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883-1929）》 第二篇：俄国到1917年的贡献 第七章 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遗产 (1)、建议不很熟悉转形问题的读者，可以先读第三章，然后再来读这一章。
1.引言自理论发展伊始，德国马克思主义的分支，同源于远东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另一分支就结合在一起。然而，马克思留给俄国的遗产与留给德国社会主义者的遗产迥然不同。尽管他们能够接触到的马克思的著作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但在俄国资本主义不发达和沙皇专制的背景下，这些著作中的有关内容显得较为晦涩。而且马克思关于俄国的具体观点往往没有什么充分的根据，同他关于历史发展的整体理论毫不相干。有鉴于此，详细地概括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遗产是必要的。此外，由于俄国马克思主义对国内环境的反应较为敏感，因而需要对沙皇专制帝国的本质给予更多的关注。 2.俄国专制主义的本质以下将要证明的是，俄国作为欧洲持续时间最长的专制国家，在19世纪中叶仍然十分稳固。沙皇国家中央集权官僚机构对社会统治的程度，是较早时期西欧专制国家无法比拟的。国家是主要的土地所有者，拥有大部分的非农业经济部门2。与幅员辽阔的领土相匹配，帝国控制着一支庞大的军队，以及一整套对内镇压的国家机器。宗教不独立，教育机构的自治也微乎其微。帝国的意识形态并不复杂，它打得旗号是“权威、正统和民族性”。这一意识形态的谱系是清晰的、绝对的，因为沙皇专制国家没有经历过类似于在德国和奥匈帝国那样的改革。俄罗斯帝国完全不具备代议制议会、男性普选权和公民权这些德意志帝国19世纪70年代所具有的特征，甚至到了20世纪也依然如此。沙皇专制国家经受住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高潮和随之而来的拿破仑扩张的考验。事实上，它进行了反击，这种反击不仅在最终击败拿破仑时发挥了作用，而且（自18世纪晚期以来）为了镇压革命和支持反动势力而准确地打入西方。 俄国“利维坦”（Leviathan）的阶级特征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现代历史学家往往强调国家的独立和国家利益的至高无上。实际上，这种观点在马克思把俄国称作“半亚细亚”国家时也有所体现。在革命之前，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也持这种观点。但是，马克思探讨阶级与国家关系的理论蕴涵着复杂的视角。尽管现实是充满矛盾的，但这些矛盾并不是那么的明显，人们不太可能就追求阶级利益所需的必要条件使达成共识。从而，任何一个阶级国家都必定会获得某种程度的自治。此外，虽然俄国专制主义的历史演变，有助于形成“国家主权凌驾于所有社会阶级之上”的观点，但是19世纪中叶俄国的形势更为复杂。回望19世纪中叶俄国专制统治的历史，对历史记录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但在极为严峻的条件下，封建君主专制的形成必然要求极高程度的国家自治。 至19世纪中叶，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是世袭贵族，他们的土地所有权是稳固的： 在大约100000个贵族地主中，接近50000个地主拥有不到270公顷地产。另外一半的贵族地主，却在10亿公顷贵族土地中占有97%，而且在俄国的欧洲部分，这些面积超过了所有私人拥有的土地50%多。给人印象更深的是，极少的（10%）农业贵族拥有了2700公顷的土地，其比例占所有不动产土地中的75%。甚至155个超级权贵，他们的不动产平均达270000公顷，其比例占所有贵族土地的33%。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机器与贵族结构的融合。在尼古拉一世统治下， 对应于国家官僚机构的级别，在贵族阶级内部形成了一种封建等级制。反之，凡在国家机构中占据确定位置的人，也被授予相应的贵族等级，在一定级别之上的等级为世袭等级。这样，一直到1917年，贵族头衔和特权，通过政治体制同各种级别的行政职能联系在一起。
因此，尽管名义上是沙皇统治，但是沙皇不仅要通过官僚贵族，而且还要通过贵族地主阶级来进行统治，而他自己就是这个阶级中最重要的一员。这一时期开始的农业领域的变化，清晰地反映了下述事实：19世纪60年代农奴制的废除，是按照贵族的利益不合比例的展开的。现实中封建关系依然很强大，拥有土地的农民的数量少于农奴制下农民的数量，强迫前农奴因分得贵族的土地而赔付给贵族地主的补偿费明显过高。后来，在20世纪初期对特权结构所做的修补也如出一辙。对民众革命的力量不得不做出让步，但尽可能少地伤及贵族的经济利益或国家的政治权力。 这种相对单纯的封建专制主义形式，意味着支撑它的经济基础是极其落后的。1861年俄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不到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一半，不及英国的1/4和美国的1/6。婴儿死亡率和文盲率明显是欧洲最高的。10 55农民使用原始的技术，并被落后的交通孤立在相互隔绝的小村落里，他们的数量占整个人口（74000000）的70%以上。11 55 19世纪60年代之前，农奴的生活条件与奴隶的非常接近，与中世纪欧洲隶农的地位差不多。农奴依附于他们的主人，而不是土地，只有少数人在大规模的采矿业、建筑业和工业活动中工作，而不是仅仅局限在封建农业中。从而，剥削在本质上表现为一种古代的而非中世纪的属性。即便在1861年废除农奴制后，农民获得的自由也是非常有限的。大多数农民尽管在法律意义上拥有土地，但仍然受当地贵族的剥削，同时又受中央政府苛捐杂税的盘剥。 19世纪50年代，城市人口不到总人口的10%，其中仍处于萌芽状态的无产阶级的比例，更是微乎其微。14 55城市本质上是行政、军事和商业中心，城里零星地有些工业，但没有大工业。仅有的一些大工业，很大程度上是国家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尤其是军事上的需要而进行干预的结果。私人资本，尤其是国内私人资本并不是19世纪中叶俄国的主要力量。这在部分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1789年、1830年和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未能在沙皇统治的地区产生重要的影响。唯一表现出受到当时的西方世界影响的阶层是知识分子阶层。它主要是由士绅、官员、教授和学生组成，知识分子阶层的态度和主张变得日益激进。然而，这个阶层自身积聚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国外的军事压力与国内的农民反抗和叛乱这两股并行的历史力量，塑造了俄国社会，这也是在稍后一个时期造成它分裂的力量。两种力量最初都起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维护贵族安全的作用，“一方所需要的政治忠诚，是用满足另一方所要求的世袭农奴制换取的。”这一过程（农奴制）开始于15世纪的相对较小的莫斯科公国伊凡三世时期，尽管与所有的成长中的专制主义国家一样，专制主义在俄国经历了几番潮起潮落，但是，在18世纪初彼得大帝统治时期，农奴制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了巩固。独立的贵族权力受到了压制，通过要求贵族承担普遍的服役义务，提高了贵族的官僚职能，同时也巩固了他们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农民流动受到限制，农奴制进一步得到强化，他们的反叛遭到镇压。城镇自治被粉碎了，一个地理上不断扩张的帝国，为中央权力的高度集中创造了条件。 但是，沙皇帝国也不乏经济现代化的因素。在能够使沙皇国家获得领先地位的意义上，这些因素不可能被摒弃；在面对更具活力的西方国家时，这些因素成为巩固国家权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彼得大帝统治时期，工业生产因国外生产资料和熟练劳动力的流入而得到直接的提高。但是，这种工业生产，在本质上使用封建方式为自己提供资源，在新建立的工业企业普遍使用强制劳动，从而成为一种强化的剥削形式。落后和发展并存，19世纪晚期，政府在更大的规模上一再进行加速发展的各种尝试。各种矛盾因此而激化，并为该体系最终的分崩离析创造了结构性条件。 彼得大帝巩固了俄国专制主义，在此基础上，他的后继者们继续对专制主义进行结构上的改造和地理上的扩张，特别是放松了对贵族的某些限制。“接下来的几十年，农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农奴，但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贵族的解放’——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就是1762年帝国宣言的颁布。该宣言宣布，只要不出现公共紧急状态，贵族就可以随其意愿，决定是否为国家服务。”在政治专制主义的体制内，贵族拥有特权而无需承担相应义务的封建结构得以确立。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在西方世界的扩张，这一体制遭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其脆弱性，在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中暴露无遗，此后，这个专制国家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现代化。19世纪60年代农奴制的废除和19世纪80年代以后凸现的对快速工业化的扶植，是这一现代化过程中两个最显著的变化。前者为先前的工业化的加速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活力。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的流动更为方便，国家和贵族之间分享农业剩余份额的竞争减弱了。此时，国家面临的约束更少了，从农村获取资源为雄心勃勃的工业化提供资金的能力更强了。 到1914年，俄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工业国，之前30年的增长超过了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在旧制度内得以建立。与此相伴的是，它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一个人数不多但高度集中的城市无产阶级，这一阶级与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农民剥削的加重是这一过程得以完成的主要方式。 3.马克思和恩格斯论俄国这些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看到的俄国现实。很大程度上，他们所面对的只是更为简单的专制政体。此外，19世纪70年代之前，他们的主要兴趣不在于帝国的内部条件上，而在于帝国对外部产生的冲击上。在他们看来，沙皇俄国外交政策背后隐藏的只是险恶的称霸世界的计划，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关注的是欧洲。1848年对匈牙利革命的武装干预，清楚地表明这个独裁政体的反革命立场： 俄国毫无疑问是一个有侵略野心的国家，100年来就是这样，直到1789年的伟大运动才给它产生了一个充满强大生命力的严峻敌人。我们指的是欧洲革命、民主思想的爆炸力量以及人生来就有的自由要求。从这个时候起，欧洲大陆实际上只存在着两种势力：一种是俄国和专制，一种是革命和民主。
俄国不只是革命处于危险之中的原因，同时也威胁了革命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俄国的扩张主义，视为制约欧洲经济发展的一股力量。从这一观点看，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俄国可能控制君士坦丁堡和巴尔干，以及对波兰进行实际的统治。前者可能会延迟外围地区融入以欧洲为基础的经济，进而阻碍资本主义从其发源地向外的直接扩张，同时也间接地抑制了资本主义在其发源地的发展。后者威胁到欧洲国家的独立，特别是威胁到西方世界革命成功的前景。这种分析大部分是肤浅的。它没有对（俄国）称霸全球目标背后的根本力量提供一个逻辑一致的解释。欧洲的政治家们通常被认为是去阶级化的，被描述为懦夫、沙皇的代理人或同路人，而不是阶级的代言人。此外，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为他们的如下信念提供基本的理由：俄国力量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至阻止了、甚至颠倒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上述信念，除了与他们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满怀信心地宣称的现代化的必然性之间存在矛盾，还与他们把俄国国内史想象为静态的未开化的历史之间存在张力。75即使是对理论问题不怎么敏感的斯大林，也对这种缺乏唯物主义分析的观点作了批评。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亚细亚社会内部结构，即他们认为的同俄国有关的社会结构的更加深思熟虑的著作，也是不充分的。事实上，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现在被认为具有内在的不一致性，在把这一概念应用于经验研究时，时有不确切之处。就俄国个案来说，这种情况并不是十分明显，这是因为人们经常通过为这个术语添加前缀而改变它的限定条件。不管怎样，把沙皇帝国称为“半亚细亚社会”，只会使人更加困惑。在这里，如同得到了一个加权平均的概念，但只对构成这一概念的某一单一要素作了详细说明，而未对构成它的所有要素的权重进行设定。此外，马克思对俄国具有亚细亚社会性质的解释，有时候显得有点过于唯心主义。马克思认为19世纪50年代之前，俄国没有“国内史”的观点近乎荒谬。31 恩格斯认为的沙皇政府在对内政策方面“不能理性行事”的观点，从根本上低估了沙皇政府的自我调整能力。 尽管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把俄国与亚细亚生产方式联系起来，强调俄国的非欧洲特征，这对后来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影响至深。在普列汉诺夫的理论发展中，他逐渐强调俄国历史的非西方的特征（参见以下第八章），并且反对列宁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理论，因为实现这种民主专政，就无法根除俄国农业秩序中的亚细亚社会的特征（参见以下第十一章）。列宁本人也无法前后一致地提出一个有关俄国阶级本质的理论，他在几种观点之间徘徊不定，先是强调俄国的亚细亚属性，继而强调它的封建性，最后是它的资产阶级属性。孟什维克则专注于在俄国复制他们认为的西欧政治历史一直遵循的发展道路。托洛茨基最初形成的“不断革命论”的信念就在于：在俄国，国家创造了符合它自身利益的阶级等级。在斯大林专制统治时期，作为对“一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广泛辨护的组成部分，斯大林否定了亚细亚社会形态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和苏联现实之间存在的明显的相似性，使他感到不安（参见以下第十五章）。 马克思关于1848年德国革命的著作，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德国经济的落后，马克思起先承认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是合适的，但很快他就开始批判资产阶级的保守性。马克思最终转向了另一个立场，即强调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激化革命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马克思预期的以这样的战略成功的革命，到底是什么类型的革命，这并不太清楚。75对1848年革命的研究，最终并没有得出什么结论。马克思随后集中关注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背景下的无产阶级革命。不过，他确实从1848年革命中得出了某种具有一般性的经验教训，这反映在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无产阶级政党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上。鉴于沙皇长期的专制统治和俄国社会形态的相对落后，要求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超越这一事实，并赋予马克思对1848年革命进行的论述更加重要的意义是合理的。因此，普列汉诺夫不仅强调社会民主党必须保持它的独立性，而且强调它要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参见以下第八章）。1905年之后，列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农民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必将同资产阶级发生冲突（参见以下第十一章）。最重要的是，托洛茨基主张，马克思有关1848年革命的观点，含蓄地表达了革命变革的一种新范式，在俄国存在的由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意味着资产阶级革命将迅速地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参见以下第十二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分析存在的缺陷，部分原因是由他们主要关注其他问题造成的。但是，即使当马克思最终开始深入研究俄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时，他的结论仍然具有“例外论”的特征。他认真地考察了以农民为基础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这种发展无需借助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最终达到社会主义。在这方面，他深受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民粹主义是一场包含了多方面主题的运动，它在整个19世纪后半叶主宰了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事实上，直到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的集体化运动才真正终结了民粹主义对俄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民粹主义也是一种中介，马克思主义通过它开始在俄国发生影响，这一影响的核心部分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 4.俄国的民粹主义俄国的沙文主义是有其具体的社会特征决定的。保守分子强调并欢呼帝国非西方的本质。俄国之外的进步思想家，则因俄国缺乏文明而感到震惊和恐惧，斯拉夫思想家论证其本土优越性时，采取了与外国进步思想家完全相反的立场。在这样做时，他们表现出的贵族态度与西方相似，但是他们为此作出的知识上的辩护，作为一种副产品就是最早的俄国民粹主义。在这些民粹主义者中出现了一种比较新奇的社会主义学说，他们的领导人随后抛弃了沙文主义，并和第二国际保持联系。这个发展过程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对农村土地公社（村社）的解释。 村社，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原始共产主义。它的根本特征在于公社土地的公有制，土地在家庭之间定期进行平均再分配，以确保所有人维持生存。带状土地和轮作制农业使个体劳动成为可能，但这要求农村公社进行集中管理。农民对领主费用和国家税收承担连带责任，强化了这种特征，结果村社掌握并行使权力，村社权力约束了农民的个人主义。19世纪60年代取消农奴制之前，农业经济自身及其同地主和国家之间的联系，是极其“自然的”，几乎不存在货币交换。 尽管农奴解放极大地推动了商品生产，但是村社的基本结构仍然保留了下来。根据解放农奴的条款，农奴摆脱了人身依附，但仍被束缚在土地上和他们所属的村社内。尽管不再向领主履行义务，但是，对他们征取的税收增加了，而且税收是以货币形式支付，这迫使他们进入市场关系。从而，为农业经济中的商业精神、商品生产和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因此，农村公社在多大程度上开始解体，农民在多大程度上开始出现社会分化，这些问题在19世纪末成为俄国社会主义者争论不休的话题。事实上，即使是现在，这些话题仍颇具争议。然而，农村公社以及维持其长期运行的惯例，并没有随着农奴制的消失而消失，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非资本主义关系继续占据支配地位。这正是俄国农业极其落后、传统残余对农民的意识仍在产生强大影响的部分原因。 这也为俄国的斯拉夫人捍卫旧政体提供了经济支柱。通常认为，村社阻止了西方常见的有害的、堕落的个人主义的发展，因而也抑制了自由主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发展。相反，无论是否意识到，村社也把农民束缚于专制沙皇和东正教居于顶端的旧秩序中。从而，俄罗斯帝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能够进一步地开拓疆域，能够“解放”南欧的斯拉夫人，并与西欧的扩张主义相抗衡。 对民粹主义者来说，正是村社提供了进入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希望。在他们的蓝图中，村社关系阻止了西方个人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在他们看来的）现代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基础。从而，俄国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通过对政治结构的适当改造，直接走上集体主义道路。正是农业体制落后的社会本质，使得俄国的发展可以是直线型的——古老的俄国能够成为新俄国的基础。资本主义发展的辩证法，既不必要、也不值得期待。当然，民粹主义者认识到，村社并不是一种最优的社会制度。宗法关系、近乎普遍的无知和经济的不发达如此明显，使得民粹主义的观点很难在具有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深受西方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阶层中流行。但是，民粹主义者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展开的启蒙运动，将会使这些不利因素逐渐消失。 马克思的经济学容易被融入到民粹主义的框架中。19世纪80年代之前，马克思的经济学主要发挥了告诫功能：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俄国占据支配地位，那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换言之，俄国的广大民众将不得不经历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而来的所有的恐怖。《资本论》对这些恐怖状况的描述，对它们和资本主义本质存在的紧密联系的分析，对几乎所有的民粹主义思想家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39在马克思对民粹主义产生影响的过程中，民粹主义也对马克思产生了影响。马克思没有试图去哄骗他的俄国读者继续接受他30年来竭力阐述的观点，而是沿着采纳民粹主义思想的方向前进。 5.“晚年马克思”马克思在赫尔岑的著作中初步接触到民粹主义思想，民粹主义并没有给马克思留下什么好印象。这更多的是由于民粹主义者解释问题时表现出来的斯拉夫气质而不是他们的内容造成的。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他们从不掩饰对民粹主义作为俄国沙文主义的一个变种的蔑视，尽管在他们看来，民粹主义可能更为仁慈。但是，后来的民粹主义者放弃了斯拉夫主题，加之一系列其它因素的影响， 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对民粹主义理解的视角发生了转变。埃德蒙·威尔逊将这种转变描述为充满才智的头脑迸发出的“最后的重要的火花”，马克思这时转变了立场，承认俄国民粹主义者的奋斗目标是可能的。20世纪的新民粹主义者坚持认为，在作出这种转变的同时，马克思本人也为“晚年马克思”奠定了基础，新民粹主义者要求一并注意“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青年马克思”探讨的主题极大地影响了一战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成熟马克思”的思想成为第二国际的思想内核。 毫无疑问，19世纪70年代的一些知识上的和政治上的思潮影响了马克思，使他转变了对民粹主义的立场。在此期间，在整个欧洲，俄国的革命运动是最为活跃的。马克思一方面深深地被俄国革命中积极分子的勇气所感动，另一方面也为自己在这些活动家眼中的声名而深感欣慰。毋庸置疑，马克思对沙皇专制怀有深深的、持续的憎恨。希望能够为反对沙皇专制提供支持的愿望，深深地影响了视自己为历史进步的精神领袖的马克思。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经济学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车尔尼雪夫斯基强调俄国与西方的不平衡发展，认为俄国有可能复制西方的成就，而无需付出后者那种惊人的代价。摩尔根的人类学改变了马克思有关原始公社形式地位的观点，很可能促使马克思对俄国社会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然而，“晚年马克思”并没有撰写出可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更不要说与《资本论》相媲美的著作。马克思只有一些晦涩的评论，散见于他为早期著作所写的附注中，以及回答俄国一些向马克思征询对他们所关注问题的看法的信件中，事实上，这些信件的草稿有些从来就没有发出。马克思有关俄国的观点，如果不借助现代的想象力加以扩展，所有这些观点无论如何也难以构建成一个“体系”。这些观点，至多是一种梗概式的立场描述，这些立场涉及的主题从未被详细地加以说明，也与早期的分析没有什么联系。 马克思个人对民粹主义的兴趣，最早出现在1877年他对民粹主义者米哈伊洛夫斯基关于《资本论》的充满敌意的评论的回应中： 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
马克思坚持认为，《资本论》第一卷中对原始积累的论述只适用于西欧，否认它是“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它对俄国的适用性只表现在： 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怀抱，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到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
1881年，在回复维拉·查苏利奇要求马克思提供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信件中，马克思再次重申了这一立场。尽管马克思断言“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但他又说“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这种回复，明显地引发了马克思更多的思考。至少有4封信件的草稿为人所知。正是这些信件充实了马克思论点的关键部分，马克思认为，农村公社把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结合到生产关系中。土地归集体所有，但劳动过程是个体式的，可转让的财产受制于私人交换。两种不同的发展都是可能的，这取决于哪一种要素占主导地位。沿着沙皇俄国的现代化启动的当前的道路继续前行，最终将导致公社的消失和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它因民粹主义者的革命而中断，将有可能在公社的基础上建成共产主义，使西方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融入社会主义者对公社进行的重组中。在致查苏利奇的信件的草稿中，马克思没有再提及，民粹主义发展道路的实现取决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然而，在为1882年俄文版《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中，他又加入了这一限定条件。这可能体现了恩格斯的影响，恩格斯是序言的共同作者，恩格斯事实上起草了这一序言。 55同马克思相比，恩格斯有关“晚年马克思”主题的著述，无疑更加强调西方政治领袖对实现民粹主义理想是必不可少的。也有证据表明，恩格斯从未认真地思考过这一前景，即使是在马克思逝世之前。 1883年之后，恩格斯的有关这一立场的观点得到进一步强化。恩格斯的怀疑论也反应在20世纪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中。虽然他们有时候承认俄国有可能避免经过成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但是他们总是指出出现这种情况需要国际革命。“一国社会主义”学说是20世纪20年代的产物，1917年之后欧洲革命的失败是它形成的原因之一（参见以下第十五章）。 对“晚年马克思”思想重要性的任何评价，都必须面对这种思想与早期著作中的思想的不一致之处，而且必须考虑早期思想在19世纪70年代对马克思的影响。显然，晚年马克思的观点与他早期的大量著述中反映出来的观点并不一致：马克思明显抛弃了在《资本论》中阐述的普遍适用的工业化的“自然法则”。从他最早期著作开始，一直存在的一个主题，即对无产阶级独自作为共产主义的代理人的效果的分析，现在加入了社会主义可以通过同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结盟得以实现的新内容。很显然，马克思早年许多有关农村生活愚昧、农民的不开化以及缺乏政治上的可靠性的污蔑，适用的范围更为有限了。61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对西方帝国主义应当在更加相对的意义上加以认识，比如，就西方帝国主义对印度的影响，马克思一方面谴责了它的残忍性，另一方面也欢呼其进步性。 无论如何，民粹主义的目标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任何试图在村社的基础上实现的社会主义，都将导致独裁主义。领袖与群众之间的距离、劳动生产率的欠发达，都意味着不可能以民主的组织方式转向社会主义。即使在农民中广泛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巴枯宁主义情绪，为了充分实现生产的社会化需要瓦解传统公社的生产关系，这势必要求解除那些社会化的权力。那么，在避免经历阶级形成的沧桑巨变下，拿什么拯救统治精英？在马克思逝世那一年，在青年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普列汉诺夫明确地表达了这些用来反对民粹主义的观点。“晚年马克思”当然没有为反对民粹主义的观点提供理论基础。 6.结论因此，马克思留给俄国追随者的遗产，比留给德国同志的遗产更加复杂。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亚细亚社会概念的理论兴趣有限。然而，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个概念表明他们面对的情况与欧洲完全不同。这突出了如下事实：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合适的革命策略需要采取特定的斗争形式，例如，马克思在评价1848年德国革命时所概述的那些斗争形式。即使是马克思成熟著作的核心部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与俄国的相关性也是存在争议的。俄国不必等待修正主义的争论吞噬他们的各个阶层。从一开始修正主义就存在，而且明显得到了马克思自己的支持。 这一背景有助于解释俄国马克思主义争论的特点。在俄国的背景下，马克思著作显示出的模糊性与沙皇专制的具体特征相互作用，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产生了与德国相比更大的离心力。尽管19世纪90年代晚期发生的争论，从知识上看类似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参见以下第十章）中发生的争论。自1903年起，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出现了新的裂缝。这时候，俄国社会民主党分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两派。两派的分歧是由党应当采取何种组织形式的争议引起的，但是后来把经济理论问题也牵涉进来（参见以下第8章和第11章）。如果不存在争议，也就不会有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两派。就政治经济学来说，最重要的是托洛斯基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理论（参见第十二章）。在1917年之前，托洛茨基及其同仁接受了孟什维克的政党组织的观点，但是，他们的激进主义使得他们更像布尔什维克的主要理论家列宁和布哈林（参见以下第十一章、第十二和第十三章）。1914年第二国际解体后，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差异变得更加明显，不同团体进行了重组。1917年，托洛茨基和列宁联合起来，但是大量的孟什维克和一些布尔什维克反对十月革命，因为他们认为冒险主义不符合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参见以下第八章和第十三章）。 同时，由于马克思把俄国描述为欧洲的反动堡垒，这使得俄国革命被认为是具有头等重要性的国际事件。结果，改良主义变成了一支微弱的力量，而革命强硬传统成为一支更为强大的潮流，马克思本人体现出这种特征，在说德语的理论家中只有罗莎·卢森堡保持着这种传统。早期的经济理论的发展，清楚地说明了革命实践的优先性。为了制定有效的革命战略，人们很少关注价值理论和资本主义危机理论，而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理解俄国经济发展的本质上。 参见第一章第1节。所有重要意义上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都使用多种语言，他们中的大多数，作为流亡者在欧洲或北美生活了较长时期，并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接触，大部分接触是广泛的，并具有较高价值。 第七章注释： 1、 参见第一章第1节。所有重要意义上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都使用多种语言，他们中的大多数，作为流亡者在欧洲或北美生活了较长时期，并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接触，大部分接触是广泛的，并具有较高价值。 2、 P. Gatrell, The Tsarist Economy 1850-1917(London: Batsford, 1986). 3、 H. Seton-Watson, The Decline of the Imperial Russia(New York: Praeger, 1952) L. Kochan and R. Abraham, The Making of Modern Russia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3) J. Blum, 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Anderson,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London: Verso, 1979). 4、 U. Meltotti, Marx and the Third World (London: Macmillan, 1977). 5、 但是，事实是马克思的著作并没有提供区分相对自治与真正独立的标准。 6、 A. J. Mayer, The Persistence of the Old Regime (New York: Pantheon, 1981), p28. 7、 Anderson, Lineages, p346. 8、 358 对农奴解放条款的详细分析参见A. Gerschenkron, ' Agrarian Policies and Industrialisation, Russia 1861-1917,' in H. J. Habakkuk and Postan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y History of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Vol.6, pp706-800. 9、 Gatrell, The Tsarist Economy, p. 33. 10、 Ibid, pp. 33-4. 11、 P. Gregory, Russia National Income, 1885-1913(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155-7. 12、 M. E. Falkus, The Industrialisation Russia 1700-1914(London: Macmillan, 1970) pp.24-35, 39 and 52; G. T. Robinson, Rural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Berkeley: California Press, 1967) p. 277, note 3. 13、 Gerschenkron, ' Agrarian Policies', Robinson, Rural Russia. 14、 Gatrell, The Tsarist Economy. 15、 M. Raeff, Origins of the Russia Intelligentsia (New York: Harcout Brace,1966). 16、 Anderson, Lineages, p.337. 17、 R.Hellie, Enserfment and Millitary Change in Muscovy(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71); Anderson, Lineages, pp.328-47; Kochan and Abraham, The Making of Modern Russia,chs2-7. 18、 B. Brutzkus, ' The Historical Peculiarities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Development of Russia', in R. Bendix and Lipset, Class, Status, and Powe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7). 19、 Robinson, Rural Russia, p.26; see also Anderson, Lineages, pp.342-44 and P. Dukes, Catherine the Great and Russian Nobi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20、 A. Gerschenkron, ' Agrarian Policies'; A.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A. Gerschenkron, Europe in the Russia Mirr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 Falkus, Industrialisation; and Gatrell, Tsarist Economy. 21、 Falkus, Industrialisation, p.82; Gatrell, Tsarist Economy, pp.41-3, 67;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 pp.119-142. 22、 F. Engels, ' The Foreign Policy of Russia Czarism' in P. W. Blackstock and B. F. Hoselitz(eds) The Russia Menace to Europe (London: Allen & Unwin,1953) pp.25-55. 23、 恩格斯： New York Tribune, 12 April 1853, in P. W. Blackstock and F. Hoselitz,《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8页。 24、 K. Marx, New York Tribune, August 12, 1853 and December 30,1853, in P. W. Blackstock and F. Hoselitz, Russia Menace, pp.168-9,171-2. 25、 Blackstock and F. Hoselitz, Russia Menace, Part IV. 26、 .如参见 Blackstock and F. Hoselitz, Russia Menace, pp.12, 113,128-9,135,141,164, 169,171-2,186,268-70; S. F. Bloom, The World of Nations (New York: AMS Press,1967) pp.152-9. 27、 Blackstock and F.Hoselitz, Russia Menace, pp. 46, 168,171-2 and 261. 28、 Ibid, p.243. 29、 S. Avineri, Karl Marx on Colonialism of Modernisation(New York:Anchor,1969) pp1-31; M. C. Howard and K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x (Harlow: Longman, 1985)2nd edn, pp.225-37; Anderson (第15-42页）也指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欧洲专制制度时存在某种逻辑上的不一致。但是，Melotti的《马克思与第三世界》对马克思亚细亚社会的概念，以及把这一概念应用于俄国进行了辩护。 30、 Blackstock and F. Hoselitz, Russia Menace, pp.167 and 254; Melotti, Marx and the Third World, p.84. 31、 Ibid, 46-47; see also pp.18, 255-6, 261. 32、 Ibid, pp.25-6, see Chapter 11 below. 33、 V. I. Lenin, Collected Works(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0-70)vol. I, pp.153, 154, 160, 196-8, 218, 258, 259, 261, 267-70, 283, 291, 359, 363, 367, 419, 426, 433, 451-2, 521;vol II, pp.109-11, 119, 120, 277, 288, 333, 335, 337, 453-4, 458, 463-4;vol IV, pp.213, 264-6, 363-4, 375-7, 405, 410, 421.See, however; Chapter 11 below. 34、 A. Ascher, Pavel Axerod and Development of Menshevism(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Also see chapter 8 and 11 below. 35、 L. Trotsky, Result and Prospects, in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New York: Merit, 1969) pp.36-122; see also chapter 12 below. 36、 Blackstock and Hoselitz, Russia Menace; Melotti, Marx and the Third World, K. A. 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ch.9; M. Sawer, Marxism and the Question of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The Hager: Martinus Nijhoff, 1977). 37、 K. Marx, The Revolution of 1848(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7); and R. Larsson, Theory of Revolution (Stockholm: Almqvist and Wiksell, 1970) pp.17-107. 38、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on the commune see D. Atkinson, The End of the Russia Land Commune 1905-1930(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T. Shanin, The Awkward Class: Political Sociology of Peasantry in a Developing Society: Russia 1910-25(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Rubinson, Rural Russia; and Brutzkus, ' Historical Peculiarities'. 39、 A. Resis, ' Das Kapital comes to Russia', Slavic Review 29, 1970, pp.219-37; R. Pipes, ' Russia Marxism and its populist background', Russian Review, 19, 1960, pp.316-37. 1880年之后，马克思经济学被更直接地投入到理论应用中，并且其主题也被用来证明俄国资产阶级可能从不会成为实际上的统治阶级这一主张。 这一论点及其评论将留在以下第九章讨论。恩格斯既意识到这一观点，也指出了有些人会敌视这一观点；马克思似乎对此没有评论，并且很可能忽视了整个问题。 40、 K.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1) pp.33; K. Marx and F.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Westport, Connecticut, 1975)p. 286; Blackstock and F. Hoselitz, Russia Menace, p.229; W. O. Henderson, The Life of Friedrich Engels(London: Cass, 1976) vol. II, p.703. 41、 E. Wilson, To the Finland St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72) p.409.42、 T. Shanin (ed.) Late Marx and Russia Road: Marx and Peripheries of Capitalism(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83). 43、 Pipes, ' Russian Marxism'. 44、 Henderson, Life of Engels, pp.705,708,710; Marx and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Moscow edn,p.333; Marx and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Greenwood, edn,p.390. 45、 Henderson, Life of Engels, p.520; Shanin, Late Marx, p.127; Bloom, World of Nations, p.165. 46、 N. Chernyshevsky, ' Selected Writings' in Shanin, Late Marx, pp.181-203; Henderson, Life of Engels, p.705; Marx and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Moscow edn, p.256,311; Marx and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Greenwood, edn,p.386. 47、 Henderson, Life of Engels, pp.605-605; Marx and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Moscow edn, p.373; Shanin, Late Marx, part II. 48、 Blackstock and Hoselitz, Russia Menace, p.217; 这一文本表明“直到1860年”应为“自1861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4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6页。1857-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表明马克思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案并非线性的。See K. Marx, 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 ed. by E. J. Hobsbaw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5) 。Melotti, Marx and the Third World. 50、 Blackstock and Hoselitz, Russia Menace, p. 27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0-590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0页。 52、 See Shanin, Late Marx, part II. 53、 K. Marx and F. Engels, Selected Works, vol.I(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9) pp.99-100. 54、 Shanin, Late Marx, II, pp.70-1. 55、 Blackstock and Hoselitz, The Russia Menace , pp.213.在19世纪40年代晚期，恩格斯否认了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Henderson，《恩格斯生平》）。在1858年，马克思同样认识到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存在的困难（Selected Correspondence, Moscow edn,p.111）。并且，在1893年，恩格斯宣称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求在西方发生无产阶级革命（Selected Correspondence, Greenwood edn, p.508-9）。在这方面，参见Larsson 第19-49页。 56、 Blackstock and Hoselitz, The Russia Menace , pp.203-15; SelectedCorrespondence, Moscow edn, p.464; Henderson, Life of Engels, pp.705,709-10.在此问题上，恩格斯并不完全是前后一致的，正如Henderson的《恩格斯生平》中所指出的，第384，580-1和712页。 57、 对托洛茨基而言，一直都是这样，对布哈林来说，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这是正确的，列宁的立场不是太清楚，但是他有时候表现出了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类似的思想。见后面的第12，13章。马尔托夫(Martov)是一位孟什维克最杰出的、也是立场最不坚定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同样的广博。See I. Getzler, Martov: 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Russian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58、 Shannin著作中的评论者缺乏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考察是一个重大的缺陷。载Shanin《马克思》，第2部分。总的说来，他们全都太急于接受“晚年马克思”的观点，而没有进一步研究这样做给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问题。 59、 K. Marx, Capital, vol.I , pp.8-9. 60、 G. Lichtheim, Marx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4); D. McLellan, K. Marx: his Life and Thought (London: Macmillan, 1973). 61、 Avineri, Karl Marx; D. Mitrany, Marx Against the Peasant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holson, 1951); M. Duggett, ' Marx on Peasant',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2, 1975, pp.159-82. 62、 Howard & K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x. 63、 G. Plekhanov, ' Socialism and the Political Struggle', in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4) vol.I, pp.47-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