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这段故事，最好还是从后来讲起。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的一天早晨，在特木科监狱中，狱警的哨声响了，我们像往常一样，站好了队，等着清点人数。囚犯人数需要我们自行清点，然后狱警根据我们清点的数目看是否有人逃跑了。我们开始“一，二，三，四，五，六……”报数，一直到最后一个人，我们那时候大约一百五十几个人。清点完人数之后，狱警开始训话。
“古斯塔夫·马林（还有另外两个同伴），去准备一下，”狱警说，“要送你们去圣地亚哥。”
句号。
他们收到了一份转狱令，将我们转到圣地亚哥的卡布其诺监狱，我们在那里办些手续，然后就会把我们流放到国外，因为上面来了命令，将我们的徒刑改成流放。
事情是这样的，皮诺切特和军方，以及当时的军政府决定采取流放的政策来“除掉”我们这些囚犯。根据有名的五○四号令，他们将我们的徒刑改为流放。
那个时候，所有那些帮助我的人想方设法为我弄到了去法国的签证。为了能让我出狱后去法国，大赦国际的那个营救小组和其他在巴黎的朋友花了不少心血。我母亲也到圣地亚哥的法国使馆去了很多次，帮我办理签证。我哥哥丹尼尔则和法国的营救小组经常保持联系。特木科的主教唐·伯纳迪诺·匹奈拉也帮了不少忙。最后，到了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使我能够获释的行政条件和政治条件都齐备了，尽管军事法庭一九七五年一月刚刚判了我二十年监禁，他们还是释放了我，将我流放到国外。
就这样，这天早上，很突然地，我知道我就要离开特木科监狱了。我当时的情感很复杂，我们感到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悦，不仅是马上要出狱的人们高兴，所有的囚犯都非常兴奋，因为既然有人重新获得了自由，那么其他的人也就快了。
与此同时，我们也感到悲伤，因为从此我们这些人就要各奔东西，大多数人今生可能再也难得见上一面。我们都感到非常难受，因为三年以来我们一直都在一起，过着一种紧张热烈的生活。两百来个人住在一起，朝夕相处，这是一种不寻常的、令人难忘的经历。特别是经过了起初最困难的几个阶段之后，其中之一是开始的几个月内我们大家互相之间的不信任感，还有就是军事政变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造成的深深的仇恨。
后来，通过狱中共同的劳动，共同安排我们大家每天的生活，努力面对每天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之间逐渐重新建立起来一种可以称为友谊的情感。
我一九七四年七月与佩恩和芒柯一起来到特木科。空军情报局的司令官决定把我们转押到离圣地亚哥大约七百七十公里的特木科的军事情报局。他们给我们带着手铐，由空军的军官负责押送，用汽车把我们转押到那里。我知道我们必须在全新的环境中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不再是左派革命组织的领导，而是被毒打、被虐待的囚犯。所有的尊敬、信任和组织关系都不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怀疑和仇恨。从一九七四年七月到这一年的年底可能是我有生以来经历过的最黑暗、最困难的时期。
我总是说，当时的日子最难熬的不是我们受到的虐待，而是一九七四年后半年的时候，我们被推向了人性、信任和人际关系的边缘，我们当时要么就陷入那种把人间变为地狱的深深的仇恨中，要么就要克服那种困难，在众人中重新建立起信任和友谊。
说真的，我从来没有丧失过自信心。我可以很平静地这么说，但是事实上我却不知道到底怎么让别人也恢复自信心。可能使我们团结起来的，或者说重新团结起来的第一件事是玩，是唱歌。这有点奇怪，因为我们重新团结起来，不是靠坐下来聊过去的事情，把一切弄清楚，而是靠踢足球，那种小场地足球。
在监狱里的时候，我们平均每天可能要花三个小时来踢小场地足球。组建球队起了很大的作用，首先我们要分成若干个小组，每组五个人。我记得我们第一组中包括佩恩、芒柯，另外两个同伴，还有我。球队之间的那种合作关系使我们不再躲避，不再孤立。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如此。和其他人组建球队使我们组成了一个个的联盟，订立了球队之间的协议，这是进行足球比赛所必需的。
我们进行的一系列的足球比赛中有一些显得很严肃。我记得有时候有的球队想要打败我们，比赛就会变成一种心理上的发泄。有好几次，如果对方球队再那么粗野的话，我们就不得不被迫退出比赛了。这让我们必须控制情绪，最后，那些比较冷静的、不借球赛欺负别人的球队成了大家最喜欢的球队，也成了最常获胜的球队。
开始的时候我们经常输，总是进不了球。可是我、芒柯和佩恩总是能保持冷静，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总是将球赛看成是放松和游戏的机会，但就是这些，把我们变成了一支高水平的球队。渐渐地，等我们习惯了之后，我们不仅具备了纯粹理论的素质，而且我们也开始赢得比赛了。我们这支球队逐渐变成了一支不仅有人格、有精神，而且也有技术、有素质的球队，而且我们可以把两方面完美地结合起来。
下午五点钟，我们就被锁进睡觉的棚屋里，这时候其实还算不得是晚上，甚至还不到黄昏呢。我们就找点事情来做，免得无聊。有几个人，我记得有昆克·帕拉达，还有米格利托，他们总是待在一个地方，通常是过道的中间或一头，静静地在那里喝马黛茶。
喝马黛茶的时候大家常聚集在一起，因为马黛茶是大家一起喝的。当然也可以自己喝，但大多数时候总是大家一起喝。马黛茶总是由米格利托和昆克。帕拉达来准备。他们两个人都是那种你不可能不信任，不可能讨厌的人，他们都很坦荡，而且有一种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下极为可贵的品质：他们都很平静，话语也不多。可能他们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总能静静地听别人说话，吸引别的人也慢慢地过来听，不管谁过来，他们总是静静地端上一杯马黛茶。
我们就这样开始走到一起，随意地成群结队，大家都说说、听听，累了之后就回去睡觉。米格利托能在这些活动中看出来谁的情绪最低落，因为如果谁要是不去喝马黛茶的话，就表明他不想和其他的人交流。于是米格利托就会在马黛茶中加一点他弄的那种奈特苦茶，然后端着走到那个人独自呆着的地方，递给他，找些话来跟他说。
米格利托总是和某一个人在说话，不怎么在人群里活动，昆克·帕拉达则总是忙着给大家端马黛茶。这些慢慢产生了一种有趣的气氛，吸引大家每天下午都聚到一起。我们有的时候还弹弹吉它。
我记得我和贝图柯·多诺索开始唱歌（阿根廷的赞巴斯民歌和智利的库卡斯民歌），有些歌大家都喜欢，特别是维奥列塔·佩拉的歌，他的库卡斯民歌不仅农民们喜欢，就是监狱中的学生们也喜欢。贝图柯·多诺索是我早在一九七○年或一九七一年进监狱之前在维拉利卡就认识的。
就这样，一种新的气氛逐渐产生了，在这种气氛中，囚犯们之间逐渐形成一种平实的关系。实际上，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去浴室洗澡的时候，有的人还穿着内衣，怕别人看。那可能说明了我们相互之间还不怎么信任，但也可能是家庭或宗教教育的结果。特别是年纪较大的人们和农民都不愿全身赤裸。我们这些学生背景的年轻人就管不了那么多了，洗澡的时候总是脱得赤条条的。但后来肯定发生了点什么事，因为突然有一次我们发现所有的人都变成赤条条的了。我不记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几乎过了整整六个月，我们才决定开始一起洗澡。我们围着站在激射出来的冷水柱周围。开始，有的人穿着内衣，有的人没穿（我们这些人会脱下来），过了一会儿，所有的人都把内衣脱下来了。我觉得那是友情进发的一刻。
所有的事情都慢慢地使我们重新团结起来。但有件事情使我们大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变。
事情发生在一九七四年圣诞节前后。从法国的奥尔良寄来了一个包裹，是一个在我们之前已经出狱的难友寄来的，他出狱之后就流亡到了法国。他到了奥尔良，安顿下来之后，就找邻居和一些朋友去募集旧衣服。一天早晨，狱警过来跟我们说： “有你们的一个包裹。” 他把一大包衣服扔在了我们住的棚屋中间的过道里。我们怎么处理这些衣服？谁来打开这个大包裹？这些衣服都给谁穿？我们围着这个包裹转了几圈，谁也没有说话。
“呃，这么着吧，我们选个人来把衣服分一下。”最后大家说。
所以，我们就和其他的难友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我们把它叫做团结委员会。我们要进行一次选举。谁来担任团结委员会的成员呢？得是几个值得信任的人，才不会使大家的关系更加紧张。我们选出了三个同伴。他们表明了他们的立场。
“好了，”他们说：“我们准备挨个找大家问问，看看你们都有什么衣服，这样我们就可以通盘考虑一下，我们将根据每个人现有的，而不是我们觉得大家需要什么来决定怎么分衣服。”
以后的两三天，他们三个人逐个找我们谈话，问我们都有几件衬衫、几条裤子、几件外套，这样他们就大致知道我们都有多少衣服了。
了解了具体情况之后，他们说：
“好了，我们要把这些衣服分给那些衣服特别少，或者根本没什么衣服的人。”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难忘的经历。首先，我没有被提名为团结委员会的成员，因为我是左派革命组织地区委员会的一个小组的领导，所以我是军事情报局最想逮捕的人，我的刑期也是最长的（二十年）。那时候我已经意识到虽然一个组织的领导无疑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如果这个组织没有自我组织能力的话，那么这个组织的领导也可能起到阻碍的作用，所以我没有加入这个委员会。
这个团结委员会存在的时间只有从打开包裹到分完衣服的很短的一段时间。完了之后，委员会就没有任何作用了。我从中学到的第二条经验是，凡是负起某种责任的人应该有能力实现他们设定的目标，而一旦目标实现之后，他们应该能够自行解散，而不应该依附于某个组织进而变成权力的源泉。
此外，这件事让我认识到我们一直为之奋斗而仍将为之奋斗的目标——一个团结的、有福同享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用头脑甚至用心说是一回事，而用身体说是另一回事。因为我们中有几个人有裤子、有衬衫、有外套、有手套、有帽子，还有刷牙的牙膏，而其他的人可能一样也没有，他们总是盖着一条破毯子和衣而睡，而有的人则有干净的床单。
为了确定从法国寄来的这些衣服的分发标准而进行的这次调查是团结的一个根本标志，这件事像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我们每个人，以及每个人面对别人的时候的样子。
这包衣服通过某种魔术般的手法，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镶满镜子的宫殿中，我们在这个宫殿中不仅看到了每个人，最重要的是，我们也同时看到了自己。
这件事产生了一种很强烈的正面影响，它给每个人带来的感受并不相同，但其中仍旧存在一种基本的不平等，那些拥有某些东西人的人应该和缺乏这种东西的人共享这些东西，如果我们希望我们能继续努力保持团结，我们应该进一步采取更积极的措施。
所谓的积极措施就是：我们要共同分享食物。监狱给我们的食物几乎让人无法下咽，他们把猪头上的碎肉，还有腐烂的、长了虫子的、散发着难闻气味的牛眼睛等东西倒进一口大锅里，然后再加上水、面条和碎土豆，然后煮成汤，但这种汤其实和泔水也差不了多少。这种东西不仅极为难吃，而且很有危险，因为喝了这种所谓的汤，是很可能会生病的。
很多人都拒绝吃这种东西，但狱警们强迫我们吃，他们说，如果我们不吃的话，身体会变得很虚弱，会生病，甚至会死掉，这会给他们带来麻烦，也就是说，我们就必须得吃。
所以，每个人的家里和亲友们都会给我们送来些吃的东西。但这却产生了一种严重的不平等，因为像米格利托的亲戚就顶多只能给他带来三两个土豆、几头洋葱。米格利托总是和他的同伴奇柯·阿里里奥和邻居雷拉夫在一起，他们只能喝上那种清可照人的汤。他的组里有四五个人。其他的人中，有的父母都是有职业的人，或是能想方设法找到工作的人。我们的家里给我们送来的是好吃而且营养丰富的牛奶、巧克力、甜点、鸡蛋、熏肠等。
到了吃饭的时候，每个组都自己准备吃的。做饭的时候，那种分别很明显，有的组里传出了烤肉或者香肠的味道，而相邻的那一组却只有白水煮洋葱。这显然是一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令人很不舒服，令人感到厌恶。如果我们不能共同分享食物这种对我们的肉体来说最基本的需要的话，那么无论是一起玩，一起唱歌，一起喝马黛茶，光着身子一起洗澡，还是分衣服，都不会在我们中间产生任何的感情。
最后，我们做了一个决定。
“我们来组织一个大组，”大家说，“所有的食物都大家一块吃。”
我们把每个组做的桌子都拼到一起，拼成一张大桌子，然后把所有的椅子都挪过来放到桌子的四周，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一起吃饭了。那绝对是个美妙的时刻。这事大约发生在一九七五年初的几个月。
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经历。狱警后来发现了这件事，过来进行干预，为了保证我们拼起来的这张大桌子不被拆开，我们进行了不少的斗争。
狱警对我们说：“这样不行，你们不能一起吃饭。”
我们受到了惩罚。他们把三四个人关进了禁闭室，把我们和其他的人隔离关押。
他们训斥我们说：“你们这些人就是想接着闹你们的革命，你们总是想成为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革命者，永远不知疲倦。你们觉得我们可能根本注意不到，你们把桌子拼到一起吃饭，其实是想重新组织起来，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你们得受到惩罚。”
然后他们就开始打我们。我记得我们受了很多罪，因为我们用了几个月慢慢建立起友谊的纽带之后，又开始受到毒打和虐待。
人们开始产生怀疑和疑问。我们真的能一起吃饭吗？但那些坚强不屈的人却从未放弃。
“我们一定要一起吃饭！”大家说，“我们不能让这些人再打我们。我们只不过是想要一起吃饭。我们要斗争下去。”
我们渐渐地又凑到一起吃饭，而且慢慢地确定了一个基本立场。桌子必须拼成一个。
我记得只有一个难友一直自己呆着，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吃饭，但我们会去看他，给他带点吃的。
“不用，不用，”他总是会说，“我想自己呆着。”
他的处境肯定非常难受。这也说明我们的团结既不全面也不完美。
在合并起来的这个大组中，我们又分成了几个小组，根据各种标准轮流值班，不过我们采用的这些标准和一九七四年初合并以前那些标准是不一样的。一九七五年三月或四月，我们终于想办法做了一个大桌子，我们重新分了组，把会做饭的、会扫地的、会上菜的、会洗盘子的等等按工种分配好，然后大家一起工作。每天为整个大组做饭的时候就会产生新的搭配，产生新的友谊。狱警们看出来我们执意要团结在一起。
“这些人简直无可救药，”他们说，“别指望他们改了，就这样吧。”
分享食物是一个新的标志，说明我们朝着团结友谊的方向又迈出了一大步。但我们之间还是存在着不平等，这基本上是因为总是那些家里送来东西多的人给那些收到东西少的人。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关系中仍旧有一种温情主义的东西。
另外，一起吃饭也有麻烦，因为在我们做的那张巨大的长方形的桌子上，我们总是想经常混着坐，但人们总是固定的几个人坐在一起，至于我，我记得我旁边坐的不总是一个人，我每次都会换个位子，和不同的人一起吃饭、交谈。我们只能一起吃早饭和午饭。晚饭之前我们就被锁起来了，所以没有办法做饭。
“这样吧，”大家说，“每个人都留一点自己家里或朋友送来的东西留着晚上吃。”
自然，大家晚上留的食物比起早饭和午饭的那份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又进行了一次公开的集体讨论。
“这样不行，”我们说，“我们得把所有的食物放进一个容器中，那些负责食物分配的人留下一部分，再平均分给大家晚上吃，这样每个人就都能吃到一些比方说烤肉什么的东西，如果有巧克力的话，我们会尽量让大家都能尝到一点，大家不能把食物藏起来，也不能偷着自己吃。”
尽管如此，有的时候仍旧会有一点紧张，因为没有办法调和大家的口味，很可能也有人会觉得他们的妻子、母亲、亲戚或朋友来看他们，给他们带点东西，这些东西是给他们自己的，他们不一定非得拿出来和大家分享。最后看起来，这是对集体生活的一个整体的学习过程。
就像我前面说过，这种分享食物的过程中，收到食物多的人把食物分给收到食物少的人，这也是一种不平等，到一九七五年底和一九七六年初的时候，我们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以打破我们大家之间存在的这种不平等的关系。
我记得那是一九七五年圣诞节的时候。
“我们来做点对孩子们有帮助的事情吧，”我们建议，“不管大家是有儿子、女儿，或是侄女、侄子，或是孙子、孙女，所有有下一辈的人，我们一起来给做点什么东西，当作他们的圣诞礼物。”
我们讨论了好几次，最后决定做玩具，做一种有用的玩具：木头车。这样，冬天的时候，孩子们就可以用这种小车帮妈妈把木柴拉到炉子或壁炉旁边。但对比较大的孩子来说，这种木头车就不太合适了，所以我们决定给他们做些小床，这也是比较实用的东西。
这是农民和工人家的孩子都喜欢的东西，因为很多人家里的孩子都必须和兄弟姐妹睡在同一间屋子的地板上·有张小床对他们来说就太好了。我们用家里人和朋友们送来的木头做了好几张小床。
我们也趁着这股劲头学会了怎么做鞋子，有的人还把鞋子卖了出去。
大家说：“我们应该做点儿鞋子，特别是好鞋子。”
我不认为我们做的那些鞋子有多么“好”，但我们觉得好，可能当作礼物送给各位的妻子、母亲和家里别的女人。这件事使我们大家开始协同工作，原因很简单，谁的手最巧呢？当然不是那些学生，也不是我们这些做领导的，而是那些一直在用他们的双手劳动的农民和工人，他们的双手比我们要灵巧得多。
我记得我们和芒柯一起做鞋，是他教会了我怎么割皮子，怎么缝，因为他在乡下的时候就用这些东西干活了。前面说的那种温情主义现在反过来了。
“我们还得再做点什么东西。”
我们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我们开始生产铜制的饰物。我们做铜制的项链，这个比较简单，因为我们的亲戚朋友给我们带来了铜板，里面还藏了剪刀，我们自己做了些锤子，亲戚们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我们分成组，开始制作项链。完工之后，我们再通过给我们送原料的那些亲戚们把产品送到特木科教区，送到团结教区，然后再由他们出口送到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我们生产的东西被当作智利政治犯生产的产品出售，卖得很不错，因为我记得，我到了法国之后，我去一个和我一样被流放的朋友家里，看到她在一个“支持政治犯”的活动上买的一个项链，就是我们做的，而且是我亲手制作的，她把它挂在客厅的墙上做装饰。当然，这个项链戴在她脖子上是有点重了，但作为装饰品挂在墙上还是挺好看的。
卖掉我们做的东西之后，我们赚到了一点钱，我们用这些钱来买吃的东西。据我估算，从一九七六年开始，我们吃的东西中超过60％都是用我们一起生产的这些手工艺品赚的钱买来的。组织生产之后，我们分成几个小队，每个手艺好的人都带几个徒弟。手艺最好的师傅是坎口地区的一个农民组织的领导，名叫德里加多师傅，由他来把我们分成几个组，让我们学会如何用双手劳动，如何和小组内的人协同工作，怎么制作，怎么销售。由于我们大家的亲戚朋友和海外的朋友，特别是在欧洲的朋友们的帮助，我们可以用一种，怎么说呢，更“好吃”的方式来共享我们的食物。
我们在监狱内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的，直到一九七六年一二月的一天早晨，我收到了转到圣地亚哥监狱的转狱令。我记得收到这份转狱令的时候，我看了一眼芒柯，他还得在监狱里蹲下去。
“古斯塔夫要走了，我还得再呆下去，”他说，脸上显得有些忧郁，“但可能他出去之后，会想方设法帮助我们也出去。”
确实如此，不久之后，他也被流放到了瑞士。红十字协会和瑞士基督教会帮助他得到了去瑞士的签证，这个签证来得非常不容易。
我记得我准备好了行李，准备走的时候，整个棚屋里都非常安静，人们自动站成一排，我们开始互相拥抱。我拥抱了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泪水和笑容，泪水和笑容，泪水和笑容，一百五十多个带着泪水和笑容的拥抱。就这样，我离开了特木科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