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工作健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乌苏拉·胡斯《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真实世界里的虚拟工作》

女性工作健康

　　如果“健康”（health）这个词的定义不但指没有染上医学诊断的疾病（disease），还包括积极的健康状态（well-being），那我们就需要在“疾病”这个词之外寻找一个新的词来表达“不健康”（not-well-being）这个相反的意思。“Disease”（疾病）这个英语词由“dis-ease”组成，即“不舒服”，本意比现在狭隘的“疾病”含义要宽泛得多，“illness”（病）这个词的本意也是一样（“ill”是“well”的反义词）。可是，这两个词在历史演变过程中都逐渐用来形容具体的医疗诊断症状，失去了很多原本的价值。普通人在平常说话时其实就总是在寻找含义宽泛的词汇，比如“气色不佳”（off-color）、“憔悴”（peaky）、“压力过大”（stressed-out）、“衰弱”（debilitated）、“疲惫”（run-down）、“有恙”（poorly）或最能说明状态的“不太舒服”（notquitemyself）。
　　身心状态多种多样，一个极端是百分百的身心健康，另一个极端则是各种疾病，医生在医院证明上用几个多音节的简单术语就可以轻松概括。但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存在着诸多身心状态，因此，本着最简单的解决方案往往是最好的原则，我在本章选择了“病”（ill）这个词的本意“不健康”（not-well），并使用“不健康状态”（ill-being）来描绘这些状态。
　　本章的主旨在于从广义上讨论薪酬工作如何影响着女性的健康状态（或引起不健康状态），涉及医学定义的疾病和不适、压力、痛苦等难以定义的身心状态。
　　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拋开男性而单独讨论女性？肯定有人会说，如果工作环境不安全，存在化学污染风险，无论男女都会受到同等危害，如果要将女性作为特殊物种来讨论，就会掩盖真正的危险。如果单独强调女性的脆弱性，难道不会导致歧视性政策，拒绝女性从事某些工作吗？的确有可能，这一点我们一会儿再谈。我现在想说的是，在多方面原因的相互作用下，我们必须单独关注女性才可以充分了解工作场所的健康状况。
　　首先是最明显的原因：女性的身体与男性不同。女性有乳房、外阴和子宫，而男人有阴茎。女性有经期，而男人虽然可能也会经历周期性的情绪波动和代谢变化，但不会受到痛经的折磨。女性怀孕生产，男性不能。女性在整体上比男性体型更小，体重更轻，没有男性那么强壮。当然，也有很多特例，比如白人女性通常要比亚洲男性高大，年轻女性要比老年男性强壮等等。之所以谈到体型和力量的差异，是因为大多数现行安全标准（如化学物职业接触、搬举物最大重量规定等）都自动假定工人是一个年轻、精壮的白人男性（比如在美国，经常雇佣海军陆战队员来“自愿”接受化学物接触测试）。这些标准为体型较小者和脆弱的老年人、残疾人带来了很大风险。^[1]
　　有一些工作风险与女性的生理特征直接相关。二战之前，兰开夏郡的棉花厂一般不允许女工离开机器，只可以在固定时间离开一小会儿。所以当女工月经时，只能用身边找到的东西，比如油腻的抹布，来清除地上的血。因为长时间接触工业油，很多女工患上了外阴癌。同样道理，男性车库技工因为经常穿着油腻的工作裤，也容易患上阴囊癌。虽然男女都受到危害，但女性由于工作原因患上生殖器癌症很晚才被发现，因为英国官方数据［《标准化死亡率》（Standard Mortality Ratio）提供有关死因的资料］一直将女性记录在丈夫的职业下，直到近几年才将女性职业单独记录。
　　月经问题在有关机会均等的讨论中是一个非常棘手的话题。一方面歧视现象非常严重，而另一方面，雇主一有机会便会继续实施歧视行为，因此女性主义的“机会均等”流派在过去一直宣称月经的影响微乎其微。她们问道，女性是不是来月经与雇主有什么关系？公开女工月经情况不仅侵犯了个人隐私，还可能会让她受到各种形式的骚扰，有人会讲性别歧视的笑话，而有的男人因为宗教问题不能和经期女性共事。因此她们认为，女性月经纯粹是私人事务，根本不会影响到工作。
　　但在另一方面，女工们在私下交谈时却经常抱怨：月经非常痛苦（比如胃痉挛、经前偏头痛等症状），身体疲乏，比平常更加笨拙，也无法集中精力，日本社会普遍认为，经期中的女性会遭受痛苦，因此经期休假是标准福利，深受大多数工人阶级女性欢迎。不过日本的中产阶级女性对此却将信将疑，很多人高举着有关平等的抽象理论，宣称这种“不平等”待遇会让其他工作有理由优待男性。她们的担忧与西方人的争论遥相呼应：一个多世纪以来，在西方曾断断续续地讨论过女性是否应该得到“保护”、是否不该从事夜间工作、是否应远离生殖风险、是否不该搬举重物等问题。
　　对个体女工来讲，在她自己的工作环境中，不管怎样都会处于受害者地位，除非她的经期完全不会带来影响或早已绝经。她可以选择隐藏自己的月经情况，装作身体无恙，或者选择公开，在必要时放假，但这样一来就会被人笑话，让别的工人瞧不起。不管怎样选择，她都会感到很大的压力，有害身心健康状态。
　　关于月经的争论在妊娠和分娩问题上更为极端。无数人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才为女性争取到怀孕期和产后的工作权，因此很难再额外要求雇主保护孕期健康。困难主要体现在如何区分胎儿健康和母亲健康上。雇主和保险公司（生怕因胎儿受损被起诉）传统上更加关注胎儿健康，只将母亲视为胎儿的容器，只要一工作就会威胁胎儿，这种观点的逻辑是这样的：怀孕的女性，甚至有可能在未来怀孕的女性，都应该完全排除在工作场所之外。
　　然而他们没有认识到，任何有损胎儿的有害物（铅污染或电离辐射等）也有可能危害成人男女的健康，因此雇主就用这一点作掩护，逃避改善工作环境的责任。一旦育龄女性被排除在外，男人们（经常得到额外的工伤补贴）就会留在危险的环境中继续作业，根本不考虑自己的健康和后代的健康（辐射和铅污染也同样影响男性生育能力）。以上措施根本就没有造福女性和儿童，我们只要看一看女性在其他环境下面临的同样风险就可以明白，如汽油和油漆的铅污染，核电站周围的辐射，夜间工作要求，医院护士在辐射环境下工作等等。^[2]
　　再次重申，在危险环境中工作的个体女工毫无出头之日：要么被迫选择危害自己或孩子，要么面临被排挤的风险。
　　虽然大量科学研究都关注女性的独特生理条件，但生理的不同其实只占工作场所不健康状态的很小一部分。职业风险主要体现在社会关系上，而不是生理上；与男女生理差别没有关系，而与性别权力关系、职业隔离和女性看护者的角色有关。
　　后面两个原因的关系尤其密切。清洁、烹饪、缝纫、护理、教学、社工等许多女性工作都是她们在家无偿劳动的直接衍生物，其中大多数都与看护工作有直接或间接的紧密联系。当然，看护工作的一个核心原则就是对其他人的健康和安全承担责任。如果孩子被烫伤，要怪当妈的没有放好长柄煮锅；如果丈夫心脏病发，是因为她没有只让丈夫食用多不饱和脂肪酸；如果年迈的公公心不在焉地走出大门，被公车撞到，要怪儿媳妇没有好好照顾老人。
　　无论是女性杂志文章，还是诊所的招贴画，都透露着一条一成不变的讯息：全是看护人的错！很少有人能指出，交通伤亡事故（在英国，有五分之一的孩子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也许与小区设计和交通规划有关，并不能光怪家长没有教孩子过马路看红绿灯。阿伯丁的卫生部部长麦昆博士（Dr.McQueen）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谈到了家庭事故问题，在他的话中那种错误的态度一览无余。他将事故形容为“20世纪重要流行病”，超过一半发生在家里，最常见的起因是疲劳，因为“大多数事故都是在高强度家务劳动后或在外面劳累了一天后发生的”。那他觉得应该怎样才能防止事故发生呢？家庭主妇是不是应该多休息？家居设计是否应该更安全？都不对。解决方案是：“家庭主妇必须学会在劳累、忧虑时也能够进行特殊护理，扑灭潜在的事故源，要虚心，不能自满。”换句话说，女性自身的健康状态根本不值一提，只有让家人免于危险才是最重要的。
　　基本上所有女性都在某种程度上从心里同意这种态度，特别是那些曾照顾过小孩子的女性更是这样。她们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如果自己名义上负责照料的人受伤得病，还会感到非常内疚。这种心态和看护人的角色已经渗入了有偿工作的世界。
　　医院就是一个最为戏剧化的例子。医院环境中，女性主要负责护理、清扫、膳食和文书工作，一面要照顾病人，另一面要服务于大部分是男性的“专业”医务人员。虽然医院本应是治病养伤的地方，但医务工作者却身陷极大的健康风险。工人要在紧张的条件下持续工作极长时间，要搬举连工厂都禁止人搬运的重物，还要终日生活在传染病和有毒物质的包围中。大多数护士每天都要处理病人的粪便、呕吐物、血液、尿液，还要冒着被针扎、被牙咬的风险工作。很多护士出现了慢性疲劳症状，背部扭伤情况十分常见。即便是这样，当护士想要为照顾自己的健康休息一会儿时，旁人也会露出不悦之色。
　　类似的情况也影响着保育院阿姨、家庭保姆和护理助理员这些高高兴兴牺牲自我健康来照料别人的工作者。她们的心态也可以用家庭观念和女性保护弱者家眷的传统来解释；但是有一点很让人困惑，那就是自我牺牲精神和忽视自我健康的现象在（表面上）不从事护理工作的女性身上也可以看到，比如工厂女工、办公室文书或商店服务员等。
　　看起来，对自我健康的忽视与具体工作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女性的普遍现象。虽然社会认为男子汉大丈夫就要无所顾忌、勇往直前（为自己的健康担忧是女人的特点），但有关女性气质的传统观念最终会使女性面临着同样的风险，做出同样的牺牲。男人不会抱怨危险的工作条件，因为让自己显得脆弱“不像男人”，而女人也不会抱怨，因为显得自己很自私也“不像女人”。结果这样一来进一步加深了工作风险。
　　当然，并不是所有女性都被动地接受这个角色，有很多女工群体在健康和安全问题上非常激进。尽管如此，自我牺牲的意识形态（或为姐妹团结、工会事业而牺牲的精神）构成了斗争大背景的一部分，挥之不去。
　　除了将女性发配到看护工作岗位上外，职业隔离当然还产生了其他健康问题。几乎所有行业都有着明确的男女劳动分工。在工厂内，女性主要负责最为程式化、重复性最强的装配包装工作，特别是那些需要“手巧”的岗位更是要女工来完成。在零售业，女性负责操作收银机，面带微笑地为顾客提供低价值货物（与此同时，她们的男性同事则从事管理职位，贩卖汽车、电脑、音响等昂贵的高新科技产品）。在办公室里，女性处在职业阶梯的最底端，负责敲打键盘和文书工作，并为主要为男性的技术、专业、管理团队提供服务，
　　职业隔离产生了几个方面的健康影响。先从最基本的层面来看，女性因为薪水比男性低，所以更加贫穷。因此，女性（特别是自己照看他人或独身一人的女性）很有可能在工作外面临着多方面的巨大压力，导致在工作时出现不健康状态。女性住房条件可能会更差，小区污染更糟糕，更可能填不饱肚子，更需要使用不健全的公共交通系统，休闲时间也更少。工作外的压力，无偿家务劳动和护理的压力，再加上有偿工作的压力，大大加重了女性的“背景”压力，因此在工作场所再出现任何额外的压力可能都会发生危险。
　　不幸的是，在大多数薪水少得可怜的岗位上，女性都被方方面面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不管在工厂、办公室还是商店内，大部分工作都只需要简单动作的简单重复，通常还要求工人目不转睛地盯住工作流程。比如在电子设备生产厂中，装配工经常要眯着眼睛用显微镜观察微小的电子元件；文字处理员和数据输入员需要一直盯着明亮的屏幕，手指在键盘上飞舞。工作速度的要求又给女工添加了额外压力。有些地方的工作节奏是机器控制的，随时记录每小时按键数、处理客户数、失误率、休息频率等数据。有的地方则使用基于绩效的支付系统来规范工人作业。身体某些肌肉需要长时间保持僵硬的静止状态，而其他肌肉则要不断做出快速的重复动作，这会导致严重的紧急伤害，有时伤害甚至不可逆转。
　　这些工作普遍还有另一个特征，即将女工固定在同一地点作业，而男性的工作则流动性更强。多年以来的工作操作效率研究让雇主看到，如果装配线工人离开岗位去取新的元件、打字员离开工作台去查文件、收银员起身去拿出新的购物袋，会损失一定毫秒的时间。因此，工人想舒展一下四肢的所有借口都被拒绝了。如果机器需要补货，通常是由自由在屋内走动的男性来完成的。
　　整天一动不动办公的人按理说应该得到更大的办公空间，起码应该好过那些每天偶尔在班上出现的人，但事实通常正好相反。只要去办公楼逛一逛，会发现有很多巨大、空旷、铺着厚地毯的房间，房间里有巨大、空无一物的桃花木和真皮办公桌与几张宽敞的椅子，这些都是给经理们准备的私人办公室，但经理在一周内花在办公桌旁的时间也就几个小时而已。而就在附近，在铺着塑料地板的办公场所内，密密麻麻地摆着成排的工作台，打字员和数据输入员一天到晚都在这拥挤的空间里工作，每个人的地方小得几乎连手提包都放不下。虽然视频显示终端（Visual Display Terminal）产生高强度静电，但员工的椅子和工作台很有可能是合成材料制成的，屋内空调设备也粗糙简陋。^[3]员工的办公场所面对的是内院，一眼望去垃圾桶尽收眼底，而经理的窗户外则是亮丽的都市风景线。这种现象给员工造成多方面压力（噪音、通风不畅、忍受同事吸烟和烦人习惯、空调条件差、没有隐私权、身体活动不方便），尽管受压迫的工人之间亲如一家，但只要从他们身边走过，很容易便能察觉到工人的不健康状态。
　　劳动隔离造成的负面健康影响不仅反映在狭隘工作空间对身体的约束上，还体现出工作场所中的性别权力体系。女工被迫坐在工作台前一动不动地工作，而男人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随时与女工进行接触。比如这名女工是个秘书，专门为某一位经理服务，但在紧急情况下其他经理也可以经常把她叫去从事劳动任务中没有的工作（“给我倒杯咖啡好吗，宝贝？”）。就连与她平级或她下级的男性（比如收发室工人或保安）都可以在经过时随意搭汕，打断她的工作。^[4]
　　这种事往好了讲，总是受到男人的关注也许对某些女性来说只是有点烦人，而且有的女性因为工作过于枯燥乏味，反而很喜欢吸引男人的注意。可是，这种现象却有可能发展为严重的性骚扰事件，让工作场所成为女性的噩梦，危害着女性健康。这里要提到的是在很多最为严重的性骚扰案件中，男性群体有蓄谋地对女性在身体和精神上进行骚扰，起因则是女性跨越了职业之间的无形界限，挽起袖子干起了“男人的”工作，建筑工地、印刷厂、消防队等地方都发生过这种事情。这时，性骚扰的作用就非常明显了，不仅能供男人们在工作中找点乐子稍微出轨一下，而且还发挥了捍卫职业界限的功能。性骚扰者就好比德国牧羊犬，在机密建筑周围的铁丝网旁来回巡逻，大多数女性有意或无意地意识到，只有受到邀请才可以进人，进人后谁也没法保证安全，所以还是离得越远越好。
　　我在本章指出，社会要素和生理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极其复杂，不仅导致工作场所的不健康状态，也决定着不健康状态的形式。很多案例中，工作场所的社会关系体现在工作、仪器和建筑的设计上，在某些具体方面危害着身体健康。因此，解决方案也应该是多方位的。技术上的修补、建筑机械的重新设计虽然有用，但远远不够。重新设计工作虽然会消除一些工作风险，但无法涵盖全部问题。针对整个行业的劳动分工实施巨大改革虽然可以在多方面造福女性，但离完全解决问题还是有一些差距的。为了营造彻底保护女性健康状态的工作场所，有必要改变人类社会赖以依存的基本社会关系结构。

^[1] 见 Jeanne Mager Stellman, Women & Work Women‘s Health: Myths and Realities, New York: Pantheon, 1977.

^[2] 见 Wendy Chavkin (ed.), Double Exposure: Women's Health Hazards on the Job and at Hom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3.

^[3] 有关办公室工人的工作条件，见 Marianne Craig, The Office Workers Survival Handbook, London: Women‘s Press, 1991 和 Ursula Huws, The VDU Hazard's Handbook, London: Hazards Centre, 1987.

^[4] 见 Rosemary Pringle, Secretaries Talk: Sexuality, Power and Work, London: Verso,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