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 第二部 市场经济的兴衰 （二）社会的自我保护第十一章 人、大自然和生产组织 百年以来，现代社会的动力受到双向趋势的支配：市场不断扩大，然而这趋势受到有明确方向的相反趋势抑制。虽然这相反趋势对保护社会至关重要，但最后分析是与市场的自发调节是不兼容，因此与市场体制本身也是不兼容。 那体制以跳跃式方式发展，吞噬了空间和时间，通过创造银行货币而带来了前所未见的动力。大概在1914年，这体制已达极致，一网打尽全球各地、这一代和下一代人、自然人和虚拟实体的企业。自耶教开始传播以来，一种生活新方式以空前绝后的方式广泛传遍世上，而这一次是在纯粹物质层面。 但同时有相反的趋势在发展。这不仅仅是社会面对变革时的惯常防御行为，而是对抗混乱的反应；混乱已经攻击社会结构，可能破坏由市场创造的生产组织。 Owen的洞识是正确的：如任由市场经济按照它的规律发展，就会产生庞大而永久的灾难。 生产是人和大自然的互动。如这过程的组织是通过以物易物和交易的自发调节，人和大自然必然要进入轨道，受制于供求关系；换句话说，人和大自然都是商品，是待售的生产货品。 这正是市场体系的安排。人以劳工之名、大自然以土地之名出售；劳动力以工资价格四处买卖，土地以协商的租金价格出让使用权。劳动力有市场，土地也有市场，两种市场的供求关系受到各自的工资和租金高度调节；劳动力和土地待售的假设一直受到支持。因此，劳动力和土地不同组合的投入资本在生产部门之间流转，自动平衡各部门的收入水平。 但是，虽然理论上可以这样组织生产，但商品化的假设忽略了如把土地和人的命运交给市场，效果等同摧毁土地和人。因此，相反的趋势存在于生产要素（即劳动力和土地）方面抑制市场的行动。这是干预主义的主要作用。 生产组织也受到同一方面的威胁，价格水平改变危及工业、农业或商业的单一企业。因为在市场体制下，如价格下跌，业务受损；除非所有要素的成本同比下降，否则「做生意的公司」被迫倒闭；价格下跌很可能并不是由于成本全面下跌，而只不过是由于货币体制的组织方式。这就是自发调节市场发生的情况。下文详述。 理论上，购买力是由市场行为自身提供和调节；「货币是商品」就是这意思，商品的数量取决于商品（刚好发挥货币的作用）的供求关系——这是众所周知的货币传统理论。根据这学说，货币只是比其它商品更常用于交易的一种商品的另一名字，拥有货币的主要目的是方便交易。为求达到这目的，使用兽皮、牛只、贝壳还是黄金作为货币并不重要；任何发挥货币作用的对象其价值取决于对象只是作为食粮、衣着、装饰或其它目的用途。如刚好以黄金作为货币，其价值、数量和流向是受到适用于其它商品的相同法则支配。所有其它交易手段都涉及在市场之外创立货币；无论由银行或是政府发行货币，都会干预市场的自发调节。关键在于作为货币的商品与其它商品没有什么不同；其供求如同其它商品的供求一样被市场调节；货币只是间接交易的手段，因此赋予货币其它特征的观念本质上是错误。因此如以黄金作为货币，假如有纸币的话，纸币必定代表黄金。Ricardo学派根据这学说期望英伦银行组织货币的供应。确实没有其它方法能够阻止政府「干预」货币体制，从而保证市场的自发调节。 商业的情况非常类似社会的自然和人力物质的情况。出于基本上相似的理由，市场的自发调节是全体的威胁。如在劳动力方面需要规管工厂的法律和社会法律来保护工人不受虚构商品的影响，如土地和农业方面需要土地法律和农业关税来保护自然资源和农村文化免受虚构商品的影响，那么同样也需要中央银行和货币体制的管理来保护制造业和其它生产型企业免受虚构商品对货币的危害。矛盾的是不单只是人类和大自然资源、资本性生产本身的组织也有必要寻求保护，免受自发调节的市场的毁灭性影响。 回到上文提到的双向趋势。这可以体现为社会的两种组织原则的行动，各自为本身定出具体的制度性目标，借助一定的社会力量和利用本身的独特方法。趋势之一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则，旨在建立自发调节的市场，依赖贸易阶层的支持和主要利用自由放任与自由贸易作为手段；另一趋势是社会保护的原则，旨在保护人和大自然以及生产性组织，依赖最直接受到市场行为有害影响阶级的不同支持（主要但并不限于劳动阶级和地主阶级），以及利用保护性立法、限制性协会和其它干预措施作为手段。 对阶级的强调是重要的。地主阶级、中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对社会的贡献塑造了十九世纪的整体社会史，彼此各有角色，因为各自承担源自社会总体状况不同功能的功能。中产阶级是新生市场经济的承载者，其商业利益整体而言与生产和就业的一般利益并行；如生意兴荣，可能人人就业，地主收到租金；如市场扩大，可以自由和容易投资；如贸易成功与外国竞争，货币安如盘石。另一方面，贸易阶层没有能够察觉危险的器官；这些危险涉及榨取工人体力、破坏家庭生活、破坏邻里关系、滥伐林木、污染河流、工艺标准退化、社会习俗瓦解以及生存水平总体下降，生存包括房舍和艺术以及无数不影响利润的私人和公共生活方式。中产阶级对利润是普世恩泽有几乎是神圣的信念，藉此发挥他们的功能，但这信念使他们没有资格保护幸福生活中一如促进生产同样重要的其它利益。那些没有在生产中应用昂贵、复杂和特殊机器的阶级就可以乘机而起。粗略地说，地主贵族和农民有责任确保国家的军事能力，军事能力依然主要依靠人和土地；而劳动人民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已是无家可归人类共同利益的代表。但在不同时间，各社会阶层代表的利益是大于本身的利益，即使他们没有这样的意识。 十九世纪来临之际，普选已是相当普遍，工人阶级是国家的有影响力因素；另一方面，把持立法机关的贸易阶层受到挑战，更注意他们在行业中领导地位涉及的政治权力。只要市场体系继续在没有大压力和张力的情况运作，影响力和权力奇特的本地化不会造成麻烦；但如出于内在原因情况不再是这样、当社会阶级之间形成紧张关系，各方角力把政府和企业、以及国家和行业分别形成各自大本营，就会危及社会本身。为争取本身利益，各方使用和滥用政治和经济这两项重要的社会功能作为武器。正是由于这危险僵局导致二十世纪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危机。 从这两个角度可以概述塑造十九世纪社会史的趋势。一种趋势源自经济自由主义的组织原则和社会保护之间的冲突导致根深蒂固的体制张力；另一趋势源自各阶层之间的冲突；两者相互影响，于是危机剧化为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