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二卷）（2013）

九
流通和周转时间

（第二卷 第15—17章）



　　这三章比较难以理解和评价，我现在还不确定怎样阅读它们才好。和往常一样，马克思自己的理论阐述可能取得的进展总是和他对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家们的批判夹缠不清，很难把它们梳理开。还有，我们知道，马克思往往迷失在数字的细节中——即使是恩格斯也插入评论说，这是马克思最不擅长的地方。更添乱的是，马克思在某些时候放弃了第二卷在政治方面的克制态度，开始对资本一般的走向和共产主义可能会怎样进行了猜测（很像他在第三卷中做的那样）。这要么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待我们自己完成的工作，要么是希望我们跳过细节和争议去发现并深思一些更重要的问题。

论第二卷第15章：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


　　本章可算是第二卷中最单调无味的一章了——尽管和往常一样，这里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和一两个关键的见解。从恩格斯的解释来看，情况本来会更加糟糕，因为马克思留下了“一大包练习本，亲自用许多例题演算商业上的各种计算方法”。恩格斯使我们不用再重温这些材料，他含糊地指出，马克思“对数字计算，特别是对商业数字的计算，还不太熟练……而他又如此纠缠在周转的计算中，以致除了有一些未完成的计算外，最后还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和互相矛盾的地方”。恩格斯指出，“这种不厌其烦的计算造成的不确切的结果”，使马克思过于关注琐碎的细节了[1]。
　　那么这里发生了什么？首先，马克思抱怨说，“对于这个周转机制根本一窍不通的经济学家，总是忽略这一要点：生产要不间断地进行，产业资本就始终只能有一部分实际上加入生产过程”。[2]马克思又意味深长地补充道，“忽视这一点，也就完全忽视了货币资本的意义和作用”。这至少是关键见解之一，正如我在考察生息资本流通时提到的，这一见解对理解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重申道，“这种连续性本身就是一种劳动生产力”。[3]保持连续性至关重要。我们要为资本流动的中断和延迟付出高昂代价，因此要像避免瘟疫一样地避免它们。保持这种作为生产力的连续性面临许多困难，这为货币市场和信用制度发挥重要作用打开了大门（正如我们在第三卷对金融资本和信用制度的研究中看到的）。顺便说一句，在一般的讨论生产力性质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连续性”鲜有人提及，它的广泛影响也经常被忽视了。
　　熨平周转过程减少了预付资本：

　　由单纯的周转运动这一机制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还有由固定资本依次流回而形成的货币资本，以及在每个劳动过程中可变资本所需的货币资本），只要信用制度发展起来，必然会起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必然是信用制度的基础之一。[4]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并没有说是周转运动导致了生息资本流通和信用制度的产生。言下之意是（第三卷中关于生息资本历史的章节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由来已久的信用必须被规训、重新设计和重新定向，以满足资本周转的迫切需要。
　　如果这是一个基本观点（我认为它是），而不是马克思未完成的著作中常见的偶然、随意的一句评论，那么它就是本章目前为止最重要的命题。这一观点对马克思写作计划的整体架构有重要意义。事实上，对资本运动规律的研究已经促使他（有点晚地）得出结论：这些规律要求（我特意用了这个词）存在一个以特定方式发挥作用的货币市场和信用制度；如果这样的货币市场和信用制度还不存在，那就必须建立起来。此外，正如我们在第三卷所看到的，货币市场和信用制度并不仅仅是由建立在基本的剩余价值生产之上的纯粹的投机性泡沫（虽然确实很多）构成的，而是解释资本持续积累的一般性和连续性实际上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关键。这迫使马克思摆脱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所严格限定的框架：在这里，分配的“特殊性”对资本的运动规律具有强大的内在作用。
　　恩格斯对马克思举的数值例子提出了异议，说它们相对来说并不足以支持这个论点。但恩格斯的反对意见也无法否定这个论点。资本以货币形式“游离”的过程要更加普遍和广泛（正如马克思本人所指出的，我们只有回顾固定资本那一章才能认识到这一点）。“本文的要点，”恩格斯说，“在于论证：一方面，产业资本的一个可观的部分必须不断处于货币形式；另一方面，一个更加可观的部分必须暂时取得货币形式。”[5]
　　那么，马克思是怎样在资本周转的逻辑内论证货币资本的必要“游离”的呢？事实上，它是这样进行的：
　　开始时，资本家在九周的劳动期间花费九百英镑生产一种商品，所以他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上的花费为每周一百镑（提到了固定资本的问题，但大多数情况下被抽象掉了）。我们还假设，劳动期间等于生产时间。商品资本在市场上的流通时间为三周，而在此期间，资本家已经没有货币用来继续生产。价值生产的连续性被打破了。如何填补这三周的缺口？有两个解决方案。首先是削减每周的支出，用节省下来的货币使生产在三周的流通时间内持续进行（不过如果资本家必须使生产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有效运行的话，这种解决方案是不可能的）。第二个选择是当商品在市场上流通时，另找三百英镑来进行生产。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马克思对于这两种策略之间的差别如此大惊小怪，因为基本上他们是在做同样的事情，而他后文就仅讨论了第二种情况。通过三周的流通时间，商品被转化为货币，资本家将九百英镑收入自己的腰包。但他在下一个劳动期间只需要六百英镑就可以了，因为他已经花费了三百英镑来填补流通时间带来的缺口。这样就游离出了三百英镑，到下一个流通时间开始之前都一直处于闲置状态。一般来说，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生产过程中需要的货币要比实际上耗尽的要多，同时所需或可用的货币数量随着生产和流通的不同阶段而波动。那么，在需要它之前，为什么不把多余的钱投到货币市场上？或者为什么不能借三百英镑填补三周的流通时间，然后在流通时间结束后，当整个九百英镑回到资本家手中时再还清它呢？当然，还有另一种选择，马克思在这里没有考虑（除了偶尔提起之外）：资本家直接把商品按一定折扣卖给商人（例如，低于三百英镑），因此将他的实际流通时间减少为零。
　　马克思考察了三种不同的详细例子，它们的流通期间分别短于、等于和长于劳动期间。当然，他以令人难以忍受的方式研究细节，发现了一些奇特之处（假定信用制度不起作用）。尤其是，他发现有时候根本不会有资本游离出来，比如当流通期间与劳动期间相等时或者当一个是另一个的简单倍数时。当然，这些无疑是特殊情况。在其他情况下，游离资本的数量根据周转时间以及劳动期间和流通时间的比率的不同而不同。创造出来的游离货币资本的数量，也会随着确保生产连续性的周转过程的交错重叠而波动。
　　但是主要论点已经有所预兆，甚至有些明显了（尽管传统的经济学家此前未能发现它）：“在考察社会总资本时，这个追加资本会不断地有相当大的部分长期处于货币资本的状态。”对个别资本来说，

　　为了把资本I的流通时间转变为生产时间而必需的追加资本的加入，不仅会增加预付资本的量和总资本必须预付的时间，而且特别会增加作为货币储备存在，因而处于货币资本的状态并且具有可能的货币资本的形式的那一部分预付资本。[6]

　　像往常一样，马克思对前人的理论提出了深刻的见解：

　　对于周转这个机制根本一窍不通的经济学家，总是忽视这一要点：生产要不间断地进行，产业资本就始终只能有一部分实际上加入生产过程。当一部分处在生产期间的时候，另一部分必须总是处在流通期间。换句话说，资本的一部分，只有在另一部分脱离真正的生产而处于商品资本或货币资本形式的条件下，才能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忽视这一点，也就完全忽视了货币资本的意义和作用。[7]

　　推而广之，这肯定也适用于货币市场和信用，虽然这里没有直接考察这个问题。
　　说白了，如果与生产时间相比，流通时间减少了（例如，由于运输和销售的改善），就会有更多的货币资本被释放出来以用于其他地方。在这种情况下，

　　一些原预付价值就会以货币资本形式分离出来。它作为货币资本会进入货币市场，并且成为在那里执行职能的资本的追加部分。由此可见，货币资本过剩是能够发生的，并且这不仅是指货币资本的供给大于需求；这种过剩始终只是相对的过剩，例如在危机结束后开始一个新周期的“忧郁时期”内发生的过剩，就是这样。而且这是指：预付资本价值的一定部分对于经营全部社会再生产过程（包括流通过程），变得多余了，因而要以货币资本的形式分离出来；这是一种在生产规模不变，价格也不变时单纯由于周转期间缩短而造成的过剩。[8]

　　因此，我们可以想象一种情况：像在前面的章节中简要说过的那样，运输时间的减少可能会大大减少流通时间，并因此释放出大量的过剩货币资本投入到货币市场上去，从而压低利息率。相反，如果流通时间由于某些原因延长了（例如，苏伊士运河被封锁），那么“追加资本只能从货币市场取出”；如果这是普遍现象，就可能“给货币市场造成压力”。马克思的意思大概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货币资本的追加需求将会推高利息率[9]。这肯定会影响货币资本的供求，而正如我们前面所了解的，货币资本的供求是影响利息率的关键因素。
　　我想这就是本章比较有启发性的方面。我真的觉得那些细节并不是太重要。但是，一种内在的联系在这里开始出现：一方面，是周转时间及其组成部分——劳动期间，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之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货币资本的作用——既包括生产内部的，又包括外部的可行的货币市场和信用制度——对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写作计划是如何展开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这个写作计划是为了揭露了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

论第二卷第16章：可变资本的周转


　　这同样是让人失望的一章，但其中还是有一些实质性的见解。“生产中耗费的可变流动资本，只有在它的价值借以再生产的产品已经卖出，已经由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可以重新用来支付劳动力的报酬时，才能重新在流通过程中发生作用。”这同样也适用于不变流动资本。因此，为了考察可变资本如何流通以及它如何生产剩余价值的问题，马克思将不变流动资本从不变资本中分离了出去，并“把流动资本的可变部分当作似乎是唯一的流动资本”。[10]这是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抽象：可变资本在那里是资本唯一的形式。
　　接着，马克思定义了年剩余价值率。假设预付可变资本为五百英镑，周转时间为五周，每周生产一百英镑剩余价值；那么，到那年年底（假定一年只有五十周），每五周重复进行预付的五百英镑共生产出五千英镑的年剩余价值，或1000％的剩余价值。这是情况A。当整个五千英镑作为全年的预付资本，而不是每次五百英镑的十期分期付款时，结果看起来会完全不同。假定每周剥削率相同，年剩余价值率仅为100%。这是情况B。年剩余价值率（从而年利润率）受周转时间的影响很大。这一发现的重要性不能被低估。通过缩短周转时间，资本能获得多重优势。预付可变资本进入一种商品后再以货币形式返回的速度越快，“资本家必须从他个人的基金中预付货币的时间”就越短。结果“他预付的资本，和一定的生产规模相比，就越少”，并且“他在一年内榨取的剩余价值量也就相应地越大”。[11]
　　这个发现为什么重要？我们首先参考一下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不断进行的批评。这种年剩余价值率的差异使剩余价值率（从而利润率）看起来好像是取决于“某些从流通过程中产生的影响”，而不是取决于对生产中活劳动的剥削的影响。“自从19世纪20年代初以来，这种现象”（剩余价值被拜物教地归因于流通条件而非生产），“还使李嘉图学派陷入完全的混乱”。[12]
　　在马克思看来，剩余价值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因而任何认为剩余价值似乎可以从流通中产生的理论，比如李嘉图学派的学者，都犯了根本性的错误。但马克思的发现中的“奇怪”之处确实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了反驳李嘉图的观点，马克思有时不得不将自己的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与一个事实相协调，即周转时间不同将导致年剥削率的明显不同，而且缩短周转时间确实能够提高年剩余价值率。马克思的答案是，必须区分预付资本和所用资本。两个资本家，A和B，在周剥削率相同的情况下使用可变资本，每周生产相同的剩余价值。区别在于需要预付的资本数量。资本家A在五周内能重新获得五百英镑预付资本，然后再使用资本，而资本家B不得不在一年中逐步收回最初预付的五千英镑。在前五周结束时，资本家B仍然有四千五百英镑作为储备，实际上处于贮藏状态，用来在今年余下的时间里为劳动者支付报酬。上一章中特别强调的这个观点再次变得明显了——生产中必须有大量多余的货币，以调节周转时间的差异。
　　情况A和B之间的区别不在于更快的周转时间产生了更高的剩余价值率，而是更快的周转时间减少了一次周转中贮藏的和不活跃的货币资本。如果每周给雇佣劳动发放一百英镑的报酬，那么资本家A需要预付五周的工资，而资本家B需要预付五十周的工资。这是使用信用来补救的另一个原因，尽管马克思由于某些原因在这里并没有提及。很明显，情况B中的闲置货币资本可以投放到货币市场上，直到实际需要它的时候再取出。但是，

　　预付可变资本，只是在它被实际使用时，在它被实际使用的时间内，才作为可变资本执行职能；而在它没有被使用，仅仅被预付，充当储备的时间内，不作为可变资本执行职能。但是，一切会使预付的可变资本和使用的可变资本的比例发生变化的情况，总起来说，就是周转期间的差别。剩余价值生产的规律是：在剩余价值率相等时，执行职能的等量可变资本生产等量的剩余价值。[13]

　　A和B使用的等量的可变资本生产了等量的剩余价值，不管他们预付资本和所用资本的比率有多么不同。“生产的剩余价值和预付的可变资本（不是和使用的可变资本）的比例”的差异，仅仅是“剩余价值生产规律”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14]这一切都归结为预付资本和所用资本之间的区别。
　　在考察了几个乏味的算术例子后，马克思提出了年剩余价值率公式：“S=s′n表示，对在一个周转期间内所使用的可变资本适用的剩余价值率……要乘以预付可变资本的周转期间。”[15]马克思的总的观点并不是说年剩余价值率的差异是虚幻的或者“仅仅是主观的”，而是认为年剩余价值率是由“资本的现实运动本身所引起的”。[16]因此，马克思并没有因为年剩余价值率是虚幻的或微不足道的而加以排斥，但他确实说明了它是如何与剩余价值生产的基本规律相协调的。一旦我们了解到不同的年剩余价值率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差异与纯粹的流通现象无关，而是和往常一样依赖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条件。
　　需要强调一下年周转率的重要性，因为它无疑对利润率有显著的影响，因此任何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讨论都必须将年周转率考虑进来。马克思本打算在第三卷用一章来讨论，但最终没有写。所以，恩格斯不得不在一个单独的章节中插入他自己的解释（根据第二卷的材料）。他在那里明确指出，“两个［类似的］资本家的利润率与周转次数成反比”，并且“周转时间的缩短”——［在他那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是运输和通讯的革命］——“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对利润的生产的直接影响，在于使可变资本部分由此提高效率”，[17]正如我们正在考察的这章所表明的。
　　马克思自己的论点可能有深远的影响。众所周知，马克思经常被认为持有利润率趋于下降的理论。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直接和一个间接的力量，它们可能会导致利润率上升。问题是利润率是在所用资本的基础上还是在预付资本的基础上计算的。对于资本家来说，重要的显然是后者。从本章和上一章的论证我们可以看出，流通时间相对于劳动期间的任何减少，都可以降低对支持剩余价值连续生产的额外货币资本的需求。假设生产中剥削率不变，预付资本减少将使利润率上升。周转时间由于劳动期间和（或）流通期间的缩短而减少时，会出现同样的结果。恩格斯在第三卷中他插入的章节中明确指出，更短的周转时间（其他条件不变）意味着更高的利润率。他还指出了当时运输和通讯上的革命对周转期间实现的惊人缩减，这通过从根本上削减预付资本，必定会对利润率的提高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忘记了其中一些革新是多么的激动人心。例如，电报将信息流的传播时间缩短到了信件的二千五百分之一（相比之下，因特网只将信息传播时间缩短到了传真的五分之一）。铁路和汽船在19世纪的影响，比喷气式飞机在20世纪的影响相对要大得多。
　　这里，我们发现了个别资本家下述行为的一个额外动机：进一步用时间消灭空间；在商业策略中积极追求时空压缩。因为一旦成功缩短了劳动期间和（或）流通时间（例如，通过寻找让自己的商品更快推向市场的方式），他的预付资本就能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即便所用资本的利润不变），只要新的生产和流通策略的相关成本不会抵消掉他们更高的利润率。
　　但还有一种间接的方式能够解决流通和周转时间的问题，即货币市场和信用制度的发展，这是本章的伏线。为了减少覆盖不同的流通时间所需的预付资本，产业资本家可以求助于商业资本家或银行家的服务，让他们贴现汇票，或者干脆自己到货币市场上直接进行剩余资本的短期借贷。前者具有使流通时间减少为零的效果，而后者则避免了预付资本覆盖整个周转时间的问题。在第二卷中，马克思在这里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必须存在大量的、随时可得的过剩货币资本，以支持生产活动的连续性。他多少附带性地提到，正是这一点使货币市场和信用制度对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行来说非常必要。如前所述，他在第三卷做了进一步论证。产业循环系统被分解为一种二重性：一方面是货币和生息资本，另一方面是生产中对剩余价值的攫取。目前还不清楚这一切是如何影响利润率的。利润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息率和利润率之间的关系，而按第三卷的说法，这一关系则取决于供求状况和竞争这两个特殊性。正是在这一方向上，第二卷的这几章有助于马克思向前推进自己的理论，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指出它们的全部含义。这为一般理论留下了许多未解的难题。
　　然而，在第16章的结尾，通过观察可变资本的流通对市场的影响，马克思确实考虑了一些更加一般的社会和政治含义。在他的例子中，最初作为可变资本花费的五百英镑一旦作为工资到了工人手里，就不再是资本。“工人又把它们付出去，以购买生活资料，从而消费了价值五百镑的生活资料。因此，这样一个价值额的商品量消失了。这个商品量对工人来说，是非生产地消费的，不过它会把劳动力，即资本家不可缺少的一个工具，保持在能够发挥作用的状态中。”[18]考虑到工人的再生产对资本的生存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再次遇到了“非生产性”活动这个有点奇怪的概念。但这个逻辑是无可挑剔的：根据马克思的规定，对资本家来说，生产的唯一重要的形式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当工人花钱购买商品或在家里吃饭、睡觉时，剩余价值是不会生产的。当工人返回工作场所时，剩余价值生产重新开始。资本家在第一个周转期结束时收回的五百英镑已经由工人生产出来。所以，资本家为第二期的可变资本预付的五百英镑，事实上是工人自己生产的产品的等价物。马克思在这里重申了在第一卷中的观点，即事实上产品应属于直接生产者（劳动者），只有按照资产阶级法权，产品才属于资本家。马克思这里的目的与第一卷一样，是揭露资产阶级产权的一般理论的不合法性，同时指出洛克观点中的矛盾——洛克在坚持认为私人财产权应赋予那些将他们的劳动与土地结合起来有效从事生产的人的同时，还主张在资本的统治下剥削劳动的权利。
　　市场内部的广泛影响也需要考虑在内。可变资本周转时间为五周的资本家A，每周需要价值一百英镑的消费资料，在五周后供给价值五百英镑的产品。资本家B每周也需要价值一百英镑的消费资料，但到年底才供给价值五千英镑的产品。供求条件中的货币失衡会产生问题，我们马上就考察这种情况的所有后果。
　　马克思对这种情况的评论确实有些不同寻常，值得我们思考：

　　如果我们设想一个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共产主义社会，那么首先，货币资本会完全消失，因而，货币资本所引起的交易上的伪装也会消失。问题就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这些部门，如铁路建设，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较长时间内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会从全年总生产中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19]

　　直到此时，共产主义的观念主要局限于联合劳动者为了社会的目的而自由地控制和组织自己的劳动。但这里隐约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协调问题——长期中发展生产力和扩大基础设施将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提供直接好处。要注意马克思并没有呼吁由国家来管理，而是通过某些未指明的途径让“社会必须计算好”并大概决定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方式。另外还要注意，马克思还断言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货币资本将被立即废除”，也就是说会有一些其他形式的价值规定存在（比如社会使用价值），不过仍然没有指明。这段评论也表明（也有其他段落支持这个观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问题在于流通的货币化和货币资本以利润为导向的流通。
　　尽管恩格斯说第二卷“没有多少鼓动性的材料”[20]的抱怨可能是正确的，这段话还是标志着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政治观的重要发展。它在第二卷的第三篇会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尽管大部分没有得到说明）。它提出了一些问题，“社会”可能怎样合理地协调和“计算”总劳动分工，同时怎样在缺乏市场信号的情况下，以鼓励而不是阻碍联合劳动者自由追求他们的共同利益的方式来管理长期发展计划。这里的分析在《资本论》中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地表明，在共产主义事业的核心有一个核心矛盾。只有当建立在严格的私人财产基础上的规训机制巩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后，个别资本家的自由和解放才成为可能。同样的道理，共产主义也必须在一个估计、协调、计算的总体框架下，找到一条重新定义和保护联合劳动者的自由和解放的道路。这个总体框架限制并规训必要的社会和物质基础设施的生产，使它们能增加人类解放的前景。

　　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不断发生巨大的紊乱。一方面，货币市场受到压力，反过来，货币市场的缓和又造成大批这样的企业的产生，也就是造成那些后来对货币市场产生压力的条件。货币市场受到压力，是因为在这里不断需要大规模地长期预付货币资本。这里完全撇开不说产业家和商人会把他们经营企业所必需的货币资本投入铁路投机事业等等，并通过在货币市场上借贷来补偿这种货币资本。[21]

　　这个过程给第三卷中分析的金融资本和信用制度一切“颠倒错乱的形式”和“疯狂的”行为提供了技术基础：

　　因为生产资本的要素不断地从市场上取走，而投入市场来代替它们的只是货币等价物，所以，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将会增加，而这种需求本身不会提供任何供给要素。因此，生活资料和生产材料的价格都会上涨。此外，这个时候，通常是欺诈盛行，资本会发生大规模转移。投机家、承包人、工程师、律师等一伙人，会发财致富。他们引起市场上强烈的消费需求，同时工资也会提高。至于食品，那么，农业当然也会因此受到刺激。但是，因为这些食品不能在一年内突然增多，所以它们的输入，像一般外国食品（咖啡、砂糖、葡萄酒）和奢侈品的输入一样，将会增加。因此，在进口业的这个部分，就会发生输入过剩和投机。另一方面，在那些生产可以急剧增长的产业部门（真正的制造业、采矿业等等），由于价格的提高，会发生突然的扩大，随即发生崩溃。[22]

　　这与第二卷的常用语句大相径庭，而是不可思议地和第三卷中关于金融和信用的章节衔接了起来。这证实了这两卷之间内在的统一性。但是，当马克思考虑对劳动的影响时，他想得甚至更远：

　　这同样会影响到劳动市场，以致把大量潜在的相对过剩人口，甚至已经就业的工人，吸引到新的产业部门中去。一般说来，像铁路建设那样大规模的企业，会从劳动市场上取走一定数量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的来源仅仅是某些只使用壮工的部门（如农业等等）。甚至在新企业已经成为稳定的生产部门以后，从而，在它所需要的流动的工人阶级已经形成以后，这种现象还会发生。例如，在铁路建设的规模突然比平均规模大时，情况就是这样。工人后备军——这一后备军的压力使工资保持很低的水平——有一部分被吸收了。现在工资普遍上涨，甚至劳动市场上就业情况一直不错的部分也是这样。这个现象会持续一段时间，直到不可避免的崩溃再把工人后备军游离出来，再把工资压低到最低限度，甚至压低到这个限度以下。[23]

　　这段内容与第一卷第25章的主题的一致性是很明显的。但是在这里，马克思在脚注中添加了一个更有针对性和可能更具爆炸性的观点：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度。——还有一个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全力扩张的时期，通常就是生产过剩的时期；因为生产能力从来没有能使用到这个程度，以致它不仅能够生产更多的价值，而且还能把它实现。商品的出售，商品资本的实现，从而剩余价值的实现，不是受一般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而是受大多数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而且必然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的那种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24]

　　资本家为了榨取剩余价值而压低工资，使得有效需求难以维持，这一直是资本运动规律中的核心矛盾之一。马克思在这里明确承认了这一点。工人作为消费者，从而作为在市场上实现商品资本价值的当事人的重要作用，实际上是整个第二卷逐渐浮现的重要主题。在第一卷中，这个问题通过假设所有的商品都按照它们本身的价值进行交换而被简单地忽略了。在《资本论》中，工资——分配的一个方面——通常都被当做特殊性而被排除在讨论之外，这里是将其重新引入产业资本一般流通过程的核心的几个地方之一，这对资本运动规律的内部矛盾有重大影响。
　　在这一章的结束部分，马克思扩展了研究思路，突破了封闭贸易的假定。流通时间越长，周转时间也就越长，因此市场的距离“必须看作是真正的物质基础”。[25]以英国将棉布和纱线出售给印度为例。生产者出售给商人，后者依靠货币市场取得支付手段。然后，出口商在印度市场上销售商品。只有到那时，等量的价值才流回到英国（以货币或商品形式），来提供新的生产所需的等值的支付手段（当然，货币流回货币市场）。供给与有效需求之间的缺口类似于前面所说的资本家B的年周转的缺口。供求缺口必须诉诸货币市场或信用来弥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许多问题：

　　然而，棉纱可能在印度再赊卖出去。以此在印度赊购产品，作为回头货运回英国，或把一张金额相当的汇票汇回英国。只要这种状态延续下去，就会对印度的货币市场造成一种压力，而对英国的反作用可能在英国引起一次危机。这种危机，即使在它伴随着向印度输出贵金属的情况下，也会在印度引起一次新的危机，因为曾经从印度的银行取得贷款的英国商行和它们的印度分行会陷于破产。因此，出现贸易逆差的市场和出现贸易顺差的市场会同时发生危机。这种现象还可以更加复杂化。例如，英国把银块送往印度，但是，印度的英国债权人现在会在印度索债，于是印度随后不久又要把它的银块送回英国。[26]

　　当然，关键在于，“在货币市场上作为危机表现出来的，实际上不过是表现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27]这是来自对周转时间差异——尤其是与远距离贸易相关的——研究的真正洞见。
　　我引用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两件事情。第一，瘟疫般呼啸而来，在流通过程中从某一处、某个时间传染到另一处的货币危机，其实没有什么新鲜的。可以说，资本的本性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但是，第二，表面看似并不相关的三卷《资本论》在马克思理论内部有很强的内在联系。这里有无数条的线索——“全体由此结合在一起”，形成《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中所设想的“有机的整体”。这种联系的建立仅仅是试探性地，在本章相当微弱。但是在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不懈研究中，马克思一直将它们铭记在心，我觉得这简直太神奇了。

论第二卷第17章：剩余价值的流通


　　在这一章中，马克思将剩余价值的流通拿出来详细研究。这一章被寄予了厚望，但是它实际上并没有达到期望值，理论的一些重要方面仍然处于含糊不清却又极其吸引人的状态。本章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剩余价值从何而来，而在于剩余价值借以货币化的货币从何而来？”[28]作为卓越的货币商品，金的生产能否提供实现剩余价值所需要的额外货币？如果不能（很明显马克思拒绝了这种可能性，尽管他并不否认金生产者的独特作用），那我们就面临一个尴尬的问题：有效需求从何而来，以实现不断被抛向市场的剩余价值？
　　马克思通过回顾两个资本家A和B的情况开始了这一章，B直到年底才能实现五千镑的总价值。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个剩余价值还没有实现，因此，既不能用于个人消费，也不能用于生产消费。就个人消费来说，已预期到靠剩余价值来偿付。这方面的基金必须预付”。[29]预付的基金，不仅必须涵盖资产阶级的消费，还要包括所有固定资本的维修及保养。周转时间较短的资本家可以用实现了的剩余价值来支付，而不必预付。因此剩余价值在什么时候被实现为资本——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化”——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资本家把商品投入市场之前等待的时间越长，资本家不得不储备的来弥补他的消费和附加开支（如维修及保养）的货币就越多。
　　“一旦信用发展起来，原预付资本和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的关系就更加复杂。”但是马克思在这里像第二卷中惯常的那样，并没有深入细致地讨论这个问题。主要问题是剩余价值被资本化后会怎样。马克思回顾了第一卷第二十四章，以提醒我们资本不断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必要性（就像他在这里所说的“为积累而积累”的规则）。所以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必须被用于扩张，“而不论这种扩大是从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还是从内涵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30]
　　马克思描述了这种扩张可能采取的各种形式。但是，在每种情况下，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的数量和扩大生产所需的数额之间的关系，限制了马上扩大生产的能力。资本家可能需要在几个周转期间里贮藏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直到在给定的经营规模下积累足够的资金用于投资扩大生产（比如增建新厂及为其提供机械设备）。在此期间，“资本家还不能在自己的企业中使用的货币资本，会被别人使用，而他从别人那里得到利息。对他来说，这种货币资本是作为特殊意义上的货币资本”，但是“它在别人手里却作为资本起作用”。[31]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货币市场上可用的货币数量趋于增加，从而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很大一部分“会重新［从货币市场］被吸收来扩大生产”。[32]虽然马克思并没有提及，但货币市场上货币供给的增加会增加可贷资本的供给，从而可能会降低利息率。
　　在简要回顾了在贮藏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之后，马克思引用了长达两页的政治哲学家威廉·汤普森的著作——1824年出版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一书。我并不打算仔细研究，但我认为读一读汤普森说了什么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很明显，有一些资本主义分析家对他们时代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非常敏锐而深刻的批判性观点。显然，马克思在此处引用汤普森的解释时并没有加任何批评性的评论（据我所知，他在其他地方引用汤普森时也是如此）。
　　纵观《资本论》，马克思在研究资本的再生产时通常采用这样一种策略，首先好像它从事的是简单再生产，然后才是在更为现实的条件下进行的连续的扩大再生产。他在第一卷是这样做的，在第二卷的第三篇也会这样做，这一点我稍后分析。这样分离的原因是在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弄清基本关系要容易得多。
　　因此，剩余价值的流通首先被置于简单再生产的视角之下进行考察。在几个周转期内生产和实现的剩余价值“由它的所有者资本家个人消费掉，也就是非生产地消费掉”。[33]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必须采取货币的形式，否则就不会有货币来购买工人和资本家消费的商品。回顾第一卷中货币那一章，我们看到“一部分剩余价值也必须经常以货币形式存在，而不是以产品形式存在”，因为它必须应付许多不同的原因（商品产出和价格的波动，等等）造成的“货币流通的变动”。经济增长一般要求金银的年产量有所增长，除非经济增长可以由提高流通速度或越来越多地使用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来满足。因此，“一部分社会劳动力和一部分社会生产资料必须每年用在金银的生产上”。[34]所以马克思详尽地分析了在生产金的情况下发生了什么。我在这里并不打算讨论这种情况的细节，因为我觉得它与当代资本主义货币创造和使用的一般条件无关，并且无论如何也不能帮助我们回答这个当时提出的真正的问题：实现剩余价值所需要的货币从哪来？
　　问题在于“资本家在把他的产品投入流通时一起投入了一个超过他的资本的余额，并且从流通中再取出这个余额。……资本家投入流通的商品资本，比他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形式上已经从流通中取出的生产资本，具有更大的价值”。“但是，商品资本，在它再转化为生产资本和它所包含的剩余价值被耗费以前，必须转化为货币。这个货币从何而来？”[35]马克思声称，没有一个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为这个问题提供了充分的解答。
　　让我简单解释一下这个问题的结构。纵观《资本论》，马克思假定（至少在分析关于货币资本和金融的章节之前）供给和需求处于均衡状态。但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不同，不仅供求不均衡，而且资本家使出浑身解数来扩大供求之间的缺口。简单地说，资本家的需求是生产资料（c）和劳动力（v），但他提供给市场的商品价值是c＋v＋s，从而商品价值的供给系统性地超过了需求。此外，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的欲望则把这种不一致推向了极限。对剩余价值的额外有效需求从何而来？如果剩余价值不能实现，资本流通就会停止。
　　“剩余价值已经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但是，通过这个行为，不会为这个追加的商品价值的流通提供任何追加的货币。”马克思警告说，“不要用一些似是而非的遁辞来回避这个困难。”[36]
　　马克思随后检查了此类“似是而非的遁辞”。大部分解释依赖于不同的资本在不同的时刻进入市场，或依赖于不变资本和固定资本互相关联的流量，又或者依赖于工人和资本家收入如何消费的时间结构。但是“总的答复已经得出来了”。现在我们又面临这样的情况，必须分清接下来到底是马克思的一般答案，还是政治经济学家的“似是而非的遁辞”的一般答案：“当一个x×1000镑的商品量要流通时，不论这个商品量的价值是否包含剩余价值，不论这个商品量是否按资本主义方式生产，这个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决不会因此有所改变。可见，这个问题本来就是不存在的。”[37]问题于是被简化为调节一个国家的货币供给，使之足以满足所有商品交换的需要的层次。我认为马克思的意思是说，这种观点是一种最厉害、最似是而非的遁辞：它等同于马克思在第一卷中严厉地斥为“幼稚的胡言乱语”的萨伊定律。
　　但是它确实留下了“一个独特问题的假象。这就是：货币投入流通的起点在这里是资本家”。资本家花费了可变资本（v）和不变的固定资本以及流动资本（c）的货币：

　　“不过，除此以外，资本家就不再是处在流通中的货币量的起点了。可是，现在只有两个起点：资本家和工人。所有第三种人，或者是为这两个阶级服务，从他们那里得到货币作为报酬，或者是不为他们服务，而在地租、利息等形式上成为剩余价值的共有者。”[38]

　　马克思在这里大胆地提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构成的简单的两阶级模型。这引出了一个问题：在这样一个世界，是谁为实现剩余价值提供了额外的需求？“至于工人，我们已经说过，就工人投入流通的货币来说，工人只是第二步的起点，资本家才是第一步的起点。”[39] 因此，解决问题的钥匙只能在资本家那里：“如果他们只是不断投入五百镑，又怎么能不断地从流通中取出六百镑呢？无中不能生有。整个资本家阶级决不能从流通中取出他们以前没有投入流通的东西。”答案简直让人目瞪口呆：

　　实际上，说资本家阶级自己把用于实现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的货币投入流通，乍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悖论。但是请注意，资本家阶级不是把它作为预付货币即作为资本投入流通的。这个阶级只是把它作为个人消费品的购买手段花费的。因此，这不是资本家阶级预付的，虽然这个阶级是这种流通的起点。[40]

　　马克思举了个例子阐明这一点：某资本家预付五千英镑货币资本，其中一千英镑为可变资本，在一年的时间内生产了一千英镑剩余价值。资本家“在第一年，他必须掏自己的钱袋，不能用工人的无酬的生产来偿付他的个人消费。他不是把这个货币作为资本预付。他把它花掉，把它作为他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等价物来支付”。[41]直到他在年末获得剩余价值。马克思在这里假定：

　　资本家到他的资本第一次流回为止。为了偿付他个人消费而投入流通的货币额，恰好同他所生产的并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相等。对单个资本家来说，这显然是一个随意的假定。但是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这个假定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必然是正确的。[42]

　　为了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特征，马克思使用了极度简化和抽象的方法，这是一个极好的例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在其他地方引用了这一结果——例如第三卷，尽管他在那里承认了一个独立的不从事生产的消费者阶级的重要性。但其意义是深远的。首先，这个结论打破了资本主义兴起是资产阶级的“节欲美德”和白手起家的结果的理论。从历史上看，如果真的有人白手起家的话（比如英国早期贵格教徒的情况），那么必须得有一个无“节欲美德”的消费阶级，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不生产只消费。这种寄生阶级的存在不仅在18世纪的英国是有目共睹的（请读简·奥斯汀的小说），而且被正当化了——通过马尔萨斯对吸收不断扩大的剩余产品的总需求来自哪里这个问题的回答（另一个解决方法是扩大对外贸易，罗莎·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中将其转变为对国外市场的殖民和帝国主义统治）。另外，这一结果对我们如何阐释第二卷第三篇的再生产图式有所启发，我们很快就会考虑这个问题——虽然围绕对这一图式的阐释已经积累了很多有争议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但上面这个非常重要的结果却鲜有人提及。
　　在第一个周转期间后——在这个周转期间内资本家必须支付自己的消费，资本家就可以将这笔由工人生产并通过自己的消费支出而实现的剩余价值用于消费，使其作为收入在以后所有连续的周转期间内循环（假定是简单再生产）。这与马克思在第一卷中的论点相符：资本家可能确实为生产预付了自己的货币资本，并将自己的储备金用于消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储备资金越来越多地代表着劳动者的产品。这些劳动者不仅生产出了自己再生产所需的可变资本，而且生产出了那些资本家以收入形式占有的、用于消费的剩余价值。不过，所有这些在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是如何运行的还有待确定。
　　然而，马克思没有发展这些洞见，而是回到了金生产者的问题和一个复杂的事实：在金的生产中，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本身就已经处于货币商品的形式，因此并不存在如何将其转化为货币的问题。事实上“那部分生产金的资本家，则不断地投入比他们以生产资料的形式从流通中取出的更多的货币”。[43]这对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产生了影响，其中有一些国家生产金，其他国家则并不生产。但是，即使他们注入市场的货币价值比他们为了生产而从市场上抽走的货币价值要多，这个超额量也不可能与在市场上等待实现的巨大的剩余价值相匹配。
　　然后马克思考虑了这个更加有趣的问题，即可变资本的流通是如何必然与剩余价值的流通交叉在一起的。很显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有效需求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由工人的消费构成的，而这取决于工资率和就业：“可变货币资本的支出增加多少，意味着工人手里的货币手段量也增加多少。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工人方面对商品的需求会增加。进一步产生的结果是商品价格提高。”[44]资本主义分析家总有一种倾向，将通货膨胀归因于工资压力和相对充分的就业，但在这里马克思对这种推理显然是持批评态度的。毋庸置疑的是，“由于工资提高，工人的需求，特别是对必要生活资料的需求会增加。他们在极小的程度上增加了对奢侈品的需求，或者说，在极小的程度上产生了对原先不属于他们消费范围的物品的需求”。[45]随着市场对这些新情况的适应，这里无疑将出现价格和产出的“暂时的波动”，但马克思非常怀疑存在任何长期的通胀趋势：“如果资本主义生产者可以随意提高他们的商品价格，那么，即使在工资没有提高的情况下，他们也能这样做，而且会这样做；工资在商品价格跌落的情况下，就永远不会提高。”[46]简而言之，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是一样可能的：“资本家阶级就永远不会反对工联，因为资本家阶级在任何情况下始终可以像他们现在不过偶尔在一定的、特殊的、所谓局部的情况下所实际做的那样，利用工资的每一次提高而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提高商品价格，从而把更大的利润放进自己的腰包。”[47]1945年后，美国和欧洲的资本家迫于政治形势，在更大的程度上接受了工会和工人阶级权力，而他们则报以通胀的策略，使公司在工资上涨、就业相对充分的情况下依然能把大量的利润“放进自己的腰包”。这便是上面说的“偶然的情况”。
　　至于扩大再生产的情况，马克思没能找到一条明显的研究路径，这源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现在必须投资于生产性消费（新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增加），从而削弱了资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如果资本家不得不放弃个人消费以进行更多的生产性消费，那么他就必须得再次深入挖掘自己的货币储备，否则就不可能清除掉已经生产出的多余的剩余价值。认为这种储备是无底洞的想法显然是荒谬的。扩大的总需求的来源问题需要加以解决，但马克思做的还不够。
　　我能找到的最明确的答案是资本家通过先买（从而实现剩余价值）后付（剩余价值已经货币化后）这个简单和长期存在的做法解决困难。换句话说，他们用债务支撑扩张。这涉及货币市场和信用制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在整个第二卷不愿意（尽管他承认了它的绝对必要性）从事这个研究。这可能就是解决方法，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克思在第三卷对货币市场、金融资本和信用制度的作用的探究中已经作出了暗示。把这一观点推向极致，这个论点表明，通过剩余价值生产进行的资本积累必定与市场上实现剩余价值的债务积累同步进行。
　　马克思近乎暂时性地承认了这一点。一部分剩余价值被投资于生产扩张，这就减少了可利用的作为收入来流通用于产品实现的数量。这样就生产出了追加的剩余价值。“这里又出现了和上面一样的问题。用以实现现在以商品形式存在的追加剩余价值的追加货币从何而来？”[48]马克思和以前一样，研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的许多解决方案，它们试图通过对货币流通的考察来解决问题，最终都诉诸金生产者的活动。除了求助于信用的方案外，马克思对所有解决方案都心存怀疑，尽管它们至少有一些技术上的可能性：“只要那些和信用制度一起发展的辅助工具发生这种作用，它们就会直接增加资本主义的财富……这样也就解决了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生产按它现在的规模，没有信用制度，只有金属流通，能否存在。显然，不能存在。相反，它会受到贵金属生产的规模的限制。另一方面，我们对于信用制度在它提供货币资本或使货币资本发生作用时所具有的生产力，也不应该有任何神秘的观念。”[49]不幸和令人沮丧的是，他补充道：“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说明，不属于这里的范围。”[50]
　　我认为，我们可以从这推断，财富的积累伴随着在信用制度中的债务积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债务的积累导致了财富的积累。后者总是取决于劳动的生产力。
　　本章的最后一节考虑了用于新的投资的货币怎样逐渐形成了一个潜在资本的储备，直到它足够建立一座新的工厂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假定“这里没有”信用制度。在这种情况下，“积累货币的”资本家必须首先“卖而不买”。如果只是发生在许多个别资本家身上，这么做不会有什么问题。而在“资本家阶级的普遍的货币资本积累”的情况下，“困难就会发生了。按照我们的假定，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取得了普遍的和惟一的统治，除了资本家阶级外，只有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所购买的全部物品，等于他们的工资的总和，等于整个资本家阶级预付的可变资本的总和。通过资本家阶级把他们的产品卖给工人阶级，这些货币流回到资本家阶级手里”。[51]但是工人阶级“无论如何不能……购买代表不变资本的那部分产品，更不用说购买代表资本家阶级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52]前面已经指出，必须有作为“流通基金”来发挥作用的“货币基金”，它不同于扩大再生产需要的“潜在的货币资本”。马克思考虑了潜在的货币资本可能存在于哪里，他认为有银行存款、公债券和股票。但是用于实现剩余价值的流通基金在哪里呢？当货币不得不被用于这个目的，甚至为此而进行贮藏时会发生什么？不幸的是，马克思没有给出答案。



[1]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强调是作者加的。

[3]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强调是作者加的。

[5]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9]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1]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2]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3]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4]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5]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6]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7]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8]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9]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第5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1]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2]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3]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4]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5]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6]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7]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8]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9]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0]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1]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2]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3]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4]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5]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6]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7]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8]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9]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0]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1]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2]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3]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4]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5]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6]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7]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8]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9]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0]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1]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2]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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