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商品化——工厂之外的物尽其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乌苏拉·胡斯《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真实世界里的虚拟工作》

挑战商品化——工厂之外的物尽其用

　　“为使用而生产，不为利润而生产”这句话多年来一直是“社会主义者”的战斗口号。乍一看上去，口号响亮、简洁，浓缩了社会主义工业策略，揭露了资本主义的无情本质，体现出社会主义人性关怀，能够一下子抓住人心。
　　然而，如果要对口号加以解释，就会揭示出隐藏在表面之下的相互矛盾的需求，反映出当前左翼阵营对替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工业策略方向非常困惑。虽然左翼人士认为利润的概念不能作为最重要的变革驱动力，也不能作为评判一个工作是否应该存在的终极标准，却保留了商品生产这个资本主义制度最喜爱的工业活动，而理由就是因为它是创造利润最有效的方式。资本主义制造生产的核心原则就是利润高于一切，统治一切，因为资本家只有通过生产用来交换的商品才能够从劳动力身上榨取剩余价值。
　　商品生产的压倒一切性造成我们的工业和经济发展严重畸形，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活中出现了许多丑陋的东西。比如，为喂养婴儿生产大量的牛奶，但不教育母亲母乳喂养的重要性；药物和医疗器械的供应比护士更重要；给孩子买个劳斯莱斯玩具车要比给孩子找个托儿所容易得多；我们宁可给老人配台彩色电视，也不愿坐下来谈心。
　　社会主义者一直以来都在抽象和道德层面意识到，我们需要找到替代制度来取代这种本末倒置的混乱体制，又称“物质主义”或“消费主义”，并泼洒大量笔墨去攻击现有制度，以充满悔意的伤感口吻怀念二战前“亲密无间”、温暖的工人阶级社区，可是当要他们为未来制定具体规划时，又总是将重点放在替代产品上。虽然大家都认为工厂劳动单调、低级、危险、没有尊严，但面对着工厂关闭现象，“社会主义者”的解决方案总是让工厂重新开张，或建立新的工厂，想都没想过要取代整个工厂体系，为什么左翼人士不愿意跳出资本主义对商品的迷恋呢？为什么社会主义者在挑战利润的至高无上性时总是显得如此心不在焉、模棱两可呢？
　　这里面似乎存在着许多互相联系的不同因素：劳动的性别分工将女性发配到“服务”工作岗位上，工厂劳动则由男性掌握；由于拼命想要维持“手艺”的酬劳水平，而不对工作内容作任何理性分析，造成对技能狭隘、扭曲的定义；盲目信从科学和技术，认为科技是中立的力量，能够带来进步，最终造福全人类；相信只有直接参与商品制造过程的工人才拥有工人阶级的意识和战斗性。
　　这些观点都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在分析其正当性之前，也许应该先回顾一下历史，看看这些观点都是怎样形成的，与实际生产过程的关系如何。
　　这里会采用一个常见的方法，审视不同的活动在过去三个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如何逐步商品化，这些变化对现金交易内外的劳动会产生何种影响。在此基础上也许能够预测未来的一些发展趋势，为未来干预制定策略。
　　我们已经习惯于将经济视为一块块不同独立区域的组合。首先是第一产业，包括农业、矿业、采石业等从地球攫取原材料的行业；然后是第二产业即制造部门，将原材料转变为商品；最后是第三产业，即服务行业，由五花八门的政府、商务活动及种类繁多的分销活动构成。
　　除了货币经济社会三大产业外，还存在着第四组活动，支持着三大产业的正常运作，但不牵扯有偿劳动。这类活动有各式各样的名字，但都无法完全表达其内涵，因为它涉及再生产、消费、家庭劳动等领域。这其中包括了种种家庭和社区活动，有的与货物服务消费有关，有的与照顾孩子、老人和残疾人有关，也有的与服务于有偿劳动力有关。这些任务主要由女性完成，本章暂且称之为非社会化劳动。
　　一般认为，经济领域的这四大恒定产业彼此没有连续性，之间存在着易于定义、一成不变的区别，这些区别也反映在实际行动中，比如在常规劳动数据统计、政治战略制定等过程中都依此加以区分。极右翼的英国托利党宣称，“我们消费的东西不应该超过生产出的东西”，社会主义左翼阵营也哀叹“英国工业基础的萎缩”，尽管政治理念不同，但潜台词都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将“生产性的”制造业与“非生产性的”服务业隔离开来。
　　因此，要想改变观念，承认这些产业之间的界限不但极其模糊，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就要下很大功夫了。在官方数据的静态表面下潜伏着的是永恒的运动，跌宕起伏的演化过程深刻地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
　　在个体工人这个微观层面上，很容易可以观察到产业之间的模糊界限。比如，一个农场工人正在修理拖拉机，这是“第一产业”的活动。怎么修也修不好，只好打电话叫服务工程师来修，这个行为就重新定义为“第三产业”。再比如，一个打字员正在录入一本书的手稿，因此她就成为了制造业的员工。打字工作被取代后，她又当上了公务员，为政府报告打字，这时就变成了一个非生产性的服务工人。将不锈钢餐叉成品从厂房一头搬运到另一头的男人是制造业员工，而将同样的东西从商店一角搬到另一角的女人则是服务人员。许多如会计、卡车司机、清洁工等大批工人的定位是很武断的，完全取决于他们雇主的规模和专业化程度以及是否存在着分包政策。 ·
　　这类不规则现象警告我们不要轻信数据，不过并不能让我们认清产业界限的重大变动，而这一点只有通过历史回顾才能看清。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三百年，区区几段的总结必定会显得简略粗糙。不过仍然值得一试，因为我们可以借此瞥见服务向货物的转型过程，以及非社会化劳动转向有偿工作再转回非社会化劳动的历史变迁。
　　该历史过程始于17世纪，我们今天熟知的制造行业在那时还几乎不存在。今天很多工厂活动和一些现在称为“服务”的活动都是在家中进行的。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第1章中对爱丽丝·克拉克的引用吧：

　　17世纪时，它（指家务劳动）包括比现在多得多的生产活动：酿酒、乳制品生产、养鸡养猪、水果蔬菜种植、亚麻羊毛纺织、医疗护理等活动都是家庭产业的一部分。^[1]

　　家庭生产的货物可谓种类齐全，包括肥皂、蜡烛、药物、食品和衣物等等。
　　首先搬出家门的主要生产活动是纺织品制造，在首批工厂中诞生了一个新的有偿工人阶层。工厂大量涌现，家庭外女性有偿工作也随之诞生，但带来的并不是期望中的效果：虽然有了新的家庭收入，可以购买新的工厂货物，但家庭并没有富裕起来。爱丽丝·克拉克又指出：

　　如果爸爸赚的钱足够交房租和支付一些生活必需品，那当妈妈有足够的资本完全待在家中工作时，就可以为她自己和孩子提供吃穿，过去的传统家庭也的确就是这样。但一旦家庭陷入贫困，妈妈被迫从事有偿劳动时，女性对家庭的生产能力就被极大削弱，因为她的薪酬只能勉强养活自己，根本无法为全家提供吃穿住行。^[2]

　　人们停止在家生产货物，转而选择成为制造货物的消费者，这个转变过程在考虑到时间、财力资本欠缺的情况下似乎显得不可避免。新的工厂工人也因为缺乏时间和住房条件而无法购买服务，因此服务就成为了富人的特权，有钱得连仆人都请得起。由此诞生了一系列新的“服务行业”，如儿童护理，洗衣、承办伙食等服务，其中有一些后来演化为正式的大规模服务行业。
　　随之而来的，是职业化服务的持续增长。职业化服务在此之前已经开始取代一些传统上由社区睿智妇女和老者自愿从事的工作，比如出现了收费的外科大夫、药剂师、律师等职业，而文学教育也取代了口头教育传统。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有些活动移出了非社会化劳动，进入了制造业的领域，还有些活动移出非社会化劳动，进人了服务行业。但在此之外还存在着从服务转向制造的变化，这一过程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内重要性会与日俱增。
　　我们可以从17世纪几乎全部在家进行的众多活动中挑选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以上变化：洗衣服、看护病人、娱乐、准备食品、供暖照明、新闻宣传、制衣、清洁等等。工业革命之前，以上这些任务都主要由女性完成，满足家庭内部需求。此外，每项任务的劳动过程都需要相当高的技能和知识水准，工作节奏由工人控制，工人对整个工作流程和任何潜在风险都了如指掌。举例来说，洗衣活动牵扯到对个人和家人衣服质地的护理，包括洗涤、熨烫、上浆、制皂、干洗等一系列活动。娱乐也是同样道理，包括唱歌、讲故事、弹奏乐器和跳舞等活动。
　　随着资本主义渐渐生根发芽，上面许多活动都转变为有偿服务，有的还变成“职业”服务，这些服务虽然在工业革命之前很久就出现了雏形，但随着薪酬工作的增长才慢慢蔓延开来。我们开始观察到家务服务和外部工作的出现，比如替人在家中洗衣和洗衣店工作等劳动。我们也看到职业艺人出现在乐队、乐团、马戏团、音乐厅等场所中，后来又在电影院中出现了放映员、女引座员等岗位。
　　为了让这些任务移出家门，没有必要改变劳动的方式。技术和工作流程基本没变，唯一需要变化的就是社会关系，任务执行人现在是为了钱而提供工作，而不是为了自己或家人使用。但接下来，我们需要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来引发下一步发展。这些活动被转型为工厂制造劳动，即所谓的“商品化”。若想让市场上贩卖的清洁服务演变为肥皂、清洁剂、洗衣机、烘干机等商品的工厂制造，化学工业和机械电器工程领域必须出现新的技术变革。在大规模生产收音机、唱片、电视、高保真设备等类似产品前，声音和图像的录制传输技术必须产生飞跃，电缆和卫星技术也必须取得进步。在新的制造劳动过程中，的确需要一些熟练工人，但大部分工人相对来讲都没有什么技能，不了解工作知识，无法控制工作节奏，不清楚有什么潜在风险。
　　最后，新的制造产品又在家庭中催生了新消费活动，并出现了新的非社会化劳动，如设备的购买、操作和维护，软硬件的购买或租赁等行为。在这里也不需要太高级的技能、知识和控制能力。
　　以上活动发展的总体规律惊人的相似。劳动起初转型为社会化服务，然后随着科技革新，又进一步被商品化，为新的制造工业打下基础。新商品的出现从而改变了人民大众的消费规律，让尚未社会化的劳动在本质上发生了转型。当然了，不能因此认为历史是一帆风顺的。发展过程颠簸不平，通常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并存着不同的发展阶段。不过，既然大多数“服务性”生产方法都比“制造性”方法需要更多劳动力，随着大规模生产的兴起，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成本上升，抬高价格，要么导致重要性降低，要么成为供富人阶级享用的奢侈品。
　　乔纳森·格顺尼针对服务被货物取代的过程做过开创性的研究。他的理论能够为我们提供有关该过程发展程度与时间的详尽信息，让我们深入传统数据形式的内部，观察到影响深远的普遍趋势。举例来说，在为期21年的时间内，在3个领域中服务消费与货物消费的关系经历了180度大转变：商品化的娱乐取代了电影院和剧院，家用设备取代了洗衣服务和家务服务，汽车和摩托车的普及取代了公共交通。^[3]
　　17世纪时，如果选择购买货物和服务，而不是在家生产，那主要是因为没有时间，这一点在前面提到过。因此有人会很自然地认为，社会化劳动的增长与非社会化工作耗费时间的缩减之间仍然会保持着一种直接联系：为家庭消费生产出越多的货物和服务，家务活就需要越少的时间，不过我们在前几章中已经看到，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安·欧克利的研究表明，尽管在20世纪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现出大量家用设备、家用化学品、便捷交通工具和其他“节省劳动”的商品，花在家务活上的时间却有所上升。^[4]
　　我们已经讨论过出现如此怪异现象的原因：强大的意识形态压力抬高了家务活质量标准；个体家庭规模过小，无法产生规模经济；上面描述过的新型家用消费活动出现在生活中。我在这里要针对这第三条原因多说几句。
　　服务的商品化带来了新型无偿“消费”工作。可以说服务的商品化将许多之前作为有偿工作的劳动去社会化。比如，消费者在商店里需要自己选择货物、搬运、称量、包装、排队，但这些工作过去都是拿着薪水的服务员来完成的。自助服务已经成为加油站、提款机和自助餐厅的规范作业。医护行业也是如此，医生和护士通常不再上门诊治病人。这些行业发现，如果能劝说使用服务的用户花费自己的无偿时间往返于诊所和医院门诊室、在候诊室等待就医，就可以节省工作人员的有偿时间。在安装了自动化诊断系统的医院内，病人需要自己将病情输入信息系统，而这些工作之前都是医院管理员和护士的任务。
　　供私人消费的新商品在服务和使用过程中也需要投入额外的劳动，但因为与越来越昂贵、越来越不可靠的公共设施比，自己拥有设备显然更加便利，所以便掩盖了这种额外的劳动。譬如，即使用了自动洗衣机还是比上门的洗衣服务要更耗费时间。
　　以上过程代表着社会化劳动和非社会化劳动之间界限的另一个变化。家庭的私人领域与现金经济的公共领域之间出现了双向交流。随着越来越多的活动被拽出家门，卷入社会化大潮，外部经济也因为希望提高生产力、甩掉非盈利工作而将其他任务强加在消费者头上，加重了无偿劳动的负担。
　　我在上面提到过随这些变化而产生的劳动过程变化，下面就做详细说明。我们在17世纪的家庭中可以找到种类齐全的任务，不但随季节变化，甚至还出现了内部劳动分工，需要工人掌握很多领域的专业技能。大部分任务从始至终都在家中完成，所有的参与者都需要清楚整体流程，充分了解相关知识，比如烹饪、腌制、食品保藏、医药配制、纺织、酿酒、蜡烛肥皂制作、蓄养家畜等活动。很多工人不但做牛做马，甚至还受到虐待，但除极其特殊的情况外，工作节奏一般不是由个人掌控就是在私下或由集体决定。
　　回到服务行业中，我们也发现了五花八门的工作。不过这些林林总总的“服务工作”都存在着一个典型特征。服务行业的技能和知识不像17世纪非社会化的家庭劳动那样种类繁多，但专业化程度更高，诞生了众多需要专门技能的职业，每一份职业仅负责完成某一项特定的任务。比如在医学界，曾经“包治百病”的民间郎中被专业药剂师、外科大夫、助产师、物理治疗师、妇科医生、眼科医师等一系列专家所取代。
　　日趋复杂的劳动分工也产生了不需要熟练技能的专业职位，主要包括清洁、送信、送货等体力劳动，处在新行业迅速形成的职业等级最底端，但对整体工作流程有一定的了解。大多数此类工作都与人打交道，监督形式和工作节奏是由人而非机器来决定的。
　　许多服务行业也提供某种形式的升职体系，允许工人从下属地位升到高级职称。高级专业知识和低级自动化意味着工人了解大部分工作风险，可以降低出现意外工伤的几率。
　　制造业的情况与此大相径庭。很多分析家指出，制造业一直以来都朝着一个方向冷酷无情地演化着：尽可能将技能含量和对工作的掌控吸收进机器和自动系统，将绝大部分工人转变为一个没有技术、没有区别、可以相互替换的群体。在技能层面出现了平行现象：一方面诞生了技能水准极高的管理和设计职业，另一方面则出现了大批重复性工作，每个工人仅负责生产流程中的一个微小部件而已。这两者之间的鸿沟不可逾越。大多数工人对整体劳动流程不甚了解，只清楚自己从事的那一小部分。工作所需化学制品、电脑化的控制系统、神秘“科学”产品等东西让工人难以理解，增大了工作风险性。通常只有当工人意外死亡时才会引起大家的怀疑。工作的节奏由机器操纵，工人不仅失去了调节工作速度的权力，甚至无法像与人类上司讨价还价那样与机器理论。
　　当代社会家庭中的劳动又如何呢？家庭基本劳动当然与三个世纪前的家务活大体相同，但劳动方式却相差十万八千里。分析表明，家庭消费工作的劳动流程与上面刚介绍的制造业劳动流程很相似。家庭劳动的基础是对加工食品、家用化学品、家用电器、工厂制造衣物等商品的购买、服务和使用过程。大多数商品的设计和工作方法都不为主妇熟知，主妇因此必须听从“专家”意见（通常要去密密麻麻的说明文字中查找）才能学会如何使用，了解工作风险。一旦出现障碍事故，主妇就需要联系维修工、医生等其他专家，在专家将一切都搞定之前（如果真的有能力搞定的话）只能无助地等待。
　　家庭主妇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对工作顺序有一定的主宰权，但要听从学校、工作场所及商店经营时间和其他外部活动的时间安排，而且她必须完成的任务和任务完成标准日益受到来自多方面的限制，比如机器和住房的设计、食品衣物的化学成分、法律条款（比如有关他人托管孩子的规定或制定儿童上学时间等法律）和强大的意识形态压力等。这些因素都抵消了主妇对劳动流程的实际控制权，并将大部分家务劳动所需的技能从家庭中移出，融入到机器设计之中，就像对待工厂工人一样。难怪我们在第1章就指出，在工作的单调性、琐碎程度和速度方面，家庭主妇认为自己的工作甚至比制造业工人的还糟糕。
　　家庭和服务活动的日益商品化不但没有将女性从家务活中解放出来，反而让家务劳动更加辛苦。工厂劳动的情况也差不多，每一轮自动化浪潮都进一步剥夺工人技能，削弱工作满意度。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将大部分服务工作商品化，不仅创造出新的制造行业，还将工厂中的社会关系结构带入了办公室、商店、医院和银行里。零散化和机器工作节奏等特点甚至成为今天一些服务工作的特征。
　　在这种现实下，社会主义者怎么还能够毫无保留地认为商品化可以创造有价值的工作、建设更完美的社会呢？他们真的认为在电子闹钟工厂劳动要比与一个担惊受怕的老奶奶坐下来谈心更快乐？难道在传送带上组装手推车要比帮助老奶奶购物更开心？当一名医院门房或护士难道真的不如医药厂的包装工有意义？以上这些工作究竟哪个更具备变革的潜力，哪个可以改变行业内社会关系结构，哪个可以给工人带来更多参与权，让工人进一步主宰自己的日常生活？
　　我在本章开始即指出，社会主义理论中似乎存在一些障碍，让我们无法顺利地制定战略来挑战商品生产的统治地位。
　　第一个障碍是劳动的性别分工。在非社会化的劳动部门，通常是女性进行着消费劳动，是女性负责照料家人，打理家务。在货币经济中，女性则集中在少数行业和屈指可数的职业中。除交通和国防业外，男性在所有服务行业中均处于少数地位，所以这些服务行业就被视为女性化职业，而男性则在所有其他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唯独服装和制鞋除外，因为服装业一直以来就与女性在家从事的无偿劳动存在着密切关系。女性也在食品饮料、电气工程、纺织品行业占据着一定量的少数席位，从事着某些明显的“女性工作”，但在其他行业中除了做文书工作或清洁女工外，基本看不到女人的身影。也许正是由于女性负责在家从事无偿工作，女性的时间才被社会认为没有价值，而男女分工明显的行业给女性的薪水也少得可怜。
　　女性技能的贬值与以上现象紧密相关。社会认为每个女性都应该掌握清洁、烹饪、儿童护理、制衣等技能，任劳任怨在家中无偿付出劳动。因此这些技能根本没有稀缺价值，拿到市场上去赚钱时，换来的只是最低的薪水。实际上，社会往往认为这些活动根本称不上技能，所以那些以此类工作糊口的人通常被贴上”无技能”的标签。
　　辛西姬·格波恩（Cynthia Cockburn）在她的著作《兄弟》中（Brothers）指出，技能的定义问题混乱不堪，很容易导致人们情绪化。^[5]通常说来，一份工作是否为“高技能”并不是工作内在难度的反映，而是工人的组织和议价能力的体现。在工人群体抵制工厂劳动降级化、零散化的过程中，主要方法就是保护工人传统劳动，将工人自己贴上“熟练工种”的标签，再建立实习制度等手段来控制外人对工作技能的获取。工会组织公开拒绝女性和移民等更加弱势的群体，因为新来的工人会稀释原有工会，削弱工会的议价能力和团结精神。这种做法进一步巩固了上面提到的劳动性别分工现象。社会认为，女性工作慢慢与低级地位画上了等号，大多数“服务”岗位都被视为卑下、低贱甚至女性化的工作，但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些工作本质如此，而是因为从事这些工作的工人通常被认为是卑下、低贱、女性化的群体。
　　很多人认为，因为正是在工厂制度下诞生了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所以必须在工厂内诞生强有力的工人组织，将资本主义打翻在地，这种观点根深蒂固，很难消除。只要看一看英国的历史就知道这种观点大错特错。到目前为止，本世纪英国工人运动中最为强大的政治力量是所谓的码头工、矿工和交通工人联盟。这些群体中没有一个人在工厂从事生产劳动。矿工属于第一产业中的开采业，而其他两个属于“服务”工人。三个群体都由男性组成，可能这就解释了这些人通常不被视为服务工人的原因。而1978年在“不满的冬天”（winter of discontent）运动中掀翻英国政府的工人则大部分是工作在公共服务部门的女性工人。尽管很多制造业工人组织的确比某些服务工人组织做出了更加勇敢艰苦的斗争，但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制造业工人组织曾造成如此巨大的政治冲击。不过，这个现象其实并不取决于工人和资本的关系，而是性别的不同决定的。
　　服务行业的女工组织起来比男性面对着更大困难，不是因为她们是服务人员，而是因为她们是女人：因为需要照料家人，不能参加会议；因为需要从事兼职工作，或在离家不远的小公司上班；因为女性受到男性的排挤、贬低和骚扰；因为女性的经济状况很差，无法为争取高薪、改善工作环境展开持久罢工。这些因素相辅相成，给女工塑造了负面形象，而在镜子另一面的男性形象却积极向上：身为工人阶级斗士的白人男性从事着高贵的工作。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财富生产者”，他的工作是体面的、重要的，需要高级技能才能完成，为未来社会主义世界的所有工作树立了高大的榜样。相比之下，其他工作，特别是服务行业的工作则被视为卑躬屈膝、没有尊严的劳动，如寄生虫一般。这些工作不需技能，女里女气，根本不配男子汉大丈夫来干。
　　只要看一看工人阶级构成的真实数据，就可推翻这种成见。英国40%以上的工人是女性，全国从事服务行业的工人比这个数字还要更高—些。另外，贬低女性的成见也在抽象层面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了矛盾。我们“社会主义者”的奋斗目标难道不是创造一个充满关爱的社会吗？如果我们要将关爱社会化，那除了服务劳动外还能有什么呢？我们怎么能将男性工厂工人的模板运用到服务行业中呢？要想解决矛盾并不容易，近年来众多左翼人士肯定对此进行过思考。正是由于这种困境的出现，很多人才高兴地认为我们应该生产出具有社会价值的替代产品。因为如果可以发现这些“替代”产品，工人就可以重新回到工厂，用自己的技能生产出人民需要的价值，工人现在终于可以关爱社会，再也不用担心真的沦入服务行业、照顾他人、玷污自己的男子气概了。
　　这个观点也符合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另外一个理论，即不断的商品生产最终会导致社会主义的诞生。他们认为，科学技术是中立的进步力量，必须全力飞速发展，等到时机成熟，工人阶级就可以夺过科学技术，为全人类创造幸福安康的未来。在过去几年中，对该理论的批评渐渐显露头角，在英国它们主要来自于女性运动和英国科学社会责任协会（British Society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Science）等组织。他们同一些工会人士、生态学者、和平组织和非主流行医人员联手推出了一套极具说服力的观点：资本主义科学在本质上就是扭曲的。他们认为，技术的目的不在于建设，而在于毁灭；技术在根本上和方式上是反女性、反工人的，如果原封不动地拿来使用，会继续对生命、健康和日常生活带来巨大威胁。而科学则故弄玄虚，毫无相关性，统治阶级为科学出钱，指导着科学的前进方向和重点研究。这些批评为我们打下了新的理论基础，让我们更加谨慎地看待商品生产必会带来社会主义的观点。
　　那我们应该怎样前进呢？当然了，我们不能错误地提倡人类应该回到科技发明之前的某个黄金年代，重新过上幸福美满的传统生活。新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消灭了人类文明诸多丑恶，也带来了新的丑恶现象。商品化的过程就其本身而言并不危害工人阶级整体，对女性也没有害处。但我认为社会主义者在过去对商品化的审视还不够，应该用更加严密的分析去看待这个问题。
　　在我们制定既需创造工作又要满足社会需求的战略时，首先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商品就是答案。如果答案真在商品之中，那资本主义内部各种驱动力终会找到答案。相反，我们应该首先分析未满足的需求，聆听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通过他们自己的组织发表的观点与意见，产妇是真需要更多的电子婴儿监护器，还是宁可要更多接受过不同培训的助产师？重度残疾人士是需要新的仪器设备，还是愿意选择更多资金投入、家庭护理或专门为残疾人士设计的房屋？家务劳动包括什么劳动，怎样才能将其最有效地社会化？我们能否扭转当前的趋势，远离资本密集型服务行业和自助经济？怎样才能重新设计工作流程，让工作更加安全，提高工人满意度？某些问题的答案可能是需要生产新的商品，但其他很多问题的答案可能并不会提出类似要求。
　　如果想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既满足社会需求，又避免产生低薪、低下的工作，我们必须对一些正统观点发起挑战，制定新的组织形式。社会主义者尤其要质疑劳动的性别和种族分工，想方设法消除这种现象，同时也要重点关注、帮助那些传统上被隔绝的沉默群体，他们不仅存在于社区中，在工会化的服务行业里也可以瞥见他们的身影。

^[1] Alice Clark, Working Life of Wome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 M. Kelley, 1968.

^[2] Alice Clark, Working Life of Wome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 M. Kelley, 1968.

^[3] Jonathan Gershuny, After Industrial Society: The Emerging Self-Service Economy, Atlantic Heights, N. J.: Humanities Press, 1978.

^[4] 见 Harry Braverma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5] Cynthia Cockburn, Brothers, London: Pluto Press,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