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毛治下和华治下的科学与文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伊文思，1978）

第十二章 毛治下和华治下的科学与文化



　　如果官僚层不让人民群众向它的少数统治挑战，它一定要用野蛮方法对付群众，使他们丧失斗志。它不但要禁止外交内政问题的讨论，而且要禁止社会、文学、科学的问题的讨论；它一定要封闭人民可以提出批评的任何孔道（例外的情形是，工厂工人可以讨论如何在技术上实施上级早已作出的决定；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讨论有关官僚的政治统治的一般问题）。
　　这样一个制度需要使党领导的意志成为决定真理的唯一因素，在没落时期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统治层，都想用同样方法来停止历史的时钟—他们的假定是，如果没有人能够定出真理的公式，就没有人能够依它而行动。斯大林主义者可能会引用十六世纪致力于挽救天主教会的教权的罗奥那的名言：“我们必须经常倾向于相信表现为白色的事物实际上是黑色的，如果教会集团是这样决定的话。”
　　由于斯大林主义只培植单一的标准，这就使它不但跟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而且跟发展严肃的文化、甚至近代的科学及工业的必要条件发生矛盾。
　　这是经过以下的三段论法而合理化的：党—最后是终身制的党统治层—以某种神秘方法体现了群众的意志。这种权力的授与，是不需要讨论、争论、或者表决来加以证实的，因为官僚层不准许如此做。因此，科学理论、唯物论—马克思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所有战利品—必须完全加以抹煞。批评性的理由必须被贬低价值，以致全党都要尊敬独揽大权的官僚层的意思，没有人敢提出争论。
　　这种专横的行为跟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延续是分不开的。这就周期性地导致过份的行动。这种过份的行动，甚至从官僚层的自我利益的立场上看来，也是难以了解的。但是，这种疯狂有其逻辑，因为只要工人阶级的自我管理被官僚层的专横意志所代替，官僚层就有继续存在的先决条件。
　　让我们考察中国社会生活的某些特征，来看看“一国社会主义”及提出此理论的社会寄生层所引起的后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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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自己所培养的半宗教式的个人崇拜，以及他对不同意见不能忍受，重重地打击了文化和科技的发展。毛的嫡系不但没有把这些人类的成就，当作被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不公平地占有了的伟大宝藏，反而认为，一切特殊知识及创作，在本质上是坏的而且危险的。
　　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演讲中宣称，自从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以来，“特别是基本科学及理论的研究，事实上已被抛弃。”[1]他说，在科学研究方面，前任政府已经“躭误了一整代的年青人”。[2]
　　一九七八年一月，新华社发表了一篇题目颇具剌激性的文章：“北京图书馆开禁中外的书籍”。文中有一段这样说：
　　“在过去十年中…四人帮把所有外国文学作品说成为‘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或者修正主义的毒草’。他们禁止出版社出版这些作品，而且又命令图书馆不准借出。”[3]
　　几乎所有一九六六年以前出版的书籍，除了毛着及技术书籍以外，都受到同样的对待。
　　自从毛去世以后，华国锋为了要重新建立他的政府的信誉，就承认了一点点过去十年的真实情况，他说：
　　“他们〔江青等〕在文艺界推行可耻的宗派主义，结成一个排外的帮派，来取得他们自己的利益，以致文艺界成了他们的‘地盘’……他们对一大群文艺工作者乱加罪名，处罚他们，禁制了许多好的，或者比较好的文艺作品，包括〔影片〕‘开拓者’在内，这出影片是由艺术家努力地创造出来，以贯澈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4]
　　这种谴责，是毛派的宣传机器、以及斯大林时代克里姆林宫的诽谤工厂所惯用的技俩。我们常常很难猜测，在辛辣的语言底下，到底有多少真实性。但是，中国政府不久就开始发表，在文革之中及以后，未经审判就被关禁的前政治犯（大多数是文艺界方面的）访问记。
　　其中一个是有关于袁雪芬的故事。这个故事极富于戏剧性。袁是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期最出名的女演员。上海市的新领导人自动地替华盛顿邮报安排了对袁的访问。
　　袁雪芬是共产党员，曾任三届人大代表，是周恩来的好朋友。她是全国闻名的越剧女名角。一九六六年毛及其嫡派把传统戏目打成资产阶级的，这就几乎自动地使传统戏的演员被怀疑为“走资派”及“阶级敌人”。袁雪芬在牛棚住了三年，放出后，又七年不许演戏。以下是她的访问记：
　　“他们骂我是国民党……
　　又说我是资产阶级分子、右派、反革命。”
　　袁被关在上海南区一幢大厦内，单独地被锁在一个房间里。她估计至少有二十个人关在那幢大厦，包括说书人唐坤良（译音）。他跟她同时接受访问。
　　她请一个亲戚照顾她的最小的孩子，那亲戚被打成地主，小孩子只好交给佣人管。她的丈夫，本是新闻记者，被强迫到农场工作，后来不得已在一出版公司担任编辑。
　　整整四年不许她与家人见面。在关禁时，她说“我穿着衣服睡觉，因为我不知道甚么时开会被叫醒。他们老是骂我，他们要我写坦白书，我没有记下数目，但是他们大约开了五百次斗争我的会。……”
　　一九七零年她虽获释放，但被送到农场去工作。每月只许她和家人见一两次面。……[5]
　　袁雪芬是全国闻名的艺人。她与最高领导层有私人的关系。但是她跟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她只是个艺术家。如果这种事情都能发生在她的身上，而且没有人敢提异议，我们可以想象到那些冒犯了毛的思想控制政策的名气较小的艺术家，会遭遇怎么样的处境。从这种报导看来，毛的所谓文化革命是多么有害。甚至当逮捕袁雪芬的人已没有理由继续监禁她时，她的苦难还没有完结：
　　“一九七三年，她的所有罪名都被澄清了，但她还不可以上台表演，也不可以向她的学生透露她的真姓名。
　　她说：“我是个演员，我应该每天练唱。但是整整十年，我没有唱一句绍兴戏。”
　　一贯正确的领袖及他的一贯正确的党是不会犯错的……
　　这个无理的制度还没有被废除。假如这种允许袁雪芬讲她的故事的做法不适合现领导人的派系目的的话，她也不会被准许去讲她的故事。
　　在上文所提及的霍华德夫妇在前卫周刊上所写的文章中，这两位在广州住过的华国锋的忠诚支持者，报导了在文革后期毛政权的镇压情况。
　　“在宗派主义特别严重的单位里，当权派，由于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代表正确的路线，就对那些给戴上右派帽子的人，以及敌对派系的成员，实施法西斯的镇压。他们所用的方法，包括有系统的公开侮辱、绑架、拷打、甚至谋杀。这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的受害人还不只是基本单位的人。譬如，最近的大字报描写了贺龙的遭遇。贺是老革命斗士〔贺是一九二七年的中共红军创立人之一，二十年来一直是中共中央委员〕，但在文革中被指为右派而被监禁起来。他一天只分到三分钱的食物，只许喝一点点水。他就是这样给斗死的。
　　群众在文革中经验到或目睹的镇压所产生的最深远后果就是，大家都不敢批评过火行动，也不敢批评过‘左’主义的问题，因为这样做就会有被攻击为企图对文革‘翻案’的右派分子的危险。甚至在极大多数没有受到直接影响的单位中，我们还常常听到其它单位中那些被控为‘右派分子’的遭遇。”[6]
　　美国记者萨里斯勃利（HARRISON SALISBURY）于一九七七年秋访问中国。中国政府替他安排了好几个作家及艺术家的访问。他对这次访问有如下的报导：
　　“外国访客已经佷多年没有见到中国的有创作才能的人物了。五年以前，在我的两个月的旅程中，我很想见到一位作家，但是我能见到的最接近于作家的人物就是一位名叫何谦（译音）的中年妇人。我跟她作了短暂的讨论。何有点神经质，她那时是上海文汇报的文艺版编辑。她告诉我一些最近的‘文艺成就’，其中最有意义的似乎是出版了一本题目为‘拉练的制造’的故事，劝告拉练工人去增加他们的生产。
　　一九七七年的局面转变得很快。中环政府不但安排我跟文化界人士会面，而且我自己还在偶然的机会遇见一些文化人呢！到这时候，我为甚么在一九七二年见不到文化界人士的谜才有了解答。我在一九七七年见到的每个人在一九七二年不是在监牢里，就被软禁在家，或被下放到农场，或受到其它形式的侮辱。”
　　他们的遭遇跟袁雪芬的一样。现举几个例子就够了：
　　刘峯……是中国的著名作曲家之一。当他听到四人帮被捕的消息时，他并没有笑，他的感受太深了。因为在过去十年中，大部份时间他被关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不许看他的家人，不许听音乐，不许作曲。
　　周小燕是个姣小而有活力的女人，带着微笑，英语会话可以过得去。一九六五年以前，她也是中国最出名的女高音。她所演唱的曲子包括古典的欧洲歌曲。但是从文化革命开始，一直到去年秋天，她被禁止唱歌，也被禁止在上海音乐院授课。
　　她说，‘任何欧洲的东西都被认为是崇洋，唯一准许唱的外国歌是国际歌。’
　　周小燕被迫离开教职，去做女清洁工、洗地板及挑水。后来她去挖泥及筑防空洞。”[7]
　　目前的这批统治者，曾在一九七五年企图把他们的反复无常的舵手从深渊中救回来。那年周荣鑫被任命为教育部长。这项任命是件不寻常的事，因为他事实上是个科学家及科学院院士。据说，“他对大学的水平作一调查，发现一九七五年的大学水平不比文革前的技术学校高。”[8]
　　周荣鑫被指控为“刮职业性的台风”以及贬低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他在一九七六年春天在一个“斗争会”受辱后，因脑溢血而死。当时的中国报章没有报导他的死讯。（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八日，邓小平在北京八宝山墓地举行追悼会，才替他死后平反。）[9]
　　今天的北京虽然只说“四人帮”应该对周荣鑫的死亡负责，但以更重的语气重复他的指控。纽约时报记者勃特费尔德（FOX BUTTER FIELD）报导说：
　　“中国教育界人士现在承认，自从发动文革以后，学校制度已经在整整十年中阻碍了中国极需要的、有高度训练的、现代劳动力的发展。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一位官员在北京告诉另一位美国来宾佩泼女士说，由于过去十年的错误，‘整整两代的人给糟蹋了’。”[10]
　　但是，纽约时报所转述的事件，还不是我们所读到的资料中最尖锐的批评。最尖锐的批评出现在中国政府所控制的报纸上。光明日报登了一篇标题为“全面实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的文章。新华社的摘要有以下一段话：
　　“四人帮说：‘我们宁愿要没有文化的工人，而不要有文化的剥削者及有智识的贵族阶级’。他们骂知识分子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只吃不做的‘剥削者及有智识的贵族阶级’，以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蛆虫’。
　　张春桥曾说过这样无聊的话，如‘知识分子应该忘掉从小学到大学所学来的东西’。姚文元曾叫嚣说，中国知识分子有‘资产阶级的假学问’。他们造谣说，‘一个人只要有智识，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一个人只要有职业的技能，就会忘了无产阶级’。
　　在受他们控制的单位和部门，〔事实上是整个政府—引者〕，四人帮削减了许多科学研究、文化及教育的机构，而且还打算把各种专业人员免职。有些大的企业机构还把三分之二以上的技术人员送到农场去工作了好几年，以至他们没有辨法做他们本行的工作①”。[11]）

① 我们可以把毛对科技人员的态度和列宁对科技人员的态度比较一下。一九二一年当列宁谈到在沙皇时代受教育的科学家时，曾如此说过：“一个共产党员若不表明自己善于统一和虚心地指导专家们的工作，找出问题的所在，详细地加以研究，那末这样的共产党员往往是有害的。这样的共产党员在我们这里很多，我以为不妨拿出几十个来调换一个老老实实地研究本行业务的资产阶级专家。”（“论统一的经济计划”，见中文版列宁全集第32卷第135页。）

　　在毛还活着时，所有这些事情都以下列理由来辩护：含糊地谈论“阶级斗争”；指出需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以及强调脱离了真正存在的资产阶级的抽象资产阶级思想正在准备反革命的危险。每当中共对群众的控制放松了一点，毛派就抓起这些意识形态的骷髅头，在群众的面前乱摇。这种做法，就好像传教士用地狱火和罚落地狱，来恐吓不听话的教徒，使他们重回正统（毛派的词汇中之充满迷信词句如牛鬼蛇神，并不是偶合的）。
　　我无意要跟毛派学究式地辩论：在将来社会中，真正的工人政府所能发挥、以及应该发挥的群众的创造力，将会达到怎样的程度。但是，我们至少能够把毛所引起的死气沉沉的情况，同古巴这个唯一没有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工人国家，在文化与教育方面的成就相比较。古巴的九百五十万人口，只有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一。古巴位于美帝的大门口，因而所受到的国外干涉和反革命威胁比中国更厉害。但是自从古巴革命以后，它在文化及艺术上的成就，真要使中国惭愧，虽然古巴也发生过官僚的滥用权力，如一九七一年诗人巴地拉（HERBERTO PADILLA）的被捕及受审判。
　　自从一九五九年以来，卡斯特罗政府曾大力地支持古巴芭蕾舞团。这个舞团，由世界闻名的女芭蕾舞星艾丽沙·艾隆索领导，已是世界上最好的芭蕾舞团之一。它的题材完全不受政府干涉—一九七八年六月它在纽约上演的节目，包括十九世纪的古典作品以及由该团所创造的抽象的寓言式的作品。这次演出受到纽约舞评家的盛赞。古巴的电影也已处理了广阔的社会及攻治的题材，产生了许多有创作才能的导演，赢得了很多国际观众。
　　古巴的教育也比中国占先。小小的古巴有二十万大学生，差不多是中国大学生数目的四分之一。毛的一个口号是开放大学的门给工农子弟。但是大量削减大学入学的人数，显示绝大多数的工农子弟都没有接受大学教育的希望。如果要真的大开大学之门，首先要扩充大学。在毛统治下，每一千八百人只有一人能进大学；在古巴，每七十三人就有一人进大学。
　　毛泽东时期的记录是够清楚的。但是，在毛死后的二年内，还是没有多大改进。在华国锋周围的“现代化者”至少了解到不可能没有现代科学。一九七七年三月科学院在北京举辨一个“百家争呜”的座谈会。曾在国外受训练的物理学家严济慈说，科学家“若要有贡献，一定要专攻其专门研究的部门。专家有甚么错？我们应该尽力去成为专家，甚至成为是有权威的……”。[12]）
　　在毛的时代，这样的演讲就会是异端。今天人们需要发动宫廷政变来使这种演讲成为可能，而且要把像严这样最基本的建议看成为大跃进，由此可见毛派的政治是多么原始。
　　毛的许多教育“改造”已被静静地丢弃了。考试也恢复了，学生的课余劳动服务也大大地减少，理科学生可以直接去考大学，不需要上山下乡两年以上了。上山下乡的政策似乎已经暂时停止。
　　中国的新领导人正在重建真正的大学制度，来代替毛的学习班。但是在文化及艺术方面还没有甚么自由化。虽然新政府合力辱骂“四人帮”的宗派主义及其镇压行动，它所容许的创作范围，比起苏联及东欧的斯大林主义政府所容许的，还是狭小很多。
　　政府在江青被捕后就马上暗示自由化是有限度的。每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知道，中共常用一个老套来解释要推行的路线。报纸上的文章分两类：路线的抽象说明，和实施这条路线的样板。没有一个中国人会笨到在看到样板以前，照抽象的路线文章而行动。
　　我们现在举一个关于文艺阵线的例子：
　　“我们必须以战斗来迎接社会主义文艺百花齐放的艳阳春天。”[13]）
　　这句话听起来蛮好。全世界的毛派就会引用这句话，来证明现在中国工人阶级可以自由地去做艺术家，而且艺术家可以自由地发挥他们的创作才能。但是，中国的艺术家却要密切注意政府所认为鲜花的例子。一篇题目为“西北农民画家庆祝伟大胜利”的文章提供了新的例子。这篇文章报导西安的画展。所展出的画包括有以下题目的壁画：“打倒王江张姚反党集团”及“揪出四人帮后人心大快”。[14]）
　　一九七七年春天，北京艺术馆主持了全国艺术展览会，展出新花。所展出的没有抽象画，也没有中国画。中国建设杂志对此画展作如下的介绍：
　　“在第一个展览厅，有一幅大油画，标题是：你辨事我放心，描写毛主席和华主席讨论国家大事。华主席拿着一张纸，是毛主席给他的，上面写着‘你辨事我放心’。这位艺术家表达了对毛主席的爱和对华主席的信心。”[15]）
　　杂志上还附上一张彩色画页。画上有慈祥的毛泽东轻拍着华国锋的手。毛的脸嫩嫩的，带着胖娃娃似的微笑。两个人在画上的年龄都比实在的年龄少二十岁。华的身体微伛向前，倾听毛的讲话，他的脸色红润发亮。
　　这张画更准确地反映了官僚的本性。如果西方的画家画出像这幅画所呈现的自我陶醉与虚荣心，人家一定会说这个画家发神经。可是，在中国，这种画还被说是社会主义的艺术、群众创造力的最优美的表现！
　　在毛统治的中国，读书的权利也受到限制，跟画画的权利一样。现在的情况好了一点。一九七七年，对渴望知识的读者而言，是丰收的一年。中国古诗、革命以前的小说、外国作家如莎士比亚、雨果、托尔斯泰、歌德、塞万提斯、但丁等作品的译本，都陆续地再版了。一九七八年三月，北京还出版了爱因斯坦全集。报纸上的评论说，爱因斯坦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颗巨星。在毛死前，这种评论会被指责为挫钝了无产阶级的战斗性，因为在那时候，天空还没有广阔到可以容纳两颗巨星。
　　这些改变是值得欢迎的，因为它消除了毛泽东主义的稀奇古怪的一面。这反映了官僚层对群众要求有读书权利的压力让步。



[1] 纽约时报，1978年1月3日。

[2] 路透社电讯，1978年1月1日。

[3] 新华社公报（英文），1978年1月8日-9日合刊。

[4] 同上，1976年11月6日。

[5] 华盛顿邮报，1977年5月5日。

[6] 前卫周刊，1977年3月2日。

[7] 纽约时报杂志，1977年12月4日。

[8]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原子科学家公报》，1977年9月号。

[9] 多伦多地球邮报，1977年8月9日。

[10] 纽约时报，1977年9月2日。

[11] 新华社公报（英文），1977年7月17至18日合刊。

[12] 同上，1977年3月22日。

[13] 同上，1976年11月6日。

[14] 同上，1976年11月9日。

[15] 中国建设，1977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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