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诺切特领导军事政变的时候，唐·伯纳迪诺·匹奈拉是特木科的主教。他是位非常有修养的知识分子。一九七五年的一天，他意外地收到了法国寄来的一封信，要他转交一份礼物。寄信人名叫玛德兰娜·德沃，她是以国际大赦组织的名义写这封信的。礼物是德日进（Teihard deCLardin）写的一本书，书名是《人类现象》，收信人是个囚犯，名叫古斯塔夫·马林。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次他来看我的情景。如果不是要转交这份礼物，或许他永远也不会到监狱来。
我以前就认识唐·伯纳迪诺。军事政变之前，我们在天主教堂的旅馆和学习中心的修行营见过一次。他住在那儿的一间苦行室里。一九七三年七月，我和军人米拉利斯作为左派革命组织的领导者去拜访过他。我们的目的是说服他负责组织一个人权组织，来保护特木科地区的正在被军队迫害、殴打、监禁的农民的基本人权。最令人无法容忍的是，军队的人居然威胁要把他们从直升飞机上推下来，以此来折磨他们。
我们希望他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因为他在特本科地区、在考汀省以及整个南方都非常有声望。
说实话，我现在已经不记得我们当时和唐·伯纳迪诺谈话的细节了。我们提出了我们的要求之后，他就把情况详细地解释给我们听，我们都不大听得懂他的意思，因为他是一个令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学养非常深厚的大知识分子。他大约是觉得我们和军队走向了两个极端，他应该居中调停，这也是天主教会一贯采取的策略。不管在智利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天主教会有的时候偏向这一方，有的时候偏向另一方，但总是处于居中调停的位置。
最后，他跟我们说，他会想一想这个问题。不过这件事从来也没有做起来，因为一切都还投有来得及实现，军事政变就发生了。这就是为什么当唐·伯纳迪诺收到这封玛德兰娜·德沃用法语（唐·伯纳迪诺精通法语，因为他曾在法国住过很多年）写的信的时候，他很清楚我是谁。另外，送给我的礼物是天主教著名教士德日进的书，他怎么能够拒绝转送呢？尽管如此，在当时，他做这个决定仍旧是非常不容易的。
将这本书作为礼物送给我是法国国际大赦组织下属的一个营救小组的主意，他们接到了一个任务，要通过国际大赦组织总部来营救我。
这个小组太值得感谢了。一九七六年，我刚到法国，这个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国度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盖莱镇，去感谢他们不辞一切艰苦，竭力营救我出狱作出的努力。
玛德兰娜·德沃是这个小组的负责人。这个小组还包括当地《蒙田日报》的一名记者，一个社会工作者，一个镇上的牧师和一个当地的保险经纪人。这个小组中的每个人都朴实、坚毅、聪明。他们为我重新获得自由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他们能注意到我，多亏了我的二哥丹尼尔。我的大哥叫卡洛斯，我是老三。二哥丹尼尔一九七五年到法国参加一个建筑方面的会议。他到巴黎之后，找到了一个帮助难民的基督教组织——国际援助中心和国际大赦组织，向他们叙说了我的情况。
我哥哥的妻妹莫尼卡和她的丈大鲁尔·狄亚兹告诉他到巴黎联系这些组织。他得到那些致力于和世界各地的人联合行动的法国人的支持，当时这些人已经动员起来反对皮诺切特的独裁统治。我哥哥解救我的各种努力都得益于来自各个方面的支持。
国际大赦组织一直以来都在为营救政治犯不断努力，他们研究了我的情况，认为我是当时被称为“瓶颈”式的人物。我在特木科被判处了二十年的徒刑，是所有政治犯中被判刑最长的人。因为我的情况特别严重，所以如果我获释，那么再想办法解救我其他的同伴们就容易多了。事实也的确如此，我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出狱之后的几个月里，特木科囚禁的两百多名政治犯大多数都获得了释放。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我到了盖莱镇之后，玛德兰娜·德沃和小组的其他成员给我举办了一个晚会。晚会期间她给我看了他们保存的政治犯的档案。我打开这份档案的时候，眼中充满了喜悦的泪水，因为我哥哥丹尼尔一直通过明信片和位于盖莱镇的这个小组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明信片上的内容多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关于天气和我的健康的消息，但就是这些鸡毛蒜皮事情中总是包含了一些我个人的健康状况以及我在智利的法律和政治处境的消息。我哥哥从来没有和我说过这些事，他不愿对我说，因为他不想使我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通过他，盖莱镇小组知道该做什么，何时做，怎么做。
这个特赦小组想让主教在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把礼物交给我，因为这一天是我的生日。
唐·伯纳迪诺怎么能拒绝他们？他就在那一天到特木科监狱来看我，他穿的是主教的礼服，因为他想让监狱长和狱警明确地看到，是主教本人亲自来转交那份礼物。
我记得他来的时候，我们正在踢小场地足球，玩得正高兴呢。我们每天下午都会踢一会儿小场地足球。突然我们听到一声哨响，这在监狱中是常有的事。
“别踢了，有人来看你！”
我们都想接着再踢一会儿，但还是有点不情愿地停了下来，走到集体淋浴的地方，那有一个巨大的喷射冷水的管子，洗澡的时候，我们得排队依次才洗得上。洗完之后，我们走进关押我们的棚屋里。唐·伯纳迪诺站在棚屋正中靠右边一点儿。我们光着身子，浑身水淋淋地看着他，他也看着我们，然后我们走过去，围着他，像原始人看外星人那样地看着他。
从那以后，唐·伯纳迪诺又到监狱来过好几次。对我来说，看到他就像打开窗子呼吸新鲜空气一样。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我可以和他聊天，讨论问题。我们像其他囚犯一样在监狱中散步。我们向前走三十米，然后折回来再走三十米，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走着，我们可以几个小时地聊下去。我们谈德日进、谈狱中的生活、谈耶稣、谈法国大革命。 有一次，我跟唐·伯纳迪诺说起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是怎么被捕的，他们是怎么虐待我们的，他们是怎么把我们蒙上双眼，剥光我们的衣服，然后毒打我们，直到我们昏死过去，他跟我说了几句非常意味深长的话：
“你的生活可能更像耶稣基督的生活，和我的却不太一样。因为我是主教，所以就必须和那些军官、那些军事政府的政要们一起去参加各种仪式，我不能对他们说不，因为必须保持中庸的立场。”
我静了一会儿，然后跟他说，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他当时能来监狱看我们是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事了。
我和他保持了多年的联系，但最后还是断了音信。他后来曾到巴黎圣菲利普·德·卢勒教堂传道，以此为特木科主教区和智利教会争取一些经济支持，我原本有可能见他一两次。
一九九四年，人类进步基金会发布了《建设协力尽责世界的纲领》，我们把这份文件分发给了成百上千的人。我也把这份文件发给了唐·伯纳迪诺一份，他给我回了一封非常优美的信，信中说：
“我年事已高，精力亦大不如前，未必能对此有所助力，但我愿签名成为此纲领的倡议者之一员。”我为他的这些话深深感动。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我们在圣地亚哥组织了一次会议，我在会上碰到了唐·伯纳迪诺。我来智利的目的之一，就是约见《纲领》的签名者。
唐·伯纳迪诺跟我说：“有人请我来，我就来了。”
我拥抱了他。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就好像我们从来没有拥抱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