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伊文思，1978）
第十一章 “两条路线的斗争”
中共领导层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一般路线，大致上可以说是有相同意见，外间的人只听到一点点毛嫡系和毛的继承人之间，或者毛与刘少奇及林彪等人之间的分歧，他们的歧见主要是牵涉到北京与苏联的关系。但是，对于国内政策，情形就不同了，在这个问题上，官僚层能否继续其统治的问题被更直接地提了出来。
自从毛去世以后，他的继承人已经抛弃了他在文化革命中所提出的主要口号及运动，这个过程正像毛在十年前排斥了苏联的模式一样，为了了解北京的新路线，我们需要探索在过去的抽象口号背后到底存在着什么东西，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清理文革中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当时被毛派称为毛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走资派”之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这个文字斗争中，主要的争论是毛的所谓“政治挂帅”和刘邓所代表的路线（毛称之为“生产挂帅”）之间的斗争，与这平行的争论，就是“红”与“专”何者更重要的争论。“红”的意思是在政治上追循党的现领导及现行路线。“专”的意思是专心于经济、技术或科学的工作。
首先让我们研究一下毛派所认为的这些分歧的重要性，美国的一位出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及每月评论的编辑，史威齐（PAUL SWEEZY），和法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贝特兰（CHARLES BETTELHEIM），合作了几年后，发展了一个最精心的理论，史威齐在年青时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当时他把社会主义和苏联的斯大林主义领导层等同起来，自从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的罪恶及中苏分裂以后，他对莫斯科的憧憬幻灭了，但对北京开始忠诚，但是问题是他怎样来辩护他的新转变，换句话说，他怎么样证明他的新信仰跟所有一切使他对莫斯科斯大林主义灰心的事情有根本的不同呢？他在文化革命上找到了他的论点，他认为两者的不同在于中国有群众的参加，而在苏联，党领导只关心经济的表现。
每月评论于一九七四年出了一期专刊，对过去二十五年中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作一个总结，在这个专刊中，史威齐自称他见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他说这个“复兴”是“在六十年代初期由中国向亲莫斯科的共产主义运动发动强有力的论战所实现的”。[1]
他写道：
“为了抛弃苏联的模式，中国必需向其它方向推进，对于这个路线，中国有一个名词，就是“政治挂帅”，以别于资本主义和苏联的经济挂帅，这篇文章不能够详细说出政治挂帅的意义；这里只要指出它的中心思想不但是要减少以及最后消除收入上的不平等，而且要减少以及最后消除知识上的不平等，权力上的不平等，特权的现象，以及一切使人民内部分裂，使人民不能团结起来快乐地一起生活的东西。”
[2]
“在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期，一个官僚统治层无疑在中国生长而且巩固权力，到了一九六六年，这个官僚层已经在中共中央委员会得到大多数，而且也在中央及地方的行政机构中占据大多数的决定性位置，这个官僚层很可能走向东欧国家已经开始走的资本主义方向，但是，毛泽东和小群忠诚的追随者拒绝默认这个退步，他们利用至少一半是自发的红卫兵运动为工具，发动了文化革命，引动了群众，推翻了官僚的领导层，这样才保证中国继续向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3]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早已分析过，这些政策是统治苏联和东欧的保守的特权官僚层的表现。这个官僚层是一个不让工人阶级有决定权力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组成物，托洛茨基在一九三六年的著作《被叛背的革命》，对这个官僚层有最好的描述，这本书清楚地暴露了斯大林主义统治集团所保护的物质利益，和这个政权为抵抗工人阶级挑战所使用的镇压措施。
毛泽东把这个官僚制度说成为“资本主义”，他是错的，反动的官僚层，既没有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所统治的苏联，也没有在文化革命以前的中国，创造了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必要先决条件，这两个国家都没有一个私人拥有资本的阶级，主要的生产工具—工厂、矿山、运输—以及贸易和财政都是国家所拥有的，个人不能购买工厂，个人不能积累资本，个人不能为了私利而雇用工人，生产目标由国家机构根据供应品的需要而决定，而不是像资本主义一样根据利润的盲目增加来决定。不管官僚层如何任意地做出决定，不管实施的效率如何的低，上面的原则还是没有改变。
毛泽东除了误用“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以外，还批评这两个国家的一些政策，他特别指出，苏联工人在政治上的普遍冷漠，是有害于社会主义的。而他所认为的社会主义，就是他的党、他的派系，以及他自己的不受挑战的统治，他认为，苏联工人对政治冷漠的根源，是在于莫斯科对工业化的客观需要所作的让步，训练一整代的技术工人，教育一层够资格的科学家与技术人员，苏联检查人员在斯大林死后允许较多的国内外文学作品在苏联出版—这些政策都被毛认为是能够破坏党权威的敌对思想的泉源。
毛的这些看法不能说是全都不对，托洛茨基已经解释过，斯大林主义在苏联兴起的原因，是工业落后、工人阶级的数量相对地少（比起农民的数量），一般文化水平的低下，物质缺乏，以及在国际上的孤立，一个强大的、有教育的、有技术的工人阶级的生长，对官僚层而言，是个威胁，这个原因，并不是如毛所说的，工人阶级已浸透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城市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和物质水平及文化水平的提高，在客观上，加深了工人阶级与官僚层之间的矛盾，而且也增加了工人阶级在未来的反官僚革命中的社会重量。
面对着这个挑战，苏联共产党所用的方法与中国共产党的毛派所用的方法不同，莫斯科是从建立工业先进社会所需的教育机构着手，苏联官僚层的设计是，一方面对工人阶级作极少的物质让步，另方面让秘密警察作适当的镇压，苏联官僚层已经废弃斯大林时代那种控制每一个公民的思想和行动的做法。
莫斯科在苏联及它所控制的东欧国家，为了这条路线付出很高代价，它已经很难保持党的最高层是革命集团这个神话，官僚层的生活完全与工人阶级脱离，它明显地是一个只容纳杰出人物的统治集团，它只在它自己的财富和特权的圈子内活动，苏联及东欧的科学家、文学家可以有思想的自由。但是，这个思想的自由，虽然不包括持有不同政见的权利，却也导致了自觉的反对力量，有一段时候，这反对力量却公开地爆炸出来，譬如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革命、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
（这些挑战逼使官僚层马上收回它过去被迫允许的一些让步，这个控制，虽然抽紧了许多，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回复斯大林时代那样大规模的恐怖行动和愚民政策。）
毛之反对这个令人反感的僵化制度在中国的提倡人，并不使人惊奇。毛利用“造反有理”的口号，使群众参加“政治”，向官僚层、特权及“资产阶级”思想挑战，有了这个力量，毛才能够在一九六六至六八年击败在中共内占多数的主张旧路线的干部，建立了他的嫡系的统治权。
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刘邓所代表的路线并没有什么神秘感，但是毛的路线可不同了，这理由不但是毛提出听起来很激烈的口号，而且是毛以动员群众为他的主要方法，就是这个特点，获得西方人士的注意，而且促使西方旅客在六十年代后期及七十年代初期，写出了无数的书藉和文章，他们把中国人民的参与政治、团结及一致性、赞美到几乎不可思议的程度。
在大跃进运动以前，毛泽东主义尚不是斯大林主义阵营中的一个独特的思潮。毛泽东主义的产生是企图解决以下两个对官僚统治的挑战；中共政权没有能力控制农民的谷物，和城市知识分子及工人阶级的激进化。
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权以前，已在农民军事基地寻求较富裕农民的支持，从一九三七年起，为要和蒋介石成立联合政府，它已经放弃了土地改革的纲领。
这个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给中共带来很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连过迟实施的土地改革，也无法解决。经过中共的教育，农民只从革命中企望实行资本主义，即所谓新民主主义，当成千成万的党干部从农村进入城市以后，农民开始实施他们自己所认为革命的观念，他们把谷物藏起来不缴给国家，从斯大林学来的，以重工业为重的经济政策，又加深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政策使国有化经济不能够生产足够的消费品来交换农民的谷物，一九五五年发生了粮食危机，城市中有人挨饿了。
这个粮食危机震惊了中共政权，迫使它企图重复斯大林的救急方法—农业的强迫集体化，在中国搞农业集体化，就像在苏联搞一样，它不但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乌托邦，因为农业生产力，如农业机械及肥料的供应，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虽然中共政权提出农业集体化作为长期改进农业生产力的方法，事实上，农业集体化却变成一个攫取农民生产物的日益狂热的短期行政方法。
这从农业集体化的目标与步伐，在一九五五年—五八年之间经历了狂乱的变化上明显地看出，第一个五年计划于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日提给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大会的决议说，到一九五七年底，“全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农户会加入初级生产合作社”。[4]
可是大会闭幕二十四小时以后，毛泽东自己却推翻了这个决议，他召集了一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下令马上开始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在一九五五年六月，只有百分之十四的农户参加农业合作社，到了十二月，这个百分比增加到百分之六十三，到了一九五七年底，参加农业合作社达到百分之九十八。[5]
这还不是政府所要的结果，合作社与旧的村庄相接近，家庭和家族的观念还是很强，以致合作社认为本社的利益比国家的生产定额重要得多，中共面临着古典的“剪刀差危机”，这个剪刀差危机是二十年代托洛茨基首先在苏联分析过的，它的意思是，工业的利益像剪刀分开一样，距离愈来愈大，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量在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停顿了，到一九五七年只增加一点。[6]
习惯于指挥的官僚层，开始以为自己具有无限的权力，在这时候，毛泽东提议用思想及行政的方法来解决经济及社会的问题：推行人民公社的冒险政策。
在中国的农业危机发生的同时，世界斯大林主义运动正在争论斯大林的问题，他们争论的焦点是，极权主义要到怎样的程度，才是官僚层生存所不可缺少的，为了支撑削弱了的党中央，赫鲁晓夫就于一九五六年初谴责斯大林，作为对苏联群众的让步，那年秋天，匈牙利革命的爆发，震惊了所有官僚化工人国家的领导层。
一九五七年五、六月间，北京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企图实施国际的路线，政府在全国各地召开会议，要群众批评它的缺点与弊病。但是，出于政府意料之外，成千成万的学生、智识分子及工人，开始批评真正的弊病，不是假想的弊病，有些人走到如此远，以至要求组织一个新的列宁主义党，建立民主，取消特权。
这个事件使中共领导层停止让群众表达意见的实验，在一九五七年秋的“反右派”运动中，成千成万敢讲话的人被解职，下放到农村去接受“思想改造”。
就是因为这些真正社会斗争的表现威胁到官僚的统治，官僚层要冒险地进入没有领港员的海面，企图控制群众，毛泽东的许多日后成为典型的计谋在大跃进中首先出名，这些计谋包括全体人民参加学习及自我批评小组，在小组会议上，他们需要表白对党领导的信念，这样子，思想有保留的人—真正的反对者不必说了—能够早点被发觉、被斗争。
伴随着这个运动，中共又发动一个运动，用精神上的高压，驱使人民作没有补偿的额外劳动，在这精神上的高压下，拒绝劳动就等于反革命，其它的独裁的毛派观念也在一九五八至五九年时期出现；对智识分子，学校、及知识的仇视，对城市及外来的事物的不信任；对农民生活的不切实际的理想化看法，对农民的一致性、劳苦工作及服从性的强调，所有这些都有意地反对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易发作的批评习惯。
从保持官僚层统治的观点看来，毛的这些观念是合逻辑的，但这些观念所显露的东西，却和官僚层的存在及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甚至发展近代工业所需的基本要求，都是不可调和的，中共感到它自己和社会主义的基本推动力发生矛盾，这种推动力是：国际观点、世界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由真正民主治理工人国家的需要，对知识及文化的需要。从这个观点看来，中国官僚统治层的本质是多么地非无产阶级性，不论它如何高喊或者如何时常求助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根据毛泽东所倡议的这些观念，每间工厂、每所学校，每个公社的人民，都要用无数的时间，来改造自己的行为，毛泽东主义包括了这样一种态度，那就是，任何能对它的唯一至尊的权威挑战的思想，包括现有的科技思想在内，它都要公开地敌视。（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在四十年代后期的阴沉岁月中，也曾经过同样的过程，那就是，无知的党棍子企图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中推演出生物学和物理学方面的正确立场。）
毛泽东及其支持者以为，在党的思想鞭策下，可以使工农的生产力提高，这种措施，起的却是反作用，现已证明，大跃进运动是个十足的灾祸，农民对新管制的反应就是怠工，城市的工人拒绝参加城市公社，所以城市公社在不久以后就被放弃了，一九五八年的粮食是公社化以前所播种的，其收获量达到二亿零七百万吨的记录，一九五九年的收获量降低到一亿六千三百万吨，一九六零年继续下降。
在工业方面，党干部企图超额完成生产量，由于缺乏民主决定的计划，供应失调，机器被加速运用到破损程度，工人搞得筋疲力尽，接着就是工业生产量的直线下降。
就是这个残酷的现实，才引起中共领导层内的第一次严重的分歧。“两条路线斗争”的起源就是一九五九年七、八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卢山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国防部长彭德怀批评大跃进运动和“政治挂帅”的路线，他说大跃进运动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而且“政治挂帅不能代替经济原则”。[7]
卢山会议在妥协中闭幕，彭德怀被整肃了，但是大跃进时期的大部份政策被抛弃，或者不予看重了，公社在名义上继续着，但是有效地作出决定的单位转到生产大队，即旧的村，公社的行政权大大地减少了。
毛在文革中重新主张大跃进的路线，为了要重新实施这条路线，他要打垮整个旧行政机构，这表示官僚层在一九五八至五九年被灼伤之重，这同时也表示，毛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可以说是官僚层没有能力提出另一条可行的政策，或者可以说，官僚层如果不求助于斯大林式的教皇权威，就无法解决党内的分歧。
“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不是如毛派所说的，是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它也不是争论斯大林主义的最基本的前提，争论的双方都维护党的专一权威，都支持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神话，认为应当在政治上支持与中国友好的资本主义政府。争论的双方都保护官僚最高层的特权，而且以牺性群众利益为代价，扩大官僚层的特权，虽然有一段时间，毛嫡系曾经有效地利用群众对这个问题的不满，来打击其它派系。
毛的独特旳思想，不是从马克思主义而来的，而是从中国政治上自十九世纪以来久已有的各种流派而来，西方报纸把争论的双方定名为激进派和温和派，这是错误的，如果要表达这个斗争的棈神，用其它的名词比较合宜，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在十九世纪末分裂为国粹派和西洋派。虽然中共高阶层的斗争是在不同的时期及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发生的，但它在许多方面反映了旧的争论，刘邓派是典型的近代官僚，他们相信指挥机构的权力，相信技术、相信近代的辨事方法，他们比较相似于今天东欧或苏联的典型官员，或者是清朝末年统治阶级官僚层之中倾向西化的改良者。
毛泽东则反映了大多数旧统治阶级和农民对外国人的传统畏惧与憎恨，在毛统治的最后几年，对一个干部的前途最不利的指控莫过于骂他崇洋，除非是从大国来的或者是毛派分子，外国人一般是不受欢迎的。
从开始，马克思主义已是革命运动和革命旳社会科学的结合，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杰出领导人，自马克思、恩格斯，以至列宁、托洛茨基的著作，都富于严肃的理论研究，以及教育被迫群众，去认识他们的环境；毛泽东的作品却有不同的调子，譬如他在六四年教育会议上说；
“我们不应该读太多的书，马克思主义的书应该读，但也不要读得太多，读一打左右就够了……
读书太多会使头脑僵化，梁武帝早年做得很好，后来读了很多书后，就平平常常了。”
[8]
法家的另一个思想就是不相信城市及城市的生活，毛的演讲及文章中，常常以这为主题，譬如，他在一九六九年四月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中，总结及解释刘邓派的“修正主义”时，就明确地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在农村打游击的时候，情形还好点。
“现在我们进了城市了，这是好事，因为我们不进去，蒋介石还在占领嘛！但是，这也是坏事，因为它使我们的党变坏。”
[9]
对毛派而言，政治的忠诚不单是服从政治机器的命令，而且是对领袖个人的，几乎是宗教式的崇敬，这情形跟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最盛时期极为相似，但是这里也有把旧帝制起死回生替另一个少数统治的政权服务的因素在内，帝王应天命而治国，不是靠人民的短暂的授权而治国，公民不得不承认他的神圣以及他的法定的权威。
这些反动的中国政治传统，必须与毛派所宣称的对旧文化影向的排除取得协调，譬如道皮亚（JEAN DAUBIER）写道：
“文革的第三个目标，就是保证毛泽东思想永远战胜修正主义，我已经解释过，这个目标的意思就是大力地从事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以至根除个人主义和传统的文化及社会的影响，我也解释过，依据毛的看法，社会主义—事实上是集体主义—跟个人主义、跟对私人财富的爱好，跟自我中心的世界观，都是不可调和的，因此就需要重新改造人的思想，以及创造完全集体主义的人。”
[10]
但是，这个观念本身是中国最老的专制传统，毛派报纸常常赞美说，秦始皇有野心使历史从他的皇朝开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兴筑万里长城，烧掉前人的书。但是，他的抹煞历史的企图失败了，毛泽东反映了他所领导的小资产阶级官僚层的宏大壮志，也有同样的野心，他亦要切断中国与世界各地的连系，焚书，及毁坏过去的庙宇。
道皮亚把“根除个人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目标，如果他的本意是争取人类的团结及结束资本主义的自私，他只不过是选错了词句，马克思之所以痛恨资本主义的剥削，并不限于资本家窃取工人的时间与财产—资本家积累了无报偿的剩余价值。马克思把我们这时代称作人类先史时代的一部份，在这时代中，我们还不是完全的人，他的理由是，极大多数的生产者还被排斥于能够发展他们个人能力的文化科学及智识以外；马克思毫无疑问地相信，这些事情只能以集体的方法去完成，但是他藐视那些企图打破私有财产制度的人们，这些人企图以一个消灭才能及文化，而且把全体人民降低到没有教育的工人地位的国家，来代替私有财产制度，针对这种做法，他提出在没有阶级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要学科学和文化。
在下一章，我们要谈到毛政权怎样对待科学与文化，这里我们首先要考察一下毛的走向，他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对于这个问题，毛派的宣传倒有非常普遍的效果，甚至在中国以外，许多西方的社会主义者至少已经部份地接受；毛派之对于个人主义、高等教育、读书、及艺术的攻击，是为了保护中国的被压迫的群众，来反对历史所遗留下的特权分子，或者，这些运动只伤害了中国社会的少部份人—智识分子。
马克思在他的一部早期著作《一八四四年经济及哲学手稿》中，讨论他所称的“庸俗的共产主义”，这当然是在斯大林主义产生以前，而且他所理解的庸俗的共产主义，至少是平均主义的，并不像中国和苏联一样，被新的特权社会层所主宰，马克思如此地描写这个制度：
“它要任意地忽略才能等等，对它而言，生命与生存的唯一目的就是直接的、物体的占有。工人的范畴不但没有被取消，反而扩大到包括所有的人。这种类型的共产主义—因为它在各个领域否定人的个性—只是私有财产的逻辑的表现。这种私有财产的取消，多么不像私有财产的没收。事实上，这由抽象地否定全世界的文化和文明，以及退回到穷人和粗人的不自然的纯朴来证明，这些穷人和粗人的需要不多，他们不但没有超越私有财产，而且还没有达到它呢！”
[11]）
“劳动时间的节省，等于自由时间的增加，即是充分发展个性的时间的增加，这种增加反过来又影向劳动的生产力，因为它本身就是最大的生产力……自由时间—即空暇时间与较高级活动的时间—已经自然地将其持有人转变为另一个主体，于是他就以另一个主体的身份，进入直接的生产过程，这个过程，对于正在变化过程中的人类而言，是有纪律的；但是，对于已经积累了社会知识的人类而言，这个过程就是实践、实验的科学，以及物质上创造性的具体化的科学。”
[12]）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以为，被整个现代社会置于愚昧无知和偏狭昏暗境地的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只要单纯受些马克思主义教育，就能摆脱昏暗的境地，那就是最大的而且是最坏的错误，应该把各种无神论的宣传材料供给他们，把各种实际生活中的事实告诉他们，用各种办法来影响他们，以引起他们的兴趣；打破他们对宗教的迷信，用种种方法使他们从各方面振作起来。
十八世纪老无神论所写的那些锋利的、生动的、有才华的政论，机智地公开地打击了当时盛行的僧侣主义，那些政论在唤醒人们的宗教迷梦方面，往往比充斥在我们出版物中……的文字更适合千百倍，因为这些文字写得枯燥无味，仅仅是转述马克思主义而已。”
[13]）
“战斗唯物主义为了完成应当进行的工作，除了同那些不参加共产党的彻底唯物主义者结成联盟以外，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同现代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他们倾向于唯物主义，敢于捍卫和宣传唯物主义，反对盛行于所谓上流社会的唯心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时髦的哲学倾向。
……注意自然科学领域里最新革命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并吸收自然科学家参加哲学杂志所进行的这一工作，如果不解决这个任务，战斗唯物主义根本就既没有战斗性，也不是唯物主义。”
[14]）
总而言之，假如没有官僚层及其领导人的虚伪行为的话，毛泽东也许会像一个反对人文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民粹主义的平均派，或者是现世纪的克伦威尔或卡尔文，所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主义之间的这个争论，不单是建立社会主义的方法的理论上分歧，而且还是敌对社会集团之间斗争的表现，除了带随着仆从、厨师与报销账户的官僚统治集团之外，每个人都被降低为普通的工人或农民，最高层可以要什么就有什么，但是普通人只许读党所批准的东西，普通公民不许有他的个人主义，他只能赞美毛泽东的天才，毛泽东的伟大的历史，以及毛泽东的思想的普遍运用。
这些矛盾就是官僚层歪曲和镇压了中国人民社会生活的广大领域而产生的后果。
[1] MONTHLY REVIEW（每月评论），1974年4月号，第8页。
[2] 同上，第9页。
[3] PAUL M.SWEEZY（史惠之）与CHAILES BETTELHEIM（贝特兰）合着的O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论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第31页。
[4] FIRST FIVE-YEAR PLAN FOR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3至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第119页。
[5] PETER SCHRAN，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GRICULTURE，1950-1959（中国农业的发展，1950至1959年），第29页。
[6] 同上，第6页。
[7] 见PARTY LEADERSHIP AND REVOLUTIONARY POWER IN CHINA（中国的党领导及革命权力）一书中PHILIP BRIDGHAM所写的“FACTIONALISM IN THE CENTRAL COMMITTEE”（中委会内的派系斗争）一文，第214页。
[8] 见STUART SCHRAM所编的CHAIRMAN MAO TALKS TO THE PEOPLE，TALKS AND LETTERS：1956-1971（毛主席对人民讲话，讲话与信件，1956至1971年）中REMARKS AT THE SPRING FESTIVAL（春节有感）一文，第210-211页。
[9] 同上，第288页。
[10] 道皮亚（JEAN DAUBIER），THE CHINASE CULTURAL REVOLUTION（中国文化革命），每月评论，1970年10月号，第35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3卷，第294-95页，着重点是原有的。
[12] 马克思，GRUNDRISSE：FOUNDATION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第711-712页。
[13]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第200-201页。
[14] 同上，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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