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883-1929）》 第九章 19世纪90年代民粹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
1.引言普列汉诺夫主要是在反对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发展了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19世纪80年代，俄国工人运动欠发达的本质，使得普列汉诺夫的直接目标是把知识分子中的革命者转变到他的立场上来，而不是寻求对无产阶级的直接影响。15普列汉诺夫对民粹主义的批评，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更广泛意义上对民粹主义批判的一部分。第一轮批判是由恩格斯在1873年发起的，在俄国，同民粹主义的争论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末，这一争论随着斯大林集体化运动的兴起而结束。争论的高潮发生在1894-1899年，当时，批判性的出版物的数量显著增加。这一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取得知识上突破的时期。特别是在在一系列成熟的反对观点的攻击下，作为民粹主义哲学基础的经济理论被削弱了。尽管民粹主义幸存了下来——主要是在社会革命党中，但是，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向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作出了重大让步，改变了自己的立场。 观念的胜利有其物质基础。19世纪90年代初，俄国的广大农村地区遭遇饥荒，这不仅进一步激化了这一时期的论战，而且表明农业经济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随后几年，工业迅速增长，城市无产阶级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及时地出现了，这进一步支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很显然，资本主义正在发展，无产阶级的激进与农民的逆来顺受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得到了具体的证明；随着民粹主义队伍的衰落，社会民主主义的队伍逐渐壮大。 胜利并不全面，民粹主义改头换面地幸存了下来，这反映了普列汉诺夫理论体系中存在弱点。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尽管难以表述清楚，但他们认识到，落后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并不完全像普列汉诺夫描述的那样；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存在重大的障碍，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农民行为的分析是不充分的。当20世纪资本主义开始“东扩”时，当马克思主义和农民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反殖民运动开始结合起来时，民粹主义开始复仇。民粹主义特有的主题重新出现在新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受到极大的影响。在这一意义上，在第七章讨论的“晚年马克思”思想方面存在的不足，并不是一个致命的缺陷。20世纪下半叶，民粹主义作为一项世界性政治运动，同1914年之前为俄国正统马克思主义提供理论基础的“成熟马克思”的思想相比，更接近于马克思主义。 2.民粹主义的俄国资本主义理论民粹主义的观点包罗万象，只在敌视资本主义发展、主张社会进步以俄国经济生活的传统制度为基础的意义上，它们才构成统一的整体。至于“进步”的确切内涵、实现它的最佳方式、资本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一种威胁，以及非资本主义制度的健康状况和适用性问题，都是莫衷一是的。但是，在19世纪最后20年间，民粹主义理论的一致性逐渐增强。一般认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受到了阻碍，全面仿效西欧不仅是不合适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俄国要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生存下来，那么经济演化主要地必然表现为非资本主义式的。其他类型的出路将导致俄国从属于西方国家，甚至可能沦为它们的正式的殖民地。 民粹主义的重要理论家有V.沃伦佐夫和N.F.丹尼尔逊。他们每个人都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原理，特别是丹尼尔逊，他把《资本论》翻译成俄文，而且在差不多30年时间内，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通信联系。实际上，他把自己视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人们也普遍认为确实如此。然而，他和沃伦佐夫所做的，就是整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民粹主义的主题，以此支持民粹主义。正如我们在以上第七章看到的，这是民粹主义著述家的一贯特征。而且当他们的观点遭到社会民主主义反对时，他们往往倾向于扩大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但是，大多数民粹主义者仍然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持有好感。令普列汉诺夫懊恼的是，民粹主义者通常视俄国“正统”马克思主义是不合法的，是错误的。 尽管沃伦佐夫和丹尼尔逊在诸多重要问题上存在异议，但在关于俄国资本主义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的观点上，确实可以放在一起，并一同加以考察的。他们的理论基础是相同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引起消费不足。从而，纯粹形式的资本主义将陷入停滞；只有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外部因素，才能消除停滞、促进增长。剩余价值不可能在一个完全资本主义化的经济中实现。因为剥削率为正，工人的消费需求不足，而且消费不足不可能由资本家的消费去消除，因为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被用于积累或储蓄。为了确保剩余价值全部实现，资本主义经济需要一种特定类型的市场体制——存在着源于外部消费需求的市场体制。 这是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它没有分析作为资本主义变种的俄国的具体缺陷。但是，民粹主义经济学家却将一般理论应用于俄国，否认俄国资本主义能够开辟外部消费需求的充足来源。俄国的“后发”，意味着国外市场已经被更为发达的国家所垄断。民粹主义者认为，俄国资本主义只能通过沙皇政府财政政策的人为刺激，以一种退化了的形式得以维持。最终，即使是对这种寄生现状的维持来看，国家的资源也是不足的。如果不抛弃照搬西欧策略的话，那么持续的、全面的经济发展就不可能。俄国必须走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殊道路（但是，也许可以借鉴在一些非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使用的现代技术）。 关于俄国经历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后果，民粹主义经济学家之间存在分歧。沃伦佐夫强调，农民进行“人民生产”的能力，可以抵御侵蚀和保持农业的完整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丹尼尔逊则指出了资本主义对农业经济的毁灭性影响。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产生的是毁灭而不是转型：农业生产者日益贫困化但却没有转变为雇佣工人。他进一步论证，内在于资本主义部门的技术进步，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因而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提高了财富的集中程度。因此，任何发展都是内向的，但非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转化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特别是丹尼尔逊的观点，可以被解释为《资本论》中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案例”，这也是他自己理解《资本论》的方式。丹尼尔逊的理解强调了马克思分析中存在消费不足的线索，回避了发展中存在的矛盾。相反，正统马克思主义强调和发展了民粹主义者忽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那些原理。普列汉诺夫最早清楚地表达了所有可以用来反击民粹主义的主要观点。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非凡的成就，如果考虑到普列汉诺夫的内容写于《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公开出版前这一事实，那更是如此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内容对正统观点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19世纪90年代的“大论战”中，普列汉诺夫把扩展和完善民粹主义者早期经济学批判的任务留给了他人，自己则集中精力反对民粹主义理论中的哲学和社会学原理。 许多能力不同的著述者，以不同的方式阐述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观点。许多人认为需要详细浏览整个争论过程的批驳性材料，但结果发现这些材料中存在大量的重复和夸张的成分。然而，我们可以挑出两位参与者，他们明显地胜过他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和列宁以一贯的——其他人只是偶尔能够达到的——专业性和彻底性，表述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的批判。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理论集中证明，通过扩大生产资料再生产实现剩余价值具有可能性。列宁强调，剩余价值的实现内在于资本主义关系的粗放式增长之中。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经验分析充实了他的理论分析，因为正是俄国工厂的发展支撑了他的理论框架。列宁的经验研究也与自己的理论视角相吻合：他以迄今为止无与伦比的系统化程度，记录了农业经济中生产关系的变化。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和列宁的主要观点是互补的。不存在一方否定了另一方要点的情况，而且两个人通常用自己的方式对这两个问题做出自己的说明。在专业领域，他们各自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在以下四节将集中分析这些内容。这与许多作者的做法不同，他们强调19世纪90年代批判民粹主义的论战中司徒卢威的重要性。司徒卢威作为“大论战”的催化剂和社会民主主义中自由力量的一位重要组织者，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无论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还是同列宁相比，他都只能算是二流人物。司徒卢威在反击民粹主义的主要经济观点时，对他的对手作出了重大的（和错误的）让步。 3.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论扩大再生产杜冈－巴拉诺夫斯基首先认识到1885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提出的马克思再生产模型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这些模型是经济理论上迄今唯一的最重要的成就，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严谨的框架，借助于这一框架，可以对资本主义不同经济部门之间各方面的相互联系作出具体分析。1894年，杜冈借助于再生产模型,提出了周期性经济增长理论，批判了其它的理论，并且对英国的经济波动进行了经验分析。在这一过程中，他清晰地批判了所有的消费不足论，其中包括民粹主义的消费不足论。作为对其他理论的替代，他强调要把“比例协调”以及它的反面“比例失调”作为理解资本主义运行的关键。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小传
1865年出生在乌克兰的Solyonoye，他有半乌克兰和半鞑靼人血统，也可能有贵族血统。他获得过自然科学、法律和经济学学位，在19世纪90年代同民粹主义者围绕资本主义发展展开的争论中，在社会民主主义圈子内崭露头角。尽管他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但早在19世纪90年，他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批判的态度。20世纪初离开社会民主运动之后，他的修正主义倾向日益显露。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他在圣彼得堡和其他地方获得了不少大学的教职。他生命的最后10年，专注于合作社运动。作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1917年迁居基辅，在乌克兰临时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长。1919年1月去世。
马克思主要以数字例子的方式，阐述了再生产理论。在方法上，杜冈效仿马克思，但是，他把马克思分别论述的三个部分整合为一体首先，他常常加上一个第Ⅲ部类（尽管为了达到同样的效果，马克思有时候也把第Ⅱ部类分为生产工资商品的部类（Ⅱa）和生产奢侈品的部类（Ⅱb））；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杜冈把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引入他的分析中；再次，至关重要的是，杜冈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是为利润进行的生产。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也不是为了满足消费需求或推动经济增长。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那它们就只是派生的结果，而不是最初的目标。当然，没有哪个马克思主义者会不赞同最后一个观点（或者事实上包括后面两个观点），但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认为，他们并没有体会到它们的真正内涵：正因为如此，消费不足论才在马克思主义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可。杜冈认为，一旦经济分析结构得当，消费不足论的核心部分就是无效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矛盾，只有通过造成生产部门之间比例失调的因素才能加以解释。这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了马克思分析再生产问题时的结论，马克思认为只要生产部类保持必要的比例关系，剩余价值的实现就不成问题。第Ι部类产生的对消费品的需求，实现了第Ⅱ部类的剩余价值；与此相类似，第Ⅱ部类对不变资本的需求，使得第Ι部类生产的剩余价值得以实现。加上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质上可以被视为生产资料的进一步生产是为了生产资料的生产。尽管从人类价值的视角看，这种观点似乎有些荒谬——并且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承认它的荒谬之处，20 55但是，从这种分析中必然得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正确理解。它也意味着剩余价值的实现越来越独立于消费需求。杜冈－巴拉诺夫斯基通过设想一种（虚拟的）自动化经济——在该经济中，大量的机器的生产只是为了用来生产更多的机器——把这种推理方式的逻辑推至（或几乎推至）极端。15同样，在达到这一终点的过程中，伴随着的是消费的下降——大量的人口贫困化——剩余价值的实现。因此，在资本主义的运行过程中，消费需求并没有起到什么特殊的作用。 对于沃伦佐夫和丹尼尔逊极端形式的消费不足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作了有力的驳斥。但是，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拥护的更合情理的消费不足论（参见以上第四章到第六章和以下第十章）并没有受到损害。杜冈的模型只是认为，并不存在像民粹主义宣称的那样的必然的、持续的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积累周期性的中断导致暂时性的短缺，仍然是可能的。当然，他承认，可能引起危机的某种类型的比例失调，可以被描述为消费不足。然而，事实上他并没有强调这一点。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机能失调的根源，在于缺乏确保按比例安排生产的制度。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强调了比例失调的一般现象，而非消费比例失调的可能性，并且逐渐地反对各种形式的消费不足论。此外，他坚持认为，即使人们可以把消费不足论正确解释为经济危机的原因，消费不足也不必然带来停滞。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他的周期理论中就试图证明，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诸多能够确保经济繁荣的力量。因此，俄国资本主义并没有受到阻碍；俄国走西方国家此前走过的同样的发展道路，并不存在什么障碍。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观点是抽象的，但用它来消弱同样抽象的民粹主义观点的基础却是合适的。然而，他并不总能认识到自己的结论的局限性。特别是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型，是根据价值向价格转形前的价值范畴建立的。因此，生产价格和利润率并不能明确地加以描述。在这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同马克思一样，没有能说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格—利润结构，基本上就可以引导资本主义走上他所描述的增长道路。〔注：这句译文易引起误会。读者“蛋疼的蛋蛋”建议改为：在这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同马克思一样，没有能说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格—利润结构可以原则上引导资本家走上他所描述的增长道路。〕 今天有可能做到这一点，5但是，杜冈并没有进一步深入阐释自己的观点（即使是在《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之后）。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写作时的背景，他的模型没有能准确地描述资本主义经济实际遵循的经济增长模式。例如，他承认对外贸易在英国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他是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分析这一点的，而不是从理论上对它进行解释。在殖民扩张的高潮时期，这是一种极端的和戏剧化的立场。马克思主义不可能长期满足于从偶然事件的重要性的角度来解释帝国主义，正因为如此，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著作受到了批评。就俄国资本主义的具体情况来说，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观点也并非无可挑剔。再生产模型事先已经假定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但是，部分民粹主义者讨论的情况是俄国资本主义受到了更大的非资本主义部门的阻碍。列宁认识到这一缺陷，他在论述实现问题时采取了与杜冈非常不同的视角。但是，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一样，为了消除民粹主义思想残留的最后一点合法性，列宁也采用了一种极端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4.列宁关于通过扩大商品生产实现剩余价值的理论列宁试图追随马克思，而且当然想尽力赶上普列汉诺夫，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相比，他的确更加接近普列汉诺夫。他反对民粹主义经济学家的主要理论观点，是详细阐述了“商品经济的逻辑”，普列汉诺夫此前对此有过专门的论述（参见以上第八章）。在此意义上，列宁的思想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相比，少了些原创性。但是，他的观点的威力一点也不弱，因为他的观点与俄国经济的实际情况的联系更加紧密，更容易得到统计数据的证明。 列宁小传
V.I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的笔名），1870年出生在伏尔加地区的辛比尔斯克，父母是中产阶级。1891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的法学专业，两年之后参与社会民主政治运动。他迅速崛起，积极参加对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论战，并寻求组建一个有效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即使在1895年被捕和短暂流放后也是如此。在1900年和1903年，离开俄国，他的布尔什维克派开始组建独立的政党。最初，因为组织问题他脱离了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主体，随后，列宁对范围广泛的问题作出阐述，形成独特的理论立场。在马克思主义者中，他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既是一位重要的理论家，又是一个大的政党的主要组织者。列宁也因把党组织带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围内而著名。从一开始，他就作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在十月革命之后，他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在这一职位上工作到1924年1月逝世。
支配列宁的观点的是一种广义的发展阶段类型，这种发展从自然经济开始，经过商品生产阶段，最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城乡分裂、不同性质产业的出现、经济活动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这些都等同于商品生产的增长，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更高阶段。每一个阶段的生产同前一个阶段相比都更有效率，而竞争是一个阶段取代另一个阶段的推动力。在列宁看来，沃伦佐夫和丹尼尔逊的致命错误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不发达阶段的性质。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大规模的机器工业集中于城市中心、只使用雇佣工人，它们关注的只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忽视了多种原初形态的资本主义与发达类型的资本主义并存的事实。列宁认为，正确地看问题，就要求承认资本主义关系可能采取多种形式。而且他还指出，一旦资本主义关系稳固地建立起来，商品生产（从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就不可能受到阻碍。当然，它们不可能受到有限市场的限制，因为这一过程能够确保市场按相同的步调，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在这里，列宁借助丹尼尔逊自己的观点反驳丹尼尔逊。当商品化和资本化的过程确实带来贫困化时，这一事实本身必然包含着市场的扩大。生产者的生产资料被剥夺，一无所有的生产者被迫为购买消费品而出卖劳动力。一方面市场扩大了，另一方面大量的生产者贫困化了。 列宁没有忽视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带来的贫困问题，他的分析也不是简单化的。他并不是没有解释资本主义的早期形式有时可能会阻碍其向更为发达的形式发展。较高的发展阶段甚至可能以不同的方式部分地恢复过去的经济组织类型。他完全承认，并不是所有的产业都会遵循同样的演化模式，并且那些法律认可的自然经济的残余，可能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很难指责列宁不关心他所设想的社会发展过程的复杂性。 另一方面，列宁以一种极端的形式来应用自己的原理。从本质上说，普列汉诺夫尽管持有同样的看法（参见以上第八章），但在具体应用时，他较为谨慎。因此，普列汉诺夫把资本主义看作是商品化过程的结果，而列宁则倾向于把两者等同起来。他视“国内市场发展的程度”为“国内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结果“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如何形成的问题，就归结为下面的问题：俄国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如何发展，并朝什么方向发展？” 1900年，斯科沃尔特索夫在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评论中批评了列宁，因为列宁把两者混为一谈。这是一个重大的缺陷，我们将在这一章的第7节回到这一问题。 列宁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分析，还批判性地考察了俄国经济的统计材料。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反驳民粹主义者，也进行过深入的经验分析。考虑到他们的视角不同，他们集中关注的必然是问题的不同方面。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主要聚焦于工业，尤其是工厂的增长；而列宁则更加关注农业经济的转变。接下来的两节将依次考察他们两人的研究成果。 5.《19世纪的俄国工厂》以上第3节概括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理论观点，并不只是代表了一种“可能性”。他相信，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将使第Ι部类相对于第Ⅱ部类更大一些，并且资本主义经济有产生“比例协调”的趋势，只是由于缺乏使得“比例协调”平稳实现的制度，才引起资本主义经济功能失调。但是，这一论断要得到全面证明并不容易，特别是在俄国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此外，他认识到工业的历史演变，比他理论上的设想更为复杂。因此，尽管他对俄国经济的经验研究受到他理论视角的启发，但涉及的范围更为宽广。《19世纪的俄国工厂》首次出版于1898年,该著作追溯了自彼得大帝时期开始的俄国工业的整个发展过程，仅在这一点上，就对民粹主义经济学家研究重点中的诸多内容作了有力驳斥。但是，这部著作的内容超越了19世纪90年代的论战，它到目前仍然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下对工业化过程分析的最好的著作之一。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主要关注的是要削弱下述观点的基础，这种观点认为，俄国政府在发展工业生产时发挥的作用，赋予工业一种“人为的特征”。他雄辩地证明，发端于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的现代化是生存的必然选择。正如我们在以上第八章看到的，普列汉诺夫持有同样的立场，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给这种观点增添了更多的内容，并且更加详细地解释了它的经济特征。他特别强调，这一阶段体现出来的资本主义的部分特征是不可避免的。新型生产必须在大规模工厂中进行，以便有效地利用进口技术。仅商业资本家就有资源和能力来筹办新工厂。由于提供自由劳动力的国内市场并不存在，因此，国家有必要进行直接干预，以提供强制劳动。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解释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发展的辩证法将会越来越明显：那些有利于工业增长的措施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债役劳工最初促进了发展，但是，随后又变成了一种障碍。雇佣工人日益增加，农奴制改革的压力增大。然而，他承认，19世纪60年代解放农奴的运动阻碍了一些大工业的发展。那些严重依赖农奴的工厂不得不做出改变，开始了痛苦而又漫长的——最终证明是有效率的——重组过程。在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看来，大工业的发展并不是马上就取代小规模的手工工场。在许多情况下，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最初局限于工厂的生产，因为需要输入劳工的技术，于是就转向了小生产者，并造成了传统工业活动的复兴。此外，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随之增加了供给商的活动，而这些供给商有时是按传统方式组织起来的。但这只是有可能，因为商业资本长期以来已经主导了许多老的工业。接着，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指出，机械化破坏了家庭式生产，尽管——正如爱尔福特纲领所表明的——不存在“小规模”生产直接被“大规模”生产所取代的情况。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认识到，“后发者”的发展模式明显地与英国的模式不同，而民粹主义经济学家则往往把英国作为分析的基准。后发国家的工业化缺乏自发性：国家行为发挥了支配性的作用，非资本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关系结合在一起，公开的强制补充了市场训诫，技术引进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的，西方的意识形态与传统信念相连接；特定类型的阶级利益重新塑造了自由主义。即使如此，他强调，俄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意味着整个俄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市场。所以，民粹主义支持的“特殊道路”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实际上所走的道路已经把俄国融入到整个欧洲的经济史中。俄国西方化的过程仍在继续，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尽管是借助历史的、特有的方式实现的。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因而成为第一个认识到“后发国家”与英国模式存在显著差异的社会主义者，而马克思本人和民粹主义者则把英国提升到典型的地位。此外，正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指出的“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的思想，为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提供了唯物主义的基础。不断革命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可能首先在落后的俄国社会发生，而不是在发达的西欧这个中心发生。与普列汉诺夫和集中关注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列宁不同，托洛茨基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一样，集中研究城市工业。但是，他又与杜冈不同，他根据工业化对社会结构的影响，考察了俄国工业化的“现代性”问题。托洛茨基认为，俄国的工业化形式显著地扩大了俄国无产阶级的规模，同时又使集中在城市的国内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人数减至最少。在与国家发生任何冲突时，无产阶级将成为主导的力量；同样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也成为最重要的事情。此外，沙皇时代鼓励工业发展的方法使农业问题恶化，这使得城市革命可以利用农民的支持。正如现在已被广泛认识到的，托洛茨基的理论与任何一个他的竞争对手的理论相比，都更加准确地说明了1917年革命的阶级动力学（参见以下第十二章）。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并没有深入研究托洛茨基基于与《19世纪的俄国工厂》相同的经济视角推导出的这些政治问题。杜冈的观点是直接用来反对民粹主义的，他更加强调俄国现代化的独特模式，将使俄国未来的历史与西欧的历史一致。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相信，俄国融入世界市场，使得民粹主义者偏爱的“特殊道路”已经不可能实现。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但是，在民粹主义在理论上失败之后，他所概括的不同的“特殊道路”具有的革命含义，为1917年布尔什维克政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奠定了基础（参见以下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 6.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杜冈的许多观点因列宁著作中的官方的证据而得到加强，但杜冈却从这些官方的证据中得出完全不同的观点。在20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列宁这位未来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非常接近于这种观点，并且远离了支配了他自己19世纪80年代的分析的观点。列宁对杜冈的观点进行了改造，从而产生了与杜冈本人的立场完全不同的政治行动。（参见以下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和十三章）。这在前面已经有所提及。在与民粹主义论战达到高潮时，列宁仍然坚信他自己的理论愿景，坚持自己的经验证明。他关注的主要是农业经济问题。列宁的主要目标是想从经验上证明“人民生产”中的不平等与小生产者的分化——这两者明显的——都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极分化的症状。在19世纪90年代晚期，可以得到的统计资料远远超过普列汉诺夫15年前可以接触到的统计资料，而且列宁仔细地运用这些资料，对民粹主义经济学发起了猛攻。 在本章第5节讨论的列宁理论的本质，为他完成自己的任务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多种衡量指标；作为一个过程，而非终结状态，资本主义可以视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列宁充分地利用这一点证明，不只是使用雇佣工人，有官方证据的专业化和商品化、土地所有者的不平等、生产资料的集中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他并没有宣称农村的小生产者实际上构成了典型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只是说存在非常确凿的证据表明这种转化正在进行。为此，他集中分析了农民家庭而非个人情况的变化。农村的无产阶级主要由贫困的农民家庭构成，那部分无法获得足够的生产资料的农户被迫使他们家庭中的一些成员进入劳动力市场。在另一个极端，富裕的农民家庭不能提供他们自己生产活动中所需的劳动力，而不得不雇佣工人。因此，形成了一种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阐述的（英国）方式不同的资本原始积累机制。列宁并没有强调这一点，他承认，仍存在大量中等农民家庭，他们既不受雇于他人，也不雇佣其他人。然而，他坚持认为，大量的资源被富裕的农民拥有所产生的激烈竞争，将逐渐使农户转变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因此，“人民生产”会逐渐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尽管它只是发生在资本主义的低级阶段。 农村的这样的阶级构成，说明了民粹主义的观点为何能够流行。在列宁看来，民粹主义——正确的（即根据马克思主义范畴）可以理解为——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反映了大量农民家庭被边缘化的境况，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将使农民家庭进一步衰落。但是，这是危险的，因为它妨碍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并且民粹派推动的改革可能会成功地阻碍更高形式的资本主义的发展。 但是，列宁并不认为民粹主义是完全反动的。他认识到民粹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反对同它对封建主义的敌视是类似的。在俄国，农奴制当然早就废除了，但由于农奴解放的不彻底，许多封建残余保留了下来，结果确实需要一场反封建的农民革命。对农民自愿转让和获得土地与劳动力的能力的制约、劳动租金的长期存在，市民自由权的缺乏，所有这一切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95就民粹主义对这些问题采取的批判性立场而言，它是一种客观的进步力量。因此，同许多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普列汉诺夫）相比，列宁对民粹主义对手的态度显得更加复杂。尽管他赞同，民粹主义的思想是错误的；但他也认识到，民粹主义对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可能是有用的。事实上，这些思考在列宁的思想中注定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在它们发挥作用之前，列宁已经彻底地修正了他自己有关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我们将在第十一章中考察这一变化。 7.马克思主义观点中存在的一些问题19世纪90年代，民粹主义的经济理论被削弱了，在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抨击下，民粹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也同样遭到削弱。这并不让人感到惊讶。正统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更为优越的思想体系，而且经济发展的主要突破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论述。然而，我们还是可以找到正统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的严重缺陷。这些缺陷中的一部分，事实上就内在地存在于马克思主义自身，而且它们在思想史中一再明显地暴露出来。 “实现”和“国内市场”问题是一个供给和需求的问题：需求是否足以吸纳供给？但是，无论是马克思还是他的俄国追随者，都没有能够准确地使用这些范畴。马克思自己论述的内容是自相矛盾的。他既坚持新古典的需求概念，排除任何需求不足的可能性；又提出另一个（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概念，认为需求不足是长期的。在解决这一问题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止步不前。列宁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因而在对《资本论》晦涩的内容引用时，遇到了困难(参见以下第十章)。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认识到需要一种需求理论，但他自己的分析甚至连马克思的水平都没有达到。因此，他们的理论缺乏坚实的基础。今天，这些理论可以在坚实的逻辑基础（当然，这和他们经验研究的有效性并没有什么联系）上被重建，然而，他们的对手的观点问题更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予理会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批评，在同民粹主义者的论战中，这种批评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非是确凿无疑的。 其实，鉴于沙皇时代工业化的实际历史情况，部分地接受民粹主义分析的精神而不是它的具体内容，还是可能的。19世纪90年代，俄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际上是存在矛盾的。扩张所需的资源，并不完全来自国内生产的剩余价值，就像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抽象的再生产模型所描述的那样。它们部分是通过对农民经济得榨取以及维持有利于这种榨取的村社制度提供的。这阻碍了土地生产率的增长，因而也抑制了进一步增加对农村的剥削以继续这一过程的可能性。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仍不清楚，但是，马克思主义者显然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这一问题。在此意义上，沙皇时代工业政策的核心部分存在“人为”的因素，民粹主义经济学家比马克思主义者更加明确地强调了俄国的特殊性。 对俄国农民和更为一般的农村小生产者的研究，至少为民粹主义的直觉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我们在以上第八章指出，普列汉诺夫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存在两个缺陷：它没有注意到农业领域规模经济的相对缺乏；它忽视了农民可以利用的维持自身地位的手段。19世纪90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重复了这一错误。事实上，列宁的错误比普列汉诺夫的更为严重，因为他把资本主义发展等同于市场的发展。此外，再次同普列汉诺夫一样，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认真地思考俄国农业领域具体的经济组织，对俄国经济发展和农民分化产生的限制。正如列宁所坚持的那样，村社并不只是其经济基础已完全被商业化破坏了的日趋没落的封建残余。它在技术上也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 轮作的敞田制要求一个管理机构凌驾于个体农民家庭之上，而且把农民的份地分开也存在巨大的经济上的困难，更不要说，法律方面的约束一直维持到1907年。因此，村社根植于当时农业经济的现实，而不只是在过去才如此。 此外，尽管农民的经济活动产生了收入和财富上的不平等，但这些不平等的程度是有限的，并不必然导致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引起农民分化的因素之一与农民家庭的生命周期、他们的再分配程序以及村社的再分配过程有关。商品生产的发展，并不总是与这些实践相冲突；它可能推动而非阻碍它们作用的发挥。因此，列宁的理论观点和他对经验资料的重构，最轻意义上也是误解了农村的可观察到的不平等。农民比他认为的更具同质性，并且把它视为小资产阶级阶层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因为这样做，反映了对农民可能采取的政治和经济行动的一种过于狭隘的观点。当列宁把俄国农民同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描述的法国农民进行比较时，他的错误就更为明显。对这一点的具体证明出现在1917-1918年间，村社制度不仅没有被农民革命削弱，而且成为完成革命的一种手段，而且因为革命的成功而得到加强。农民既不是一种资产阶级力量，也不是一种无产阶级力量，也不是这些力量的混合物。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范畴中，没有哪一个与它相吻合。 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民粹主义经济学本质上是符合实际的。显然不是。但是，它的确意味着，并不像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认为的那样，对民粹主义的批评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证明是同一项任务。的确，列宁的分析最容易受到指责。没过多久，他就认识到自己著作中的不足之处，尽管他从没有解释过19世纪90年代他自己的错误的确切性质（参见以下第十一章）。但是，当这十年结束时，他做出改变的可能的原因是非常明显的。正在他试图用官方资料证明农民内部的阶级形成时，俄国马克思主义本身正在经历分化的过程。特别是出现了一个与德国类似的修正主义派别。为阻止修正主义的不良影响，列宁有关农业经济学的立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且这很可能进一步导致了他在20世纪初对自己的策略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当然，这并非俄国修正主义唯一的、重要的意义。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种批判，它是值得关注的，更不要说它也体现了一种真正的分析层面的洞察力。这将构成下一章的主题。 第九章注释： 1、 参见‘Socialism and the Political Struggle' and ' Our Differences', in G. Plekhanov,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4) vol. I, pp. 49-352. 2﹑ F. Engels, ' Russia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 in P. W. Blackstock and B. F. Hoselitz(eds) The Russia Menace to Europe (London: Allen & Unwin, 1958)pp.203-215. 3﹑ O. H. Radkey, ' The Agrarian Foes of Bolshev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M. Perrie, The Agrarian Policy of the Russia Socialist Revolutionary Part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4﹑ R. Kindersley, The First Russian Revisionis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2) p.41. 5﹑ R. Pipes, Struve: Liberal and the Lef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145. 6﹑ 参见A. P. Mendel, Dilemmas of Progress in Tsarist Russ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A. Walicki, The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F. Venturi, Roots of Revolution(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0). 7﹑ V. V. Sud' by Kapitalizma V. Rossii (St Petersburg: M. Stasjulevic, 1882); Nikolai-on, Ocherki Nashego Poreformennogo Obschchestvennogo Khozyaystva(St Petersburg: A. Benke, 1893) (Vorontsov wrote under the pseudonym ' V.V' and Danielson under ' Nikolai-on'). 8﹑ A. Reis, ' Das Capital Comes to Russia', Slavic Review, 29, 1970, pp.219-37. 9﹑ 正是这一点，最终使恩格斯的观点接近于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2-665页，以及以上第七章。 10﹑ 进一步的论述, 参见Walicki, and R. Luxembure,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51）.卢森堡对沃伦佐夫和丹尼尔逊表示同情的论述，当然是由于他们的理论和她自己的理论存在相似之处（参见以上第6章）。 11﹑ 另一种合乎逻辑的可能是，丹尼尔逊的经济学可以视为充实了马克思在答复米哈伊洛夫斯基对《资本论》的评论进行的评论：参见Blackstock and B. F. Hoselitz, Russian Menace, pp.216-18和以上第七章。 12﹑ Plekhanov, ' Our Differences'. 13﹑ 比如，参见Kindersley, The First Russian Revisionists, Pipes, Struve and T. H. Von Laue, Legal Marxism and ' Fate of Capitalism in Russia', Review of Politics, 18, 1956, pp.23-46. 14﹑ 参见S. Bulgakov, O Rynkakh pri Kapitalistcheskom Proizvodstve (Moscow: M. I. Vodovozovoj, 1897) and Luxemburg,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p.292-8. 15﹑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20章、第21章。 16﹑ M. I. Tugan-Baranovsky, Promyshlennye Krizisy v Sovemennoi Angli(St Petersburg: I. N. Skorokhodova, 1894) 第二版和第三版分别出版于1900和1914年，第二版被翻译为德文Studien zur Theorie und Geschichte der Handelskrisen in England (Jena: Fischer,1901）。第三版被部分译为英文 ‘Periodic Industrial Cycles', Annals of the Ukrainian Academy of the Arts and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4, pp.745-802. 17﹑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方案载于L. M. Kowal, Economic Doctrines of M. I. Tugan- Baranovsky(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h.d.,1965)pp.309-20. 18﹑ 这一主张得到了对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贫困化和分配问题持批评态度的人的支持。（见后文第10章）。 19﹑ 参见Howard and K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x (Harlow, Longman, 1985)2nd edn, pp.185-90,和上文第6章。. 20﹑ Tugan-Baranovsky, Studien, pp.230-1. 也可参见以下第10章。 21﹑ Ibid, p.230. 22﹑ Tugan-Baranovsky, Studien, p.203; ' Periodic Industrial Cycles', p.801. 23﹑ Tugan-Baranovsky, ' Periodic Industrial Cycles', pp.780-802. 24﹑ Tugan-Baranovsky, Promyshlennye, p.i. 25﹑ Howard and King, Political Economy, pp.181-93. 26﹑ L. M. Kowal, ' The Market and Business Cycle Theories of M. I. Tugan-Baranovsky', Rivista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Economiche e Commerciale, 4, 1973, p.314. 27﹑ Luxemburg,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pp.181-93. 28﹑ 参见列宁：《论所谓市场问题》，《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参见《再论实现论问题》，《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6页。 29﹑ 参见《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5页；《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第102-296页；《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第297-465页；参见《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对工厂工人罚款的解释》，第25-64页; 《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8-9月）》，第235-332页。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版，《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562页。参见《列宁全集》第4卷，《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第85-134页。Meek, Studies i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London:Lawrence&Wishart,1973) 2nd edn. 30﹑ 参见《论所谓市场问题》，《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101页。II, p.138;《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6-111；《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版, 第1-562页。 31﹑ 参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版, 第1-562页。 32﹑ 参见《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5页；《论所谓市场问题》，第56-101页； 《什么是“人民之友”？》，第102-296页；《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第297-465页。参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版, 第1-562页。参见《论我国工厂统计问题》，《列宁全集》第4卷，第9-39页；《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第85-134页。 33﹑ 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52页。 34﹑ 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版，《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562页。 35﹑ R. Service, Lenin: A Political Life (London: Macmillan, 1985)vol.I, p.69.列宁对斯科沃尔佐夫的答复，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版, 第563-585页。 36﹑ 在1898-1907年间，这部著作出过三个版本。1900年的俄文第二版在同年出过德文版。1917年以来，第三版在俄国重印过4次，这表明了它在学术上的重大影响。此处参考了俄文第三版的英文版（Homewood, Illinois: Richard D. Irwin, 1970). 37、 现代经济史学家对此依然印象深刻；比如，参见S. Amato, ' Tuhan[sic]-Barnaovsky' s Theories of Markets, Accumul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Their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Modern Historiographic Research' in I .S. Koropeckyj(ed.)Selected Contributions of Ukrainian Scholars to Economics(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pp.1-59. 38、 Tugan-Baranovsky, Factory, pp.1-43. 39、 Tugan-Baranovsky, Factory, pp.14,204. 40、 Ibid, pp.1-43. 41、 Ibid, pp.16-20. 42、 Ibid, pp.21-2, 62-5. 43、 Ibid, chs2-5, 9. 44、 Ibid, ch9.46. 45、 Ibid, pp.42-3. 46、 Ibid, pp.1-43. 47、 Ibid, chs7, 12. 48、 Ibid, pp.53,279; also see ibid, ch12.. 49、 Ibid, ch8, 13. 50、 Ibid, pp.94-5, 257, 268. 51、 Ibid, p.277. 52、 参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64, 68, 146, 155, 249, 298, 309, 406, 416, 457，543页。也可参见《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113-114,176,186,277,425页。《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评经济浪漫主义》，《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第156，239，255页。《论我国工厂统计问题》，《书评：〈俄国工商业〉》，《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57页。 53、 参见《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5页；《什么是“人民之友”？》，第102-296页；《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第297-465页。参见《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第235-332页。参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版, 第1-562页。 54、 参见《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64页；《评经济浪漫主义》，第102-231页。参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版, 第1-562页。参见《论我国工厂统计问题》，《列宁全集》第4卷，第9-39页；《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第85-134页。 5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章。 56、 参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5页。 57、 参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2-220页。参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9-506页。 58、 参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3-265页；《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第302-465页。参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3-243页；《我们拒绝什么遗产？》，第406-407页。 59、 参见《什么是“人民之友”》，《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3-270页；《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第386-465页；参见《论报纸上的一篇短文》《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7-383页；《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第451-458页。参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版, 第1-562页。参见《市场理论问题述评》，《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版, 第49-50页。 60、 参见Howard and King, Political Economy, pp.210-11, 216-18. 61、 比较Tugan-Baranovsky, ' Periodic Industrial Cycles', pp.748-9, 765-6, 781, 802. 62、 参见M. Kalecki, ' The Problem of Effective Demand with Tugan-Baranovsky and Rosa Luxemburg' in Selected Essays on the Dynamics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 M. C. Howard, Profits in Economic Thoughts (London: Macmillan, 1983) pp.164-77. 63、 比较A.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19-51; and P. Gatrell, The Tsarist Economy (London: Basford, 1986). 64、 参见《什么是“人民之友”》，《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8页；《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第302-357页。参见《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3页；《我们拒绝什么遗产？》，第400-401页；参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469页。 65、 G. T. Robinson, Rural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pp.122, 222; Gerschenkron ' Agrarian Policies and Industrialisation Russia 1861-1917,' in H. J. Habakkuk and Postan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y History of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Vol.6 pp. 719, 745, 792; A. Hussain and K. Tribe, Marxism and Agrarian Question, Volume, I,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Peasantry, 1890-1907(London: Macmillan , 1981)pp.47, 88; ibid, II, pp.7, 9, 14. 66、 Robinson, Rural Russia, ch.12; T. Shanin, The Awkward Class: Political Sociology of Peasantry in a Developing Society: Russia 1910-25(Oxford: OxfordUniversity Press, 1972). 67、 H. Friedmann, ' World Market, State, and Family Farm: Social Bases of Household Production in the Era of Wage Labour',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0, 1978, pp.545-86; H. Friedman, ' Simple Commodity Production and Wage Labour in the American Plains', The Journal of Peasants Studies, 6, 1979, pp.71-100. 68、 列宁的错误，部分可以归因于他无法获得时间序列数据，比如参见《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第155页。 但是，显然他的整个视角也使他不容易认识到这一问题。 6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0-578页。参见CW, I, pp.123, 256, 373, 430; 参见《论所谓市场问题》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101页；《什么是“人民之友”？》，第102-296；《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第297-465页。参见《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3页。参见《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9页；参见《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列宁全集》第4卷，第99页。 70、 Shanin, The Awkward Class; D. Atkinson, The End of the Russia Land Commune 1905-193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arts III-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