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纪德《从苏联归来》及《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1936-1937）
四
在苏呼米附近一家精炼煤油工厂里（那里一切都是设备得很好的，食堂、工人宿舍、俱乐部；至于工厂本身，我是凭信任称赞的），我们走近了“壁报”，这依照习惯贴在俱乐部一个大厅里面。我们没有工夫读完所有的文章，但在“红色救济”一栏内——原则上，外国新闻都登在这栏内——我们觉得奇异，我们竟找不到一点关于西班牙的提示，而那几天从西班牙来的消息却是令人忧惧的。我们没有隐藏我们的有点伤感的惊讶。人们感觉一点轻微的不安。人们感谢我们指出这个缺陷来：以后一定要注意这个的。
那天晚上，宴会。照例有无数次举杯祝贺。当人们为了全体客人和每个客人的健康都干杯以后，耶夫·拉斯特站起来，用俄国话提议：大家为西班牙红色阵线之胜利干一杯酒。人们热烈拍掌，但我们看来，似乎带有某种程度的拘束；立刻，像回答一般：为斯大林而干杯。轮到我时候，我举起我的杯子，恭祝德意志、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政治犯的健康。人们拍掌，这次则是十分真诚的；人们碰着杯，喝着。以后，立刻又是：为斯大林而干杯。可见对于受法西斯主义戕害的人，在德国以及其他地方，人们是知道采取何种态度的。至于西班牙的纠纷和斗争，那么一般的和特殊的意见正在等待《真理报》的训令，《真理报》此时尚没有表示。还未知道应当怎样思想以前，人们是不敢冒昧表示意见的。过了几天以后（我们已经到了塞瓦斯托波尔），这才有一种广大的同情波浪，从红场出发，弥漫于各地方报纸，到处也进行自愿的捐输，以援助政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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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工厂的办公处，有一幅象征性的大图画很引起我们注目；人们看见：中央，斯大林正在说话，政府要人分坐在他的左边和右边，正在拍掌。
斯大林的肖像到处皆是，他的名字说在各人嘴里，无论什么演说都必带有称颂他的话语。尤其在格鲁吉亚，我无论进入什么房子，哪怕是最贫苦的最卑陋的吧，都看见斯大林的肖像挂在墙上，无疑地在从前挂神像的地位。崇拜么，爱么或惧怕么？我不知道。无论何时何地都见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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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梯弗里斯到巴统旅途上，我经过戈里，诞生斯大林的小城。我想，在这里打封电报给他，以答谢苏联的接待，那无疑是合礼的，——我们在苏联到处受人祝贺、欢迎，待同上宾。我再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机会了。我叫汽车停在邮局门口，拿出电报稿子。大意这样说：“在我的美好旅行途中经过戈里的时候，我感到恳挚的需要，向你致敬……”但这里，翻译的人停住了：我不能这样说话。这“你”字是不够的，倘若这“你”字指的是斯大林，这是不合礼节的。应当添加一点什么。当我现出一点惊愕的时候，人们就互相商量。人们向我提议添加：“你，劳动者领袖”，或“人民导师”，或我记不起来的别的什么。[1]我认为这是荒谬的；我抗议说斯大林自己是超出这类胁肩谄笑之上的。我争论没有用。没有办法。人们只肯在我同意添加这类字句条件之下，接受我的电报。现在既然是翻译问题，而这翻译，我自己又不能审查的，我争得厌倦之后，只好屈服了，同时卸除了一切责任，并愁苦地想到这类事情将助成在斯大林和人民中间划下一条可怕的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也发现，我在苏联几次演说，[2]翻译时，常有类此的修改，因此我宣布：在我此次旅行中，用俄文发表的任何文章，我都不承认是我的。[3]就在这里宣布了。
然而我不愿将这类细节上的更改，大部分又是无心的更改，看作含有什么恶意；毋宁说是表示帮助他人的愿望，这他人不熟悉当地习惯，却极愿使得自己言辞和思想不与当地习惯相乖违。
斯大林在制订第一次和第二次五年计划时候，表现出那样聪明，那样灵活，来一步步地修改他所认为应当修改的事情，——使得人们自问：比这更坚定的恒心是否可能的；这个渐次脱离原初路线，这个离开列宁主义，是否不是必要的；倘若再坚持原初路线下去，是否非要求民众一种超人的努力不可。无论如何，这里面总有令人左右为难之事。若不是斯大林使人失望，便是人，便是人类使人失望。人们当初所企图的，所要的，经过这么多斗争，流过这么多的血以后所自以为快要得到的，——这些难道是“超出人力以上的事情么”？还须等待么，听天由命么，将希望放到更遥远的未来去么？以上便是人们在苏联苦心焦虑研究的问题。这问题来到你的脑筋里，已经够你受的了。
经过这么多月，这么多年的努力，人们应当有权利自问：他们终于可以抬起一点头来么？——额头从来未曾比这更低屈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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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离开了原初理想，——这一点是绝无可置疑的。但人们同时可以怀疑到：当初人们所要的本是不可能的么？这里面是倾跌么？还是恰当地和无可争论地顺应于那些非所逆料的困难？
这个从“神秘”到“政治”的过渡，无可避免地要造成一种“堕落”么？因为这里不是理论的问题；这里人们来到实践范围了；应当计及“人事的，纯人事的”，应当计及敌人。
斯大林的多量决议，最近尤其差不多一切决议，都同德国有关，都由于惧怕德国而产生出来。家产、私产和遗产之恢复，可由此得到一个有效的解释；原来是要给苏维埃公民以一种感情，有个人利益可以保护的感情。但如此，渐渐地，原初的冲动就麻木下来了，消失了，而眼光就停止朝前面看了。人家将告诉我说：这是必要的，紧迫的，因为一个侧面攻击会使得事业塌台。但顺应又顺应，事业就自己衰败了。
另外一种恐惧，就是“托洛茨基主义”和所谓“反革命精神”。因为有些人不肯将这类妥协设想为是必要的；所有这些顺应，都被他们看作失败。这个离开原初路线的事实，说是可以解释的，可以求原谅的，也许，他们眼睛注意的，却是这个事实本身。但今天，人们所要求的，乃是顺从精神，乃是附和主义。凡是不肯宣布满意的人，都要被视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如此，人们要自问：列宁有灵，他今日还肯回到这个地球上来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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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无论什么时候都对的，这话等于说：斯大林无论什么事情都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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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允许我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离那还远得很。不错：专政，显然的；但那是独夫的专政，而不是无产者共同的专政，不是苏维埃的专政。这里不应当抱幻想，应当干脆承认：这不是人们所要的。再进一步，我们将要说：这恰好是人们所不要的。
在一个国家之中消灭反对党派，或简单不让其发言，不让其产生，——这是非常重大的事情，这要激起恐怖主义的。若是国内一切公民思想都是一致的，这对统治者自然很便利。但在这个贫乏前面，谁还敢谈什么“文化”呢？没有对抗力量，“精神”怎能不偏向一方发展呢？所以我想，这是最聪明的事情，去倾听敌党的意见，必要时扶持敌党，一面防止他们做祸害事情：打击他们，但不消灭他们。消灭反对党派，——这点，幸而无疑的，斯大林并没有多大成功。
“人类不是简单的，应当明白此点；一切简单化，统一化，以及从外部去简约之企图，永远是讨厌的，有害的和可笑的。因为亚达里的麻烦事情总是逃脱的以利亚辛；希律的麻烦事情总是逃脱的神圣家庭。”
一九一〇年，我写过这样的话。[4]
[1] 似乎我杜撰出来的，不是么？不，可惜！请大家不需向我解释，说这是几个笨拙然而热心的下级人员所干的事情。不是的。跟着我们一道，参加这个讨论的，还有好多地位颇高而且无论如何对于“习惯”都十分熟悉的人物哩！
[2] X给我解释说，照这里习惯，我所用的“命运”二字若指的是苏联命运，就应当加上一个形容词。我终于提议加上“光荣的”这个形容词，X说这是可以得到各方面赞同的。反之，他请求我删去那加在“君主”头上的“伟大的”三个字。君主不会是伟大的。（见附录）
[3] 人们冒充我的声音，说：法国青年不了解我，不爱我；又说：从今约定，除了给民众之外，我再不写作什么了！等等。
[4] 见《新的托辞》第一八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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