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伊文思，1978）
第十章 北京的外交政策
全世界很多激进青年，在一九六零年中苏公开分裂以后，被毛泽东主义所吸引。在国际政治的许多重要问题上，尤其是在被帝国主义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应否采取毫不妥协的斗争的问题上，中国，至少在言词上，是比苏联左得多的。
自从美国在一九六五年大举进犯越南以后，中国对越南人民的支持，大大加强了毛泽东主义的吸引力。越南的正义斗争，常常作为一个更广阔的一般观念的出发点：毛泽东主义，或“第三世界”，或其它类似的组织，是几亿受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所压制的人民要求解放的体现。
最近几年内，西方的毛派及准毛派，对他们所认为的中国外交政策的严重错误，产生极大的惊愕。这些错误包括北京之向尼克松献媚、支持北大西洋公约、拒绝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反对南非联邦在一九七五年至七六年干涉它的内政的呼吁、以及支持扎依尔的莫布图反动政权。
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的最基本原则是：一个国家的国际政策是与该国的社会结构和国家需要分不开的，而且前者是附属于后者的。外交政策是政策决定人的国内政策的延长。北京之与美帝国主义缓和，并不是“错误”，而是已计算好的战略来适应斯大林主义官僚的内部需要。
这个事实也许被北京在中苏争论和越南战争初期所采取的左的、甚至过左的姿势所蒙蔽。西方很多人士之同情毛泽东主义，是因为北京在六十年代中期说了一些激进的话。这里需要把它的激进言辞和外交政策的实际进程分开来看。
自从苏联政府于一九六零年无情地撤退经济支持和技术人员，而让中国人民自力更生以后，北京曾经发表一些言论，正确地指出莫斯科政权的反动本质和世界帝国主义的本质。那时，帝国主义正在寻求一个干涉中国革命的缺口。在越南战争中，情况也是一样。因为越南战争不但威胁河内，而且最后会威胁北京，所以毛泽东和其它的中共领导人曾援助—虽然非常有限—越南战士反对美国的侵略。①
① 事实上，苏联的援助比中国的援助多，根据我们所得的资料估计，苏联在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二年间援助了二十四亿美元，中国援助了十七亿美元。在同时期内，华盛顿花了一千零十亿美元来支撑反革命的西页政权。（美国国防部的数字，见一九七四年八月九日新时代杂志）
但是，这些只是对眼前威胁所作的紧急反应而已。从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本质看来，斯大林主义的基本方针是要保持现状，以及和资本主义政府和解。由于它的民族主义，它不但没有兴趣、而且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扩散到它所控制的国境以外去。它的特权以及它对本国工农的恐惧，使它觉得和世界上其它基于少数统治的政府的关系比较密切。
中共当政后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似乎与它在中国农村从事二十多年的游击战的历史不合。长征时期的英雄主义感召了中国和全世界的一整代战士。这个英雄主义所应允的，大大不同于中共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所建立的僵化的神权政治。这个矛盾的根源，不是毛泽东思想，而是他所代表的社会力量。
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的失败，是由年青的中国共产党臣服于蒋介石国民党所引起的。革命失败以后，中共的战略方针有了很大的改变。毛泽东对这个战略方针的改变起主要的推动作用，虽然在一九三五年以前他在党内还是少数。中共放弃了城市；不但放弃了资本主义的中心，而且远离了工人阶级。
农民的不满现实，和党的战斗性的斗争方法，使党的队伍壮大了。但是新的环境亦对党的社会观点、党的构成、和党的终极目标，产生很大的影响。党对无产阶级革命分子的整肃、党的领导干部之接受了斯大林主义思想，以及苏联政府的压力，都加速了上述过程。苏联政府当时所关心的，并不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要得到一个友好的邻国。
中共开始变质了。它已经不是一个与农民联盟而且领导农民革命运动的工人党。它已变成一个由离开了城市的城市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农民党。工人阶级在党内的成份已经非常之少。这些智识分子只是以工人阶级的名义行事而已。在展开的农民革命中，毛泽东和其它的高层同志，不愧是能干的群众领袖和军事将领。但是，这个斗争的终极目标，却变得愈来愈没有定向了。自从一九三七年与国民党订立抗日联合阵线以后，社会主义变成一个遥远的而且不现实的目标。党所宣布的目标，是在战后和蒋介石成立联合政府，建立民主化的中国，解散中共的军队，而且使中共融合于一个近代化的有前途的资本主义国家之内。虽然毛运用军事方法促进这个目的，但是它的基本内容是改良主义的，不是革命的。这里我要举出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那就是毛在第二次大战以后对美国政府和对蒋介石的态度。毛当时不但欢迎美帝派赫尔利将军到中国干涉中国内政，而且赞美罗斯福总统对调停国共所作的努力。毛还建议成立一个联合政府。毛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写给罗斯福的信中说：
“敬爱的罗斯福总统：我非常荣幸地接见了您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将军。在他访问延安的三天期间，我们志同道合地讨论了全国军民团结起来打败日寇重建中国的一切问题。对于这点我已提出一个协议。
我们的愿望久已是与蒋委员长订立协议，以促进中国人民的福利。由于赫尔利将军的斡旋，我们突然见到这个希望有实现的可能。我衷心地感谢您的私人代表的优秀才能和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一致同意这个协议草案的全文，准备尽全力使它生效。
我亦要感激您，总统先生，花了很大努力要使中国团结起来打败日寇，要使统一的民主的中国可能实现。”
[1]
但是，国民党不但拒绝了中共要在政治协商会议中占有三分之一的席位的要求，而且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向中共发动军事攻势。所以这次与蒋介石的最后决裂，是蒋介石自己发动的，并不是毛泽东发动的。到了这个最后关头，中共还是犹豫不决。直到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共才同意解放区内农民的土地改革要求。—这才是最后一个使毛与蒋不可能和解的象征性行动。
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之间，中共仅在它的这个名字的有限制的意义上看来，才是个工人党。国内外资本主义对它打击的目的针对着工人阶级以及它自己。由于它与世界斯大林主义的连系，以及它自称替中国的工人讲话，它才成为世界工人运动的参与者。它之战胜了蒋介石，大大增强它在各国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影响。但是，军事胜利，以及一九五二年至五三年由于朝鲜战争期间国内资本主义的捣乱而不得不采取的没收资本主义财产的行动，并没有证明中共自称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在过去—将来也会—曾经有过其它的社会阶层曾经站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领导革命运动，甚至于夺得了国家政权。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种例子，那就是一次次的农民革命。最近的一个农民革命是太平天国叛乱。虽然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是崇尚权力的基督教神秘主义者，而且即使他们取得政权，他们也没有明确的观念去运用这个政权，但它在一八五一至一八六四年之间，却席卷了半个中国。只因帝国主义援助了清廷，太平天国才被镇压下去。
检验中共的本质，并不是使它夺得政权的斗争，而是它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测量中共政权的一部份方法，就是它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态度。这可从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会议以至尼克松访问中国等几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事件上看出来。
日内瓦会议于一九五四年五月召开。在那时候，越盟在奠边府刚打垮了法国军队。日内瓦会议就是决定这个前法国殖民地的命运的。整个越南是在解放军的手中，法国殖民主义者已经根本不能打不下去了。但是日内瓦会议的结果则是，帝国主义无法在战场上嬴得的东西，却在谈判桌上得到了。这就是，经过五个星期僵局以后，越盟、苏联和中国的代表，突然作出出人意外的让步，同意撤退越南军队到北纬十七度以北，同时准许在南方成立一个法国傀儡政府。这就使帝国主义得到一个据点，使它在几年之后重新发展反对越南人民的侵略战争。
我们现在知道，越南人民为了这个对敌人的慷慨，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问题是为甚么在当初他们同意这个建议呢？一九七一年发表的五角大厦文件（THE PENTAGON PAPERS）首次提供美国政府方面对日内瓦会议所发生的事情的内幕：
“我们可以说，日内瓦协议的条文（甚至根据中央情报局的报告）并没有反映越盟当时的实力和控制。现在我们要了解这是甚么原故。阻挡越盟当时的野心倒不是西方的抵抗或奸诈，而是中苏要它合作的压力。……莫斯科和北京联合在一起或者分头要越盟让步。两个首要的共产主义代表，周恩来及莫洛托夫，是打破僵局趋向调解的主要角色。……他们的外交标志就是‘和平共存’。中国特别感兴趣的是边境安全、缓冲地带、阻止美国在该地区形成同盟、以及国内建设，这两个共产主义强国毫不踌躇地主张他们的利益比越盟的利益重要。”
[3]
这“五项原则”是：（1）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2）互不侵犯，（3）互不干涉内政，（4）平等互利，（5）和平共处。
从甚么时候开始，马克思主义者担保不干涉工人阶级与其统治者之间的斗争，而说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内政”呢？上面这五个原则，不是中国单方面起草的，它写在周恩来与尼赫鲁签字的联合公报上（一九五四年六月在新德里）。我们可以了解，尼赫鲁是很高兴地接受中国的不要站在印度人民一边来干涉印度内政的诺言。但是，一个自命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政权，竟会作出这种诺言！
有人说，这完全是假心假意的一般外交辞令，不必对它认真。毛派就作如是解释。他们说，我们一定要对敌人说谎、使敌人不加提防、因此才比较容易地得到最后胜利。如果这真的是北京的意图，那北京只不过运用错误的策略—企图运用资产阶级的奸诈，在群众的背后去摆布一个革命。但问题是—谁会这么容易上当—诡计多端的经验丰富的世界资本主义领袖，抑是刚开始政治自觉的群众？印度工人阶级怎么能够知道中共只是假装与印度统治者修好，而且使印度资产阶级蒙在鼓里呢？
不幸的是，从北京的外交记录中，我们实在得不出这种宽厚的裁决。毛和周都是主动地要和资本主义政府合作，而且不止一次地与反动的统治阶级公开地订立反对它们的人民的协议。这些事实都有文件可以证明。
最能够测验毛泽东主义是否是革命行动指导的，莫过于印度尼西亚事件了。
六十年代初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世界上尚未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中最大的党。在这个有一亿人口的国家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有三百万党员、三百多万青年团员。还有二千万人属于它所领导的工会及群众组织。在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共产党在数量上有这么优越的力量足以夺取政权的。中苏分裂后，印度尼西亚共支持北京。
北京要在印度尼西亚作一个抉择：支持反苏加诺资本主义政府的工农革命，抑是培养苏加诺的友谊与联盟。它选了后一条道路。
在毛泽东的赞同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但不反对苏加诺，反而以苏加诺政府是“反帝”为理由，臣服于苏加诺政府。自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五年，苏加诺愈来愈限制自由人权和政治权利。他在一九五九年解散了民选的立宪会议。从此以后，他就像国王一样统治国家。他这种做法得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完全支持。提议解散立宪会议的不是别人，就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D.N.AIDIT）！艾地于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的演讲，把该党的阶级合作路线说得最直截了当了：
“从事民族斗争的时候，我们必须坚定地坚持基本的原则：把阶级及党的利益放在民族的利益之下，换句话说，把民族的利益放在阶级及党的利益之上。”
[4]
印度尼西亚的事变并不是统治阶级的突击或有效率的军事组织等聪明的计谋的结果。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弱点，不在技术上，而在政治上。它教育群众期望统治阶级的自由派来领导他们，期望从现社会中得到正义，相信将军们不会采取极端的手段。这种教育的后果是瘫痪了群众的抵抗意志，使他们甚至在屠杀开始的时候，还相信事情会解决的—并不是要他们起来反抗，而是要他们被动地等候困难过去。因此，印度尼西亚的工农所得到的结果是个可怕的历史悲剧，他们到现在还在受惩罚。可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行为不止是悲剧。它是罪恶地叛卖它所领导的群众。
北京除了与艾地公开联盟外，还扮演哪些角色呢？北京应该负甚么责任呢？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路线很可能是它独立形成的。它的支持毛泽东反对莫斯科很可能是一种机会主义行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毛至少应该公开地告诉印度尼西亚群众；不要信赖资本主义的老板；需要公开战斗的时候一点也不能宽容！
但是，如果中国讲这种话，就会在争取资本主义政府承认中国的努力上失去苏加诺的支持。这表示中国要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决裂，要失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中苏争论中替毛泽东集团带来的声誉。
北京的民族主义官僚层认为这些因素比印度尼西亚群众的命运及他们所需要的革命更重要。北京在北京周报上发表了苏加诺的演讲词—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在一九六五年五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向印度尼西亚共中委会致祝贺词。在此祝贺词上，他以如下的句语赞同印度尼西亚共的阶级合作路线：
“艾地同志所领导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依据它自己国家的革命实践，灵巧地创造性地运用发挥了马列主义；它已经极成功地将马列主义印度尼西亚化，独立地得出符合印度尼西亚人民基本利益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而且领导印度尼西亚的革命斗争从胜利到胜利。中国共产党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这样密切的坚定的战友，感到非常骄傲。”
[5]
一九七一年是北京开始与华盛顿缓和的一年。接着就是尼克松的访问中国。从那时候起我们就看出毛泽东外交政策的两个要素：一个就是在革命的危机中，中国会支持“第三世界”的政府反对它们的人民，另一个就是中国会与帝国主义结成集团，共同反对苏联。
一九七一年殖民地世界发生了三个大变动：孟加拉国人民反对巴基斯坦政府的暴动；锡兰（以后改名为斯里兰卡）的“青年暴动”；苏丹的军人独裁政府与苏丹的工会及共产党摊牌。在这三件大事中，毛泽东都公开地站在资产阶级政府的一边反对群众运动。以下我们将分别叙述三件大事。
中国与巴基斯坦结盟，是在一九六二年中印边界战争以后。为了珍惜这个联盟，北京避免公开地批评巴基斯坦的军人独裁政府。
事实上，巴基斯坦并不能构成一个国家。它是英帝国主义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两块国土，中间间隔着一千多哩的印度领土。这两块国土是一九四七年英帝国主义硬从当时的印度割出来的。两边没有共同的语言、历史与文化。组成共同的政府的唯一基础就是两边的大多数人民信奉回教。然而在这神权政治的基础上，西巴基斯坦人剥削了东巴基斯坦人达二十年之久。
一九七一年三月，当雅耶汗将军由于他的支持者都落选而推翻选举结果的时候，“东巴基斯坦”人民自动的爆发了革命。雅耶汗的反应却是进行灭绝种族的屠杀。可是，东巴基斯坦人民终于嬴得了胜利，赶走了外来的统治者，建立了孟加拉国国。但是，在这个斗争中，毛泽东不站在被压迫者的一边，却站在压迫者的一边。周恩来在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致雅耶汗的信中清楚地说明中国的立场：
“我们相信，经过了他与你的合作者增加的接触，以及你个人的努力，巴基斯坦的局势一定会恢复正常。为了保证国家的生存、繁荣及强大，巴基斯坦的统一，以及东西两省人民的统一，是必要的。我们一定要把广大群众与一小撮破坏巴基斯坦统一的人区分清楚。”
[6]
在锡兰，一九七零年选举所选出的自由派联合政府，使群众期望重大的社会改革。班达兰乃克夫人的资本主义政府包括了亲莫斯科的共产党，和脱离了托洛茨基主义的社会平等党等小数党。这两个少数党的参与，虽然帮忙资本主义政府嬴到了工农的选票，但是却使这个政府很难得到帝国主义的投资和贷款。一九七一年春天，这个联合政府打算对群众运动作明显的打击，来改正不安定的局面，因此重新向国际财政资本保证它的可靠性。为了争取锡兰的友谊，北京竟赞同锡兰政府的野蛮行动。三月六日有人向科伦坡的美国大使馆发动攻击。政府方面说是从来未听过的“毛泽东青年阵线”所发动的。但是明眼人都知道这是政府或大使馆人员自己发动的。
三月十六日班达兰乃克夫人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同时开始镇压激进的青年组织人民解放阵线。官方报纸虚构了一个恐怖主义的左派青年所发动的武装暴动故事。政府就凭这个虚构的故事向世界帝国主义、北京和莫斯科要求供应军火，而同时向所有的反对力量发动真正的恐怖行动。
人民解放阵线倾全力来抵抗政府的袭击，零星的战斗在全岛继续了好几个星期。数百人被捕，被关在集中营里。资本主义政府用这些手法来严厉地限制锡兰的民权。
北京不但公开地供应军火，而且于五月二十四日借给锡兰三千万元的免息贷款。北京还要替锡兰之镇压左派作政治掩护。周恩来给班达兰乃克夫人的电报文上说：
“中国人民遵守毛主席的教导，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一向反对过‘左’及右倾机会主义。
我们高兴地见到，由于您的领导及锡兰政府的努力，一小撮自称为“格瓦拉主义者”所制造的混乱局面终于平息下来。
我们相信，由于您的领导及锡兰人民的合作和支持，这种以暗中损害锡兰人民利益为目的、且由国外反动分子所策划的暴乱行动一定会失败。
我们完全同意您所提出的保护国家主权及反对外国干涉的正确立场。”
[7]
一九七二年二月，毛和周欢迎尼克松访问北京。从二月起，到五月的莫斯科高峰会议间，尼克松却下令轰炸河内，以及在海防港布放水雷。据日后的五角大厦文件透露，在这之前几年，这个政策一直被华盛顿决策人所排斥，理由是它必定会导致莫斯科及北京直接参与越南战争。可是，到了一九七二年春天，勃列日湼夫和毛泽东，只想得到美援和美国的贸易。所以他们对于美国对北越轰炸的升级就不提出对抗的方法，只让越南解放战士用自己的武器来保卫自己。两个最大的工人国家抛弃了在火线下的越南人民。这行动所产生的不良结果，不会因为南越腐化的美国傀儡政府的最后垮台而减少。
一九七二年以来，北京的外交政策已经变成与美国的右派一样的右了，它坚决主张北大西洋公约的增强，美国制造中子弹，日本重新武装，而且支持全世界的反动的军事独裁政府，北京支持这些反动政府的唯一先决条件，就是这些政府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很少国家会不愿意这样做的，所以现在跟中国友好的政权—即不会受到公开批评的政权—包括智利的皮诺息军人执政，西班牙王朝及伊朗国王等令人讨厌的统治者，如果你今天住在中国的话，你永远不会知道在伊朗及智利还有政治犯被迫害，被处决呢！
能够总结北京在毛的最后一年的外交方向莫过于美国作家，老毛派及美中友好协会前任主席韩丁（WILLIAM HINTON）了，韩丁在最近一次对他的访问中解释，中国现在认为主要的危险是苏联而不是美帝国主义，而且正要与具有这个意见的资本主义政治家采取共同的行动，韩丁说：
“中国判断世界领袖的标准是他们了解这个新的力量关系的程度，因此，他们觉得〔英保守党领袖〕希斯（EDWARD HEATH）比〔工党领袖〕威尔逊（HAROLD WILSVN）好，〔西德右派政客〕史特劳斯（JOSEF STRAUSS）比〔社会民主党领袖〕布兰特（WILLI BRANDT）好，〔右派美前任国防部长〕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比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好。”
[9]
北京甚至要与美国军人集团的极右派建立一个特别的关系，对于这点，只要看看美国前海军上将塞姆瓦特（ELMO R. ZUMWALT）以贵宾身份于一九七七年夏天在中国作了一个月的旅行吧。塞娒瓦特以一九六八至七零年在越南任美国的海军司令出名，他被中国邀请的理由，不是中国需要与美国建立关系，因为他不再代表美国政府，他是以所谓当今危险委员会的一个领袖的资格访问中国，这个团体在美国寂寂无闻，却被北京的报纸大大地吹捧，它是个右派军人的委员会，批评美国对“共产主义软化”，以及没有花足够的钱制造炸弹来对付“苏联的威胁”，它的宣言，甚至被资产阶级的主要报刊所忽视，却被北京的报刊尽职地转载。
斯大林主义，不论是中国的形式还是俄国的形式，表示了在工人国家居首要地位的特权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层的狭隘民族利益和观点，这个阶层，只有把工人阶级排除政治权力以外，才能通过官僚机器来抓住国家的权力，它的僵硬的权威至上主义，显示了这个社会集团的真正弱点，它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密切关系要从这方面才能得到解释，官僚层在工人国家里既不稳定，也不“泰然”。它既不是新的统治阶级，又不是伪装的资本家阶级，它既不代表工人，又不拥有国有财产，它不像资本家或资本主义以前的统治阶级那样在生产组织中扮演必要的角色，它的存在只是个寄生虫。
在整个历史上，专制政权一向是危机的，和社会极度紧张的短暂存在的表现（它与阶级专政的那般极端形式不同；阶级专政是阶级社会整个历史的特点）。
反资本主义的革命，以及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结束，引起了群众的期望，群众的期望加深了群众与新兴的官僚层之间的矛盾，托洛茨基对三十年代后期发生在斯大林的苏联的这个过程有如下的描述：
“在这个经历过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土上，除非对群众施加大量的谎言及日益可怕的镇压，否则不可能维持不平等、贵族统治、以及积累特权的现象。
官僚层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贪污和偷窃，贪污和偷窃并不构成剥削（科学意义上）的制度。但是，从人民群众的利益与立场看来，这比‘有组织性的’剥削更坏。官僚层不是一个科学意义上的占有阶级，但是它所包含的罪恶，比占有阶级的罪恶大十倍。就是因为缺少定形的阶级关系，以及这些关系不可能在十月革命的社会基础上存在，国家机器的运转才有如此的痉挛性质。为了使制度化的偷窃永久存在，官僚机构不得不采用制度化的强盗行为。所有这一切构成拿破仑主义的强盗行为的制度。”
[10]
在国内，官僚政权培育一些生活较好的农民层份，在城市中也培育一些特权层份，以对抗工人阶级和激进学生，在国际上，官僚政权要和帝国主义及其附庸国家妥协。
在长远的计划上，帝国主义—包括西欧、日本及美国等所有工业先进国家—必须对所有工人国家的国有化计划经济保持一个不可调和的敌对态度，因为这些计划经济排除外国资本的大规模渗入，但是它对控制工人国家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态度，却比较有伸缩性，只要帝国主义在短期内没有能力在这些国家中恢复资本主义，它就会利用官僚层之需要帝国主义的“支持”，来达到两个目的：一方面可以切断官僚层被迫对反资本主义的起义运动的援助；另方面可以挑起莫斯科与北京之争，坐收渔翁之利。
在中国革命胜利后的头几年，华盛顿的中国政策是建立在以下的前提上，那就是外交上，经济上，军事上封锁北京，会使中国人民欢迎蒋介石回去统治，或者可以不经一战地从外面促使此事实现。事实证明这是白日梦。到最后，华盛顿终于明白，中国人民即使对毛泽东主义不满，也不会欢迎资本主义复辟，这就打破了美国统治阶级希望快速地或者轻易地战胜中国革命的迷梦。接着，华盛顿就得到中苏分裂这个意外的收获，但华盛顿怎样利用这个分歧呢？它的最初设想，是以牺牲中国为代价与莫斯科订立协议，这就产生了中国政府对世界大事采取最激烈言论的时期，从此以后，美帝就慢慢地重估了这个片面的战略，它决定作一个试验，看看是否与毛谈判而使他了解放弃世界革命的必要，更能符合帝国主义的利益，美国这个转变，是由越共一九六八年的春节攻势以后美国军队在越南节节失利所引起的，于是美国就在华沙开启了与北京间接谈判的外交途径，毛政权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当华盛顿在越南试探了北京的意图，知道北京对美国的轰炸河内不表示甚么态度以后，尼克松和基辛格就向北京表示要和谈，至此就完成了美国的策略的转变。
北京之热心要帮华盛顿的大忙，对美帝非常有利，为了换取联合国的席位及扩大与美国、西欧、日本贸易的机会，北京放弃了发动“人民战争”来反对殖民统治的口号（唯一的例外是对付名誉极端扫地的殖民国家—罗德西亚、南非联邦、以色列、北爱尔兰—以及几个遗留下的殖民地，莫斯科以及某些资产阶级自由派也采取同样的立场）。
莫斯科及北京都提供了一幅“社会主义”的野兔要与帝国主义的猎犬赛跑的可怜景象，它们的外交目的在于警告这个或那个资本主义政府提防对方的诡计，譬如，在越南战争末期，苏联开始流传一句无疑是伪造毛泽东于一九六五年对中共政治局会议所讲过的话：“为了中国的安全，我们一定要得到东南亚国家，包括越南、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等。”[11]
北京也不甘示弱，它反过来要求全世界新殖民主义的政权称苏联为帝国主义—说苏联比美国“更危险”，在这个手法上，毛集团与毛的继承人之间并没有多大的分歧。
“四人帮”被整肃以后，人民日报描写苏联如下：
“这个帝国主义阵营中的暴发户，必定要以十倍的贪婪和百倍的疯狂，向第三世界发动全面的侵略扩张，第三世界国家及其人民，由于多年的斗争经验，已经更清楚地了解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对外侵略方面，已经比老牌帝国主义走得更远，而且成为他们的最危险的敌人。”
[12]
“这篇文章说，由苏联所策划的古巴军队在安哥拉的公开干涉，已使美洲大陆的国家重新考虑，是否需要某种预防措施，以防止苏联将来利用第三个国家的军队为雇佣军而发动侵略。”
[13]
北京希望能够从美国、西欧和日本得到一些贸易，外交和军备的支持，官僚层就可以继续在新型的万里长城后面建设它的“社会主义”。
但是，也许有人会问：除了向帝国主义求助以外，北京还有第二条路可选择吗？当然，中国政府不应该拒绝与任何政府订立有利的贸易协议，不管这个政府是资本主义，或是非资本主义，中国政府也许要付很高的价钱来取得跟外国资本主义政府和公司做生意的“特权”，但是这不是问题的中心。
问题是：为了脱离贫穷，中国人民要走怎样的道路？鼓励国家的孤立，而且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的敌人联合起来反对工人阶级的运动吗？即使有人说，这种犬儒主义作风是符合现实的，能产生结果的，但是，这种作风是不值得效法的，主张人类从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人们，应当在道义上憎恶这种作风，同时这种办法也是行不通的，起不了作用的，斯大林主义者不会愚蠢到连这个道理都不懂，他们之选择与外国资本主义联合的道路的原因是：他们自己知道，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扩张，以及人类真正自由的社会的来临，会使他们没有立足的余地。
马克思所认定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建基在共同合作的生产者民主管理上的国际社会，这个观念还是比斯大林主义者的所有不正当的交往和野蛮行为更现实和实际，它的现实性，可以从各欧洲被压迫人民周期性的不可压制的爆炸上看出，这些人民，甚至在没有组织、没有领导的情况下，还要争取控制自己命运的权利。
在斯大林主义发生堕落以前，指导第一个工人国家领导者的，就是这些观念，在国内，苏联是建基在苏维埃（即工人会议）民主地控制国家机构和经济制度上，在苏维埃中，俄国工人阶级及苏联境内其它民族的工人的任何政治派别，都可以提出它们的政纲，争取多数的支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群众真正地参加了政治生活。在国际上，苏维埃联邦这个观念就与一国社会主义的观念完全相反，苏联的意思不是一个单独的国家，而是一个世界政府的萌芽。
列宁时代的苏维埃宪法所规定的国家结构，并不是一个单独孤立的国家，而是一个有共同的政府与经济的各国联邦，苏维埃联邦的本意就是替新的国家加入这个联邦作准备—如果参与国家觉得它有不同意见而需要脱离联邦，苏维埃联邦的结构准许它有充分的分离权。
初生的苏联优先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帮助其它国家工人阶级的斗争，他们不认为这是利他主义的慈善事业，他们也不认为这是左派红十字会的活动，他们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的斗争的一部份，这个斗争的终极目的是建立一个联合在一起的世界社会。
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国际主义—以及由此而得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发展的战略—和今日任何一个斯大林主义所控制国家的大国沙文主义，是个尖锐的对比，中国宪法只提供了一个单一的永久的国家，并没有想到要与其它的国家结成一个经济的整体。
中国的这种远景，只假定资本主义会延续好几个年代，所以让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的国家以外自行其是。
中国的斯大林主义统治层所弥漫的民族主义，不但阻碍了中国革命的国际扩张，而且否定了非汉族的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这些少数民族，虽然只有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即五千四百万人，但占有中国的大部份土地，中国目前的少数民族政策，比中共刚成立时的立场退步得多了，甚至在一九三一年“江西苏维埃”时代的宪法，还有这么一条：
“中华苏维埃政府承认中国少数民族的自决权，完全的分离权，以及形成独立国家的权利，所有蒙、藏、苗、瑶、高丽以及中国领土上的其它少数民族，都享有充分的先决权，换言之，他们可以参加中华苏维埃联邦、或者脱离而成立他们自己的国家。”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禁止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份。”
[15]
在中苏分裂的最初几年，中共好像要建立一个“马列主义党”的国际组织，但是在印度尼西亚事件及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这个计划就没提起了，在毛的晚年，北京对国外的毛派一点兴趣也没有，当中国的报转载国外毛派报刊的文章时，他们从来不选择有关该国阶级斗争的文章，而只限于刊登在重要节日向北京的贺词，以及谴责苏联政权的文章。譬如，自从美国的进步劳工党于六十年代后期叛离以后，北京迟延了好几年才从几个争宠的毛派团体中，选了一个继承党来，比较外向的华邓集团对这个问题似乎有一点改变，匣就是小小的美共（马列）主席克朗斯基于一九七七年夏天被邀访问北京，这个消息在人民日报的头版注销来，可见中共对此事的看重。
[1] THE AMERASIA PAPERS：A CLUE TO THE CATASTROPHE OF CHINA（美亚文件：中国大灾难的一个线索），第2卷，第1,144页。
[2] 同上，第1,145页。
[3] “STUDY PREPARED BY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UNITED STATES-VIETNAM RELATIONS，1945至1967年（“国防部所作的研究”，美越关系，1945至1967年），第一册，第三部份，第C节，第1至2页。
[4] 见DONALD HINDLEY的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ONESIA，1951-1963年），第286页。
[5] 新华社公报（英文），1965年5月23日。
[6] 法国LE MONDE（世界报），1971年4月14日。
[7] CEYLON NEWS（锡兰新闻报），1971年6月3日。
[8] 合众国际社电讯，1971年8月5日。
[9] 前卫周刊，1976年5月5日。
[10] 托洛茨基，“拿破仑主义的国家哲学”，托洛茨基1938至39年的文集，第325页。
[11] 远东经济评论，1974年3月25日。
[12] 新华社公报（英文），1976年10月15日。
[13] 同上。
[14] 见WERNER KLATT所编的THE CHINESE MODEL（中国模式）中GEORGE M.PATTERSON所写的TREATMENT OF MINORITIES（对少数民族的态度），第154至55页。
[15] 新华社公报（英文），1978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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