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二卷)(2013)


资本的再生产

(第二卷 第18—20章)



  在第二卷的第三篇中,马克思设想了一个分成两大部类的经济。第一部类为其他资本家生产生产资料(原材料、半成品、机器和包括生产的建成环境在内的其他固定资本项目)。第二部类生产供工人和资本家个人消费的消费资料(也包括消费的建成环境)。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必须从第一部类购买其生产资料。第一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必须从第二部类购买其消费资料。这种经济要想平稳运行,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就要互相平衡。在简单再生产(没有扩张)的情形下,流向第二部类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必须与流向第一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的消费资料的价值相等。
  这就是马克思在这几章考察的经济的基本模型。在开头先描述出这个模型的一般特征,是很有帮助的。一旦我们牢牢掌握了这个模型的一般形式,处理马克思围绕它进行的细致研究就容易地多了。
  第二卷的第438页到第442页,描述了所谓的“再生产图式”。尽管马克思使用的是一个算术例子,要给出其代数形式也很简单。在给定年份中,每个部类的总产出,在价值形态上表现为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剩余价值(m)。马克思把固定资本和周转时间差异的问题先搁置起来,并假定,所有产品都在一年内生产和消费。然后他构造了一个简单的算术例子,按照价值单位进行了计算,其中两大部类内的剩余价值率(m/v)和价值构成(c/v)都是相等的。因此,对于每一年,他假定:

  第一部类:4000c+1000v+1000m=6000生产资料
  第二部类:2000c+500v+500m=3000消费资料
  用代数形式,这可以表达为:
  第一部类 c1+v1+m1=w1(生产资料的总价值)
  第二部类 c2+v2+m2=w2(消费资料的总价值)
  生产资料的总需求是c1+c2。消费资料的总需求是v1+v2+m1+m2。如果我们假定,需求和供给是均衡的,那么
  W2=c2+v2+m2=v1+v2+m1+m2

  在等式两边消去同类项后,得到

  c2=v1+m1

  如果这个能够确保连续、平衡的再生产的必要的价值比例能够实现,那么第二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必须等于第一部类对消费资料的需求。在这个算数例子中,第二部类中用来生产消费资料的2000c,等于第一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的1000v+1000m的个人消费。“由此得出结论,”马克思说,“在简单再生产中,第一部类的商品资本中的v+m价值额(也就是第一部类的总商品产品中与此相应的比例部分),必须等于不变资本……也就是第二部类的总商品产品中分出来的与此相应的部分。”[1]
  坦率地说,接着会出现很多疑问:例如,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实现过程是如何安排的,以使这个恰当的比例(至少粗略地)可以实现?当固定资本在部类间的配置不均衡和资本的周转时间不同时,会发生什么呢?并且,最重要的是,在第21章提出了首要的问题——积累如何在一个不断扩大的规模上进行的同时保持这种恰当的比例呢?
  马克思所设计的图式包含了各类假设——只有工人和资本家两个阶级(在第17章中简略陈述过);只有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消费资料的两个部门(尽管在某些时候他确实又将消费资料分成必需品和奢侈品);需求与供给是均衡的;所有产品的周转时间都是一年;没有技术变革;所有产品按其价值进行交换——这还只是提到的一些主要的假设。尽管马克思最初承认,他应该 “既在价值又在物质”(使用价值)形式上[2]考察再生产过程,但事实上他仅仅在价值形式上解决了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因此要假设再生产物质上的数量需求会自动得到满足。从这些假设中会引出很多问题,而放松这些假设会引起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性。
  第二卷的第三篇构造了一个运行模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整体,是如何通过资本的连续流通实现再生产的。这显然是第二卷中的高潮部分。因此这一篇与第一卷的第七篇类似,那一篇把第一卷前面提出的许多深刻的见解整合在了一起。这两卷都包含了简单再生产和之后的扩大再生产的预备章节。但是它们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在第一卷中,“一般规律”综合了许多前面提出的研究结果,建立起一个能够解释规模不断扩大的工人产业后备军生产的运行模型,这些产业后备军遭受着失业和日渐加剧的贫困化。虽然第二卷也很好地利用了前四章中阐述的资本的不同循环之间的差异,但它还从许多其他重要的发现——尤其是关于固定资本的流通和周转时间的差异——中作了抽象,来构建资本的扩大再生产的一个尝试性的图式。
  在这些图式中,应该要注意,工人的消费占有“在比例上有决定意义的部分”。[3]因此如果这个图式有一点政治指向性的话,那就是稳定工人收入的必要性,这是为了协调生产资料的总产出和对消费资料的总需求之间的关系。这与第一卷中的发现相矛盾,在那里马克思把工人阶级日渐加剧的贫困化视作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一个结果。但是,因为第二卷并没有与“一般规律”等价的一章,马克思仅仅是暗示了这个矛盾。这样猜想一下很有意思,如果“一般规律”那章没有写出来的话,我们会怎么解读第一卷呢?——因此我们只有关于简单和扩大再生产的章节。
  相反地,我们需要想象一下,第二卷中与“一般规律”那章等价的章节,可能是什么样呢?例如,为了使市场上价值实现的条件保持稳定,在很多地方,会有数量庞大的工人日益被卷入到无止境的、越来越盲目的消费主义浪潮中去吗?再者,考虑到他们痴迷于诱人的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的程度,这些工人是如何对社会主义革命失去兴趣的?反消费主义(这类运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在许多地区确实很活跃,而且它如今是很多环境政治学的核心)在革命运动中起着怎样的作用呢?当然,很难想象,马克思竟然会写下这么一章,并且对于多数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种想法几乎肯定会被谴责为具有诽谤性。
  但是,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很有趣的一点是,它们决不拒绝这些可能性(举个例子,这几乎就是罗莎·卢森堡对它们的内容感到如此失望的原因)。并且,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70%的经济活动,都是由消费主义驱动的(相反中国只占一半,可能更接近于马克思所处的年代盛行的情况),而且许多所谓的“富裕的”工人,确实深深地醉心于他们所处的资本主义世界(和所有明显的缺陷)的消费主义之中。因此,在这里我们手头就有些工具可以用来分析这一类政治经济形势。显然,这与第一卷第25章中工人日益贫困化的论点之间的矛盾,带来了严重的问题。然而,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能仅仅因为它是严重的和棘手的,就避开这个矛盾。
  但是,确实存在巧妙处理这个核心矛盾的方法。马克思在某些地方提到了我们今天所谓的“中产阶级”[4]的存在。在当代条件下,那个阶级的主要作用是作为消费的中坚分子,并且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运行提供广泛的政治支持。在第一卷中,马克思就求助过人口中的这个阶层,当马克思提到工作日的管制是如何实现的时候,因为“资本的抵抗力量就逐渐削弱了,而同时,工人阶级的进攻力量则随着他们在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社会阶层中的同盟者的增加而加强了”。[5]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6]中设想的研究计划之一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在那里他承诺,要研究“赋税,或非生产阶级的存在”。在其对创立1871年巴黎公社的政治力量的重要描述中,马克思突出强调了负债累累的“新兴中产阶级”(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描述的“小资产阶级”,那本书分析了1848年以后的反革命运动)在这些年代的政治斗争中的作用。[7]
  马尔萨斯首先指出了这个社会阶层在提供必要的有效需求方面的重要性(尽管他观念中的消费者阶级更纯粹地是贵族化和寄生性的,现在不具有政治可行性——除了海湾各国中)。由于我们早已接受了这个观点——一个主要充当经理层、管理层和服务角色,有着稳定且足够工资的中产阶级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和政治稳定都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可以认为,我们目前遇到的矛盾源自马克思的两阶级模型的假定,而不是任何现实情况。三个阶级情况下的矛盾可能表现为第一卷中设想的对更低下的工人阶级(例如,在中国)的工资压制,以及第二卷中设想的,收入向中产阶级(包含富裕的工人阶层和非生产阶级)消费者(例如,在美国一些工人拥有房屋所有权,且实现了郊区化的生活方式)的流动,它足够提供必要的有效需求。当然,在马克思的图式下,中产阶级的收入最终都必须来自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尽管在现代情况下,这毫无疑问会由以债务驱动为基础的国家在消费基金上的支出和促进中产阶级消费主义(尤其是与住房需求有关的)的信用扩张来补充。有意思的是,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北美和欧洲很多地区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是岌岌可危的——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过度负债——并且这与对支撑经济的有效总需求不足的大声哀叹有着直接联系。通过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的形成而可能实现的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作为一种补偿运动被抱以厚望。现在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面临很强的内外压力,采取积极措施来刺激国内市场。我们也能听到一些贸易盈余国家中有影响力的政策制定者的要求,例如德国,要求放松工资压制的倾向(第一卷中的)并且刺激消费(第二卷中的)以帮助总体经济增长(迄今为止德国拒绝了这样的要求)。我发现,倘若我们能够灵活地、广泛地加以利用,那么在再生产图式的一般框架内考虑当前的形势是很有用的。
  但是,另一种巧妙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直接来自这个事实——生产性消费源自扩张中的追加投资。并没有确定资产阶级的个人消费与其扩张中追加投资的动机或需求之间的关系的黄金法则。在第一卷中,这个决策被描述为存在于每一个资本家胸中的,在对享受的渴望与对追加投资的强烈要求间的一个浮士德式的矛盾。但是,追加投资不仅取决于竞争的强制规律的力量和强度,也取决于对高利润的期望——这反过来又取决于资本家对未来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处理方法。无论怎样,总需求的扩张,对扩张和追加投资的波动的敏感度,与对工人、资本家以及人口中的其他阶层的个人消费的扩张的敏感度是一样的。
  与第一卷相比,第二卷还有其他显著的差异。在第一卷中,与技术细节相比,马克思对资本和劳动阶级关系的再生产,以及发现自己陷入了无止境积累(“为积累而积累”)的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更感兴趣。与“怎样”相比,他对“为什么”更感兴趣。而在第二卷,对于“为什么”的关注基本上消失了。相反,他建立了资本是怎样永远地进行积累的技术模型。读这几章的时候,记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即阶级关系的再生产,尽管很少提到它,始终是核心问题。
  对给定的再生产图式的数学形式来说,你会发现,它偶尔会被适用于当代经济学的强大的数学工具详细表达出来,这是不足为奇的。因此,尽管第二卷的很大部分还处在马克思的思想和理论的庇护下,但再生产图式已越来越被人们知晓,并且被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经济学家详细地考察并进一步地发展了。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个图式似乎也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增长理论中扮演了一个隐蔽的角色。因此,尽管文学理论家、历史学家、神学家、哲学家和其他对马克思的著作感兴趣的人,很少讨论这个图式以及对它的阐释,经济学家已经对它着迷了。许多经济学家甚至推断说,马克思最终恍然大悟,抛弃了其愚蠢的、辩证的、关系性的研究方式,转而信奉起传统的经济学方法。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当然,第三篇中显而易见的辩证的、关系性的内容,确实哑然无声了,如果说不是缺失了的话(黑格尔的幽灵消失了)。但是,我们始终能够发现,马克思为接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提出的一般(和非辩证的)框架做好了充分准备。他频繁地在一种更广泛地辩证的、关系性的和历史性的批判中嵌入一种传统经济学(例如,第一卷中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可以接受的技术“建模”的方法。第二卷大部分都明显缺乏这种广泛的批判,这并没有证明方法上的任何变化。当我们将第三卷中对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的更加关系性和历史性的分析与第二卷中技术性的阐释联系在一起时,这变得很清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计划的总体性质,必然包含一个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矛盾中摆脱出来的有力的辩证性、社会性和关系性的批判。我认为,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么揭示出那个批判,要么将其注入不完整的第二卷第三篇中。
  这样做,明显的方法就是要问:在似乎描述了资本积累的稳定、持续的扩张的图式中,隐藏的矛盾和对立在哪里?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就是第一卷揭露的工资压制和工人贫困化加剧趋势与第二卷中提出的工人阶级消费对价值实现的“决定性”作用之间的冲突。另一个矛盾来自马克思的分析——除了通过危机的方式,否则不可能调和固定资本的补偿、修理和维护与这个图式描述的均衡条件的关系。我们应当看到,还有其他可能性。

表3


  在这里,插入一个主流经济学后来对马克思的图式的基本思想进行发展的例子是很有用的。我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表明再生产图式后来具有的重要性,也为这个图式是关于什么的给出一个更清晰的概念,并阐明其实际应用的可能性。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瓦西里·里昂惕夫是一名俄国经济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先是去了德国,后来又到了美国。他为了创立后来广为人知的“投入产出分析”,详细研究了马克思的模型。图6举出了一个典型的里昂惕夫矩阵,垂直一列是不同产业(投入要流向的产业)的投入数据,而水平一行是那些产业(产出要流向的)的产出数据。使用这样一个投入—产出矩阵,对于一个给定的产业(例如钢铁业),可以估计提高产出水平需要多少额外的投入(例如煤炭、能源和铁矿石),还能反复地追溯增加煤炭生产所需的额外投入(例如,额外的机器和这些机器所需的额外的钢铁)。里昂惕夫靠投入产出分析而获得了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它在战后繁荣的和平年代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计划工具得到了广泛利用,直到今天在国民经济核算中仍具有重要地位。这个技术也被吸收到通常由共产主义政权设计的五年和十年计划中去了,也被许多民主的准资本主义国家所使用,例如独立后的印度。简而言之,它成为中央计划的一个重要工具。
  里昂惕夫主要构建了物质(使用价值)流动的模型(马克思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的是价值流动)。如果有不同产业投入和产出的足够多的数据,将投资和劳动力分配到社会劳动分工的不同方面以保证平衡增长就是可能的。否则的话,这总是会存在风险的,例如,钢铁或能源生产的瓶颈可能会阻碍其他各处的增长。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和不同的政治环境下,对投资和劳动的合理的社会配置是公共政策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尽管使用这种技术进行的中央计划的名声并不太好,但在公司内部,我们正在使用其更精确的版本以确定复杂的生产体系中的最佳效率。
  然而,这里的主要问题是要解释,马克思自己想要用这个图式表达什么意思。他假定,生产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两大部类的产出和投入,在价值流动上各自达到均衡(事实上他并没有使用“均衡”这个词,而是使用了“必要的比例”)。这是否意味着协调的和永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实际上是可能的?在前言中,恩格斯就担心这些材料不能为政治鼓动提供支持,而罗莎·卢森堡认为,接受这些图式的有效性会使政治斗争变得毫无意义。或者,马克思想要说明,因为市场配置不可能趋向于恰当的比例,资本主义条件下协调的积累是不可能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会是,劳动在不同劳动部门之间比例合理的配置仅仅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吗?马克思满怀希望地说:“假如生产是共同的生产,不具有商品生产的形式,情况又会有哪些不同,这是以后研究的问题。”[8]不幸的是,他没有兑现这个承诺。
  即使正如马克思所论证的,为个人私利而奔波的个别资本家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是不可能达到正确的比例的——“除非是偶然地”,但是小型的“比例失调”危机也许可以使系统整体围绕可持续的均衡增长路径波动。毕竟,他在第一卷中已经说明了,“不同生产领域的这种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只不过是对这种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一种反作用”。[9]第一卷中的积累模式的最终崩溃,并不是由于任何技术上的不可持续性。它是由于不断增长的群众的日渐加剧的贫困化,这些人会反抗和剥夺越来越富裕并日渐缩小的剥夺者群体。在第二卷的末尾,马克思并没有插入任何类似的关于革命的必然性的观点。第二卷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工人阶级通过其消费积极地促进了价值的实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第一卷中的政治性减弱了——如果说不是被否定了的话。
  第二卷第三篇中的思想,构思于19世纪60年代初期,在70年代得到详细阐述,在1878年达到高潮,那时马克思致力于其最后的理论著作,对它们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因此,这些章节是在第三卷的大部分已经初步写成,且第一卷已经出版后写出来的。它们也是在英国的工资于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内一直在稳定上升的时候写出来的,那时工人分享了生产力提高(可以说是,一个从绝对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转变)的一些好处。这些思想,是用一种技术性的、很大程度上非辩证的方式进行研究的。它们很大程度上对更广泛的历史和社会问题,以及危机形成的问题置之不理(即使危机的许多可能性已经揭露出来了)。
  后来的研究从不同方向对这个图式的技术特性进行了详细阐述,并且极大地提高了描述的数学复杂性。这些阐述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加深了马克思留下的奥秘。例如,安德鲁·特里格最近的一项研究说明,“如果不能清楚地说明再生产图式的目的,那么对它们是用来做什么的,它们如何同第二卷的剩余部分联系起来,以及它们如何同整个《资本论》联系起来,就不能达成一致”。[10]总之,用马克思自己的术语解释马克思,在这个情形中近乎是不可能的。
  向对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经济理论都不怎么熟悉的读者介绍这些章节有很多困难,这远远超出了通常出现的不完整和离题的文本问题,以及批判和反批判的复杂的语言,更不用说马克思钻研许多会计琐事和使用转弯抹角的算术例子的倾向。后来对这个图式的数学研究,把我们带入了普通人很少涉足的领域,而马克思的阐述几乎也是同样稀少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我们解释这些图式的方式会影响对价值和价格等基本概念的解释,而当和第一卷一样对其进行探讨时,会创造出一个关于资本再生产的动态的完全不同的图像。在这些情况下,我能够做的最佳选择,就是贴近文本和主题,仅仅浏览一下那些看上去最为冗长或繁琐的内容。对于希望进一步了解这些问题的读者,我还附上了一个简短的参考书目。[11]但是,在某种情况下,我和你们,亲爱的读者,必须尝试一下,去解决这个图式究竟在说什么这一棘手的问题。

论第二卷第18章:导言


  在这篇导言性质的章节(很快就偏离了),马克思的主要目的是考察作为一个社会整体的经济是如何由无数的个人活动构成的,以及那个整体是如何建构的。他一开始就提醒我们资本流动的连续性的重要性——即货币循环是如何在一个“不变的重复”过程中中介着资本的生产性循环(反之亦然)。结果就是以“流通过程中的转化”为条件的“作为生产资本”的资本的“无限的重现”。牢牢记住形式不断变换(从货币转化为生产再转化为商品最后回到货币)的思想非常重要。毕竟,作为过程以及作为流动的资本的概念,是马克思的经济和资本概念的鲜明特征。“但是,”马克思说,“正如每一单个资本家只是资本家阶级的一个分子一样,每一单个资本只是社会总资本中一个独立的、可以说赋有个体生命的部分。社会资本的运动,由社会资本的各个独立部分的运动的总和,即各个单个资本的周转的总和构成。”[12]

  个别资本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是至关重要的,要记住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基本特征。我们必须不断地提醒自己,个性和自主性并非源于自然给予的权利,而是一种市场社会兴起的历史产物,是资产阶级法律的历史产物,是货币化和商品化的历史产物——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的必要前提。马克思经常被描述为否认个性和自主性,但事实上他一直在强调它们的重要性,并阐述它们是如何形成的,这让我觉得很奇怪。
  此外,生产性消费也包含着“可变资本到劳动力的转换”。工人作为劳动力商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的另一个前提)的载体进入了市场。但是,工人也为其个人消费购买商品。“在这里,工人阶级是买者,资本家是向工人出售商品的卖者。”[13]这两个伟大阶级中的个人,作为买者和卖者互相联系,这与生产者和剩余价值的剥夺者之间的关系是迥然不同的。工人阶级的消费(其消费主义)成为市场中价值实现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同其他人一样,工人作为买者也拥有着自主性和选择权。

  因此,总括起来成为社会资本的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也就是说,就社会资本的总体来考察的循环,不仅包括资本的流通,而且也包括一般的商品流通。后者本来只能由两部分构成:1. 资本本身的循环;2. 进入个人消费的商品的循环,也就是工人用工资,资本家用剩余价值(或其中的一部分)购买的那些商品的循环。[14]

  然后马克思明确地回顾了在第一卷和在这里阐述的内容的关系。所有物品都按价值进行交换的假设,允许他在第一卷中把除劳动力的买卖之外的流通问题抽象掉。但是,第二卷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关注的是流通而不是生产过程,向我们介绍了流通时间的复杂性。但是分析主要停留在“单个资本,社会资本中一个独立部分的运动”[15]的层面。“现在,我们就要考察作为社会总资本的组成部分的各个单个资本的流通过程(这个过程的总体就是再生产过程的形式),也就是考察这个社会总资本的流通过程。”[16]我们应当回想起来,这既是关于阶级关系的再生产,也是关于通过流通过程进行的商品和资本的再生产。
  那么现在我们要考虑的,就是社会总资本是如何再生产的。但是随之而来的,是货币资本在总资本中的角色的转变(或许,我们更应该称其为一个“插入”)。尽管马克思说,他认为应该在后面再进行分析,但他决定在这里就考虑这个问题。这个转变有许多重要意义。在商品流通中,商品的用途问题是最重要的。但在货币流通中,我们有可能将其用途抽象掉,将注意力集中在数量和数量关系上。我稍后会回来讨论这个差异。如果说扩大再生产有一个严重的问题的话,那似乎就是它以某种方式与货币资本的介入联系在了一起。当然,他不止在一个场合说过,要社会地和理性地使用这些图式来安排生产,首先要求废除货币资本的力量。
  从单个资本的立场来看,货币资本“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再次注意 “表现为”这个词的含义。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无论是社会地考察还是个别地考察”,都假定货币资本“作为每一个新开办的企业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特别是流动资本,要求货币资本作为动力经过一段时间不断地反复出现”。[17]表面上看,这与第二卷开头提出的货币的概念是不同的,货币在那里并没有被定义为资本,因为货币只能行使货币的买卖职能。货币在这里表现为资本,大概依赖于其拜物教特征(这是第三卷中对货币资本分析的核心)。另外,正如第一卷所表明的,这个货币资本的数量并没有绝对的或内在的限制。
  这给了我们许多暗示。货币是被私人占用的社会力量的一种形式。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一个资本家能够积累的货币权力的数量是没有限制的。但是,在社会整体中,似乎确实存在着一个限制,尤其是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金是整个货币体系的“枢纽”的世界里的话。我们有很多方法来避开这个由金施加的限制——提高流通速度,发行纸币,将货币作为支付手段,以及创造信用制度。当你处理总体经济的问题时,千万不要认为可用的货币数量会有一个界限。由于现在货币已经失去了其金属基础,它能够由中央银行无限制地创造出来。非常引人瞩目的是,美联储可以宣布在任何它喜欢的时候将一万亿美元注入经济中。尽管事实上这可能存在一些政治上的限制(导致金融萧条),它们总是可以被绕过的。
  但是马克思再一次转变了方向:“并入资本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扩大,在一定的界限之内,不是取决于预付货币资本的量。”在这里马克思回到了第一卷第22章题为“几种同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无关但决定积累量的情况……”的那一节。这些方式包括让劳动力更努力地工作;利用各种方法来提高生产效率,包括通过“不花费资本家分文”的科学进步的应用;从自然,以及很久之前就已经被摊销了的建成环境中的过去投资(“土地所有权早就一再被社会赎买回来了”)中提取的“免费的礼物”;科学和技术;协作的重组;周转时间的减少。[18]
  事实上,这些全部都是免费的东西,资本家不用支付任何东西或者预付任何额外的货币资本就能够榨取额外的价值。“但是,这一切显然和真正的货币资本问题无关。这只是表明,预付资本……在转化为生产资本之后,包含着生产的潜力,这些潜力的界限,不是由这个预付资本的价值界限规定的,这些潜力能够在一定的活动范围之内,在外延方面或内涵方面按不同程度发挥作用。”[19]我们并不清楚为什么马克思觉得有必要提醒我们这些。尽管货币资本表现为第一推动力以及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以及资本的再生产)的自我维持的发动机,但它显然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因此一方面他似乎想削弱货币资本的重要性,而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承认,“历时较长范围较广的事业,要求为较长的时间预付较大量的货币资本。所以,这一类领域里的生产取决于单个资本家拥有的货币资本的界限。这个限制”——真是太出人意料了!——“被信用制度和与此相联的联合经营(例如股份公司)打破了。因此,货币市场的混乱会使这类企业陷于停顿,而这类企业反过来也会引起货币市场的混乱。”[20]
  长期投资这个严重的问题在第二卷中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如果这里有使资本积累的动态彻底崩溃的情形,那么我们主要的关注点就是历时较长的固定资本投资的问题。麻烦在于,这种投资在再生产图式中基本都被假定为不存在的,尽管我们不是第一次被提醒道它们对于资本和任何其他替代物的潜在的破坏性影响。“在社会生产的基础上”——我假定他的意思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生产,尽管他也可以指联合的资本——

  必须确定前者按什么规模进行,才不致有损于后者。在社会的生产中,和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一样,在劳动期间较短的生产部门,工人将照旧只在较短时间内取走产品而不提供产品;在劳动期间长的生产部门,则在提供产品之前,在较长时间内不断取走产品。因此,这种情况是由各该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造成的,而不是由这个过程的社会形式造成的。在社会的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再存在了。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者也许会得到纸的凭证,以此从社会的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的量。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是不流通的。[21]

  这一段向我们介绍了一个在这些章节不断重现的思想:在一个可选择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经济的建设中,这些图式可能会发挥什么作用。如何处理大规模长期工程的问题,正如它在资本运动规律中是有问题的一样,对建设任何反资本主义的替代性生产方式而言也是基础性的问题。除此之外,我不会对这一观点作进一步的评论。对于物质形式的平衡与价值流通平衡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这里也给出了一个重要的暗示——我后面也会回到这个话题。怎样免除货币资本的权力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但是,纵观这些章节,马克思频繁地说明,商品流通“可以在非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22]它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之前做到,那么推测起来,在其消亡后它应该仍旧能够做到。

论第二卷第19章:前人对这个问题的阐述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法国的医生、经济学家弗朗斯瓦·魁奈的《经济表》(1757—1759年首次出版)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图式。那么魁奈是谁?为什么他的构想如此特别、如此重要呢?魁奈(1694—1774)是路易十五宫廷里的一个外科医生。作为一个享有特权的医学从业者和国王的知心朋友,魁奈不仅增进了其医学知识,也思考很多关于国家政体的本质的问题。他对威廉·哈维引发了医学知识革命的关于血液循环的发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看到了它与资本在国家内部流通的相似之处。
  我总是很喜欢资本流通和血液循环之间的对比(可能因为我恰好出生在离威廉·哈维的出生地相距大约四十英里远的地方!)。我曾把这个想法作为《资本之谜》的导言的基础,但我早就忘记了,直到为了写这本书而再次阅读第二卷的时候才被突然地提醒到,魁奈首先使用了这个对比。
  威廉·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取代了盖仑统治了几个世纪的理论。在盖仑的理论中,心脏是血液生产的中心,血液从心脏流到各个器官,然后被耗尽。这是一个从生产流向消费的单方向模型。与之相比,威廉·哈维把心脏看作是使血液在全身持续循环的一个泵,血液通过与外部资源物质进行的代谢转化得到补充和净化。魁奈将哈维的概念应用到了政治经济学中,因此马克思——带着对流动性、持续性以及价值流通的强烈关注——明显被魁奈的思考方式吸引住了。问题在于,魁奈坚持认为只有农业部门才生产价值,工业生产是寄生于农业的。魁奈不敢批评凡尔赛的挥霍性消费或贵族的消费主义,因此他假称,农民和拥有土地的贵族都从事价值生产,从而掩饰了对农民榨取的剩余价值。这个“重农主义的”(主要在法国)观点与“重商主义”(当时主要在英国)形成了对比,后者将通过贸易积累金储备看作是经济政策的圣杯。
  马克思反对这两个学派的思想。但是,考虑到当时法国所盛行的产业结构,魁奈的重农主义见解似乎有一些合理性,因为从农业中榨取的剩余价值,支持了主要为贵族消费(可以去参观一下魁奈生活的凡尔赛,看看那个时代所谓的工业通常生产什么东西)生产奢侈品(珠宝、高档衣服、陶器、地毯,等等)的手工业的产业结构(与马克思看到的工厂完全不同)。
  尽管马克思明显拒绝了魁奈的重农主义理论,魁奈的经济流量模型(flow model)还是很有意思的。它似乎提供了一个摆脱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弱三段论”模型束缚的科学方法,在那个模型中,像盖仑一样,生产的中心性支配着分配的特殊性,直到通过消费的个别活动将其完全消耗掉。正如皮耶罗·斯拉法——凯恩斯的一名亲密同事和李嘉图全部作品的编辑,在一篇对我们这里发展的论点有重要意义的著作中所说的:“生产和消费体系作为一个循环过程的最初图景,当然是从魁奈的《经济表》中发现的,而且它与现代理论所呈现的从‘生产要素’到‘消费品’的单行道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3]我认为要重点注意的是,后者纯粹是盖仑式的,仍然统治着传统经济学的思维。
  我知道现在我偏离了马克思的文本。但是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认为这里的观点至关重要。正如斯拉法提到的,如果还是这种情况,即当代经济学理论陷入了盖仑模型的模式之中,而如果马克思转而接受了魁奈或威廉·哈维的模型,那么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就仍然存在彻底的决裂。我在《资本之谜》中引用这个彻底的决裂来解释,为什么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没能注意到系统性风险的威胁与可能的失败,而马克思关于资本流通的连续性遭到破坏和可能出现的严重障碍(从劳动供给到自然资源的所有东西,或有效需求的缺乏)的理论,是如何揭示危机的根源的。绕过或越过这个障碍的失败,或者缓解堵塞的努力的失败,会导致资本运动的崩溃,并导致资本主义国家政体的毁灭,这和动脉阻塞会终结人的生命一样确定无疑。尽管无疑这个比喻太过戏剧化了,它有一些有趣的推论。在盖仑的理论中,治疗通常都是流血类的(理解为:紧缩),或者后面会伴随着输血(理解为:世界各地中央银行的量化宽松和流动性释放),这两者从马克思的理论观点来看,都是没有意义的。马克思理论中面临危机时的稳定政策,要求分析资本流动的持续性遇到的主要阻碍和障碍;同时采取措施解决所有障碍,努力使经济体系回到再生产图式所展示的也许可能的那种均衡——我强调了“也许”,因为这绝不是一个必然。
  但是马克思的基本命题依然是:长时间中断资本流通后,资本就会灭亡。我们需要一个流量模型来理解这些动态,马克思在魁奈的基础上第一次阐明了这个模型可能是如何建立的。不足为奇的是,那些转向这个方向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例如,有些宏观经济理论家)会在某种程度上从马克思的关键创新中得到灵感——如果他们敢于承认的话,即使他们反过来又提出了许多棘手问题,与马克思的资本运动规律的一般理论中的这些再生产图式有关。
  关于魁奈的公式,还有重要的一点。恰恰因为他对流通的持续性感兴趣,魁奈强烈拥护流通和运动的自由。在当时的法国,这受到了严重阻碍,不仅是因为交通运输的物理障碍,也是由于地方势力对道路和桥梁征收的数不清的通行费和关税。魁奈倡导削减和废除所有这些运动的社会和政治障碍。他首先使用了“自由放任”这个术语——一个被亚当·斯密以及后来主张自由贸易的整个李嘉图学派频繁使用的术语。
  马克思实际上在第十九章对魁奈还不够重视。马克思在其他地方将亚当·斯密对魁奈的解释称为“难以置信的错误”,这一章以对斯密的这种批评为主。斯密正确地纠正了魁奈认为价值只能在农业生产中创造出来的错误观点。但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错误的价值理论,认为价值等于魁奈已经识别出来的所谓的基本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之和。当然,这个价值理论与传统的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完全不同。马克思说,这是一个统治了李嘉图之前的政治经济学的“荒谬的想法”。[24]斯密的价值加总理论后来被新古典学派进行了修正,将基本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的边际成本(而不是绝对价值)结合起来形成价格(这是盖仑模型在起作用)。不同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进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思想的核心。斯密的“荒谬的公式”因此长存至今。
  马克思的理论不包括这些。他通篇都沉迷于反击亚当·斯密的“难以置信的错误”。他发展再生产图式的目标之一,当然就是证实斯密的解释及其后来的影响是不可信的[25]。如果价值等于土地、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之和,那么在理论中就没有对已耗尽的不变资本补偿的位置了。在那种情形下,资本的再生产就是不可能的:

  在这里,局限性在于,斯密没有像魁奈已经看到的那样,看到不变资本价值以更新的形式再现出来,因而没有看到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只是为他的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多提出了一个例证,而且是一个错误的例证。[26]

  因此,这里的内容与上文(本书第四章)概述的马克思对斯密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范畴的批评是有联系的。马克思总结说,“斯密的混乱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天,他的教条成了政治经济学的正统信条”。[27]

论第二卷第20章:简单再生产


  第20章类似于第一卷的第21章,它们的标题是相同的。回忆一下,马克思在第一卷中使资本如何实现再生产的技术问题,从属于资本和劳动的阶级关系再生产问题。尽管第二卷的分析把资本如何实现再生产问题的技术方面放在了显著位置,但是在第一卷强调的资本—劳动关系再生产的要求的背景下阅读这些材料是有帮助的。
  马克思的目标是考察社会总资本的流通。他想要知道,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与单个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相比有什么显著特征”,以及“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共同特征”。他从第一卷中的立场开始:

  年产品既包括补偿资本的那部分社会产品,即社会再生产,也包括归入消费基金的、由工人和资本家消费的那部分社会产品,就是说,既包括生产消费,也包括个人消费。这种消费包括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即维持),因而也包括总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再生产。[28]

  正如前面提到的,关注点在于商品形式的资本:“再生产过程必须从W′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的观点来加以考察。”[29]这样做是因为我们需要关注哪种商品被用于哪种用途(工人和资本家的个人消费与生产消费的区别),也是因为我们不能再假设——像单个资本流通中的情况那样——从W′到货币形式再到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购买不受任何扰乱。我们需要知道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如何以恰当的数量和在恰当的时间提供到市场上的。再者,

  工人用工资和资本家用剩余价值所消费的那部分社会商品产品的运动,不仅是总产品运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而且同各单个资本的运动交织在一起。因此,只是假定这个过程发生,是不能说明这个过程的。[30]

  在第一卷分析中很普遍的一般假设,现在站不住脚了。尤其是,作为纯粹的消费的工人阶级和资本家的消费,现在以在第一卷的视野中被排除掉的方式进入了我们的眼界。但是,第二卷前面的几个地方已经清楚表明了它的重要性:“直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生产上消费掉的资本,就它的价值来说,怎样由年产品得到补偿?这种补偿的运动怎样同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消费和工人对工资的消费交织在一起?”[31]
  但是,为了考察这个问题,还是需要一些假设的。我们从第二卷的大部分分析所依赖一般假定开始:“我们不仅假设,产品以其价值进行交换,也要假设,生产资本的组成上,没有发生价值革命”(即没有技术变革)。价格实际上可能系统性地偏离价值(第三卷的一个论点),而且技术和组织上的变革会持续引发价值革命(第一卷中的观点),但马克思大胆地断言这对其论证的一般框架“并不会有任何影响”。[32]在第二卷的大部分内容中还有一些不言而喻的假设,它们对再生产图式有重要的影响。例如,我们只考察两阶级的资本主义模型,资本家和工人在一个封闭体系中提供了所有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只在偶然情况下,才会有其他阶级,或者与前面提到的非资本主义阵营进行的全球贸易)。接下来,我们也具体假定,资本家和工人都将全部可支配收入花在消费上,而且所有物品都每年周转一次(简单处理了固定资本的问题,但是并没有真正进入论证),以及不存在非生产活动(例如马克思所称的资本主义流通的意外开支)。显然马克思希望使用这个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的“无掩饰”的模型,从理论上探索可能实现平衡增长的条件。

  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再转化为资本,另一部分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这在表现为总资本的结果的产品价值本身内形成一个运动。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他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态的制约。[33]

  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难点。在再生产过程中,不仅价值要得到补偿,使用价值也要得到替换。例如,如果要进行工人阶级的再生产的话,进入到劳动力的价值的特定使用价值必须以恰当的数量生产出来。生产消费需要的特定的使用价值,也需要再生产出来。必须假定这些物质要求与价值关系的必要再生产是相称的。但是,这并不会自动实现。在一个典型的里昂惕夫投入产出体系的模型中,生产用于制造汽车引擎的钢铁所需的铁矿石和煤炭的数量,都可以在一个投入产出矩阵中模型化为一个物质过程。这个模型是物质模型,是建立在使用价值基础上的。伴随这些使用价值关系的资金流动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一个可能会平稳运行,另一个可能就不会。我们以哪个为基础呢?马克思似乎两者都想选择。然而,接下来,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使用价值和物质模型,要么逐渐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要么被假定为会毫无疑问地塑造价格和货币、价值流动。我们所得到的,在以使用价值初步定义了生产部类间的一个宽泛的划分之后,是一个反映了使用价值的差异和要求的社会总资本运动的纯粹的价值(货币)分析。价值和货币分析与物质上的使用价值流动之间的潜在矛盾,并没有得到考察。
  考虑到马克思的习惯——在《资本论》的开头就强调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对这个矛盾的掩盖暗示了这里是产生危机的一个地方,也是我们应该寻找再生产图式内的崩溃的地方。事实上,这个分裂引起了从物质和使用价值方面解释再生产图式的学者(一般指新李嘉图学派,包括皮耶罗·斯拉法)与从货币方面进行考察的学者(与凯恩斯主义者类似)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认为要想合理地将这些图式用于社会协调,首先要废除货币资本的作用,这暗示了图式中的基本矛盾就出现在这里——而从货币流动的立场而言,固定资本形成的物质要求也阻碍了事物的平稳性和持续性这个事实,也暗示了一种源于与货币运动相关的物质方面的矛盾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我猜测,马克思可能会将新李嘉图学派与凯恩斯主义后来在理解这个图式上的分裂,看作是将资本的内部矛盾在思想领域内外部化的经典案例。当然,这些在文中都没有任何暗示。
  然而,这就是我对图式内的基本矛盾所在位置的估计。但考虑到许多探索这个图式的著作都是由受过数理经济学训练的学者完成的,而且这些专家至多(如果不是完全反感的话)只对辩证法和矛盾分析表示了少许的赞赏,那么可能形成危机的地点基本上仍然没有被探索到,就不足为奇了。剩下的那些人,一定程度上畏惧于我们的经济学家同事们的超凡的数学才能,基本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回到文本中去吧……

第二、三节:部类内部以及部类之间的交换


  在接下来的几页,如上文所述,马克思解决了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生产的必要比例问题。但是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这种互相交换是通过货币流通来完成的。货币流通成为交换的中介,同时也使这种交换难于理解,然而它却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为可变资本部分必须一再表现为货币形式,即表现为由货币形式转化为劳动力的货币资本,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同时进行经营的一切生产部门,不论他们属于第一部类还是第二部类,可变资本都必须以货币形式来预付。[34]

  因此,第一部类的工人用他们的工资从第二部类购买消费资料,这种做法将第二部类一半的不变资本转化成可以流回第一部类的货币形式,使其又能够发挥货币资本的作用去购买劳动力。如果资本家推迟对工人的支付,那么他们就推迟了将他们已经生产并出售给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转化成货币的货币流动。因为这个原因,“资本家手中除生产资本外,必须要有一定的货币储备——或者作为资本预付,或者作为收入花掉”。[35]例如在周转时间和流通时间存在差异的条件下,流通中的货币要比与实际生产相匹配的数量多。在两大部类的交换中,某些资本家必须预付资本,其他资本家则期待这些资本。因此,尽管“最后,他们通过各自的商品等价物的交换,彼此付清了各自的款项”,尽管“他们在自己商品的价值额以外作为这种商品交换的手段投入流通的货币,按照他们各自投入流通的货币数量的比例,从流通中回到他们手里……他们并不因此增加分文”。此外,嵌入在“所有这些”中的,是工人履行自己的职责的必要性——以与第二部类的生产相匹配的方式花费他们的工资,而资产阶级同样也要履行这份资本的职责,以适当的方式花光收入中的相应部分。

第四节:必要生活资料和奢侈品


  上面最后一点引导马克思去研究必要的生活资料消费和奢侈品消费之间的区分问题。事实上,第二部类的工人买回了他们生产的商品的部分价值,从而为资本家提供了一部分继续生产所需的货币。劳动和资本在消费领域内的“老板自己开设的杂货店”关系,是一个《资本论》中经常提起的话题(包括在第一卷中,马克思将劳动者描述成资本的“附属品”——不仅在生产方面,也在消费方面)。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转变,因为在这里工人阶级“作为买者和资本家阶级作为卖者”。[36]
  实际上第二部类是分成两部分的。一部分生产“进入工人阶级消费的消费资料,但因为它们是必要生活资料,所以也构成资本家阶级的消费的一部分”。但是,马克思注意到——当然主要从他自己的消费习惯出发——“至于像烟草这一类产品,从生理学观点来看,是不是必要消费资料,在这里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只要习惯上认为它是必要消费资料就行了”。[37]然而,奢侈消费资料,“只进入资本家阶级的消费”。尽管是由工人生产的,工人并不能消费它们。
  奢侈品产业有许多独特的特征。例如,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指出,这些产业的生产力变革并不能改变劳动力的价值,因此也就不是永久的相对剩余价值的来源。但是,在这里,马克思很乐于重温——在惯常的错综复杂的细节中,使用我们所熟知的大量的算术例子——将从事奢侈品生产的工人和资本家与从事必需品生产的工人和资本家联系起来的流通形式,假定资本家自己确定了收入中用于购买必需品和奢侈品的比例。错综复杂的流通过程建立起来了:资本家购买奢侈品,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奢侈品的价值,使得生产它们的资本家拿出一部分剩余价值来购买更多的奢侈品和任何他们所需要的必需品。同时,分部类Ⅱb的奢侈品产业的工人,将其刚刚货币化了的可变资本花费在分部类Ⅱa生产的必需品上。当然,这主要取决于资本家阶级如何在必需品和奢侈品之间分配收入。
  很明显,“奢侈品生产中吸收的劳动力的数量……取决于资本家阶级的挥霍,取决于这个阶级的剩余价值的很大一部分转化为奢侈品”。但是,这对于经济形势是很敏感的。危机暂时减少了奢侈品消费,这会随之减少可变资本的花费——而这又反过来减少了对非奢侈品消费资料的一般需求。“在繁荣时期,特别是在欺诈盛行期间,情况正好相反”,这时充分就业的工人阶级得到了更高的工资,事实上可能会购买少量的奢侈品。
  这引导马克思作了下述十分重要的一般性评论(我前面曾经引用过):

  认为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除了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消费或“盗贼”的消费以外,资本主义制度只知道进行支付的消费。商品卖不出去,无非是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买者,也就是找不到消费者(因为购买商品归根结底是为了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但是,如果有人想使这个同义反复具有更深刻的论据的假象,说什么工人阶级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中得到的那一部分太小了,只要他们从中得到较大的部分,即提高他们的工资,弊端就可以消除,那么,我们只需指出,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年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按照这些具有健全而“简单”(!)的人类常识的骑士们的观点,这个时期反而把危机消除了。因此,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着各种和善意或恶意无关的条件,这些条件只不过让工人阶级暂时享受一下相对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往往只是危机风暴的预兆。[38]

  乍一看,似乎很难调和这个叙述与第350页的脚注,那里是这样描述的,“商品资本的实现,从而剩余价值的实现,不是受一般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而是受大多数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而且必然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的那种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事实上,马克思所说的“同义反复”并没有否认有效需求的重要性,而只是强调,唯一起作用的需求是有支付能力支持的需求。这再一次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在不考虑对使用价值的真实需求的情况下,货币(交换价值)是如何流通的。
  从上下文来看,很显然,工人阶级的购买力取决于资本家阶级的挥霍,以及商业周期进程中就业的涨落这类因素。除了其他因素之外,商业周期的运行受固定资本投资的波动的影响。系统性的劳动生产力变革,同样也会减少从事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的劳动力的数量。因此不能将表现为剩余价值实现的一个直接障碍的“消费不足”,看作危机的唯一原因。这就是有效需求在这一章中表现为一个同义反复的原因。出于这个原因,我宁愿从危机有唯一根源的想法,转向存在多重潜在障碍点的想法。在任何历史时刻,所有的障碍都可以表现为危机最贴切的原因。资本没有解决其危机趋势,但是,正如我在《资本之谜》中所说的,资本将其转移到了其他地方。有效需求的问题——我认为马克思正确地将其描述为进一步积累的一个可能的障碍——是可能被移除的,但是它不能稳定资本积累。它仅仅是将矛盾转移到了别处。
  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的收入在危机之前会上升,我认为这个观点从经验上来看并不正确。尽管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是这个情况,但很难说2007—2008年爆发的危机符合这个观点。因此我建议修改马克思认为有效需求与资本真正的内在矛盾无关的一般叙述,而认为有效需求不足在特定情况下可能是那些内部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许多人当然会不同意。

第五节:货币流通与再生产图式


  在“货币流通在交换中的中介作用”这一节中,马克思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个体系内,由于全年中购买时间的差异,需要预付比价值交换所严格必需的量更多的货币。但是,正如第三卷所描述的,当资本由金融体系组织为“阶级的共有资本”时,马上出现了一个问题:

  如果站在商品生产者背后的是一个货币资本家,这个货币资本家又把货币资本预付给产业资本家,那么,这种货币的真正复归点,就是这个货币资本家的钱袋。这样,虽然货币在流通中或多或少地要经过各种人之手,但大量的流通货币却属于以银行等形式组织和积聚的货币资本部门。[39]

  但是,主要的问题在于,货币流通“或多或少地要经过各种人之手”的方式。涉及的顺序和时间问题被描述得错综复杂,比如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所支付的工资,首先流入到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只有生产消费品的资本家采购他们所需的生产资料时,才流回到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照例,为了指出流通中的复杂的时间问题,马克思又花了相当长的篇幅来描述各种各样的可能的顺序。但是结果却是

  转化为可变资本的货币资本,即预付在工资上的货币,在货币流通本身中,起着主要的作用,这是因为工人阶级不得不挣一文吃一文,不能给产业资本家提供任何长期的信贷,这样,各个产业部门的资本周转期间尽管有差别,可变资本却要在某一短期内,例如一周,即在比较迅速地反复的期限内,同时在社会的无数不同地点,以货币形式预付。

  ——无论所涉及的资本周转时间如何。“在每个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这样预付的货币资本在总流通中都占有一个在比例上有决定意义的部分”。[40]但是时间问题(例如,工资支付的频率)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体系中必须有足够的闲置货币去填补缺口。“另一方面,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所必须转化的实物形式,即劳动力,通过消费得到了维持,进行了再生产,并再作为它的所有者唯一的商品而存在,如果他想活下去,他就必须出卖这种商品。因此,也就再生产了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41]我之所以强调这一段,是因为,这是在第一卷中至关重要的阶级关系再生产又重新回到讨论的少数几个地方之一。马克思可能认为它太明显了,以至于不需要进一步的详述和强调了。
  然后马克思将其注意力放到了资本家个人消费的作用上。“当一个资本家把货币用于消费资料时,对他来说,这些货币已经完结,已经走进了尘世的道路。”如果货币又流回到他手中,那是因为,他生产的商品资本投入到为了以货币形式实现的流通中。“所以,在这个场合,说资本家自己把货币投入流通(在他把货币用于消费资料的时候),由此使他的剩余价值货币化即得到实现,这是完全正确的……实际上,这是以两种方式进行的:如果企业是在当年开办的,资本家就必须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要几个月,才能从自己的企业收入中取得货币供他个人消费。但他不会因此而使他的消费停止片刻。他预期到剩余价值会到手而自己预付货币。”另一方面,如果企业很早之前就建立起来了,那么资本家的消费也只是因为预期到收入会到手而进行的,即使“如果我们的资本家破产了,他的债权人和法庭”可能会对其消费习惯进行审查。[42]但是,要注意这其中与真实生产相关的预期和预付货币的作用。

  但是,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它必须自己把实现它的剩余价值(同时也为了使他们的资本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流通)的货币投入流通这样一种说法,不仅不是奇谈怪论,而且还是整个机制的必要条件,因为在这里只有两个阶级:只能支配自己劳动力的工人阶级;对社会生产资料和货币拥有垄断权的资本家阶级。

  而单个资本家是这样做的:“起买者的作用,支出货币来购买消费资料,或者预付货币来购买他的生产资本的各种要素……他把货币预付到流通中,只不过是采取和预付商品到流通中一样的方法。在这两个场合,他都是起流通的起点的作用。”[43]在第17章,我们就遇到过许多这样的观点。
  但是这个“现实的过程”被“特殊类型的资本家”(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介入以及政府官员、商人资本和土地所有者分别获取赋税、利润和地租的要求所掩盖。他们都预付货币,但“人们总是忘记”的是“他们最初得到并不断地重新得到的货币的来源是什么”。[44]这个货币所代表的价值,最终必须来源于生产。但是,在我看来,它是来源于过去,还是预期来源于未来(例如,通过债务创造),似乎是一个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充分阐述的重要区别。
  第六节与第七节:不变资本、可变资本以及剩余价值在各自部类内的流通
  马克思首先着眼于第一部类的不变资本的流通。产出的一部分直接回到了那个部类的生产。因为谷物的生产是需要谷物的,“煤炭进入煤炭的生产,铁以机器形式进入铁的生产,等等”。并且,煤炭当然也要进入钢铁的生产,而后者又进入挖掘煤炭所需要的机器的生产。因此,为获取生产资料而进行的生产资料的交换是充满活力的,那么问题就是这些交换是如何有效地通过市场进行协调的。对于这一点,马克思补充了一条评论,为指望这个图式能提供一种社会计划方法的那些人提供了动力。

  如果生产是社会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那么很明显,为了进行再生产,第一部类的这些产品同样会不断地再作为生产资料在这个部类的各个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一部分直接留在这些产品的生产部类,另一部分则转入其他生产场所,因此,在这个部类的不同生产场所之间发生的一种不断往返的运动。[45]

  当然,这些就是里昂惕夫后来在其模型中所构建的投入产出关系。
  在第七节,部类内以及部类之间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运动,被放到了显微镜下进行考察。我们从简单再生产情况下消费资料的总价值等于总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之和这个明显的恒等式出发。但是,正如上文概述的公式所表明的,这个等式会出现,是因为由第一部类生产并流入第二部类的新的不变资本价值,通过第二部类对劳动的使用而实现了。这就提出一个后面会更具体地进行考察的问题:哪个部类掌控着这些交换。这也引起了其他问题。不变资本本身不能生产价值,它的价值由从事生产性消费的劳动者简单地转移到了产品的价值中。但是,第一部类的新的不变资本的生产,既生产价值,又生产剩余价值。亚当·斯密因此错误地下结论,说社会总产品等于v+m(尽管这是可以理解的,他这样想可能是受到了误导)。正如马克思一直主张的,社会总产品应该是c+v+m。

第八节:两个部类的不变资本的流动


  马克思使用惯常的会计方法来考察两个部类的不变资本的流动。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与我的观点——图式内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关系之间存在矛盾——密切相关的有趣的难题。马克思说,“困难不在于社会产品价值本身的分析。困难是在于把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和它的物质组成部分作比较时产生的”。[46]从单个资本的角度来看,这个比较是无关的——所要求的,只是产品是使用价值。但是

  社会总资本的产品却不是这样。再生产的一切物质要素,都必须以它们的实物形式形成这个产品本身的各个部分。已经消耗的不变资本部分,只有当全部再现的不变资本部分以能够实际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的新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在产品中再现的时候,才能由总生产来进行补偿。因此,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由生产资料构成的那部分产品的价值,必须等于社会资本的不变价值部分。[47]

  所有这一切只是在用一种相当转弯抹角的方式说:如果某物作为不变资本进行生产,但作为实物产品却被证明是无用的,那么它就没有价值。确保第一部类只“按其实物形式”(马克思的意思是物质的使用价值)生产可以实现两个部类中的“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的产品,是十分重要的。[48]

第十节:资本和收入:可变资本和工资


  在转向第十节之前,我将第九节——对于亚·斯密、施托尔希和拉姆赛的回顾——放到了一边。这里首先出现的问题是生产的价值和转移的价值之间的区别。从个别资本家的角度来看,不变资本不生产价值。它的价值仅仅被活劳动转移到了最终产品中。而从社会的角度,我们看到,第一部类以其“全部价值和它的实物形式”为第二部类生产不变资本。请注意,当马克思在文本中频繁地提到“实物形式”的时候,他是指物质的使用价值形式。事实上,“社会的年劳动大部分用来生产新的不变资本……以便补偿在生产消费资料上所花费的不变资本价值”。[49]活跃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既生产价值又生产剩余价值。这就是一般的经济学家,特别是亚当·斯密,所无法理解的东西。他们接受了对于个别资本家而言是正确的理论——不变资本不生产价值——并错误地将其用于社会整体,推断生产资料的生产并不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即社会总产品是v+m)。其他一些很难理解的混淆也出现了。
  首先,理解“可变资本在资本家手中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在雇佣工人手中则作为收入执行职能”,是很重要的。换句话说,可变资本不通过劳动者的身体进行流通(尽管有时我会倾向于这样考虑)。工人用工资购买商品的时候,货币资本仅仅转变为作为收入进行流通的货币。同样一笔货币,在资本家手中表现为资本,在工人手中则表现为收入的形式。
  在这个概念下,马克思就能够抵制工人一直都拥有资本的思想。“其实,劳动力只是劳动者的财产(它将不断自行更新,自行再生产),而不是他的资本。劳动力是他为了生存而能够不断出卖和必须不断出卖的惟一商品,它只有到了买者即资本家手中,才作为资本(可变资本起作用)。”马克思与现在经济学家所谓的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是毫无关系的。“如果一个人经常被迫不断重新把自己的劳动力,即把自己出卖给第三者,这就证明他是一个资本家,因为他必须不断出卖‘商品’(出卖自己)。”[50]同样的逻辑,马克思讽刺地指出,“就算奴隶也可以是资本家”。之前我们已经遇到过这种对人力资本理论的驳斥。资本家总是可以选择是从事生产,还是仅仅将其资本放到货币市场中去,靠利息生活。工人永远没有这种选择。如果可以的话,他们会懒洋洋地躺在吊床上,靠人力资本的利息生活!工人处在C-M-C的循环中,只能将其工资作为收入进行流通。“他的工资在消费资料中实现,会作为收入花掉;并且对全体工人阶级来说,它会不断再作为收入花掉。”[51]
  为了使部类之间的流动能够达到需求与供给的均衡点,市场必须在所有当事人——资本家和工人——的参与下运行,他们发挥积极的买者和卖者的角色:“这种交换的一切当事人都只作为买者或卖者出现,或者既作为买者又作为卖者出现;在这种交换中,工人只是作为商品的买者出现;资本家则交替地作为买者和卖者出现,而在一定界限内,只作为商品的买者,或只作为商品的卖者出现。”[52]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第一部类再以货币形式拥有它的资本的可变价值的部分,这个价值部分只有从这个形式才可以直接转化为劳动力……另一方面,工人为了能够再作为商品的买者出现,他现在必须先再作为商品的卖者,即作为自己劳动力的卖者出现”。[53]马克思提醒我们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是由自由发挥作用的劳动市场的运行来中介的,记住这点很重要。
  但是,两者的动机并不相同:“因为工人阶级是挣一文吃一文的,他们在能买的时候才买。而资本家,就不是这样……资本家不是挣一文吃一文的。最大限度地增殖他的资本就是他的动机。”对于资本家而言,有时候储蓄(贮藏)而不是花费是有益的或必要的。的确,“一般地说,要使营业能够继续不断地进行,不管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价值流回得快还是慢,货币形式的准备资本都是必需的”。[54]
  这里的主要问题是,当将年产品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时,许多重要的区别和相互关系,依然是看不到的。只有把经济拆解和分解为部类的时候,才可能清楚地看到“真实的”关系是什么。例如,部类之间的相互交换表明,工人会永远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在那里货币资本变成了货币,工人为了生存并重新回到工作(他们永远不能获得资本)中去而将它们作为收入花掉。另一方面,资本家通过用货币资本购买劳动力、使劳动力进行工作并将凝结在所生产的商品中的劳动价值重新转化为货币资本形式,使可变资本连续不断地循环。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它(可变资本)会转化为某人的收入”。[55]
  用这种方式考察事物是很有帮助的。在总循环过程的层面上看起来很古怪的东西,例如,资本家必须提供与生产的剩余价值相等的有效需求,当我们考察不同部类之间的相互交换和资本流动的时候,看上去就不再那么古怪了。马克思没有证明这一论点,但他完全能够证明。例如,在用其资本生产消费品时,第二部类的资本家为第一部类中生产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提供了有效需求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因而实现了已经凝结在其所生产的商品中的剩余价值。在提供对生产资料的有效需求方面,两个部类中组织的生产消费,要比个人消费重要得多。资本家必须为实现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提供需求的思想,看上去就不再像当经济没有被分解的时候所表现的那么荒谬了。

第十二节:货币商品的供给


  我先将固定资本的问题放到了一边,以后再分析,这里开始分析马克思在第十二节中对金生产者的作用的简单考察。他说,“不言而喻,资本主义生产的年代越久,所有资本家积累的货币总量也就越大,从而每年新生产的金加进这个总量中去的比例也就越小,虽然加进这个总量中去的金按它的绝对量来说可能是很大的”。[56]如果在马克思时代是这种情况,那么现在无疑更是如此。因此,尽管金和银的生产者具有特殊的作用,它并不是资本积累的再生产的决定性因素。
  但是,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既然归根结底必须把资本家阶级本身看作是投入流通的全部货币的源泉,每个资本家怎么能够从年产品中取出货币形式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他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怎么能够比他投入的货币多呢?”
  马克思认为这个问题本身提的就不对,“这里唯一必要的前提是:总要有足够的货币使年再生产量的不同要素进行交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而不是,“剩余价值借以货币化的货币从何而来?”确实,作为资本流通的货币和作为收入流通的货币之间,是有区别的:“资本家阶级手中现有的货币量中,从而总的来说,社会现有的货币总量中,有一部分货币是为了使资本家的收入流通的。”[57]为了进行说明,他又利用了前面的例子:一个开办新企业的资本家靠自己的收入维持生活,稍后“再捞回来”等量的货币。
  问题部分是因为我们通常将资本家人格化为一个生产者而不是一个消费者。作为消费者,“资本家阶级以收入的形态把一定货币额投入流通”。然后“好像他们为全部年产品的这一部分支付了一个等价物,因此,这一部分好像不再代表剩余价值了。但是,代表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不需要资本家阶级花费分文。作为一个阶级,他们白白地占有和享受了这些剩余产品,而货币流通也不能使这件事有所改变”。每个资本家都“从每年的社会剩余产品总额中取出相当于他占有的剩余价值额的各种商品,并把它们据为己有”。流通机制表明,资本家阶级“把作为收入来花费的货币投入流通”,然后“从流通中再把这个货币取出”。从而“能够不断重新开始同一过程。因此,作为资本家阶级来看,它们始终占有为剩余价值的货币化所必需的这个货币额”。
  这里的逻辑有些难以跟上。但是,本质上,马克思所讲的就是,在为了消费而取出商品(凝结了剩余价值)和同时进行的出售生产的商品(凝结了剩余价值)的过程中,资本家得到了一个免费的商品。“如果我用一镑购买商品,商品的卖者为了取得不需要我花费分文的剩余产品,又把这一镑还给我,那就很明显,我就是白白地取得了这个商品。”
  在这里,马克思假设,交换是同时发生的,而且不存在周转时间的问题。但是“在生产期间(和劳动期间不同)较长的一切产业部门,资本主义生产者在生产期间不断把货币投入流通”,以实现价值和剩余价值,而没有把任何等价的商品价值投入市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当股份公司等等进行为期很长的工程事业时,如铺设铁路、开凿运河、建筑船坞、大的城市建设、建造铁船、大规模农田排水工程等等,这个要素将是十分重要的。” 顺便提一下,这些投资形式的吸引力之一,就在于它们远在生产出大量商品资本之前,就能够吸收大量的剩余货币。“不是在当年生产的各种东西如地皮、房屋等等,其次还有生产期间不止一年的各种产品如牲畜、木材、葡萄酒等等,都作为商品来流通”的情况,也是这样。在这些情况下,“重要的是掌握住一点:除了直接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额外,总有一定量货币处于潜在的、不执行职能的状态,一旦遇到某种推动就可以执行职能。这类产品的价值,往往也是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流通的,如同房屋的价值是在若干年内以租金的形式来流通一样”。[58]
  最后,这将我们引入了几乎是习惯性的、第二卷式的求助:“在这个基础上信用制度及其机制的某些方面”如何“得到了发展”。然后他提出,流通的全部复杂性“只有通过经验才会被人察觉、引人注意,以便有计划地既用来采取信用制度的各种机械性的辅助手段,又用来实际捞取现有的可贷资本”。[59]马克思在这里研究再生产图式的时候,并没有考察当生息资本流通成为主要手段时会发生什么变化。那时资本家集体可能会通过这个手段调控这些事情,或者像在这里的情形,可能会试图协调两个部类之间的流动。对信用制度的考察表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信用的优点和必要性不幸和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破坏性的投机狂热的永久威胁。
  第二十章以对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理论的考察为结尾。马克思将其作为“资产阶级的痴呆,在这里暴露得淋漓尽致了”[60]的一个极好的例证。对此我不作任何评论。




[1]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3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上册),第2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 Karl Marx,The Civil War in France (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89).

[8]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5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9]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4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0] Andrew Trigg,Marxian Reproduction Schema:Money and Aggregate Demand in a Capitalist Economy (New York:Routledge,2006 ),2.

[11] 关于再生产图示的文献其实有很多。有些是要求高等数学知识的,其重点是在放松马克思的一些限制性假设条件的情况下,对再生产过程的技术方面进行研究。经典的文章包括Henryk Grossmann,The Law of Accumulation and the Breakdown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Being Also a Theory of Crises (London:Pluto,1992); Paul M. Sweezy,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Principles of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42)。对于Luxemburg的异议,参见Rosa Luxemburg,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London:Routledge,1951)。调查性著作包括Meghnad Desai,Marxian Economics (Oxford:Blackwell,1979);Michael C. Howard and John E. King,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x (London:Longman,1975);Shinzaburō Koshimura,Theory of Capital Reproduction and Accumulation (Kitchener,Ontario:DPG Publishers,1975)。对那些从凯恩斯主义的视角对这个论证的数学上的严密的研究感兴趣的读者,参见Trigg,Marxian Reproduction Schema。对于这个图式的一个详尽的新古典主义研究,参见Michio Morishima,Marx's Economics:A Dual Theory of Value and Growth (London:Cambridge Univermity Press,1973)。

[12]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3]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4]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5]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6]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强调是作者加的。

[17]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8]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691—7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9]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0]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1]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96—3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2]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3] Piero Sraffa,The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0)。斯拉法所展示的是,新古典主义的整个经济学框架都是建立在一个同义反复基础上的。但是实际上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特别是Ian Steedman,Marx After Sraffa (London:Verso,1977)——用斯拉法的分析技术来摧毁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流行的(非辩证的)见解,而新古典主义理论家在许多争论后决定完全忽视他的数学证明和发现!新古典主义者可能走出同义反复的唯一方法,可能就是辩证地重新阐述他们的论点,但是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24]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27—4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5] 这是Fred Moseley “Marx's Reproduction Schemes and Smith's Dogma”,in Christopher John Arthur and Geert A.Reuten,eds.,The Circulation of Capital:Essay on Volume Two of Marx's Capital (New York:Routledge,1998)的主要观点。

[26]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7]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8]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9]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0]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1]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2]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3]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37—4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4]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42—4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5]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6]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7]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8]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56—4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9]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0]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1]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63—4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2]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3]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4]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5]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6]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7]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8]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9]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0]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1]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2]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3]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94—4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4]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5]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6]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7]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8]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9]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0]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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