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883-1929）》 第八章 普列汉诺夫的政治经济学 1.引言1880年左右，“晚年马克思”逐渐形成，年轻的普列汉诺夫却正在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他同自己过去的民粹主义决裂，接受了包含成熟马克思的核心主题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由此开始了他的思想在俄国革命界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的过程。他知道自己有关俄国的观点与马克思的不同，而且在马克思逝世后的许多年，他很少得到恩格斯或其他马克思主义领袖的鼓励。这些事实表明了他在知识方面的自信。普列汉诺夫的理论能力由如下事实所证明：他的理论体系的总体框架，统治俄国马克思主义达30多年之久。孟什维主义牢固地建立在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没有任何一个孟什维主义理论家在学术地位上可以与他相比。3519世纪90年代，“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昙花一现也同他有关。即使在1905年普列汉诺夫同布尔什维克因“革命的算术”问题决裂之后，列宁仍然视自己为普列汉诺夫革命的“代数学”的支持者（参见以下第十一章）。十月革命的胜利无法证明列宁对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的赞赏，十月革命的理论原理与普列汉诺夫的理论格格不入（参见以下第十三章）。在苏联，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在官方认可的合法的基本的理论著作中，占据突出的位置。 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源自同革命的民粹主义的论战，他整个一生不断卷入各种各样的理论争论。然而，他的纲领本身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恒定品性。实际上，普列汉诺夫从来没有向他的论敌做过任何妥协。俄国的资本主义将会继续沿着西方的道路发展，步入社会主义，要求马克思主义者首先集中关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现问题。尽管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他的观点可能会改变，这些问题通常随着普列汉诺夫兴趣的多样化使他进入新的研究领域而被拓宽，但他分析这些问题时使用的基本原理始终没有改变。普列汉诺夫关注的问题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息息相关。事实上，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时，普列汉诺夫被视为——他自己也这样认为——重要的理论家之一，他既是正统理论的重要支持者，也是与落后的俄国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者。 普列汉诺夫小传
G.V. 普列汉诺夫，1856年出生在俄罗斯中部省份坦波夫的古达洛夫卡村。他的父母属于下层士绅，父亲有鞑靼血统。普列汉诺夫作为一位民粹主义者参加了革命运动，在19世纪80年代，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作为一名流亡者，1883年在日内瓦创建了劳动解放社。这是此后20多年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最重要的思想中心。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远远超过其它任何人的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孟什维克的理论奠定了基础。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界，普列汉诺夫的声誉仅次于考茨基。1905革命后，尤其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温和的政治主张和激进的民族主义倾向，普列汉诺夫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的声望逐渐下降。他反对但并不坚决抵制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1918年5月，在芬兰逝世。
2.普列汉诺夫体系，第二国际的正统和俄国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创造了一个术语——“辩证唯物主义”，用来界定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在第二国际的知识分子中，他是马克思主义最博学的倡导者。他有关哲学思想的兴趣和知识首屈一指，在这方面，他明显超过了考茨基。因此，普列汉诺夫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捍卫，往往是围绕哲学问题展开的。尽管在同修正主义的论战中，他对伯恩施坦和施米特的回应确实涉及经济问题（参见以上第4章），但是同他反对康德的认识论、捍卫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相比，这些只是他关注的次要问题。毫无疑问，普列汉诺夫有力地揭发自己的论敌在哲学上的无知，这有助于击败他们，但他对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讨论并没有做出什么独创性的贡献。普列汉诺夫对理论重建一直怀有敌意，呼吁将伯恩施坦从社会民主党中开除出去，谴责考茨基对修正主义的容忍，一直质疑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德国理论家的能力。这些并不是例外的情况，在许多其他的学术争论中，普列汉诺夫也显示出类似的强硬立场。 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具有的这些特征，使得他的马克思主义被描述为一种具有极其僵化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这主要还是一种依赖于恩格斯晚期著作的马克思主义（现在所知，在始终不渝地支持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人中，并不包括马克思），他的马克思主义也被描述为一种能够十分便利地融入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去的教条主义。毫无疑问，普列汉诺夫紧紧地追随恩格斯，他无法认识到在恩格斯对黑格尔的分析中，以及把辩证法扩展到自然界时存在的难题。普列汉诺夫也错误地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代表了一种存在内在逻辑联系的整体性的世界观，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必然出于某种无知或者出于某种反动企图。然而，下述情况却是真实的，普列汉诺夫认为知识的探索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他正确认识到不同形式的折中主义的空疏无用，准确地诊断出修正主义的本质——对正统的严重偏离。更重要的是，普列汉诺夫的体系不容易受到这样的指控，即他清晰地表达了一种机械唯物主义、坚持了历史宿命论，或者说他贬低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强调了某种政治寂静主义(political quietism）。民粹主义批评家对他进行的批评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普列汉诺夫从不隐藏自己的反应。他对民粹主义的反驳，对理解作为整体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至关重要的。 在普列汉诺夫看来，社会发展的规律毫无疑问是存在的,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对这些规律精确研究的概念。先前的思想体系，尤其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家的思想，取得了重要的知识进步。但是，普列汉诺夫坚持认为，只有借助于马克思主义才能克服这些思想体系中存在的矛盾，保留其真理，摒弃其错误，社会生活的最终基础才得以显现。因此，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代表了知识发展的顶峰。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当代科学家的分析反复地证明了这一点，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出版于1895年，普列汉诺夫同民粹主义的争论正达到高潮，普列汉诺夫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尽管他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质，但他并没有讨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中的重要作用。这反映出普列汉诺夫的个人兴趣更多地是在哲学思想上。这种情况表明了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特征，俄国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区别于中欧的马克思主义。1917年革命之前，技术性的经济分析从来没有成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俄国经济欠发达的性质，使得对价值范畴的讨论意义有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俄国理论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理解资本主义兴起的意义，而不是分析它崩溃的原因。确实，1914年前，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同民粹主义的争论中，就强烈反对那种认为资本主义根本没有辉煌的经济前景的观点（参见以下第九章）。 普列汉诺夫不是历史发展道路的单线论者，不认为每个社会都必然要经过相同的发展阶段。事实上，他得出了一个和马克思相同的结论：从原始共产主义开始存在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对此作了概述。当然，普列汉诺夫并不知道马克思论述的内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在他逝世21年之后才出版的。此外，普列汉诺夫努力为历史发展的多线论提供分析基础，与马克思的晦涩的评论相比，普列汉诺夫的分析明显地要清晰得多。 普列汉诺夫在强调历史发展多线论时突出了三点：首先，地理或自然条件在决定经济发展时具有重要的作用。正是这样的视角，使得普列汉诺夫能够解释俄国的半亚细亚、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他相信，这样的社会条件致使俄国的历史与西欧的历史迥然不同。其次，构成任何一个复杂社会体系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等子系统的相对自治。在这个基础上，普列汉诺夫认为，人类意识和政治组织在影响历史发展的过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普列汉诺夫认为，国际关系对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对落后的社会来说更是如此。正是通过这种外部影响，俄国被推向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资本论》中描述的“运动规律”才适用于俄国。 自孟德斯鸠之后，人们已经认识到社会发展中地理因素的重要性。但是，普列汉诺夫的地理决定论是独特的，这是因为它被整合进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总结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在普列汉诺夫看来，人类发展可以分为两大类型：达尔文主义式的和历史唯物主义式的。前者与物种起源有关，后者“是从达尔文研究结束的地方开始”的。5在普列汉诺夫看来，正是不同类型的智人出现时的自然环境，决定了生产力形式的最初发展。根据唯物史观，生产力代表了支配整个社会形态的关键因素，不同的地理条件，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形成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生产力有所发展——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在孤立的状态下，也有可能不发展——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日益增加，减少了非社会因素在决定社会发展方面的重要性。但是，自然条件的约束作用从来不会完全消失，它只是与社会性的决定因素日益交织在一起。 这使普列汉诺夫超越了恩格斯的“归根到底”(last resort)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社会形态中不同因素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经济因素被认为是历史发展唯一的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这里的问题在于，如果每一个因素都可以影响到其他所有因素，那么我们就很难用因果关系的术语讨论问题了。因此，如果说生产力的发展受上层建筑构成因素的影响，我们怎么能够又说前者决定了后者？普列汉诺夫对地理因素重要性的强调，切断了这一循环。因此，他能够在接受所有的社会子系统相互作用的同时，坚持包含着实质内容的一元论唯物主义。普列汉诺夫不厌其烦地强调，尽管发达的科学不能忽视复杂性，但它也不能满足于任何一种二元论，也不能仅限于追溯不同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它必须寻求有机的整体因果联系的基础。 普列汉诺夫坚信历史唯物主义，但他坚持认为，自然条件或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的发挥，采取了中介形式，即采取相对自治的社会关系的亚结构的中介形式。只有在最原始的社会中，经济基础才直接决定上层建筑。在更为分化的社会，经济基础的作用是通过阶级关系体系、政治权力和法律体系的结构发挥的。为了支持这种观点，普列汉诺夫深入研究了他认为的唯物主义的决定作用发挥的最不明显的领域——艺术创造领域。 因为决定论是十分复杂的，所以社会发展的规律也是如此。但是，正因为如此，人类意识和政治主体的能动性才有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尽管普列汉诺夫从没有说明其界限，但是，他强调当有关社会发展规律的意识——主要是由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为了政治的目的被组织起来时，可能会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运行产生显著影响。在普列汉诺夫看来，这说明在落后的社会，社会民主主义是如何与前资本主义社会条件发生联系的。它的作用在于带来了最有利于社会主义实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式。因此，分析实际产生的是哪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发展？什么类型的资本主义发展是可能的？将会产生什么后果？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头等重要的大事。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以不同的方式，最终与普列汉诺夫分道扬镳。在政治战略和战术层面，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同普列汉诺夫决裂了（参见以下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 所有这些理论家都强调俄国资本主义面对的国际背景，普列汉诺夫的理论体系也是如此。普列汉诺夫认为，如果没有西方世界那种发达的经济条件，俄国资本主义可能根本就不会出现（参见本章以下第3节）。更一般地，他认为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轨迹，都深受它同其它国家的联系的影响，特别是在这些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的时候。普列汉诺夫不只满足于对一种明显的方式的描述，这种明显的方式证明这种影响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努力去识别支配这些相互作用的规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才在1917年采取了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立场，坚持认为只有孟什维主义才能为进一步的发展提供牢固的基础。这其中还蕴含着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构成苏联建立原因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列宁和托洛茨基（尤其是托洛茨基）确保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战略，要求无产阶级革命扩大到更加发达的西方国家。他们认为，只有到那时，俄国自身才能具备社会主义建设所需的充分的物质基础（参见以下第十二章、第十三章和第十五章）。但是，普列汉诺夫自己分析得出的结论，恰恰质疑了他昔日的追随者的这种逻辑。在同民粹主义论战过程中，他被迫思考过类似的情况。民粹主义者有时也认为，欧洲更为发达的经济条件，允许俄国绕过国内资本主义发展的成熟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普列汉诺夫并没有立即否认历史的“捷径”是可能的。事实上，正像我们先前理解的那样，而且在以下第3节和第4节，我们将会证明，普列汉诺夫自己的革命战略明确地取决于他的如下信念:这些战略都是可行的，也都是合适的。但是，普列汉诺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只有通过适当的关系结构的加速发展,它们才有可能实现。它们不可能单纯地依靠技术引进、资源转移或国际支持来实现。历史唯物主义包含了一种决定论的社会学理论，普列汉诺夫慎重地对待它的术语。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形下，这意味着没有哪一个阶级能够取代广大的、成熟的无产阶级。因此，在俄国，作为社会主义必要的前提条件，一个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是无论如何也不可避免的。如果革命领袖要在一个相反的假设下继续前进，他们必然会逐渐削弱他们公开宣称的目标，而无论外部环境多么有利 另一方面，普列汉诺夫自己的方案很明显以一种非常戏剧化的方式失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取得了胜利，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逐渐支配了西方的劳工运动。普列汉诺夫错在哪里了？普列汉诺夫理论体系的本质特征，使得对该问题的回答总是一个难题。困难源自普列汉诺夫对待辩证法的认真程度；辩证法赋予现实的丰富性掩盖了普列汉诺夫的分析的局限性。比如，考虑到1917-1918年发生的事件，可以合理地假设，普列汉诺夫的错误是因他对资本主义对俄国农民的影响的错误说明造成的，而这个错误的根源可能在于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无法正确地理解农村生产阶级的本质。或者可以假设，即使是在民主革命时代，落后的资本主义的本质使资产阶级变成了反革命的力量，尽管普列汉诺夫的战略要求他们成为一支根本性的力量。研究这些问题，对评价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至关重要，但是，由于他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致使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变得格外困难。 3.普列汉诺夫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说明普列汉诺夫认为，资本主义不会在每个国家以相同的方式出现，但即使如此，当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时，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却会在不同的国家以相似的方式运行。根据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俄国的情况是特殊的，它的发展包含了从“半亚细亚”帝国转变为与西欧类似的社会形态的过程。即使到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一两百多年前因为应对国际压力而由彼得大帝发起的改革进程，还远没有完成。普列汉诺夫认为，正是因为地理位置上与西方毗邻，才使俄国免于陷入像东方社会那样的停滞。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俄国的历史将会与中国的历史相似。35 俄国的西方化是由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开启的。然而，在普列汉诺夫看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19世纪60年代亚历山大的改革，同样是作为对国际事件的反应，才开始为俄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普列汉诺夫非常注意这些变化。在解释它们的重要意义时，普列汉诺夫诉诸于商品经济的逻辑——他视之为社会变迁的一般经济规律。 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做的那样，普列汉诺夫对“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做出了明显区分。他把前者等同于停滞，后者等同于增长，认为在后者中包含着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发展。通过类似于自然选择的过程，从事市场交易的小生产者日益分化。大量的小生产者逐渐沦落，并最终成为无产者；而少数人最后成为资本家。普列汉诺夫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法律关系，可能阻止或加速这一过程，因此它们决不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他认为，任何法律施加的约束都是有限的：因为它们最终不可能阻止发展。事实上，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司法规则最终将会做出调整，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从而，俄国存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 在普列汉诺夫看来，19世纪60年代农奴制的终结是分化过程的分水岭。人身依附关系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农民成为自食其力的小生产者。同时，货币化的赎身费，迫使他们成为商品生产者。农奴解放启动了，或者说明显加速了内在于商品经济本质中的分化机制。根据普列汉诺夫的观点，这最终确保了农业的资本化，作为民粹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方案基础的村社势必解体。有鉴于此，建立以农民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希望只是一种乌托邦。 这就是普列汉诺夫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说明。对此所做的任何评价，都必须牢记以下两个事实。首先，普列汉诺夫的分析与马克思对俄国半亚细亚社会特征的描述是一致的（参加以上第七章），也与马克思强调的商品关系在资本主义起源中的重要性相一致。其次，有关农业商品化和农民分化的一些经验证据，证实了普列汉诺夫的结论。因此，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既依赖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也与现实的发展相符合。尽管如此，在某些方面，这种分析也容易招致批评。 绝对信守马克思对俄国的亚细亚社会的分类，是普列汉诺夫的一个弱点。这并不是因为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的盲从；普列汉诺夫的结论源自他对俄国历史资料的研究，这些历史资料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未能接触到，他对俄国社会具有重要的亚细亚社会性质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加强。 然而，任何情况都无法弥补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的“半亚细亚”概念是最不可靠的概念之一（参见以上第七章）。这些缺陷也反映在普列汉诺夫身上；事实上缺陷变得更明显了。普列汉诺夫的说明强调了俄国专制主义的东方属性与其它封建特征占主导地位的属性的并存。俄罗斯帝国的地理特征，以及基于这种特征所产生的农业的类型，被普列汉诺夫用来解释俄国的亚细亚特征。然而，普列汉诺夫并没有把俄国与其它东欧的政体进行比较，从而对这些因果关系加以证明。面对西方的威胁，为何沙皇专制主义能够积极应对，而中国的专制主义则不能如此，成了普列汉诺夫著作中的一个谜。而且在普列汉诺夫看来，正是这种作为西方化过程重要构成部分的对西方威胁的反应，进一步强化了俄国的亚细亚性质，特别是强化了国家的作用。普列汉诺夫从来没有能解决这一悖论。他对辩证法一贯敏锐的感悟能力似乎离他而去，因而他把重塑一种更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任务留给了托洛茨基。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不平衡的，而且将与非西方的结构因素有机结合在一起，因此，俄国的发展将必然不同于西欧的发展（参见以下第十二章）。 普列汉诺夫追随马克思，强调了商品关系在资本主义起源中的关键作用。再一次，他并不是不假思索强调这一点的。在马克思对俄国进行的最后的讨论中，在证明了他民粹主义特征的结论中，马克思的思考同样依赖于对19世纪60年代俄国改革所产生的效果的分析，普列汉诺夫关注于这种情况。但是，普列汉诺夫不可能了解马克思的论述，因为马克思的著作直到20世纪才被全部看到。更为重要的是，普列汉诺夫对这一方面的分析，比马克思对亚细亚社会本质的评论更为有力。商品生产显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但问题是，它是否是充分条件。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以一种最纯粹的方式强调了交换关系在资本主义起源中的重要性。《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和“晚年马克思”的著作，都表明马克思从来没有放弃这一思想。然而，他确实指出了商品关系作用的发挥存在的一些限定条件。马克思特别说明了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具有的两重性质。尽管这些资本形式既能够扩大商品流通，也能够加速小生产者的毁灭，但它们并不会引起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恩格斯也指出，东欧的（第二次）农奴制拥有融入世界市场的能力，马克思对新大陆的奴隶制作出过同样的评价。从而设定了把市场生产和资本主义模式联系起来的任何一种一般规律的限定条件。 普列汉诺夫忽视了这些限定条件，尽管在俄国农奴解放之前，使用农奴劳动的工厂强化了这些限定条件，并且沙皇俄国1906年之前的农业政策有时候也确实是巩固了村社的地位，而不是加速其灭亡。然而，我们很难指责普列汉诺夫在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讨论中也犯了这样的错误。到19世纪末，沙皇专制很显然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业，而且如果不提高农业关系的商品化程度，资本主义工业就不可能得到持续的发展。此外，既然19世纪60年代的改革，迅速地改变了农业生产者的境况，因此可以期待它可能开启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真正革命化的道路”。但是，普列汉诺夫把创建一支推翻沙皇专制的政治力量作为自己终生努力的目标。那么，他为什么要相信革命将会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呢？况且，根据他的分析，沙皇专制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对这一问题提供完整的答案，要等到下一节对他的政治理论的分析，但是，普列汉诺夫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进行的经济分析中存在的问题影响了他的政治理论。 普列汉诺夫（与马克思一样）表达出对农民的普遍的不信任。他对任何激进的土地革命的进步性充满怀疑。毫无疑问，要求有一场肃清封建残余，促进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革命。在普列汉诺夫看来，问题在于“自下而上”的革命的实现，很可能会以其它方式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比如，破坏大地产），同时提升农民的政治地位可能阻碍俄国的进一步欧洲化。这些担忧是有充分依据的，尽管它们的实现形式与普列汉诺夫料想的有所不同。在1917-1918年革命期间，俄国农民不仅明显地改变了先前引起农民分化的财产分配方案，而且还赋予村社以新生，这种特征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的集体化时期才终结。在此意义上，农民革命具有极其退步的性质。普列汉诺夫没有考虑村社重新恢复的可能性，但是，这一事实不应当被看作是一个严重的缺陷。即使是对俄国农民问题有更加深入研究的列宁，在村社重新恢复变为现实的前夕，也没有看到这种可能性的端倪。这是有关1917年的最大的矛盾之一，即便是最敏锐的辩证学家都没有预测到这个矛盾。但是，普列汉诺夫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联系上，并没有强调未来的发展前景，这种研究是直接用来反对民粹主义的观点的，民粹主义认为传统农民经济组织有着持久的生命力。 普列汉诺夫对有关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的思考不是太清晰。他似乎曾经希望城市革命对农村的支配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即农业关系的改变将对资本主义发展产生最小的制约。然而，他完全没有认识到，农业生产在经济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本质以及十分有限的规模经济。19世纪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意识到这一要点，而马克思并没有认识到。然而，德国的修正主义者强调小规模农业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同普列汉诺夫一样，列宁尽管也抵制修正主义，但他的著作却表明他学习了修正主义者（参加以下第十一章）。普列汉诺夫则没有这样做。 与农业技术的特征相伴的是独立的农民不同寻常的坚韧性，正是这种特征使得独立的农民可以存活下来，并阻碍生产的资本主义化。在工业方面，市场的扩张使手工业者成为商品生产者，并且城市的文化环境瓦解了这一过程中存在的传统束缚。商品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化进展顺利，尽管有点残酷。农民则不同，农民在很大程度上自产自销，对他们而言，“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提供了更低的生产专业化的激励。要不是货币化债务或税收给他们施加压力，农民就可以抵制市场的渗透，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 普列汉诺夫对沙皇专制下俄国农业发展的分析，体现了第二个方面的实质。他对19世纪60年代的财政变化的集中关注，就完全与此一致。然而，他似乎并没有从一般意义上理解这一事件，尽管他认为法国的历史很重要，在法国，革命的解决方式使得财政变化采取了另外一种具体形式。他非常忧虑“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可能会阻碍其它地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62此外，这些忧虑迫使他反对列宁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方案，该方案旨在充分挖掘农民的革命力量反对独裁专制，同时避免农民长期存在造成的影响（参见下述第11章）。普列汉诺夫自己的方案未能很好地考虑这两个目标中的任何一个。 另外，普列汉诺夫反对列宁的农民方案暴露了他分析中的另一个缺陷。他对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集中于小生产者。他很少注意地主庄园的转变，他只是假设前者的去自然化和去封建化将会影响后者，在更大的范围内使得后者资本主义化。这就忽视了庄园主缺乏有效地调整自己经营行为的能力，和农奴制结束后庄园农业经历了一定程度的衰落的事实。与此相对照，列宁认识到这一事实，而且这一事实巩固了列宁革命策略的逻辑基础（参见第11章）。 因此，尽管普列汉诺夫坚持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尽管存在和他对沙皇专制下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分析相一致的证据，但是他的著作仍然存在重大的缺陷。要全面地认识这些缺陷，我们必须转向普利汉诺夫尝试在他自己分析的经济基础之上构建的政治理论。对普列汉诺夫的政治学的考察，将会进一步揭示他的经济学中存在的缺陷。 4.革命的结构普列汉诺夫在他的著作的几个不同的地方，区分了“革命的代数学”和革命的“算术”，这类似于战略与战术之间的区别。的确，他有时候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代数学”，而且他相信自己为俄国革命者提供的战略，是依赖于马克思在（相似的）情形下为1848年德国革命制定的战略的（参见以上第七章）。他一直认为，同算术相比，代数学是抽象的，因此坚持同一革命视角的人们之间可能存在重大的差别。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才可能长时间地认为他们同属于一个政党，即使当他们因为战术的不同而决裂的时候也是如此。 普列汉诺夫为俄国革命者提供的“代数学”比较复杂。与国际社会主义者一样，他的最终目标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它会表现为一系列的民族的或地区的革命的形式，因此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包括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的历史情况要求进行作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必要的历史前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由俄国资本主义欠发达的特征决定的，俄国资本主义的落后因对资本主义不利的专制环境而加剧。为了取得资本主义最快速的发展，专制主义的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的上层建筑必须被推翻。 尽管在普列汉诺夫看来，这样的一场革命将会开创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时代，但他认为这样一个时代对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必须的。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将确保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为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力量的工人阶级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工人阶级的人数将会增加，素质将会提高。为了文化的发展，剥削将得到控制，民主自由将有助于组织的成熟。因此，无产阶级支持资产阶级革命符合自己的直接利益和长远利益。 但是，普列汉诺夫认为，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充当资产阶级的副手并不是令人向往的事情。尽管在反对沙皇专制的革命中，资产阶级有其客观利益，但是，它也会把革命限制在满足自己的阶级利益要求的范围内。欧洲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当资产阶级革命动员城市大众反对旧制度时，工人的直接收益是很小的，革命以一种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未来的方式受到了制约。尤其是在普列汉诺夫的早期著作中，他坚决主张，即将到来的俄国革命不能再重复这种情况。所以，无产阶级需要独立的政治组织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并推动资产阶级继续前进，否则的话，革命将会朝着其它方向发展。他设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结成反对专制的同盟，但在这个同盟中，对专制制度的“共同”打击来自于两个阶级“各自”采取相应的行动，而且无产阶级应当成为同盟的领导者。无产阶级由此承担了“民族阶级”的角色。 尽管普列汉诺夫确信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一个直接的目标是不可行的，但他也相信他所追求的那种类型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是不容易实现的。他对俄国资产阶级日益增加的政治保守性充满了鄙视。正如1905年和1917年的革命表明的那样，这些判断都是有事实依据的。普列汉诺夫的立场存在的缺陷，不是对资产阶级革命彻底性的盲目乐观，而是因为他把自己对资产阶级的理解仅限于政治行为层面造成的。普列汉诺夫的战略的关键之处在于，尽管资产阶级充满怯懦和犹豫，但是，它同专制政府之间存在着客观的、具有深刻的经济根源的利益冲突。但是，普列汉诺夫从来没有深入研究过这个问题。在他的经济分析中，他集中关注的是俄国资本主义在农业领域的发展。他并没有对工业发展动力学进行过类似的分析，但他却赋予城市资产阶级革命的角色。普列汉诺夫根据马克思的阶级冲突的一般理论范畴和欧洲资产阶级的行为，审视了俄国的资产阶级。他没有从俄国工业化面临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创建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资产阶级政治学。 如果他这样做了，那么，很明显的就会是，资产阶级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占据的位置，会使人怀疑它没有能力完成赋予它的那部分任务。经济中城市工业的比重相对较小，主要由国家的军事需求和补贴提供帮助，由因沙皇政府实行严厉的财政政策而变得可能的国外资本的大量注入推动产生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此外，不太清楚的是，在工业与专制政府之间是否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也就是说是否存在无法以进化的方式通过一系列的妥协来解决的冲突。当然，工业资本会偏好更少独裁色彩的政体，扩大与政府的联系并推动社会经济改革的进行。但是，在俄国，在1789和1848年引起资产阶级不满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存在的。资产阶级对专制的不满与一个年幼的家庭成员类似，渴望发挥更大的影响，但是，又囿于他一直以来成长于其中的环境。这正是列宁根据1905年革命得出的结论；他相信资产阶级赞同“普鲁士”式的现代化道路，即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重建旧制度，而无需推翻沙皇专制（参见以下第十一章）。托洛茨基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但是，他更加乐观地认为这样的进化道路将会失败（参见以下第十二章）。与托洛茨基相比，列宁对这种道路的前景的思考更为认真。 普列汉诺夫没有对俄国工业资本主义作出经济分析，因他分析农业资本主义时的一个重大疏忽而变得更为复杂，这一点在前面的部分已经有所涉及。普列汉诺夫没有认识到，在制约自由的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上，在确保农民中的很大一部分受制于不完全的土地所有上，符合农村业主利益的经济基础的存在，也没有认识到非农民农业受到了政府财政政策特殊的照顾。因此，甚至是具有商业化倾向的地主，也仍然保持着对专制政府的依赖。正如俄国资产阶级无法复制18世纪末法国中产阶级的行动一样，俄国的土地所有者也不可能踏上17世纪中叶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领导者选择的道路。在俄国，缺乏先前的资产阶级革命所要求的经济基础，然而，普列汉诺夫的战略适合于他们政治上模仿的信念。 从而，列宁认为的俄国现代化的“普鲁士式”的解决方法是建立在俄国社会的结构性因素基础之上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矛盾在于，这种情况在政治方面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被普列汉诺夫证明了。他说明了从18世纪早期至19世纪晚期自上而下地进行的重建是如何展开的。列宁看到但普列汉诺夫没有觉察到的是，1905年革命的结果预示了新的历史篇章。资产阶级的保守性深深地困扰着列宁，这使他断定彻底的民主革命将要求无产阶级与农民结成反对资产阶级同盟（参见以下第十一章）。此外，这样一种同盟不一定必然成功，另外的演化的方案正在形成，它可以“普鲁士式”的方式完成俄国向现代化的转变。这必然会在党的组织层面巩固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列宁的立场确实可以在普列汉诺夫对历史唯物主义中人的意识的分析中找到其理论基础。 列宁的战略填补了普列汉诺夫经济学中的另一项空白，尽管直到1917年，当促成他的革命战略发生另一个根本性变化、并使他的立场更接近托洛茨基的时，列宁才意识到这一点。普列汉诺夫为资产阶级革命制定了两大目标：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为作为社会主义力量的工人阶级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普列汉诺夫意识到，这两个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冲突，因为资产阶级将会把革命局限于第一个目标；而工人阶级将着眼于实现这两个目标。然而，至少是在1905年之前，普列汉诺夫不相信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民主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是第二位的；革命关注的是政治方面的问题，而非经济方面的问题。有利于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的力量发挥其未来的作用的彻底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缩短工作日、最低工资立法以及对劳动过程的管制等），并不是无法与资产阶级经济秩序的维持相适合。在这一点上，普列汉诺夫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他没有认真思考的是，经济上与资本主义相适合的改革，将可能需要借助于政治上的改革来实现，也没有考虑政治方面的措施具有的经济方面的含义。 根据普列汉诺夫的设想，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理所当然地包括两个方面：无产阶级行使领导权，而资产阶级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获得，不只是无产阶级行使领导权的问题。如果资产阶级抵制无产阶级（并且普列汉诺夫也充分认识到资产阶级有兴趣这样做），将会出现发生第二次内战——在第一次内战中——的可能性，无产阶级将被迫行动起来，既反对资产阶级，也反对专制统治。无产阶级的成功将会产生重要的经济含义，因为物质生活将必然根据非资产阶级的原则来重新组织。因此，寻求实现普列汉诺夫“两阶段”革命方案中第一阶段革命的工人阶级，将被迫超越这一阶段。从这一点看，普列汉诺夫对有关无产阶级为什么要让自己受限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的说明是不中肯的。像批评家通常所指出的那样，问题不在于工人阶级将必然要求采取社会主义的措施，而在于普列汉诺夫理解的属于“资产阶级”的措施引起了政治上的冲突，而解决这些冲突又带来了新的经济秩序的变化。托洛茨基首先认识到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的这一问题，这个问题成为他的“不断革命论”的基础，在“不断革命论”中，资产阶级革命将嵌入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参见以下第十二章）。结果就是“革命的代数学”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5.结论普列汉诺夫有关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没有保证它实现的物质基础能力的观点，当然没有改变。如果没有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广大成熟的无产阶级和少量的农民，那么物质匮乏和反革命力量将会最终毁灭革命。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后发优势”或世界革命不可能颠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真理。 因此，普列汉诺夫把革命局限于资产阶级革命阶段背后的逻辑, 促使他走上了和列宁认为的“普鲁士式”道路具有相同的客观含义的道路。（参见以下第十一章）。尽管普列汉诺夫仍然坚持他最初的论述，但他实际上坚持的立场，在1905年革命期间和之后已经远离了他最初的观点。工人阶级领导权的作用被淡化了，更加强调服从资产阶级的需要，而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捍卫沙皇帝国也最终被认为是一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合适的立场。普列汉诺夫退却的曲折道路是悲剧性的。它的根源，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是他不能诊断出俄国资本主义落后的本质。他的确正确地坚持了另一种极为愚蠢的“革命的代数学”，但是，这一事实并不会减少它在这方面的失败。 普列汉诺夫体系中的内在矛盾，为即将在20世纪俄国革命运动中产生的分裂奠定了基础。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各自提出了不同的方案，这些方案都是普列汉诺夫理论体系中最薄弱环节清晰可辨的产物。实践也在发挥作用，因为作出修正，部分地就是运用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更是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无法应用的结果。然而，尽管政治战略至关重要，但是，每一个政治战略都依赖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理论。 然而，在出现这样的理论之前，马克思主义必须首先在思想上取得胜利，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必须被击败。在这里，俄国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又一次成为问题的核心。它是争论的一个主要特征，尤其是争论引起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下一章将专门探讨这些问题。 第九章注释： 1、 参见‘Socialism and the Political Struggle' and ' Our Differences', in G. Plekhanov,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4) vol. I, pp. 49-352. 2﹑ F. Engels, ' Russia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 in P. W. Blackstock and B. F. Hoselitz(eds) The Russia Menace to Europe (London: Allen & Unwin, 1958)pp.203-215. 3﹑ O. H. Radkey, ' The Agrarian Foes of Bolshev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M. Perrie, The Agrarian Policy of the Russia Socialist Revolutionary Part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4﹑ R. Kindersley, The First Russian Revisionis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2) p.41. 5﹑ R. Pipes, Struve: Liberal and the Lef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145. 6﹑ 参见A. P. Mendel, Dilemmas of Progress in Tsarist Russ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A. Walicki, The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F. Venturi, Roots of Revolution(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0). 7﹑ V. V. Sud' by Kapitalizma V. Rossii (St Petersburg: M. Stasjulevic, 1882); Nikolai-on, Ocherki Nashego Poreformennogo Obschchestvennogo Khozyaystva(St Petersburg: A. Benke, 1893) (Vorontsov wrote under the pseudonym ' V.V' and Danielson under ' Nikolai-on'). 8﹑ A. Reis, ' Das Capital Comes to Russia', Slavic Review, 29, 1970, pp.219-37. 9﹑ 正是这一点，最终使恩格斯的观点接近于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2-665页，以及以上第七章。 10﹑ 进一步的论述, 参见Walicki, and R. Luxembure,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51）.卢森堡对沃伦佐夫和丹尼尔逊表示同情的论述，当然是由于他们的理论和她自己的理论存在相似之处（参见以上第6章）。 11﹑ 另一种合乎逻辑的可能是，丹尼尔逊的经济学可以视为充实了马克思在答复米哈伊洛夫斯基对《资本论》的评论进行的评论：参见Blackstock and B. F. Hoselitz, Russian Menace, pp.216-18和以上第七章。 12﹑ Plekhanov, ' Our Differences'. 13﹑ 比如，参见Kindersley, The First Russian Revisionists, Pipes, Struve and T. H. Von Laue, Legal Marxism and ' Fate of Capitalism in Russia', Review of Politics, 18, 1956, pp.23-46. 14﹑ 参见S. Bulgakov, O Rynkakh pri Kapitalistcheskom Proizvodstve (Moscow: M. I. Vodovozovoj, 1897) and Luxemburg,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p.292-8. 15﹑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20章、第21章。 16﹑ M. I. Tugan-Baranovsky, Promyshlennye Krizisy v Sovemennoi Angli(St Petersburg: I. N. Skorokhodova, 1894) 第二版和第三版分别出版于1900和1914年，第二版被翻译为德文Studien zur Theorie und Geschichte der Handelskrisen in England (Jena: Fischer,1901）。第三版被部分译为英文 ‘Periodic Industrial Cycles', Annals of the Ukrainian Academy of the Arts and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4, pp.745-802. 17﹑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方案载于L. M. Kowal, Economic Doctrines of M. I. Tugan- Baranovsky(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h.d.,1965)pp.309-20. 18﹑ 这一主张得到了对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贫困化和分配问题持批评态度的人的支持。（见后文第10章）。 19﹑ 参见Howard and K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x (Harlow, Longman, 1985)2nd edn, pp.185-90,和上文第6章。. 20﹑ Tugan-Baranovsky, Studien, pp.230-1. 也可参见以下第10章。 21﹑ Ibid, p.230. 22﹑ Tugan-Baranovsky, Studien, p.203; ' Periodic Industrial Cycles', p.801. 23﹑ Tugan-Baranovsky, ' Periodic Industrial Cycles', pp.780-802. 24﹑ Tugan-Baranovsky, Promyshlennye, p.i. 25﹑ Howard and King, Political Economy, pp.181-93. 26﹑ L. M. Kowal, ' The Market and Business Cycle Theories of M. I. Tugan-Baranovsky', Rivista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Economiche e Commerciale, 4, 1973, p.314. 27﹑ Luxemburg,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pp.181-93. 28﹑ 参见列宁：《论所谓市场问题》，《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参见《再论实现论问题》，《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6页。 29﹑ 参见《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5页；《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第102-296页；《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第297-465页；参见《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对工厂工人罚款的解释》，第25-64页; 《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8-9月）》，第235-332页。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版，《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562页。参见《列宁全集》第4卷，《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第85-134页。Meek, Studies i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London:Lawrence&Wishart,1973) 2nd edn. 30﹑ 参见《论所谓市场问题》，《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101页。II, p.138;《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6-111；《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版, 第1-562页。 31﹑ 参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版, 第1-562页。 32﹑ 参见《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5页；《论所谓市场问题》，第56-101页； 《什么是“人民之友”？》，第102-296页；《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第297-465页。参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版, 第1-562页。参见《论我国工厂统计问题》，《列宁全集》第4卷，第9-39页；《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第85-134页。 33﹑ 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52页。 34﹑ 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版，《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562页。 35﹑ R. Service, Lenin: A Political Life (London: Macmillan, 1985)vol.I, p.69.列宁对斯科沃尔佐夫的答复，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版, 第563-585页。 36﹑ 在1898-1907年间，这部著作出过三个版本。1900年的俄文第二版在同年出过德文版。1917年以来，第三版在俄国重印过4次，这表明了它在学术上的重大影响。此处参考了俄文第三版的英文版（Homewood, Illinois: Richard D. Irwin, 1970). 37、 现代经济史学家对此依然印象深刻；比如，参见S. Amato, ' Tuhan[sic]-Barnaovsky' s Theories of Markets, Accumul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Their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Modern Historiographic Research' in I .S. Koropeckyj(ed.)Selected Contributions of Ukrainian Scholars to Economics(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pp.1-59. 38、 Tugan-Baranovsky, Factory, pp.1-43. 39、 Tugan-Baranovsky, Factory, pp.14,204. 40、 Ibid, pp.1-43. 41、 Ibid, pp.16-20. 42、 Ibid, pp.21-2, 62-5. 43、 Ibid, chs2-5, 9. 44、 Ibid, ch9.46. 45、 Ibid, pp.42-3. 46、 Ibid, pp.1-43. 47、 Ibid, chs7, 12. 48、 Ibid, pp.53,279; also see ibid, ch12.. 49、 Ibid, ch8, 13. 50、 Ibid, pp.94-5, 257, 268. 51、 Ibid, p.277. 52、 参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64, 68, 146, 155, 249, 298, 309, 406, 416, 457，543页。也可参见《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113-114,176,186,277,425页。《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评经济浪漫主义》，《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第156，239，255页。《论我国工厂统计问题》，《书评：〈俄国工商业〉》，《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57页。 53、 参见《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5页；《什么是“人民之友”？》，第102-296页；《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第297-465页。参见《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第235-332页。参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版, 第1-562页。 54、 参见《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64页；《评经济浪漫主义》，第102-231页。参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版, 第1-562页。参见《论我国工厂统计问题》，《列宁全集》第4卷，第9-39页；《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第85-134页。 5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章。 56、 参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5页。 57、 参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2-220页。参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9-506页。 58、 参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3-265页；《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第302-465页。参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3-243页；《我们拒绝什么遗产？》，第406-407页。 59、 参见《什么是“人民之友”》，《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3-270页；《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第386-465页；参见《论报纸上的一篇短文》《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7-383页；《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第451-458页。参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版, 第1-562页。参见《市场理论问题述评》，《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版, 第49-50页。 60、 参见Howard and King, Political Economy, pp.210-11, 216-18. 61、 比较Tugan-Baranovsky, ' Periodic Industrial Cycles', pp.748-9, 765-6, 781, 802. 62、 参见M. Kalecki, ' The Problem of Effective Demand with Tugan-Baranovsky and Rosa Luxemburg' in Selected Essays on the Dynamics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 M. C. Howard, Profits in Economic Thoughts (London: Macmillan, 1983) pp.164-77. 63、 比较A.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19-51; and P. Gatrell, The Tsarist Economy (London: Basford, 1986). 64、 参见《什么是“人民之友”》，《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8页；《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第302-357页。参见《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3页；《我们拒绝什么遗产？》，第400-401页；参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469页。 65、 G. T. Robinson, Rural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pp.122, 222; Gerschenkron ' Agrarian Policies and Industrialisation Russia 1861-1917,' in H. J. Habakkuk and Postan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y History of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Vol.6 pp. 719, 745, 792; A. Hussain and K. Tribe, Marxism and Agrarian Question, Volume, I,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Peasantry, 1890-1907(London: Macmillan , 1981)pp.47, 88; ibid, II, pp.7, 9, 14. 66、 Robinson, Rural Russia, ch.12; T. Shanin, The Awkward Class: Political Sociology of Peasantry in a Developing Society: Russia 1910-25(Oxford: OxfordUniversity Press, 1972). 67、 H. Friedmann, ' World Market, State, and Family Farm: Social Bases of Household Production in the Era of Wage Labour',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0, 1978, pp.545-86; H. Friedman, ' Simple Commodity Production and Wage Labour in the American Plains', The Journal of Peasants Studies, 6, 1979, pp.71-100. 68、 列宁的错误，部分可以归因于他无法获得时间序列数据，比如参见《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第155页。 但是，显然他的整个视角也使他不容易认识到这一问题。 6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0-578页。参见CW, I, pp.123, 256, 373, 430; 参见《论所谓市场问题》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101页；《什么是“人民之友”？》，第102-296；《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第297-465页。参见《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3页。参见《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9页；参见《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列宁全集》第4卷，第99页。 70、 Shanin, The Awkward Class; D. Atkinson, The End of the Russia Land Commune 1905-193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arts III-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