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劳动可视为资本主义下性别压迫的基础吗？让我们首先简要回顾一下马克思（1961，1976）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中关于异化劳动的概念，看看是否有提示，以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对妇女压迫之间的关系。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Y. Davis），拉亚·杜纳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aya），希瑟·布朗（Heather A. Brown），安妮·福尔曼（Ann Foreman），朱迪思·格兰特（Judith Grant）和玛西娅·克洛茨（Marcia Klotz）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本章讨论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与其聚焦女性作为劳动力生产者的角色，我们更需要关注异化劳动与性别关系异化之间的关系。她们借助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来探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而不仅仅是其不平等的价值分配、加剧的商品化以及扭曲的性别关系。
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Y. Davis，2000）在她的《女性与资本主义：压迫与解放的辩证法》（Women and Capitalism： Dialectics of Oppression and Liberation）中，引用了马克思《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在她看来，这些文章揭示了对马克思来说，男女关系或性活动是“社会复合体的核心成分，必须通过革命来推翻和重塑”（戴维斯，2000年，第151页）。此外，戴维斯（2000）认为，这些文章质疑了任何关于女性“本质”的本质主义观点，把这种观点看做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第148页）。戴维斯挑出马克思的以下一段话来说明他如何阐明异化劳动与针对女性的压迫之间的关系：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人（工人）感到自己只在行使动物本能时感到自由——吃、喝和生育，或至多也在他的住所和个人装饰品中——而在他作为一个人时，他被贬低为动物……吃、喝和生育当然也是人类的功能。但是，如果抽象地考虑，把它们与其他人类活动分开，并把它们变成最终唯一的目的，它们就是动物的本能。“（马克思，1961年，第99页）
戴维斯（2000）指出，照顾男人需求的女人“被贬低到男人纯粹生理需要的地位”（第152页，原文强调）。她的结论是，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的一个准确参考是，“共产主义的一个关键和明确的使命是必须像转变生产关系一般粉碎和重塑婚姻关系，”（第152页，原文强调）。因此，戴维斯（2000）写道，只有当“采取一种新的、更人性的、更具创造性的姿态”时，且女性不再被定义为“男人的自然附属物”时，“她和男人[才可以]在一个新的基础上走到一起，体验到彼此平等的、真正的人性需求”（第152页）。
戴维斯（2000）还扩展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影响家庭和性关系的辩证批判。她认为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平等-压迫的矛盾”。一方面，它为妇女提供了使用生产机器的平等生产潜力。另一方面，它推动“家庭里必然含有但不限于来自家庭的、对妇女必然的压迫”（第163页）。
另一位马克思女权主义者，马克思-人本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拉亚·杜纳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aya）认为，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和对妇女压迫的批判，放在他整个著作的背景，以及后来对前资本主义和原始社会的研究下，都是有助于阐明女性压迫的根源，即使是在原始社会。她写道：
马克思强烈反对父权制，呼吁“废除”父权制家庭。他认为：“现代家庭不仅孕育着奴隶制，还有农奴制……它本身的缩影包含了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的所有对立。而“所有的对立”都是“等级”的缩影，这种“等级”从部落生活中延伸出来，导致首领和群众之间的分裂，萌芽阶段的阶级划分。（杜纳耶夫斯卡娅，1991年，第105-6页）
杜纳耶夫斯卡娅将马克思（1961）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和妇女压迫的观点与他最后对非西方社会的研究中对妇女压迫的批判联系起来，包括对美洲原住民和印第安原始社区社会中性别关系的研究。作为第一位拿起马克思最后10年民族学笔记（马克思和克拉德，1972）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她辨别了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972）在《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根源》的观点之间的根本差异，并强调这些差异对于重新定义现代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很重要。她认为，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一般压迫的因素，特别是对妇女的压迫因素产生于原始共产主义内部，不仅与'母权制'的改变有关，而且始于等级的建立——首领与群众的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利益”（Dunayevskaya，1991年，第180页，原文强调）。然而，从恩格斯（1972）的观点来看，原始社会没有任何压迫，只有在新兴的农业社会中产生了剩余，人们私有了这种剩余，才产生了压迫的起源。
希瑟·布朗（Heather A. Brown，2012）的《马克思论性别与家庭》同意杜纳耶夫斯卡娅的论点，并在马克思的其他著作进一步探究。布朗表明，对马克思来说，女性受压迫的根源不能简单追溯到阶级的经济不平等，而是与经济不平等之前社会分工的开始有关。她特别提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932年）在1846年初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Die deutsche Ideologie）中对劳动分工的讨论，以及重点提到的人类社会最初有阶级划分时的脑力/体力分工。布朗（2013）认为，“只有当工人失去对创造过程的控制时，劳动分工才会变得压迫，这必然发生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中”（第41页）。这就是为什么《德国意识形态》在父权制家庭的“潜在奴隶制”中辨别出阶级分化的“核心”，即父权族长掌控着处置他人劳动力的权力。（布朗，2013年，第 52-3 页）。
布朗表明，尽管《德意志意识形态》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但这些关于把体力-脑力分工作为阶级和性别压迫基础的见解并没有在恩格斯（1972）的《家庭根源》中得到贯彻和发展。
布朗（2013）还引用了马克思《民族学笔记》中的段落，这些段落指出了女性在原始社区社会中决策权的局限性，她们相对于首领处于从属地位，尽管负责家庭和食物供应，有权与丈夫离婚，但如果一个女人与丈夫以外的男人睡觉，她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根据克拉德的翻译，丈夫要求“妻子的贞洁受到[丈夫可能施加的]严厉惩罚，但[他不承认]自己的义务……一夫多妻制普遍认为是男性的权利，[尽管]这种做法受到限制，无法放纵“（引自布朗，2013年，第160页，原文强调;另见马克思和克拉德，1972年）。布朗（2013）补充说：“即使在易洛魁人相对平等的社区社会中，女性的性行为仍然由不必遵守相同标准的男性控制”（第160页）。因此，布朗认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可以将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与他1844年的观点以及其他著作整合起来，包括对卖淫、强奸、乱伦、性虐待和自杀等一系列问题的见解。
安妮·福尔曼（Anne Foreman）还试图根据她对马克思异化和物化概念的理解，阐明资本主义下女性的压迫。在福尔曼（Foreman，1977）的《作为异化物的女性气质：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中的妇女与家庭》（Femininity as alienation：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Marxism and Psychoanalysis）一书中，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要对性别有两种影响：一方面，它将劳动领域与家庭领域分开，另一方面，它将劳动变成了一种缺乏创造力的活动，摧毁了生产者的个性。随着工作中异化的加剧，人类试图在工作场所之外，在家庭，性别认同（如女性、男性气质）等领域中表达自我。“在一个混乱和变化的世界中，性别似乎是个体可以依附的一个持续要素”（福尔曼，1977年，第 78 页）。
福尔曼认为，弗洛伊德对性冲动的理解，即作为影响社会和政治关系的主要因素，只有在基于异化劳动和物化人际关系的资本主义制度中才是正确的。与以前的制度相反，资本主义强调人的个性。但这种个性以异化的方式表达出来，并且是基于欢愉与意识的分离。福尔曼（1977）写道：“我们的认知把心理结构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的领域，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物化。一旦人们克服了这种物化，那么这种心理结构的将失去活力“（第108页）。那么，先前对性的主要理解，严格，二元的的男女性气质的重要性将会减弱。性仍然重要，但它可以以有意识的、多态的形式表达。换句话说，福尔曼认为，将心理构建成弗洛伊德式的有意识和无意识领域，其中某些欲望被降格为无意识，这本身就是人类无法有意识地生活并在身与心或理性与欲望之间建立健康关系的系统性产物。但这种健康关系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欲望的消失，而是说人们能更有自主地表达它们。
朱迪思·格兰特（Judith Grant，2005）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和酷儿理论需要建立在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理解他所说的、由社会和历史塑造的性别关系，特别还有他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他对另一种自由、有意识、反思的“类本质”的概念，即“不断变化的、人类动态愿景的一部分”（第61页）。她与马克思一致认为，资本主义下工作的异化使我们失去人性，把饮食和性当作目的本身，而不是作为平等、相互尊重、思虑周全的人际关系/友谊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格兰特（2005）强调，“只要男人还把女人当作共同欲望的对象，男性和女性都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人性。” 因此，她还强调了马克思的观点，即两性关系是如何表明我们潜在的人类本质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或尚未成为我们的第二本质。两性关系成为衡量人类距离自由、有意识的潜在本质的尺度。
格兰特（2005）认为，马克思将“人类本质”视为思虑周全、平等的道德主体的想法只有在劳动本身成为一种思虑周全的活动时才能成为现实。然而，她也指出，改变性别关系和性别的去本质化也是这场人本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和衡量标准。我们将在第6章关于酷儿身份认同和理论的章节中更深入地重审格兰特的观点。
玛西娅·克洛茨（Marcia Klotz，2006）认为，马克思将性和劳动相提并论，看作人类的两种生产活动模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异化的影响。但她认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秩序中性异化的当代分析，不应该从讨论它在生产甚至劳动力再生产中的作用开始，而应该从它在消费中的作用开始”（第409页）。此外，克洛茨强调，性行为的异化不仅适用于女性。没有人能逃脱资本主义对性的商品化。以格兰特的角度，非异化劳动需要与非异化性别齐头并进，解放所有人类感官和属性。这意味着完全超越对他人和自然的功利主义观点，并理解人们的相互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克洛茨认为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是重新定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酷儿理论的核心。
克洛茨（2006）的结论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异化劳动和异化性行为的替代方案“无非是废除笛卡尔的身心分离”（第412页）。因此，后资本主义世界中人的存在方式为“主体间性对个人主体性的取代”（第412页）。（intersubjectivity：主体间性，是人们认知观点之间的关系或交集，其依赖于一个主体间的共同世界作为前提，与“我”具有同样功能和视角性的主体参与构造。主体间性的支持者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个人信仰往往是思想共同体信仰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个人经历或普遍和客观的人类信仰。信仰是根据标准重新塑造的，标准是由共同体设定的。）
劳动的转变当然是革命内容的核心，这样，人类对自身及其在宇宙中的角色有了根本不同的理解。然而，如果不对另一种生产性人类活动模式——性——进行同样彻底的转变，就无法设想这个过程。“（第412页）
西尔维娅·费德里奇（Silvia Federici）不是马克思人本主义的支持者，她对资本主义的兴起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说的“身体的纪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见解。费德里奇（2004）在《卡利班与女巫：妇女、身体和原始积累》中同意马克思的观点，即心灵与身体的异化是资本主义工作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第135页）。她指出，正是十七世纪的欧洲哲学家，如托马斯·霍布斯和勒内·笛卡尔，将身体隶属于“一种工作流程，即越来越依赖于统一、可预测的行为形式”（Federici，2004年，第139页）。她进一步认为，发生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欧洲对妇女作为女巫的攻击，也是资本主义训练无产阶级身体并剥夺妇女对任何包含性和生殖控制权的一部分（第163-217页）。费德里奇（2004年）认为，资本主义试图将人类变成机器，在她改述的“马克思术语”中，是创建“一个以一种统一的方式构建的‘抽象个体’，彻底去特征化的社会平均体，并且其所有的能力只能从它们最标准化的方面来理解”（第146页）。因此，无产阶级不被视为具备理性能力，就像女性被视为虚弱和非理性一样。
加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也不是马克思人本主义的支持者，她认为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与女权主义更相关，而不是对妇女压迫的严肃经济分析。她写道：
从女权主义的角度来看，“外化（Entausserung/Verausserung）或异化（Entfremdung）的观点更令人感兴趣。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劳动的过程将劳动自身和劳动者外化为商品。马克思的全部道德论证建立在人类与自身及物化的工作之间的破碎关系。“（斯皮瓦克，1978年，第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