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给你们讲军人米拉利斯的故事。关于他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的一天，我和儿子何塞和曼纽埃尔在特木科市中心的一个咖啡馆里喝咖啡。有个人走近我们的桌子，跟我说：
“嗨，何塞，你好吗？”
他是七十年代我在特木科的一个朋友。他认出了我，我却想不起他是谁，因为我老是记不住人。很久以前，我名叫何塞·佩拉尔塔。后来在农村的时候，人们管我叫何塞·考利柯。
他管我叫“何塞”，让我感觉很好。我觉得我儿子听见有人管我叫和他一样的名字，心里一定有点儿高兴。
“嘿，军人米拉利斯到底怎么样了？”这个朋友问我，——我始终想不起他的名字，“他真的是个奸细吗？”
下面要讲述的是我关于这个问题的版本，当然，这只是我的版本，得拿它跟别人的版本比照之后才能知道这个神秘的军人米拉利斯到底是个什么人。
他是六十年代智利军队中最优秀的士兵，是黑色贝雷帽的成员。
军队的情报部门（“情报部门”只是个掩人耳目的名称）派他到智利南方，更准确地说是特木科，打入当地的游击队组织。按智利军方的说法，这些游击队组织正在准备在南方山区成立一个游击队大队，准备遵循古巴革命的模式掀起一场革命。
六十年代中期，米拉利斯到了特木科之后，就离开了军队，进了智利大学学习经济学。他的目的是接近被人称作“秃头马里诺”的佩拉多·马里诺和开始组织成立左派革命组织的那些人。这是一九六六到一九六七年间的事。当时，智利大学已经开始成为智利左翼尤其是激进的左翼分子的一个活动中心。
佩拉多·马里诺是智利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后来成了左派革命组织政治委员会的委员。另外还有一位名叫赫克托·里奥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的经济学家也在那里执教。他们六十年代初都去了古巴，参加了古巴人建立的技术合作组织。当时古巴人为了培养革命初期所需的技术和管理人才，设立了一些这种技术合作机构。
在那些年里，有些受过培训的人回到了他们之前生活的拉美国家。佩拉多·马里诺回到了智利。左派革命组织的最高领导者米盖尔·恩里克兹派他到智利南方，组建当地的左派革命组织。他的任务不是要建立游击队，因为革命者已经了解到游击队在当时的南方不可能生存和发展，但不幸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组织成员都看到了这一点。
军人米拉利斯刚开始参加大学左翼分子组织的左派学生组织的活动的时候，特木科的革命者对他进行了仔细的审查，我们管这叫做“大审查”，就是说，会有人跟踪他到他住的地方进行仔细检查，看有没有什么使他露出马脚的东西。但跟踪他的人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最后他们说：“如果米拉利斯想加入左派革命组织和我们一起工作的话，就让他加入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提丁和另外一个人告诉我的。另外的这个人很可能是被人称作“山羊”的奇沃。
到一九六八和一九六九年间的时候，米拉利斯已经成了一个重要的学生领袖。
我是一九六九一——九七○年到南方去的。到南方之后，我担任了左派革命组织的地方秘书，佩拉多·马里诺则被调往圣地亚哥。米拉利斯和我们开始形成了密切的工作关系，成了地方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我记得我曾要他考虑在大学教授中发展革命工人阵线，甚至进一步和各级工会合作，让工人们也参加到革命工人阵线中来。
我和米拉利斯之间逐渐产生了深厚、真实的友情。他的妻子帕特莉霞是个很漂亮的女人，我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帕蒂，她在智利大学的活动中也非常积极。我记得有一次，米拉利斯从他在沃尔帕拉索的家回来之后兴奋地跟我说：
“何塞，我爸爸现在也参加了革命工人阵线。”
萨尔瓦多·阿连德刚开始执政的时候，左派革命组织政治委员会，也可以说是提多·索托马约尔，需要在圣地亚哥召集一些有从军经验的人来加强“密友组”的力量。成立这个小组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萨尔瓦多·阿连德。当时，我跟提多·索托马约尔推荐米拉利斯，说他适合这个工作，他当过兵，有这方面的经验。
我跟米拉利斯提议说，让他去圣地亚哥参加“密友组”。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有点奇怪，因为他好像对这个提议的反应有点反常。实际上，他的第一反应是这么说的：
“不，何塞，我不想去。我不能去，我很忙，我有很多事情要干，我也不想离开帕蒂。”
“‘军人’，你得负起这个责任来，”我坚持说，“革命工作要求你去圣地亚哥参加‘密友组’。”但他就是不同意。
后来，索托马约尔跟我说起来，米拉利斯到了圣地亚哥之后，“密友组”第一次进行训练的时候就让大家刮目相看。他随手抓起了一枝机关枪，然后把一梭子子弹全都打在靶心上。
后来，左派革命组织派一些士兵去古巴的学校进行培训。
“嘿，‘军人’，”我跟他说，“你应该去古巴。我们需要你这样的高级人才来培训队伍，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做好准备。”
问题是，我并不是十分清楚我们到底怎么进行这场革命。我当时的想法倒是我们应该为社会骚动做好准备。尽管如此，我们一般来说必须遵守圣地亚哥来的命令，我也尽力找到最好的人才。
我认为让有丰富政治和社会经验的高级人才去执行军事任务是我们犯的最大的错误之一。但这是题外话了，回头再说吧。
回来再说米拉利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是一九七二年去古巴的。我觉得他只是在服从命令，因为他不想去古巴，至少也可以说，他不愿意去古巴。
“我不需要去古巴，”他想跟我解释清楚。“别人需要这种经验，我不需要。另外，这不是我感兴趣的工作。”
在我看来，这种态度有点奇怪。
我记得后来有几个古巴人跟我说过，米拉利斯是他们那儿培训过的最杰出的军事人才之一，他的军事才能绝对比一般人强很多。
说到米拉利斯的行为举止，我也有所察觉。左派革命组织地方委员会的办公室离特木科主要的广场很近，有一次，我们开会的时候，当时，外面有军队在举行阅兵式，奏着那种熟悉的进行曲。我个人很不喜欢那种进行曲，但我注意到米拉利斯却似有所动，好像很喜欢这种曲子。
“你怎么会喜欢这种进行曲？”我问他。他对我的问题好像很吃惊，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有说。
可是呢，当时的生活是那么的紧张热烈，我也就随它去了。
一九七三年六月，在军事政变发生之前的三个月，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序曲，那就是所谓的“坦克政变”。我是在圣地亚哥经历这场事件的，当时军队起了反叛，坦克一直开到总统府孟涅达宫的前面，我们却不能采取任何及时的行动，和其他革命者一样，我对这一点感到非常不安。
我记得米盖尔·恩里克兹当时非常生气，因为虽然左派革命组织的主要力量都经过了紧张的培训和准备，但却并没有采取任何直接的行动。我们应该立即缴获那些坦克。但我们却没有采取行动。
一周之后，我回到了特木科，我见到了地方委员会的成员，我问每个人在坦克政变期间都干了什么，口气中甚至有点极权主义者的色彩。我记得米拉利斯很喜欢我当时的那种样子，觉得像个“司令官”在命令“部队”说明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也是我觉得有点奇怪的地方。
但事情也就那么过去了，我们很快便处在政变之前的那种社会、政治和军事的漩涡之中。一九七三年九月的前三四天，特木科的军事情报局开始对我们进行迫害。绿色贝雷帽则在沿海地区采取了一次军事行动，逮捕了几个农民、家庭农场主和农业工人。据军方称，那个地方有游击队的主力活动，还有一些武装起来的农民。
在特木科当地的日报《特木科南方日报》上，军方称左派革命组织正在准备进行游击战，而军方正在搜捕一名负责指挥军事行动的领导人。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提到了军人米拉利斯的名字，但很显然，他们找的就是他。
“我们必须保护米拉利斯，”我心里想，“否则他就会被军队和情报机关逮捕。”
我记得就是那天下午，我去智利大学的学生中心，发现米拉利斯就在那里，周围围了一大群学生和大学中的左派革命组织积极分子。
“‘军人’，你得赶紧走，”我跟他说，“你得离开特木科，因为军方编造说有个游击队，他们正在搜捕这个游击队的指挥者。他们会逮捕你。”
“不，用不着，”这是米拉利斯的第一反应，“他们不会把我关起来。”
“不行，‘军人’，”我又说，“他们很可能会来这儿或去你家里搜捕你。”然后，我用一种命令式的口气对他说：“我命令你马上去圣地亚哥。”
米拉利斯执行了我的命令。
我们离开大学校园的时候，“军人”跟我说：“听着，我今天晚上上公共汽车之前，你得让我回家去和帕特莉霞和我儿子道个别。”他儿子当时两岁，已经会走路了。儿子长得很像他，有一头暗红色的头发。
他家就在智利大学的对面，周围也都是那种和他家的房子一样的三角屋顶的房子。我和他一道去了他家。
进他家的时候，我很紧张，我觉得军队的人好像会赶在我们前头。
我记得我对他家的女佣说：“卡门，给我们沏点茶吧，快点，我们还得赶紧走。”
当时。他家里有几个同伴，左派革命组织的学生积极分子也正在那里开会。我和他们聊了几句。突然，我注意到墙上有块木板断了。
“那儿是怎么回事？木板怎么断了？”我问帕蒂。
帕蒂回答说：“米拉利斯这几天总是特别紧张，他一生气就用拳头砸墙，那面墙是木板墙，所以就让他砸了个洞出来。我觉得他特别紧张。”
我感觉我们当时都处在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对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有点心惊肉跳。所以我就跟她说：“其实我们大家可能都和他一样紧张。”
这时候米拉利斯叫我：“何塞，到我房间里来。有几句话我得告诉你。”
到他屋里之后，我才发现他特别紧张。我靠在窗户旁边的墙上，他站在卧室的另一边。 “有些话我得告诉你。” “好吧，‘军人’，说吧，有什么话就跟我说吧。我们彼此都信得过。”我回答道。
我话还没有说完，卧室的门突然打开了，帕蒂一双漂亮的大眼睛中充满了恐惧，她喊道：“门口来了辆军车！”
我记得当时我立刻打开窗户，像只猫一样跳了出去。我落在米拉利斯和帕蒂家的院子里，然后蹿过墙，跳到他们邻居家的院子里。
“嘿！你不能从那儿走！”一个女人叫道。
我跳墙的时候，右手的无名指上划了一个大口子。我掏出手绢，把手插进口袋里，死命用力按着我的手指头。我继续往前跑，朝另外一家人的房子跑过去。出了街口，就是和“军人”家平行的一条路。我折回来，朝智利大学走过去。
过了几秒钟，我觉得后面有人追我，是两个当兵的。
“站住别动！”那两个当兵的喊道。
我停下来，转过身。 “怎么啦？”我平静地说。 “过来，我们上尉要见你。”
我们转过一个街区——那边的街区都很小——然后看见他们抓住了米拉利斯，正在把他往车上推。
一片混乱中，特木科的情报机关当时的头头纳尔逊·乌比拉上尉走了过来。
“你在这儿干吗？”他问我。
“我要去智利大学的学生服务中心买包烟。”我想也没想地说。
他显然觉得这合情合理。
“好吧，不过我们正在抓一个嫌疑犯。把你的证件留下，明天到团部来取。”他命令道。
我不知道当时怎么把证件从口袋里掏出来，交给他，又没让他看到我裹着手指的带血的手绢。可我就是没让他发现。
我说：“明天见。”卡车开走了。
我看见帕蒂怀里抱着孩子，已经吓呆了。屋里几个其他的同伴也走了出来。我静静地回到自己的住处。
后来我才知道军人米拉利斯的事。考汀省沿海城镇奈修恩图附近来的几个农民几乎在一九七三年军事政变之前和米拉利斯同时被捕，不久之后我也被捕入狱，和这几个人同时关在特木科监狱中，是他们告诉我的。
“米拉利斯的牢房离我们很近，”其中一个人对我说，“他总是在唱歌，像‘五个做梦的人’唱的那样的民歌。”
Para hacer esta muralla，
Tráiganme todas las manos，
Los negros SUS manos negras，
Los blancos SUS blaNcas manos·
Una muralla que vaya
Desdela playa hasta el monte
Desde el monte hasta la playa
Allá en el horizonte
要垒这堵墙，
大家来帮忙啊，
黑人呢，伸黑手，
白人呢，伸白手。
要把这堵墙啊
从海边砌到山脚
从山脚砌到海边
直到那边的地平线
我被捕之后，有一次他们拷问我的时候，军队情报机关的一名准尉扔过来这么一句话：“军人米拉利斯不想合作，他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也不想知道，也不想告诉我们你的行踪，所以我们就把他处决了。”
还是接着说身份证的事吧。他们逮捕了米拉利斯，我则从窗户里跳出来逃跑了。我被军队的人截住，又被放了，那天晚上，我跑到了被人称作“皮包骨阿里尔”的弗莱克·阿里尔家里，他负责地方委员会的组织工作。负责南方军事力量的佩恩也在他那儿。
“我明天到底去不去拿我的身份证？”我问自己。
我有点左右为难。如果我不去拿身份证，那么纳尔逊·乌比拉会立刻认为我比较可疑，会立刻派人对我进行搜捕。从另一方面说，我的身份证上是我的真名。在特木科，人们都叫我何塞·佩拉尔塔，这是我在政治活动中用的名字。如果我去拿身份证，那我就是古斯塔夫·马林，没有人知道我这个名字。这就是说，虽然我可能取回身份证，但那要冒风险。
我记得，虽然碰到了这么多麻烦，那天晚上我睡得却很好。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我感到很从容。我要去军队的团部去拿我的身份证。门口的警卫是个下士。他的周围围着一群正在抗议的妇女，因为最近又有几个农民被捕了。当时（记住，这是九月十一日之前），军方对左翼积极分子、农民运动领袖以及劳动和学生组织领袖实行严厉的迫害，有很多人对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表示抗议。
站岗的下士跟我说：“往那边，如果你想拿回你的身份证，一直往前走，到那边的办公室那儿去要。”
我进了图卡佩尔团部的院子，这个院子很大，军队就在这里训练。办公室的房子是智利南方常见的那种低矮的长排的木头房子。我走进去，推开一扇大门，眼前是一条很长的走廊。我敲了敲旁边的一扇门。
“我来拿我的身份证。”我说。
“在大厅里等着。”屋里的人这么告诉我。
五分钟之后，乌比拉上尉手里拿着我的身份证过来了。
“给你，拿着。不过，你来这儿干什么？”他问我。
“呃，我是贩牛的生意人，”我说，“我来南方的几个农场收牛，把牛肉卖到圣地亚哥去。”
“明白了，”他说，“不过你知不知道，最近的局势非常紧张。”
“是，我知道，不过人们总是还得吃饭啊，而且你肯定知道，这地方的牛肉很适合做烤牛肉呢。”
“好了，”他说，“赶紧走吧。”
就这样，我手里拿着我的身份证，泰然自若地离开了图卡佩尔团部。
这是我第一次和乌比拉上尉打交道，他这时候还不知道我是谁。几个月后，我们又见面了。那时我已经被圣地亚哥的空军军事情报局逮捕，乌比拉上尉要求把我转到特木科。他这次看到我的时候，我戴着手铐，遍体鳞伤，我敢肯定他记得第一次他把身份证还给我的时候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