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亨利克·格罗斯曼和资本主义的崩溃
1.引言
以上第十四章，我们看到，重新恢复活力而且明显处于稳定状态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给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分析带来的影响。一些正统的社会民主党人，比如考茨基和希法亭，披上了早期修正主义者的外衣，认为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时代，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已不大可能。一些新卢森堡主义者（最著名的是弗里茨·斯滕伯格）反对这种观点，他们坚持认为，由实现问题产生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则不合时宜地坚持，必然发生的规模更大的帝国主义战争迫在眉睫（参见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一个共同的线索把这些迥然不同的思想流派统一在一起了。那就是他们几乎完全忽视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特别是其中加以阐述的利润率下降趋势。从这一点看，现代马克思主义危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几乎完全被忽视了。15本章将关注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作出的——对《资本论》第三卷中的分析作出发展，并把它应用于危机理论——第一次认真尝试。尽管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但这种分析造成的影响（从长期来看）却是极其深远的。
1929年，在华尔街大崩盘发生前夕，一本622页的著作出版了，它是由一位迄今为止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个经济史学家和统计学家的波兰学者亨利克·格罗斯曼撰写的。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规律和崩溃（包括危机理论）》中，格罗斯曼提出了一种崩溃理论，他自称这是第一个和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的分析精神实质相一致的崩溃理论。在格罗斯曼看来，马克思的历史观取决于生产方式辩证转变的理论。格罗斯曼认为，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积累有其无法超越的，绝对的经济限度”。对于格罗斯曼来说，任何能够称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都必须说明这些限度的本质。不要期望新古典理论能做哪怕是一丁点这样的事情，新古典经济学把自己限制在只关注个人动机而忽略了造成过度储蓄的客观条件的陈词滥调中。但是，马克思自己也未能对资本主义崩溃趋势做出清晰的说明，格罗斯曼认为，后来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著述家都明显地否定了这种趋势的存在。只有罗莎·卢森堡可以免于遭到这种批评，然而她的理论却是错误的。25
格罗斯曼对自己的分析方法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他声称这种方法是马克思本人的。经济崩溃的趋势必须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本质，而不是从商品流通和交换的外在表现来推断。因此，他的著作致力于表明：
概括经验上可观察的世界经济的趋势，这些趋势被视为资本主义最新发展阶段的典型特征（在各种各样论述帝国主义的著作中被加以阐明的：垄断组织、资本输出、瓜分原材料生产区的斗争，等等），是如何成为次要的表面现象的，这些现象是由作为资本主义基本根源的资本积累的本质引起的。
亨利克·格罗斯曼小传
格罗斯曼1881年出生在克拉科夫，是加里西亚一个犹太矿主的儿子。先后在克拉科和维也纳学习法律和经济学，出版了论述奥地利经济史的著作。1918年成为波兰公民，并在华沙为中央统计办公室和自由波兰大学工作。格罗斯曼对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使得他在1925年移居法兰克福后，加入了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虽然他是波兰共产党的一员，但格罗斯曼从没有加入德国党，因为他认为该组织不仅无能而且过于官僚化。希特勒掌权后，他被迫流亡， 1937年和研究所一起迁到纽约之前，先后流亡巴黎（1933-1935）和伦敦（1935-1937）。由于格罗斯曼支持苏联并强调以忽视政治和文化问题为代价的狭义的经济学，导致他和研究领导成员的关系日渐疏远。1949年，他返回欧洲，任莱比锡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1950年在那里逝世。
这使得对诸如价格波动等经济危机的症状和存在于生产过程本身的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进行区分成为可能。基于方法论的理由，格罗斯曼假设所有市场都保持供给和需求的均衡，价格（假定等于劳动价值）和货币价值不变。他有意回避了对这种背景下的信贷和竞争的考察。经济危机必须由“资本的内在本质”来解释。这本著作以一个冗长的文献综述作为开篇，它占据了整个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前六节。在第二章的其余部分，格罗斯曼提出了他自己的经济崩溃理论，这种理论建立在对利润率下降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基础之上，并被用于建立一个周期性危机的模型。第三章评价了起“反作用的趋势”，首先是在假定的封闭经济中讨论这些趋势，然后在世界市场中讨论。后者构成了格罗斯曼帝国主义理论的基础。在结论一章中，格罗斯曼阐明了他的分析对阶级斗争和革命性变革的前景具有的意义。
2.格罗斯曼的崩溃和危机模型
奥托·鲍威尔1913年出版的著作的第六章，在对卢森堡《资本积累论》进行的评论中，提出了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4年期资本积累的数字例子，格罗斯曼通过对这部分内容回顾，把鲍威尔的模型扩展到36年，并且证明这一积累过程无法无限期的持续下去。最终资本主义体系将不能生产足够的剩余价值，以满足（1）模型所要求的积累率，和（2）资本家的消费。当后者下降到零时，崩溃就发生了；在这一点出现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严重的经济危机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格罗斯曼的模型可以用表16.1加以概括。和鲍威尔一样，假定不变资本以每年10%的比率增长，可变资本以每年5%的比率增长。剥削率始终保持在100%，这样，每一年的剩余价值等于使用的可变资本。格罗斯曼假设劳动力价值为单位变量，从而每单位可变资本代表一名工人。假设劳动力以每年5%的比率增长，必须积累足够的剩余价值作为追加的不变资本（ac），以保证其10%的年增长率，必须留出足够的剩余价值作为追加的可变资本（av），以保证其5%的年增长率。资本家的消费是一个剩余量:一旦保证了积累，他们可以消费掉剩下的一切。正如鲍威尔已经发现的那样，均衡增长要求用于积累的剩余价值的比例持续地上升，用于消费的比例稳定地下降。到第35年时，消费量几乎接近于0，如果此时生产继续到下一年，消费量就有可能降为负值。实际上，格罗斯曼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并且“这一体系必然崩溃……[因为]资本家们遇到了麻烦，并且担心继续运转的生产体系产生的成果会全部落入工人阶级手中。”所以即使“忍饥挨饿”，资本家阶级也不愿再继续进行积累。
根据格罗斯曼的理论，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第35年结束时的情形，经济崩溃的含义就变得非常清晰了。假定追加的不变资本是对剩余价值的第一项扣除，在第36年，c=5616200（与前一年相比增加了10%）。由于资本家的消费事实上不可能为负，所以设它为0。所有在第35年生产的余下的剩余价值(525319-510 563=14756)被用作追加的可变资本的积累，使其从525319升到540075；与上一年相比，增长了2.81%。由于劳动力增长了5%，达到551584，现在就有11509个失业的工人。不变资本的剩余也出现了。第36年要求的（虽然格罗斯曼没有明确地加以说明，但是根据技术条件可以推断）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率是：
(5616200)÷(551 584)＝10.187
但是只有540075单位的可变资本可供使用。给定10.18的资本有机构成，能够被使用的不变资本为：(540075)×(10.18)= 5499015
这产生了117185单位的过剩生产能力。这种情况正好符合《资本论》第三卷中以“人口过剩时的资本过剩”为标题的那一节中说明的情况。这也意味着，在利润率尽管在下降、但仍然等于8.7%时，产生了“资本的过度积累”表16.1 格罗斯曼的积累模型
〔注：读者“蛋疼的蛋蛋”指出：原图片有错误；英文原版表格设计上也有不容易理解的问题，重新改了下小地方。兹将修改过的新表格上传，供读者参考对照。〕
当然，这个数字例子只是说明性的。在一般意义上，哪一年发生崩溃，取决于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变和可变资本的增长率，以及剥削率的大小。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最初的有机构成是8而不是2，积累早在第5年就不可能持续下去了；如果不变资本的增长率是20%而不是假定的10%，崩溃将发生在第8年。一个大于100%的剥削率将把崩溃发生的时间推迟到35年之后。可变资本增长率的下降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这取决于它们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如果由于实际工资的下降，可变资本的增长不那么迅速，资本积累就会从中受益。然而，如果可变资本增长的减速是因更低的人口增长率引起的，崩溃就会提前来临（这些结论的代数形式在本章附录中进行讨论）。格罗斯曼指出，资本家会通过削减工资或资本输出对过度积累做出反应。如果这两种增加剩余价值的方法都不足以避免崩溃的威胁，资本家就会降低积累率；他们会早至第21年时就这样做，因为在这一年他们的消费开始绝对的下降。随后，在任何情况下，独立于技术进步的劳动替代效应的失业都会随之发生。
格罗斯曼预计，资本主义体系不会一次性彻底地崩溃，而是会发生一系列一次比一次更为严重的危机。只有当起反作用的趋势（以下将要讨论）不再起作用时，“最终的危机”才会爆发。危机起到一种“修复过程”的作用，恢复了继续积累的前提条件。11 55商业循环的周期性，无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还未能加以解释，它只能“以一种纯粹演绎的方式……并作为已经形成的再生产机制中基本要素的必然结果”加以解释。从而，它取决于有机构成、剥削率、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增长率的大小。
格罗斯曼没有明确地说明怎样从他的数字例子中推出周期性波动。然而，他的确从一个非常不同的视角提出了一个危机模型，这种视角包含放松积累率和劳动力增长率保持平衡这一最初的条件。现在，假定资本家每年增加5%而不是10%的不变资本，同时，相应地减少对可变资本的积累，他们剩余的储蓄被留下来为未来的积累提供资金。这将对劳动力市场和货币市场产生影响。失业将会因积累率的下降而上升。这将迫使实际工资下降并提高剥削率，从而导致积累率的重新上升。此外，由于资本家把他们过剩储蓄作为“借贷资本”借出，贷款的利率就会下降，这再一次成为积累的促进因素。与此同时，利润率继续下降。伴随着资本积累率的升高，资本家的净金融资产的价值会下降。当它降至零的时候，就会发生过度积累的危机。整体的效应是提高了周期的幅度，结果产出和失业的波动越来越猛烈。
表16.2和16.3概括了这个过程。在这里，资本有机构成的初始值为8。表16.2忽略了工资和利率变化对积累率的影响，表16.3考察了这个问题。在表16.2中，不变资本以每年5%的稳定比率增加，由第一年的200 000上升到第二年的210 000；可变资本增加的更为缓慢，从25000上升到25056。这保证了有机构成处于如果不变资本每年增加10%，可变资本每年增加5%时能够达到的水平：
(2 2 0 0 0 0) ÷(2 6 2 5 0) = (2 1 0 0 0 0) ÷ (2 5 0 5 6) = 8.3随后几年的数据以此类推：在某些情况下，它们意味着负的可变资本的积累。假定资本家每年消费他们剩余价值的十分之一。由于剥削率稳定在100%，第一年生产的剩余价值为25 000，其中2500被消费了，10056被用于积累。剩下12444单位的剩余价值被留做潜在的借贷资本(此时它们还没有被借出)。从表16.2可以看到资本家每年可以留出的新的借贷资本量稳步下降。(尽管如此，到第8年结束时，资本家已经拥有了高达85 081的资金储备)。由于劳动力继续以每年5%的比率增长，而可变资本的积累（从而就业增加）变得相当缓慢，失业持续地增加。第一年的时候为0，第二年就达到了1194，因为在增加的1250名工人中只有56个找到了工作。（回想格罗斯曼设定劳动力的价值为单位价值，因此每单位可变资本代表每年只有一名工人就业）。到第8年结束时，24880名工人有工作，9576名工人失业了，此时的失业率为：
(9576) ÷(9576 + 24 880) = 27.8%。
如果资本家的确借出了他们的过剩储蓄，利率将下降；并且，随着失业的上升，真实工资将下降。两个因素都将鼓励进行更快的积累。表16.3说明了它们对模型的影响，如果第一年不变资本以5%的比率积累，那么在接下来的四年中将分别为6%、8%、9%和9.5%。可变资本积累的决定，正如表16.2中表明的那样，由保证有机构成处于假定不变资本始终以10%，可变资本始终以5%的速度增长时的有机构成水平的需要决定。失业水平的计算同以前一样。该体系将在第6年结束之前耗尽其剩余价值。在第4年要求收回贷款的资本家，最终将成为净债务人；积累停止； 经济则进入严重的萧条期。这可以被解释为暂时的崩溃或新的高涨的前奏 (然而，格罗斯曼并没有具体说明什么样的机制能够导致积累重新恢复)。
*任一年的失业的增加都等于上一年的v的5%减去上一年的av。
*通过加总（正的或负的）当年和以前年份储蓄的借贷资本量计算。
格罗斯曼在结束他对危机理论的讨论时，重新回到了他在开始时讨论的方法论主题。格罗斯曼的周期模型源于生产过程，在这种模型中，劳动力和货币市场发生的事件依据积累的效果来推断。价格、工资和利率的变化是过度生产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危机的产生是因为剩余价值生产的不足，这是“支配马克思整个概念框架的基本法则”。格罗斯曼指出，这一点不仅被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价格波动和个别资本家的计算错误上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忽视，也被格罗斯曼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所忽视。鲍威尔、考茨基和希法亭都受到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比例失调论的影响，这使得他们认为，通过对经济活动实施中央调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可以克服危机。他们在最好的意义上可以被称为“新和谐主义者”，后来，考茨基则干脆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名革命者，罗莎·卢森堡错误地把流通而不是把生产作为崩溃的根源，并且把这种困难的根源归因于剩余价值的过剩而不是不足。布哈林在从战争中推出崩溃趋势之前，只是简单地罗列了一系列所谓的经济矛盾，但它们都是外生的、非经济的因素。即使是列宁，格罗斯曼相当赞同列宁，对他进行的严厉批评也最少，也没有能够对他自己资本主义“成熟过度”的重要概念进行解释，因此，列宁的分析同其它人的一样，在资本过度积累问题上存在缺陷。
3.崩溃理论的政治学
在所有这一切中，有很多内容需要进行批判。然而，首先要谈的是格罗斯曼对反作用趋势的讨论和崩溃理论的政治学。他将反作用趋势解释为在周期下降阶段发挥了增加利润率作用的因素，这些因素通过提高利润率，提供了经济反弹的机会，而不是造成该体系最终的崩溃。它们或者通过降低不变资本的价值，或者通过增加剩余价值的生产，达到这样的目的，它们既可以内在于、也可以外在于资本主义机制。格罗斯曼的分析建立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分析基础之上，但是，格罗斯曼的分析更为详尽，更加强调“世界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崩溃趋势越来越接近于绝对崩溃点。”
在国内市场起反作用的趋势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不利于增加资本有机构成的力量。这些力量包括生产生产品的第Ι部类产业的技术进步，它通过使已有的和新生产的生产资料的贬值，降低构成不变资本的要素的价值。包括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这削减了不变资本处于流通过程中的时间，从而减少了资本的使用年限。第二类指的是导致剩余价值生产增加的因素。包括第Ⅱ部类生产工资品的产业的技术进步，这降低了构成可变资本的要素的价值。包括通过增加劳动强度和把工资降低到劳动力价值之下的方法降低实际工资。这是格罗斯曼首次提到剥削率的上升；它出现在本书的中间，只占据了一页内容，而且完全没有对格罗斯曼的任何一个数字例子产生影响。最后，也就是第三类，指的是作为总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的租金和商业利润的下降，这相应地增加产业利润。但是，这种利润的增加部分程度上因为对非生产性工人构成的“新中间阶层”进行支持的成本的增加而被抵消。
格罗斯曼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世界市场上起反作用的趋势及其对帝国主义理论的意义上。他严厉地批评了以前所有的帝国主义理论，因为他们都忽视了资本主义扩张推动了剩余价值生产的增加。它与剩余价值实现方面的困难无关，这种困难是深层次功能失调的后果而不是它的原因，这种困难是由格罗斯曼分析的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的匮乏引起的。罗莎·卢森堡是这种错误最著名的受害者，紧随其后的是弗里茨·斯滕伯格（参见以上第十四章）。鲁道夫·希法亭错把资本主义历史的一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银行暂时支配了产业资本，当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所具有的一般性历史趋势。格罗斯曼认为，积累越来越倾向于自我融资，而且“在最终的意义上，更多的是产业控制银行而不是相反”。希法亭的资本输出理论也是不充分的，因为它无法解释在国际范围利润率差异一直存在的情况下，为什么资本输出是一个近期才出现的现象。27 55即便是列宁，也错把抵消利润率下降的特殊手段（即垄断的增长）当成利润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并且没有能明确地把过度积累视为帝国主义理论的基础
格罗斯曼的分析指出了可能会提高利润率的进入世界市场的三种不同的方式。第一种和国际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有关。格罗斯曼观察到，存在国际意义上的劳动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马克思曾提及这一点，但后来，除了奥托·鲍威尔，所有的人都忽视了这一点，但鲍威尔并没有把它和积累理论联系起来。格罗斯曼利用一个数字例子说明了这一点，在他的例子中，欧洲的有机构成和剥削率高于亚洲，利润率低于亚洲：
欧洲 84c（不变资本）＋16v（可变资本）＋16s（剩余价值）＝116
在这里，欧洲的资本有机构成是4，亚洲的是0.25，欧洲的剥削率为100%，亚洲的为25%；利润率分别是15%和21%。如果欧洲向亚洲输出资本，利润率就会在全球范围出现均等化，两组商品都以118.5的价格出售，共同的利润率为18.5%。欧洲的利润率上升，亚洲的利润率下降，价值从亚洲转移到欧洲。从而“技术上和经济上更加发达的国家以落后国家为代价占有了超额剩余价值。30这些利润的获得与亚洲国家是否是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关系。这在世界市场上产生了持续的、激烈的竞争，并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激烈的对抗，因为一个国家的所得是另一个国家的所失：从而，经济民族主义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永恒特征，而不（像考茨基认为的那样）只是一个过渡阶段。
帝国主义帮助提高利润率的第二种方式，是围绕原材料的垄断控制展开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资本家在新重商主义潮流中，把国家作为他们的代理人。这又是一场零和游戏，其中每个国家都企图以其它国家为代价，来削弱自己的崩溃趋势（通过使不变资本贬值），其它国家被迫向它“纳贡”。因此，试图对商品市场进行国际调节是不现实的。32 55最后是资本输出问题。如前所述，格罗斯曼对所有先前的马克思主义资本输出理论提出了异议。先前的著述家的资本输出理论依赖于发达和落后国家之间利润率的差异。因此，他们既忽视了利润率国际均等化的趋势，也忽视了由于最新技术的使用，殖民地的资本有机构成实际上可能更高。对格罗斯曼而言，过度积累再次成为决定性因素：“不是国外的利润率更高，而是国内投资机会的匮乏才是资本输出的根本原因。
帝国主义不仅因为危机变成全球性的而加剧了危机，而且还会酿成战争：“为投资渠道而战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因此，格罗斯曼认为，国际关系日趋和谐的观念是荒谬的。单个国家无法克服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格罗斯曼坚持认为，鲁道夫·希法亭提出的“总卡特尔”仅仅是一种幻想，因为希法亭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消除竞争和商品交换将意味着消灭资本主义自身。因此，鲁道夫·希法亭的“总卡特尔”完全不可能成为一个资本家的协会。另一方面，任何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基本上都是充满危机的。从而，受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
格罗斯曼推断说，由于工资水平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日益严重的社会紧张是不可避免的。19世纪后期实际工资能够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强度的增加而上升。这已经变得不再可能了，因为过度积累要求资本家迫使工资下降。伯恩施坦和修正主义者认为，绝对贫困只是历史上某一特定时期的现象，仅限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在格罗斯曼看来，这与真实情况恰恰相反。他认为，贫困化发生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晚期阶段，发生在“过度积累为工会活动设定了客观的限制”时。这将加剧阶级斗争。在格罗斯曼看来，崩溃理论和经常归咎于它的宿命论不是一回儿事。经济崩溃“虽然是一种客观必然，发生的时间也可以准确地推算”，但它并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只能被动地等待着它的到来的过程。如果不是对它的抵制，贫困化将延长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而工会的抵制将加速它的崩溃。正如1926年的英国总罢工表明的那样，工业中的冲突从根本上看是政治性的。罢工和裁员正在为资本主义的生死闹得不可开交。格罗斯曼的结论呼应了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和《阶级斗争》中的思想（参见以上第四章）。格罗斯曼宣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不是一个从外部带给工人阶级的理想，而是日常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
4.格罗斯曼的批评者
格罗斯曼的著作在分析方面存在的缺陷，被有关他的著作的评论无情地揭露出来，在所有的评论中，只有两篇对格罗斯曼的观点表示完全的赞同（其中一篇是由一位法国社会学家撰写的）。一个又一个的评论家反对奥托·鲍威尔最初的假定条件，认为这种假定条件过于严格，以至于事实上无法用它来构筑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的模型。第一，为什么不变资本应当以每年10%的比率，可变资本以每年5%的比率持续增长，而不考虑这种类型的增长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生存问题造成的影响？资本有机构成不是由技术给定，而是取决于投资决策的利润率。在面对格罗斯曼认为资本家们将要面临的继续发展的后果时，他们将会改变自己的行为以避免毁灭，比如降低资本积累的整体速度或者降低有机构成的增长率。从而，格罗斯曼对鲍威尔的例子的使用，在海琳·鲍威尔看来，“只是在玩数字游戏”。
第二个问题与剥削率有关，格罗斯曼认为剥削率将保持不变，而且只有在降低实际工资的情况下剥削率才会上升（他在危机模型中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在格罗斯曼的模型中，正是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的技术进步，同时提高了生产工资品或者为生产工资品的产业提供投入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如果实际工资保持不变或下降，剥削率必然提高，否则实际工资将以和劳动生产率相同的速度稳步提高。因此，格罗斯曼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对剩余价值概念，正如一些批评者指出的那样，即使是剥削率能够上升，仍可能会因剩余价值生产增加的太慢而无法避免崩溃；但是格罗斯曼的分析中没有对为什么会必然如此进行哪怕是一丁点的证明。
与这些问题相联系的，是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批判。格罗斯曼把技术变迁降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构成要素价值的影响看作是次要的因素，它们只对导致经济崩溃的基本力量产生“校正”的作用。但是，这些影响是资本积累过程中固有的一部分。它们应当被纳入格罗斯曼的正式模型中，而不是仅仅附在最后面。
有人进一步反对说，格罗斯曼应该运用更具一般性的代数形式，而不是依赖于数字例子提出他自己的观点；而且格罗斯曼的确使用了的那点儿代数，也并不是特别有帮助。格罗斯曼还应该解释为什么单个资本家在利润率仍然为正时就停止了投资：“从整个资本主义的视角看，无知（在积累问题上的）……不是它崩溃的基础”。此外，格罗斯曼的模型是一个总体模型，这掩盖了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差异，在这方面，他的模型不如奥托·鲍威尔的成熟格罗斯曼假定所有商品都按其劳动价值出售，忽视了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然而，这并不能使他的分析不受损害，这是不言自明的。格罗斯曼很快便开始抨击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忽视了价值和价格的差异，而没有认识到这种批评同样适用于他自己的著作
格罗斯曼受到的另外的批评指出，他误解了马克思，错误地赋予马克思一个崩溃理论而不是经常性危机的理论，从而贬低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格罗斯曼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危机理论中的消费不足和比例失调的线索，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的“资本绝对过剩”的概念，当失业后备军下降到零时，这种过剩就会发生，从而进一步的积累无法增加剩余价值的生产。格罗斯曼的理论是一种相对积累过剩的理论，在这种理论中，剩余价值量可以持续地增加，因此这种理论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的理论。
最后，批评转向了格罗斯曼的分析的经验有效性问题。格罗斯曼的理论不能解释19世纪初发生的危机，那时过度积累还远没有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格罗斯曼的理论也不能解释拥有不同程度过度积累的国家同时波动的现象。格罗斯曼也没有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即危机总是发生在特定部门，而不是发生在作为一个整体的整个经济中。
5.评价
在所有这些批评中，有很多实质性的内容。格罗斯曼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积累理论；也就是说，在他的著作中，完全没有解释为什么资本家会以指定的比率增加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这一批评，公正地说，同样适用于马克思和许多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著述家）。格罗斯曼还低估了技术变迁对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构成要素价值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既降低了资本的有机构成又提高了剥削率。从而，利润率可能会增加：事实上，如果技术进步的同时，实际工资不变或下降，那么利润率必然会增加。这两个缺陷破坏了格罗斯曼提出的崩溃理论的整个基础：如果资本家需要比格罗斯曼假设的更少的剩余价值（相对于他们的资本而言），如果资本家能够生产出比格罗斯曼允许的更多的剩余价值，那么就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能够说明为什么资本家不能同时积累和消费。最后，表16.2和16.3表示的危机模型包含一个矛盾。格罗斯曼假定实现所有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不存在困难。但是，那部分留作借贷资本的剩余价值并不能被任何相应的投资所抵消。因此，有效需求不足以实现全部剩余价值；超额储蓄使得商品无法售出，并减少了利润。对这个问题的忽视，暴露出格罗斯曼成了萨伊定律的俘虏，同样地格罗斯曼也成了“古典和谐论”和他自己严厉批评了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受害者。
因此，格罗斯曼完全未能建立资本主义崩溃必然性的理论。然而，很难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对格罗斯曼的许多敌意大都出于政治动机。作为一个独立马克思主义者，格罗斯曼无疑处于更加暴露的位置，因为他同样地反对斯大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者的社会民主主义，反对在其它方面和他有很多共同点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对议会制的抵制。因此，他没有什么盟友。正统列宁主义者警告说，他的理论有消极论和宿命论的危险。左派共产主义者，如安东·潘涅库克和卡尔·柯尔施也以同样的理由攻击他，与此同时，法兰克福研究所的重要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波洛克，对格罗斯曼坚持经济学的首要性和无情的积累规律的存在提出了异议。格罗斯曼的著作出版后，他和法兰克福研究所的关系明显地冷淡了。唯一的全心全意的支持格罗斯曼的是保罗·马蒂克，保罗·马蒂克是一名定居在美国的德国议会共产党人，同时也是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分支中的一员。但在，至少是在20世纪30年代，保罗·马蒂克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界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
因此，格罗斯曼的直接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尽管很快就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格罗斯曼在经济思想史领域虽然仍在继续着他高产的工作，但是他重新修订自己的著作并完成另外两卷的计划却没有实现，他计划在这两卷中论述简单再生产和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5计划中的著作的英文和法文翻译工作也没有成为现实，而日文版对当时出现的特殊的宇野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在格罗斯曼逝世后，和他的观点类似的观点才开始广泛传播，首先是在德国，而后——当保罗·马蒂克终于赢得公众时——是美国。今天，那种认为“资本的逻辑”阻止剩余价值生产并以此达到避免自发危机的积累的观念，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主要分支的基本教义。本书第二卷将对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背景进行描述。
附录：格罗斯曼崩溃模型的代数公式
格罗斯曼的代数公式是含糊的，而且存在印刷错误。这里提供的代数公式引自瑞士经济学家马丁·卓特曼的著作，是一个修订和简化版。[60]c代表不变资本，v代表可变资本，s代表剩余价值量，e代表剥削率（剩余价值率），Ω代表资本有机构成。除e外，所有的变量都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有时间下标。
不变和可变资本的增长率由gc和gv表示。[61]它们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现在，我们可以得到：
资本家的消费k定义为总剩余价值和用于增加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用作积累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之间的差值。
当k降为0时崩溃就发生了（在格罗斯曼的模型中）。假设这发生在第t年，那么：
kt=0 （16.4）
使用（16.3），这要求：
因此，
用Ω0替代(c0/)，重新整理，得到：
因此，
这就是格罗斯曼的方程式。[62](16.8）表明：
也就是说，崩溃会因Ω0或gc的下降，或者因e或gv的上升被推迟。[63]
第十六章注释：
1、 关于学术上的贡献，参见普雷泽1924年论文，《Erich Preiser, ' Das Wesen der Marxschen Krisentheorie', reprinted in Preiser, Politische Oekonomie un 20. Jahrhundert: Probleme und Gesralten (Munich: C. H. Beck, 1970) pp. 47-75.1910年，希法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基础，但在对危机的讨论上，并没有什么突出之处。（参见以上第五章）。
2、 H. Grossmann, Dos Akkumulations und Zusamjn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rischen Systems (Zugleich eine Krisenlheorie) (Leipzig: C. L. Hirschfeld, 1929; reprinted 1970, Verlag Neue Kritik, Frankfurt am Main), pp. 1-23.
3、 Ibid. p. x (original stress); ci. Grossmann, ' Die Aenderung der Ursprüngn' Aufbauplans des Marxschen Kapital und Ihre Ursachen, Archivf¨ür the Ge.cchichte des Soia1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14. 1929, pp. 305-38, reprinted in Grossmann, Aufsät ze zur Krisenthcorie (Frankfurt am Main: Verlag Neue Kritik, 1973) pp. 9-42.
4、 Das Akkumulations, pp. 79-98.
5、 Ibid. derived from table II, p. 119. 同上，由表II推导出，但格罗斯曼的计算中一直（通常很小）有数字上的错误，例如，c=5109531和v=525335要高于表16.1中给出的数值，但这些错误并不会影响结论。
6、 Ibid, pp. 121-2.
7、 因为 200 000 (1.10)35÷ 100000 (1.05)35= 10.18。
8、 Dos Akkumulations, pp. 125-6; cf. K. Marx, Capital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62) vol. 111. pp. 246-51 (ch.15. S. 3).
9、 Das Akkumulations, pp. 184-7, 216-25, 128, 133, 136-7.
10、 Ibid, pp. 140-1.
11、 Ibid, pp. 139, 187.
12、 Ibid, p.215.
13、 Ibid, pp.230-9.
14、 Ibid. 来自表8, p. 233 和表9, p. 237.
15、 从第三年开始，格罗斯曼对不变资本的计算有误，…，因为(210000) (1.05) =220500而不是220000，这个错误对其它数据产生的错误影响较小。
16、 Ibid, 格罗斯曼的图3（p. 238）描述了这种情况；参看他的图2， ibid, p.141.
17、 Ibid, pp. 243, 285, 306.
18、 Ibid. pp. 142-8.
19、 Ibid. pp.99-104, 173-3 (Otto Bauer); 60-77, 272 (Kautsky); 55-8, 211,n.40(Hilferding).
20、 Ibid, pp.20-2, l16,n. 76, 281-2 (Luxemburg); 44-50 (Bukharin); 519-20(Lenin).
21、 Capital. vol. III, ch. 14.
22、 Das Akkumulaiions, p. 296.
23、 Ibid, pp.308-15, 317-22, 368.
24、 Ibid. pp. 308, 316.
25、 Ibid, pp.345, 354-6, 358-61.
26、 Ibid. pp. 306, 426, 528-9; ci. F. Sternberg. Der Imper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Verlag Neue Kritik, 1971; 首版于1926年)以下引用标为Sternberg (1926): 我们对斯滕伯格的讨论在以上第十四章；以及格罗斯曼1932年的文章 ‘Die Goldproduktion im Reproductionsschema von Marx und Rosa Luxemburg'. reprinted in Grossmann, Aufsütze, pp. depicted 77-109.
27、 Ibid. pp. 503-5; 575-8.后来，格罗斯曼赦免了列宁那里存在的许多希法亭的错误，参见Grossmann to Paul Mattick. 21 June 1931, in Grossman, Marx, die Klassische Nationalökonomie und das Problem der Dynamik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9) p. 89.
28、 Das Akkumulations, p. 527.
29、 格罗斯曼注意到在《资本论》第一卷和《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第三册中提及的不等价交换，但是他只强调了《资本论》第一卷第15章和第20章中的讨论。（Das Akkumulations,pp. 429-430, 432-435）。奥托· 鲍威尔的讨论参见Die Nationalitätsfrage(Vienna: Wiener Volksbuchhandlung,1924) 2en edn, pp.246-7( cited ibid, pp.440, n.331, 433,n.337)
30、 Das Akkumulations, p. 438.
31、 Ibid, pp. 43l-40.
32、 Ibid. pp. 454, 458, 460, 488.
33、 Ibid, pp. 505-8.
34、 Ibid. p. 561.
35、 Ibid, pp. 570-2.
36、 Ibid, pp. 602-22.
37、 Ibid, p. 623.
38、 Ibid, pp. 188-9, 588-9: ci. Sternberg (1926) and the discussion in Chapter 14 above.
39、 Ibid. pp. 601-3.
40、 A. Gurland, ' Abstaz und Verwertung im Kapitalismus: zur NeustenDiskussion des Zusammen-bruchsproblems', Der Klassenkampf, 4, 1930, pp. 75-83; Tazerout. ' La Théorie Economique d' Henryk Grossmann', Revue Invernarionale de Sociologie. May-June 1930, pp. 308-15.
41、 认为年劳动力增长率为5%是不切实际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参见E.Varga, ' Akkumulation und Zusaxnmenbruch des Kapitalismus'. 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 4, 1930, pp.74-6; cf. P. M. Sweezy,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0; first published 1942) pp. 211-2.时期的选择是随意的，比如可以很容易地用一年代表十年（那么崩溃也将相应地延迟）。
42、 O. Benedikt, ' 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 bei Wachsender Organischer Zusammensetzung'. 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 3, 1929, p. 882; A. Caspray, review of Grossman, Weltiwirtschaftliches Archlv, 32, 1930, p. 81; K. Muhs, ' Das Gesetz der Fallenden Profitrate und die Zusammenbruchstendenz des Kapitalismus',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iatistik, I35, 1931, pp. 16-18; H. Neisser,' Das Gesetz der Fallenden Profitrate als Krisen- 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ie Gesellschaft, 8. 1931. p. 83; F. Sternberg, ' Der Imperialismus' und seine Kritiker(Berlin: Soziologische Verlagsanstalt, 1929) pp. 26-7, hereafter cited as Sternberg(1929); cf. Sweezy,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斯威齐把格罗斯曼的有机构成增加的假设视为试图脱离人类控制的科学怪人的奇谈妙想（a Frankenstein monster) 。
43、 H. Bauer, ' Ein Neuer Zusammenbruchstheoretiker', Der Kampf, 22, 1929, p. 274.
44、 Benedikt, ' Die Akkumu1ation', p. 884; Muhs, ' Das Gesetz', pp. 14-15; Varga, ' Akkumulation' pp. 72-3.
45、 H. Bauer, ' Ein Neuer Zusammenbruchstheoretiker', p. 274; Muhs, p. 9; Neisser, p. 80; L. Miksch, ' Zusammenbruch des Kapitalistischen ' Systems?', Liberaturblatt der Frankfurter Zeitung, 17 August 1930, p. 7.
46、 Benedikt, ' Die Akkumulation', pp. 871-2.
47、 Neisser, ' Das Gesetz', p. 85.
48、 Benedikt, ' Die Akkumulation', p. 828; Sternberg (1929) pp. 34, 37.
49、 Neisser, ' Das Gesetz', pp. 80-2; C. Schmidt, review of Grossmann, 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69, 1929, pp. 638-41.
50、 H. Grosmann, ' Die Wert-Preis Transformation bei Marx und das Krisenproblem', Zeit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1, 1932, pp. 55-84, reprinted inAufsätze, pp.45-74.
51、 H. Bauer. ' Em Neuer Zusammenbruchstheorctiker', p.280.
52、 Muhs, ' Das Gesetz', pp. 23-4; Sweezy,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Varga, ' Akkuniulation', PP. 70- 1, 76-84.
53、 Benedikt, ' Die Akkumulation', pp.87l-2; Varga, ' Akkumulation', pp. 76-84.
54、 参见J. E. Roemer. Analytical Foundations of Marxian Economic Theory (Cam. 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chs4-5; for a less technical treatment see S. Bowles '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Profit Rate: a Simple Proof the Okishio Theorem',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5, 1981. Pp. 183-6, and M. C. Howard and J. E. K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x (Harlow: Longman, 1985), 2nd edn. pp. 200-5.
55、 M. Trottmann. Zur Interpretation und Kritik der Zusammenbruchsrheorie von Henryk Grossmann (Basel: A. Fricker, 1956) pp. 45-7.
56、 Benedikt, ' Akkumulation', p. 887; Varga, ' Akkumulation', p. 95; cf. F. R. Hansen, The Breakdown of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5), p. 142; R. Jacoby, ' The Politics of the Crisis Theory: Towards the Critique of Automatic Marxism II', Telos 23, 1975, pp. 38-40; and G. Marramao, ' Political Economy and Critical Theory', Telos, 24, 1975, pp. 56-80 and ' Theory of the Crisis and the Problem of Constitution', Telos. 26, 1975-6, pp. 143-64.
57、 参见下书中格罗斯曼和马蒂克之间的通信Grossman, Marx, pp. 85-223, and Jacoby, ' Politics of Crisis Theory', pp. 40-3.
58、 尤其是参见 Grossmann, ' Die Wert-Preis Transformation'; ' The Evolutionist, Revolt Against Classical Economic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1, 1943, pp. 381-96 and 506-22; and Marx. 一个未发表的手稿， ‘Marx Ricar diensis’, 认为马克思是一个彻底的古典经济学的批判者，手稿现存于Columbia University in New York (W. Bauer, ' Henryk Grossmann als Nationalökonom',Arbeit und Wirtschaft, 8, 1954, p. 150).
59、 关于宇野学派，参见S. Mawatari, ' The Uno School: a Marxian Approach in Japan',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7. W85, pp. 403-18, and T. T. Sekine1 ' A Uno School Seminar on the Theory of Value', Science and Society, 48, l984-5, pp. 419-32.
60、 Trottmann, pp. 18-20, 32-3.
61、 格罗斯曼用ac和av表示它们，考虑到早期时，他用这些符号表示增加的不变和可变资本的数量，这里存在着容易模糊的地方（参见表16.1）。我们对Trottmann的代数式的解释与他本人的相比有些微的变化，我们用下标0而不是1表示第一期。
62、 Das Akkumulations, pp. 184-5.
63、 对于用数学工具重新进行的现代表述，参见M. Bronfenbrenner and. M. Wolfson,' Marxian Macrodynamics and the Harrod Growth Model' Hisror of Political Economy, 16, 1984, pp. 17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