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论社会主义、人本主义和女权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一种新取向（2022）

　　在2016年接受莎拉·伦纳德（Sarah Leonard）关于“资本主义的护理危机”采访中，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表示：
　　就像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一样，我称自己为民主社会主义者，但如今我们不得不坦率地承认——我们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这并不意味着独裁的命令经济，或共产主义的一党制模式；这意味着比社会民主更深刻、强大、平等。在这个一个剥削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知道——它不可能是民族国家的界限。换句话说，我们知道所有不可能的事情，但我们很难制定一个积极的计划。（伦纳德和弗雷泽，2016）
　　这个问题提的很诚实的。它强调，发展资本主义的替代品是需要阐明资本主义的超越性是什么，不是什么——鉴于失败的经验以及有自称社会主义的极权主义国家。
　　在本章中，我将依这种正反回答问题的方法，本章的开头将简要介绍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它们由各种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提出，如南希·弗雷泽、安·弗格森、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玛丽亚·密斯、西尔维娅·费德里奇和凯西·威克斯；下一节将讨论她们作品的一些局限，并重新审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概念，帮助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拓展旨在改变异化人际关系的更深愿景。我认为，努力实现奥德雷·洛德（Audre Lorde）关于非异化生活和劳动的愿景也是至关重要的。结论将总结并提出进一步的问题，即在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人文主义和女权主义对资本主义替代的理论内涵是什么。

当今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如何提出取代资本主义的愿景？

　　弗雷泽（1989）将她的贡献定义为“民主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实用主义”。她的正义观基于三个要素的模型：资源和收入的再分配；承认文化差异，以及代表权或政治代表权（弗雷泽，1995b）。然而，她也承认：
　　积极的改造……历史上与自由福利国家有关……纠正国家最终的分配，同时保留大部分基本社会结构。相比之下，变革性改造在历史上一直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不仅会改变消费份额的最终分配，还将改变社会分工，从而改变每个人的生存条件。（弗雷泽，1995b，p.84）
　　在她发表在《激进哲学评论》（Radical Philosophy Review）上的文章《女权社会主义者的转型与愿景》（Socialist-Feminist Transitions and Visions）中，安·弗格森（Ann Ferguson，2018）试图通过扩展社会学家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2010）在《设想真正的乌托邦》（Envisioning Real Utopias）的思想，阐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方案。在赖特之后，她将资本主义定义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市场决定供求的机制规则。社会主义被视为一个程度的问题。“最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指人民在经济和公共政策方面拥有社会权力。”（弗格森，2018年，第 179 页）。
　　弗格森（2018）发现赖特的社会主义愿景中缺少“关于重组家庭、性关系, 以更民主平等的方式促进妇女解放的女权主义观点”（第180-1页）她写道：
　　我认为，从女权主义的角度，需要在衡量一个社会的社会主义程度变量外，增加另一个变量——除了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力之外，还需要增加个人权力，即每个人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行使自己的决定权，决定如何生活、与他人确立私人关系。“（第181页）
　　为此弗格森（2018）认为，我们需要明白，仅仅呼吁废除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呼吁男性承担家务和育儿的责任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挑战性和情感实践中的异性恋和性别歧视规范”（第184页）。她指出，“在发达资本主义和前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妇女的财产权和带薪工作或许在许多家庭中带来了更多的性别平等”，但并非所有家庭都是如此。“男性的父权家长权力被削弱”也导致“家庭暴力、离婚、单亲家庭增加，以及男性统治地位的更多公开展示，例如，暴力、仇视妇女的色情产品、性交易/旅游及工作场所的习惯性性骚扰的大幅增加”（第185页）。
　　因此，她认为，作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对替代资本主义的愿景必须挑战压迫性的“单亲家长制”（弗格森，2018年，第 185 页）和诋毁单亲母亲的丈夫父权制，并取代“基于核心异性恋家庭私人领域的压迫性的丈夫父权制”（弗格森，2018年，第185页）。她继续建议，我们还必须挑战“当前公共父权制阶段的反动右翼民粹主义——许多（并非全部）男性将形成跨种族和阶级的反动集体，试图通过控制女性的性行为和生育来维持统治地位并遏制女性的社会平等”（第186页）。
　　我们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同时解决经济剥削、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异性恋中心问题？遵循赖特（2010）的社会主义转型模型，弗格森（2018）认为有三种方法：
　　（1）工人阶级支持的“文化模式”或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2）促进“创造主流资本主义之外赋权替代空间”的“间隙蜕变”（弗格森，2018年，第189页），分散参与式和民主的政治实践，如工人和消费者合作社、基于社区的社会经济服务、自助团体和信用合作社。弗格森进一步将这种模式定义为自主意识的提升，“被压迫群体（妇女、非异性恋人群、有色人种）、亲密团体、水平决策和非暴力公民不服从国家力量的赋权空间”。旨在展示“在旧社会的间隙中创造新社会的‘开创性’价值观”（第189页）。1
　　（3） “共生蜕变”或社会民主主义，旨在进行改革，如建立福利制度，对公司征收重税，对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市场资本主义实施监管。
　　弗格森（2018）指出，上述每一种方法都有局限性，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不需要排除任何一个，而是要将三者结合。鉴于弗格森所说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间隙模式目前在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中最为流行，我想简要谈谈几位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观点，后者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这种模式，她们是：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西尔维娅·费德里奇、玛丽亚·密斯和凯西·威克斯。
　　《黑人女权主义思想》的作者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1990）提出了一种“赋权政治”，她将其定义为“人文主义的社区观”（第221页），或“强调联系、关怀和个人责任的非裔社区模式”（第223页）。柯林斯特别提到内战后“向'自由'劳动力过渡”时期的黑人社区是“集体努力和意志的体现——与当时所处的公共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基于交换的主导政治经济形成鲜明对比”（第53页）。她认为，今天以非洲为中心的交流、关怀和个人责任模式将成为自我实现、自我定义和自我决定的人本主义愿景代名词。这模式不是分裂主义，而是培养人性——认为世界充满活力，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生存、适应或应付；相反，是一个让人们感到充实和责任的地方……而赋予个人权力是关键，但只有集体行动才能产生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持久社会变革“（第237页）
　　玛丽亚·密斯（Maria Mies，2014 [1986]），《父权制与资本积累:国际劳动分工中的女性》的作者，也是著名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家，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细节。密斯（2014）的观点是，“在人类历史的开始，出现了性别分工，男性专门从事暴力破坏，而女性专门从事生育，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权制逐渐牢固”（p. x）。因此，她认为，资本主义是父权制的最新表现形式。
　　在密斯（2014）的《父权制与资本积累》的最后一章，题为“迈向新社会的女权主义视角”，她提出了以下论点：
　　在资本主义父权制中，最能塑造生活的概念是劳动。从女权主义的角度来看，所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劳动观念必须彻底改变，之后，工作、工作组织、劳动的性别分工、产品、工作与非工作之间的关系、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分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及与我们身体间的关系都将发生变化（第212页）。
　　因此，密斯（2014）拒绝脑力/体力劳动和性别分工，主张拥抱与有机自然更密切的农村生活，以及更大的农业劳动力比例。她呼吁建立一种基于自给自足的替代经济，“从工业就业转向农业就业”（第220页），实现去中心化，自由体验身体和生活，以及妇女和男子协力家务劳动和育儿（第221页）。
　　密斯（2014）认为，这种“女权主义劳动观”意味着：（1）创造我们物质需求和再生产的必要劳动将被视为责任和快乐，不会被异化；（2）将有一个新的时间观，其中“时间不被分为所谓繁重劳动和快乐休闲，而是工作时间和休息、享受的时间的交替穿插……工作日的长度不那么重要“（第217页）;（3）与自然、有机物和生物体直接互动的工作将减少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第218页）。2
　　密斯（2014）认为马克思的乌托邦愿景是有问题的，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的无限进步……将成为改变人类社会和社会关系的主要力量“（第215页）。她把这等同于《美丽的新世界》里的设想，“一个基于对自然、妇女和殖民地统治的技术官僚乌托邦”（第216页）。
　　相反，在密斯看来，回归自给农业，建立与有机自然的直接关系将是克服资本主义父权制、实现妇女解放的关键。
　　费德里奇和威克斯的观点仍是“间隙蜕变”模式的方案，提供了一个自主主义的视角。西尔维娅·费德里奇（Silvia Federici，2012）在她的《零点革命：家务、再生产和女性主义的革命》Revolution at Point Zero： Housework， Reproduction， and Feminist Struggle）中呼吁“重新控制生产的物质条件，并围绕生产在资本和市场逻辑之外创造新的合作形式”（第110页），包括“直接行动（从占用公共土地到城市农业）”（第110页），以及“公共厨房——就像智利和秘鲁的公社一样——阻碍生活的完全商品化，开始再生产的重新分配、集体化生产，如果要重新自主地生活，上述都是必不可少的”（第110页）。
　　费德里奇（2012）也呼吁收回公地，拒绝土地，水，空气，互联网，图书馆，历史文化，社会保障和养老金等共同财产的私有化。她称这种公地概念是“对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的逻辑，历史替代”（第139页），并得出结论：
　　通过开垦土地和水域，将其变成一种公共资源，就可以开始将我们的生产与商品流通脱钩，而商品流通通过世界市场导致世界其他地区许多人被剥夺（财产、就业）。我们不仅可以将生计与世界市场分离，还可以与世界市场霸权依赖的战争机器和监狱系统分离。（第144页）
　　因此，当费德里奇（2019年）谈到“唤醒世界魅力”时，她指的是通过“共同实践”的发展（第195页），例如时间银行、城市花园和社区问责，以及“与性别认同相关的双性化模式……酷儿理论对性别划分的排斥”，我们可以“打破资本主义的约束机制”，从而“重塑人性”，有别于几个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工业纪律模式（第195页，原文重点强调）。在这场创造资本主义替代品的斗争中，自给农业、教育和育儿等合作形式的生育劳动具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它们涉及与自然的互动和人的生产，而不是物品的生产，因此“特别容易产生更具合作性的社会关系”（第195页）。
　　费德里奇（2012）强调，马克思的愿景不适用于细致的工作，因为“他设想了一个机器做所有工作，而人类只看管机器，充当监督者的世界”（第121页）。3她还写道：“马克思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压迫不是工作本身，而是维持它剥削的社会关系”（密斯，2014年，第 xi 页）。
　　在某些方面与费德里奇不同，凯西·威克斯（Kathi Weeks）提出了一个更明确的自主女权主义方案。在《工作的问题：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反抗工作的政治及后工作想象》中，威克斯（2011年）认为，鉴于我们投入到工作中的大量时间，对工作本身的考察就是一项特别丰富的研究对象（第2页），无论是从定量还是定性的角度，无论是作为价值的来源还是对个体进行规范和阶级划分的手段（第9页）。她呼吁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不仅要倡导更好、更少的工作，而且要主张“拒绝工作”的权利（第13页）。在她看来，社会的必要变革不依赖于解放劳动并赋予其意义，而是要废除劳动本身（第13页）。
　　威克斯（2011）质疑社会主义本身的概念，因为它建立在“推迟政治”的基础上（第29页）——需要从劳动方式开始对社会进行革命性的变革。她写道，“然而，今天，社会主义似乎不太可能是后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公认标志”（第29页）。在她看来，社会主义这个名字本身已经过时了，那些愿景也已过时了——无非就是“完美的劳动社会”（第30页）。因此，她得出结论，即使是马克思解放劳动的观念也是“劳动社会”的另一个版本（第89页）。如她所说，社会主义假设乌托邦未来的轮廓可以通过蓝图预先确定（第30页）。相反，她呼吁建立一个开放性的“后工作社会”来取代社会主义（第30页）。
　　威克斯（2011）挑战了新教的职业道德（正如马克斯·韦伯所阐述的那样），后者以促进生产力和工作为目的（第42-3页），假定个人对生产的贡献是个人消费的先决条件，并灌输个人对资本主义纪律的内在服从。她还展示了资本主义如何同时创造两级矛盾的行为——理性/非理性、生产主义/消费主义、依靠/独立、从属/不服从和包容/排斥（第42页）。
　　威克斯（2011）与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75）的《生产之镜》（The Mirror of Production）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通过宣扬对禁欲主义的忠诚，将生产力浪漫化，并再现了工厂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在她看来，马克思主义将社会实践的自发性和多样性置于“工具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生产力逻辑”之下，从而“控制自然，完全为功利主义目的服务”（第81页）。
　　在拒绝马克思和他的人本主义对异化和非异化劳动的区分时，维克斯（2011）挑战了这样一种观点，即非异化劳动——马克思将其定义为不与一个人的劳动、劳动过程、他人以及人类自由、有意识活动的潜力异化——可以成为个人自我实现的主要手段。威克斯引用自治主义对马克思人本主义的反对，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异化劳动的批判适用于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生产，但问题在于“对异化的批判附属于人类主体本质的先验主张上”（第89页）。对于威克斯（2011）而言，这种观点假设存在一个确定的人类本质，并且它有具有非异化劳动的能力。
　　与马克思人本主义相同——以资本主义下的工作组织和长度作为这种压迫性制度的根本基础，马克思自治主义呼吁“不是为了工作的解放，而是要从工作中解放出来”（威克斯，2011年，第 97 页）。它主张“拒绝工作”（Weeks，2011，第 97 页）。虽然它承认工作的必要性无法消除，但它设想了一个“工作不是社会调解的主要力量”（第102页）和“工作与收入之间的联系被切断”（第102页）的社会。“人们赞美合作、知识和技术的生产力……以减少工作时间，从而增加在经济生产领域之外追求快乐和创造力的机会“（第103页）。
　　为此，威克斯（2011）提出了缩短工作日和为了取得“无条件支付给个人的普遍基本收入——无论其家庭或家庭关系，收入，或过去，现在或未来的就业状况如何”的直接斗争（第138页）。她在书的结尾呼吁为创造力、感官力和情感力夺回自己时间（第169页）的“女权主义时间运动”（第171页）。
　　上面讨论的所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都试图阐明我们生活里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的问题，以及我们如何开始定义一种包括工作和生活其他方面的替代方案。
　　信仰解放或废除劳动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都同意，在制定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时，无论是有偿或无偿生育劳动——都是至关重要的议题。
　　自治主义者和生态女权主义者没有说清如何恢复自给农业、创建间隙自治合作社、废除劳动力和支持全民普遍基本收入将如何克服异化劳动和异化的人际关系。4密斯、费德里奇和威克斯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替代观提出了各种主张，但在许多方面是不准确、曲解的。质疑后者很重要，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对马克思的无脑支持，而是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批判，以及劳动解放的方案，对于资本主义替代方案来说太重要了，不能被轻易忽视。5让我们评估一下密斯、费德里奇和威克斯的一些批评，并进一步探讨马克思的观点。

马克思关于无异化劳动、生活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

　　我认为，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体系可以提供一个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雏形——从弗格森（2018）所说的“情感实践”（第184页）开始彻底改变人际关系。如前几章所述，马克思批评资本主义是一种基于异化劳动和价值生产的制度，不是简单地呼吁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终结市场机制。在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认为异化劳动不仅是指生产者与其产品的异化，也是生产者与劳动过程、自由有意识活动的潜力以及与他人的异化。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将异化问题与婚姻、爱情和男女关系联系起来。他认为，“在与女性的关系中，女性作为共同欲望的猎物和仆人——体现了男性自身存在的无限堕落”（马克思和弗洛姆，1961年，第126页，原文强调）。他进一步强调，男性与女性的关系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准——一头连着人，一头连着性欲。如前所述，这可以理解为，当一个人在与另一个人交往时，也在与自己性欲发生关系，这样就更难隐藏在其他社交关系中本可能遮掩的感受和态度。
　　诚然，马克思（1976，1981）的《资本论》并没有阐明妇女的家务和生育劳动与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正如费德里奇（2019）所说，工人阶级家庭主妇成为社会现象是在马克思去世后的19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第157页）。6然而，马克思非常清楚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利用妇女的无偿家务和生育劳动来再生产工人阶级。他还在《资本论》中用了大量篇幅来论述资本主义对妇女、儿童和家庭的“致命”剥削（马克思，1976年，第620-1页）。马克思认为，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妇女的无偿家务劳动和生育劳动并不直接促进资本的积累，因为资本主义将“价值”定义为在市场上出售并产生剩余价值的劳动。
　　我认为，那些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们——特别希望阐明一个考虑到性别关系转变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仍然需要马克思的著作，原因有很多:
　　（1）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解并不限于经济不平等。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基于异化劳动的制度，将脑力与体力劳动、心与身的割裂发挥到极致。他认为，女性所经历的堕落和暴力也是这种割裂的明显表现。
　　（2）马克思的积极方案并不局限于收回公地、集体化、废除劳动，或仅靠机器和技术完成工作。虽然在《资本论》的草稿中，马克思在某些段落中的语言可能在阐述技术的作用有一些歧义，但在出版的《资本论》中，他明确指出，技术本身并不是解放的关键。7他认为，技术可以减少我们进行基本物质生产的时间，减少花在家务和生育劳动上的时间，从而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培养自己的天赋，发展成全面的人。然而，他强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也会把人类变成机器上的齿轮，剥夺工作的乐趣。马克思并没有对技术持盲目的乐观，而是主张人类从异化劳动和“自我异化”中解放出来，以有意识的存在和身心的双向关系视为人类解放的关键。这就是为什么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他将自己的哲学称为“完全发展的自然主义”或“人本主义”，或者是“人 [Mensch] 作为一个社会的回归，即真正的人，一个吸收先前全部发展成果的完整而有意识的回归”（Marx &Fromm, 1961, p. 127）。
　　（3）马克思并不提倡基于唯生产论的本质主义人性观，也不支持威克斯（2011）的“完美的劳动社会”（第30页）。8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写道：“共产主义的更高阶段——不久的将来，仅仅是生活手段的劳动本身就已经成为生活的首要必需”（马克思，1966年，第10页）他指的是人类自由和有意识活动潜力的绽放。正如格兰特所指出的，对马克思来说，真正的人性是不断地改造自己。这就是他在《Grundrise》中所说的“‘成为’的绝对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1986年，第411至12页）。
　　密斯和威克斯都提倡女权主义时间观。马克思也主张用一种不同的时间观来克服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对他来说，问题关键在于在资本主义下，用于生产使用价值所需的时间是“在生产者背后”决定的（Marx, 1976, p.135），并不断减少以满足资本主义对价值扩张的驱动。他认为，在资本主义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是用于生产每种使用价值的全社会平均时间，主导着生产过程，因为生产者无法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当地条件确定完成工作所需的时间。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时间观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现。当人们被要求越快地工作以满足资本主义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要求时，就不可能创造一种自由、有意识、非异化的存在。当人们不断把自己推向极端以跟上资本主义时代，陷入已故社会理论家莫伊舍·普殊同（1993）所说的“跑步机效应”（第289-91页）时，就无法深思熟虑地完成工作，也没有时间建立有意义的人际关系。
　　如何才能克服资本主义加速劳动的推力？显然，马克思认为，仅仅通过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市场机制是无法做到的。克服异化的劳动模式本身需要被克服——这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就如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用威克斯的话所说（2011年，第30页）所说——乌托邦未来的轮廓可以用蓝图预先确定，关闭了通往一个开放式未来的大门。
　　彼得·胡迪斯（Peter Hudis，2012）的《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替代观》阐明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当年轻的马克思写道：“共产主义是近期的必要形式和发展规则，但其本身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人类社会的形式”时（马克思和弗洛姆，1961年，第140页），
　　马克思在这里从两个层面反映未来：一个是共产主义思想——未来的直接原则——任务是消除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另一个是实现自由的理念——更加开放，更难定义甚至命名，因为它涉及人类作为感性存在的回归，展示出生命的全部表现形式。（胡迪斯，2012年，第 75 页）
　　胡迪斯（2012）认为，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1966）表达了一种资本主义替代观，既提供了短期和长期目标，又具有开放性。他表明，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或共产主义“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仍然印有旧社会的胎记“（Hudis，2012年，第 8 页），有以下目标。
　　首先，必须通过结束时间在生产者背后的抽象标准统治来消灭异化劳动和价值生产（Hudis，2012，第 191 页）。这样回报才能基于实际劳动时间或消耗的精力（而不是定量产出）。此外，有偿劳动将包括资本主义不重视的工作，例如家务和生育。当然，社会总产品必须在相关生产者决定将哪些用于社会保障、教育、公共卫生和生产资料再生产后再进行分配。
　　其次，只有包括妇女、青年和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在内的生产者们建立起非国家的、民主自治的国际协作体时，才有可能超越价值生产。巴黎公社是一个非国家的民主自治例子，其影响超越本国。然而，它以其有限的地方形式——不是也不可能是国内外协调的模式，后者这对于结束抽象时间在全球生产过程中的统治是必不可少的。同样，马克思认为工人合作社虽然是一种进步，但只要这些组织仍是资本主义大洋中孤立小岛，就无法克服价值生产，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国家。
　　第三，马克思认识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局限性。他强调，尽管废除生产过程中的抽象时间规范将创造透明度，允许根据实际劳动时间或消耗的精力而不是社会平均时间决定回报，但分配原则仍不会超出资产阶级法权。据此，胡迪斯（2012）将马克思所言第一阶段理解为，“劳动时间——尽管是以实际劳动时间而不是平均劳动时间的根本改变——支配着生产要素的分配”（Hudis，2012，第199页）。
　　这就是为什么胡迪斯认为，马克思（1966）的《哥达纲领批判》并没有局限于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设想了一个或一些“更高阶段”（第10页，我标的重点）——前提是结束贫困，更多的休闲时间和人的全面发展。它体现了这样一种生活：劳动不再仅仅是为人提供生活资料或物质生产的手段，而是人先天和后天、理论和实践的表达和发展。9这也是马克思（1981）所说的“人类力量的发展本身就是目的”（第959页）。
　　马克思（1966）认为，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第10页）；只有这样，人类才能能完全超越利益关系，将彼此视为目的。他认识到，即使人类成功地创造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也不会有完全理性的人可以抹平激情和理性之间的冲突。然而，人们将生活在以和平、创造的方式处理这些冲突而不是互相残杀和破坏的环境下。
　　我讨论马克思资本主义替代观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替代观的相关性，并不是对马克思的盲目赞同。显然，马克思是一个富有远见的人，但他在个人生活中也有矛盾，最重要的是，他也认为自身的哲学成果需要被进一步发展。
　　确切地说，我相信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正在认真地阐明一种超越私人和国家资本主义以及所有压迫的未来愿景。如果不发展马克思理论，就无法朝这个方向前进。
　　我们可以进行建设性的辩论，讨论克服异化劳动和资本主义时间观的手段，或是否真的有必要将马克思设想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以达到完全切断工作时间和收入之间联系的地步。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忽视异化劳动及其与异化人际关系的联系，回归农村生活和自给农业，或单单废除私有财产和市场机制——代之以合作社或全民基本收入，好像这些可以解决根本问题一样。

奥德雷·洛德对非异化劳动、生活的设想

　　奥德雷·洛德（Audre Lorde 1984）关于非异化劳动和生活的设想在许多方面与马克思的观点相似，可以帮助阐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在洛德的文章《情欲之用：作为权力的情欲》（1978）中，她写道：
　　任何以利润——而非人类需求——来定义善的体系，或将心理和情感需要排除在人类需求之外的体系——其恐怖之处在于它剥夺了我们工作的情感价值、力量、生命魅力和满足感。这样的制度使工作简化为对人类必需品的嘲讽——人们只有赚取面包的责任，而遗忘了自己和所爱之人的必要需求——这无异于蒙蔽画家的双眼却告诉她要改进自己的作品并享受绘画的行为。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非常残酷。（洛德，1984年，第55页）
　　洛德（Lorde，1984）不是在谈论消灭劳动，而是在谈论劳动的解放：“某种程度上，我的身体随旋律伸展并开始回应，聆听其深处的节奏，每一个维度都可以有情感满足的体验，无论是跳舞，建造书柜，写诗还是回视一个想法”（第56-7页）。对于洛德来说，解放的关键要素是一种有意识的存在——思维、身体和心灵互相交流，自我和外界共鸣——无论面对的是人还是工作。对她来说，解放是一种存在，在这个存在中，我们不是支离破碎的，而是有空间发展我们所有的天赋和习得的才能。
　　洛德（1984）认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非异化的存在，我们“开始在最深层次上对自己负责……不再沉浸于痛苦、自我否定和麻木——这往往是我们社会中唯一的选择。我变得不太愿意接受无能为力……不甘心、绝望、低沉、沮丧、自我否定”（第58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分享彼此感情的力量，这与使用纸巾一样利用他人感情不同，”（第58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与我们的相似和差异建立联系”（第59页）
　　现在，我想通过另一个方式——指出“它不是什么”来回答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让我们看看马克思女权主义者对苏联模式中存在的资本主义的探讨吧。

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反例：拉亚·杜纳耶夫斯卡娅对苏联国家资本主义批判

　　在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思想家中，很少有人分析过前苏联经济的特殊性质。早在1941年，拉亚·杜纳耶夫斯卡娅就分析了苏联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并花了一生的时间批判苏联是极权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她还与其国家的劳工、女权主义者和其他持不同政见的社会主义者进行了接触与交流。对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全球性的阶段，始于20世纪30年代，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苏联、纳粹德国的极权主义，到更民主的美国新政。虽然不可能完全公正地评价她这些主题的大量著作，但在这里，我想挑出她分析的一些方面，以帮助阐明那些不能算是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
　　杜纳耶夫斯卡娅10曾于1937年至1938年担任列昂·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俄罗斯秘书，并于1939年与他决裂——因其继续为“变质的无产阶级政体”——苏联辩护（托洛茨基，1937年，第245-7页;见J.Afary，1985年）。1939年，约瑟夫·斯大林（1878-1953）与阿道夫·希特勒（1889-1945）结成联盟，这是杜纳耶夫斯卡娅根本无法接受的。基于1939年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又称希特勒-斯大林条约），她拒绝接受将苏联认定为任何形式的工人国家。决裂后，她研究了苏联的五年计划（1928-40），深入探究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她还与特立尼达-马克思主义者C.L.R. James和华裔美国马克思主义者Grace Lee Chin（后来的Grace Lee Boggs）合作，并于1940年在美国工人党内成立了约翰逊 - 森林派11——主张对苏联进行国家资本主义分析，杜纳耶夫斯卡娅和James在合作之前已各自独立得出了这种分析。
　　1941年2月，她发表了一篇题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文章，由工人党以她的笔名弗雷迪·詹姆斯（Freddie James）出版。在这篇文章中，她反驳了列昂·托洛茨基的观点，即财产国有化使苏联成为一个工人国家。相反，她认为，将一个社会认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决定因素不是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而是生产资料不再是资本——即不被用作榨取和扩大价值的手段。杜纳耶夫斯卡娅指出，苏联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反而通过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复活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1942年后期，在作为她研究苏联经济的导言——一篇题为《劳动与社会》的文章中，杜纳耶夫斯卡娅重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并认为“对马克思来说，消灭私有制只是消灭异化劳动的手段，不是最终目的”（杜纳耶夫斯卡娅，1992年，第23页）。
　　通过对苏联三个五年计划（1928-40）——包含了纳粹德国入侵苏联之前的阶段——的研究，她指出苏联的经济已经朝着生产资料生产优于消费资料生产的方向发展。12从她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生产率高增长和工资率低增长（或者更确切地说，与1928年相比实际工资下降了50%）的巨大差异是揭示苏联资本主义性质的决定要素之一。此外，苏联还为一些选定的工人提供特殊的设备，要求在展会活动期间增加工作强度，将其作为其他工人效仿的榜样。这些工人以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斯塔汉诺夫（Alexei Grigorievich Stakhanov，1906-1977）的名字命名——被称为斯达汉诺夫派，被用来向其他工人施压，无论身体能力或年龄如何，都被要求要相同效率的生产。国家转向计件工作，使斯达汉诺夫派加快生产速度，对基本食品征收流转税（类似于增值税或消费税），作为从工人阶级那里榨取额外剩余价值的手段。在杜纳耶夫斯卡娅看来，斯达汉诺夫式技术知识分子、国家行政人员和军队领导层代表了新的统治阶级（杜纳耶夫斯卡娅，1992年，第76页，另见第25-83页;另见杜纳耶夫斯卡娅，2000年，第212-39页）。13
　　杜纳耶夫斯卡娅（1992）还强调，苏联对基于榨取价值和剩余价值劳动方式的依赖，以及机器形式的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被写入斯大林提出的1936年宪法，其规定的劳动原则是“各尽所能，各尽所用”（斯大林，1936）。她认为，这体现了一种基于计件劳动的经济，从每个计件工作中提取最大工作量并根据产出的数量和货币价值付费——最适合资本主义（Dunayevskaya，1992，第75-6页）。
　　1936年宪法之后是1936年至1938年的莫斯科审判，斯大林通过该审判指控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总参谋部“叛国”并与西方列强密谋，接着通过一系列措施铲除了他们，随之而来的是在劳改营内外，对反抗斯大林政权的公民进行镇压和大规模处决（见斯大林，1936年）。关于这些，杜纳耶夫斯卡娅（1992）的看法是，
　　反革命是斯大林主义和帝国主义世界激发出“新”生产方式的合法产物。最重要是审视生产方式，而不是法律法规。我们发现，就像在任何资本主义经济中一样，（这种生产方式的）两个主要推动力是资本和劳动。“（第76页）
　　她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32）的口号是苏联之后所有五年计划（见Souvarine，1930）的发展目标：“赶上并超越资本主义地区”——代价是通过处决、强迫劳改和其他形式的镇压将苏联群众打死或杀害。这个口号宣扬了斯大林“国家社会主义”的谎言。
　　1943年，杜纳耶夫斯卡娅翻译并分析了一篇题为《苏联经济学教学》的文章，后者在苏联资助的著名经济学期刊《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上发表，其作者被认为是该期刊的编辑们，这些人承认价值规律在苏联的作用。杜纳耶夫斯卡娅（Dunayevskaya，1944年）在美国著名期刊《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她的翻译和评论，并与Paul Baran,、Leo Rogin和Oscar Lange.等其他美国经济学家就此展开了讨论。
　　原文认为，基于商品生产、交换和货币的使用先于资本主义生产出现，因而在社会主义下也可以发挥作用；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下的“劳动的双重性质”（马克思，1976年，第131页）在社会主义下也可以存在；但苏联经济的计划性质消除了这些现象的有害的、资本主义方面——因为产生的盈余不是私人积累的，而是归号称代表工人阶级的国家所有（Baran，1944年，第867页）。
　　在她对《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的评论中，杜纳耶夫斯卡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中……价值规律要求使用异化或剥削劳动的概念，也要求使用剩余价值的概念“（Dunayevskaya，1944年，第533页，原文强调）。她想要强调的是，尽管货币和交换生产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就已经存在，但并不占主导地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基于劳动和价值规律（即货币和价格）双重特征意义上的商品生产成为主导——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合理的。“对马克思来说，价值不是一种数量的关系，而是一种质量的关系，即一种阶级关系”（杜纳耶夫斯卡娅，1945年，第663页）。
　　此外，她认为，当马克思（1966）的《哥达纲领批判》谈到“第一阶段”的共产主义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时，他暗示生产者将以消费和服务（而不是货币）以及实际劳动时间为基础获得回报，而不是生产者背后的全球社会的平均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Dunayevskaya，1945年，第663页）。
　　社会主义劳动时间观与资本主义劳动时间观的区别，仍然是杜纳耶夫斯卡娅关注的问题，因为这是生产者是否控制生产过程或是否像资本主义一样由生产过程控制的关键表现。
　　杜纳耶夫斯卡娅（1985）也深切关心在斯大林国家资本主义反革命政权扼杀的革命背后——妇女所作的贡献，她强调“倒退最积极的表现在废除Zhenotdel”，即共产党工农妇女部（第97页;另见Stites， 1978年，第317-416页）。

小结：走向社会主义人本主义和女权主义的资本主义替代理论

　　在本章中，我首先回顾了南希·弗雷泽、安·弗格森、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玛丽亚·密斯、西尔维娅·费德里奇和凯西·威克斯提出的资本主义替代理论。我认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对改革或建立自治区和合作社的要求是进步的，但不足以克服资本主义、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异性恋规范和劳动异化。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完全有可能收回公地，建立公社，建立全民基本收入，或回到自给自足的农业，改变分配和代议制，但无法消灭异化、压迫和剥削，不能超越国家资本主义社会。诸如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化，呼吁家庭和生育劳动集体化，或侧重于农业生产和更平等的分配等方法，都不一定能解决资本主义异化问题。
　　奥德雷·洛德（Audre Lorde，1984）的文章《情欲之用：作为权力的情欲》（Use of the Erotic： The Erotic As Power，1978）让我们得以看到非异化劳动和生活的可能情形——拓宽对资本主义替代理论的视野；它不仅关注分配关系，而且重新定义身心关系，结束人的自我分裂，产生一种有思考力、创造力的存在——人际关系不再是功利的。
　　我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回归并深入研究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替代理论。他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在异化劳动上，后者又反作用于价值生产，并建立起一个制度——不仅导致收入不平等，还使所有人类关系商品化和物化，人们失去人性，异化彼此，将所有阶级社会都有的体力/脑力分工发挥到了极致。
　　马克思的观点和分析帮我们理解了——单单主张公有制和收入再分配的局限性。资本主义劳动方式不仅造成了不平等，而且造成了一种非个人的统治和计算关系的体系——无论是在浪漫的爱情，还是在家庭或其他社会关系中。
　　马克思关于结束抽象时间支配生产过程的理论是有前景的，更符合工人控制生产的社会主义目标。一方面，抽象时间或作为劳动衡量标准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异化劳动本身的结果，它将劳动简化为单一的平均劳动。另一方面，只要抽象时间或生产者背后的社会平均时间支配着生产过程，异化劳动就无法克服。
　　货币或价值是异化劳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只有当异化劳动以及作为衡量劳动的社会平均时间都被消灭，货币或价值才会被消灭。这种情况下，回报只能通过消费手段，而不是通过货币或充当货币的消费手段实现。
　　马克思所说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会出现的问题许多都没能解决——一些的劳动比其他劳动更繁重，需要更多的回报或算作更多的实际时间。此外，具有不同技能和教育水平的人不会轻易接受这么一种观点——即所有人都有权在同等的工作时间获得同等的报酬。与此同时，建立一个基于技能水平的广泛劳动报酬分类系统将是资本主义的，将把我们带回那些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失败模式。
　　一个正常的工作周应该比40小时短得多，必须尽一切努力创造更多的闲暇时间。与此同时，考虑到资本主义存在了数百年，直接切断正常工作年龄内健康人的工作时间与工作回报之间的联系——很可能不会立即被所有人接受。马克思提出的“第一阶段”在某些方面可能看起来像一个基于普遍基本收入的制度，即人们将根据实际工作时间而不是社会平均时间获得消费手段的回报。换言之，在同一工作时间，一个人的回报无权比别人多，除非涉及繁重的或占用大量精力的工作，例如在托儿所工作、教小学或在急诊室工作。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个人为家庭的生育劳动必须算作工作时间，但不能算作永久性的全职工作或限于一种性别的工作。用于高等教育或继续教育上的时间也必须算作工作时间。医疗和教育将是人人免费的，这些服务将通过提取每个健康成年人对社会生产的贡献来实现，不必由个人在接受服务时支付。
　　尝试各种形式的爱和各种形式的家庭，从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否则生产方式就不可能有根本的转变。
　　拉亚·杜纳耶夫斯卡娅分析国家资本主义的苏联表明，社会主义不能仅在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即消灭私人和国家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消灭异化劳动，必须是地方和全球协调的努力。资本主义是一个全球体系，不能仅在一个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结束资本主义需要一场全球运动来克服异化劳动、资本主义价值生产体系及其时间观。全球协调还将需要对历史上被殖民和奴役的人民进行补偿，并开放国界。创造新的人际关系也需要重新定义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探索克服统治的内涵。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转向这个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