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纪德《从苏联归来》及《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1936-1937)



  在苏联,预先规定,对于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许有一种以上的意见。而且那里的人,精神也被调练成这个样子,使得这个附和主义对于他们竟成为容易的、自然的、不觉得的,以至于我不敢设想这里面含有虚伪的成分。这些人果真是实行过革命的人么?不是的,这些是享用革命利益的人。每天早晨,《真理报》教他们以合宜知道,合宜思想,合宜相信的事情。超出这个以外,是不好的!以致人们每次同一个俄国人谈话,恰像同所有俄国人谈话一般。并非每个人都严谨遵从一个口号,而是一切都安排得使他不能离众独异。你试想想:这种精神调练是从最柔嫩的幼年时代就开始的!……由此可以说明那些非常的顺受;有时你,外国人,会觉得这种顺受是很可惊奇的;由此又可以说明某些幸福可能性;这使得你更加觉得奇异。

  你替那些排队等待几个钟头的人诉苦么?但他们以为这样等待是十分自然的。面包、蔬菜、水果,你认为不好么?但除此以外没有别的。人家拿给你看的这些布料,这些物件,你认为丑陋么?但这里没有什么选择。除了去同那不大令人留恋的一个过去时代相比较以外,一切比较之点都被除去了,如此你只好满足人家拿给你的东西了。这里,紧要的乃在说服人,说:人们是再幸福没有了;说:其他地方都没有这里幸福。要做到这个地步,唯有细心隔绝同外界一切交通这个方法(我所指的外界,乃是国境以外)。感谢这个方法,所以在相等的甚至显然低下的生活条件之下,俄国工人也自以为比法国工人更加幸福,更加幸福得多。俄国工人的幸福是由希望,信任和无知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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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难以将这些感想整理成个系统,因为问题在这里是交互错综纠缠不清。我不是一个专家,经济问题是在心理反映之下才引起我的兴趣的。在心理学观点上,我却能很清楚解释为什么要做成这样一个严谨封固的瓷瓶,为什么要把边境布置得密不通风:在新制度尚未成立而事情往后不会进行得更好时候,护持着这样一种幸福,对于苏联居民的幸福乃是有重大关系的。

  我们赞许苏联有一种非常的冲动,向着教育,文化。但这个教育只教那些足使人的精神庆贺现状并称颂“福哉,苏联,唯一有希望的!”的东西。这文化都朝着一个方向,它没有一点无所为而为的东西,它积蓄着;不管马克思主义如何,这文化却差不多完全缺乏批评精神。我知道,那里人们替那个所谓“自我批评”大吹大擂。我在远地很钦佩,我想这批评若是认真而诚恳做去,一定要造成新奇效果。但我很快就不得不明白:这批评除了一些告发和谏劝(食堂里汤煮得不好或俱乐部讲演厅内地扫不干净等等)以外,只在考究:这个或那个是合乎“路线”,还是不合乎“路线”?人们所讨论的并不是路线本身。人们所讨论者,乃是要知道这件工作,这个行为,这种理论,是否符合于这个神圣路线。想将这批评推远一点的人,有祸了!在范围之内由你怎样批评都行,在范围之外则不允许的。历史上本有这类先例。

  再没有别的东西比这个精神状态更有害于文化。后面我将解释这点。

  苏维埃公民对于外国事物异常无知。[1]不仅如此,人们还说服他们说:其他一切国家都远不如苏联。这个幻想是有意培养的;因为如此,每个人;即使不甚满足的,也要歌颂这不使他陷于更恶劣地位的现行制度。

  由此产生出一种自大心理。我举数例如下:

  每个大学生规定学一种外国文。法文是完全被抛弃的。他们认为值得学的,是英文,尤其德文。我很惊奇,他们说得那么不好;法国一个中学二年级学生外国文比他们还要好些。

  我们问过的人中,有一个给我们这样解释(用俄国话说,耶夫·拉斯特给我们翻译):

  几年以前,德国和美国还有几点可以给我们学习,但现在我们无需向外国人学习什么了。那么,说外国话有什么好处呢?[2]

  而且即使他留心外国发生的事情,他们首先留心的却是:外国人对他们作何感想。他们所关心的,乃在知道我们是否充分称赞他们。他们所害怕的,乃是我们不十分知道他们的功绩。他们所期望于我们的,并不在于指教他们,而在于恭维他们。

  这个儿童花园中的可爱的小女孩(这花园本是值得称赞的,同其他供给青年的设备一样),包围着我们,拿些问题窘迫我。她们所要知道的,并不在法国有儿童花园与否,而是我们在法国是否知道苏联有这样美好的儿童花园。

  人们给你提出的问题往往使人惊愕,使得我迟疑不敢在这里写出来。人家将以为是我杜撰的。当我说巴黎也有地下铁道的时候,人们带着怀疑神气微笑起来。难道我们只有电车,只有公共汽车么?....有个人问(这不是一个小孩,而是一个受教育的工人了):法国有学校没有?另一个人知道得多些,耸耸肩:学校么,法国人有的,但人们在学校里鞭打小孩。他认为这话是有可靠来源的。至于法国一切工人都是非常不幸的,这点更无待说,因为我们还未曾“革命过”。在他们看来,在苏联以外尽是黑夜。除了几个无耻的资本家,一切的人都是在黑暗中挣扎的。

  有教育的并很“杰出的”的小姑娘(阿迭克营地只容纳天才的小孩),十分惊异起来,当话谈到俄国电影,我说《夏伯扬》和《喀琅施塔得》两片在巴黎大受欢迎时候。人们本来告诉他们,一切俄国片子都不准在法国开演的。告诉他们这话的人既然是他们的教师,我便看得很清楚,这些小姑娘怀疑的,都是我自己的话。法兰西人这么爱吹牛啊!

  在人们刚向我夸耀的一只铁甲舰上(“完完全全在苏联制造的,这只兵舰”)与一群海军军官谈话时候,我冒昧地说:“我恐怕苏联的人知道法国的事情,还没有法国人知道苏联事情那么清楚。”座中起了一阵喃喃声音,显然是不以为然的,说:“《真理报》对什么事情都载得很详细。”忽然有个人,离开人群,喊道:“要叙述苏联所做的新的,美的和伟大的事业,全世界所有的纸张都还不够用。”

  上面说的阿迭克模范营地,这个培养模范儿童、神童、小才子、小学士的天堂(为这原故,使我更喜欢得多的是其他的儿童团营地,那里虽然朴素些但较少贵族气),有一个十三岁男孩;他是从德国来的,若是我没有听错的话,但早已给苏联调练过了;他引导我穿过他所赞美不置的公园。他像背书般说:

  你看:这里,过去不久什么都没有。……忽然有了这个梯子!苏联到处都是这样:昨日什么都没有,明日什么都有。你看:那里,那些工人,他们怎样做工!而且苏联到处都有这类的学校和营地。自然不是完全同这里一样好的,因为这个阿迭克营地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斯大林特别关心这个地方。来到这里的小孩都是超凡出众的。你等一会可以听一个十三岁小孩奏乐,他将是世界上最好的提琴家。他的天才在苏联这样受人看重,人们赠给他一个历史上有名的提琴,一位旧时很驰名的造琴家所造的提琴[3]。还有这里:你看这堵墙!有人敢说它是十天之内筑成的么?

  这小孩的热情显得这么诚实,以致我不忍将这堵仓促筑成的墙早已现出的裂缝指给他看。他只愿意看,只能看那足以助长他的骄傲的事物;他在兴奋中还添加一句说:

  “连小孩都要惊异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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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孩子所说的话(别人教他说的,也许是背熟的),我听着很有意思,所以当晚就记录下来,现在详细写在这里。

  然而我不愿使人信为我从阿迭克没有带来其他的回忆。不错:这营地好极了。一个巧妙地整顿过的斜坡,分做一层层坪地由高而低直达海滨。凡是为小孩子幸福、卫生、运动、娱乐等所能想象得到的设备,都聚集在并排列在坪地和斜路上面。所有小孩都表现健康,幸福。他们失望得很,当听到我们说:我们不能留到夜里:他们已经准备升起传统的营火,已经在下面花园树上挂起彩旗,来欢迎我们了。本来准备晚间举行的各种游艺,唱歌跳舞等,我要求都在五点钟以前作完。回去的路程是很远的,我坚持入夜以前必须回到塞瓦斯托普城里。这事做得很对,因为陪我到那里旅行的欧珍·达比就在那晚生病了。起初一点看不出来,他能够完全享受小孩子们为我们举行的种种游艺;尤其那个可爱的塔吉斯坦地方小姑娘的跳舞,她叫塔马尔,我相信她就是盖满莫斯科墙壁那些图画上斯大林抱吻的女孩子。这跳舞的好看和这女孩的美丽是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是苏联旅行中最美的纪念之一”,达比对我说,我跟他一样想。这是他的最后一天幸福日子。

  索契的旅馆是最娱人的一个,它的花园是很美的,它的浴场是很舒适的,但那些沐浴旅客,就要我们承认法国没有这样好的浴场。为礼貌原故,我们忍住,没有告诉他们;法国有比这好的,有比这好得多的。

  不;这里可钦佩的,却在于这个半豪华的舒适的旅馆,是交付民众使用的,——倘若住在这里的人不又是特权分子的话。一般说来,最有功绩的人得受优待,但有个条件,即他们须是随声附和的,须是“在路线之内”;惟有这种人才享有这个权利。

  在索契可钦佩的,却是城市四周无数的休养院,一切都是设备得极好的。所有这些都是为劳动者而建筑的,这是很好的。但就在近旁,人们看见那些用来建筑新戏院的工人时,心里更觉得不舒服,他们工资很少,居住在卑陋的宿舍里面。

  在索契可钦佩的,却是奥斯特洛夫斯基。(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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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我称赞索契旅馆,那么对于苏虎姆附近的西诺卜旅馆,我将说什么话呢?那是好得多了,而且可以拿来同外国最美的,最好的和最舒适的沐浴旅馆相比较。它的美丽花园是旧时代留下来的,但它的房屋却是最近才建筑的;布置得巧妙;无论外观或内部都是最妙的;每个房间都有浴室,都有专用的平台。家具是优雅的,烹饪是上等的,是我们在苏联尝过的最好的烹饪之一。西诺卜旅馆是尘世间人类觉得最接近于幸福的处所之一。

  旅馆旁边设有一个苏维埃农场,为供给旅馆食品之用。我赞许其中一个模范的马厩,一个模范的畜栏,一个模范的猪圈,尤其一个最新式的大鸡埘。每只母鸡脚上有一个环子,标着号码;母鸡生蛋期间都有详细登记;每只母鸡有自己生蛋的小箱子,生蛋时关进里面去,生过之后才放出来。(我就不懂:这样小心经营,而我们在旅馆吃的蛋都不是最好的。)我再说一点:人们进去这些地方,须将双脚踏在染有药水的地毡上使皮鞋消毒。牲畜就在旁边经过;那是很不好的。

  人们若是跨过那划定苏维埃农场界线的壕沟,便到了一列卑陋的房屋。那里每四个人合住一间长二米突半宽二米突的房子,每人每月两个卢布租金。苏维埃农场所设饭馆,每餐就值二个卢布,这种奢侈,每月只得七十五卢布工资的人,是享受不到的。他们面包之外还有一条干鱼,就觉得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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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并不反对差异工资制;我也同意:这办法是必需的。但生活条件之差异应有方法补救。我害怕,生活条件差异不惟不减轻,反要加重。我害怕,不久会形成一种满足的劳工资产阶级(当然是保守性的),可以同法国的小资产阶级并驾齐驱。

  到处我都见到这个预兆。[5]我们既然不能——可惜!——怀疑;虽然经过革命,好多人的心还是蕴藏着资产阶级本能。卑鄙的、享乐的,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因为人的改造不是可以纯然从外面做到的),所以我十分担忧,看见这类本能,现在在苏联给最近几种决议所间接提倡着,鼓励着;这类决议在法国获得使我们惊心的喝彩。跟着家庭(当作“社会细胞”),承袭和遗赠之恢复,个人利益和私产之兴趣就抬头起来,压下同志友谊,均分财物和共同生活之需要。并不是人人如此,无疑的;但好多人确是如此。于是人们看见形成了一些社会层,即使不是阶级;形成了一种贵族。这里我说的不是功绩上和人格上的贵族,而是会打算盘的附和主义的贵族,他们到下一代就要变成金钱的贵族了。

  我的恐惧是夸张了么?我希望是夸张的。何况,苏联过去已对我们表现过;它是能够突然转变的。但我恐怕,为扑灭今日治理者所夸奖的和鼓励的这个资产阶级化过程,不久就有一个突然转变之必要,像当初停止新经济政策时候那么剧烈。

  看到那些属于或自认属于“好的方面”的人,对于“底下人”之轻蔑或至少漠视,怎能不令人痛心呢?“底下人”,譬如仆役[6],小工,男女“日工”,总之:穷人。苏联没有阶级了,这我知道。但有穷人。有很多的穷人;多得很,我却希望不再看见穷人,或者确切点说:正为不要再看见穷人,我才到苏联去。

  还应当说一点:那里慈善事业以及简单的布施已经不流行了。[7]国家负担这事情。国家负担了一切,旁人就无需救济了,这我也知道。由此产生出人与人之间关系上某种冷酷,虽然大家都讲同志友谊。自然,这里不是指同等人的关系而言;但在那对上面说的“底下人”的态度中,自大心理却是十分猖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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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资产阶级精神状态,我怕在那里渐渐发展起来;在我看来,这是彻底反革命的。

  但在今日苏联人们所称为“反革命”的,却完全不是这个,甚至却是差不多同这个相反的。

  今日人们所视为“反革命”精神的,正是同一个革命精神,正是当初摧毁半腐朽的帝俄旧制度的那个发酵素。人们喜欢能够设想,一种洋溢于外的人类爱,至少对于正义的无上需要,充满了人的心。但是革命一经完成了,胜利了,稳定了,于是就再没有人理会这个了,于是鼓舞当初革命家的那些感情,现在就成为障碍物了,有如服务过了的事物一样。我拿这些感情去比拟人们建筑拱门时候所用的支柱,一旦拱门建筑好,这些支柱就被丢开了。现在革命胜利了,现在革命稳定下来了,驯服了,妥协了,有些人或者说:聪明了,于是那些还受这革命酵素所鼓舞的人,那些认为所有这些一步进一步的退让都是变节的人,便成了障碍物,便受人鄙蔑,被人消灭。那么与其玩弄字眼,宁可承认革命精神(甚至干脆地:批评精神)业已不流行,业已不需要,——不更好些么?现在人们所要求的,乃是顺受,乃是附和主义,乃是赞美苏联所行的一切;现在人们所努力去求取的,乃是不使这赞美成为无可奈何的,而要使之成为情愿的,甚至热烈的。最使人惊奇的,便是人们居然达到这个目的。他方面,最少的抗议,最少的批评,也要受最严重的处罚,而且不久就被压服下去了。我怀疑:今日在其他的国家,即算在希特勒的德国吧,“精神”能比这里更少自由、更低头、更恐惧的(更受恐怖所吓怕了的)?




[1] 或至少只知道那他们认为足以鼓励他们的事情。

[2] 看见我们没有隐蔽下来的惊愕之后,这学生确又添加几句话说:“我懂得,现在我们都懂得:上面的话是一种不合理的推论。外国语文虽然再不能给我们学习到什么,却还可以当作教育工具的。”

[3] 这谈话之后不久,我就听到这神童用他的斯特拉狄瓦留斯提琴,弹奏帕格尼尼的几首乐曲和库诺的一首杂曲;我应当承认,这弹奏是使人毛骨悚然的。

[4] 我同欧珍·达比谈起这自大心理,他本是个极端谦虚的人,对此有特别深切的感想。他正在重读《死魂灵》第二册,便拿这书给我,指着端书果戈理一封信中间如下一段要我看:“我们中间好多人,尤其青年人,都过分地夸大了俄国人的优点;他们不去发展这些优点,反而只想拿来夸耀,拿来对欧洲人叫喊:‘外国人哪,你们看哪,我们好过你们哪!——这种骄傲是非常有害的。既激恼别人,又伤害自己。世上最好的行为,将因自夸而低贱……。在我,则与其矜夸,毋宁暂时的败兴。”——果戈理所痛恨的这个俄国式骄傲,却受今日的教育所发挥和鼓励。

[5] 新近禁止堕胎的法律,使得那些工资不够供养一个家庭的人,恐慌起来。这法律也使得其他的人恐慌起来,但那是由于别的理由的,即:当初不是答应过,这个法律将经过一种全民表决,将征询民众意见,以决定是否公布及施行么?广大多数人(或公然或暗中)宣布反对这个法律。人们不理会公众的意见!这法律还是通过,当时引起几乎普通的惊愕。报纸自然只发表赞成的文章。但我同好多工人作私人谈话时候,对这问题,我只听到一些畏怯的咒骂,只见到一种埋怨的无可奈何的表示。这个法律,在某种意义下说,还是公平的。他回答那些很可惋惜的滥行。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于更早的另一个法律,禁止同性恋爱的,又作何感想呢?这法律将犯此罪的人都算作反革命者(因为直至于性的问题,非附和主义也是受法律制裁的),判以五年流刑,若不悔改,仍须判刑。

[6] 由此反映出来,便是仆役何等谄谀,何等卑躬屈节;我说的不是旅馆的仆役,那大多数是极知自尊的,然而对人还是很恳挚的,我所说的乃是那些替治理者,替“负责任人”做事的仆役。

[7] 然而我急需添说底下的话:在塞巴斯托普公园里有个残废的孩子,只能扶着拐杖走路,在游人坐的长凳前面经过。我长久观察他,他在求乞。他向二十个人求乞,有十八人给他钱;但无疑,给钱的人,只是为他的残废而感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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