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纪德《从苏联归来》及《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1936-1937）

五



　　未到苏联去以前，我写过如下的话：

　　我相信：一个作家的价值是与鼓舞他的革命力量相联系，或者确切点说（因为我没有那样糊涂，只承认左翼作家有艺术价值），是与他的反抗力量相联系的。这个力量存在于波秀哀、麦多布里杨，以至今日的克罗德尔，正如存在于莫里哀、伏尔泰、雨果及好多其他的人一般。在我们的社会形式当中，一个大作家，一个大艺术家，本质上是反对附和主义的。他逆潮流前进。这话拿来对但丁说，对塞万提斯说，对易卜生说，对果戈理说……都是真的。这话拿来对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作家说，似乎不是真的；约翰·阿丁顿·塞蒙士说得很好：“这时代戏剧作家所以这样伟大……，乃是因为他们（作家们）生活和写作完完全全同整个民众一致的。”[1]这话拿来对索福克里斯说，无疑不是真的；对荷马说，也一定不是真的，在我们看来，希腊自身就是假手于荷马而歌唱。这话或者会不是真的，到了将来，那时……但正为这个原故，我们的眼光才带着这么忧愁的疑问转移到苏联去呀！革命的胜利，将允许它的艺术家受着潮流所涌动么？因为问题提出来：若是转变过后的社会国家，夺去了艺术家一切反抗动机，那将成什么样子呢？倘若艺术家只好让潮流涌去，而无所用其起来逆抗潮流，那他将做什么事情呢？无疑，在还有斗争，而胜利尚未完全得到保证时候，他可以描写这个斗争，而且以战士资格助成其胜利。但以后……我到苏联去以前，便是这样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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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得的，”X给我解释，“群众所要求的绝不是这类东西；我们今天所要的也绝不是这类东西。他从前作过一部很杰出的很受欢迎的舞曲（“他”，指的是肖斯塔可维奇；有些人对我谈起他，总是用这种普通谈起天才者才用的口气）。但是倘若民众看完一部歌舞剧，走出戏院的时候，不能哼着剧中的调子，那么这剧有什么用处呢？（哦，原来如此！可是X——他自己也是个艺术家，而且很有教养的——在说这话以前却只同我说些其他的伶俐的话。）今天我们所要的，乃是一切的人都能懂的作品，而且要立刻能懂。肖斯塔可维奇自己若是不明白这点，人家就会用再不去听他这一办法，去使他明白的。”

　　我反对这话，我说：最美的作品，以至于后来变成最通俗的作品，有时起初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赏鉴；我说：贝多芬自己……于是我拿一本书给他，这书我刚带在身边：请你读这段：

　　好多年以前，我（这是贝多芬在说话）也在柏林举行一次音乐会；我贯注了全神，以为这次一定有点成功，我希望得到有力的喝彩。可是你看：当我把我的最好的灵感都演奏出来时候，竟连一点欢迎声音都没有。（《歌德通信集》第二卷287页）

　　X同意我，认为一个贝多芬者在苏联遭受这样的失败，是难得抬起头来的。

　　“你看，”他继续说，“在我们这里，一个艺术家首先须在路线以内。否则，最美妙的才能也将被视为‘形式主义’。是的，这个名称是我们找出来，用以安置于我们所不想看所不想听的东西头上的。我们要创立一种新的艺术，同我们这伟大民众相配称。今日艺术应该是民众的，否则不是艺术。”

　　“如此，你们将驱迫你们的一切艺术家都入于附和主义了，”我对他说：“那些最好的艺术家，是不愿贬低或仅屈抑他们的艺术的。你们将强之缄默。你们自以为替文化服务，荣耀它，保卫它，但它将反对你。”

　　于是他抗议，说我的推论是资产阶级式的；说他确然相信：马克思主义既然在好多其他领域成就了如此伟大的事业，一定也能产生艺术的作品。他添加几句说：现在所以没有这新作品产生，乃因人们还重视那些属于一个完全过去时代的作品。

　　他愈说下去声音愈高；他似乎在讲演或在诵读论文。我们谈话是在索契旅馆的厅堂里。我离开他，没有回答他的话。但过了一会，他到我的房间找我，这回低声说道：

　　“哦，我懂得的……但是刚才‘人们’听着我们谈话……而且不久我的展览会就要举行。”

　　X是个画家，他正要展览他的最近画成的作品。

　　当我们来到苏联时候，那场关于形式主义的大辩论还在余波未息。我努力去了解人们所谓“形式主义”究竟指的什么。结果我觉得是这个意义：任何艺术家，若是多注意一点形式，少注意一点内容，便要被人指责为形式主义。我们得赶紧添加一句：所指的内容，值得去注意的（或确切点说：得受容许的），只是当这内容朝着一定方向时候。艺术作品若是全无倾向，因此全无“意义”（“Sens”[2]——这里，我是拿字眼做游戏”），就要被判定为形式主义的。说实在话，我写这“形式”和“内容”几个字时，不能不觉得好笑。但若是看到这个不合理的区分将决定了批评时候，人们毋宁是要哭的。这也许在政治上有用；但你们在这里就不要谈起什么文化吧。从批评不能自由行使时候起，文化就处于危殆状态了。

　　在苏联，一件作品无论如何美，若不是在路线之内，就要受排斥的。美，被人看作一种资产阶级的价值。一个艺术家无论如何天才，若不是在路线之中工作，公众的注意就要从他转移开去，或被别人从他引开去：人们所求于艺术家，所求于作家的，是要他随声附和；做到这点以后，其余一切都可给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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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梯弗里斯看见一个当代图画展览会；不去说到它，也许是件慈悲的事情。但总之这些艺术家都达到他们的目的了，这目的就是在感化，说服，求取同意（斯大林生活上一些片段用作这些图画的主题）。哪，一定的，这些人不是“形式主义者”！不幸的乃是他们再不是什么画家了。他们使得我联想起阿波罗：这位日神为替亚默特服务，不得不熄灭一切光线，以此他就做不出一点有价值的事情，——或至少与我们有关的事情。但苏联，无论革命前或革命后，在造型艺术方面都没有什么十分可观的。我们还是谈文学去吧。

　　“当我年轻时候，”X对我说，“人家介绍我们读这本那本书，禁止我们读这本那本书；我们的注意自然是向着禁止的书的。现时最大的差别，就在于青年人只读人家介绍他们去读的书，甚至不愿意去读其他的东西。”

　　所以，举个例说，陀思妥也夫斯基今日找不到读者，而人们不能正确地说：究竟是青年人离开了他，还是别人使得青年人离开了他；——好多人的头脑都是经过调练的。

　　“精神”若是必须符合一个口号，那它至少会感觉到它是不自由的。但它若是被调练成这个样子，使得它再不等待什么口号而作出回答，那它就连自己被奴役的意识也丧失了。我相信，人们倘若告诉苏维埃青年，说他们思想不自由，那他们是要十分惊奇并提出抗议的。

　　某种事物的价值，往往只当我们失却这事物之后，我们才认识到；因此，游过一次苏联（或游过一次德国，那是不待说的），就可以使得我们估计到我们在法国还能享受的那个无可估计的思想自由价值，——可是时常给我们滥用了。

　　在列宁格勒，人们请我准备一篇小演说，在文学家和大学生的一个集会上说。我到苏联那时还只八天，正在入境问禁时候。所以我把演说稿子拿给X和Y审查。人们立刻就给我暗示：这篇稿子是不在路线之内的，而我预备要说的话是不合时宜的。果真如此！以后我自己都明白了。总之，这篇演说，我是没有机会去宣读了。下面就是：

　　人们时常问我关于苏联现在文学的意见。我要解释，为什么我一向拒绝表示我的意见。这样，同时又可以允许我修订高尔基下葬日我在红场演说中某一点。我在那里谈起了苏维埃共和国胜利所提出的“新问题”，我说：将这些问题提出于历史并供我们考虑，这绝不是苏联的最小光荣之一。对于我，文化的未来既然密切联系于这些问题之解决，那么再谈到那上头来，并加以若干修订，这不会是没有用的。

　　…………

　　大多数人，甚至最好分子所组成的，从来不会叹赏一个作品中那些新颖的、潜能的、使人惶惑的东西，他们只叹赏那些他们早能认识的东西，换一句话说：平凡的东西。正如 ‘有资产阶级性的平凡，也有革命性的平凡。应当明白这点。应当知道：一个艺术作品的深刻价值及其传世理由，并不是其中用来附和某种学说的东西（即算这学说是最健全的，最好的吧），而是其中提出新疑问并预告未来疑问的东西，而是回答那还未曾提出的问题的东西。我很害怕：好多作品，现在是因为含有一种纯粹马克思主义精神而得到成功的，不久之后或将在那些将要来的人鼻子面前发出一种难忍的病床臭味；我相信：最有价值的作品将唯一的是那能够排除这类顾虑的作品。自从革命胜利了，安定了和凝固了以来，艺术便遭遇到一种可怕的危险，几乎同受法西斯主义最残暴压迫的那么重大的危险：即是一种正统的危险。艺术屈服于正统，艺术就完了，哪怕这正统是最健全的学说。艺术沉落于附和主义之内。胜利的革命所能贡献和所当贡献于艺术家的，首先是自由。没有自由，艺术就丧失了意义和价值。

　　瓦尔特·惠特曼为林肯总统之死写了一篇最美的诗歌，他的最美的诗歌之一。但这篇自由诗若是被迫而写的，惠特曼若是奉了命令及附和一种已定的经典，则这篇哀歌将失去它的德性，它的美；或宁可说：惠特曼将不会去写它。

　　既然最大多数人的称许、喝彩、欢迎和拥护，自然趋向于那为群众所能立刻接受和赏鉴的东西，即附和主义，那么我就担忧地自问：今日光荣的苏联之中，会没有一个波德莱尔，一个济慈或一个乐波，默默无闻地生活着，挣扎着，正由于他的价值，而不能引起人注意么？然而我关心的却是这类的人，因为明天成为最伟大的，正是当初受人轻视的这些乐波，这些济慈，这些波德莱尔，甚至这些斯汤达尔啊！[3]



[1] 见John Addington Symonds——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Mormsid Sesies.

[2] 按Sens一字，法文有“方向”和“意义”两个意义。——译者

[3] “但是，”他们将说，“那些济慈，那些波德莱尔，那些乐波，甚至那些斯汤达尔，今天同我们有什么相干呢？在我们眼中看来，那些人的价值只在于反映垂死的和腐朽的社会那一点，他们就是这社会的悲惨的产物。若是他们不能产生在今天新社会里面，那是他们的不幸，而是我们的大幸，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从他们以及他们一流的人学习的。今天能够教育我们的作家，乃是完全顺应于这新社会形式的人；凡是阻害上面那些人的，反而可以激励我们这类的作家。他们是会受称赞、庆贺和喝彩的。”
　　“如此说来，我恰好相信：这些喝彩家的著作是很少价值的；为发展自己的文化，民众去读他们，并没有什么用处，为发展文化，最好的，乃是那些促人反省的东西。至于所谓镜子文学，即那只限于反映（一个社会，一个事变，一个时代）的文学，那我已经说过我的意见了。自己照镜（和自己赞美）也许是一个很稚幼的社会的头一个关心事情，但如果这个最初的关心变成了唯一的、最后的关心，那就未免太可惋惜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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