商业停滞只不过是附和广泛的意见。如1782年之前半个世纪的出口增长是显著的话，那么贸易的波动更是如此。贸易正开始从把出口数字降低至半世纪前水平的衰退中恢复。对当代人而言，英法七年战争（1756-63年）后贸易巨大扩张和国家繁荣，意味着紧随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法国之后的英国也有本身的机会。英国急速崛起已经是过去的事，而且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可以持续进步，因为这仅仅是一场幸运战争的结果。现在回看，当时人们几乎一致认为贸易会衰退。 事实上，繁荣就在不远处，排山倒海的繁荣注定要成为新生活形式，不仅一国如此，整个世界也如此。但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没有丝毫暗示繁荣即将到来。对政治家来说，这可能是无关紧要，因为在两代人时间，贸易数字急剧上升只是略为减轻大众的不幸。对经济学家来说，极其不幸的是他们的整个理论体系是在这「畸形」洪水中建立，其间贸易和生产的庞大增长碰巧与人类苦难庞大增加相伴随：实际上，Malthus, Ricardo和James Mill的原则所依据的明显事实，只是反映这明确过渡时期的矛盾性趋势。 这情况确实令人莫名其妙。英格兰的穷人首次出现在十六世纪上半叶；随着个人脱离庄园或「任何封建主子」，穷人变得引人注目；穷人逐渐成为自由劳工阶层，是以下两种情况结合的结果：对流浪行为的残暴迫害以及培养家庭手工业，后者得助于对外贸易持续扩大。在十七世纪，人们较少提到赤贫化，甚至〈定居法〉的苛刻措施在没有公共讨论的情况下被通过。到了世纪末重提议题时，Thomas More的《理想国》（1516年）和早期的〈济贫法〉已经是一百五十年前的往事；很久以来，人们已忘记解散修道院和镇压Kett造反的事。有些圈地和「霸占〔公地〕」行为一直在进行，例如在查理一世统治期间；各新阶层的整体已经成形。十六世纪中期穷人突然出现对社会是危险，到了十七世纪末，穷人只是依赖救济的社会负担。另一方面，半封建社会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半商业社会，其有代表性的人民是因为喜欢工作而工作，不接受认为贫穷不成问题的中世纪观点，也不接受成功圈地者的看法，认为失业者是有劳动能力的懒汉。从此以后，对赤贫化的各种观点开始反映哲学态度，非常类似以前的神学问题。对穷人的看法越来越多反映对总体存在的见解；因此，这些观点各有不同和看似混乱不清，在文明历史也是极为重要。 贵格会教徒是探索现代生活可能性的先驱者，最先认识到非自愿性失业肯定是劳动力组织某种缺陷的结果。他们坚决相信以做生意的手法办事，以集体自助的原则帮助本身社群中的穷人；他们偶尔以有良心反对者的身份支付关押穷人的费用而避免支持政府。Thomas Lawson是热心的贵格会教徒，在1660年发表了〈呼吁国会关注穷人，英格兰不应有乞丐[2]〉文章作为「平台」，建议设立「劳工交易所」这种现代意义的公共职业辅导中心。作家Henry Robinson十年前已发表〈职业咨询事务处[3]〉的建议。但王政复辟政府喜爱比较呆板的方法；1662年〈定居法〉的倾向与任何合理的劳工交易制度大相径庭；劳工交易制度可能建立更广大的劳工市场；该法案中第一次使用「居住权」这词语，把劳工限制在教区之内。 1688年的「光荣革命[4]」之后，信奉贵格会哲理的John Bellers成为遥远未来的社会思想趋势的名副其实预言者。「受难者会议[5]」当时经常利用统计资料为宗教济贫政策提供科学准确性；Bellers在1696年提出建立「行业协会[6]」，更好利用穷人的非自愿性空闲时间。这不是基于劳工交易所原则，而是非常不同的劳工交易原则。前者与为失业者寻找雇主的传统概念相关；后者意味着劳工不需要雇主，只要他们的产品能够直接交易。Bellers说：「穷人的劳动是富人的宝库」，质疑穷人为何不能利用这些财富为自己谋幸福，甚至还有富余？只要劳工组织成为「协会」或企业，就可以集合资源。这就是后来关于贫困问题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不管是Owen的「乡村联盟[7]」，Charles Fourier的自给自足的合作社区[8]，Proudhon的交易银行[9]，Louis Blanc的国立工厂[10]，Lassalle的国立工作坊[11]，甚至斯大林的五年计划。简言之，Bellers的著作包含了自机器在现代社会出现所产生巨大混乱以来与这问题相关的大多数建议。「这协会伙伴关系使劳动而不是金钱成为评价所有必需品的标准⋯」。设想的方案是「由所有有用行业组成协会，相互帮助，无需救济⋯」。把劳动券、自助和合作联系在一起是至为重要。以三百人为一组的自给自足劳工，为糊口之计而一起工作，「多劳者另有报酬。」。因此，糊口口粮和劳动所得混合计算。一些小型自助实验把财政盈余交给「受难者会议」，用于宗教团体其他成员的福利。这些盈余注定有伟大的前途；利润是新概念，是那时代的万应灵药。Bellers的国家失业救济计划实际上是由资本家为营利而执行！同年，即1696年，商人John Cary推动在Bristol成立济贫企业[12]，初期取得少许成功之后未能继续盈利，其它同类的企业也是同样命运。Bellers的建议建基于John Locke在1696年提出的劳工分配制；Locke建议按照地税比例把当地农村穷人分配为纳税人工作。这是1782年〈新济贫法〉实施轮工制[13]的起源。赤贫民要为得到救济付出代价的概念已深入民心。[14] 正好在百年之后，最多产的社会预言家Jeremy Bentham构思计划大规模利用赤贫民操作由他更具创造天才的兄弟 Samuel设计的机器为木材和金属加工。Leslie Stephen爵士说：「Bentham和他的兄弟期待蒸气机的出现。现在他们有机会利用囚犯而不是蒸汽。」这是在1794年；Bentham已多年筹划图形监狱（见图）[15]，设计既便宜而又可以有效管理，他现在决定把这应用于囚犯作业的工厂，只不过是由穷人代替了囚犯。Bentham兄弟的生意经并入了解决整体社会问题的计划。1795年史宾汉兰地方官员的决定，同年Samuel Whitbread向国会提出最低工资草案，尤其首相William Pitt在1796年私下传阅的济贫法改革草案，使赤贫成为政治人物的议题。Bentham的批评可能促使Pitt撤回草案，而Bentham于1797年在Arthur Young出版的《农业年鉴[16]》中提出他本人的精心建议。他的工业大楼[17]是按照圆形监狱的蓝图，有五层高分为十二个分区，是为了利用接受救济的穷人的劳动力；大楼交由设在首都的中央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参照英伦银行董事会的组织，投资五或十英镑的股东都有投票权。几年后发表的文本这样说：「英国南部的济贫事务交由一个机构管理，相应开支从一个基金支付。」[18]这管理机构是股份公司，名称大概是「国家慈善公司」；公司「将建设不少于二百五十幢工业大楼，有大约五十万住宿者」。连同这计划是对各类型失业者的详细分析，Bentham此举走在这方面的其他研究之前足足一百年。他擅长分类，把脑袋的现实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最近刚刚丢掉工作的「新失业者」有别于可能因为「暂时停滞」而找不到工作的人；受「周期性停滞」影响的季节工有别于「被替代的失业者」，例如「因为引进机械而失去工作的失业者」，现代术语称之为技术性失业；最后一个组群是「被遣散人员」，这是Bentham时代由法国战争造成的另一类引人注目的失业者。然而，最重要的类别是受「暂时性停滞」影响的失业者，不仅包括生计「依赖时尚」的手艺工匠和艺术家，还包括 「制造业普遍停滞」时更为重要的失业者组群。Bentham的计划无异是通过失业人口大规模商业化而平顺商业周期。 1819年，Robert Owen重新发表Bellers一百二十年前提出设立「行业协会」计划。零星的贫困现象现在已发展成为苦难的急流。他本人的「乡村联盟」有别于Bellers：「乡村联盟」规模大得多，由一千二百人和相等的土地亩数组成。包括Ricardo这权威人士在内的委员会呼吁人们参加这高度试验性计划以解决失业问题。稍后，法国人Charles Fourier因为痴想隐名合伙人最终会参加他的公社组织而受人嘲笑；他的计划概念非常类似同时代最伟大金融家赞助的计划。Owen在苏格兰New Lanark镇的公司（Bentham是隐名合伙人）是否已曾因其慈善计划的财政成功而变得举世闻名？世上还没有关于贫困的标准观点，也没有从穷人身上牟利的常规方法。 1832年，Owen把Bellers的劳动券概念应用于他的「国立公平劳动交易所[19]」，以失败告终。劳动阶层与经济自给自足密切相关的原则（也是Bellers的想法），是随后两年著名的英国总工会[20]运动的背后动力。当时的总工会是所有行业、工艺和手艺的联合工会，也不排除小户师傅，其模糊目标是把以和平的表现方式把他们组成社会主体。谁会想到这是百年之后的暴力「大联盟[21]」（见图）的胚胎？工团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各自为穷人制定的计划上实际上几乎没有分别。1848年Proudhon的「交易银行」是哲学无政府主义[22]第一项实际业绩，基本上衍生自Owen的实验。马克思是国家社会主义者，严厉抨击Proudhon的想法；此后是由国家为这类型的集体主义计划提供资本，Louis Blanc和Lassalle的集体主义计划已尘归历史。 从赤贫民身上赚不到钱，其经济原因应该是显而易见。一百五十年前，笛福[23]在1704年出版的小册子终止Bellers和洛克发起的讨论。笛福坚持如穷人得到救济，他们就不会为工资而工作；如他们在公共工厂从事制造劳动，只会为私营制造业造成更多失业。笛福〔就社会问题出版了很多小册子〕的小册子有一些的题目很吓人：〈发放救济不是慈善，雇用穷人是国家的悲哀[24]〉，之后还有荷兰医生Bernard Mandeville的著名诗集《蜜蜂的寓言[25]》谈到聪明蜜蜂的社会繁荣只是因为这鼓励了虚荣和忌妒以及邪恶和浪费。这位怪医沉湎于肤浅的道德悖论，笛福这位小册子作者却击中新政治经济学的要害。笛福的文章很快在「低级政治[26]」圈子之外被遗忘，但Mandeville的粗浅悖论吸引到Berkeley, Hume和Smith这些有识之士。显然在十八世纪上半叶，流动财富依然是道德问题，而贫穷问题不是。清教徒阶层对明显浪费的封建形式感到震惊，他们的良知斥责这种浪费为奢侈和罪恶；他们不情不愿地赞同Mandeville关于蜜蜂的说法，只是因为希望那些罪恶的商业和贸易很快会衰退。后来，这些富有商人的商业道德得到保证：新棉纺厂不再迎合无谓摆阔，而是满足朴素的日常需要，浪费形式在暗地里形成，不再如前明显，却比老一套更为浪费。笛福对救济穷人的嘲笑还不足以穿透那些全神关注财富的道德危险的良心；工业革命还没有到来。不过，笛福的悖论预测了将要来临的种种困惑：「发放救济不是慈善」，因为消除了饥饿的锋芒，生产活动受到阻碍，只会造成饥荒；「利用穷人是国家的悲哀」，因为创造公营就业机会只会令市场的物资过剩，加快私营贸易商的破产。大约在十七世纪之初，在Bellers、贵格会教徒和那位趋炎附势的记者笛福之间，在圣人和愤世嫉俗者之间，提出了这些问题；要经历二百多年的工作和思考、希望和折磨，才费尽力气找到答案。 但是在史宾汉兰制度时期，人们仍不理解赤贫的真正性质。人们一致同意人越多越好，因为国家的力量在于人。人们也欣然同意廉价劳工的好处，因为劳动力便宜，制造业才能兴旺发达。另外，若没有穷人，谁会开船和打仗？也有人怀疑赤贫是否完全的坏事。无论如何，为什么赤贫民不能被公营机构利用赚钱，一如他们为私营机构创造利润？对这些问题，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笛福偶然发现的真理，七十年后的亚当·斯密可能理解，也可能不理解；市场体系的未开发状态隐藏着其内在弱点。没有人完全理解新财富和新贫困。 贵格会教徒Bellers、无神论者Owen和功利论者Bentham各有不同思想，但他们的计划却令人惊奇的一致，说明以上的问题还在蝶蛹待变时期。Owen是社会主义者，热忱相信人人生来平等，天生权利也是平等；而Bentham鄙视平均主义，嘲笑人权，非常倾向自由放任。Owen的「平行四边形村庄[27]」（见图）与Bentham的「产业大楼」是如此相似，以致人们记起他受到Bellers影响之前，可能以为他是完全被「产业大楼」启发。这三位人士全都相信适当组织失业者的劳动肯定会产生盈利：人道主义者Bellers希望是为了救济其他受难者；功利自由主义者Bentham希望交由股东处理；社会主义者Owen希望把事业交还失业者。他们之间的差异仅仅显露了未来裂痕的几乎难以察觉的征兆，他们共同的错觉却揭示了他们彻底误解新生市场经济中赤贫化的性质。比他们之间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在此期间穷人数目一直持续增加：1696年当Bellers写作时，地税救济金约为四十万英镑；1796年Bentham强烈反对Pitt的草案，已超过二百万英镑；到1818年Owen开始行动时，已接近八百万英镑。从Bellers到Owen的一百二十年间，人口可能增加了三倍，而救济金却增加二十倍。赤贫化已成为险恶的征兆，但没人猜透含意。 [1] 原注1：M'Farlane, J., Enquiries Concerning the Poor, 1782. Cf. also Postlethwayt's editorial remark in the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1757 on the Dutch Poor Law of 7th October, 1531. [2] Appeal to the Parliament concerning the Poor that there be no beggar in England by Thomas Lawson, 1660 [3] Office of Addresses and Encounters by Henry Robinson, 1650. [4] Glorious Revolution(1688-89)是英国和耶教有关的非暴力宫廷政变；信奉新教的政党连手推翻信奉旧教的国王。 [5] Meeting of Suffering；贵格会在1675年成立的关注社会贫困问题的议政团体，至今依然存在。 [6] Colleges of Industry [7] Villages of Union [8] 德语Phalansteres [9] Banks of Exchange [10] 法语Ateliers Nationaux [11] 德语Nationale Werkstatten [12] Bristol Corporation for the Poor [13] Roundsman System：有工作能力的失业者被轮派为农民工作，工资由农民和教区共同承担。 [14] 原注1：M'Farlane, J., Enquiries Concerning the Poor, 1782. Cf. also Postlethwayt's editorial remark in the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1757 on the Dutch Poor Law of 7th October, 1531. [15] Panopticon；监狱设计如图所示：环形建筑分隔成囚室，一端面向外界采光，另一端面向中间的高塔，高塔的监视人员可以时刻监视到任何囚室，而囚犯因为逆光无法看到监视人员。经多年波折，Bentham的计划最终从来没有落实。 [16] Annals of Agriculture [17] Industry-House [18] 原注2：Bentham, J., Pauper Management. First published 1797. [19] National Equitable Labor Exchange [20] Trades-Union，留意不是个别工会trade union。 [21] One Big Union是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的概念，工会人士希望团结工人以解决劳工问题，尤以「世界劳工组织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最热衷推动。 [22] philosophical anarchism [23] Daniel Defoe (1660 – 1731)；名著《鲁宾逊飘流记》的作者，也是社运份子。 [24] Giving Alms no Charity and employing the Poor a Grievance to the Nation [25] 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 Public Benefits, 1705。《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 公众的利益》肖聿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26] inferior politics，十八世纪把社会问题和社会政策称之为低级政治。 [27] parallelogram。Owen提出「把世界分成村庄，每村有三百至二千人进住，各人获分配半亩到一亩半土地；村内民居以平行四边形排列，有共享厨房，食堂，学校和礼拜场所；各人放弃个人主义，要为共同利益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