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 -> 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1789—1850年）
第九章 早期的欧文和欧文主义
在谈过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瑞士的同时代人物西斯蒙第以后，现在就必须来谈谈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了——十九世纪的许多运动都可以追溯到这位名震遐迩的人物身上。欧文一直被推许为英国社会主义和英国合作主义的奠基人。他同老罗伯特·佩尔爵士共享发起工厂改革运动的荣誉。在教育实验史上，欧文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此外，他又是“理性主义”运动的奠基人，在宣扬伦理主义以及教育脱离宗教运动的一连串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除了这一切，他还一身而二任两种很难调和的角色，既是自我奋斗起家的大工厂主，又是工会运动的杰出领袖和鼓舞者。当然，他并不是在同一时期从事所有这些活动的，但是，一个人不论寿命有多长，能在一生中兼容并包地从事所有这些工作，仍然是相当令人惊异的。
欧文1771年出生在威尔士中部蒙哥马利郡的纽塘。他比傅立叶大一岁，比圣西门小十一岁。他一直活到1858年，毕生都积极从事各种活动，晚年还对唯灵论发生兴趣。可以说，欧文于1800年接管新拉纳克的著名纺织厂，正是他发挥巨大的个人影响的开始，而他的一群信徒于1844年创建罗契台尔先驱者合作社，则是他的个人影响消失的年头。在这以后，一直同欧文的名字紧密相连的合作运动便转入了新的方向，以他从未预见到的方式向前发展。他创建公社的最后实验——奎因伍德公社——是在1845年结束的。而他在工会运动方面为期短暂但轰动一时的领导活动则早在十年前，也就是在1834年即已告终。自欧文是在1829年完全摆脱他的大工厂主地位的，不过从1824年起就已经基本上放下了这种工作，这一年他从拉普[1]主义者手中买下了印第安纳州的“新和谐”移民区，试图在那里建立一个规模完备，而且完全没有他称之为“不道德的旧世界”的那些习俗和拘束的欧文主义公社。
罗伯特·欧文之所以能够成为许多运动的推动力量，主要源于他个人的坚定信念。他对自己所追求的目标充满信心，同样确信自己的能力。他精力充沛，专注于追求他认为合理和正义的事业。因此，他常常表现出刚愎自用的特质，与他人难以相处。他无法妥协，也永远无法想象自己会犯错。当他在某一事业上遭遇挫折时，他往往归咎于世界的无理性，并立即转向其他活动。
在很大程度上，他具有自我奋斗出来的人所特有的性格。唯一的例外是他从不自私。他根本不看重金钱，只是将其视为推动他所信仰的事业的手段。他也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因为他虽然有时表现出独断专行的特质，并稍显自负，但他为人非常朴实，往往将人们对他的尊重视为对他思想的认可，而非个人崇拜。他认为自己只是聪明过人，更具远见。当别人反对他的计划时，他从不生气，只是对他们竟会如此愚蠢感到遗憾。只要有人愿意倾听他的话，他就会不厌其烦地阐述自己的主要思想。如果听者没有被他说服，他只是认为自己尚未充分解释清楚。用莱斯利·斯蒂芬的话来说，欧文是“那种讨人厌的社会中坚人物中的一个”。
欧文的基本思想并不多，他从事多种多样的活动是由于他具有把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的无限热情。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来自两方面：其一是他很早就产生或接受的关于性格形成过程的观点；其二是他先在曼彻斯特，后在新拉纳克作为工厂主所得到的体验。实质上，他的观点跟威廉·葛德文在《政治正义论》一书中所能提出的观点相同。看来，欧文主要并不是直接阅读葛德文的著作，而是间接获得这些观点的，因为欧文从来不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葛德文主义在进步人士中风行一时；欧文既然是曼彻斯特文学与哲学学会一个活跃的成员，又是唯一神教新学会化学家约翰·多尔顿周围的人士之一，因而一定能听到很多关于葛德文学说的争论以及他的学说同爱尔维修等等法国启蒙运动鼓吹者的学说之间的联系。他对工厂状况和曼彻斯特（当时正处于新兴的产业革命的最高潮）的忙乱生活有亲身体验，这使他确认下列论断基本上是正确的：人的“性格”——他在这里指的是人的行为规范及其品德标准——取决于周围的环境。他在四周目睹了产业革命在纺织业中的第一批成果，他赞许技术发展的各种可能性，而且他本人也全盘掌握了这些技术。但是，他对产业革命的社会后果，对那些牟取暴利而尔虞我诈的人却深恶痛绝，这些人或则完全没有意识到产业革命的社会恶果，或则暴戾恣睢，毫无人性。他不明白为什么要采取这么多不人道的手段，而他自己不必过分地压榨贫苦工人就能获得很高的生产效率。他逐渐明白，罪恶的根源在于认为人有能力形成自己的性格这种谬误的看法，因为这种观点给为富不仁的人提供了自我辩护的口实，说什么穷人之所以贫困、无能、沾染恶习都是自找的，而不了解所有这些都是恶劣环境和以错误前提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恶果。他深信不疑，人人都享有权利，只要提供适当的机会和正确的引导，人人都能变得善良而优秀。因此，他反对他所碰到的大多数人对工厂制、贫民窟、穷人借酒浇愁等等令人震惊不已的状况采取熟视无暗的态度。他终于形成了这样的观点：要想改变人民的命运，首先必须进行两大变革，即肃清关于性格形成的错误观念；废除无节制的竞争制。这种制度驱使所有的企业主都采取不人道的做法，他们的借口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正在这样干，他们也不得不这样干，否则就得破产。
于是，欧文便不得不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不过在他看来，这两条战线上所进行的实际是同一场战斗。他的性格形成观使他反对一切基督教会，认为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所传播的是败坏道德的错误理论；另一方面，他也反对自己所见到的竞争制，这促使他对那些宣扬放任主义的经济学家以及实行放任主义的同业们展开正面攻击。
由此可见，欧文的“社会主义”以及他同“不道德的旧世界”一切宗教的争执，都是他的亲身经历同下述强烈信念相结合的产物：人人都具有行善的基本能力，也都享有在各方面获得公平机会的权利。欧文自己也许会说，他的见解是他生活经历的产物；可是许多表面上也具有相同经历的人，却丝毫没有得出同样的结论。所以，欧文必然在一开始就强烈地意识到他的人类同胞所应享有的权利，否则他所看到的情况就不会使他深为震惊了。他自己的性格诚然受到环境很大的影响，但并不完全是由环境造成的。
欧文所著的《论人类性格的形成》（后来改名为《新社会观》［1813年］）由四篇论文组成，其中第一篇有几句众所周知的话，这几句话极其简洁地道破了启发欧文形成合作社会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采用一定的方法就可以为任何社会以至整个世界塑造任何一种性格，从最好的到最坏的，从最愚昧的到最有教养的；而这些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国当权者所支配和控制的，或者是很容易就可以支配和控制的。”欧文在同一篇论文中离这段话不远的地方又说：“儿童经过训练，就可以操任何语言，具有任何感情和信仰，或者具有任何并不违反人类本性的习惯和举止，甚至可以把儿童造就成非常低能或精明强干的人。”
我们可以看出，欧文这些话所强调的主要是社会性格的形成，而不是个人性格的形成；这也就是说，欧文所考虑的主要是一个社会或一群个人的主要特性。这当然包含对于个人性格的影响，但是欧文丝毫没有忽视个人之间的差别所具有的深刻意义。他经常强调教育家必须充分重视他们所教育的个别儿童的“倾向”。实质上，他所说的“性格”并不是指个人的全部个性，而是指道德观念和道德准则的整个结构以及与之有关的行为倾向。他认为，在这些问题上，任何社会都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否则就不能正常地发展。
从这种人性观出发，欧文首先谴责工厂制度是不良性格的塑造者，这既是因为工厂制度伴随着竞争，助长了贪婪，同时也是因为这种制度的牺牲者从小就被迫在恶劣的道德环境和物质条件下生活。其次，欧文着重强调把教育当作改变人类生活性质的工具的重要性。欧文远比傅立叶重视正规教育。欧文的教育观点非常强调道德教育，并猛烈批评贝尔和兰开斯特在学长制下实行死背硬记的普及教育的计划。不过，由于没有找到更好的教育制度，欧文还是给予他们以某些支持，尽管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单纯灌输实际知识而不是陶冶性格。
欧文重视环境的作用，因而不仅致力于普及教育，而且也致力于工厂改革。他同老罗伯特·佩尔爵士一道参加改革运动，促成第一个有实效的“工厂法案”（即1819年工厂法）的制定。直到这时，欧文的各项建议中还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因素，也没有任何建立社会主义公社的企图，而后者则是他后来全力以赴的事业。当时，欧文仍然在努力劝说同业厂主以及能够左右工业局面的政府和政治家，希望他们能从他个人在新拉纳克的建树中学到一些东西，效法他的榜样，从而提供教育机会和改善工厂条件。他用事实表明，为工人提供良好的条件（所谓良好，也只是就当时的标准而言）同企业的牟利目的并不是互不相容的。美洲战争时期，由于原料缺乏，生产受到阻挠，而他却照常发给规定的工资，表现了远非其他任何工厂主所能及的气魄。实际上，欧文的思想更是远远超过了这一点而走向这样一种信念：即使资本应该获得报酬，也不应越出“公平合理”的范围，而企业赚得的利润余额不仅应该用来添置更多的生产工具，还应该用来增进雇工的福利。
欧文为了坚持实施这项原则，曾经先后同意见不合的两批合资者拆伙；而且当一批合资者企图排挤他的时候，他几乎失去了新拉纳克工厂的管理权。不过，他最后还是在一个比较开明的集团的支援下买下了反对者的股票，因而得以把他的发展计划付诸实施。当时让他放手去干的新合资者中，有杰瑞米·边沁和教友派教徒、化学家兼慈善家威廉·艾伦。在他们的默许下，欧文扩大了工人子弟的教育设施，同时着手实行一个宏伟的计划，按照“陶冶性格”的理论教育成年工人。
这样一来，欧文就在他所管理的雇工面前承认了“劳动权利”的原则。这项原则最初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后提出来的，后来变成了社会主义思想武库中的一个主要部分。他还进一步承认：在他的工厂中，雇工真正具有同经理人员和出资者共同经营企业的权利。直到这时为止，他所致力的目标仍然是整顿资本主义企业，使之人道化，并且限制资本家的权利；他并无意于消灭资本主义企业或资本家。
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失业现象大大严重起来。随之，欧文的活动便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济贫税的增加引起了一阵要求削减救济经费和更苛刻地对待穷人的呼声，但是欧文却开始根据自己的经验证明，社会有办法防止失业者成为负担。正是在这个时期，他提出了建立“合作村”的建议。他最初提出的合作村只不过是这样一种场所：在那里失业者无需由济贫当局供养，闲着双手过贫困生活，而是向他们提供机会，让他们自力更生，主要通过土地的精耕细作自食其力，因为在工业领域普遍存在失业者的情况下，鼓励领救济金的人去向在业工人竞争是行不通的。后来，他又几次提出“计划”，让工业在合作村中占较大的比重，而他最初提出的实质上只是一种集约耕作计划。失业者的移民区就是欧文设计的“合作村”。当欧文前往伦敦向两个委员会（专为研究解决贫困问题而设立的，一个是议会所设，另一个则由显赫的王公贵族和主教领导）陈述他的计划时，科贝特曾把这些移民村斥之为“欧文先生的贫民平行四边形”。
在这个阶段，虽然欧文只是把他的计划当作解决失业问题的一种办法加以推荐，但在他的思想中这个计划已经具有更为宏伟的远景。他已经把它设想为革新世界的手段，利用它把整个世界迅速地从利润竞争的制度下解放出来，并说服全世界在相互合作的基础上生活。他希望通过下列几个方面实现这一计划：一方面由济贫当局采取行动；一方面由政府直接资助新村计划者；此外再由慷慨无私的人自愿资助他所提倡的事业。欧文在鼓吹自己计划的过程中很快就大大拓展了宣传范围。我们已经谈过，欧文坚信人的性格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并且断定教会是宣传人类的一切得由自己负责这一错误理论的主要喉舌。我们也谈过，欧文把整个竞争制度看作是人类苦难的主要根源，也是使穷人和富人同样受反社会行为支配的根本原因。他在大力宣传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时，曾经暂时隐藏起上述两种信念，专心致志于劝说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了解他的计划的优越之处。可是欧文并不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同时他的主张又在许多方面博得意想不到的欢迎，这种情况似乎也冲昏了他的头脑。总之，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终于在1817年在一系列演讲和报刊通讯中和盘托出他的观点：既坚决反对竞争制度，又猛烈攻击一切宗教，同时还坦率声明，他的“计划”不仅在于安排失业者从事有益的工作，而且还在于号召人们彻底推翻现存的社会和经济制度、
欧文的这些攻击吓跑了许多支持者——这原是意料中的事。他对资本主义的评价是够坏的，然而有许多身居高位而又憎恨那些大发其财的工厂主集团的老托利党人却在某些方面欣赏他的观点。可是，欧文对教会的攻击恰恰又大大激怒了这批旧时代遗老中的许多人。如果欧文当初只攻击长老会教派和非国教教徒，他们就不会那么介意了。子是，这位一向被称为“慈善家欧文先生”的人突然间就变成了一只披着羊皮的狼，而他的解决失业问题的计划在人们的心目中也就完全走了样，竟被看成是他反对教会和国家固有秩序的庞大阴谋的一部分。事实上，当时的直接反应不过如此，而不是更加强烈，倒是令人颇为惊异的事。对欧文主义的“反宗教”观点的主要攻击，并不是1817年欧文在伦敦商业区酒家多次举行集会和大批散发宣传小册子以后立刻出现的，而是远在这以后，也就是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才掀起的，当时欧文正投入以“全国统一工会”的形式出现的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令人惊讶的是，1817年甚至在上流社会仍然有许多人愿意倾听他的意见，不仅是王公大人，而且连李嘉图那样的经济学家，艾萨克·戈德斯米德爵士那样的银行家，以至西德默思勋爵等都抱着同情的态度倾听他的意见。
看来似乎很明显，到了这个阶段，欧文已经开始有点忘乎所以了，这就是说他对自己的计划越来越抱一种偏执的态度。欧文在1817年发表了那些演说以后，第二年就游历了欧洲大陆，旨在考察斐斯泰洛济和范伦伯格等人的教育实验，同时也利用这次访问欧洲大陆的机会向参加爱斯拉沙伯神圣同盟会的各国君主和大臣递送了一系列“呼吁书”，陈述他那些作为改造世界基础的建议。在这些“呼吁书”中，他特别强调这样的信念：人类“丰衣足食的时代”已经露出曙光，人们利用新的工农业生产技术，已经能够为全人类生产出丰富的产品。他说：“在创造财富方面，新的科学力量很快就会使人无所用其力”；又说：“我们已能创造出可以充分满足全人类需要的大量财富”；还说：“财富左右一切的局面以及诛求无厌的欲望所引起的邪恶都已经面临末日”。欧文深信不疑，在纺织工业中采用动力机械从而大大提高产量的做法也可以推广到整个工业领域，而通过锹耕作法把科学知识应用于土地的集约耕作中去，则可以使土地的产品大大增加。他相信他所设想的基本上自给自足的、村与村之间仅以剩余产品进行交换的新合作村制度，可以征得人们的同意而得到推广，因为如前所述，欧文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始终相信，只要他把道理说得足够详尽，那些批评他的人，不论是谁，都会回心转意，承认他是正确的。他同意按照他在新拉纳克推行过的办法，给予那些乐意投资的资本家以有限的固定股息，按照这一原则建立新村。不过，他相信，要不了很久丰富的产品就会使资本失去意义，而且会使享受普遍富裕生活的人们不再想用自己的财产去谋利。
不消说，出席爱斯拉沙伯会议的人对欧文的计划是相当怀疑的。欧文回到了英国，在《致拉纳克郡报告》（1821年）一文中大大发展了他的理论。他的建议仍然直截了当地谈到了失业问题，并且提出了不使失业者成为社会上其余人的负担的妥善措施；他还在这篇新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他的劳动价值论。这一理论很快就被反李嘉图派经济学家接了过去，并且加以发挥，后来成了卡尔·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经济学的基石。
在《致拉纳克郡报告》中，欧文拿劳动力同马力相比。他说，虽然个别马匹在体力上彼此相差很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规定出一种作为计量单位的马力标准。因此，他又说，这一作法也同样适用于唯一能赋予商品以价值的人类劳动。欧文接着便按照许多前辈学者（其中有约翰·洛克，当然还有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所采用的观点，进而论证说，人们制造的物品的自然价值取决于投入其中的劳动量，而这种劳动是可以用一种“劳动时间”的标准单位来计量的。他说，比较熟练的劳动在每一工时中赋予产品的价值必须认为大于一个单位——其增值多寡同熟练劳动的熟练程度高于一般不熟练劳动的程度成正比。他指出，应当用劳动来代替金钱作为衡量各种商品相对价值的标准，物与物之间进行交换应当以这种方式确定下来的相对价值为标准。但是，为了便于说明，关于欧文这方面的学说将在讨论其他社会主义著述家如何发展他的学说时再作进一步的论述。我们已经谈过，欧文一边敦促拉纳克郡济贫当局建立合作村，一边也努力劝说私人参加，希望在官方不愿意干时，由他们来办，或者由他们协助官方来办。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计划一再拖延不得实现，欧文也很快感到厌倦了。到了1824年，他便得出结论，认为英国的“性格”已经被教会的谬误和竞争性的工业主义所腐蚀，以致使他无法在自己的祖国创建“新道德世界”。此外，他又同他的教友派合伙人发生了冲突，原因倒不是为了金钱，而是由于他对宗教的看法，由于他如此热心关怀工人的福利，以至怕他危害工人的灵魂。此外，他在自己主办的学校中举行化装舞会也引起了一场风波。威廉·艾伦看到竟允许男孩子同没有穿裤子（我想她们穿的是短裙）的女孩子一起跳舞，不禁为之瞠目结舌。这些纠纷终于——解决了。学校向女孩子发了长裤，欧文也同意不再对雇工进行反宗教宣传。然而，无论如何，欧文的心已经不在新拉纳克了；既然他不再能放手行事，他就更加心向他方了。这时，他已经成为一位全国知名——事实上也是国际知名——的人物，身负改造世界的使命，可是他的工厂束缚了他的手脚，使他无法执行这一使命。因而从1824年起，他便不再负责工厂的日常业务，虽然五年以后他才正式同新拉纳克断绝关系。
就这样，欧文于1824年愤然离开了“不道德的旧世界”——英国，前往他称之为“腐败气氛不那么严重的美国”，看看在那里能够有什么作为。不过，他还留下一批信徒，这些人继续在拉纳克郡创办命运不佳的奥别斯顿公社。这一事业由于主要投资人制革商艾布拉姆·库姆的去世，几乎顷刻之间便宣告失败了。
欧文到了美国，从拉普主义者手上买下了印第安那州的“新和谐”公社村。拉普主义者是一个教派，1787年产生于德国，1804年移到美国。他们早在1805年就在“新和谐”村建立了一套公社生活制度。当欧文来到美国的时候，他们正准备从当时的居留地移往他们准备开发的另一个新地区去，因而很愿意卖掉新和谐村。欧文买下了整个移民区，在那里着手建立他的第一个新村，同他合作的有美国的教育改革家兼科学家威廉·麦克卢尔，后者计划把新村的一部分建成一个发展教育和进行科学文化研究的中心。
虽然欧文在思想中把创建公社当作一种手段，旨在建立一套能够普及于全人类的新社会制度，从而改造整个世界，但是在这种创建公社的想法中却丝毫没有社会主义因素。限于篇幅，本书不能论述欧文生前和死后在美国建立的许许多多“共产主义”和“半共产主义”的公社。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其他许多参考书，例如诺伊斯的《美国社会主义史》、海因斯的《美国的公社》、诺德霍夫的《美国的共产主义社团》以及前面提过的贝斯特先生较近期的著作《边远地区的乌托邦》等等。我认为，欧文以前的那些移民区全都是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最早的一个公社是早在1680年由拉巴迪主义者在马里兰建立的，继之而出现的则是1732年的“伊弗拉塔公社”和1787年在黎巴嫩山建立的第一个震教徒移民区（建立于震教使徒安妮·李姆姆1784年去世以后）。震教是一个教派，实际上创始于英国，是在十八世纪中叶从教友派中分离出来的。拉普主义者——如前所述——是在1804年从德国移居美国的；在他们建立移民区以后，至善论者于1817年在俄亥俄州的佐阿尔建立了移民区，而且两年后便过公社生活。所有这些都是那种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朴素“共产主义”公社的实例。公社发起人主要依靠那些在本国受到宗教迫害并且习惯过朴素生活的农民的支持。公社的宗教领袖只是以率领徒众逃出邪恶的旧世界为目的，而不是以拯救整个世界为己任，其中许多人建立公社只是为了等待基督及早重降人世，最后审判日及早到来。正是由于沉浸在一片盼望期待的至诚之中，有些公社竟然发展到坚持彻底的独身生活的地步。其中至少有一个公社一直维持到其成员全部死绝才不复存在，这些社员到死仍然笃信拖延已久的最后审判日已近在眼前。这些公社同欧文、傅立叶和卡贝等人所设计的公社之间的基本区别在于：后者的宗旨是教导全世界采取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率领少数信徒躲避污浊的尘世。大体说来，宗教性公社是受迫害的信徒脱离欧洲的移民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之所以采取公社生活方式，一方面是出于一种狭隘的宗教团契关系，同时也是因为这是保证他们能团结在一起等待最后审判日到来的最可靠办法。此外，由于移民在新地区往往有离乡背井、人地生疏之感，因而公社作为开垦处女地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很有好处的。
由此可见，宗教性公社在社会组织这个总的问题上并没有提出什么一般性理论。鼓舞这类公社的发起人的动机，同美国最初那些清教徒拓荒者以及英格兰和苏格兰其他移民的动机大致相似，不过后一种人阅历较深，财力较大，生活水平较高，因而从来没有接受过共产主义思想。与此相反，欧文主义者（只有极少数人是例外）则不是为了逃避宗教迫害，而是为了反对那个他们所鄙弃的世界的新工业制度和不良社会组织造成的种种恶果。毫无疑问，创建这类公社的动机有时也是更杂的，十九世纪上半叶后期，在美国建立的某些非宗教性移民区就带有一种遁世脱俗的思想色彩。不过，这种思想主要只存在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受傅立叶派影响的那些移民区。可以肯定，无论是欧文还是麦克卢尔都没有任何超尘脱世而遁入一个由一小群信徒组成的公社过隐居生活的思想。他们所考虑的是创建一种可以诱导全世界迅速效法的新社会组织的范例。
显而易见，欧文和傅立叶派在思想上有许多共同之处，虽然欧文一再否认他曾向傅立叶借鉴过任何东西，而他们的信从者也经常彼此争论。他们之间的基本分歧——特别是我们已经提到的关于环境对性格的影响这一问题的分歧———在于欧文从一个工厂主的经验出发，所考虑的是由于大规模工业的发展而处于不断革新之中的世界，而傅立叶则丝毫没有受到工业发展前景的影响，所考虑的完全是那个仍然以耕耘为主的工业发展以前的社会。在傅立叶看来，土地过去错误地为大庄园主所独占，而今又同样错误地为许多小自耕农所瓜分。傅立叶和欧文所提倡的公社基本上都以集约农业为基础。当欧文把他的计划当作解决失业问题的主要措施加以鼓吹时，集约农业这一因素在其中似乎总是占主要地位。但是，随着他的思想境界的扩大，他也就自然而然地把公社当作既是组织农业生产又是组织工业生产的机构。欧文的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从他自己在新拉纳克的经验中孕育出来的，新拉纳克工业区也有农业，但只是作为一种向工人供应必需的新鲜蔬菜之类产品的辅助部门。这两个思想流派之间的其他主要分歧，则表现在对资本的处理、对家庭生活的态度以及对人类动机的看法等几个方面。我们已经谈过，傅立叶主张个人报酬应有差别，并主张按照一定比例抽出一部分生产利润作为投资者的报偿。这样，傅立叶就承认了资本可以获得可变利润的原则；而欧文则主张按照固定或最高利息率给予资本以报酬。在欧文的计划中，这种报酬将持续到资本持有人自愿放弃时为止；欧文认为他们不久就会相信新制度的优点，满足于人人都能够保障地过丰衣足食的朴素生活，自愿放弃不劳而获的收入。在傅立叶的“法伦斯泰尔”中，其成员虽然要组成小组或“谢利叶”共同从事生产，但在生活方面却是各家分居在不同的寓所，而且生活水平也各有不同；而欧文——至少在这一阶段——则主张尽可能实行全面的公社生活制，他对婚姻制和家庭生活制也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此外，傅立叶相信，如果按照他的制度进行分工，所有必要的劳动都能成为产生乐趣的丰富泉源。他认为只要有正确的组织，就不需要改变人类的性格，因为人很容易从劳动中得到乐趣。而欧文则竭力强调改变人类性格的必要性，他希望通过伦理教育和改变社会环境来达到这一目的。傅立叶把生产劳动的学徒制看作是儿童教育中最重要的部分；而令人惊异的是欧文对职业教育却了无兴趣，这也许是因为他所接触的主要是那些并不需要多少职业教育的工业。欧文把教育的重点完全放在陶冶性格上，把教育看作是使学生在道德观念、社会思想以及行为方面打下良好基础的手段。最后，傅立叶完全不考虑国家的作用，认为他的公社完全可以由资本持有者和徒手前来为公众服务的劳动者在自愿协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而欧文则首先向政府和地方济贫当局呼吁，要求它们主动出面建立他所设计的新制度，其次是向私人（主要是慈善家）呼吁，他几乎从来没有直接诉诸劳动阶级，只是到了晚年才这样做。
欧文投入私产和寄与希望的“新和谐”移民区，一开始就没有办好。移民们为欧文充满信心的发展远景所吸引，蜂拥而来。但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既不具备所需的搭配适当的技术和才能，又缺乏任何共同的经历和信仰，因而不能像宗教性公社那样因有共同的信仰而团结一致。他们中间的那些满腔热忱的理想主义者没有表现出能把公社办好的本领。这些理想主义者有的是欧文派，有的是其他一些流派的社会福音传布者。他们混在一起，每一派对如何办好移民区都各有一套看法。最大的问题是，新和谐村究竟应当实行民主白治，还是应当实行欧文的家长式指导？欧文起先坚持在一段时期内由他个人作主，后来才作了让步，允许移民自行管理自己的集体事务。可是，争执发生了，各个集团都簇拥自己的领袖，使公社分裂成许多自治的小团体。不久，欧文就对这些争吵十分厌烦，对于把新和谐村建成“新道德世界”的模范公社这一点已经感到绝望。于是，他便让自己的几个儿子留下来尽力整顿混乱局面和改组移民区，他本人则返回英国，决心再接再厉，重作一番努力。欧文的几个儿子实际上是作为一份庞大地产的所有者留下来的，在那里进行了若干社会实验和教育实验，成就有大有小。新和谐村当时还继续存在，也仍然保留某些特点，例如它拥有公社建筑和服务机构，居民当中仍有许多理想主义者等等。但是，作为欧文派社会主义的一项实验来看，它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了。关于新和谐村的详细情况，读者可以公看弗兰克·波德莫尔的《罗伯特·欧文传》和一两年前A·E·贝斯特先生发表的一本引人入胜的通信集，其中主要是讨论教育问题，书名为《新和谐村的教育与改革：威廉·麦克卢尔与杜克洛·弗雷塔季欧夫人通信集》，1948年出版于印第安纳波利斯。
欧文重新和谐村返回英国以后，便开始了他那惊人事业的下一幕。在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2]通过后的动荡岁月里，他又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杰出领袖。但是，我们在论述欧文主义的这些后期情况以前，有必要先谈一谈欧文留居美国时期英国工人阶级和欧文派在思想方面有哪些发展。
[1] 乔治·拉普（1770—1847年），美国“和谐”移民区的创建者。——译注
[2] 即英国议会选举制三次改革法案中的第二次。资产阶级利用人民群众的斗争迫使土地贵族作出了让步。根据法案，取消了一些小选区，将选举权分散，增加了新选民近两万人，但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并没有争取到选举权。恩格斯说，这次斗争的结果只“是工业资产阶级即厂主已经战胜非工业资产阶级，即食利者”。（恩格斯：《1847年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05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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