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21世纪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革命组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一种新取向（2022）

　　在本书，我首先论述了随着#MeToo运动，“黑命关天”运动，以及反威权主义、帝国主义入侵/战争和拯救地球的生态抗议等全球抗议的兴起，全球女权主义运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所有这些运动都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运动带来了诸多的议题、机遇和挑战。
　　与此同时，法西斯主义对权力的日益攫取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可怕现实揭示了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对乌克兰的种族灭绝入侵，2021年1月6日，白人至上者的政变企图，美国义警合法地攻击堕胎权，以及厌女和种族主义的塔利班在与美帝国主义占领者达成撤军协议后在阿富汗重新掌权（Afary，2022a），这都可能预示着21世纪全人类的未来。一场全球帝国主义战争似乎迫在眉睫。
　　在这种背景下，本书重新思考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通过触及问题的核心来应对这些挑战：在结构和个人层面上超越资本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异性恋，转变并发展人际关系，身心关系、人性与天性之间的关系。本书中的每一个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概念框架都是提出问题的一种途径，即关于如何发展出替代资本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异性恋主义的人本主义方案。
　　社会再生产理论通过将性别压迫追溯到女性生育劳动的贬值，提出了关于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生育成果的重要议题，及我们如何重新思考和重组它。然而，我认为重视生育劳动或将其社会化或集体化是不足以克服性别压迫的。21世纪的威权资本主义可以离开家庭来生育，把社会变成一个大的劳动营。它还甚至可以利用体外生殖将生殖过程转变为工业过程，从而产生可怕的后果。因此，社会再生产理论只给出了资本主义性别压迫下的一小块图景。
　　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及其与性别压迫的关系的批判，正如他和那些试图阐明异化劳动与资本主义异化人际的关系的各种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所阐述的那样，指出了心灵与身体的极端异化。我认为，这种理论更能解释资本主义下的性别压迫，也可以回答#MeToo运动提出的新问题，关于各个领域的性骚扰和性暴力——特别是在有文化和受过教育的男性群体中。
　　与此同时，黑人女权主义交叉性思想家的思考和努力挑战了针对黑人女性的忽视，各种运动里的外部压迫以及压迫性的观点——这对于发展替代资本主义的人本主义方案至关重要。对于黑人女权主义者来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不是口号，而是现实，正如交叉性思维在废奴主义和“黑命关天”运动中创造性的表达所体现的那样。
　　酷儿理论及其对固定的性别和身份认同的挑战，在倡导重新利用普遍性、主体性、团结性和道德责任的人本主义概念背景下，也可以极大地拓展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解放观。我认为，与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对性别和身份认同的非历史方法相比，各种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借鉴马克思关于历史性和不断变化的人性概念的尝试更为充分。罗斯玛丽·轩尼诗（Rosemary Hennessy）努力将异化劳动与资本主义对人类性情感潜力的限制联系起来，希娜·霍华德（Sheena Howard）拒绝接受在LGBTQ关系中重新塑造压迫性的性别角色，她们的方案都被认为是取代资本主义的迫切需要。
　　生态女权主义思想家玛丽亚·密斯（Maria Mies）和阿里尔·萨莱（Ariel Salleh）以及其他自治女权主义者，如西尔维娅·费德里奇（Silvia Federici）和凯西·威克斯（Kathi Weeks）提出了重要的要求——收回公地，创建合作社，建立全民基本收入。然而，这仍然没有解决如何克服异化劳动的问题。
　　然而，奥德雷·洛德（Audre Lorde）在《情欲之用》中提出的对劳动和生活的问题，可以让我们一瞥非异化的存在。本着这种精神，我回到了马克思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观，及其关于结束抽象时间对生产过程的统治——他称之为与资本主义彻底决裂的“第一阶段”。我还研究了Raya Dunayevskaya对苏联国家资本主义的分析，可以帮助开发一种不重建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案。
　　重新定义“我-他”关系和克服统治模式的议题也是发展出替代资本主义、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方案的一部分。在探索了21世纪里的女权研究学生更为熟悉的西蒙娜·波伏娃的存在主义、尼采模式以及弗洛伊德的观点和本杰明的关系模型之后，我认为正是艾莉森·威尔、拉亚·杜纳耶夫斯卡娅、弗朗茨·法农和奥德雷·洛德发展的辩证-人本主义框架可以帮助我们构想一个克服统治的人际关系。
　　然而，为21世纪发展一个连贯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解放愿景，既是一个理论/分析问题，也是一个实际和组织问题。它要求努力应对21世纪的新情况，并融入全球妇女反对帝国资本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异性恋主义的斗争。
　　在这我想分享下，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反思后，关于当今国际组织的看法。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与反战，军国主义和帝国资本主义紧密交织（Archer，2008）。然而，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对军国主义的反对不能局限于帝国资本主义的一极——美国和西方列强及其盟友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在我自己这些年的组织经验中，我观察到，无法一视同仁地反对各帝国资本主义列强的立场——是团结事业的主要障碍。对于许多左翼人士来说，唯一的指导标准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当世界面临着美国和欧洲与俄罗斯公开宣战和直接开战的强烈可能性时，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有责任挑战这种疯狂，并采取反对各级资本主义的立场，并参与各国家女权主义、劳工以及受压迫的少数民族的斗争。
　　同时，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并不意味着否定人民拿起武器来保护自己免受侵害的权利——如乌克兰这样被俄罗斯入侵的国家。
　　本书认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需要推动全球#MeToo运动，把重心放在挑战资本主义对妇女和儿童的异化、非人化和商品化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加入黑人女权废奴主义者和#MeToo运动创始人塔拉纳·伯克的工作至关重要。她的目标是“真正的结构性变革”，革命性的正义，并创造一个同时治愈幸存者和肇事者的社会环境（Adetiba，2017年;伯克，2021年）。伯克的废奴女权主义挑战了性别暴力和国家暴力这两种相关联的现象；帮助我们扩大了废奴女权主义，将阿富汗、南非、俄罗斯等国反对性别暴力的斗争包括在内。她的作品也为讨论必要的人本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开辟了新方向。
　　虽然许多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都赞同一个观点，即需要将“黑命关天”，废奴主义以及全球反威权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但我与社会主义活动家的组织经验表明，这一目标往往停留在口号的层面上。建立这种联系需要认真参与并理解非裔美国女性的斗争思想，如“黑命关天”运动和废奴主义的成就，努力应对当今全球反对国家暴力和大规模监禁的斗争。
　　美国废奴主义律师布莱恩·史蒂文森、被监禁的伊朗女权主义人权律师纳斯林·索托德、尼加拉瓜环保主义活动家、土著人权律师洛蒂·坎宁安·雷恩、白俄罗斯民主和人权活动家阿莱斯·比利亚茨基在2020年获得了被称为诺贝尔奖替代奖的“正确生活方式奖”——表明了这些斗争的不可分割性（《现在的民主》，2020）另一个证明是“黑人妇女促进健康”的深刻行动，这是一个由洛杉矶生育正义活动家组成的组织，后者组织了一次讨论，让困境中的阿富汗妇女和海地妇女团结起来。（黑人妇女促进健康，2021年）。
　　多年来，美国及全球的厌女和反堕胎运动一直自诩“保卫生命”，并沿用该口号。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可以借鉴生育正义运动，重新定义“保卫生命”。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角度来看，“保卫生命”不仅要求支持妇女的自主决定权，生育自决权，还要求新的方式——生活、劳动、资源、教育和援助能够满足女性和孩子的需求，两者都能得全面发展。这迫切需要重新定义“保卫生命”，以战胜来自反堕胎和反女性的攻击。
　　在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中，也存在着分歧——即对于反对一切形式的性剥削、压迫的性别规范以及对人的工具化的酷儿和性积极运动意味着什么（Goldberg，2021年;斯里尼瓦桑，2021年）。一些人倡导性工作的彻底合法化、常规化，认为它可以是“创造性的”或“令人满意的”（史密斯和麦克，2020年;维塔莱，2017年）。一些人也捍卫性工作者的权利及其为安全而自我组织的努力，并认为性工作是一种将身体和感情商品化和工具化的做法。虽然这些人都支持性工作的合法化，但也强调，性工作除了具有剥削性和虐待性之外，还会对从事性工作的人造成可怕的长期身心伤害，无论其是被迫，还是“自愿”（Holmstrom，2014）。1我同意这一观点，并认为与其将我们的组织工作转向性工作的合法化，不如帮助扩散#MeToo 运动，以挑战性虐待和侵犯在生活各个领域的常规化（Boussedra，2017;达斯达尔，2015年;丰塞卡，2021年;郎朗，2019;默克，2014，斯佩克特，2006;威廉姆斯，2019年）。事实证明，性工作的合法化扩大了皮条客和嫖客的规模，助长了对妇女和儿童的进一步剥削，增加了性交易（哈佛法学院，2014）。将性工作列入正常服务工作名单也意味着——接受国家援助的失业妇女将无法拒绝性工作的就业。性工作常规化将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男性和跨性别者会考虑将性工作视为赚钱的全职或副业。这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想要推动的未来吗？
　　本书尝试提供生态女权主义的思考，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日益恶化的环境破坏找到解决方案。我认为，我们需要一种生态女权主义，它为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提供替代方案，无论是以私人还是国家的形式。单单回到合作社的自给自足农业和生育劳动，并不能废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及其利用人性和自然作为单纯价值扩张手段的逻辑。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和人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为发展人与自然之间的“双向的互动”提供很多基础（Saito，2017）。2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与全民医保的话题密不可分，它可以提供一种全民医保运动的可能性，不仅反对营利性医保，还挑战资本主义对人类的分裂。现有医疗系统的问题不仅在于于它没什么赔付能力，而且还存在基于阶级、种族和性别的歧视。更关键的是，资本主义医疗系统将人类分割成身体部位，而看不到人类整体性的存在——身体和心灵的统一（Cruise et al.， 2018）。它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满足每个人的具体需求。它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源，而是主要通过使用药物和手术来消除疾病症状。截至 2022年5月，新冠肺炎已导致全球超过 2500 万人死亡（经济学家，2021e，2022年），感染了比其更多的人（Worldometer，2021年），强烈地暴露了令人担忧的全球医疗保健系统的巨大问题。虽然需要疫苗，但冠状病毒不断变异的事实表明，疫苗不会是最终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结束资本主义对自然的破坏和大规模入侵，这使得野生动物的致命病毒进入人体；还需要一个全面的人类健康系统，能够增强免疫系统并使其能够抵抗新病毒。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有责任提供后资本主义教育体系方案，帮助社会培养反思的人和批判的思想家。挑战资本主义威权主义、民粹主义虚假信息、“后真相”,重新树立真理、客观、辩证理性和批判反思的观念。这并不是屈服于资本主义的客观性概念，后者忽视或边缘化了被压迫者的经历，也不是接受资本主义将理性解释为功利主义和狭隘的利己主义。而是意味着要重视玛丽安·沃尔夫（Maryanne Wolf）的呼吁，结束对快速在线阅读的过度依赖，转向一种富含人文和社科的教育，培养人类全球发展观，让无论年龄的人们，了解“深度阅读”的概念框架，以便广泛地阅读并产生新的想法，进一步发展对人类意义的理解。
　　在美国，教育工作者急需反对出版禁令和白人至上者对批判种族主义理论的攻击，该理论展现了白人至上主义、奴隶制和美国法律体系之间的联系。如果教育体系挑战作为社会基础的白人至上主义和奴隶制，美国就不可能培育出批判思维。
　　最后，社会主义民主组织的概念本身迫切需要讨论和澄清。去中心化的组织很重要，但只有当它们提供解放的思想，提供替代资本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异性恋主义的人本主义方案愿景，立足于历史、理论、政治经济学来培养成员，使其成为批判、道德和独立的思考家时，才能真正它们发挥作用。否则，将只限于反资本主义的口号。我认为，仅仅关注分散的组织和程序主义，而忽视了发展组织的哲学内容、历史/经济理解和愿景，实际上会导致纯粹的自愿主义和更多的随意。这个问题使左派倾向于民粹主义，即大多数左派只是反对这个制度，并提供简单的答案，而不理解压迫的核心原因，也没有提供真正的替代方案。我在各种组织中都亲身经历过上述问题，还看到建立国际联盟的尝试是如何垮掉的——人们聚在一起，承诺遵守某些公认的原则和责任，但在实践中背离，拒绝任何关于责任和问责的呼吁。
　　我们作为社会主义者所倡导的民主原则和愿景需要被阐明。它如何帮助人们成为有道德的人，不虐待自己或彼此？它如何在推动进步的同时处理内部差异？我们对真相、问责和公平有什么标准？在这本书中，我借鉴了一些思想家的贡献，后者关于“我-他”、认同-差异、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关系之间的理解，既陷于不教条主义，又具有积极的哲学内涵，后者深植于历史，能以民主的方式处理冲突，促进各方的发展。
　　希望本书能带读者进入百花齐放的天地，重新思考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知行合一，真正应对21世纪及以后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