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黑人女权主义和交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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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黑人女权主义和交叉性

　　（intersectionality，交叉性，一个分析框架，用于理解一个人的不同社会和政治身份如何结合并带来不同的歧视和特权，它考察了多种影响优劣的因素，如性别、种姓、种族、民族、阶级、性取向、宗教、残疾、体重和外貌等。这些相交，重叠的社会身份可能带来特权，也可能有压迫。
　　intersectionality 扩展了第一波和第二波女权主义的观点。交叉女权主义旨在通过承认女性的不同经历和身份——与白人女权主义区分开。该术语是由Kimberlé Crenshaw在1989年提出的，她描述了足以影响社会最边缘化人群关系的权力体系。活动家们使用这个框架来促进社会和政治平等主义。intersectionality反对那些将每个压迫轴单独分析的方法。在这个框架下，对黑人女性的歧视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厌女和种族主义的结合，而是更复杂的产物。）
　　交叉性远不是宣称种族、性别和阶级之间可能存在着联系…如果我们要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组织进行详尽、严谨和具体的思考，必须从揭示统治关系开始。

　　-Bohrer，马克思主义与交叉性1

　　黑人女权主义的交叉思想不是死板的，它催生了丰富多样的著作，其历史范围可以追溯到Maria Miller[Y.]，她在1831年问道：“非洲优秀女孩们的才思还要被成山的家务活埋没多久？”2本章旨在引出黑人女权主义交叉思想家的一些关键贡献，以及对于重新定义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重要性——它将挑战对有色人种女性的抹杀，延续黑人女权主义为阐明更深入、更有意义的人类解放概念所做的努力。
　　首先，我将讨论黑人女权主义交叉思想的不同表达，从康巴希河宣言开始，到Audre Lorde，Angela Y. Davis，Bell Hooks，Patricia Hill Collins，Kimberlé Crenshaw，Tracy Denean Sharpley-Whiting和Joy James的作品。然后，我将简要研究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Y. Davis）和露丝·威尔逊·吉尔摩（Ruth Wilson Gilmore）等黑人女权主义思想家将交叉性扩展到监狱废奴主义的思路，3以及玛丽亚姆·卡巴（Mariame Kaba）、罗玛丽琳·拉尔斯顿（Romarilyn Ralston）和贝丝·里奇（Beth Richie）等废奴主义者开始阐明的废奴主义替代方案，如变革正义。Keeanga-Yamahtta Taylor的工作也将被视为为“黑命关天”运动提供理论和历史基础的努力。最后，我将从阿什利·J·玻勒（Ashley J. Bohrer）最近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交叉性的书中引出一些观点。正如玻勒所指出的，交叉性远不止指出种族与性别和阶级的相互联系，其本质是在斗争中挑战统治关系。

黑人女权主义交叉性思想的不同表述

　　尽管交叉性一词是由法律学者Kimberlé Crenshaw（2000）创造——我们一会儿回到她那；但该概念在政治上的第一次有意识的表达可以追溯到1977年的康巴希河宣言，在那里我们看到了Barbara Smith、Beverly Smith和Demita Frazier三位黑人女同性恋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活动家和思想家的大量思想。她们当时是黑人解放运动、反越南战争运动和新兴女权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发现这些运动都没有解决黑人妇女所遭受的各种压迫。因此她们认为，不满足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不能保证黑人妇女的解放（Taylor，2017，第20页）。为此，她们试图通过提出“互联的压迫体系”和“身份政治”等新概念来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康巴希河联盟是一个由黑人女性主义者和女同性恋者组成的组织，成立于1974年，以康巴希河突袭为名，这是哈里特·塔布曼在1863年在南卡罗来纳州领导的一次反抗行动，解放了750多名奴隶。该联盟在当代黑人女性主义和身份政治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提出了多重压迫的概念，批判了黑人社区中的性别压迫和更广泛的女权运动中的种族主义，于1980年解散。）
　　她们所说的“身份政治”或“关注我们自己的压迫”（Taylor，2017，第19页）并不是排斥其他斗争，而是拒绝以联合为名将反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异性恋主义和阶级压迫的斗争混为一谈。这就是为什么她们认为“如果黑人女性解放了，那就意味着其他人都解放了—— 因为我们的解放将需要摧毁所有的压迫制度“（Taylor，2017，第22- 3页）。Barbara Ransby（2003），历史学家，《艾拉·贝克与黑人自由运动》一书的作者，认为康巴希河宣言“揭露了所谓“身份政治”体现的人们集体政治愿景的缩小而非扩大。反对种族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反父权制才是康巴希河联盟的黑人女权主义议程”（Ransby，引用于Taylo r，2017，第180页）。康巴希河宣言中的“相互关联的压迫体系”是指，作者们发现“很难将种族、阶级和性别压迫区分开来，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它们经常一起出现”（Taylor，2017，第19页）。
　　在努力阐明与互联的压迫制度的斗争，她们吸取了Sojour ner Truth、Harriet Tubman、Frances Harper、Ida B.Wells Barnett、Mary Terrell、和成千上万的非裔美国妇女的思想和经验，后者“有着共同的认识，即她们的性别身份与她们的种族身份相结合，使她们的生活状况和政治斗争的焦点独一无二”（Taylor，2017，第16页）。她们还强调，“所有被压迫人民的解放需要摧毁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父权制的政治经济体系”（Taylor，2017，第19页）。
　　Barbara Smith, Beverly Smith和Demita Frazier明确地表达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对，认为这是一种剥削的经济制度——“工作必须是为了那些从事工作和创造产品的的集体利益而组织，而不是为了老板的利益。物质资源必须在创造这些资源的人之间平等分配”（Taylor，2017，第19- 20页）；也表示认可卡尔·马克思关于经济关系的理论，并想进一步扩展他的分析。
　　她们认为，对黑人女性压迫的聚焦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黑人女性，尤其是黑人工人阶级女性，一直是美国社会中最受压迫的阶层，因此“我们的解放将需要摧毁所有压迫制度”（Taylor，2017，第23页）。她们呼吁进行反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
　　康巴希河宣言促进了国际革命团结，并将黑人妇女的斗争视为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人民以及所有工人阶级斗争的一环，特别致力于种族、性别和阶级压迫并存的斗争。
　　虽然康巴希河宣言首次有意识地对交叉性概念进行了政治阐述，但奥德雷·洛德的作品提供了该宣言内容的哲学表达，使其深入。在为《黑人学者》（Black Scholar）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洛德（1979）的《美国大病》（The Great American Disease）质疑了一些黑人男性，他们贬低黑人女权主义者和女同性恋者，仍然以歧视、父权的方式对待女性。她呼吁他们将愤怒转向资本主义，并认为“黑人男性也因歧视女性而降格，这种性别歧视剥夺了他们与黑人女性的意蕴丰富的关系”（见洛德，1984年，第65页）。她呼吁黑人男性不要在与黑人女性的关系中重现种族主义式主奴关系。洛德（1984）在她的论文“男孩子：黑人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的回应”中进一步深入了这一质疑：

　　我希望培养一个不会被白人父亲们所称的腐败权力所摧毁或屈服的黑人男孩，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毁灭他，就像要毁灭我一样。我希望培养一个黑人男孩，他能够认识到他需要反对的不是女人，而是……一种让他害怕、鄙视女人和自己黑人身份……的体系。害怕自己感受的男人……否认了自己本质上的人性，陷入了依赖和恐惧之中。

　　洛德（1979）还尖锐地批评了那些把黑人妇女的苦难视为当然的白人女权主义者，她们没有做出有意识、团结一致的努力去接触黑人妇女，了解她们的经历和贡献，或者与她们进行关于解放的交流。在她（1979）的著名论文《主人的工具永远不会拆除主人的房子》（The Master’s Tools Will Never Dismantle the Master’s House）中，她质疑了一种局限于多元主义而不超越统治合法性的差异观念。”
　　只鼓吹容忍女性之间的差异是最粗暴的改良主义……差异不仅必须被容忍，而且得视为两极的蓄能，我们的创造力可以像矛盾一样在两极之间爆发。……在“差异”两端的相互[非主要]依存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安全感，使我们降入知识的混沌，带来了对未来真正愿景的回归。

　　对洛德来说，任何缺少这点的想法都是“过于简化的方法”和“不完整的愿景”。因此，当洛德（1984）写道“没有共同体就没有解放”，她通过下面的话来说明：

　　“我们这些在多元的熔炉中被歧视的人——这些贫穷、女同性恋、肤色黑、不再年轻的人儿——明白生存不是一项抽象的技能。我们懂得如何独善其身，接受自己不被待见，忍受辱骂，学会与那些被认定为体系之外的其他人建立共同的事业，定义并追求一个全面发展的世界。”

　　当洛德（1984）写“主人的工具不会拆毁主人的房子”（The Master’s Tools Will Not Dismantle the Master’s House）时，她强调，在发展资本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恐同症的替代方案斗争中，需要解决和克服运动的内部矛盾，而不仅仅是专注于反对外部权力结构：“因为在我们所有人心中，还有着旧方案的愿景，旧压迫体系的认识，而这些必须随着我们推翻旧体制塑造的生存环境而改变。”（第123页）。洛德对所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质疑，以及她愿景的深度和广度，确实是新的启发，并且必须通过多次斗争经历来更深入地理解与女权主义和全体人类解放有关的交叉性概念。4
　　我认为她说明了交叉性的哲学表述，因为她不仅拒绝将阶级斗争与反对种族和性别歧视的斗争分开，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概念，揭示了如果不能持续努力地克服在斗争中不断发展的内部矛盾，就无法实现解放。洛德关于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同一与差异的哲学贡献将在第8章中进一步讨论。
　　黑人女权主义交叉思想的另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是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Y. Davis，1983）的《女性、种族与阶级》（Women， Race & Class）。可以说，戴维斯在考察从十九世纪反奴隶制运动到二十世纪末的美国历史时，就已提供了交叉性概念的历史学说明。戴维斯指出，美国女权主义的第一波浪潮兴起于18世纪40年代反对奴隶制的废奴运动，当白人女权主义者和南方的黑人男女在重建期间团结一心地建立了第一个公立学校系统时，该运动取得了进展。然而，后来，当美国第一波女权主义的领导层中的白人女性意识到白人男性不会给予她们投票权时，她们将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从反种族主义斗争及劳工斗争中脱离出来，甚至倒退回利用反黑人种族主义来获得白人男性对女性选举权的支持的境地。
　　戴维斯还质疑了1960年代美国第二波女权主义，因为她们犯了与第一波相同的错误，将自己与黑人妇女、反种族主义和劳工斗争分离。因此，她认为，如果没有白人和黑人妇女之间的团结，认识到反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阶级剥削的斗争不可分割，美国的社会是不可能进步。我们将在本章后面重新讨论戴维斯。
　　“交叉性”一词是由美国法律学者金伯利·克伦肖（Kimberlé Crenshaw）（2000）创造，最初为法律表述。她认为，黑人女性的经历不能从黑人和女性两个独立的层面理解。相反，我们必须考虑到两种经验之间相互加强的作用。因此，克伦肖专注于法律如何应对性别和种族歧视交织的问题。
　　在克伦肖（2002）的文章“种族歧视中与性别有关方面专家会议的背景文件”中，她认为种族主义、父权制和阶级压迫“经常相互重叠交叉，形成复杂的交叉点，至少在其中两、三或四个坐标轴上相遇……被种族化的妇女和其他因其特定身份而位于这些交叉轴的多重负担群体必须协调这些交叉点，因为“发生了交叉伤害”（引自 Grzanka，2014年，第 17-18 页）。该文最先于2000年由联合国出版，后来在女性主义研究杂志（Revista Estudos Feministas）发表。
　　克伦肖重点关注因未能充分解决边缘化女性和男性的交叉脆弱性而被掩盖的一系列侵犯人权的行为。其中包括出于种族动机的强奸、对种族的性别刻板印象、强迫绝育、排除在工作和教育之外，以及在结构性调整政策中增加妇女的社区护理负担。
　　克伦肖（2002）认为，回应，挑战这些“结构交叉性”的是“政治交叉性”，即在种族、文化或经济上处于边缘地位的社区中，女性大大小小，积极地组织起来，推翻她们的生活条件。她特别指出，在这种政治交叉性中，“在社区里坚持自己权利，反对虐待行为的女性可能会因涉嫌背叛或使社区难堪而受到排斥或其他形式的反对”（引自 Grzanka，2014年，第22页）。
　　在克伦肖（2000）关于交叉性的经典文章《去边缘化种族和性别的交叉点：黑人女权主义者对反歧视学说、女权主义理论和反种族主义政治的批判》中，她质疑不重视黑人女性经历的白人女权主义者和宣扬性别歧视的黑人男性。她引用了十九世纪黑人女权主义者Anna Julia Cooper的一段话，后者预见了康巴希河宣言的内容，将黑人妇女的解放视为整个社会的解放。Cooper写道：“只有黑人女性才能说，当我在某时某地实现……然后整个黑人种族才和我一起实现“（引自克伦肖，2000年，第 229 页）。
　　与迄今为止讨论的思想家类似，Patricia Hill Collins也强调了黑人妇女共同的压迫和抵抗经历如何赋予她们与主导群体不同的特殊立场和现实理解（第184页）。她认为，这种观点最好通过一种以非洲为中心的女权主义认识论来发展，这种认识论植根于种族压迫之前，是一个独立于种族压迫而存在的非洲价值体系（第190页），优先考虑亲属关系、语境规则和情感（第194页）。与此同时，Collions（2000）指出，“社会阶层的划分改变了黑人妇女看待、重视和使用非洲中心女权主义观点”（第191页）。因此，Collions主张将非洲中心主义和女权主义认识论结合起来，挑战种族、阶级和性别划分：
　　黑人女权主义思想挑战了将每个人都归类为压迫者或被压迫者的普遍趋势。我们大多数人都经历过矛盾的立场。我们被某人压迫，然后我们压迫其他人。这就是非洲裔美国男性所发生的事情，他们显然经历了种族压迫，但也享有一定程度的性别特权，尤其是在家庭中…… 通过这种方式，黑人女权主义确定了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Collins，2012年，第 14-15 页）。
　　Collins还帮助阐明了交叉性，她认为这是“理解这个世界、民族和人类经验的复杂性的一种方式……多种多样、相互影响的路径带来不同的影响“。此外，她指出，她所指的阶级、种族、性别、性行为以及残疾和年龄问题的“社会分歧的主轴”并不是作为“离散和相互排斥的实体运作的，而是建立在相互依存、共同努力之上的”。
　　Collins（1990）在她的《黑人女权主义思想：知识、意识和赋权政治》（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一书中强调，要理解黑人女性所经历的特殊压迫，需要理解“他者”的概念，这种概念表现为将黑人女性物化为妈妈、女族长、福利母亲或性侵的对象。她认为，以非洲为中心的女权主义意识允许女性通过自尊、自立、家庭和友谊关系、艺术、音乐和文学来定义自我（第91-113页）。她认为，“自治而非分裂主义”是“与其他团体结成对体制变革至关重要的原则性联盟的基础”（第145页）。以非洲为中心的女权主义允许黑人女性接受一个由种族、阶级和性别之间相互交叉所形成的压迫观，避免了“实证主义”的总体压迫理论，促进了实用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结合（第224页）。
　　有些人认为受压迫最深的群体对解放有更深的体悟——只是一种分析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结果，后者在柯林斯（1990）看来援引了实证主义或人类行为可以简化为可预测规则的观点（第235页）。相反，非洲中心主义强调妇女寻求正义和道德责任的倾向。她进一步认为，阶级、种族和性别压迫相互塑造和构建。她的非洲中心主义女权主义意识是一种替代方案，促进了爱——对社区，正义的人本主义观点，个人责任的道德，以及认识到每个群体本身只能实现其部分、而不是普遍的愿景。然而，交流——对于解决权力不平等和“去中心化”主导群体仍然至关重要（柯林斯，1990年，第 236-7 页）。
　　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 2000）提供了一个更复杂的黑人女权主义理论。胡克斯认为，由于黑人女性没有制度化的“他者”压迫：
　　我们的世界观与那些拥有一定特权的人不同……对于持续的女权主义斗争来说，黑人女性必须认识到边缘性对于我们的特殊优势，并利用这种观点来批评占主导地位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霸权，设想和创造反霸权……我们在女权主义理论的形成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解放的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胡克斯，2000年，第 144-5 页）
　　此外，Hooks（1984）挑战了资本主义及其学术机构对女权主义的收编。她认为，女权主义理论需要重塑，既要与黑人女性的经历相关，又要朝着真正挑战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阶级划分的革命愿景发展。具体来说，在美国，“只有通过分析种族主义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功能，才能对阶级关系有透彻的理解。阶级斗争与结束种族主义的斗争密不可分“（胡克斯，2000年，第133页）。
　　在她看来，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区分认可个体重要性的人性理论与赞成个体竞争的个人主义理论之间的区别（Hooks，1984，第138页）。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必须理清禁锢思想的意识形态与解放理论之间的区别，后者可以分析出新的质疑、批评、发展，重新审视并探索新的可能性（Hooks，1984，第139-40页）。5
　　另一位黑人女权主义思想Tracy Denean Sharpley-Whiting（1997）通过借鉴Linda La Rue，Frances M. Beal和Frantz Fanon的作品，进一步阐明了身份认同、差异和解放的问题，（《Frantz Fanon：冲突与女权主义》）。这三位思想家都呼吁革命性变革，并将妇女解放视为衡量标准。用Beal的话来说，“除非全世界所有被束缚的妇女都得到了彻底解放，不然任何变化都不能被称为革命“（引自Sharpley-Whiting，1997年，第86页）。
　　Sharpley-Whiting指出Fanon思想中“新人本主义”观念，并将其定义为“坚定不移地追求人类完全自由的视野——不分阶级、种族、性取向和性别”（第95页）。她指出，Fanon在他的《地球的悲哀》（Wretched of the Earth）中对“民族意识陷阱”的讨论，以及对非洲反殖民革命者未能在后殖民国家创造新的平等主义关系的批评中进一步阐明了这一概念。
　　在Sharpley-Whiting的观点中，Fanon的新人本主义需要纠正，因为其拒绝挑战普遍性的观念，导致了对特殊性的狭隘关注并偏离了人类的彻底解放。她写道，
　　后现代学术女权主义目前的隐患主要在于它们始终无法联合学院内外（教授、专家或者管理人员）、代表并实现女性的期愿、需求和利益——这种无能导致学术女权主义转向了否认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重要性。（Sharpley-Whiting，1997年，第99页）
　　乔伊·詹姆斯（Joy James）与夏普利-怀廷（Sharpley-Whiting）和胡克斯（Hooks）相似，倡导革命性的黑人女权主义，设想社会的全面转型。为此，詹姆斯（2000）质疑了W.E.B. Du Bois关于“天才的十分之一”是“美国白人和不安分的，被剥夺权利的黑人群众之间的缓冲区”的观点（第239页）。相反，詹姆斯呼吁女权主义者“保持康巴希河式的综合分析”与“在非精英社区组织政治实践”（第243页）。詹姆斯特别指出，黑人女权主义需要挑战国家压迫，解决黑人女权主义内部的冲突意识形态和不同实践，并促进与拉丁裔、美洲原住民、非洲、亚洲、中东妇女的国际团结（第243页）。（Talented tenth “天才的十分之一一”是指十分之一的黑人男性通过接受大学教育、写书和直接参与社会变革来培养成为黑人社区领导者的能力。）
　　詹姆斯（2000）回顾了艾拉·贝克（Ella Baker）的呼吁，即通过从根本上改变制度（第239页），并质疑学术界把激进主义简化为新自由主义。相反，她以下面的方式定义激进的黑人女权主义：
　　激进的潜力植根于深刻分析的基础上，独立于主流和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男性主义和父权反种族主义;对新激进主义的（自我）批评，最重要的是与“草根”、非精英主义目标和领导力联系起来的行动主义（超越“动动嘴皮”）——都标志着一种革命性的黑人女权主义……[它是]与权威机构作斗争的同时，也在与内部冲突和矛盾作斗争。（詹姆斯，2000年，第249、255页）
　　事实上，詹姆斯和其他黑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如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Y. Davis）和露丝·威尔逊·吉尔摩（Ruth Wilson Gilmore），通过成为领先的废奴主义思想家而推动了交叉性的发展。通过废奴主义，她们赋予了阶级、种族和性别间的交叉性以更深的含义。

黑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废奴主义作为交叉性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在《自由的意义和其他艰难的对话》（The Meaning of Freedom and Other Difficult Dialogues）一书中，戴维斯（2012）总结了她作为废奴主义思想家的著作和行动思想，展示了废奴主义如何将交叉性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首先，戴维斯分享了她身为民权活动家的经验，以及在 1960年代末和 1970年代初参与释放乔治·杰克逊、埃里卡·哈金斯和黑豹党其他政治犯成员的运动；在1971年被单独监禁15个月的经历使她明白监狱系统其实是种族主义和政治镇压的机器。
　　其次，戴维斯展示了刑事司法系统的扩张、监狱工业综合体的出现，以及从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开始美国对黑人青年和黑人妇女福利的新妖魔化等是如何与资本主义去工业化和全球化相关联的：
　　这些过程揭示了推动产生监狱工业综合体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监狱关住了因去工业化而加剧的混乱。监狱和移民拘留设施的出现是为了抓住那些从事非法行为的人，后者为了更好的生活。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新监狱被认为是那些几乎没有剩余就业机会的人的安全就业来源。（戴维斯，2012年，第 47-8 页）。
　　第三，戴维斯（2012）展示了囚犯的人性和对反人类监狱系统的反抗。“监狱允许这个社会抛弃有社会问题的人，而不是认识到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在伤害自己，需要帮助罢了”（第50页）。此外，她认为“囚犯是有权参与变革运动的人”（第53页）。因此，她呼吁所有活动家接触监狱内的人，创造“内外交流”（第54页），并积极致力于结束监禁制度。
　　也许我们可以重新构想囚犯和外面的盟友之间的关系，这部分地概括了被奴役者和废奴主义者之间的历史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的许多人提议一场现代的废奴运动。我们的方法……涉及建立新的机构，有效地解决导致人们入狱的社会问题。“（第52页）
　　戴维斯（1998）在她的《蒙面种族主义：对监狱工业综合体的反思》中创造了“监狱工业综合体”一词，并用以下方式解释它：“考虑到在军事生产和公共监禁领域，合作的企业与政府有着相似的运作结构和盈利方式，不断扩大的处罚系统现在可以被描述为“监狱工业综合体”。
　　这个概念就是戴维斯参与创立的“批判的抵抗”组织所描述的 “政府和行业的重叠利益，它们使用监视、警务和监禁作为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案”（批判的抵抗，2021年）。女权主义学者，活动家，“批判的抵抗”运动的另一位联合发起人——露丝·威尔逊·吉尔摩（Ruth Wilson Gilmore）进一步发展了它。
　　与戴维斯在她悠久的行动主义和学术历史方面相似，吉尔摩分析了监狱工业综合体的兴起，涉及美国从 1970年代末和 1980年代初开始的资本主义去工业化与美国黑人和拉丁裔人的监禁人数增加。在吉尔摩（2007）的著作《金色古拉格：全球化中加州的监狱、盈余、危机和反对派》中，她进一步强调和分析了监狱作为社会控制工具的作用——资本主义国家合法化，即使监狱不能赚钱。吉尔摩（2007）表明，即使在犯罪率下降的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也需要通过司法规训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第18页）。在理解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79）的《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中，她将监狱视为旨在产生稳定和社会控制的现代机构（吉尔摩，2007年，第11页）。
　　同时，她的分析植根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因此，她看到了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资本主义盈利危机、制造业衰落和西方失业率增加之间的联系，以及美国随之而来的国家控制——州监狱建设和警务的增加。吉尔摩称这种现象为“反国家的国家”或“系统性地抛弃”，她的意思是，即使国家的规模和社会控制增加，公共服务也会减少（引自 Bhandar & Ziadah，2020年，第 173-4 页）。
　　吉尔摩（2007年）的书《金色古拉格》（Golden Gulag）开头是“母亲要回她们的孩子”（Mother Reclaim Our Children，Mother ROC）的运动，这是一群洛杉矶的非裔美国母亲，在警察残酷殴打罗德尼·金（Rodney King）和1992年洛杉矶叛乱后，她们团结起来反对警察暴行和国家暴力。吉尔摩努力帮助这些母亲在超越资本主义框架的全面分析和解决方案的基础上打击警察和国家暴力。6
　　事实上，对妇女的关注和反对施加妇女所受的暴行，压迫在所有黑人女权主义废奴思想家/活动家的工作中紧密交织。贝丝·E·里奇（Beth E. Richie，2012）的《被捕的正义：黑人妇女、暴力和美国监狱国家》（《Arrest Justice： Black Women， Violence， and America's Prison Nation》）阐明了黑人女权主义者反对人际暴力与反对国家暴力和监禁制度密不可分。里奇（2012）的“暴力矩阵”包括身体，性和情感暴力，以及社区，国家和国际环境（第131-4页）。玛丽亚姆·卡巴（Mariame Kaba）的变革正义项目表明她已经意识到——“我们都已如此彻底地内化了这些压迫逻辑，如果压迫明天结束，我们很可能会再生产出以前的结构。因此，卡巴（2020）认为，“如果我们想减少或结束性别暴力，将一些肇事者关进监狱对阻止许多其他肇事者几乎没有作用。作为帮助被监禁和高危青年的NIA项目主任，她呼吁“改变文化结构，正视伤害，相信肇事者的想法是可以被理解的，鼓励改造，并满足幸存者的需求。
　　加利福尼亚州“回升计划”（Project Rebound）的执行董事Romarilyn Ralston帮助先前被监禁的人攻读大学学位。拉尔斯顿（Ralston）本人在 24 岁时被监禁并在监狱服刑 23年，之后先后获得性别和女权主义研究及文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并致力于变革正义（拉尔斯顿，2018年）。以下是拉尔斯顿对美国女性，尤其是黑人女性监禁的增加提供的交叉性解释：
　　童年时期的伤害迫使女孩离家出走，服用非法毒品以抚慰虐待的创伤。毒品销售、卖淫和入室盗窃常常是街头生存的一种手段。之后，这些经过童年受害的成年妇女继续诉诸毒品来对付受虐的痛苦以及生活中的其他压力源，如亲密伴侣的暴力、性侵犯或失去孩子监护权的悲伤。（引自 Afary，2021a）
　　拉尔斯顿指出，加利福尼亚州和其他州一样，由于法律代表不足以及种族、性别歧视的存在，大多数黑人和拉丁裔妇女“被铁路运往全州的联邦/州的特定场所，成为监狱政权的俘虏劳动力，而她们的孩子经常被送入一个问题重重、专制的寄养机构”（引自Afary， 2021a）。
　　黑人女性活动家还发起了“黑命关天运动”，该运动始于 2013年，并领导了 2020年5月乔治·弗洛伊德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被警察谋杀后在美国开始的多种族“黑命关天”抗议。
　　在《从黑命关天到黑人解放》一书中，Keeanga-Yamahtta Taylor（2016）为当今黑人解放理论提供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基础；她质疑了自1960年代以来改革派黑人领导人背叛黑人的群众路线，为“美国例外论神话”（第21-51页）和“色盲神话”（第51-75页）辩护；她特别将“黑命关天”运动的兴起置于黑人活动家对奥巴马政府未能挑战警察暴行、大规模监禁和死刑的失望背景中；还将美国总统巴拉克·H·奥巴马（Barack H. Obama）与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和马尔科姆·X（Malcolm X）等领导人进行了比较，并得出结论——没有种族主义就没有资本主义。Tayor（2017）还通过出版新版的康巴希河宣言强调了黑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贡献。7
　　所有这些女性思想家都在以创造性的方式发展黑人女权主义交叉性的概念。她们正在将黑人妇女独特、批判的观点带入反对歧视黑人的种族主义、警察暴行、国家暴力以及社会和经济不公正的运动背景下。8
　　与此同时，詹妮弗·C·纳什（Jennifer C. Nash，2019）等黑人女权主义者在《重构的黑人女权主义：交叉性之后》一书中认为，交叉性的理论和实践不应只交给黑人女性，还应视为所有认真克服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异性恋主义和阶级分化的女性主义者的共同责任（第 138 页）。本着这种精神，让我们简要地看一下一位白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努力，她试图在马克思主义和交叉性之间建立丰富的连接。

马克思主义与交叉性的联系

　　在《马克思主义与交叉性：当代资本主义下的种族、性别、阶级》中，阿什利·J·博勒（Ashley J. Bohrer，2020）批评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将交叉性简化为身份政治，曲解成拒绝把阶级斗争的普遍团结作为中心。博勒认为，尽管一些交叉思想家关注特定形式的压迫而忽视了广泛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者仍可以从交叉性中吸取经验，重新认识剥削与压迫的关系。她得出的主要教训是，斗争中的普遍性和团结性不应成为忽视无产阶级本身或任何被压迫群体内部存在压迫的理由。（第169页）。
　　当谈到种族、阶级和性别关系的理论时，博勒认为，这意味着要认识到奥德雷·洛德所指出的：“变革的真正焦点不仅仅是我们试图摆脱的压迫处境，还要消灭我们每个人心底深藏的，作为压迫者的一面——知道压迫的方法，关系。”（洛德，1984年，第123页）。
　　此外，博勒认为，虽然种族、性别压迫与资本主义剥削交织在一起，但资本主义和阶级也不能被简化为剥削。相反，博勒主张“压迫和剥削在方法和本体论上的原初性”（第204-5页）。博勒的这一主张揭示了本书前面在第4章中关于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及其与性别压迫关系的讨论。我们在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中看到，在更平等的原始社会中，在经济意义上的阶级差异出现之前，压迫妇女的因素就已经出现（马克思和克拉德，1972）。马克思认为，对妇女的压迫植根于社会劳动分工，这种分工造成了等级划分，后来发展为全面的经济阶级差异。因此可以说，在马克思看来，在广泛的历史范围内，压迫先于剥削。

　　博勒还将马克思的黑格尔辩证法与交叉性联系起来：“交叉性的巨大贡献……于深刻的矛盾中生活，不是死亡的处罚，而是作为创造性潜力的形成“（第217-18页）。这意味着“我们不是简单地拒绝它们（矛盾），而是需要与它们接触”（Bohrer，2020年，第 215 页）。我们将在第8章关于克服统治的章节中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小结

　　在本章中，我没有从社会主义者常用的立场研究交叉性，后者认为该理论没有将阶级剥削视为重点。相反，我对交叉性思想家的考察旨在阐明他们的观点，即压迫不能简化为经济剥削。交叉性不仅在阶级斗争反对种族、性别歧视，在反种族主义斗争中反对性别歧视；它在我们争取解放斗争中反对一切压迫的统治关系。虽然它不是以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为基础的，但在我看来，它受第4章所阐述的概念所影响。

　　在下一章关于酷儿理论的章节中，我将转向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使用后结构主义分析权力来解决身份认同问题的方式。还将研究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对巴特勒的批评和酷儿理论的替代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