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克服统治：重新定义自我与他人的关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一种新取向（2022）

　　当我们以最深刻、最身临其境的路人视角阅读戏剧时——每个人的所作所为更加明显。我们欢迎他人作为我们内心的客人，有时自己也成为他人。某一瞬间，我们离开了自我；回归时，思想和情感得到了延伸、强化。

　　——玛丽安·沃尔夫（2018），读者，回家吧1

　　上一章中，我们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研究了资本主义的替代观。在本章中，我们将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我-他”的矛盾总是关于统治的吗？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如何分析这个问题并寻求替代的？本章将讨论西蒙娜·德·波伏娃和杰西卡·本杰明关于统治根源的思想。然后，我们将研究Allison Weir，Raya Dunayevskaya，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Frantz Fanon和Audre Lorde关于克服统治的思想。

西蒙娜·德·波伏娃和杰西卡·本杰明谈统治的根源

　　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49）在《第二性》开头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历史上的女性一直被认为是“他者”，客体、非本质、特定、自然、脆弱的，而男性则是主体、本质、普遍、超越、独立的（波伏娃，1989）。她指责女性接受了自己的角色，并未能改变。她写道，与认同“我们”并为自己权利而战的无产者和非裔美国人相比，女性并不认为自己是主体，不寻求自由——而自由始于超越自我（波伏娃，1989年，第 xxxv 页）。
　　即使在1949年，“妇女已经接受了自己的角色，不认为自己是主体”的说法也显然不完全正确。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中，妇女一直站在起义的最前线。即便如此，波伏娃将女性视为“他者”的讨论仍然与本章关于克服统治关系的重点相关。
　　波伏娃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分析以黑格尔（1985）在其《精神现象学》（1807）中题为“统治与束缚”章节中提出的模式为前提。在这里，黑格尔首先认为，只有被另一种意识承认或“接纳”时，自我意识的形成才是可能的。他展示了从生命的基本层次伊始到达到自我意识的过程——在这个阶段，每个个体的意识都将他人视为非本质的对象，都以毁灭和死亡为目标，殊死斗争，以获得自我存在的确定性。然而，毁灭他人将结束自我获得自我确定性和他人认可的可能性。因此，不能毁灭对方，而是令其沦为屈服的地位。因此，这种生死斗争的一方是占主导地位的独立意识，为自己而存在，而从属意识为他人而存在；前者成为主人，后者成为奴隶。这种形式的承认是片面的、不平等的。黑格尔接着论证了这种不平等关系的超越过程：奴隶本应代表下层意识，但由于奴隶通过劳动活动塑造事物，并更真实的克服了外部世界，因此逐渐获得了一种高于主人的独立意识。对于黑格尔来说，这并不是终点，为了实现解放，自我意识必须进一步发展，才能达到精神现象学中的理性和绝对知识阶段（黑格尔，1985 [1949]，第228-40页）。我们将在本章后面再回到黑格尔的超越概念。2
　　在波伏娃（Beauvoir，1989）的分析中，女人并不是通过斗争获得自己的思想。
　　无产阶级说“我们”，黑人也说“我们”——都把自己当作主体，把资产阶级、白人变成“他人”；但是女性不会说“我们”……她们并没有真正地采取主体的态度……她们只得到了男性愿意给予的东西。（第25页）
　　因此，波伏娃在《第二性》的大部分内容强调的都是阻止女性体验超越的环境。
　　波伏娃（1989）认为，这些组织超越的障碍不能用生物决定论来充分解释。首先，她强调，将物种划分为两性并不明确，因为“每个生物都是超越”（第10页）。她的意思可能是生物学本身涉及进化和变化。其次，她认为，尽管生物学因素“极其重要”，但并没有设定“固定和必然发生的命运”（第32页）。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和未来也取决于经济和社会环境。
　　波伏娃还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观点并不能充分解释女性体验超越性统治的障碍。该观点相较于生物决定论是“进步”的，但并没有区分情感和性行为。对于弗洛伊德来说，人类的一切行为似乎都是性欲的结果。因此，他忽视了动机、目的、计划的作用。总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拒绝选择的概念和相关的观点”（波伏娃，1989年，第45页），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女性是“他者”。
　　在波伏娃所说的马克思唯物史观中，她合理地质疑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977）的《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认为私有财产的兴起不能解释恩格斯所说的“女性在世界历史的失败”（第57页）。恩格斯的“研究仍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她[女性]受到压迫，因为两性之间的劳动分工可能意味着友好的关系”（波伏娃，1989年，第57页）。此外，她还（Beauvoir，1989）认为，恩格斯没有解释从公有制到私有制的过渡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为什么私有制必然涉及对女人的奴役，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如何变成奴役与被奴役的（第57页）。
　　波伏娃（Beauvoir，1989）使用存在主义框架来解释她认为的统治起源，特别是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她认为
　　要想[个人占有的概念]出现，先必须有一种倾向，即将自己视为基本的个体，主张自我存在的自主性和分离性。……青铜的发现使人在艰苦的生产劳动中发现自己是创造者;支配自然，他不再害怕它，在克服障碍的事实中，他找到了勇气，将自己视为一种自主的力量，以实现自我。（第56页）
　　因此，在波伏娃（1989）看来，男人奴役男人或男人奴役女人的现象
　　是人类意识里扩张主义（帝国主义）的结果，总是寻求以客体的方式行使其主权。如果人类的意识没有“他人”的原始概念，没有支配他人的原始愿望，青铜工具的发明就不可能引起对女性的压迫。“（第58页）
　　在这里，我们看到波伏娃断言，人类心理的核心是统治他人的欲望。这种“人类意识里的扩张主义”是压迫的根源。她继续写道，对女性压迫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被女性内化并接受为自然现象。
　　为了进一步阐明波伏娃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可以参考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93 [1943]）的《存在与虚无》，这是他与波伏娃交流后写的存在主义的奠基著作，也是《第二性》的哲学基础。
　　萨特（2001）对一种“为他人而存在”的讨论是基于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然而，与黑格尔不同的是，对于萨特来说，统治的权力斗争是无法超越的。一方总是支配另一方。给予“我”经过对方认可才获得自我意识，萨特得出结论，他人“拥有我存在的秘密”（第226页）。因此，“我存在的深刻意义在我之外。……他人比我更有优势”（第226页）。我可以“超越他者的超越，或相反，将这种超越融入我内心”（第226页）。然而，由于萨特认为这些态度从根本上是相互对立的，因而得出结论，我们不能两者兼而有之。“我与他者的关系不是矛盾，而是一个圆圈。……我们永远无法走出圈子”（第227页）。“他者有一个秘密——我存在的秘密。……因此，找回自我的计划基本上是一个吸收他者的计划”（第227-8页）。他继续说，“既然他者是我存在的基础，他就不能溶解于我”（第228页）。因此，一场永无止境的冲突随之而来。
　　萨特（2001）关于“为他人而存在”的讨论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波伏娃强调女性接受自己的劣势地位。萨特认为，尽管在主奴矛盾中，主人想成为奴隶关注的焦点，但并没有要剥夺奴隶的自由。此外，在爱情关系中，被爱的人，想要成为自由选择下的关注中心。因此，被爱的人不一定被暴力所俘虏，而是被理想爱情和排他性所推动。“想要被爱的人，仅仅因希望有人爱他就放弃了自由”（第239页）。萨特称之为“受虐狂态度”（第241页）。
　　波伏娃（Beauvoir，1947）在她《模棱两可的伦理学》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点，这是她阐明存在主义理论框架的努力。在批判黑格尔辩证法与人际关系时，她写道
　　黑格尔伦理学的关键是意识相互认识的时刻;在这其中，他者被承认为与自我相同，这意味着在自我身上，属于我的普遍真理被承认;所以个性被否认了……道德上的救赎将超越那个与我平等的人，而那个人又会超越自我走向另一个人。“（第112页）
　　相反，她认为，“在笛卡尔之后，我们怎么能忽视主体性从根本上意味着分离的事实呢？”（第113页）。因此，她谈存在主义的矛盾伦理，试图阐明自我与他者、个人与普遍之间的“永久张力”（第144页）。她认为，人类意识总是以自我和他者的冲突，以及支配他者的欲望为特征。
　　此外，她质疑黑格尔的假设——即在主奴矛盾中，奴隶开始反抗自己的压迫处境，获得自己的思想。波伏娃认为：
　　在某些情况下，奴隶不知道自己是奴隶，因此有必要从外部解放他。……当一个人成功地迷惑奴隶时，奴隶是顺从的，以至于其处境在其自己看来不是外人强加的，而是自然给予的……奴隶甚至做梦想不到其他情况。……必须做的是为无知的奴隶提供一种条件，使其通过反抗来终结自己的无知。（波伏娃，1947年，第91-2页）
　　这些存在主义的基本观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波伏娃认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总是以统治为特征，还揭示了为什么她认为女性总是将自己视为他者。3
　　那么，女性将如何从他者中解放出来呢？在《第二性》的倒数第二章中，波伏娃（Beauvoir，1989）认为，女性要解放自己，就需要获得“普遍感”，去推理、反抗、想象和创造。妇女解放必须是集体的（第616-27页）。妇女需要通过有意义的工作实现经济独立，还需要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性取向，“不是仅仅满足的问题，而是在满足的同时保持她们作为人的尊严”（第688页），因为爱不是关于胜利或失败，而是关于“自由交换”（第692页）。
　　对于波伏娃（1989）来说，实现超越的最关键因素是女性要“直视目标向前走”（第699页），并“在她的事业里达到忘我的状态”（第702页）。女性需要探索和“发现意义”（第710页），提出问题，揭露矛盾（第711页），“肩负世界的重担”（第713页），“将宇宙视为自己的宇宙，自己应该为宇宙进步中的错误和荣光负责”（第713页）。这些正是波伏娃认为像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 1871–1919）这样的历史人物所能展示的，后者是一位波兰德国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家。
　　在《第二性》的倒数第二段中，波伏娃（1989）引用了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961）《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中关于我们现在熟悉的男女关系的段落：
　　这种关系的性质决定了男性本身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普遍的存在——作为人类……男性的自然行为在多大程度成为人类整体或他自己的天性存在;，在多大程度上，他的人性成为他的天性。“（马克思，1961年，第126页，引自波伏娃，1989年，第731-2页）
　　正如我前面在第4章中所说，马克思的这段话提出了一个基于自由和有意识活动潜能的天性概念。他认为，男人与女人的关系——特别涉及性时，可以揭示男人是朝着实现人类自由、有意识活动潜能发展，还是越深地陷入异化。4
　　然而，与马克思不同，波伏娃（1989）得出：“男性应该在给定的领域中开拓建立”（第732页）。这一结论似乎源于她早期的观点，即当奴隶的处境被视为“自然”条件时，不一定会反抗奴役。
　　在后来的著作中，波伏娃成为一名女权主义者，并在 1970年后积极参与妇女解放运动（见波伏娃，2014年;施瓦泽，1984）。她不再认为应该由男人来建立女性的自由，她成为妇女自治组织的坚定支持者，继续倡导社会主义的革命性变革。
　　现在，让我们转向杰西卡·本杰明（Jessica Benjamin）——深受波伏娃影响的弗洛伊德派的精神分析学家和关系-女权主义者，同时也试图修正波伏娃对人际和性别关系中统治的阐述。
　　和波伏娃一样，本杰明（1988）在《爱的羁绊：精神分析、女权主义和统治的问题》（The Bond of Love： Psychoanalysis， Feminism， and the Problem of Domination）认为，统治不是简单地通过镇压实现的。相反，它包括自愿屈服、理想主义和对统治者的爱。她将这种现象追溯到一个复杂的心理发展过程，从男孩和女孩与父母的不同关系开始。她的努力是“重述弗洛伊德的统治故事”（第10页），并提供一种应对“我—他”矛盾的方法。‘
　　本杰明的论述是基于对“我-他”关系的两种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英国儿科医生、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1896-1971）提出的认知概念形成鲜明对比。根据本杰明（1988）的观点，在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中，“黑格尔假设一个对他人本质不感兴趣的自我——只是将他者作为自我确定性的载体”（第33页）。她认为，这种“一元、自私的自我”（第33页）也存在于古典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在自我心理学或“内化理论”（第43页）中，自我是“全能的”，通过分离和认同来发展，（第67页）。一切都是自我及其力量的延伸。孤立的主体从事“外部事物的内化，以发展内在”（第43页）。他者“被主体自我吞噬、消化、吸收”（第43页）。他者“似乎越来越像一个必须逐渐脱落的茧或外壳——一个人得到了他需要的东西，现在要告别了”（第43页）。本杰明拒绝这种“工具关系”（第43页）——因为它“抹杀差异”（第48页）。
　　本杰明（1988）认为，在温尼科特的认同理论则与此相反——这是一种“主体间理论”（第45页），或一种主体间的分化和发展观——在“承认他人和主张自我”（第46页）之间存在着“矛盾的平衡”（第46页），在两个相互作用主体的相同性和差异性之间，每个主体都在不被对方同化的前提下做出贡献。他者总是保持外部性。本杰明的主要观点是，当不能维持这种张力和“矛盾的平衡”时（第46页），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才会转向各种形式的统治（第50页）。
　　与波伏娃类似，本杰明（1988）摈弃了黑格尔主奴辩证法中奴隶获得自己的思想并挑战主人的观点。她觉得黑格尔和弗洛伊德关于“我-他”关系的观点一样，含蓄地解释了为什么被压迫者会屈服于统治（第54页）——这两位思想家都“假设了人类对”全能”无法避免的渴望，开始并最终消亡于没有出路的统治，对立的封闭系统，主动者和被动者，主人和奴隶的关系里”（第62页）；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奴隶害怕主人会抛弃她孤独一人”（第65页）；在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中，“驱使我们消除紧张关系的死亡冲动”——也解释了统治（第66页）。
　　与前者不同，本杰明（Benjamin，1988）认为，温尼科特的主体间理论通过体验他者“作为外部现实”（第68页）为统治提供了另一种方案。在温尼科特提出的“协调体验”（第74页）中，不同的个体可以分享相同的感受。
　　“对女性的统治是如何在心中扎根并形成统治模式的？”（本杰明，1988年，第74页）。基于美国精神分析社会学家南希·乔多罗（Nancy Chodorow）的工作，本杰明（Benjamin，1988）认为，男孩们的最初认同是照顾他们的母亲，但他们最终意识到自己原来并非女性，为了实现他们的男子气概，他们必须否认他们自己的原始身份/与母亲的一体性。因此，男性身份认同的形成就变成对母亲的排斥。本杰明写道：“她不被视为一个独立的人（另一个主体），而是被视为另一个东西——作为自然，作为一种工具或物体，次于人类的存在。（第76页）
　　本杰明进一步阐述了乔多罗的论点。本杰明（1988）解释说，大约两岁时，幼儿开始辨认成年人，后者象征着外面的世界和人格独立。如果环境和社会是这样的——女性代表依靠他人和家庭，男性代表人格独立和外部世界，那么幼儿就会认同并理想化父亲或其他男性角色（第100页）。反过来，孩子也需要被他们理想化的人所认可。如果这个角色是父亲，那么对男孩来说，对父亲的理想化并不会导致统治，因为父亲接受他，“你和我一样”（第107页）。然而，对于女孩来说，对父亲作为独立个体的理想化并不会导致父亲接受她为同性。因此，女孩总觉得不被承认，不被认可。因此，她们倾向于通过处于不平等的性别关系中来形成自己的身份认同（第107页）。
　　本杰明（1988）将弗洛伊德的“阴茎嫉妒”解释为小女孩和小男孩一样，希望得到代表独立和外部世界的父亲认可的证据（第108-9页）。由于父亲不承认女儿是同类，小女孩会产生自卑感。她们“终身崇拜一个全能的人”，而这个人并不满足她们被认可的渴望。因此，随着她们年龄增长和与男性的接触，她们会屈服于公开或无意识的统治。她们逐渐理想化了自己永远无法拥有的东西——权力和欲望（第108-9页）。代表独立的成人对女童早期“认同性关爱”的拒绝损害了她们的自我意识，“特别是性的能动意识”，导致女性在性关系中大多扮演被动或从属的角色（第115页）。因此，女性可能会失去自我意识，屈服于强大的男人，甚至会自我否定和受虐（。第116页）
　　在这个“异化过程”里，女性对被认可的渴望转化为对男性形象的屈服和崇拜，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从具体的主体间模式转变为象征的模式——认识不是主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主动和被动的，是主体和客体，女性和理想化的男性的关系（本杰明，1988年，第131页）。
　　本杰明（1988）认为，在某种层面上，解决这个统治问题的办法是重建父母关系，让父母双方都承担起象征分离和依恋的角色，让孩子们能够体验到自我认同和他人认可之间的持续张力；需要创造一个“受控制的放养环境”，允许孩子在不受评价、创造性地表达自己（第120页）。本杰明（1988）还指出，不应该让女孩们不该被教导成为一个“好女孩”，也不该阻止她们的贪心和自私（第121页）。
　　本杰明（1988）认为，在另一个层面上，统治问题的根源是西方自主理性的概念——西方哲学将理性等同于分离、独立、男性气质，并将其与依靠、情感调和、养育、非理性和女性气质相对立（第171页）。因此，统治从一开始就是性别化的。
　　在谈到理性时，本杰明（1988）特别采用了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观点——“工具理性”，资本主义“将社会简化为物品交换、计算和控制对象的理性”（第184页）。她认为，类似于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观点，男性统治“通过非个人组织的霸权来运作：形成规则……工具知识……利润积累。正是这种多变的非个人性使其如此难以捉摸”（第216页）。
　　因此，本杰明（1988）呼吁女权主义者对资本主义“能动个体”概念进行批判，其“与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个体的批判相似”（第187页）。她认为她的方案是质疑资本主义自由和个体概念的一部分，资本主义使彼此对立，不允许建立密切的养育关系。
　　本杰明（1988）得出结论，克服统治不仅需要男女在工作和家庭中的形式平等，还需要更多的日托组织，使母亲能够将自己发展为独立存在的主体。它还要求“自我处理内部矛盾的倾向”（第222页），“游戏权力”——而不是强化为统治（第223页）。在此目标是“维持普遍共性和具体差异之间的张力”（第195页），“重建被人认可与自我主张、依靠与自由之间的重要张力”（第177页）。

艾莉森·威尔，拉亚·杜纳耶夫斯卡娅和弗朗茨·法农谈克服统治

　　艾莉森·威尔（Allison Weir，1996）是一位社会和政治哲学家，也是澳大利亚悉尼社会正义研究所的联合创始人，她在《牺牲逻辑：女权主义理论和同一性的批判》中认为，对于女权主义来说，认同往往被视为对差异的压制，“是牺牲逻辑的产物，一种统治的逻辑”（第3页）。在她看来，波伏娃（1949）的《第二性》是女权主义批判的起源——将身份认同和普遍性的逻辑等同于统治的逻辑。威尔（1996）特别指出，波伏娃借鉴了亚历山大·科耶夫（1902-1968）对黑格尔（Kojève，1980）和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1908-2009）对人类文化的结构主义理论解读，认为个人与集体的认同是始终对立的。这意味着，对于波伏娃来说，
　　一个人作为主体的认同只有尝试通过不断（且不断失败）否定其他主体和自己身体的异己性……认同必然是主体对客体的否定和排斥;因此，女性只有通过将自己与一个物体/另一个物体对立，才能形成集体、个人的认同。（第4页）
　　威尔（1996）认为波伏娃的分析存在问题，因为它假设了一种“普遍和跨历史”的认同模型（第14-15页）。她指出，恰恰相反，与他人相对立的自我概念是伴随资本主义兴起而出现的。
　　威尔（1996）质疑波伏娃“对黑格尔的误认”——关于《精神现象学》中的主奴矛盾。威尔认为，黑格尔的主奴矛盾实际上是对“黑格尔对启蒙运动将主体视为原子性个体的观念所作的批判”的解释。因此，争取认可的斗争只是人类'自我意识'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第20页），它不是人类永恒存在的表现。事实上，黑格尔试图表明，自我和他人不能因为相互依存而保持对立。
　　此外，威尔（1996）认为科耶夫的“二元本体论”（第18页）提供了一种自我与他者的静态关系，这种关系仍处于“抽象否定”/无差别否定的的层面（第20页），而非黑格尔式的辩证/明确否定。威尔因此得出结论，即“波伏娃对超越性与内在性的反对，对身体作为‘纯粹存在’的否认——是基于相同的统治和从属逻辑，否定他者的逻辑，这逻辑是女性从属的基础”（第23-24页）。换句话说，这是基于他者始终是一个阻碍自我超越或自由的观点。
　　威尔（1996）认可女权主义者，如Jean Grimshaw（1986），Mary O'Brien（1981）和Genevieve Lloyd批评波伏娃将男性作为自我榜样，但也批评女权主义者对波伏娃的批判不够深入，没有质疑波伏娃的“基本假设”（第24页），即自我认同是基于对他人的否定。
　　威尔还挑战了本杰明的假设，即自我主张和相互认同之间存在并将永远存在根本的紧张。她认为，对于本杰明来说，自我是矛盾的（本杰明，1988年，第221页），或说自我总是在主张自己和承认他者之间摇摆不定；因为本杰明无法设想“一种可以在自我和他人，自我与社会之间进行调解而不受统治的个人自主意识”（Weir，1996，第72页）。她认为，本杰明和波伏娃一样，将黑格尔的主奴矛盾普遍化，而不是看到它的超越，以及其克服“我-他”之间虚假对立的观点。
　　与波伏娃和本杰明不同，为了打造“社会自我”的愿景，威尔（1996）从黑格尔哲学中引出了几个概念——她认为这些可以帮助女权主义者阐明超越统治的“我-他”关系（第70页）。具体来说，她提出的概念是调解、内化和主体性。
　　对本杰明而言，认同和主体间性涉及共同的感觉经历、情感调和、对他人需求直接和即时的把握，而对于威尔来说，基于调和和内化的认同涉及一个认知过程——在调和中，自主主体利用自己的批判思维和反思能力表达自己、相互交流。调和被定义为“通过呼吁普遍原则来解释、抽象和反思特殊性的能力——因此，这包括批判的能力……参与社会世界的能力“（Weir，1996年，第82页）。
　　对于本杰明来说，内化被批判并等同于对他人的工具化，而对于威尔来说，从黑格尔的角度来看，内化是基于自我批判性反思的社会调和发展。同样，对于本杰明来说，主体性仅仅涉及自我主张，要求认可自我个体，但对于威尔（1996）来说，“主体性不是一种主要的情感体验，而是一种认知结果”（第89页）。在认知过程中，我们需要批判性反思，将自己表达为自主主体，也将他人视为自主主体。威尔（1996）因此得出结论：
　　一旦自主性被认为是分离/客观化/统治，主体间性被认为是共享感觉，我们就别无选择，只能维持一个绝对的、永恒的悖论。但是，一旦自主性被认为是一种在社会环境中充分参与的能力——涉及社会角色和规范的内化、将特殊性与普遍性联系起来、呼吁批判性反思的原则——那么自我的悖论就开始不那么永恒、绝对了。（威尔，1996年，第89页）
　　与马克思人本主义哲学家威尔一样，拉亚·杜纳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aya）认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可以极大受益于黑格尔的“调和”概念，从而阐明超越统治的“我-他”关系；她指出，从黑格尔的主奴矛盾中得出的关键启发并不是奴隶获得了“自己的思想”（黑格尔，1985年，第239页）——仅仅停留在自己的思想水平是不够的（Dunayevskaya，2003年，第36页）。正如黑格尔（1985）所描述的那样，
　　拥有“自己的思想”（der eigene Sinn）只是固执（Eigensinn），一种无法超越束缚的自由……更像是在一定范围内的掌握——但不掌握宇宙力量，也不掌握整个客观现实。“（第240页）
　　这就是为什么他继续宣扬争取自由的道路——他称之为理性、精神和绝对知识的阶段。
　　杜纳耶夫斯卡娅（2003）在《哲学与革命：从黑格尔到萨特，从马克思到毛泽东》中，非常强调黑格尔的“绝对”概念。她认为，绝对论不是一种封闭的本体论或绝对主义，而是黑格尔对其哲学史发展全过程的回顾和理解，是新思想萌芽的基础。黑格尔（1976）反对形式逻辑以及任何将方法简化为应用或工具的做法，而是呼吁“第二否定”（第835页），即不断回顾发展的整个过程并解决内部矛盾，以推动斗争和思想的解放。杜纳耶夫斯卡娅（2003）称这一永无止境的过程为“绝对消极作为新的开始：思想和历史不断运动”，她认为这是挑战统治和教条主义的关键（第3-46页）。
　　在杜纳耶夫斯卡娅看来，黑格尔的“调和”概念的关键是不拘泥于个人、特殊或普遍的层面，而是通过确定的否定过程，发展个人-特殊-普遍的运动，或者相反，普遍-特殊-个人的运动。这还是发展一种个体个性的关键——不是狭隘的，不寻求支配他人，而是独特的，人类普遍性和团结不断扩大的表现。
　　杜纳耶夫斯卡娅还呼吁女权主义者、社会正义活动家和革命者探讨黑格尔在他的《逻辑百科全书》（1978）中对“思想对客观性的态度”的讨论。她特别指出黑格尔关于“对客观性的第三种思想态度：直接或直觉知识”的讨论，他批评了将真理还原为直接知识。黑格尔这样写到这种态度：
　　既然真理的标准不是在内容的本质上，而是在意识的单纯事实中找到的，那么每一个所谓的真理除了主观的确定性和我们在意识中发现某个事实的主张之外，没有其他基础。然而，我在意识中发现的东西被夸大为所有人意识的事实，甚至被当作意识的本质。（1978年，第105页）
　　黑格尔认为，这种态度将真理简化为简单的主张，并导致教条主义（1978年，第111页）。
　　对于杜纳耶夫斯卡娅（2003）来说，“当主体在与矛盾作斗争的过程中，对其必须经历的看似无穷无尽的否定阶段感到不耐烦时，这种对客观性的思考态度会反复出现，因此，它反而倒退回直觉。这种倒退是从调和或确定的否定转向直接的知识，并“将真理本身从'内容的本质'产生的东西降格为纯粹的主观主义”（第21页）。
　　威尔和杜纳耶夫斯卡娅都强调了黑格尔的“调和”和“确定的否定”概念对于建立超越统治的“我-他”关系的重要性。两人都认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主奴矛盾只是意识在通往自身解放的漫长道路上克服障碍的一步。两人都把身份认同、超越性和自由看作是批判性反思处理个体性、特殊性和普遍性关系的结果。杜纳耶夫斯卡娅强调，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革命性转变，这一进程就无法完成。
　　杜纳耶夫斯卡娅还谈到了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在《黑皮肤、白面具》和《地球的悲哀》中阐明个性、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弗朗茨·法农通过与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结合，阐明了他的“新人本主义”观（法农，1963年，第246页）。在法农（1967）的《黑皮肤，白面具》一书中，他认为“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存在着一种必须强调的绝对互惠”（第217页）。只有当我们被他人认可时，我们才是人类。我们打破主人和奴隶恶性循环的唯一途径是双方承认彼此的人性。他认为，这需要努力实现“一种超越自我的善，即将自身价值的主观确定性转化为普遍有效的客观真理，以创造一个人类世界——一个相互认可的世界”（第218页）。
　　然而，法农（1967）强调，不单黑人奴隶的人性没有得到主人的承认，而且黑人斗争的现状是，即使白人声称他们不是种族主义者——“我们之间没有区别”（第221页），但对黑人只表现出冷漠和家长式的好奇心。这就是为什么法农强调，争取认可的斗争必须更加深入——必须表达对黑人的自豪感，对黑人斗争和成就的深刻理解，呼吁各种的人们加入全人类的事业。“我要夺回的是世界的整个过去。每当有一个人为精神尊严的胜利做出贡献时，每当有一个人对征服同胞的说“不”时，我都感到休戚相关“（法农，1967年，第226页）。因此，只有通过共同斗争和对“地球上的民族永不被统治”的这一原则才能“实现团结”（Fanon，1967年，第227页）。
　　对于法农（1967）来说，克服“征服”的先决条件是：“工具永远不会掌控人。人对人的奴役永远停止。也就是说，我可以去发现并热爱他人，无论他来自哪里“（第231页）。为了使“真正的交流”成为可能，全部人类都必须“背离各自祖先的反人性的话语”（第231页）。因此，自由的获得需要努力“反异化”，“努力触摸他人，感受他人，向自己剖析他人”（第231页）。他强调，这需要始终如一的批判和自我批判态度：“我的身体啊，使我成为一个永远质疑的人”（第231页）。5
　　威尔、杜纳耶夫斯卡娅和法农努力将黑格尔的思想与解放人类关系的概念联系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黑格尔作为一个人或他的哲学没有矛盾；只是表明，尽管存在这些矛盾，黑格尔的哲学贡献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现在我想说明，我们也可以从黑格尔和奥黛丽·洛德两者思想的组合中受益——关于“我-他”、同一性-差异性，及个性-特殊性-普遍性的关系。

黑格尔和奥黛丽·洛德可以就同一和差异交流吗？

　　从1993年到1996年，我参与了声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反对塞尔维亚种族灭绝战争、强奸营和种族清洗的活动。为了从这项团结活动中吸取教训，我写了一篇文章，试图捕捉到民众抵抗萨拉热窝围攻（1992-96）在哲学上的独特之处。与我一起工作的波斯尼亚女权主义者坚持认为，这些人捍卫的不仅仅是多元主义，而是守护不能被划分为/分离为穆斯林、基督教或欧洲人的身份认同和相关传统，这代表了一些新的、独特的东西。当时，我开始探索黑格尔对差异性的讨论以及其局限的批评——因为这似乎可以阐明对当代多元主义局限的批判，有助于阐明波斯尼亚女权主义者的追求。几年后，当我开始研究奥黛丽·洛德（Audre Lorde）的一系列文章，更多地了解她对同一和差异的看法时，我被她的言论所打动——后者揭示了与波斯尼亚女权主义者相同的观点。事实上，洛德关于同一和差异的观点与黑格尔对多样性局限的批评有相似之处，两者都提出了克服“我-他“关系中的忽视——仅仅容忍对方或共存是不够的。相反，自我和他人需要相互倾听并理解彼此的差异，以此作为发展新的丰富概念和身份认同的基础。
　　黑格尔（1976 [1969]）在他的《逻辑科学》中认为，“真理只有在同一与差异的统一中才是完整的”（第414页）。这就是为什么他批评“多样性”这一范畴的不足——同一性和差异性是“彼此漠不关心”的，而不是彼此对话（第419页）。在他看来，这种“相互冷漠”的关系（第420页）也是从多样性到“两极对立”（黑格尔，1976年，第424页），最后向“矛盾”（第431页）的过渡，黑格尔认为这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第439页）。
　　根据著名的黑格尔学者J.N.芬德利（1976 [1958]）的观点，
　　黑格尔从纯粹的多样性转向两极对立的真正动机，在于他对那些没有深入探究其术语本质的联系感到不满，这些联系依赖于武断的外部观点，而这些观点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根本不是真正的联系。……与此相反，哲学的目的是消除漠视，承认事物的必要性。“（第192页）

　　这就解释了黑格尔（1976 [1969]）在他《逻辑科学》最后一章“绝对理念”中对同一性、差异性和他者的处理——强调在矛盾中，”他者“不仅仅是对作为”他者“的前一个术语的否定。它包含前一个术语，是对其的进一步的发展。此外，他强调，前一个术语和”他者“之间的矛盾不是通过一个由相邻的矛盾意志来超越的。与“形式思维使同一性成为其规律，在此之前允许矛盾的内容隐入普通概念，下沉到时空中，矛盾在并置和时间序列中被分开，从而在没有相互接触的情况下出现在意识之前”（第835页）相反，在辩证认识中，我们思考矛盾。
　　黑格尔在这里强调的是“绝对消极”的概念，这是自由思想通过与矛盾、他者、差异的对抗而得到更深层次的发展，并创造了一种更新、更深刻、更具差异的自由意识。他并不主张将他人仅仅用作自我肯定的工具。
　　我认为，这种人本主义的愿景，即其中一方通过理解和共鸣另一方来肯定另一方的人性——也可以在洛德（1984）的深刻话语中看到。在写给美国妇女生活会议组织者的一封信中，她写道：
　　差异不仅必须被容忍，而且得视为两极的蓄能，我们的创造力可以像矛盾一样在两极之间爆发。……在差异两级的相互[非主要]依存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安全感，使我们降入知识的混沌，带来了对未来真正愿景的回归，以及使未来照进现实的力量。差异就是原始而强大的联接——个人力量在此锻造。（洛德，1984年，第111-12页）
　　此外，洛德（1984）在她的文章《划破表象：对阻挠女性、爱情的一些说明》（Scratching the Surface:Some Notes on Barriers to Women and Loving）中写道，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异性恋主义和恐同症都类似于盲目的形式，具有相同的根源：
　　无法将“差异”视为一种动态的力量，当有共同的目标时，这种力量正在丰富而不是威胁被定义的自我，……因为正是通过自我实现的个体们、以及女性和男性们的团结，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基于不平等统治/从属的旧性别秩序，既不能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也不能让我们成为完整的个体。（洛德，1984年，第 45-6 页）
　　洛德（1984）质疑了从分歧到毁灭的扭曲人际观。“这种“报复心理学”建立在一种谬论上，即“你”对自我的主张是对“我”自我的攻击，“我”对的自我定义会阻碍“你”的自我定义。相反，她设想，“定义自己的人们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第51页）（jugular vein psychology，“基于颈静脉的认知”。颈静脉是颈部的主要血管，切断会在几秒钟内导致死亡，此处代指相互置对方于死地的人际观，即“报复心理学”）。
　　在这里，我们看到洛德和黑格尔都在呼吁一种“我-他”关系——双方都是自主的存在和批判的思想家，共同致力于人类解放，共享的普世信念。为了加深对人类的理解，双方承认并讨论差异，最后得到更丰富的普世信念，当遇到更多差异时，个人和普世信念都得到了丰富。

小结

　　在本章中，我们评估了自波伏娃以来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阐明“我-他”，“同一-差异”关系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方式。对于波伏娃来说，自我和他人永远对立。同一总是以牺牲差异为代价形成的。受她是其创始者之一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也受到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2000）的权力意志观的影响，波伏娃认为个性总是与共性相对立；还强调，女性接受她们作为“他者”的地位是因为男性对她们的压制往往以爱的形式表现出来。
　　波伏娃的方案是让女性扮演男性角色，并积极宣传自己是自主的存在。虽然她在《第二性》的结尾呼吁男女的平等关系和人类的友好情谊，但并没有提供一个超越统治关系的概念框架。
　　本杰明基本认可波伏娃关于“我-他”之间永久紧张和对立状态的观点。从弗洛伊德观来看，她增加了俄狄浦斯和伊莱克特拉情结的影响，认为女孩学会了将爱与屈从等同起来，是因为她们在寻求认同爱的阶段没有得到父亲的承认。（俄狄浦斯情结是指一个男性对母亲的情感和潜意识的冲动。根据希腊神话，俄狄浦斯是一位英雄，但他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娶了自己的母亲伊娜（也是不知情的情况下），并最终发现了自己的身世。伊莱克特拉情结则与俄狄浦斯情结相对应，指的是女性对父亲的情感和潜意识的冲动。根据希腊神话，伊莱克特拉是俄狄浦斯的女儿，她与自己的父亲发生了亲密关系）
　　本杰明（1988）不认同波伏娃对女性承担男性角色并以统治的形式行使自主性的呼吁，而是放弃了“自主的我”这个概念。相反，她在人际关系中提出了相互依靠和“情感调和”作为替代框架——这种相互依存并没有跳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张力，而是试图“维持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紧张”（第195页），作为“权力的游戏”（第223页）。在直接意义上，本杰明呼吁女性和男性在养育子女方面承担同等责任，并打破传统角色。在更广泛的哲学意义上，她拒绝将西方关于“理性”和“自主的我”的概念——后者是统治的根源。
　　对于威尔，杜纳耶夫斯卡娅、法农和洛德来说，有可能建立一种关系——“自主的我”发展了批判理性，理解和学习彼此的差异，通过这个过程变得更加充实，并超越统治关系。威尔、杜纳耶夫斯卡娅和法农都使用黑格尔主义和人本主义框架将这些关系概念化。洛德认为自己是一个辩证的思想家和人本主义者。对于威尔，杜纳耶夫斯卡娅、法农和洛德四人来说，身份认同不是通过拒绝或漠视差异而形成的。相反，个体性、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存在需要重新创造的辩证关系。
　　2022年，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威权公开而残酷地利用“我-他”关系发动仇恨，也看到了反对全球日益浩荡的“黑命关天”抗议。本章讨论的，对存在主义/弗洛伊德心理学的人本主义批判可能会引起新一代女权主义者的共鸣。
　　威尔对波伏娃的存在主义框架和本杰明的弗洛伊德框架的直接批判也挑战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女权主义理所当然的理论基础：尼采和福柯的权力/“我-他”关系的统治模型。6威尔认为，这种模式不应该被视为跨历史的，因为它是资本主义崛起特有的。杜纳耶夫斯卡娅、法农和洛德认为，如果我们改变人类生存的物质和社会条件，我们就有可能创造克服统治并理解差异的关系。
　　本杰明将黑格尔的“我-他”矛盾视为一种模型——他者被是掩盖的“我”，作为工具被利用。然而，威尔和杜纳耶夫斯卡娅的想法不同，她们没有停留在主奴矛盾的层面，认同黑格尔对“我-他”矛盾的进一步发展的观点，并指明了黑格尔的“调和”和“明确否定”的概念，后者可以帮助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阐明“我-他”关系的人本主义理念。她们认为黑格尔提供了一种“我-他”关系，“同一-差异”的辩证法，试图理解“他者”或“差异”，并在持续的进程中发展出一种更丰富、更具包容性的解放理念。
　　法农表明，在一个黑人不被承认是人的种族主义社会中，黑格尔主奴矛盾中的辩证互惠是不正确的。然而，他也认为，黑格尔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关系的概念使使我们围绕普遍概念发展人类团结，并超越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而不会抹去或否定边缘化民族和文化的独特贡献。如前所述，这就是法农（1963）所说的“新人本主义”（第246页）。
　　洛德对“多元主义”局限性的批判和黑格尔对“多样性”局限性的批判，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民主、身份认同和人类发展的概念——建立在理解而不是简单地容忍或忽视差异的基础上。
　　如今，一方面，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权威主义、种族主义、厌女症和恐同症日益增长的世界。另一方面，出现了美国的“黑命关天”运动，反对性暴力的#MeToo运动，以及反威权主义的全球斗争。鉴于资本主义公开而残暴地使用“我-他”矛盾发动仇恨，急需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提供人本主义的“我-他”观方案。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也需要相互交流，了解彼此斗争的内容，联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