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二卷）（2013）

十一
固定资本问题和扩大再生产

（第二卷 第20—21章）



固定资本的情况


　　在第20章第十一节，马克思提出了固定资本的形成和流通如何影响再生产图式的问题。我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推迟到了现在，因为至少现在马克思的意图和兴趣都相对清楚了。他写道：“这个关于固定资本的例子，在再生产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固定资本生产和流动资本生产的不平衡，是经济学家在说明危机时惯用的根据之一。但是，如果说这种不平衡在固定资本甚至仅仅维持原状的情况下也能够发生并且必然会发生，也就是说，在理想的正常生产的前提下、在已经执行职能的社会资本的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也能够发生而且必然会发生，那在他们看来倒是有点新奇的。[1]

　　简而言之，比例失调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危机的深度和广度也难以确定。但马克思显然断定即使两大部类间的交换正常进行，危机也会发生。
　　对此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观点认为固定资本流通造成的中断证实了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再生产过程都无法顺利地进行，因此比例失调的危机自始至终既是普遍的又是无法避免的。第二种解释则认为这种危机只是源自固定资本的流通。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固定资本流通的社会化就可以避免这一危机。固定资本流通的社会化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从国家供给或干预到更为激进的社会计划的形式，包括共产主义下去商品化的固定资本投资。但马克思并未排除，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在信用制度和股份公司的帮助下，也许资本家自己就能克服困难。后一种解决方案的问题（如我们在第三卷中看到的）是它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引发了以与固定资本流通相关的货币运动为中心的投机性的繁荣和崩溃。尽管固定资本的一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另一个更为严重的自发的金融危机问题又出现了。我们进一步考察这种情况。
　　在给定的周转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始终假定周转时间为一年）内并非所有资本都被耗尽会使问题变得复杂，马克思在第十一节评论的一开始就提醒了我们这一点。不同的固定资本以不同的比率进行周转，许多固定资本都是逐渐地或者一部分一部分地更新的，因此固定资本的维护、修理和补偿之间的界限很模糊。但马克思重现这些细节只是为了表明它们并不会真的影响问题的本质。然后他开始了枯燥的算术运算，以说明当两大部类的部分生产资料采取了固定资本的形式时，它们之间的交换是如何进行的。我不会复制这些数学计算。
　　他表明问题源自流通中的货币方面。马克思不止一次声称如果货币方面被排除在外，问题就会消失。这一问题的本质在于“与固定资本损耗相等的那部分商品价值的货币是不会再转变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的，虽然它是补偿这种生产资本的价值损失的。它在生产资本旁边沉淀下来，保留它货币的形式”。只要固定资本能够发挥作用，它就始终以货币形式存在，直到固定资本被补偿。“一旦这种固定要素如建筑物、机器等等的寿命已经完结，不能再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这种职能，它的价值就在它旁边存在着，全部由货币补偿，即有货币沉淀的总和。”它在那时，也只有到那时才被花费到固定资本的补偿中去（马克思并没有讨论那些我们已经在第4章中考虑过的，不同的补偿费用和无形损耗的问题）。
　　因此，那些我们已经在第二卷遇到过很多次的“贮藏货币，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要素”，并且贮藏货币发挥了很特殊的作用。马克思在此又提出他以后“要研究假如生产是共同的生产，不具有商品生产的形式，情况又有哪些不同”。他并没有这样做，但这类说法，像我早前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引发了对这些图式在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下的潜在作用的思考。这类说法还强化了这一观点：再生产图式中的问题源自货币资本的独特作用，废除货币资本是对投入和产出更“理性”的协调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当信用制度作为“阶级共有资本”进入视野时，整个框架将会不同。
　　不幸的是，马克思继续着他的讨论，仿佛信用制度并不存在，并且集中于由贮藏引起的不平衡。他想的例子是：第II部类有与其固定资本损耗相应的货币基金；“在另一方面，即在第I部类方面，却有……生产资料的生产过剩。这样，公式的全部基础，即以不同生产体系之间保持完全的比例性为前提的规模不变的再生产，也就遭到彻底破坏。这样，我们克服一个困难就只是创造出另一个更麻烦得多的困难。”[2]然后，相当不妙的是，他接着说既然政治经济学家忽略了这一问题，他将“逐个考察一切可能的（至少看起来是可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更确切地说，一切可能的提出问题的办法”。[3]我之所以说不妙，是因为这通常预示着我们要进入更多无休止的枯燥的计算之中。
　　然而，在我看来，如果有人想探求马克思构建这些图式的意图，这是一条很重要的渠道。他似乎下决心要确定必须保持的比例，并且试图找出，假定存在可用的货币协调机制，这些比例是以何种方式实现或不能实现的。他本着科学态度没有在一开始就说这种货币协调是不可能的，但我怀疑当我们读完的时候，我们会被他说服不受扰乱的再生产过程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后他详细阐明了所有的可能性。在对所有结果的总结中，他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观察。考虑一下我曾经描述过的第II部类为弥补固定资本的磨损和折旧而贮藏货币的情况。显然，这里存在“某些货币错配”的情况[4]。第I部类“必须压缩自己的生产，这对该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来说，意味着危机；或者第I部类提供的产品过剩，这对他们来说，又是危机”。[5]这证明了危机是这一体系固有的。但马克思又指出“这种过剩本身并不是什么祸害，而是利益；但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它却是祸害”。[6]原因是“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一旦废除，问题就归结如下：寿命已经完结因而要用实物补偿的那部分固定资本（这里是指在消费生产资料生产中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的数量大小，是逐年不同的”。[7]如果在某一年数量很大，那在下一年就一定会很小。“这种情况，只有用不断的相对的生产过剩来补救；一方面要生产出超过直接需要的一定量固定资本；另一方面，特别是原料等等的储备也要超过每年的直接需要（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生活资料）。这种生产过剩等于社会对它本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的控制。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这种生产过剩却是一个无政府状态的要素。”[8]
　　使用价值的生产过剩对全社会而言是好的，因为它为人类的再生产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剩余的生产过剩变成了坏事，因为它导致了利润的降低，甚至使资本大幅度贬值。因此市场决定的无政府状态和货币因素才是问题的根源，而非物质剩余产品的生产本身。但事实上，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再生产也并非一定是无政府状态的。许多长期固定资本投资都是由国家承担的，因此存在合理的社会规划和设计的可能性。联合资本（股份公司）的形成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辟了新的、或多或少有些无政府主义的协调模式（其不利方面是建成环境投资上的投机性繁荣，而其有利方面则是共同生产集体的生产和消费资料）。
　　我认为，这一节中一个插入的话题也是具有启发性的。在整部《资本论》中，大多数情况下，马克思假定他面对的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无论是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还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他只是偶尔偏离这个假设来评论对外贸易的作用和意义。很明显，在为固定资本贮藏货币导致两大部类不平衡的情况下，对外贸易有助于恢复必要的比例。 “但是，对外贸易既然不是单纯补偿各种要素（按价值说也是这样），它就只会把矛盾推入更广的范围，为这些矛盾开辟更广阔的活动场所。”[9]对于如何理解资本通过地理扩张、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世界市场的全球化，借助外部“空间修复”（我这样称呼它们）来努力克服其内部矛盾，这是一个十分简洁的陈述。尽管“资本主义生产离开对外贸易是根本不行的”，他后来评论说，“在分析再生产的产品价值时，把对外贸易引进来，只能把问题搅乱，而对问题本身和问题的解决不会提供任何新的因素”。[10]马克思做出这样的假定是不是正确的还有待争论。但他自始至终都坚持这一假定是毫无疑问的。扩大对外贸易和建立世界市场或许能够暂时地缓和危机，但最终他们只是将资本的矛盾转移到更为广阔的地理范围内罢了。

论第二卷第21章：扩大再生产


　　在相对较短的第21章，马克思开始讨论扩大再生产的情况。我建议在总体性地评论其意义和重要性之前应该紧紧跟随文本。马克思在一开始就让我们回顾第一卷第24章。在那一章中，他描述了已经以货币形式实现了存在于商品中的剩余价值的个别资本，如何在竞争的强制规律的压力下，用额外的货币购买更多的生产资料（不变资本）和劳动力以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从而不断地扩大积累。马克思认为，如果这适用于个别资本，也适用于社会总资本。这一扩张也许不是顺利和连续的，因为它可能需要用好几年的时间来贮藏足够的货币，以开办新的工厂或修建新的铁路。但存钱不是唯一的问题。必须随时能从市场上买到更多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以用于开办工厂和修建铁路。因此，“扩大的再生产”必须在商品形式下就已经存在了。所以“货币本身不是实际再生产的要素”[11]，因为如果没有可用的剩余商品，储蓄的货币也就没有用了。
　　这明显就是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只能通过强调资本整体循环中的不同环节的相互联系和连续性来设法绕过。
　　贮藏（储蓄）的货币本身并不构成新的财富，但是它确实创造了“新的潜在货币资本”。但是，如果每个人都预期未来的扩张而进行贮藏，那现在这里就没有人会购买商品了，于是流通过程就中断了。滞销商品阻断了这一体系。只有在金的生产中，在金产品包含剩余产品，即剩余价值的承担者的时候，新的财富（可能的货币）才会被创造出来。[12]在每个人都只存不买的情况下，唯一可以得到的用于实现每个人的剩余价值的基金就是金生产者的剩余价值。在马克思看来，这当然是一个“荒谬”的想法。我们要深入探究这一困难——贮藏减少了开支，从而削弱了实现的前景。为此我们必须考察两大部类内部及其之间的积累过程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第I部类的积累


　　第I部类中有两种资本家，那些贮藏的人（称为A，A′和A″……）和那些在这一过程中用贮藏购买新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人（称为B，B′和B″……）。这两类资本家是“互相对立的：一方作为买者；另一方作为卖者”。这两类人的活动部分补偿了相互的需要。当一个资本家从流通中撤出货币进行贮藏时，另一个资本家则将额外的购买力投入市场。如果幸运的话，贮藏者和购买者的活动将会维持两者的平衡。即使他们这样做，“在这许多点上，货币被从流通中取出，并积累成无数单个的贮藏货币或可能的货币资本。这许多点也就像是流通的许多障碍，因为它们使货币的运动停止，使货币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失去流通能力”。[13]贮藏太多而购买不足导致的不平衡的危险始终存在。
　　信用制度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在信用制度下，所有这些可能的资本，由于它们积聚在银行等等的手中，而成为可供支配的资本、‘可贷资本’、货币资本，而且不再是被动的东西，不再是未来的音乐，而是能动的，生利的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对此感到心满意足。”[14]有趣的是，他称这一货币资本为“高利贷”。然而，纵观第二卷，按照马克思的惯例，以信用为基础的解决方案可能得到的“心满意足”被搁置了。我们必须找到另一种与信用制度无关的解决方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信用制度所解决的问题的本质。
　　价值（包括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中的“实际平衡”要求“互相交换的商品具有同等的价值额”。[15]“这种平衡只有在如下的前提下才能保持：单方面的买的价值额要和单方面的卖的价值额互相抵消。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式这个事实，已经包含着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不仅起流通手段的作用，而且也起货币资本的作用。”这

　　会产生这种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使交换从而也使再生产（或者是简单再生产，或者是扩大再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某些条件，而这些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在这种生产的自发形式中，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现象。[16]

　　这意味着货币资本的介入，尽管是必要的，却是潜在不稳定的。货币资本似乎是这一问题的根源。
　　正常的平衡能通过危机得到恢复吗？马克思并没有说。这就留下了一个开放和重要的问题。在后面对这些图式的发展中，他正确地阐述了实现均衡的增长所需要的平衡（当然是在一定的假设下）。我将马克思的话解释为（尽管我可能是错的），在好的情况下，这一平衡会偶然得到实现，在坏的情况下，这一平衡会通过危机中的剧烈崩溃得以实现。
　　类似的考虑因素影响了生产中所使用的可变资本的扩张。第I部类增加对可变资本的支出，创造了对第II部类生产的消费资料的追加需求。第I部类中的工人阶级“单方面作为商品的买者和第II部类的资本家对立，那么，第I部类的工人阶级就单方面作为商品的卖者，即自己的劳动力的卖者，和第I部类的资本家相对立”。因此他们从一个部类（II）购买商品，向另一个部类（I）出售商品。 “这一切必要的前提是互为条件的，但是，他们是通过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作为中介的。这个过程，包括三个彼此独立进行但又互相交错在一起的流通过程。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呈现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原因。”[17]这再次提醒我们某种危机很有可能发生。
　　为了贮藏，资本家必须先出售包含着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商品。事实上，是工人创造了贮藏，即潜在的货币资本。在第I部类中，我们遇到了“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18]的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的扩张意味着“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的缩减。

　　因此，为了从简单再生产过渡到扩大再生产，第I部类的生产要能够少为第II部类制造不变资本的要素，而相应地多为第I部类制造不变资本的要素。完成这种过渡往往不是没有困难的，但是，由于第I部类的有些产品可以作为生产资料在两个部类起作用这一事实，完成这种过渡就容易些。[19]

　　这的确是需要注意的：许多产品，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能源了，无论在哪个部类都能充当生产资料。但我认为这一论点的主旨已经造成了巨大的后果。它支撑了在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中长期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即必须优先考虑扩大第I部类的产出，如果必要的话可以牺牲消费品的生产。其出发点是：发展重工业，投资于生产的固定资本和基础设施的固定资本，并限制个人消费。最后当利用生产资料生产生产资料的能力达到一定水平后，开始关注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这是许多共产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走过的典型路径。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与那个观点一致。马克思构建的关于扩大再生产图式的例子就是这样，并证实了这一偏见。我之所以称它为“偏见”，是因为马克思并没有证明这种优先的必要性是一个普遍的真理。而且，考虑到这种发展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它常常采取了民主国家如印度采用的五年计划的形式）应用的某些历史结果，我们最好还是回到文本，看看马克思对这一情况的假定是什么和他实际上意味着什么。
　　然而，在后来的文本中，马克思拒绝了“积累是靠牺牲消费来进行的这种一般的说法”，认为这种说法“不过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相互矛盾的一种幻想，因为这种幻想假定，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动机是消费，而不是剩余价值的攫取和资本化，即积累”。[20]在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唯一的宗旨和目标就是不断创造并巩固越来越大的剩余价值和增加资产阶级的财富、特权和权力。在这一生产方式中，集中投资于为了生产生产资料而进行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忽略消费的策略是十分合理的。人民群众的消费状况与其直接利益无关。因此，在社会主义计划的实践中，这种由阶级强加的优先对第I部类进行投资的做法的继续存在应该受到质疑。
　　马克思进一步说明：

　　已经在一个国家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本（包括并入生产资本的劳动力，即剩余产品的创造者）越多，劳动的生产力，从而生产资料生产迅速扩大的技术手段越发展，因而，剩余产品的量无论是在价值方面或是价值借以体现的使用价值量方面越大。[21]

　　但是到底谁从扩张中获益仍然是不明确的。这一暗示的言外之意是资本家阶级从中获益了。
　　马克思仔细考察了第I部类中A′和B′之间的关系。A′通过出售反复地实现他们的剩余价值，但现在他们把获得的大部分货币用于贮藏。B′通过购买（部分来自A′）进行扩张，但进一步扩张仍然面临这个问题：如果A′不再购买，他们又能将产品出售给谁呢？简而言之，实现B′的产品价值的货币是从哪里来的？
　　问题在于货币“是绝对非生产的，它在这个形式上虽然和生产过程平行进行，但却处在生产过程之外。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死荷重”。这里注意“潜在货币资本”这个范畴的重要性也许是有用的（它和之前提到的“可能的资本”相同吗？它和第三卷中提到的“虚拟资本”又有什么关系？）。但是，马克思继续说，“渴望利用这种作为潜在货币资本贮藏起来的剩余价值来取得利润和收入的企图，在信用制度和有价证券上找到了努力的目标。货币资本由此又以另一个形式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进程和巨大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2]
　　然而，这里是马克思在第二卷中谈到这些过程的另一处地方——这些过程要么使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创造成为必要，要么使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创造成为结果。他也承认了货币资本对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极大的影响”，也可以推测它对资本主义运动规律产生了同样的影响。这进一步支持了这个观点：马克思写作第二卷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说明信用形成和信用制度发展的绝对必要性。
　　通过信用制度创造越来越多可用的潜在资本的优势是，这些货币“可以更迅速地被投入一个特殊的企业，不论这个企业是在同一个资本家手中，还是在另一些人手中”。这些潜在资本甚至能“完全离开原有的资本，以便作为新的货币资本投入一个新的独立的企业”。[23]“以贮藏货币积累的、还仅仅是潜在的货币资本，应当实际作为追加的货币资本来执行职能。”这意味着它被投入到流通中，用来购买新的生产资料和新的可变资本。但这仍然没有回答额外的货币来自哪里的问题。马克思的回答是：

　　我们从考察简单再生产中已经知道，第I部类和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必须有一定量的货币，以便交换他们的剩余产品。在简单再生产中，仅仅作为收入用于消费资料的货币，会按照各该资本家为交换各自商品所预付的货币的多少，回到各该资本家手中；在扩大再生产中，同样的货币会再出现，但是它们的职能改变了。A等等和B等等（I）将交替地提供货币，以便使剩余产品转化为追加的潜在的货币资本，并且交替地把新形成的货币资本作为购买手段再投入流通。[24]

　　总之，必须假定，扩张中要有足够的货币量（信用？），以适应流通和贮藏的需要。因此积累的扩张必须伴随着货币供应的扩张，或与之相同的，将货币用作支付手段的便利性的增加。

　　如果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阶段，即金属流通占主要地位，而兼有信用制度的阶段，是完全适用的，那么，对于仍然以金属流通为基础的信用制度的最发达阶段，也是适用的。一方面，贵金属的追加生产，只要时而增加、时而减少，就会不仅在比较长的时期内，而且在极短的时期内扰乱商品价格。另一方面，整个信用机制不断地通过各种操作、方法和技术设施，把现实的金属流通限制在一个相对地日益缩小的最小限度，这样，整个机制的人为性质以及扰乱正常的进程的机会也会相应地增加。[25]

　　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思考第三卷中谈到的商业和金融危机的非常真实的前景。在那卷中不断提到的信用制度与其货币基础之间持续的斗争在这里重新出现了[26]。马克思在这里说，

　　首先要假定最简单最原始形式的金属流通，因为，这样一来，流出和流回，差额的抵消，总之，在信用制度内表现为有意识的调节过程的一切因素，才会表现为独立于信用制度之外而存在的东西，事物才会以自然形式，而不是以后来所反映的形式表现出来。[27]

　　考虑到我们所了解的信用制度作为“阶级共有资本”所发挥的作用，不难发现信用制度远不是危机的根源。信用制度不但是消除货币流通障碍的主要机制，而且是更一般的避免危机或解决危机的主要机制，即使“整个机制的人为性质”会增加“扰乱正常的进程的机会”。因此，马克思在这些段落中频繁提到信用和银行体系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它们的矛盾性质（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可能使马克思拒绝了任何将它们的作用纳入这里的系统性的尝试。考虑到马克思对作为“所有颠倒错乱形式之母”的信用制度的分析，我们将形成一个更清晰的观点：信用制度是怎样把我们从比例失调危机的煎锅中拯救出来，又把我们投入了金融和商业危机的烈火中的。
　　你无疑会注意到，整个第二卷常常提到贮藏的问题。货币贮藏十分重要，因为供给和需求的不平衡经常在两大部类，特别是在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中产生。例如，我们首先必须获得足够的货币以购买挖掘煤矿或生产钢铁所需的机器。随后必须留出货币，以便当这些生产资料耗尽了的时候来补偿它们。在这些年中，煤炭和钢铁的生产者将不断生产和出售他们的商品，而不会购买与他们生产的产品价值相等的商品。由于大多数不变资本是固定资本，这一问题将进一步恶化。进而引发了在第4章中已经讨论过的固定资本维护、修理和补偿费用的所有复杂问题。结果是，即便第I部类内部的交换，也几乎不可能以十分和谐和丝毫不受失衡与中断影响的方式进行。当储蓄和贮藏的形成占据主导后，投资的浮动、波动和震荡将随之而来。
　　尽管此类问题在生产消费品的部类（这一部类也需要固定资本）也能找到，但部类内部的动态远远没有达到潜在的破坏性。原因是构成对消费资料的大部分需求的工资往往是定期（通常是每周）支付的，而工人往往过着勉强糊口的生活，所以一拿到工资就马上进行消费。他们没有进行贮藏（至少马克思假定这样）。生产玉米并得到与他们的劳动力相应的价值的雇佣劳动者，有足够的钱购买他们定期需要的牛奶。既然资本家是在工作完成后才向雇佣劳动者支付工资，他们就不必像购买新的机器那样为了雇佣更多的工人而贮藏货币。当涉及资产阶级的消费时，问题或许就有些不同了。对奢侈品的需求或许会波动得更剧烈，这取决于经济状况、预期和普遍的信心水平。这个问题在前面的章节已经提到过了。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例如现在的美国，预期和工人阶级大众的消费信心状况已经以一种马克思没有预料到的（尽管我们将会看到，他对此有所提示）方式变得至关重要了。工人的储蓄既有自愿的也有非自愿的（通过法定养老金计划）。
　　我们不仅要假定能够获得货币和额外的生产资料以继续进行扩张，还要假定资本家可以支配的额外的劳动力存在。这个基本的要求引起了对第II部类内部的流通的考察。第I部类对消费品的需要取决于贮藏的程度。这使得“第I部类形成潜在的追加货币资本（所以从第II部类的观点来看，就是消费不足）；第II部类的商品储备搁置起来，不能再转化为生产资本（所以在第II部类出现相对的生产过剩）；第I部类的货币资本过剩，第II部类的再生产不足”。[28]需要注意的是，与特定部类的立场相关，这里使用了具有争议的术语“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假定“不存在商人、货币经营者、银行家，也不存在只消费而不直接参加商品生产的阶级，所以，在这里，必须在各该生产者本人手中不断形成商品库存，以便使再生产这个机器继续运转”。[29]尽管马克思并没有这么说，商品库存是死的资本，因此它是资本积累的累赘（事实上，贮藏采取了商品形式）。如果第I部类吸收了过多的生产资料，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第II部类可用于生产扩张的生产资料就少了。
　　但马克思在接下来的章节指出，第II部类的资本家具有优势，因为“第II部类所使用的工人，必须再向第II部类购买他们自己所生产的商品。第II部类是劳动力的买者，同时又是向自己所使用的劳动力的所有者出售商品的卖者”。第II部类的资本家可以通过压缩实际工资，使其低于劳动力价值而直接获利。但他们也有其他手段，夺回一部分他们所支付的可变资本：

　　在名义上支付正常的工资，事实上却一部分用实物工资制，一部分用伪造通货的办法（也许还不受法律的处罚），把其中的一部分在不付相应的商品等价物的情况下再夺回来，换句话说，再偷回来。例如，在英国和美国就是这样。[30]

　　马克思保证稍后将列举“若干恰当的例子”来对这一主题加以说明。
　　既然这是这一问题突然出现在《资本论》中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之一，这一部分值得关注。近期，通过丧失抵押品赎回权而对美国数百万人的房屋的欺诈性剥夺，是这一观点在当代最明显的例证。过去四十年左右我称之为掠夺式积累的全部政治活动也是如此。
　　但是，像往常一样，马克思并没有深入考察这一问题，因为“不能利用这个机制所具有的某些特别的污点作为借口，来排除理论上的困难”。[31]在他“本质”的研究对象——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种污点并不存在。特别是，它无助于解决两大部类之间供给和需求关系不平衡的难题。
　　第II部类的主要问题源自它和第I部类的关系。这与第I部类中更为严重的流通问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这个主要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扩大再生产图式


　　马克思的核心目标是模型化两大部类间的交换关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假定了在第一卷第24章中描述的“为积累而积累”的情况。经过几页的探究，他终于在第三节提出了他认为最能揭示两大部类动态关系的模型，“用公式来说明积累”。我不会仔细检查所有初步的论断，只简单地概括他提出的解决方法。他从我们已经见过的用于简单再生产的图式出发：

　　I 4000c＋1000V＋1000m＝6000
　　II 2000c＋500V＋500m＝3000


　　在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两大部类之间合理的交换比例要求第II部类从第I部类购买2000c，与此相对应，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人和资本家从第II部类购买1000V+1000m（代数上，c2=v1+m1）。注意两大部类的剩余价值率（m/v）和资本价值构成（c/v）是相同的。
　　为了分析扩大再生产的情况，他选择了一组不同的基准数字以便于计算：

　　I 4000c＋1000v＋1000m＝6000
　　II 1500c＋750v＋750m＝3000


　　尽管剩余价值率仍然相同，价值构成已经发生了变化，使得第I部类的生产率（c/v的比率，也称为资本的价值构成）变成了第II部类的两倍。马克思这样做显然是为了方便计算，但这一变化也有一定的意义。简单再生产所需的均衡交换——c2=v1+m1——不再成立了。实际上，存在生产资料的生产过剩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不足。
　　但这只是年初的情况。在年末时（就像马克思一直做的那样，假定所有东西的周转时间都是一年），如果资本家牺牲个人消费，将一部分剩余价值追加投资于生产扩张，这一数字将会改变。我们假定第I部类中剩余价值（1000m）的一半被追加投资于扩大再生产。假定资本的价值构成不变，第I部类追加的500m将用来购买额外的400c和100v（总资本变成4400c+1100v）。假定剩余价值率仍不变，那么现在生产的剩余价值就达到了1100m，并且这一部类的总产出也由6000增加到了6600。这就形成了下一年积累的基础。第一部类年复一年地重复这个过程。
　　对第II部类，马克思假定了一个不同的追加投资率，在获得的750m中只有150m可用作追加投资。假定价值构成不变，这意味着在原有的1500c和750v之外再购买100c和50v。因此现在总的购买额是1600c和800v，从而生产的剩余价值达到800m，而总产出从年初的3000增加到了3200。这就形成了下一年积累的基础。第II部类年复一年地重复这个过程。
　　与年初的总产出9000相比，两大部类第一年年末的总产出达到了9800。但是注意，第II部类从第I部类购买的1600c与第I部类对消费资料的需求1100v＋500m是相等的。增长过程产生了一个奇迹般的和谐：确实，增长和新的资本积累使得原本不平衡的地方变得和谐了。当然，马克思仔细地选择了他的数字和条件使这一结果能成立。但他因此也证明了和谐的资本积累的可能性（绝不是一种概率）。他使这一进程看起来好像能不断持续下去。表1显示了这一过程持续四年的结果。它可以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所有其他条件保持不变）。

表4


　　用代数术语说，第I部类的追加投资是c1＋Δc1＋v1＋Δv1＋m01（最后一项是指追加投资用于扩张后资本家阶级剩余的消费），第II部类是C2＋Δc2＋V2＋Δv2＋m02。保持这一动力机制顺利进行的均衡交换条件是C2＋Δc2＝v1＋Δv1＋m01。保持这一比例，我们将永远拥有和谐的资本积累。
　　但这为第二卷中从第4章开始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提供了答案。在一天的开始将c+v的需求投入流通，在一天结束时有c+v+m的供给，填补这一缺口的额外需求来自哪里呢？从个别资本家的角度看，说资本家必须提供额外的需求来吸收剩余价值似乎是十分愚蠢的。当把它们分别分解开来（第I部类中A′和B′的关系）和跨部门来看时，我们会发现有些资本家购买的超过了他们生产的，而另一些生产的超过了购买的，并且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的某些组合可建立起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动态均衡。
　　最大的问题是要达到这样的均衡状态到底需要什么。即怎样才能使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保持正确的比例和比率，以至于不存在一个部类生产过剩而相对的另一个部类经历消费不足的情况。显然，这一图式是不切实际的，并且马克思编造了这些数字以符合他的例子。但这一图式真的如此不现实，以至于完全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压力、限制和矛盾的本质，以及它的动态能力吗？如果不是，那这些图式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些关键问题需要综合性的评价。但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这一章中还有另一个问题值得讨论。

工人阶级的消费问题（再次）


　　纵观《资本论》第二卷，工人阶级的消费问题常常以某些方式被提出，而这些方式在第一卷中完全被忽略了。首先，工人阶级的消费“在总流通中都占有一个在比例上有决定意义的部分”。[32]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矛盾在于无法实现价值，因为“大多数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而且必然总是处在贫困状态的那种社会”[33]缺乏消费力。马克思甚至指出“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4]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对他在这一章中对以下观察的“附带性”的说明给予一些关注（尽管给予多大的关注还有待讨论）。这涉及“资本家先生和他们的报刊，对劳动力花费自己的货币的方式，对劳动力借以实现这种货币的第II部类商品，总是感到不满意。于是，他们来推敲哲理、谈论文化和侈谈博爱”。然后他引用了《民族》1879年（发表在他最后一项理论工作完成之后）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抱怨：“工人在文化方面跟不上发明的进步。许多物品他们已经买得起，可是他们不知道怎样使用它们，所以他们没有为这些物品创造任何市场。”问题在于“怎样用合理的、有益健康的方法来提高他们作为消费者的地位”。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他的全部奢望没有超出缩短劳动时间的范围。蛊惑者总是煽动他去争取这种事情，而不诱导他借助自己的智力和德行的完善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尽管马克思严厉地批评了这类事情，他也接受了这一观点：工人成为“合理消费者”是使工人阶级的消费成为资本流通中在“比例上有决定意义”的部分的必要条件。“资本家又是怎样理解合理的消费呢？这表现在他不惜降低身价，在消费品贸易上直接和他的工人打交道，实行‘实物工资制’”，这体现了他的观点。他使用了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的模范棉纺织厂的例子，那里的女工的供膳宿舍和宿舍为“合理消费者是何等的幸福”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但是马克思开始研究时，英国（他主要的例证）正压低工人的工资，尽管有证据表明大约在1860年以后工资开始上升。很久之后，当汽车产业在1914年引进五美元的八小时工作日后，亨利·福特派遣了一队社会工作者去教导工人如何审慎地和理性地消费。而所谓的“理性”是这样定义的——工人能为资本家生产的任何消费品“创造市场”。如何通过有组织的消费主义使消费的个别性理性化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马克思并没有讨论。但是这个“附带说明”打开了对此类问题的思考的大门，尽管马克思本人拒绝这样做。

假设


　　在评价这些图式的内容时，首先指出设立图式时的假设是很有用的。首先，马克思假定将生产活动分配给这个或另一个部类并不存在问题。定义含糊不清的（面粉可以用于生产面包，而面包又能生产三明治，那么面粉在最终被消费之前是生产资料吗？）、有多种用途的和联合的产品（羊养殖生产可供食用的肉，还为工业制造商提供羊毛和皮革）被搁置到了一旁。只有两个阶级——资本家和工人（因此没有银行家和商人，无论怎样定义，肯定都没有中产阶级）。实际上不断演变（通过追求相对剩余价值引起的技术和组织变革，正如第一卷所描述的）的劳动生产率（价值构成C/V）被假定为保持不变，除了在扩大再生产图式中，为了得到平衡的数字而引入的、两大部类的价值构成的一个相当投机取巧的差异（这是否意味着就像某些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需要有一条独特的技术变革途径来促进图式的均衡？）。劳动力价值是固定的，并且追加投资率也被认为是不变的（有一个例外）。追加投资局限在部类内部，因此资本不能从一个部类流向另一个部类（为使一切都保持平衡，第二年的算术例子中追加投资/储蓄的比率中有一个奇特的波动）。
　　投资基金无法在两大部类之间流通，意味着没有实现部类间的利润率平均化的机制。由于这是与第三卷中考察的利润率下降相关的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这里就有一个明显的理论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交换是按价值（而不是根据生产价格，就像第三卷前几章陈述的那样）进行的，且假定所有东西都实行等价交换。尽管货币资本的介入经常干扰这一问题，但流通中的货币方面并未完全纳入分析。一切都以一年为周期进行周转，固定资本形成和流通中最严重的问题大部分都被假定没了。通过地租、利息、商业利润和赋税等占有和剥削剩余价值的其他形式被忽略掉了。
　　我认为，由上述假设可以明显发现，上述图式构成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如何运行的一个完全不切实际的模型。但以这种方式建模的目的并不一定是要重现现实（尽管这种成功的模型或许会为最终重现现实打下基础）。马克思也许会这么说：这样的建模是为了凸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结构（这里指的是再生产）的核心关系——本质。那么这些图式揭示了什么呢？很简单，资本以货币、商品和生产资本三种循环的方式持续流动，通过这一持续流动的资本进行的资本积累的再生产注定是棘手的，因而具有危机的倾向，并且某种危机（由固定资本流动或更一般的比例失调引起的）或许只能以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金融体系中）造成问题更大的危机为代价来解决。我喜欢指出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危机的趋势并没有得到解决，而是被转移了。我为把这一想法加到这里正在讨论的事情上感到内疚。但我认为，细读文本，特别是紧密结合第三卷分析信用和金融的材料，我们将更加支持这种看法。

资本主义下的图式：货币和信用的作用


　　如果在资本主义社会，充当阶级共有资本的信用制度用来解决资本流动的宏观协调问题，会发生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想象，信用制度能以某种方式对这些问题施加控制力，甚至使资本流动更加合理，而不是让其处于马克思描述的狂野的市场起决定作用情况下的无政府状态？毕竟，信用制度在使周转时间更加合理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解决了周转时间差异所产生的许多问题。它也通过将每月相应的贮藏变为每月简单的支付，巧妙地解决了固定资本流通的问题。我们在协调不同部门时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而按照固定利率周期性进行支付的信用制度传输和制定的信号，或许能被政府机构或同类组织用于宏观计划。这难道不是中央银行的政策——作为信用制度的枢纽并受到政府支持——被授权从事的主要事情吗？
　　再次，这显示了信用制度的矛盾作用。我认为，如果不将信用制度纳入这一框架，我们就无法得到这一切如何发挥作用的真实模型。这是后续工作应该研究的问题，但大部分内容至今没有人研究过。

图式的含义及其后来的发展


　　后来对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的地位和意义的讨论和争论，显露出了关于如何最好地解释它们的一些重大分歧。我认为马克思建立一个各种关系能实现和谐均衡的版本，是为了说明这些条件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有些人却认为他事实上证明了这种和谐发展道路的可能性，而一旦偏离这种和谐的条件，只需要在某些地方发生一点小危机来纠正，原则上就是可控的。
　　罗莎·卢森堡在《资本积累》中认为这些图式表明，“积累，生产，（价值）实现与交换在发条般精密的控制下流畅地运行，毫无疑问，这种特殊类型的‘积累’可以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她强烈抵制那些图式暗含的政治上的消极性，指责它们存在致命的缺陷。马克思未能回答自己的问题：“用于购买剩余产品的有效需求来自哪里？”这一问题是马克思在第17章遇到的，并试图在第20章和21章解决。这也是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中心问题。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似乎对于激发某种类型的凯恩斯主义思想和1930年以来的宏观经济增长模型，发挥了隐含的作用。随后，大量的文献研究了马克思（理论）和凯恩斯（理论）的关系，其中关于有效总需求、追加投资率以及技术变革路径等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在凯恩斯看来，要实现和谐的经济增长，政府（或者许多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如IMF）必须实施恰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其他经济学家表明，只有通过一条技术和组织变革（生产率c/v的演进）的独特路径，才能保持合理的比例。然而，实际的技术变革路径并不必然与平衡增长的需要相适应。偏离了平衡增长的需要的技术变革越多，比例失调的危机就越严重。
　　正如我们之前在货币、金融资本和信用的情况下看到的，马克思并不相信通过这种方式能够避免严重的危机（与纠正比例失调的调节性的危机截然相反）。几乎可以肯定，这是马克思与凯恩斯不同的地方，凯恩斯认为政府干预能广泛地解决危机与矛盾。在马克思之前，除了之前提到的魁奈，几乎没有人尝试建立关于资本借以再生产的流通的宏观经济模型。魁奈认为所有资本和财富的基础都是土地上的生产。而马克思的版本以工业生产为中心，尝试确定他定义的两大部类之间必要的流动和平衡。他说，资本主义生产的“自发形式”（他的意思是单个资本家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意味着“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现象”，并且“使再生产（或者是简单再生产，或者是扩大再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某些条件”很容易“转变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平衡增长的“必要的前提是互为条件的，但是它们是通过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作为中介的。这个过程，包括三个彼此独立进行但又互相交错在一起的流通过程。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呈现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原因”。[35]
　　此类危机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献中一般被称为“比例失调危机”。危机的深度和广度目前还不清楚，但是这种观点的当代版本可以从IMF报告常用的参考文献和其他关于全球失衡的文件中找到。可以肯定的是，在当代条件下，这通常指国家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失衡（如美国和中国），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理解为区域间能够出现也确实出现了的不均衡发展和失衡的一个版本。这一重叠和由此导致的广泛的后续研究工作，为这里识别的生产和消费的动态相互作用潜在失衡的地理版本造成了问题。
　　这些图式显示了为了实现和谐、平衡的增长资本需要做什么，同时也为理解这种做法的不可能性作了准备。这里仍有一些潜在的矛盾未被探索。贯穿整个第二卷的技术性的分析，指明了中断和紊乱的可能性。在更大的框架内，如第三卷描绘的那样，我们将看到这些可能性是如何在实践中更加充分地实现的。
　　这些图式最早应用于苏联早期，那时一个叫费尔德曼的波兰经济学家为了制订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开始探索它们的功能。后来，马克思的图式被卡莱斯基（也是波兰人）和其他直接受凯恩斯理论影响的经济学家所借鉴，用以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内构建宏观经济增长模型和经济发展理论。埃弗塞·多马，广为人知的哈罗德—多马宏观经济增长模型的创始人之一，明确承认借用了马克思的图式。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所有的宏观经济增长模型都借用了这一遗产。如果他们更认真地对待马克思的图式的话，传统经济学家将避免许多麻烦，并且（或许）大约在七十年前就能开始对宏观经济模型和公共政策计划的研究。
　　斯拉法的著作《用商品生产商品》从理论上采用了这些观点，并产生了引人注目的效果，这点可以从他的书名中看出。因此，马克思在创造再生产图式方面取得的成就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规范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计划的发展之间存在着重叠。
　　马克思揭示的关系结构实际上具有普遍意义，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定的历史关系。其特殊的资本主义性质，似乎依赖于货币资本流动作为生产和消费各部门、各部类之间关系的协调者的独特作用。但是如果这些图式以物质使用价值（而非价值或交换价值）的方式建立又会怎么样呢？能用它们规划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物质关系而不用考虑资本积累吗？马克思清楚地说明这一流通过程“可以在非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36]
　　数理经济学家——既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非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模型从数学方面进行的十分复杂的探索，无疑发展了马克思的洞见，尽管是以非辩证的方式。但是考虑到马克思阐明这些材料的方式，以后很难找到其他（替代）方式。如果这是将来最主要的方式，那么第一次将这些材料及其后续的发展介绍给新的读者时，应该达到怎样的程度呢？理解这些后续的发展需要相对高级的数理经济学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因为我自己也没有掌握多少相关的数学工具），我所能做到的最好的就是提供一些参考，那些倾向于在数学道路上走得更远的人或许可以由此出发。
　　大体上，有两个发展了这一图式的学派依赖于与马克思的研究意图相关的经济思维框架。例如，森岛通夫将这些图式转变为新古典均衡理论，并使用高度复杂的数学技术说明了这些图式事实上暗示的经济发展轨迹。这些结果十分有趣。放弃了积累分别发生在各个部类的假设后，马克思的数字例子描述了“在生产必要消费资料和奢侈品的第II部类的资本价值构成（或是资本更密集）比第I部类高的情况下，围绕均衡增长路径的是爆发性的震荡”。“如果第I部类的资本价值构成比第II部类高，结果是对均衡增长路径的单调性偏离。”这种做法有很强的吸引力，因为它们表明了即使使用极其简单的模型，计算均衡增长路径也是如何的困难。
　　另一个学派，大多数是凯恩斯主义者，也研究了这些数字，表明一切都取决于创造一个可行的技术——它能同时平衡部类间的物质和价值交换，而且追加投资率和就业率必须在一个严格限定的范围内步调一致地移动。同样，其含义是，平衡增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马克思的直觉——它只能被“偶然”地实现——是正确的。
　　那么，马克思在其他地方得出的结论——危机是对平衡增长的均衡条件的暴力修复，至多是暂时的，不可能是永久性的——是完全合理的，即便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明。这个结论有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推论，即这个难题：如何通过有意识的社会计划和设计将这些动态关系连接起来，以满足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要。

理性的社会主义计划的可能性


　　在这些章节中（和其他地方），马克思几次提到在社会整体内，将劳动合理分配到劳动分工的不同方面的问题。他建议要设计社会手段以完成这一目标。这与通过货币流动和市场过程达到的资源配置的无政府状态，以及由此导致的危机的不合理性形成了对比。这个观点——通过应用再生产图式，平衡增长原则上是可能的——被赋予了一定的合理性。因此它们被当作是合理规划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生产与消费的有用工具。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这些部门，如铁路建设，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较长时间内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会从全年总生产中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37]

　　在第三卷第49章（写于19世纪70年代的主要理论研究之前，该处只是简略描写了再生产图式）中，他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不同的生产类别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38]这意味着，马克思认为这些图式在理性的社会主义计划的发展中能发挥某些作用。事实上，再生产图式并不能解决此类问题。但它们原则上表明了，为了在一个合理有序的社会中实现平衡增长，需要多少生产资料以满足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扩大再生产的需求。在任何可供选择的社会里，此类协调都必须由社会来组织，特别是考虑到马克思不断强调，货币资本在这样的协调中发挥作用会造成很多问题，因而必须被废除。换句话说，这些图式必须被改写成纯粹的使用价值和物质条件的形式（也就是里昂惕夫后来设计的形式），而不受货币流动和盈利性考虑的引导。
　　整个《资本论》中，马克思也经常提及生产中剥削性的资本和劳动的阶级关系，将其看作基本问题，需要由“联合劳动者”在集体的基础上自由组织他们的生产来解决和取代。这就是“替代性的选择”在个人企业层面上的含义。但这个替代性的选择，像他在第三卷中承认的那样，是有限的，因为它最后只会复制资本主义企业的问题（甚至导致长期的自我剥削），除非采取措施同时控制资本的三个循环并使它们服从社会的控制。
　　马克思在这里似乎暗示，联合工人控制生产的反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应该由协调劳动在社会整体内部各种相互关联的劳动分工中配置的社会手段来补充——如果不是被后者取代的话。这里考察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的区别只不过是它的一个变种。但无论是在社会主义下还是资本主义下，这当然都是同样重要的。尽管它对规定一个反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到底是怎样的显得至关重要，但构思和组织反资本主义方案的这部分内容更为困难。马克思在这里回避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或更深入的思考。
　　可以这么说，目前，我们更关注反资本主义方案中的“联合劳动”的方面而不是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合理配置劳动力的问题。部分是因为后者与共产主义甚至社会民主国家——目前人们不再轻易相信（在我看来这么做是对的）这个制度——的统治和镇压有关，部分是因为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计划的经验总的来说不尽人意（尽管说它彻底失败了是错误的）。但是，正如马克思在其他地方说的那样，我们不能以这些特别的污点“为借口，来排除理论上的困难”。
　　不幸的是，通常情况下，当代左派太倾向于避免这种理论上的困难。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主义社会中，需要建立协调机制，以避免生产过剩、供应不足和物质流动中的瓶颈问题，以在一个可接受的物质福利水平上再生产日常生活，并与生态条件维持即使不是良好的，也是能接受的关系。在不受控制的市场中，由于缺乏对货币流通和谋利活动的协调，如何实现以上目标是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并且如何在不建立类似国家机构的东西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马克思的图式的一个方面说明了那些可能出错的事项，这在不假思索和未经证明的情况下成为一个标准的做法。在马克思的算术例子中，第I部类的变化驱动了整个扩张。由此而来的观点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经济和发展计划应集中投资于资本品和生产资料的生产，让消费品的生产随后再跟上。社会主义发展模型严格地遵守了这一传统。后殖民政府，如加纳，在20世纪60年代也成为这种思维方式的牺牲品，至今仍然没有完全从它的影响中恢复。
　　第II部类必须依靠第I部类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这一切之所以出现既是因为马克思独断的选择，也是因为两大部类间的关系的不平衡性质，后者是第I部类相对第II部类更高水平的贮藏的不同影响造成的。社会主义的过渡当然要彻底消除这些差异。这将完全有可能扭转两大部类的关系，使第I部类为第II部类服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的目标是积累资本，而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生存和消费需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世界的目的将完全相反。



[1]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 中文版将此译为“ 暂时的紊乱”，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译者

[5]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9]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1]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2]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3]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4]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54—5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5]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6]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7]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8]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9]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0]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1]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2]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3]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4]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5]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6] 回忆第三卷说的“资本主义生产如何不断地企图突破对财富及其运动的这个金属的限制，突破这个物质的同时又是幻想的限制，但又不断地在这个限制面前碰头”。（第三卷，第650页）。

[27]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63—5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8]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9]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0]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1]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2]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4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3]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4]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5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5]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5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6]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7]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8]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9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