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不久以前发生的事，具体地说是在一九九七年一月，地点在卢旺达的首都基加利。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我去基加利参加一个由马丁·路德·金国际中心组织的国际会议。那是我第一次去基加利。会议的目标是准备一份促进非洲太湖地区和平的纲领文件。
一九九二年九月之后，我就一直在人类进步基金会工作。我对卢旺达一直非常关注，因为这个地区发生的种族灭绝行动使我非常震惊。每天早晨起来，吃早饭的时候，我会打开收音机，听法国国内或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我听到法国政府和军队又在准备一次在扎伊尔东部登陆的军事行动。形势正变得越来越严峻，一九九四年曾经发生过的那种种族灭绝暴行又在这个地区开始出现了。
我们曾经于一九九三年和一九九五年在这个地区组织过几次会议，但形势仍在不断恶化。我心里想，我们必须做点儿什么，让那些从来没有机会表达看法和意见的人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在所有的新闻节日中，我们听到和看到的都是那些军事首脑、政治领袖、国际组织的领导人物，还有就是欧洲和美洲的非政府组织的声音。可无论是在电视上还是在收音机上，我们都从来设有听到过那些青年组织、妇女、记者还有人权保卫者的声音。如果真想做点什么新鲜的事情的话，我们就应该努力去开辟一个渠道，让这些人来表达他们的看法。
我总是在想：“这个地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一次社会动乱，把很多人卷进苦难的深渊。目前，这个地区的社会状况好像正处在一个比较平静的时期，我们应该积极投入进去，为人们创建个避风港，在新一轮的风暴来临的时候，可以为人们遮风挡雨，我们应该能有个地方安顿下来，能让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
我们召集了几个非洲组织的领导人和我在人类进步基金会负责的“地球未来”计划的几个参与者来商讨这些问题。
“我们应该去卢旺达组织一次会议，”大家说，“因为那里是种族灭绝的暴行发生的地方，我们就应该在那里开始呼吁和平。”有了一九九三年和一九九五年的经验，这次我们要向前迈一步。
一九九七年一月，我们向基加利一百多位青年组织的领袖、妇女、记者、人权组织负责人和国会议员等发出了号召。
为了使这个事件更具有国际性，我们邀请了一位生活在印度的阿尔及利亚妇女纳狄娅·埃萨伍，和另一位印度人悉达多·他是一个作家、哲学家，非常热心于和平运动。我们三个人于一九九七年一月到了基加利。
会议是在一个星期天下午开幕的，同时举办的还有一个艺术活动，我们需要在一个艺术的气氛中宣传这次会议，呼吁和平。因为艺术活动可以拓展人们对未来的想像空间，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加和平的未来。
马丁·路德·金中心组织一次艺术比赛，召集了当地所有的艺术家来展示他们的艺术作品、歌唱、舞蹈和戏剧。
这次艺术活动的评审委员会是由加拿大和法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当地著名的记者和音乐家等组成的，和马丁·路德·金中心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会把奖品颁发给评选出来的最佳艺术作品的作者。
星期天会议开始的时候，有二十多个艺术团体在马丁·路德·金中心的大厅给满堂观众表演了他们的节目。一个盲人唱起了民歌，另外一个由二十多个男女老少组成的舞蹈队伍跳起了欢快的舞蹈。他们其实是一个月以前才从扎伊尔难民营返回的难民。
参加艺术活动的艺术家们和基加利当地的人们都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一九九四年种族灭绝行动之后举办的第一次活动。
奖品是不多的一点钱，每个获奖者还可以得到一把吉它。总共评选出十个获奖者。吉它是我从巴黎带过来的。离开巴黎之前，会议的组织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他们跟我说：“古斯塔夫，我们需要十把吉它。”
这肯定是第一次有人跟我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怎么能就凭他这么一句话就带十把吉它带到基加利去？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走到巴士底附近的一家很大的乐器店，说要买十把吉它。
“先生，我要买十把吉它。”我说。
“一把还不够吗？”那位售货员说。
“不够，我需要十把。请你帮我用两个大木箱装好。”
就这样，我带这两个大木箱子来到了基加利。那两个箱子看上去非常像运送武器的那种箱子，所以，过海关的时候，检查员让我打开箱子，把每把吉它都拆去包装，逐一仔细检查，我趁机把每把吉它都拨弄两下。
离开机场之后，又有人拦住我，让我打开箱子检查，所有人都看我带那么两只大箱子很奇怪，总怀疑里面藏有武器，不知道里面其实是吉它，是给获胜的艺术家的奖品。
会议从星期一开到星期二，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和平的纲领。我们分社会、教育、政治和经济四个讨论组进行讨沦。来自布隆迪、卢旺达、乌干达、肯尼亚、扎伊尔、坦桑尼亚等国家的包括农民和学生在内的各行各业的男女老少都参加了会议，积极讨论如何起草一份和平纲领。
参加会议的卢旺达人尤其突出地表达了他们每个人的个人感受，因为他们都是那次种族灭绝暴行的幸存者。同时，他们能够从历史和人类学方面进行分析，一直回忆到十二、十三和十四世纪。他们讲述了在不同统治者的统治下，他们的社会是如何组织的，其中自然也包括不同种族之间和某个种族内部发生的危机和紧张局面，但他们还是通过各种努力，创建了一套社会和政治法则，使他们过上一种相对比较和平的生活。然后，他们分析了殖民和独立的过程，但所谓的独立也是一种殖民地式的独立，政府没有应有的职能，造成了种族之间冲突的加剧。我们仔细地聆听他们的发言，特别是女人的发言——包括妇女组织的负责人，那些有很多孩子的寡妇，还有那些不仅自己有四五个孩子，而且还收养了四五个孤儿的妇女。 会议结束之后，也就是我们到达卢旺达的第五天，我和悉达多、纳狄娅和马丁·路德·金中心的几个负责人去了塔拉马。这个地方离基加利大约有三十公里，曾发生过规模很大的大屠杀。 我们到了一座废弃的教堂，里面有几千具尸体，这些尸体就那么摆在那里。早在一九五九年，当时的政府把图希人集中在这个地区，因为他们感染了采采蝇传播的那种当地称为睡病的疾病。当时的政府说：“你们去那里吧，要么你们能抗住这种病，要么你们就病死好了。”
图希人搬到了那个地区，他们也抗住了这种病。一九九四年胡图政府纠集民众屠杀图希人的时候，他们知道图希人住在这个地区，军队就开始把他们围住。
图希人以为如果他们躲到教堂里，就可以免于一死，但对那些追赶他们的军队和民兵来说，教堂的神圣性根本就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军队和民兵到教堂的时候，那儿已经聚集了五千多人了，其中有很多都是孩子，他们枪杀了所有的人，又用棍棒把他们的脑袋击碎。在教堂的周围，有几处地方堆集了几千个人头，其中大多数都是孩子的头骨。
面对着那些孩子的头骨，我放声痛哭。过了一会儿，悉达多、纳狄娅，还有马丁·路德·金中心的朋友们都过来了，他们中间有卢旺达人、胡图人，也有图希人，我们见了面，又不禁流下了眼泪。
在这无声的悲痛中，我想起我们刚来的那一天，我们歌舞喧阗的那一天。
“我们人类是多么奇怪啊，”我说，“虽然我们经历了最沉痛最凶残的噩梦，我们仍然能够充满希望！”
我又想起了那些年轻舞蹈家的眼神和他们的笑容。在那里，我发现了梅伦格舞的根源，我觉得那必定与黑奴到达南美洲之后和当地印第安妇女的相遇有某种关系。
西班牙人到了加勒比海之后，经过不断的战争、大屠杀以及瘟疫，当地大部分男人，或者说所有的男人都死光了，因为现在加勒比人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加勒比地区迷人的海滩还在，但加勒比人却被西班牙殖民者斩尽杀绝，永远地消失了。后来，到了十六和十七世纪，为了解决劳动力的问题，他们从非洲运来了黑奴，强迫他们劳动。很多黑奴都来自大湖地区，这是第一次大规模劳动力被迫迁徙。
黑人到了加勒比海之后，他们发现人类生态严重失衡：当地的印第安女人很多，却没有男人。这可能是因为西班牙人很少，而且他们可能不大容易和当地的印第安妇女产生关系，虽然有混血的现象发生。非洲人于是被运来充当了奴隶。
非洲人跳舞的时候，眼睛、头、肩膀、双腿、腹部都会动起来，他们还在脚踝上绑上铃铛，用脚踏地，发出声响。
语言不通，黑奴们怎么去追求附近的印第安女人？他们跳舞。但当地的印第安舞蹈更内敛一些，所以，当比较温和的本地印第安女人的舞蹈和黑人那种狂放、有力的舞蹈相遇之后，梅伦格舞产生了。
这就是我为什么那么喜欢梅伦格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