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883-1929）》 第十五章 向社会主义过渡：1917～1929年的共产主义经济学
1.引言十月革命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篇章。向社会主义过渡作为一个实践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无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还是在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著作中，几乎找不到任何的指南，布尔什维克思想家们不得不发展一种能够指明如何实现这种过渡的经济学。因为夺取政权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外围，任何的创新都是必需的。由于俄国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是“反《资本论》的革命”，对俄国来说，马克思有关过渡问题的仅有的遗产相关性极其有限。当然，很多革命者完全意识到这些难题，他们用他们所处时代的新的解释，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参见以上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托洛茨基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直截了当地重申：“如果世界资本主义……能够找到一种新的动态平衡……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基本历史判断出现了错误。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还没有完成其历史‘使命’，而且（帝国主义）还不构成资本主义崩溃的一个阶段。”因此，俄国革命应当被视为一场“早熟”的革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注定要失败 面对1917年以后的困难，布尔什维克完全可能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式的解决方法，这也许是我们在理解共产主义经济学具有的理论上的不稳定和冲突的特征时，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革命政权继承了一个濒临崩溃的经济。1914年后成年男性人口中的三分之一，被动员起来参与到战争中，落后的俄国经济已经极其脆弱，很难承受一场全面的战争。革命和内战更是毁灭性的。假设1913年工业产出指数为100，1917年下降到75，1921年为31，而农业生产在1917年下降为90，四年后下降到60。在俄国内战期间，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下，俄国的对外贸易事实上几乎完全中止。随后的复苏十分迅速，工业和农业指数在1928年分别上升到133和125。然而，将1913～1928年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俄国仍然远远落后于西方。与1870年至1913年2.5%的年增长率相比，这一时期的年产出增长率只有极低的0.8%，前一个时期人口的年增长率为0.9%，但在1913年后下降到0.3%。 1929年之前，苏联的经济史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每一阶段都产生了各自的过渡理论。革命后的头八个月，以法律上和事实上的经济关系的鸿沟不断扩大为特征。农民夺取了土地，并根据传统的公社原则进行重新分配，使得新政府颁布的正式的土地国有化法令成为多余，并减弱了先前农民内部分化程度和减低了生产率。屈指可数的工业的国有化，大多是自发的地方行为的结果。此外，实行了“工人控制”，其中私人资本家受工厂委员会和当地布尔什维克官员的监督。列宁顶着左翼的批评，捍卫了这种制度，将其描述为“国家资本主义”（相当含糊的一个术语，尤其是考虑到革命成功之前对它的使用），并把它视为至少在早期阶段的主要的过渡模式。 1918年6月以后，内战的爆发激起了一股国有化的浪潮，并强制实行紧缩经济。试图征用全部的农业剩余，农民留下的仅够种子和勉强生存。工业品的配置不是通过货币中介完成，而是进行直接的配置，工资以实物发放，把军事纪律强加给城市劳动力。最终取消了对公用事业、住房、铁路交通和基本食物配给的收费。经济管理的集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并呈现出侵占、恐怖和独断的特征。布尔什维克理论家明确地将其视为向社会主义的适当的过渡。 1921年初，对农民的余粮征收，被一种新的农业产出税取代，这是第三个阶段的标志，即新经济政策（NEP）阶段的来临。恢复了农民留下农业剩余进行交易的权利，以及雇佣劳工的权利。他们只为购买工业品而出售粮食，因此新经济政策预示着恢复了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市场交易。富裕的农民——臭名昭著的富农——从这一制度中获益颇多，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耐普曼——开始利用这一机会从事有利可图的零售贸易。而经济的“制高点”——银行业、大规模工业和对外贸易——仍然归国家所有，并受政府直接管理支配，用货币购买投入，为货币出售产品，私人企业再次获准雇佣技工和拥有小作坊。新经济政策在相当大的范围上允许中央计划和市场的同时存在。列宁将其视为“过渡性的混合体制”。说它是“混合的”，是因为其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有简单的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说它是“过渡性”的，是因为它固有的不稳定性，它要么终结于资本主义的复辟，要么终结于完全社会化经济的实现。在这个阶段，人们普遍认为，过渡将随着国有部门经济比重的增加，通过逐步对市场形式的超越而实现。但是，在如何完成这种过渡上，理论家们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 新经济政策下的根本难题是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四分之三的人口是农民，工业的扩张要求将大部分的农业剩余转移到城市地区。随着战时共产主义的结束，这只能通过引导农民为市场提供充足的粮食而自发地实现，而这又要求农民可以以有吸引力的价格获得工业领域生产的商品。但是工业领域的“商品荒”是整个新经济政策实施期间的重要特征，农业品和工业品的相对价格一再成为尖锐冲突的源泉，就像在1923年的“剪刀差危机”中表现出来的那样，当时工业品价格急剧上升，农民不愿意在市场上出售他们的农产品，出现了担心粮食严重短缺的恐慌。不久之后，价格的“剪刀差”消失了，但在这十年行将结束的时候，新经济政策的问题变得更为明显了。1928年的“粮食危机”，当时农产品的销售数量远远低于对它的需求数量，成为压垮新经济政策的最后一根稻草。此后，开始实施让人联想起战时共产主义的措施，1929年后，它们在斯大林“自上而下的革命”中达到了顶峰。 本章重点研究这些时期产生的过渡理论。尽管布尔什维克执掌政权的第一个十年，是与更为广泛的富有成果的理论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在新成立的由大卫·梁赞诺夫管理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研究蓬勃发展；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数理经济学的萌芽；马克思主义者第一次认真地对计划问题进行了分析；依附理论的萌芽，作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焦点向东方转移的过程的一部分，开始出现。苏联的历史学家进一步深入研究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亚洲的应用；像康德拉季耶夫这样的统计学家，对资本主义增长周期的本质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观点，甚至新民粹主义都试图在解决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作出自己的贡献。10 55尽管如此，过渡问题还是主要思想家关注的重点。 过渡理论多种多样。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功能，通过把逻辑归因于历史，产生了一种把过渡问题看作是一个受到高度约束的社会工程问题的倾向。人们认为，无产阶级一旦作为统治阶级掌握政权，必然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换言之，过渡具有法则般的特征，因此，理论可能会落后于实践，而没有成为纯粹被动的理论或者是对不怎么令人满意的现实的辩解。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像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这样的理论家，为了使他们的理论同经济发展形式发生的根本变化相一致，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坚持明显存在差异的观点，在他们打算接受的经济发展形式发生根本变化时可能更是如此，而且他们既不会陷入怀疑论中，也不缺乏忠实的追随者。理论著作同历史转变一样，具有了辩证的特征。 然而，革命之后精神生活的复杂性，不仅仅体现在理论家们立场的急剧变化上。激烈的争论，成为每个阶段的特点。现成的过渡经济学的缺乏与此有关，因为事实是社会主义的特征从来没有被清晰的界定过。从而，在什么构成最终目标这一问题上，存在着大量的不同的观点，最终目标的萌芽特征在过渡时期应该是可能被观察到的。布尔什维克既简单化了又复杂化了这个问题。随着将党视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它的支配地位成了健康发展的判断标准。事实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保持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垄断地位，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继续存在的长期信仰的主要支柱。托洛茨基在1904年宣称的，布尔什维克的逻辑使得党“取代”了阶级这一断言已得到证明，尽管托洛茨基本人现在也否认了这种指责。 几乎所有的党员都赞同保持布尔什维克专政的重要性，但是革命的孤立和农民对它进行的“小资产阶级的包围”，增强了对压制反革命力量的可能性的疑虑。然而，这些焦虑被一些事件改变了。一旦在激烈而艰苦的内战中，政权获得胜利并保存了它的力量，由军事失败而丧失政权的可能性就消失了（虽然这种担心在1926年后又卷土重来）。相反，党内的每一派别都对其他派别持怀疑态度。这种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是有其充分的理由的：可能表达利益的其他方式都被否定了，非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也只能由布尔什维克政党来代表。托洛茨基表达了一种普遍的情绪，他写道：“无论是阶级还是政党，都不能通过他们所说的进行评判……这也完全适用于政党中的不同群体。”“在手握共产主义旗帜的情况下倒退到热月的状态。在这里存在着恶魔般的历史欺骗”是可能的。14 55这样，理论的分歧呈现出一种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对抗的恐怖特征。 因党内每一派别都认识到党的专政实际上是不稳固的，这一特征得以加强。尽管很少有布尔什维克相信当前的形势将完全无法持续下去，但主要的理论家认为他们的生存的确是岌岌可危的。策略选择的空间非常有限，而其他派别的计划似乎对成功过渡的可能性产生了威胁。在这样的情形下，占统治地位的派别对党的纪律的合法界限作了更为严格的解释，一系列的反对派别感受到压力更大的限制 1924年1月列宁的去世（加之他在去世前生病的18个月中影响有限），加剧了这一冲突，因为这一冲突开始与争取继承权的斗争融合在一起。这导致对列宁的神化和将其作品提升到类似于犹太法典《塔木德经》的地位，这都使得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托洛茨基这样的具有独创性的理论家难以适应。然而，它的确反映出布尔什维克党转变为一个大的官僚机构，它有能力管理一个现代国家，但同时也能接受更为粗俗的意识形态。 2.作为过渡模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公社国家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政府试图立即实施列宁在1917年就已经形成的思想（参见以上第十三章）。苏维埃政权发布法令，承认农民夺取土地是合法的，准许工人对工业的控制，并对那些被认为能够使国家政策有效发挥作用的城市经济因素进行国有化。开启了与德国政府的和平谈判，拒绝偿付沙皇俄国的债务，并开始建立一个新的共产国际的初步工作。 列宁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阶段，可以从“国家资本主义”组织和公社国家的结合开始。私人资本家和资产阶级专家，仍然像以前一样工作，但现在要置于无产阶级政治权力的指导和监察之下。列宁认为，这足以重建生产和分配，直到国际革命能够提供向社会主义建设更有系统进展的环境。这里有几个假设，没有这些假设上述主张就毫无意义。列宁在1917年早期就坚持认为，依据革命大众广为接受的纲领明确地夺取权力，可以消除内战扩大的可能性。同时，他坚持认为，民主化将振兴经济和武装力量，足以抵御德国帝国主义和进行一场必要的革命战争。 这些信念很快被一些事件证明是错误的，由这些想法决定的过渡形式同时遭到破坏。革命进一步瓦解了经济和武装力量。在食物供给不足的压力下，在从被剥夺的大地主那里获得土地的期望下，城市人口减少，士兵逃离军队。布尔什维克政府被迫在惩罚性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下向德国投降。这种混乱导致无法通过批准地方行使主动权，来扭转工人控制的局面。这破坏了整体和谐，超越了被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视为权宜之计的措施，扩大了对私人资本家的压制，从而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模式产生了直接的和不利的影响。到1918年3月，列宁很快背弃诺言，以经济上的必要性为名义，将工人阶级组织的自治从属于等级制的控制，并以此取代了在《国家与革命》中被明确阐明的理论。 政权力量的薄弱，也使其无力确保私人资本家和现有官僚们的合作。1918年，反革命力量的增长，导致列宁的方案所依靠的人员逃离了无产阶级的大本营。随着1918年中期内战的爆发，布尔什维克被迫将大规模的国有化当作一种安全措施。同时，随着求助于强制措施为城市居民和红军征集食物供应（没有足够的现实的资源通过自愿交换来获得它们），政权与农民之间的联盟变得紧张起来。 所有这些都表明，列宁1917年革命策略中存在严重的误判和内在矛盾（参见以上第十三章）。特别是他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模式，被证明无法与阶级斗争的动力学相协调。列宁正是在这一问题上遭到党内批评。包括布哈林在内的左派，在这一阶段呼吁采取更多激进的措施，并热情支持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发展。他们认为，这一系列的行动是一些事件强加给政权的，但是，由于革命发展的内在逻辑，左派将1918年经济政策的激进化看作是向社会主义过渡不可避免的特征。布哈林的思想被证实是有感染力的。到1920年时，他将这些思想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系统化了，所有的重要的布尔什维克似乎都接受了这些思想的普遍效力。然而，布哈林作了太多的妥协（其他的左派难以接受）：将迄今为止他一直坚持的完全民主化的“公社国家”的主张，让位于一个中央集权的党的专制的概念，尽管这个概念以无产阶级“自治”的面目进行了伪装。 3.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时共产主义起始于1918年中期实施了几乎三年的政策，以战时共产主义的名称著称，它代表了一种形式简陋的指令经济。几乎所有的工业都被国有化了，资源通过行政机关而非市场进行配置，私人贸易受到压制，而货币关系很大程度上被削弱。契卡（肃反委员会或安全警察）和红军将农产品从农民那儿夺走，自由分配给工业，并作为消费配额分配给指定的群体。苏维埃内部的民主受到了有力的压制，党内的纪律大大加强，对反革命分子实施“红色恐怖”，这些反革命分子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和曾经支持十月革命但却抵制布尔什维克党专政的社会革命团体。 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是对战时共产主义作出的最为成熟的理论表述。它最核心的论点就是独裁是必要的，因而也是普遍适用的、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范式。它既代表了无产阶级专政也代表了国家社会主义形式，是“翻过来”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结构——布哈林认为它带来了革命——在无产阶级的政治控制下将会被重组。由于这代表了一种新的阶级专政，针对敌对群体不可避免地存在强迫和恐怖行为。根据布哈林的论点，无产阶级的民主组织同样是不适合的。集中虽然随着往后国家的消亡，最终会以新的形式出现，但在无产阶级专政期间，为了胜利地结束内战，集中是必要的。在布哈林看来，过渡时期的政治结构是一种真正的民主；在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自愿的自律是其阶级统治最完美的表现。 布哈林重申了在《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以及《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中（参见以上第十三章）的立场，并创造了“消极的扩大再生产”一词来描述现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他认为，经济生活中的国有化、军国主义和战争，使得扩大再生产朝向紧缩的方向发展。对资源的非生产性利用，达到了阻碍经济积极增长的程度，带来了革命并导致世界范围内出现崩溃。但是，无产阶级统治的建立，将使得消极的再生产延长到后资本主义时代。作为经济崩溃的产物，随着反革命力量被粉碎，革命会使其得到深化 布哈林进一步认为，建立在国家控制和强制下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摆脱了经济法则的宰制。从马克思主义的特定意义上理解，政治经济学只适用于商品生产体系。推翻资本主义之日，也是无产阶级经济学终结之时。布哈林这时认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还没有实现。决定论而非唯意志论仍然居统治地位，但它代表了对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自觉追求。这毕竟是由社会主义革命所代表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过渡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事实是，纪律严明的组织和强制是最重要的。 布哈林设想，随着内战的成功结束，战时共产主义的结构也会发生改变，但他没有看到根本性重建的需要。在党的先锋队的领导下，中央集权的无产阶级国家会坚持一种行政性地组织在一起的城乡间的交易体系，随着工业生产能力的恢复，以替代强制性的征用。这是因为消极的再生产，必然集中于联系更为紧密的城市经济中，也因为农业生产的小资产阶级结构阻碍了有效的国有化，因此，最初对农民的剩余进行强制性的剥夺是必需的。最终农村经济被社会化，阶级差别逐渐消失，不平等减少，国家随着参与式民主和和谐的计划经济的建立而消亡，虽然布哈林从未确切地详细说明所有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正如对其存在的必要性出色地加以合理化一样，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有其政治目标：它力求反驳西方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对党的专政及其统治方法进行的批评，在反驳中，《过渡时期经济学》把党的专政及其统治方法提升到任何一次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中都必然出现的现象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布哈林的书与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以及托洛茨基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互补的。它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重要的布尔什维克从未完全否定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理论。随后的几年，在新经济政策建立起来后，他们仍承认战时共产主义措施是权宜之举，而且将它们视为整个过渡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托洛茨基甚至声称，如果革命扩大到了国际范围，1921年的“退却”将是不必要的（虽然他并不总是坚持这一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承认，战时共产主义措施为新经济政策的过渡途径提供了基础。至于斯大林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二次革命”，可以说已经有了一个较早的理论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奠定了这个基础。此外，很多著作中的主要思想在继续提出20世纪20年代完全不同的过渡范式。至高无上的国家、各种不同形式经济结构的统一、党的主导作用、对工人阶级“自律”的需要，以及完全取代市场关系的最终目标，所有这些都体现在布哈林随后的著作中。 在战时共产主义为什么最终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这个问题上，布哈林和其他理论家都相当的坦率。战时共产主义的矛盾是破坏了列宁“国家资本主义”计划的矛盾的反作用形式。国家资本主义屈从于阶级斗争的压力，而战时共产主义的崩溃是因为它忽视了阶级合作的需要。内战期间，当恢复“旧体制”仍然是一种明显的可能时，对农民的强制没有引起他们一致的抵抗，因为布尔什维克的失败意味着地主的回归。但是，随着20世纪20年代对白军的胜利变得越来越稳固，农民对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日益明显。然而，内战结束时，并没有立即放弃战时共产主义，这表明领导阶层非常专注于这种过渡模式。直到1921年3月，列宁最后得出结论：要么是经济政策的根本改变，要么是他的政府被暴力推翻。 4.工农联盟的政治经济学：布哈林的间接过渡理论俄国1914年至1921年间的社会经济崩溃，在现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对1921年的印象是：它是“无法修复的断裂”之一。除了产出的缩减，俄国的城市人口大量减少，俄国的战时伤亡很可能是所有交战国中最大的，同时，大范围的饥荒迫在眉睫。党外的无产阶级机构已经丧失实权，工人阶级在战胜反革命的过程中几乎毁灭殆尽。 1921年3月，列宁得出结论，布尔什维克专政的继续存在和经济的复苏，需要从战时共产主义的过渡道路上“退却”。但是，他希望新经济政策能把改进了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这一模式让人联想到革命刚刚结束的时期——纳入其中。他竭力（不是很成功）鼓励外国资本进入苏维埃国家的合资企业中，他还力求（较为成功）外交关系的正常化，同时敦促共产主义者“学会贸易” 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为了物质经济的恢复，不能代表一个连贯一致的模式。它还具有党内左派指出的具有明显的复辟主义危险性的特征。此外，在1922年末和1923年，列宁对政权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具有沙皇专制特色的行政权力滥用，越来越感到不安。在持续的孤立和“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中，他逐渐认识到，理想的社会主义的前途，主要希望在于保持党的精英们对共产主义价值观的忠诚同时，他认为真正迈向社会主义的经济进步，是有可能在新经济政策下实现的，“退却”通过稳固“工农联盟”而成为一种进步，在这个联盟中，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工业的进步恢复活力，农民通过合作社的发展得以改造。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1923年后，布哈林提出了他的第二种过渡模式。与他1920年的《过渡时期经济学》相比，布哈林现在提倡通过迂回的途径，依靠非社会主义形式的增长实现社会主义。结果，他的新方案遭到左翼反对派的强烈批评，但是，在1923年后的几年里，它如正统的列宁主义一样对占统治地位的党的派别产生了支配性的影响。然而，布哈林的新经济政策模式，并不表明与《过渡时期经济学》的完全决裂。两者都建立在接受过渡时期布尔什维克先锋主义的基础之上；每一个模式都得到相同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辩护，在这种解释中，辩证法实际上等同于现代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均衡论；布哈林1920年提出的许多具有实质意义的观点，在他改进过的过渡思想中有了新的表述。长期目标没有改变：包括农业在内的完全社会化的经济，以及市场关系的消除。从现代意义上讲，布哈林从来就不是一个“市场社会主义者”。因此，他并没有完全否定他早期的方案，认为在当时的情形下，它是一种适当的政策。在布哈林看来，主要的不同是情况发生了变化。 布哈林认为，在新经济政策的情况下，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大工业的扩张和合作社的发展。这些主张相对而言争议较少。这时候，几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假定，国有部门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扩大具有相同的含义；没有人否认合作社既能削弱农民的个人主义，又可以从贸易活动中挤出私人资本。在工业如何扩张和合作社为什么是实现农业社会化足够强大的力量问题上，布哈林受到最严厉的批评。 布哈林声称，国有工业取决于农民需求的增长，这些需求最终为消费品提供了市场。在这种联系中，布哈林批评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对扩大再生产的分析，在杜冈的分析中，消费需求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布哈林也呈现出他在《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参见以上第五章、第十一章和第十三章第7节）中予以抨击的奥地利边际主义对他的影响。布哈林承认，合作社在过去被正确地解释为一种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组织。但是无产阶级专政必然改变它们的性质。正如小资产阶级农业通过帝国主义国家融入现代资本主义一样，无产阶级国家将把俄国农业关系整合进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综合体中。这将有助于对合作社的进一步的激励，不管这些合作社是涵盖了生产活动还是仅限于流通。因此，对布哈林而言，就像在《帝国主义和和世界经济》以及《过渡时期经济学》中那样，政治仍然是一个关键变量。 布哈林认为，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存在长期的工农联盟的基础；但工农联盟是个微妙的问题。任何人为地加速工业增长的尝试都会扰乱经济的比例，造成国有部门的“销售危机”，同时，由于要求农业部门提供更多的资源，会威胁到工人和农民之间的政治联盟。现实要求党承认苏维埃社会主义是“落后”的，进一步的发展可能不得不以“蜗牛般的速度”进行（参见本章以下第7节）。 然而，在布哈林看来，这不是俄国例外论的问题。国内的情形反映了全球经济的整体结构。小资产阶级在整个世界的阶级构成中占据主体地位，尽管如此，基于与《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参见以上第十三章）中概括的相同的原因，向社会主义转化的时机已经成熟。布哈林认为，随着革命的传播，俄国的情形将会在其它国家出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工农联盟将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而且，与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性的内战必然地联系在一起的消极的再生产，将会产生类似于俄国新经济政策开始时出现的那种经济崩溃。因此，甚至对发达国家来说，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也必然是间接式的。布哈林继续指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在形式上类似于资产阶级革命是错误的。与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不同，无产阶级是被剥夺的阶级；它只能在推翻资本主义后才能开始自己的文化发展。这进一步强化了共产主义政党按照列宁主义高度集中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必要性，这一点已经在所有的布尔什维克的实践中被证明了。然后，布哈林再一次在新经济政策具有的范式意义的基础上，就如同《过渡时期经济学》在内战的条件下仍具有普遍意义一样，给出了他对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解。 5.苏维埃关于西方和过渡问题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有必要偏离主题考察一下苏维埃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前景的看法。对过渡的争论来说，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因为西方持续存在的不稳定使得革命的希望和潜在的危机同时存在。存在希望是因为，如果没有这种不稳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会很小；存在对革命而言潜在的危险是因为，经济上的灾难和帝国主义国家敌对的增强，唤醒了对苏维埃国家重新进行军事侵略的幽灵。有时候，对西方的看法包含一个更为复杂的视角，我们会在本章以下第8节看到，但这是问题的实质。然而，事实上，共产主义者对这些问题进行的分析，并不怎么令人印象深刻。这一点令人感到奇怪，这不仅是因为这些问题具有极端的重要性，而且也因为大量的知识精英当时正集中在莫斯科。除了本章关注的——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托洛茨基和某个时期的列宁——还有很多如康德拉季耶夫、福克纳和恰亚诺夫这样才华横溢的孟尔什维克和新民粹主义者，他们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仍然可以自由地工作和出版著作。 似乎有两个原因，使他们未能对世界资本主义进行充分的评价。首先，他们都专注于国内经济发展问题。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他们的精力都集中在社会过渡、经济增长和社会主义计划等这些令人兴奋的新问题上，而不是放在被认为最终注定要灭亡的社会秩序内部矛盾的研究上；第二，20世纪20年代列宁主义正统的重要影响力不断增加，逐渐阻碍了与官方布尔什维克主张的列宁思想有冲突的任何原创性思想的出现。因此，康德拉季耶夫著名的长波理论，被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派别和左翼反对派视为异端邪说。 类似的因素也使得苏联以外的共产主义者，压制了原创性思想的发展。例如，德国政党教条式的独裁主义，反对而不是赞同像弗里茨·斯滕伯格和亨利克·格罗斯曼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参见以上第十四章和以下第十六章），而且在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意大利和美国，都不存在相对来说高水平的共产主义运动。英国的政党较为幸运，拥有一位年轻且极具才华的成员——莫里斯·多布。但是，多布同样也着迷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内部的经济问题，把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详细剖析的任务留给了像英籍印裔人拉贾尼·帕尔姆·杜德这样天分稍逊的同志。 当时，对20世纪20年代国际资本主义进行最有影响的研究的非俄国经济学家，是流亡在莫斯科的匈牙利人尤金·瓦尔加，即使他算不上是一位敏锐的思想家，也该是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他的重要地位在很大程度上通过默认获得的。20世纪20年代早期，瓦尔加重视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问题，这在实际上相当于只是承认世界经济已经从1920年至1921年的深度萧条中复苏了，而且道威斯计划正在限制赔款危机带来的破坏。瓦尔加后来认为，复苏将是短暂的，因为工业合理化正在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减少就业和工人的消费，并无情地导致进一步的危机。鉴于1929年后发生的一切，可以说这一观点是极具先见之明的，但是，它只得到了并不严密的论证，从而很容易受到对消费不足持有反对意见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总之，共产主义者对待消费不足的态度是以明显的不安为特征的，这一点可由党的教科书在这一问题上的前后不一致看出来。然而，在缺乏任何一种利润率下降模型时（参见以下第十六章），布尔什维克经济学家无法提出更好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 回到布哈林，他是唯一一位认真地对待资本主义长期稳定的可能性的重要的共产主义理论家，资本主义的长期稳定的确是在新经济政策下实现渐进主义的苏维埃工业化的必要的前提条件。但布哈林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一立场，他的观点取决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概念，但是这一概念既因与像希法亭和考茨基这样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敌人的联系而受到玷污，而且也存在分析上的缺陷（参见以上第十四章）。1929年后，布哈林的党内的敌人很容易就这两点败坏他的名声。到那时，布哈林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因为国内的原因被斯大林主义者放弃了（参见本章以下第9节）。但是，这种情况的出现也存在国际上的原因。1926年后，当苏维埃的外交和第三国际的政策遭到几次重大挫折后，俄国不久之后将遭到军事进攻的担心进一步增强。因此，更大的力量被放在进行更为迅速的工业化的需要上，理论家们在调整对西方的看法方面感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 1926年后，斯大林偏离了布哈林的思想，尤其是在1928年同布哈林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决裂，这常常被描绘为“向左转”。这是适当的，因为斯大林的思想更加接近于左翼反对派持有的某些思想，其主要理论家是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6.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二元经济过渡理论左翼反对派将布哈林的新过渡理论（本章第4节对该理论已作概述），看作是修正主义的形式，认为它在经济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托洛茨基对左翼反对派对布哈林的整体批判作了最佳阐述（参见本章以下第8节），但是，左翼反对派最具原创性的经济学家是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小传
叶夫根尼·阿列克谢耶维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886年生于奥廖尔省一个神职人员家庭。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同年在党的分裂中与列宁结成同盟。尽管在革命运动中非常活跃并在党内居于重要地位，还遭到逮捕和国内流放，但直到1919年作为《共产主义ABC》的合著者（与布哈林）才在知识领域脱颖而出。20世纪20年代，他成为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反对派的重要经济理论家。1927年与其他左翼反对派一起被开除出党，1928年在国内流放。1929年恢复党籍，1931年再次被开除出党，最后，在斯大林肃反运动中，在1937年未经审判被处决。
像布哈林一样，在革命之后最初的几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战时共产主义的热情支持者。20世纪20年代初，他也承认战时共产主义终究不是过渡的长期模式。不亚于布哈林，他也致力于支持新经济政策（同时也不否定战时共产主义的必要性），相信它构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范式。然而，他的理论关注的焦点与布哈林的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他更多关注革命后经济中的具体情况。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看来，国有部门的扩张是社会主义增长的主要变量，最为重要的是国有部门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关系占支配地位的非国有经济相比时的增长率。917年十月是一场双元革命。正如托洛茨基所言： 为了建立苏维埃国家，需要把两个历史性质完全不同的因素接合起来并相互渗透：农民战争——资产阶级发展的曙光期所特有的运动——和无产阶级暴动，标志着资产阶级衰落的运动。这就是1917年的本质。
尽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承认，无产阶级和贫穷农民之间结成联盟是可能的，但他认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力量的不断增长和限制富农与“耐普曼”的影响，这种联盟才是成功的。双方在激烈争夺对农民群众的领导权。它不只是一个国内力量为复辟俄国资本主义效力的问题。世界经济也有着严重的危害。苏维埃工业是无效率的，只能通过外贸垄断来保持运营，而且面临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持续压力。外部资产阶级力量和俄国新兴的资产阶级一起形成与农民的联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主张，国有工业必须在经济增长中占支配地位。这会直接增强社会主义关系的力量，同时，通过向农业集体化（没有大规模的机械化是不可能的）提供资源，可以间接地产生同样的效果。合作社有助于这一过程，但它并不是对生产关系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真正的替代：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这里产生了一个关键的经济问题，布哈林理解的社会主义积累——也就是，依靠国有部门内部产生的剩余进行积累71 55——不可能为工业按要求的比例发展提供充足的资源。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分析相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概念。扩大社会主义积累所需的资源，还必须从非社会主义经济中榨取。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就意味着它们主要来自农业部门。因此，工业和农业的交换不可能遵循价值规律，就如同苏维埃经济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贸易无法遵循该规律一样。从内部看，为了国有部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利益，必然会存在不等价交换。73 55外部经济关系不得不通过外贸垄断来开辟，这同样是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服务。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经常使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这一术语，因为他认为俄国革命如果要持续下去，不存在能够替代这一增长策略的其它选择。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价值规律之间存在持续的张力。两大规律事实上是对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的抽象表达，内部和外部的资本主义力量迫切要求进行等价交换和自由的国际贸易，而社会主义的存活必然要求中止这两点。在这种冲突中，苏维埃工业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尽管在当时它不如资本主义现代工业有效率，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相信它具有组织上的优势。现有的社会主义关系使得对国有经济的不同部门，社会主义工业、国内私营经济与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进行有计划的协调成为可能。经济计划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王牌；如果正确地使用了它，俄国社会主义原则上没有理由不继续前进。 随后，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开始考察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的具体情况时——正如他所说的，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代数学提供算术例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变得极为悲观。他在这里证明，无论与布哈林还是与托洛茨基相比，他自己都是更为优秀的经济学家，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倾向于把他们的辩论局限于理论概括的层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把他的经验研究和对马克思再生产图式进行的卓越的概念扩展结合在一起。对罗莎·卢森堡对再生产图式纯粹的抽象所作的批判印象深刻，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正式地改造了它们，以便于对单一社会形态中存在多种生产方式的情形进行分析，他认为这种情形是最为典型的。对于苏联来说，跨部门交换是在不同的经济体系中进行的，每一种经济体系都有其自己的部门。对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经验分析要求适当地关注分配原理，以及那些与非生产性消费和流通活动中私人资本的重要性相联系的原理。通过条理清晰地展开自己的推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推断，在俄国持续孤立的状况下，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彻底地解决这一问题有赖于将革命扩展到国际范围；“一国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7.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比较1924～1928年，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就他们之间在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的分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也是左翼反对派和布尔什维克党中占统治地位的派别之间发生的更广泛的冲突的一部分。不同群体坚持的一般的理论立场，将在本章以下第8节和第9节考察。这里，我们集中关注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经济理论方面发生的冲突。 他们之间的分歧是围绕如何发展工业展开的。在布哈林看来，工业的扩张取决于农民需求的增长，特别是消费品市场上农民的需求。布哈林反对罗莎·卢森堡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观点，他将卢森堡的长期消费不足视为一派胡言，认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相信工业可以独立于消费需求而发展同样也是错误的布哈林对卢森堡的批评远比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批评严厉（参见以上第五章和第十章）：事实上，布哈林严重歪曲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有关第Ⅱ部类发生收缩的可能性的观点。作为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进行攻击的基础，布哈林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经济学的抨击无论如何都不十分中肯。苏联经济不是一种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被设想为只是国有部门相对迅速的增长，而不是消费的绝对下降，更不是农民消费的绝对下降。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坚定地认为，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作为无产阶级恢复活力过程的必要组成部分，必然会上升。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强调比例协调对均衡增长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意“比例协调铁律”限制了国家积累。的确，确保比例失调被限制在可管理的范围之内的问题，困扰着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正确地认识到主要的困难在于“商品荒”。与战前的情况相比，革命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内生产的工业品的供求关系。从总体上看，需求增加了，供给减少了。因此，在新经济政策实施期间，存在对国有部门产出的过度需求，而不是像布哈林想象的那样，存在潜在的购买力不足。1925年，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识到未来的增长要求大量的固定投资时，他的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迄今为止，工业的复苏建立在恢复对现有生产能力的充分利用的基础之上，想要保持持续的发展，必须迅速地提高现有的生产能力。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看来，短期内，与商品荒相联系的问题将会加剧，但长期地看，投资不足会使这些问题变得难以解决，并迫使工农联盟破裂 布哈林没有能预见到这一问题，而且他的经济分析就妥善处理这一问题来说，设计得也不好，因为处理这个问题要求缩减农民需求的增长。无论如何，布哈林强调的完全与此相反。在他看来，经济发展有一个必然的特定的顺序。农业产出的增加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进而推动了轻工业的发展，相应地扩大了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布哈林坚持认为，他不仅仅概括了过去的经验联系，而且指出了一个必然的具有一般性的经济原则。布哈林倾向于将其他任何一种增长方案贬斥为“应用杜冈主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把扩大生产能力的投资作为工业复苏的手段的认识，与布哈林的分析完全相反：重工业的扩张必将快于轻工业的扩张。只有到那时才能在工业消费品产出方面出现意义重大的长期扩张，这种扩张对消除商品荒来说是必要的。然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只是将对不平衡增长的呼吁视为一个技术经济学问题。只有到了20世纪30年代，重工业在苏联经济中获得特权地位才成为一个原则性问题。 考虑到这些差别，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强调总计划的迫切必要性。5总计划对过渡来说，而不仅仅对社会主义的未来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使得比例失调引致危机之前，可以被预则并加以纠正。由于布哈林对苏维埃经济问题的真实本质持完全不同的观点，他更倾向于支持市场的自治。这事实上是他反对工业与农业之间不等价交换的经济根源。布哈林好像完全误解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有关限制价值规律的影响是现实的需要的理论观点。他也不理解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议增加工业品批发价格，并不意味着新的“剪刀差危机”的开始，在这种危机中贸易条件会不利于农民，减少他们在市场上交易粮食的激励。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来说，整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务实的问题。保持较低的工业品批发价格（这是20世纪20年代的官方政策），意味着流通中的私人资本以工业和农业为代价积累自身，但是，商品荒却持续存在：受益者是“耐普曼”（中间商），他们从工业中购买到便宜的商品，并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农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最终需要降低所有工业品的价格，以避开来自世界市场的压力，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明确的。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展开的论战，因每个理论家不时地使用情绪化的语言而加剧。1924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到了“剥削”农民的需要，在苏维埃经济结构中对农民的“剥削”的地位类似于“殖民地”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布哈林谈到工业化会因被号召“使自己发财吧”的“农民的抱怨”，而以“蜗牛般的速度”爬行。96 55每个人都抓住其它人用语上的不当。这不只是因为缺少了同志般的友善。布哈林学派、占统治地位的党的派别中的斯大林主义者和左翼反对派，都相信他们抨击的那些表达形式揭示了他们对手的学说中隐藏的内容。这些怀疑有一定的正确之处。斯大林和布哈林有充分的理由主张“非正统”的不断革命论涉及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不断革命论与他们对列宁主义的解释存在冲突。他们的反对者，在官方的思想和政策中看到了可能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重大的经济危机的萌芽，同样是正确的。 8.一国社会主义或不断革命作为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远比布哈林优秀，但是他也是一个较为专业化的思想家，依赖于托洛茨基的思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供了有关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整体观点。这是一种合理的劳动分工。如我们在以上第十二章已看到的那样，托洛茨基进行严格的经济分析的能力非常有限。然而，作为一个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者，能与之匹敌的人几乎没有。托洛茨基比包括列宁在内的其他任何布尔什维克理论家，都更有条件对革命后的俄国的情形进行具有思想上的连贯性的解释。不断革命论正确地分析了十月革命的阶级动力学。同时，它最小化了对可能的社会主义收益的预期，这种收益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可能实现的。不断革命论也依赖于不平衡和综合发展这一更具一般性的概念，后者突出了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形势中存在的矛盾（参见以上第十二章）。 然而，托洛茨基的独创性思想，在一个关键之处误入歧途，布哈林和斯大林很快察觉到这一错误（以及其他一些实际上是他们自己的想像虚构出来的错误）。最显而易见的是，布尔什维克的政权在革命孤立的条件存活了下来。1924年，斯大林用列宁帝国主义对抗背后不平衡发展的概念解释了这一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的分歧，阻碍了它们对苏联进行统一的持续的军事进攻。虽然托洛茨基承认这是事实，但他不承认他的错误源于他自己有关帝国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自相矛盾地）低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不平衡发展的重要性（参见以上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因此，斯大林声称，托洛茨基从来没有真正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在斯大林看来，在未来，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持续存在的分歧，可以被俄国的外交和第三国际消除军事威胁加以利用。扩大革命尽管很重要，但不是生存所必需的。 与此相联系的是对托洛茨基低估农民的重要性的指责。经常用荒谬的语言来表述的这种指责，主要建立在布哈林工农联盟的理论基础之上，使用这种理论的术语，布哈林和斯大林指出，即使是在革命仍然保持孤立的情况下，内部的冲突并不必然毁灭革命。革命的国际主义没有被忽视，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很大程度上夸大了它的重要性。 布哈林和斯大林也指出列宁的著作中存在类似的主题，他们注意到列宁的俄国革命进程的思想与托洛茨基的不同（参见第十三章）。布哈林对这一主题进行了阐述，他将1917年革命看成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革命，而不是像托洛茨基一直认为的那样，是两种革命的融合。此外，布哈林认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和谐的。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一种新的国家形式，已经从总体上改变了阶级关系，苏维埃社会代表了真正的新的统一体。布哈林甚至承认民粹主义思想在这个时候在一定程度上看来是正确的。 555他的含意是清晰的：托洛茨基未能详细说明俄国革命的性质，左翼反对派将农民视为恢复资本主义的力量的观点是不合时宜的。同时，这时的布哈林认为，一国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从一开始就内在于布尔什维克的努力中。 布哈林通过重新评价国际革命的经济含义强化了这种认识，先前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包括托洛茨基，都以一种草率的方式对待国际革命问题。正如在本章第4节提到的，布哈林强调小资产阶级关系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坚持认为不可避免的革命的经济成本，将很大程度上减少任何社会主义革命可能继承的物质遗产。联系他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剥夺本质的新观点，布哈林得出结论：国际革命不可能为苏联提供多少经济帮助。102 555在所有这些观点中，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修正，尤其是当它和布尔什维克先锋主义结合时，并且其大部分内容也被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接受。 布哈林和斯大林都没有忽视，根据国际革命的可能性以及它最可能采取的形式，来重新组织他们的观点。欧洲资本主义仍然是在战后已经“稳定”下来的有组织的实体。这一观点意味着西方不存在即将来临的革命，而且对苏联的武装干涉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并不构成威胁。与此同时，布哈林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在外围的发展已经停止了；帝国主义剥削现在具有了十足的寄生性。这为殖民地地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不是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基础。以列宁的著作中关于民族自决权（布哈林在这个观点上与列宁和解了）的观点为基础，布哈林认为，甚至殖民地的资产阶级都可能具有了进步的作用。因此，布哈林得出结论，第三国际不可能切实支持托洛茨基把不断革命论推广到所有落后的资本主义地区的企图（参见以上第十二章）。 所有这些被布哈林派所坚持（到1927年时也被斯大林派所坚持）的思想，被托洛茨基认为是脱离了真正的列宁主义（他越来越把它等同于自己的思想）；是革命发生了退化的征兆，是为铺平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热月反动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1926年后，托洛茨基把其反对者的思想的核心，视为是一国社会主义的教条。这有一定的合理性。20世纪20年代中期，布哈林和斯大林低估了苏维埃经济结构中固有的内部矛盾，对其发展前景过分乐观。此外，不应该太在乎斯大林学说的字面含义：他和布哈林都没有精确地定义社会主义，甚至到那时他们也从没有宣称“完全的”社会主义可以单独在俄国实现。相反“一国社会主义”学说充当的是击败左翼反对派这一党的派别的辩论工具，是拒绝托洛茨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提议的象征。 这些提议，必然包含改变战争爆发前的立场，因为事实明显地未能完全证明托洛茨基早期的思想。托洛茨基开始重新评价国际资本主义的状况。尽管国际资本主义比托洛茨基在1917年预计的更富弹性，但它仍处在衰退过程中；问题只是比他原来预想的复杂了一点。“资本主义发展曲线”具有双元结构：既有长期趋势又有周期性波动。后者的表现和以前很相像，前者明显地变得平缓或者是开始下降。托洛茨基认为，任何资本主义的稳定都将是非常短暂的。资产阶级社会不再是欧洲的进步力量，可以预计革命的情形会频繁再现。只有在外围地区，资本主义明显地处于上升期，美国的情况可能也是如此。 托洛茨基认为，这为苏联结束政治上的孤立提供了机会。而且这意味着为东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落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无产阶级可以复制俄国工人阶级的成就，因为经济结构有助于已经扩展到俄国之外的不断革命（参见以上第十二章）。只要“十月的教训”体现在第三国际的政策中，只要抛弃布哈林和斯大林的“孟什维主义”，成功就是必然的。 托洛茨基关于欧洲资本主义处于下降期的思想，也为他提供了一个解决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中固有困难的明显的方法。他认为政治上的孤立，并不意味着经济上的孤立。资本主义对市场的需求，可以被用于把俄国经济重新融入世界市场中。这必然通过计划来实现——当然不能放弃对外贸的垄断，这可以提供暂时的和永久的利益。对消费品的进口可以被用来克服“商品荒”，根据比较优势形成的专业化，将极大地提高国有工业的效率。 融入世界市场的想法，也构成托洛茨基反对一国社会主义可能性的重要经济思想，因为他正确地理解了这一学说，认为它意味着在苏联自有资源的基础之上进行自力更生式的经济发展。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样，他强调苏联的工业无法在遵循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参与国际竞争，这对于缩小效率上的差距来说是必须的。如果不能做到或不能迅速做到这一点，苏联经济会愈加难以抵御内部和外部资本主义要求在非管制的基础之上开放经济的压力。国有部门将难逃一劫，苏联社会主义也将遭遇同样的命运。更为抽象的是，托洛茨基将“历史的基本规律”描述为“胜利最终属于能为人类社会提供更高的经济水平的经济制度”。112 555社会主义革命向其它国家的扩展，将有利于生产力比单纯依赖国内环境时获得更充分的发展，没有这种革命的扩展，就没有一个国家，更不要说落后的苏联，有望超越国际资本主义取得的经济成就。因此，托洛茨基能够坚持其最初主张中的要点：如果资本主义的稳定被证明是持久的，那么俄国的革命注定要消亡。 在托洛茨基看来，解决苏联现实情况中存在的矛盾的关键是政治改革。布尔什维克放弃对权力的垄断是不可能的，甚至将党内的派系合法化（自从1921年“退却”到新经济政策后就被禁止了）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托洛茨基认为，通过承认批评是合法的，并把组织置于普通党员的控制之下，重新恢复党的无产阶级特征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是巩固无产阶级力量的关键因素，类似的措施也可以有效地、普遍地扩大到国家制度中。总之，对托洛茨基来说，必须反对“官僚主义”。他似乎认为，一旦做到了这一点，他的思想就会明显地获得胜利，因为它们才是真正的列宁主义，因而也代表了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结果，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就将在经济政策中占据主导地位，第三国际的资源就将被正确地动员起来终结政治上的孤立。 正如托洛茨基清晰地表明的那样，他的整个立场建立在他将国际资本主义视为正在衰落的体系基础之上。然而，缺乏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失灵确切原因分析这一缺陷，一直存在于托洛茨基革命之后的著作中。他对这一问题进行的分析是深入的，但却不够严谨。此外，尽管他相信资本主义无法保持长期的稳定与他的经济融合主义和政治上的不妥协是吻合的，但是，他是以几乎无法相互兼容的不同的方式表述后两种观点的。在托洛茨基看来，苏联经济必将和平地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同时，共产党也将为通过作为革命的序幕的罢工展示自己做好准备。 1927年底，托洛茨基相信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用来挽救革命了：“热月式的危险即将来临”。116 555这反映出他认为苏联的内部矛盾激化了。确实如此。这时，当斯大林将左翼反对派成员开除出党并将他们在国内流放时，“商品荒”以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的形式显露出来。1928年期间，这打破了布哈林派和斯大林主义者之间的联盟，使得斯大林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被其击败了的对手的语言。 9.斯大林主义的解决方法“斯大林个人的不幸……在于（他的）理论才能和集中在他手中的国家权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是托洛茨基在1927年9月写下的内容，这恰当地描绘了斯大林的情况。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作出的贡献的确非常少。然而到1928年时，以斯大林为首的党派对党进行了有效的控制，而且党几乎完全控制了整个国家。此外，构成斯大林追随者的核心的官员们，越来越处于其个人统治之下。正是这种权力，而不是斯大林的理论深度，为他提供了在这个十年结束时突破困境的能力。 自1928年初开始，让人联想到战时共产主义的粮食征用被用以克服农民粮食销售的不足；1929年至1933年之间，这些措施被扩大为实行强制的集体化。这通过毁灭一切农民独立性的残余，缓解了快速工业化中来自农村的制约；早已存在的来自苏联无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水平在1929年后大幅下降）的抵制变得不再可能。在很短一段时间内，党的专政就变成了个人极权主义。整个社会被迫成为“生产前线”，生铁的产出被官方视为是向社会主义前进正确无误的象征。 左翼反对派和布哈林派都将斯大林的解决方法，看作是证明了他们对对方的批判。在布哈林看来，粮食危机的爆发是因为左翼反对派的“超工业化”政策造成的，这种政策在1926年后，对斯大林派和计划部门的经济学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布哈林长期以来坚持认为，左翼纲领将导致“二次革命”和完全官僚化的警察国家。另一方面，很多反对派，包括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斯大林“向左转”后与他达成了心神不安的和解。对他们而言，他们对建立在布哈林理论观点基础之上的过去的政策的后果的预言被证实了。斯大林主义的令人畏惧的工业化的含义，将在本书第二卷中加以讨论。 J.V.斯大林小传
J.V.斯大林（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的笔名）1879年生于格鲁吉亚哥里城。他父亲曾经是农奴，后来成了村子里的鞋匠。斯大林受到的大部分正规教育是在神学院接受牧师培训期间获得的。1901年加入格鲁吉亚的社会民主党，1904年党分裂后他站在列宁一边，1917年前作为党的积极分子主要从事地下工作。他多次被捕并在国内流放。由于其组织能力，列宁在1912年推荐他进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十月革命后他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1922年，他成为党的总书记，负责所有的人事任命，并以此职位为基础踏上权力崛起之路。在他的领导下，1929年后实施了农业集体化和迅速工业化。在20世纪30年代，他的“大清洗”运动有效地消灭了老布尔什维克党人，建立了极权统治。二战期间，他任军事总指挥，战争胜利后，用红军把东欧变成苏联的翻版。他死于1953年3月。
第十五章注释： 1、 Stalin' s Work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3-55）中的引文用Works表示，卷数放在其后。由R.B. Day 编辑的 ‘N.I. Bukharin, Selected Writings on the State and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Nottingham: Spokesman, 1982）中的引文用SW表示（这部著作包括布哈林在1915至1929年间完成的论文）。 1、 A.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olitical Writings, 1910-20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7) pp.34-7. 2、 L. Trotsky, The challenge of the Left Opposition (1926-27) (New York:Pathfinder Press, 1980) p. 375; L. Trotsky, Europe and America (Colombo: Lanka Samasamaja, 1951) p. 66.也可参见 L. Trotsky,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New York: Monad Press, 1972) vol.2, pp.4, 254. 3、 A. Maddison, Economic Growth in Japan and the USSR (London: Allen & Unwin, 1969), pp. 92, 95-6.A. 4、 M. H. Dobb.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917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1966) cbs. 4-9; A. Nov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 chs. 3-6; M. Lewin, Political L1nderrurre, in Soviet Economic Debates (London: Pluto Press. 1975) ch. 4; P. R. Gregory and R. C. Stuart, Soviet Economic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6) pp.51-96. 5、 E.J. Hobsbawm, ' The Fortunes of Marx' s and Engels' s Writings' in E. J. Hobsbawm (ed.) The History of Marxism (Hassocks: Harvester Press, l982), vol. 1. pp. 332-7. 6、 N. Spulber (ed.) Foundations of Soviet Strategies or Economic Growth: Selected Soviet Essays. 1924-193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4); N, Jasny, Soviet Economists of the 1920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7、 B. Warren, Imperialism Pioneer of Capit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1980) pp. 84-109. 8、 M. Sawer, Marxism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7). 9、 E. Mandel, Long Wav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E. Mandel. Late Capit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5); G. Garvey. ' Kondratieff' s Theory of Long Cycl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XXV, 1943, pp. 203-20. 10、 A. V. Chayanov, The Theory of the Peasant Econom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6; first published in 1924-5); T. Shanin, The Awkward Class(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2). 11、 比如参见 K. Marx, Selected Writings in Sociology and Social philosophy, T. B. Bottomore and M. Rubel (eds) (Harrnondsworth: Penguin, 1963) pp. 249-63; K. Marx in R. Freedman (ed.) Marx on Economics (Harm& Penguin, 1962) pp. 229-41. 12、 L. Trotsky, Our Political Tasks(London: New Park Publications. n.d.) pp. 72-9. 13、 L. Trotsky, The Challenge of the Left Opposition (1923-25)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75) p.390; see also SW, pp. 120-1. 14、 Trotsky, Challenge (1926-27) p. 259. 15、 R. V. Daniels, The Conscience of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69) 16、 T. Cliff, Lenin (London: Pluto Press, 1978) vol.3. pp.179-94. 17、 《经济破坏和无产阶级同它的斗争》，《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225页；《实施社会主义，还是揭露盗窃国库的行为》，第286-288页；《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225页；《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国家与革命》，第1-116页；《论修改党纲》，《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4-372页；《布尔什维克能保住国家政权吗？》，第282-331页。《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工人部的会议上关于彼得格勒工人经济状况和工人阶级任务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145页；《〈论粮食税〉的几个提纲》，《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4-383页；《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第192-233页。《新的时代和新形势的旧错误》，《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116页；《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第180-201页；《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第216-239页；《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288页；《论合作社》，第361-368页。Nove, Economic History,, pp. 52-4; Lewin, Political Undercurrents, pp. 74-7; G. Garvey, Origins of Lenin' s Views on the Role of Banks in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4, 1972, pp. 252-64. 18、 N. Harding, Lenin' s Political Thought (London: Macmillan, 1981) vol. 2, pp. 168-231: M. Brinton, The Bolsheviks and Workers' Control, 1917-21 (London: Solidarity, 1970). 19、 L. Trotsk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vol.2, pp. 188-9, 226-9, 265-6, 269. 20、 Nove, Economic History. pp. 54-6. 21、 N. I. Bukharin, Economics of the Transformation Period (New York: Bergman, 1971; first published in 1920);《俄共（布）纲领草案》，《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6-114页。《致国防委员会各委员》，《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114页；《在第七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第98-118页。《给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和南方面军司令部的电报》，《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5页。《党内危机》，《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1-243页。《同日本记者、《大阪朝日新闻》代表中平良的谈话》，《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2-123页。 L. Trotsky. The Defence of Terrorism (London: Allen & Unwin, 1935) pp. 94-5; L. Trotsk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vol. 1. pp. 23-7, 109, 120-1; Nove, Economic History, pp.46-82; R. B. Day, Lenon Trotsky and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Isol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ch. 2. 22、 Bukharin, Economics, pp. 118, 127ff, 151ff, 159-60. 23、 E. H.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6) vol. 1, pp. 160-237; vol.2, pp. 151-268; P. Avrich, The Russian .Anarchis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24、 Bukharin, Economics, p. 9; N. I. Bukharin and E. Preobrazhensky, The ABC of Communis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9; first published in 1919) pp. 61, 66, 83, 85, 95-6, 193, 208ff. 25、 Bukharin, Economics, pp. 71ff, 79, 90ff, 117ff. 26、 Ibid, pp. 78, 118, 124ff; Bukharin and Preobrazhensky. ABC, pp.41- 3, 61-2, 129, 136, 218-19. 27、 Bukharin, Economics. pp. 12ff, 23ff. 33ff, 42ff, 72; Bukharin and Preobrazhensky, 48C, pp. 138-84, 393. 28、 Bukharin, Economics, pp. 11, 132ff, 172-3; Bukharin and Preobrazhensky, ABC, pp. 332, 339. 29、 Bukharin. Economics, pp. 92-3, 96. 论述列宁与此类似的观点，参见A. Nove.' Lenin and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in B. W. Eissenstat (ed.) Lenin and Leninism(Lexington: Heath, 1971) pp. 155-71. 30、 Ibid, pp.83-4, 88ff; Bukharin and Preobrazhensky, ABC, pp.311, 315, 348-76 31、 Bukharin. Economics, pp.20, 33, 54, 58, 65, 69ff, 79, 88ff, 111-12, 119, 131; Bukharin and Preobrazhensky, ABC, pp. 45-6, 332. 32、 Bukharin, Economics, pp. 105-13, 148ff, 159-60, 164ff, 172-3. 33、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0月9日）》，《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2-111页；《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第229-327页。Trotsky, Terrorism. 34、 Trotsk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vol. 2, pp. 188-90, 193, 224, 228, 266-7, 273-4; L. Trotsky,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ondon: Pluto, 1977) p. 1242. 35、 E. A. Preobrazhensky, The Crisis of Soviet industrialisation (London: Macmillan, 1980, 由首次出版于1920年代的文章构成) 编辑 D. A. Filtzer, pp. 168ff, 175. 36、 《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2-233页。 SW, pp. 99ff, 186ff; 259;Trotsk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vol. 1. pp. 283-4; vol.2, p. 228ff; Challenge (1923-5), pp.63,82, 104-5, 108-9, 329; Preobrazhensky, Crisis, p. 168ff; E. Preobrazhensky, The New Economic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5, first published in 1926) pp. 193ff, 215. 37、 Nove. Economic History, pp. 67-8; Cliff, Lenin, pp. 161-94; 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 38、 《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2-233页。 39、 《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的提纲》，《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3-262页。《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4页；《在俄共（布）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支部书记及支部负责代表会议上关于粮食税的报告》，第238-152页；《〈论粮食税〉的几个提纲》，第374-383页；《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第192-233页。《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4页；《新的时代和新形势的旧错误》，《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116页；《十月革命四周年》，第169-177页；《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第180-201页；《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第216-239页；《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第244-252页；《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文献》，第320-362页；《关于公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第365-376页；《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指示草案》，第379-380页；《论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在全俄五金工人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页；《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第67-133页；《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献》，第272-288页；《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第294-302页；《论合作社》，第361-368页。 SW, pp. 190-4; Nove, Economic History, p. 89. 40、 《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3-377页；《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第378-392页。 M. Lewin, Lenin' s Last Struggle (London: Pluto, 1975). 41、 《论合作社》，《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1-368页。这时候，列宁再次表示出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著作的兴趣，该著作把合作社看作是在农民中发展社会主义的关键因素；参见Nove, ' Lenin and the New Economic Policy',p.166. 42、 SW, pp.99-294. 43、 SW, pp. 103-4. 44、 N. I. Bukhar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 System of Sociology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65; written in 1920); S. Cohen, ' Marxist Theory and Bolshevik Policy: The Case of Bukharin' 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85, 1970, pp. 40-60; N. Kozlov, ' N. I. Bukharin: Reconsideration of a 《Neo-Narodnik litterateur》',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7, 1985, pp.28-50. Also see R. B. Day, ' Dialectical Method in 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Lenin and Bukhari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IX, 1976, pp. 244-60. 45、 SW, pp. 189ff. 260-1.也可参见 SW, pp. 331-51. 46、 SW, p. 151. 47、 SW, pp. 102, 115, 121, 142, 147, 184. 48、 Preobrazhensky, New Economic, p. 237; Trotsk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vol.2, p. 271; Challenge (1926-7) pp. 328-30 49、 SW. pp. 116-21. 50、 N. I. Bukharin. Imperialism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first published in 1924) pp. 206-37. 51、 SW, pp.110ff, 117-19, 161, 194, 200ff, 234ff, 265; Bukharin, Economics, pp. 81ff, 90-6; Bukharin and Preobrahensky, ABC, pp. 122-3, 330, 359ff, 383; also see Chapter 13 above. 52、 SW, pp. 280ff, 294. 53、 SW, pp. 292ff. 54、 SW. pp. 267ff; S. Cohen, 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41-2, 也可参见Harding, Lenin' s Political Thought. vol. 2, pp. 222ff, 253ff, 275ff. 55、 SW. p. 144; Bukharin, Economic, p. 202; Cohen, Bukharin. pp. 167-73, 252-8; S. Heitman, ' Between Lenin and Stalin: Nikolai Bukharin' in L. Labedz, (ed.) Revisionis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62), pp. 77-90. 56、 Jasny, Soviet Economists. 57、 R B. Day, The ' Crisis and the 'Crash': Soviet Studies of the West (1917-1939)(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1) pp. 87-94; Jasny, Soviet Economists, pp.158-63. 58、 M. H. Dobb, Rus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Revolution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1929); R. Palme Dutt, Socialism and the living Wage (London: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1927). 59、 Day, The' Crisis', chs. 2-5. 60、 E. Varga, The Decline of capitalism: the Economics of the Decline of Capitalism After Stabilisation (London: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1928);是否如Day在《危机》中提出的那样瓦尔加是一个“新卢森堡主义者”，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瓦尔加那里非资本主义领域只发挥了次要的作用。 61、 I. Lapidus and K. Ostrovityanov, An Outlin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Martin Lawrence, 1929) pp. 371 9; Dull. Socialism, pp. 139-54, 171-87. 62、 Cohen, Bukharin. pp. 254-7; Day, Leon Trotsky, pp. 94-7, 103-4, 118-19,158. 63、 N. Bukharin, ' Die Widersprüche des Modernen Kapitalismus', Die Internationale, 7, 1924, pp. 560-3. 64、 I. Deutscher, Stali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6) pp. 296-342; E. H. Carr and R. W.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ist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4 and 1976); Day, Crisis; Cohen, Bukharin, pp. 233-4, 262-9, 275, 284,291ff, 304, 318-19; Day, Leon Trotsky, pp. 108-11, 124, 133, 166-7, 178; A. Erlich, The Soviet Industrialisation Debate, 1924-2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167-9 65、 托洛茨基接受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过渡理论，虽然1925年以后托洛茨基也强调与世界市场融合的重要性；参见下文第 VIII部分。不清楚的是托洛茨基对这一点的强调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自己的想法。R. B. Day, ' Trotsky and Preobrazhensky: The Troubled Unity of the Left Oppositio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X, 1977, pp. 69-86, argues that it represented a real divide. Also see Day. Leon Trotsky, pp. 144-8, 181; Erlich, Soviet Industrialization, pp. 45-52, 141-5; Trotsky, Challenge(1926-27), pp. 56-60; I. Deutscher, The Prophet Unarm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113-14, 234-9, 415-17. 421-4, and R. B. Day, ' Leon Trotsky on the Problems of the Smychka and Forced Collectivation', Critique, 13, 1981, pp. 55- 68. 66、 E. A. Preobrazhensky, From NEP to Socialism (London: New Park Publications, 1973, first published in 1922); Crisis. pp. 3ff. 129n. 67、 Preobrazhensky. Crisis, p.27; New Economics, pp. 102, 162; 3. R. Millar, ' A Note on Primitive Accumulation in Marx and Preohrazhensky', Soviet Studies, XXX, 1978, pp. 384-93. 68、 Trotsky, History, p. 72. 69、 Preobrazhensky, Crisis, pp. 62ff: New Economies, pp. 78. 103ff, 127. 232,238, 289: Day. Leon Trotsky, pp. 93-6; Erlich, Soviet Industrialization. pp. 13-14, 51. 70、 Preobrazhensky, New Economics, pp 17. 132, 218-23, 238ff. 71、 Ibid, pp. 84ff. 72、 Ibid, pp. 88-91; ' Millar, ' Note on Primitive Accumulation'. 73、 Ibid, p. 271. 74、 Ibid, pp.3-4, 24, 54, 57ff, 64. 70, 77ff, 110, 139, 142-7, 195, 208. 262; Preobrazhensky, Crisis, pp. 5, 62ff, 196. 75、 Preobrazhensky, New Economics, p. 73. 76、 Ibid, pp. 35-7, 267, 295. 77、 Preobrazhensky, Crisis, pp. 77ff. 78、 Preobrazhensky, New Economics, p. 92ff. 79、 Prcohrazhcnsky, Crisis, pp. 210-12, 229-30. 80、 Bukharin, Imperialism. 81、 Preobrazhensky, New Economics. pp. 255-7; Crisis, pp. 67-73, 222-4. 82、 1094 Preobrazhensky, Crisis. pp. 137, 162-3, 192, 195-7. 83、 Ibid, p. 33ff. 84、 Ibid, pp. 67, 137, 162-3. 85、 Ibid, pp. 69, 192, 194; New Economics, pp. 176ff, 281. 86、 SW, pp. 243-5, 292. 1926年后布哈林的确修改了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政策主张，但并没有修改他自己的经济理论；参见Erlich, Soviet Industrialization. pp. 78-89, 102-4; Cohen, Bukharin. pp. 242-52, 290; Lewin, Political Undercurrents, pp. 19, 35, 49-51; M. Haynes, Bukharin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85), pp.111-12. 87、 SW, p. 160 88、 SW, pp. 125, 141, 16Xff: Cohen, Bukharin. pp. 160-212. 89、 Preobrazhcnsky, Crisis, pp. 48, 50, 109. 90、 Ibid, pp. 72ff. 91、 Ibid. pp. 77ff. 92、 SW, pp. 129ff. 93、 Preobrazhensky, Crisis,, pp. 43, 46, 66; New Economics, p. 117. 94、 Preobrazhensky, Crisis. pp. 224-7; New Economics, pp. 250ff. 95、 9SW. pp. 154ff. 96、 SW, pp. 196ff. 97、 Works, VI, pp. 374-420; Trotsky, Challenge (1923-25), p. 192; (1926-27) pp. 152ff, 179ff; Cohen, Bukharin, pp. 147-9. 98、 Works, VI. pp. 374-420. 99、 SW, pp. 212-17; Trotsky. History, pp.72, 419 100、 SW, pp. 110-13, 162; Bukhar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conomics, pp. 50, 56; Trotsky, Challenge (1923-25), p. 42; Haynes, Bukharin, pp. 85-7. 101. 102. 101、 SW, pp. 162, 200-8, 283; Cohen, Bukharin, pp. 143-74, 192-201; Lewin, Political Undercurrents, pp. 44-6. 102、 SW, p. 144. 103、 Trotsk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vol. 1. pp. 57, 72-3. 272; vol. 2. pp. 246-50,165ff; Preobrazhensky, New Economics, pp. 20-1, 25, 79, 128, 133. 104、 SW, pp. 183-4, 297, 333ff. 105、 SW, pp. 157, 171. 106、 Bukharin, Imperialism, pp. 269-70; Trotsky, Challenge (1923-25) p.43;(1925-27) pp. 225ff, 368; History, pp. 908ff; Cohen, Bukharin, pp. 257-69. 107、 Works, VI, pp. 374-420. 108、 L. Trotsky, Problems of Everyday Life (New York: Monad Press. 1973:写于1920年代早期的一系列论文) pp. 273-180;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vol.1, pp.6, 21-3, 48, 108, 120, 176-81, 192ff, 206, 212, 229, 241ff, 255, 260,298; vol.2, pp.4, 61-3, 70, 77ff, 199-201, 306-7; challenge (1923-5) pp345, 348; (1926-27) pp. 131, 134, 161, 193, 218, 404; History, pp. 1025, 1219. 也可参见Preobrazhensky Crisis, pp 134-59, 2 17-18; New Economics, p. 109、 Trotsk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vol. 1. p. 196; vol.2, pp. 317, 341, Europe and America, pp. 33, 67-8, 70-1; challenge (1923-25) p. 332; (1926- 27) p. 256. 110、 Ibid, pp.20-2; Trotsky, History, pp. 1194, 1219ff. 111、 Trotsk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vol. 1, pp. 284-9, 305-6; vol. 2. pp. 269-70, 330; Challenge (1923-25) pp. 61, 119, 159, 342, 347ff, 353, 358ff, 366, 388;(1926-27) pp. 53, 156, 182ff, 334ff. 365.也可参见 Preobrazhensky, Economics, pp.41, 120-4, 134-6, 139ff, 158-60, 163. 165-6, 254n, 276, 289; Crisis, 20,41,43,48, 59,61ff, 71, 176, 195, 200-1, 203, 207; Day, Leon Trotsky chs6 and 7. 112、 Challenge (1923-25) p. 334. 113、 Trotsk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vol. 1, p. 199; vol.2, p. 186; Challenge (1926-27) pp. 57ff, 145ff, 152ff, 179ff. 198, 261,270ff, 277ff, 374. 434,495;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After Lenin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70; 写于1928年): Historical, pp. 1219-66; Day, Leon Trotsky, chs 6, 7, and 8. 114、 Trotsk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vol. 2. p. 331; Challenge (1923-25) pp. 15, 17, 28-9, 31-2, 55, 60, 64, 70, 78, 84, 93, 157, 161, 168ff, 200ff; (1925-27) pp. 31-2, 59, 62ff, 74ff, 83ff, 93, 102, 127, 232, 340-1, 349ff, 401,411,441, 452. 115、 有关这个问题参见Trotsk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vol. I, pp.225, 247, 254,284-7, 305-6; vol.2, pp. 17, 71-2; Challenge (1923-25), p. 344; (1926-27) p.385; Harding, Lenin' s Political Thought, vol.2, pp. 251-2; Bukharin and Preobrazhensky, ABC, pp. 49-50, 180ff. 116、 Trotsky, Challenge (1926-27) p. 464. 117、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29-330页；《论粮食收购和农业发展的前途》，《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10页；《收购运动的初步总结和今后党的任务》，第11-18页；《联共（布）中央全会（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至十二日）》，第123-170页；《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三日在联共（布）列宁格勒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第171-188页；《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演说）》，第212-249页；《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内的右倾（一九二九年一月底和二月初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节录（简要记录））》，第274-279页。A. Erlich, ' Stalin' s View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 J. Simmons (ed)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Russian and Soviet Thought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1955) pp.81-99; Soviet Industrialization, pp. 172-5; Cohen, Bukharin, pp. 270-336; Deutscher, Stalin,401ff. 118、 Trotsky, Challenge (1926-27) pp. 410, 413-14, 494,499. 119、 SW, pp. 127, 135, 164, 175,199, 301-51; Cohen, Bukharin, pp.142-4. 120、 Preobrazhensky, Crisis, pp.14f; New Economics, p.67; Elrich, Soviet Industrialisation, p.1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