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 -> 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1789—1850年）
第十章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学
1829年，罗伯特·欧文回到了英国，他发现在他旅居美国的几个年头中，英国的形势已经大大改观。国内的天主教徒终于获得解放，托利党政府的长期统治已成强弩之末，议会改革之说甚嚣尘上、与此同时，工会主义运动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合作运动则正方兴未艾。欧文回国不到一年，长期处于在野地位的辉格党人上台执政。在议会以外，广泛要求改革的群众情绪日益激昂。产业革命也滚滚向前：使用棉纺机——这是产业革命所产生的一项新技术——的棉纺工人正在雄心勃勃地忙于组织一个全国性的总工会；建筑工人群情激愤，反对推广排挤小业主的“总承包商”制度；蒸汽机制造工人和其他新技术工人也正在开始大规模地组织起来。
同样重要的是，理论领域中也有了显著的发展。其中一个方面是开展合作化宣传以及建立若干消费合作社，这是一种在互助基础上销售货物的合作社。实际上这种合作事业的发展同欧文并无直接关系，他最初对这种事业并没有什么兴趣；但是许多合作运动的宣传者却有意识地以欧文的思想作为他们计划的基础，并把建立零售合作社会仅仅看作是进一步建立自治合作公社的准备。合作事业的发展是由布赖顿的威廉·金博士大力推动起来的，他所办的杂志《合作者》（发行时期为1828至1830年）发生了广泛影响。另外还有其他宣传合作社的期刊，其中包括《合作杂志》，“社会主义者”一词似乎就是在这家杂志上首先见诸文字的，当时这一名词指的是那些新社会学说的信从者。1829年，即欧文回到英国的那一年，“英国合作知识促进协会”在伦敦成立了，协会最活跃的成员中有亨利·赫瑟林顿和威廉·洛维特。
在这个阶段，欧文主义还决不是合作主义的同义语。威廉·金博士并不是欧文主义者，而是一个独树一帜的社会思想家，他在宗教问题或性格形成问题上同欧文的观点大相径庭。当时还办了许多合作商店（尤其是在苏格兰），开设这些商店的目的似乎仅仅在于以批发价格购进和分销比较价廉物美的供应品。但是宣传合作主义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有更远大的目标，并且深受欧文主义的影响，而那些致力于创建公社的坚定的欧文派小团体则纷纷展开活动，力图说服合作社和工会完全接受欧文的理论。这些小团体请求欧文给予帮助；欧文不久就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一个规模巨大的运动的最前列，而且不得不把自己关于进一步实现其理想的手段的观点加以修正。听从欧文的合作主义者和工会主义者，根本不信赖政府、济贫机关或富翁们所控制的慈善事业。他们所向往的是一种新型的民主体制，希望这种体制能把他们从资本家和中间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因此，欧文必须改进自己的宣传以适应他们的情绪。
工人阶级中相当一部分人之所以采取这种进取的态度，无疑是由于他们对自己的力量有了新的认识。而这种认识的基础一则在于工会的发展，一则在于他们意识到政治变革即将到来。此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在于新的一代领导人对工人宣传的新经济理论。欧文本人在《致拉纳克郡报告》中对奠定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反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也作出了贡献。他对竞争制度的猛烈抨击、他的劳动价值学说以及他根据这一学说而提出的关于新交换标准和交换媒介的建议，都深受工人阶级和激进派读者的欢迎，而很不投合他的报告所直接呼吁的州郡士绅们的心意。古典经济学派的大师大卫·李嘉图也在无意之中作出了同样多的贡献：他不仅承认劳动是衡量商品价值的自然尺度，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一种收入分配学说。根据这一学说，资本和劳动作为分享成果的对立双方而出现，一方所得愈多，留给另一方的就愈少。诚然，李嘉图所论证的始终是在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而不是绝对量，因而他把劳方所得的比例份额的任何缩减都看作是工资的下降，即使是在工资的购买力提高时也不例外。他还提出了生存工资论；这种理论看来是说，除了例外的情况，维持生存所必需的工资以外的全部余额都必然会落到有产阶级手中。实际上，李嘉图的说法并非完全如此，因为他认为如果劳动力供不应求，工人就能提高他们的实际工资，并以所增加的工资提高他们的生活资料水平。但是，李嘉图的这一说法并不能起多大宽慰作用，因为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本人的理论，以及劳动者自身的经验，都使他们相信劳动力十之八九是供过于求的。
当然，李嘉图并没有说剩余价值会落入资本家手中。恰恰相反，他打算说明真正的受益者主要是不劳而获的地主，因为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会把他们的报酬压低到合理的水平。但是，在阅读过李嘉图著作的工人和那些同情工人的人看来，最最明显的是，按照经济学家们的观点，不论是谁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好处，得到好处的决不是工人。
毫无疑问，当欧文从美国回国时，这些新的经济概念对工人阶级听众说来基本上仍然是说得好听的论点而已。就实际问题来说，大多数态度积极的工人所最关心的无疑仍然是议会改革。但是，对政治民主的要求，对资本主义与贵族特权的谴责，以及对新生活方式的向往，这三者正在日益结合起来，而对新生活的向往则主要是欧文唤起的。
反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大体上是以对古典经济学家的各种学说采取批判性再估价的形式出现的；这一出发点同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在《资本论》开头几章中进行抨击的出发点基本相同。事实上，马克思在这一方面只不过是承袭了他的先驱者批判李嘉图理论时发展起来的学说，并把它纳入自己更加广泛的理论体系中而已。正如我们已经谈过的，劳动是价值的泉源和衡量价值的恰当尺度这一论点，完全不是什么新东西。原始的劳动价值论是约翰·洛克提出来的。事实上，这一学说的起源还可以追溯到更远更远的时期。后来，亚当·斯密把劳动看作是不大发达的社会中自然价值的唯一来源，不过当他论及资本在生产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比较发达的社会时，又指出有若干其他因素在创造价值方面也起了部分作用。李嘉图不同意亚当·斯密关于价格形成过程的说法，一再强调：除了自然界稀有的物品以外，无论是在发达的或是不发达的社会中，劳动总是衡量价值的基本尺度。李嘉图把资本看作是劳动积蓄的一种体现，因此，一切借助于生产资料而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其交换价值都取决于其不同制造阶段中所投入的直接或间接的劳动。这样就把他的劳动价值观点同承认资本是一种生产因素的看法调和起来了。这一理论最初提出时所承认的唯一例外只是制成某些商品的原料的自然稀少状况这一不大重要的因素。可以肯定，在提出这一点作为交换价值一般性理论的基础以后，为了更精确地阐明问题，李嘉图承认了利息对资本的影响；在他看来，利息是对后来的经济学家所谓的“等待”提供的报偿——也就是对资本在一定时期的利用所支付的报酬。不过，这一点仅仅是作为对他的主要论点的次要修正而提出来的。他的主要论点仍然是：撇开市场上单纯的讨价还价（他认为这是实际价格不符合真实价值的原因）不谈，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以过去和现在投入商品中的劳动量来衡量的。
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于1817年问世。不出几年，许多激进派经济学著述家便纷纷抓住他的价值学说，利用它来支持这样的论断：既然劳动是交换价值的来源，就应当承认它是有权据有产品的唯一生产因素，而其他生产因素的所有者对产品的一切占有都是基于这种或那种非法垄断——其最简单的形式是对土地的垄断，而在比较发达的社会中则还有对资本所有权的垄断。与此同时，这些著述家痛感产业革命带来的种种弊端，谴责正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制度破坏了劳工的人性的一面。他们论证说，劳动力在新经济制度下正在日益转变为一种单纯的商品，其通常价格也像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受市场讨价还价的影响，但是由于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足，劳动力的价格决不会长期高于劳动者维持生存的费用。关于劳动报酬必然会围绕着生存水平上下波动的观点，就古典经济学家说来，主要是以两个论点为依据的。第一个论点是，如果劳动力是一种“商品”，如果商品的价值取决于投入商品中的劳动量，那么“劳动价值”就必然取决于用来培养和维持一个劳动者所需的劳动量。其价值只是劳动者为进行工作和生育子女所需消耗的商品的价值。因此，如果劳动者的工资足以达到这样的目的，他就取得了自己应得的报酬。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由于经济平衡规律的限制，劳动者不可能取得比这更高的工资。这个论点还得到主要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第二个论点的支持：人口的增长有一种自然趋势，即往往会增长到可获得的生存资料所容许的最大限度。如果承认这种说法，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实际工资由于劳动力供不应求而上升到生存水平以上的任何趋势，都会因劳动力供应的增加而很快被抵消。李嘉图对这种刺耳的论断作了修饰，他争辩说，在进步的经济制度下，劳动力供不应求的情况可能维持相当长的时间，足以使劳动者利用劳工缺乏所造成的较高实际工资来提高自己的生存水平———即要求较高的实际工资作为培养足够多的劳动者后代的条件。但是，李嘉图的这一保留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由于机器代替劳动这一情况被看作是一种重要得多的起相反作用的因素，这一保留就更不为人们所注意了。正如李嘉图自己所承认的，如果说新机器的采用会成为一种排挤熟练技术和使劳动力成为多余的潜力（《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后期各版有一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那么，马尔萨斯的上述理论不管多么冷酷，似乎也只得全盘接受了。
李嘉图经济学的左翼批评者也确实接受了这种说法，但并没有把它看作是一种无法避免的自然规律。他们论证说，这种情况是在邪恶的人为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的，而在一种比较自然的经济制度下就不会发生，或必然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因为资本主义使劳动力变成了商品，而商品的价值是以竞争性市场的规律而不是以自然正义的法则为尺度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合理的分配法则把大部分人的消费都压低到仅仅能维持生存的水平，而且在商业不景气的情况下还常常压得更低，这就使市场受到了致命的限制。这些不合理的分配法则使人们无法不断地充分运用人类所掌握的日益发展的巨大生产力；它们造成了周期性的危机，产生这些危机的原因看上去好像是“生产过剩”，而实质上却是由于工人的购买力受到限制而造成的消费不足。给予工人以应得的报酬——即他们的全部劳动成果，危机就会消失，而生产也就会因为市场扩大而大大提高。在欧洲大陆，西蒙·德·西斯蒙第从相当不同的立足点出发，也正在对资本主义经济提出类似的批判，他所考虑的主要是农民村社。而英国的反李嘉图派所考虑的则是比较先进的工业经济，尽管这些人——实际上也包括李嘉图本人——仍有一大部分争论是集中在土地及其直接产品方面的。
人们往往指出，反李嘉图派曲解了李嘉图。李嘉图说过，劳动是衡量价值的真正尺度，而不是价值的唯一创造者或唯一来源。但是，反李嘉图派诘问说，这究竟有什么差别呢？如果劳动不同时是价值的来源，又怎么能成为衡量价值的尺度呢？古典经济学家之所以能确定一种差别，无非是因为他们认为生产资料的私有是自然而合理的，认为产品属于生产资料（劳动力除外）所有者是天经地义的，只是这些所有者必须把劳动者（作为一种商品）的价值付给劳动者而已。这种解释当然是正确的，不过应该记住，特别是李嘉图对于无所事事的地主并无所偏爱，他很希望通过谷物的自由贸易，乃至课征特别税来降低他们从产品中得到的份额。但是，李嘉图确实也是私有财产制的维护者，确实认为私有财产的所有者理所当然地有权取得利用其财产的报酬。如果他们是积极从事经营的资本家，要向地主缴纳地租，要发给劳动者工资，同时又承担着把各种生产因素在自己的掌管之下结合起来的风险，他们就尤其应该获得报酬。而这一点是反李嘉图派所拒绝接受的。他们坚持要在资本家及其资本之间划清界线，而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则一直把两者混淆起来。反李嘉图派认为，资本家作为个人来说有勤有惰，而且即使在做工作，那也往往是无益甚至是有损的，因为这种人的工作只是为了获得不合法的利润而使交换过程不必要地复杂化，从而增加管理费用。资本跟资本家不同，它只是积蓄劳动的一种体现；没有理由认为运用资本就必须付给资本家以报酬。反李嘉图派并没有为这样的论点所打动：既然资本家不把他的收入消费掉而是积存下来，他就应该而且也必须取得报酬。他们反驳说，资本家所积攒下来的只是他根本无权享有的东西。当然，他们承认积蓄（即投资）是必要的，一下子就把全部产品消费掉的社会是维持不下去的。但是，他们强调说，这并不能成为允许资本家垄断“积蓄劳动”的理由（按照李嘉图的说法，除去土地以外的资本都是由“积蓄劳动”构成的）。至于允许资本家垄断土地或地下矿藏，就更没有什么理由了。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法国，正统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在阐述分配理论方面已经采取了一条跟英国古典学派相当不同的道路。英国学派仍然在应用“三因素”分析法，即把土地，资本和劳动当作生产的三个参与者。在法国，让-巴蒂斯特·萨伊则提出了第四个因素，即“企业”。他所谓的“企业”指的是能干的企业家在经营管理，积极进取和承担风险方面对生产的贡献，以区别干投资者（投资者和企业家当然也可能是同一个人）的贡献。这就意味着要区别开资本的利息同后来被萨伊视为“企业”的特殊报酬的利润。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古典经济学派没有能作出这种区分，思想是混乱的，亚当·斯密曾经把雇主的经营管理看作是“劳动”因素的一部分，而把雇主的承担风险列为“资本家”的份内事。可是，这种区分本来已不清楚，而在李嘉图的理论中就更加模糊了。当产业革命主要还是由个别雇主或一群群活跃的合伙人所推动，而不是由联合股份公司所掌握的时期，把那些既亲自参与经营又为企业提供至少是相当大一部分资本的人看作是典型的雇主，是很自然的事。像这样把几种职能混在一起的看法，使得反李嘉图派在谴责资本家的时候立论更加容易，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把资本家主要看成是因占有生产工具而剥削工人的垄断者，而无视资本家作为经理者和组织者的贡献，或者至少是把这类贡献看作是次要的，只需在用得着的时候付给一份工资就行了。至于谈到风险因素，大多数反李嘉图派都相信，只要提高群众的购买力以保证无限的需求，就能够而且实际上也应该把风险消除掉。
当人们对古典经济学展开批判性再解释的时候，功利主义学说也发展起来了。反李嘉图派坚持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他们不仅要求通过扩大参政权来实现这一点，而且要求在社会经济事务中建立一种为全民利益着想的新制度。第三种情况是，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反资本主义经济学中还贯穿着对货币制度的抨击。有些经济学家就把1819年以后金本位的恢复看作是控制货币供应的富豪阶级垄断权的复辟。他们强烈要求发挥货币的正当作用，使人们能够最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生产力。因此，他们主张在实际生产力的限度内，让一切能有益地利用资金的人都能够获得贷款。最后，还有一些反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一面抨击正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同时还坚信某种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能够使全体人民都过上富足的生活。这些不同的思想要素往往出现在同一批著述家的学说中，只是不同的著述家强调不同的重点而已。
马克斯·比尔在他的《英国社会主义史》中对各种反资本主义经济学说的发展情况作了很好的总结，他从查理·霍尔的著作《文明的影响》（本书第三章已加论述）谈起，一直谈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约翰·弗兰西斯·布雷的著作为止。在这里，我只能作非常简要的概述。我们知道，霍尔曾抨击利润来自不正当地扣除生产者的报酬，并且强调劳动者有权享有其劳动的全部成果。他在维护劳动者权利的同时，又直接抨击产业革命，主张土地公有，并把工业中为就业而展开竞争的多余劳动者安顿到小农场中去。因此，霍尔属于这样一类批判者：他们意识到工业革命早期的恶果，反对这种发展趋势，不过他们主要仍然在农业方面谋求解决方案。托马斯·霍吉斯金（1783—1869年）是较后期的反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更多地从工业方面着眼。他在《为劳动辩护，驳斥资本的权利》（1825年）和《通俗政治经济学》（1827年）中，后来又在《财产的自然权利和人为权利的比较》（1832年）中，从反对李嘉图的经济学出发，提出了一种非常有说服力的劳动学说，而且站在正在发展中的工会运动一边。霍吉斯金的学说基本上是一种关于工人和有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他说工人是价值的唯一创造者，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却完全受铁的工资规律支配，工资被压到最低生活水平。生产提高的好处都落到了地主和资本家手中。这些人错误地以为劳动者依靠他们所提供的资本维持生存，而实际上劳动者是以自己手头上的产品养活自己的。社会并不需要资本家或地主。社会所需要的只是各种生产者的同时并存的劳动。霍吉斯金又说，正如李嘉图本人所表明的，资本实质上只是未被立即消费掉的那部分劳动成果而已。劳动者应该享有他们劳动的全部成果，他们个人应得的份额应该在不受任何限制的条件下通过市场议价来决定，而不应当让任何资本家装断操纵，把最低生活需要以外的余额全部剥夺掉。霍吉斯金并不是社会主义者，他更接近于我们今天必说的无政府主义者，他赞成私有财产的存在，但条件是必须让每个生产者在完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得到自己应得的一份。在哲学方面，他相信存在着一种“自然财产律”，人在设立自己的社会组织时应该努力发现这种规律。他否认政治能够有效地解决任何经济问题。他说，经济条件必然会决定政治的发展。他否认立法能消除现有的种种弊端，他断言，立法的全部作用只是把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家剥削时所强制推行的变革记录下来而已。因此，他主要寄希望于工会运动，深信它是组织工人阶级抵抗资本家剥削的手段，尽管这一理论在他的后期著作中已趋于温和。
1823年，霍吉斯金在伦敦技工学校（他是该校主要创办人之一）讲课时，就传播了他的思想。他是工人教育的热心鼓吹者，不久就投入了那场使这类技工学校分裂为两派的斗争：一派认为这些学校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工具；另一派则认为劳资双方的实际利益是一致的，工人教育的主要目的应该是提高工人的技术质量，向工人灌输古典经济学的真理。就这些技工学校的管理权而言，霍吉斯金和他的朋友在这场斗争中被击败了。古典经济学的拥护者控制着学校存亡所系的经费来源。霍吉斯金和他的朋友被乔治·伯克贝克和弗兰西斯·普雷斯排挤出伦敦技工学校的领导集团；这所学校后来改为伯克贝克学院，现在则是伦敦大学的一个学院。但是，虽然这个技工学校的控制权转到了正统的激进功利主义派手上，霍吉斯金的朋友们还是有足够的力量使他继续在那里担任讲师，他的《通俗政治经济学》就是根据他在校授课的讲义编写成的。后来，他失去了他原有的那种激进派的热情，晚年成了《经济学家》的主要撰稿人，这家杂志是詹姆斯·威尔逊在1843年创办的，是宣传放任主义学说的喉舌。对霍吉斯金来说，态度方面的这一转变并不困难，因为他从一开始起就不相信国家能够成为推动改革的工具，并且坚持工人必须在经济领域中组织起来以谋求自己的解放。
约翰·格雷（1799—约1850年）代表另一种略有不同的倾向，他的《人类幸福论》出版于1825年。同霍吉斯金一样，他维护劳动价值论。他认为，在制造物品的过程中，只有雇佣劳动才是生产性的，虽然其他各种劳动也可能是有用的，只是这类非生产性劳动同生产性劳动对比，必须相对地压缩到最低限度。格雷否认任何私人有权占有财产或者通过这种占有获得任何收入。同欧文一样，他也强调竞争的恶果，指出它削减了生产者的收入，从而也限制了消费者的需求，其结果是束缚了生产。不过，格雷主要还是属于货币改革派，这一派人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特别活跃，后来通过托马斯·阿特伍德和伯明翰改革派把他们的宣传注入宪章运动。格雷的《论社会制度》（1831年）呼吁为资助充分生产而提供充足的低利贷款。他要求建立国家银行向生产者提供这类信贷，鼓吹取消金本位，并发行纸币作为必要的手段。关于这个问题他在1848年出版的《货币问题讲演集》一书中又作了进一步探讨。格雷早期主要是一个鼓吹发展合作社的欧文主义者，最后则基本上成了一个货币改革派。
坚持货币改革以及坚持银行和信贷在新社会中发挥作用，在这一时期曾以许多种形式出现。这种主张最初是以一种激进派见解出现的，那就是汤姆·潘恩关于国债灾难性累积的预言——见他所著的《英国金融制度的衰颓与没落》（1796年）。科贝特在战时国债日增的情况下把这种说法接了过来，并且把纸币制度斥之为一种欺骗人民的通货膨胀行为——参看他的《纸币与黄金》（1810—1811年）。但是，科贝特也同样激烈地攻击战争结束后恢复金本位制的通货紧缩，要求对国债利息的负担作一番同物价下跌相适应的“公平调整”。不过，科贝特始终相信金本位，反对纸币，而在1815年以后那些不景气的年头中，以伯明翰改革派之父马赛厄斯·阿特伍德为首的大多数货币改革派，则主张放手发放银行信贷以刺激生产。这种学说不仅得到鼓吹充分就业的左翼人士的赞同，更受到小厂主和小商人的拥护，因为在不景气时期，他们的银行信贷突然中断。而工业信贷的主要供应者——地方银行家则又转过来指责英格兰银行及其同伙英国政府用恢复黄金支付的办法收缩通货，从而迫使他们不得不限制自己的垫款。当然，这种思想并不含有任何特殊的社会主义因素，事实上倒具有马克思所说的“小资产阶级学经济学”的特征。至于圣西门派的想法——由一所安排全国生产的中央银行对一大群工业银行起统筹协调作用——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圣西门派的这种思想直到很久以后才得到英国某些社会主义者的附和。在我看来，布朗物里·奥勃莱恩是第一个把这种思想应用于英国实际的人，而那已经是1848年以后的事了。
威廉·汤普森（死于1833年）是一个远比约翰·格雷重要的经济学家。起初，他主要是一个功利主义学说的阐释者，主张通过社会政策来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一套现在会称之为“福利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但是，他很快就把欧文主义加进了他以边沁主义为前提而得出的结论。他最重要的著作《关于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探讨》（1824年）是功利主义和欧文主义的混合物。同其他反资本主义学派一样，他也是从一开始就断言，劳动是价值的唯一创造者，资本家对劳动者的掠夺限制了生产，从而造成了失业和危机。他主张劳动者应该享有全部劳动成果，只扣除所用资本的折旧，另在一定情况下付给资本家以有限的报酬，但是，资本家却不满足于这样的收入，他们把借助于资本而创造出来的全部剩余价值据为己有，使劳动者只能得到勉强糊口的工资；然而无论从功利的或社会正义的原则来看，劳动者的权利都是不容否认的。劳动者不仅由于创造了价值而对它享有最明确的权利，而且从功利的原则来看这也是正当的，因为广泛分散的消费所获得的人类幸福总和要比多数人贫乏而少数人奢侈浪费所获得的来得多。由此可见，汤普森实际上是应用了“效用递减”的原理，而且是杰文斯经济理论的功利主义体制的先声。
从汤普森的上述《财富分配原理的探讨》一书中可以看出，虽然他早已在原则上接受了欧文主义，但是主要论题仍然是功利主义在经济学方面的应用。他说，功利主义原则要求实行一种有利于普遍幸福的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这种分配制度本身就会促成生产的大大增长。有人认为如果不给予商业以无限的刺激，生产就会下降。针对这种论调，汤普森反驳说，现行的制度使劳动者只限于获得生存工资，这就破坏了推动大部分生产者提高生产的一切鼓舞因素。如果劳动者得以享有他们所生产的实际价值，他们就会得到所能得到的最大鼓舞，竭尽全力多创造财富，并且能够为自己提供资本工具，而不再需要外界资本家的帮助。在汤普森看来，经营管理只是劳动形式的一种，有权获得其应得的报酬，而无权份外地享有他人的劳动产品。需要用来吸引足够的储蓄和生产资料的投资的，并不是可望获得高额报酬的捉摸不定的前景，而是保障；而保障则只有在排除了大众消费能力的限制，从而确保所有能够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有广阔的市场以后才能得到。
汤普森在论证的过程中，把劳动者和资本家对产品分配问题的立场作了对比。他说，资本家认为劳动者在产品价值中所创造的部分只等于他们的劳动力在以土地和资本所有权的垄断为基础的社会中的售价，根据这种说法，资本家便认为超过劳动者生存工资的全部价值都应该归他们自己所有。另一方面，从劳动者的观点来看，资本是非生产性的。资本工具赋予产品的价值只是生产产品过程中工具损耗的所值，而且，甚至连这一点价值也不过是积蓄在资本工具中的劳动价值而已。因此，从劳动者的观点着眼，只有折旧费才是唯一正当的资本费用。虽然汤普森建议给予资本索以有限的投资报酬，但这也只是为了避免暴力冲突而作的过渡性让步，或者充其量也只是承认资本家也是人，也有享受生活资料的权利，只不过不应当高出积极生产者的标准。
从这些基本原理出发，汤普森得出结论说，在一种安排妥善的经济制度下，人人都应该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和更换职业，而生产者则应能完全自由地按照足以保证他们享有全部劳动成果的条件彼此交换产品。
以上便是汤普森在前述《财富分配原理的探讨》一书中提出的见解。汤普森在以后的著述中提出了一系列明确得多的实际建议，并且变成了更彻底的欧文主义者。他在《财富分配原理的探讨》中虽然颂扬了欧文主义，但是并没有排除主要由个体生产者构成的生产制度的继续存在，只是主张这种制度应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土地和资本的垄断所有制。但是他在《有偿劳动》（1827年）一书中，就变成了合作主义的热烈鼓吹者；这本书显然部分地是为了答复霍吉斯金的《为劳工辩护》而写的。同霍吉斯金一样，汤普森信赖工会主义运动，但是霍吉斯金把工会主要看成是从雇主手上夺取利润的战斗组织，而汤普森则号召工会在建立合作制度中起领导作用。他敦促工会积累基金，用以购买土地、建筑物和机器设备，以便为失业的或工资被降低的会员提供就业机会。他希望这些工会合作机构同资本主义企业展开竞争，迫使后者关门歇业。不过，他又苦心孤诣地提醒读者说，这种行动本身并不足以建立起一种公平合理的制度，因为工会还要为租来的土地和建筑物缴付租金，或者为购置生产设备、土地、房屋等等而借来的资金支付利息。因此，还必须更进一步，建立欧文所规划的那种公社生活制度。看来汤普森似乎认为，在这种制度下，工人将会成为合作生活和生产所需全部设备的共行者，而他人的资本则会逐渐消失或者减少到无足轻重的地步。在《有偿劳动》一书中，他鼓动劳动者个人向工会所创办的机构投资，就像他后来号召他们为欧文倡办“合作村”的基金投资一样。
汤普森的理论自始至终只考虑由生产者直接采取行动，而由乐意解囊相助的欧文派富翁给予援助。他并不企求政府帮助建立新制度。他属于这样一派思想家，他们把政府看作是私人垄断生产资料的不良旧制度的维护者；他主要希望劳动者自己能找出解放自己的道路。欧文从新和谐村回国时，发现英国已经形成了一种为工人阶级所理解的新欧文主义，为这种新理论作出主要贡献的实际上就是汤普森。而工会主义同欧文的合作主义得以结合起来，主要也归功于汤普森，在紧接着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颁布后的那些年头中，这种结合一直支配着工人阶级的活动。他第一个号召工会主义者通过合作生产去排除资本家，并且首先提出以工会运动为基础，按照欧文的原则建立新社会的措施。此外，在替“欧文主义者合作大会”撰写的《创设公社的实际指南》（1830年）一书中，汤普森为发展欧文主义制度作出了详细的规划。他也是妇女权利的主要鼓吹者，在《人类半数的呼吁》（1825年）一书中要求男女两性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完全平等。
下面，我只能简单提一下反资本主义和欧文主义思潮有所贡献的其他人士。约翰·明特·摩根（1782—1854年）是首先接受并鼓吹欧文于1817年提出的计划的人，但是他反对欧文敌视宗教的态度。他写了《论欧文先生的计划的实际可行性》（1819年）以后，又写了比较著名的《蜜蜂的革命》（1826年）和《十九世纪的汉普顿》[1]（1834年），其中汇集了大量欧文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学说。乔治·缪迪原先是爱丁堡的印刷工人和新闻记者，在1821—1822年间创办了第一个鼓吹欧文合作主义的杂志《经济学家》，并在1821年建立了第一个“欧文主义者协会”，协会不仅宣传欧文主义，而且还首先按照欧文的思想试办了一个工人阶级公社。缪迪创办的“经济合作社”以一批伦敦印刷工人为核心，于1821年开始在合作的基础上共同生活，并发展了若干项工业企业。这次实验主要由于缺乏资金而失败了。此后，缪迪参加了在奥别斯顿进行的欧文主义实验。托马斯·娄·埃德蒙兹（1803—1889年）在他的《实用、道德与政治经济学》（1828年）中也信从欧文，但并不信从霍吉斯金和汤普森，因为他主要是向富豪们呼吁，希望他们帮助建立以欧文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公社，推行社会主义。约翰·弗兰西斯·布雷同缪迪一样，也是排字工人出身的欧文主义者，他在《劳动关系中的不公正现象及其消除办法》（1838—1839年）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汤普森那种把反资本主义经济学和欧文公社学说结合起来的理论。不过，他的著作问世较晚，也就是在三十年代初声势浩大的欧文主义运动结束以后。关于布雷，我们将在后面论述。
在这一章中，我一点没有提到坚决反对经济学这门“沉闷的科学”的另一类反对派。这指的是塞缪尔·康勒·科勒里季、罗伯特·骚锡以及其他敌视资本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批评家。他们出于自己的观点一方面抨击个人主义的放任主义，一方面也同样坚决反对社会主义。骚锡在他的《托马斯·莫尔爵士，或社会问题对话》（1829年）一书中，十分同情地谈到欧文空想社会主义的许多方面，并且热烈赞同欧文把下述思想斥之为反社会的：以个人为追求财富而互相竞争的利己主义活动为基础，也能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科勒里季具有比较敏锐的哲学洞察力，他肯定人类有同情和团结的天性，并且认为在人们的心灵中还有一个“国家”，这个心灵之国不同于作为统治机构实际存在的国家，体现社会在其世俗关系方面的统一。科勒里季和骚锡两人都把这个高超的“国家”看作是高超的教会（一种神秘主义的信徒联合体）的对应体，并且认为完美的社会组织是一种世俗力量与宗教力量的平衡，而以共同对人民福利负责的思想作为这两种力量团结一致的原则。不过，这种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并没有把他们引向社会主义，而是把他们引向了一种温情主义，这同后来欧洲大陆上的基督教社会运动的温情主义有许多共同之处。在英国，这种思想通过F·D·莫里斯传给了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莫里斯深受科勒里季的影响，而且主要是受这种影响的推动才参加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的。然而，本章却不打算讨论科勒里季和骚锡的思想，因为他们的社会批评的矛头基本上并不是指向“曼彻斯特学派”谬误的经济学，而是指向其恶劣的伦理学，同时也是因为他们自己并没有因此转向社会主义，而是倾向于怀着浪漫主义的心情眷恋一去不复返的往昔。
[1] 约翰·汉普顿（John Hampden）（1594-1643年）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代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贵族的利益。——译注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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